【抗爭一年．評論系列】社運變形記
2020/6/8 — 10:17

Ovid 是古羅馬三大詩人之一，全名是 Publius Ovidius Naso，公元八年五十嵗的時候被羅馬帝國始皇帝奧古斯都流放到黑海之濱，在那裏終老，原因一説是因爲揭露了皇帝的私隱。2017 年，羅馬市議會替他平反。他的最重要著作是神話史詩 The Metamorphoses，中譯《變形記》，全詩五六百頁，我大學畢業之後那年讀過一半長的簡本，印象深刻。中文維基這樣介紹：

「全詩共十五卷，取材於古希臘羅馬神話。根據古希臘哲學家畢達哥拉斯的『靈魂轉回』理論，變形，即人由於某種原因被變成動物、植物、星星、石頭等。這一線索貫穿全書，是古希臘羅馬神話的大匯集。故事按照時間順序敘述，由宇宙的創立、大地的形成、人類的出現開始，直至羅馬的建立，凱撒遇刺變為星辰和奧古斯都建立統治為止。」

今年世界醖釀巨變，去年下半年在香港發生的事乃不可忽略的元素，香港成爲了二次世界冷戰的 ground zero，而這座名城裏的人，也在經歷著意識板塊潛移。格局如此宏大的現世史，非我這支禿筆可以描述萬一，我只能懷著對詩人的敬意寫下一點心得。

2019 年香港的抗爭史無前例，社運脫胎換骨，一如《聖經》所説，年輕人憧憬異象、老者做新鮮的夢，儘管槍林彈雨血肉模糊硝烟吹滿城，還有那處惶恐與勇毅之間的九千手足正在思考著坐穿牢獄的心理準備。

然而運動最令我驚詫的，除了那每一震撼人心的無數細節本身，就是所有那些細節共合衍生出的一種前所未見的浪漫，從 6.12 占領立法會「去罩示真身」那一幕到後期理大留守戰飛索求生，那一筆一筆濃烈超現實，都是香港近四十年民主運動裏從來未有過，不是在文學藝術裏創成而是自生活本身釋出，並不需要巧匠加工。分析這浪漫的出現，對比一直以來的缺無，或者是理解這場運動的一個有效切入點。

我大膽地指稱，之前三十多年的民主運動基本上不是内在產生、即不是在香港人文化 DNA 裏孕育成；而是個別先行者從外國經驗和理論裏學習得，加上來自中國的專制主義外力造成民衆心中的恐懼與排距，兩者於是結合，生成了八十年代至本世紀一十年代的代議民主運動。這個民主運動予以自己的使命，就是尋求《基本法》似有若無地許諾了的真民主雙普選。然而，就是連《基本法》這部讓民主運動元老領導及參與者安身立命數十年的文件，也是外來的；香港人當時要求的「三腳櫈」並未能實現。

上世紀八十年代香港文化意識兩大來源 - 中國傳統文化和英國殖民文化，儘管包含這些那些好東西，卻幾乎都沒有民主成分 。孫文的民主革命活動在香港一掠而過，而且在中國失敗了，只留下淡淡一抹苦澀，再從外面引進因此必要；否則香港人只承襲那兩種舊文化的話，近年的中國專制主義入侵必定勢如破竹。因此，香港民主運動的先行者還是功不可沒。

可是，如此引進而非與生俱來的民主觀念還只是一種理性認知，民衆知道要取得要實現還得付代價，因此會猶疑。這就好比一個小市民心儀一部在櫥窗裏看見的高端凌志，看看叫價，就會覺得自己的老爺豐田還不錯，便是有問題，修補一下還可以多用幾年。況且，文化引進還有一個水土問題，便是有普世價值的東西，也不可能 plug and play。當年流行歐美的肯德基初度來港銷售卻鍛羽而還，因爲接受它的文化條件不具備；烤鷄如此，況乎民主。

因此，在量的方面，香港人對單純民主的需求有限度，加上中國的專制主義本性並不願意給予太多讓步，這個供求關係決定了在歷次香港選舉投票中觀察到的「六四黃金分割率」，而這個比率平衡，前幾年還因中國國力上升等因素而有輕微下降。在質的方面，老一輩的民主追求止於付出體力和時間參與大體平和的靜坐與游行。這種質與量的民主訴求，顯然生不出多少浪漫。

然而，深刻的轉變大約在五六年前首先在戰後第三代香港人當中出現了。這新生代有第二代無意中爲他們種下的前世命定、與生俱來的香港人認同，很快擺脫了先輩單薄無所恃的地球村觀念和那遠看很優美、愈近愈恐怖的大中華主義。這種籠統地稱作「本土」的意識，也同時把外來的民主觀念本土化、感性化。

本土化了的各種政治訴求，已經不限於那其實處處隱藏殺機的外來《基本法》。港人治港和真民主雙普選並不需要什麽法源，更不是什麽中央恩賜、剩餘權力，而是不正自成的，所有須要法源和恩賜的東西都是假的；先輩要經歷三四十年生聚教訓才得出的結論，在新生代中凴直覺取得。繞過《基本法》達至民主，唯有通過自決、獨立。這種認知是感性的。

本土意識是發自内的、防守性的，比先輩的進取性拿來主義的民主訴求性質不一樣。你向北京要時間，北京給你五十年；你向北京要民主，北京不給你哀怨，卻僅止於哀怨。但新生代不這樣：你要來奪走我的 birthright，我就跟你拼命。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前世命定、與生俱來，所以不知所起。去年的運動，原原本本就是這種先前以爲只在文學藝術裏才有的浪漫。但它不生於文學藝術，而源自新生代抗爭者的生活和生命本身，因此連他們的口語和想象也都是浪漫的。

他們以「手足」互稱，這個先輩們只會在文言文學裏碰到才不覺得生硬的詞語，他們卻是那麽自然而然地用上；但是，那些在前綫電光火石之間以自己的軀體抵擋警棍和子彈的抗爭者，除了用這個詞語互稱，沒有更合適的。這個用法，已經超越先輩們的生活經驗。前綫不願「送頭」，卻欣然「攬炒」，突破了先輩們的語言習慣、抗爭道德和安全底綫。他們願意捐棄生命，卻堅持要勝利、要幸福，為互勉而創造出「煲底相認」的童話，悲涼凄美艷麗盡在其中，更不是我們這些乾癟得早已滲不出荷爾蒙的老一輩能夠想象出。「生而不可與死，死而不可復生者，皆非情之至也。」

香港的新生代要跟民主自由戀愛，反掉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上演了自己編譜的《牡丹亭》，湯顯祖那兩句話，卻恰好是新老民主運動的分野。

方法論

去年的運動期間，還有一個常用詞：「進化」。這個詞既指抗爭路綫觀念上的轉化，特別指和勇結合、新派不駡老派，老派支持新派，起碼不割席、不語「鬼」，兄弟爬山，各自努力。但用得更多更頻繁的，是在抗爭的手段方面，包括宏觀與微觀。

第一代民主派的抗爭方法論師承共產黨馬列毛，教頭是司徒華。華叔在七十年代的教師工會抗爭中，取得成績；其後他有份領導的民主運動，戰績卻未如理想。這套方法論强調統一領導，分清主次矛盾，訂定階段性目標，搞統一戰綫，團結一大片打擊一小撮，注意有理有利有節的運動節奏，靈活交替使用和平的群衆運動和武裝鬥爭（最後這招華叔當然沒有使出）。

毛的方法論，在一個訊息高度流通、兩極化歸邊完全明顯而且已經達至相當穩定平衡的系統内部很難有所作爲。要大幅改變六四黃金分割率，必須强力衝擊改變影響這個平衡的某些關鍵因子，這點過去十多二十年的實踐證明做不到。但是，就算做得到，也是無效的了，因爲如果單純玩選舉游戲，中國使出 DQ，民主派便是支持度大幅增加，也是徒勞。

因此，在選舉游戲以外實力懸殊有利中國的情況底下，民主派唯一出路便是作不對稱抗爭。其一表現，便是以無臺博弈政權的超大臺，在抗爭期間發展出以 autonomous cluster為單位的分散式動員。這種動員和運作方式特別有利於試錯和進化。誠然，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但民衆起碼爭取到某程度的主動權。E 世代的抗爭方式顯然不必和以往的一樣。

毛的抗爭方法論在他那個時代可謂登峰造極，但有兩個原因不能適用於香港的群衆運動。其一是徒弟打不過師傅，任憑你華叔的《矛盾論》讀得怎樣通，人家對你的思路和招數瞭如指掌，打壓用的資源卻比你多強無限倍，你怎麽可能不被對方壓倒？其二是施展毛的那一套需要搞三刀兩面；統一戰綫裏的「同路人」，一早認定是最終要一刀幹掉的。毛在 49 年後説過一句有名的話：「以我的估計，鲁迅如果活到今天，要麽是関在牢裏還要寫，要麽是識大體不做聲。」能夠玩這樣的手段，需要特別骯髒的人格。年輕世代連世故也未懂，以其少艾純真的德性，怎能夠接受那種鬥爭方式？

歸根到底，方法論不是 value-free 的，什麽樣的道德體系就會發展出什麽樣的方法論與之匹配。去年的抗爭方式，與老一輩民主派的認識南轅北轍。當時，一位民主派老朋友見抗爭完全不按毛當年證實有效的章法，擔心會吃虧，我就以這兩點給他解釋。

殺機條款

《基本法》是中國法律，基本上不可信賴，裏頭隱藏的殺機太多 - 幾乎每一則看似開明的條款，都有起碼一則相應的殺機條款。舉例說，第 22 條第一款申明中央和其他中國的政府機構不能干預香港内部事務，但第二款馬上說，如果中央政府有需要在香港設立機構，經...中央政府批准便可。還不止此。這樣寫成的一部法律，條文有爭拗，作最終解釋的是人大常委會；殺手鐧不夠用的話，還有附件三。

如此危險的一部法律，視之爲定海神針，而且豪無準備當北京露出真面目、合法地動用那些殺機條款打壓香港的時候該怎麽對應，是民主派先行者的一個失誤。這個失誤，直接導致一衆同情香港的西方國家至今也視《基本法》為寶典，要求中國尊重它，真是一大諷刺。

導致這個失誤的原因之一可能是以爲中國不懂法律，輕視了四千年的中國式法治傳統，未曾深刻認識到中國沿著這個專制法治軌跡慣性運行乃無可避免的事。大家知道，中國歷史上的法家，一開始就説明白了是為專制君主服務的，代表人物韓非子論法、術、勢，其中的術，就是帝皇術，專門保護君主對付心謀不軌的臣子；其所謂法，則是對付人民的，説白了就是鎮壓機器。西漢自武帝以降，實行的管治是「儒表法裏」，只有宋朝的某些皇帝表現好一些，卻被中國史家譏為積弱。文革後期搞「儒法鬥爭」，法家更上層樓。《基本法》就是這個專制的法治傳統主導下的產物。

民主派先行者的第二個失誤是以爲九七之後的一段時間裏英殖時期的法律實踐大體上得以延續乃《基本法》發揮威力，殊不知那不過是中國的韜晦計加上國際大形勢底下的產物。這個錯誤看法加深了部分香港人和很多外國政要對《基本法》的美麗誤會，以致遲遲未能瞭解到在這部中國法律的控制之下，香港的危機早已深植不明白原來裏頭的開明條款非常脆弱，最後不堪一擊，而香港在法律層面基本上無險可守，要靠其他非常困難、代價非常大的辦法。如果早一點明白《基本法》的終歸不濟事，民主運動的策略和抗爭手法會有早一點的進化。幸好，去年的矛盾爆發，終於暴露了這個真相，不僅香港人知道，全世界也知道了。

上面三段文字，分別從情、理、法三方面回望去年的香港，所發生的事，其影響所及，俯拾即是，上周六四悼念表現出的質變，便是其中之一。面對中國的步步壓迫，香港的社運，從爭取民主向追求獨立的更根本層次進化、變形。那是民主派自己無意也無法做到的，習縂、林鄭和他們的高官黑警勞苦功高。

【你正在被洗腦 請立即注意用詞】

大家成日話要反中反共，但你可能俾中共洗緊腦都唔知。語言唔係口舌之爭咁簡單，而係思想自由嘅鬥爭。

『語言控制思考模式』

喺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嘅《一九八四》入面，極權創造咗一種人工語言 – 新語(Newspeak)。喺新語入面，只有「好」(good)，而「壞」(bad)就被「唔好」(ungood)取代咗。於是人民就唔可能話老大哥係「壞」，最多只可以話老大哥係「唔好」。極權透過定義詞彙、修改或扭曲意思，削弱人民嘅表達能力同思想空間。只要你同極權嘅「好思想」唔一致，就係「思想犯罪」。

點解中共嘅字典入面冇「武漢肺炎」，只有「新冠肺炎」？因為極權唔想呢個病毒被聯想到同中國有關，從而逃避隱瞞疫情嘅責任。示威者係暴徒，係想污名化所有抗爭者；鐳射筆係鐳射槍，係想誇大抗爭武力；催淚彈係催淚煙，係想掩飾黑警過度武力；施暴虐打係止暴制亂，係想合理化黑警濫權暴行。語言係會潛而默化咁影響我哋嘅思考模式，限制我哋嘅想像同表達能力。一旦接受咗極權嘅語言，我哋嘅思想就會被干預，慢慢失去理解真相嘅能力。

『大中華、統戰嘅語言』

中共早就透過大眾媒體、教育以及民間各種方式，利用極權嘅語言滲透我哋。目的係維穩同統戰，遏止反抗思想嘅形成，掩飾極權嘅惡行，扭曲歷史真相。以下我會講一啲常見嘅例子：

返大陸>>>去中國

以往好多人係由中國走難嚟香港，香港只係臨時避難所，中國先係佢哋嘅家鄉，所以會講「返大陸」，即係返去故鄉嘅意思。但六七暴動後，本土意識抬頭，開始有人視香港為家。新一代香港人好多都係土生土長，對中國大陸冇任何感情同記憶，香港先係我哋唯一嘅家鄉。「返大陸」一詞帶有強烈大中華意識，對香港新一代唔適用，而且容易被利用作血統論。所以應該用「去中國」，當中國係一個有別於香港嘅普通國家，唔帶有任何感情同身份認同。

阿爺>>>共狗/匪賊

以前香港人會叫英女王做「事頭婆」，中國政府就叫「阿爺」，就好似英國人係老闆，而中國政府就係有親咁。中共係殺人政權，所謂「阿爺」係狗都不如嘅匪賊，亦都冇任何血緣關係。我哋唔可能認賊作父，必須要摒棄大中華嘅幻想。

九七回歸>>>九七主權移交/淪陷

香港本身就唔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又何來「回歸」呢？當初同英國簽約嘅係大清帝國，當時中華人民共和國都未成立。就算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咗大清帝國嘅國際地位，國際正式講法應該係「主權移交」(Transfer of sovereignty)。中共用「回歸」呢個帶有感情色彩嘅詞彙，挑動大中華愛國情緒，漠視歷史事實同根據。相信對於好多香港人嚟講，九七「回歸」絕對唔值得慶祝，因為主權移交象徵住香港步向沉淪嘅開始，用「淪陷」去形容都唔過份。

內地>>>中國/鄰國

九七前我哋係會用「中國」或「中國大陸」，但主權移交後，港共政府喺官方文件同宣傳大量使用「內地」一詞，並喺法律上定義為除香港、澳門同台灣以外嘅中國一部分，強調大一統意識。「內地」係暗示緊香港係邊陲嘅「外地」，香港人就係化外之地嘅蠻夷，被「內地」所統治，隱含強烈大中華中心思想。所以應該用較中性嘅「中國」，如果想避免同中華民國同古代中國混淆，就可以用「鄰國」去稱呼北方嘅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港矛盾/關係>>>港中矛盾/關係

鄰國成日強調「一國」大於「兩制」，所謂「一國兩制」喺語言上就係有大小先後之分。當我哋話「中港矛盾」、「中港關係」嘅時候，其實都隱含住大小先後之分。中國喺「矛盾」同「關係」上就係用一個不平等嘅方式去處理，係有貶低咗香港嘅地位。如今我哋講本土主義、港人優先，一定要放香港喺第一位，因為我哋唔要再被大國殖民，我哋要當家作主。

水貨客>>>水貨賊

喺港中矛盾下，呢班人搶奶粉搶尿片咩都搶，搶購有限嘅本土資源，禍及香港下一代，仲嚴重影響附近居民嘅日常生活。走水貨逃避關稅係犯法，變相搶劫香港庫房，蠻橫霸道嘅行為同匪賊無異，點解我哋仲要咁客氣叫佢哋做「客人」？

中央政府>>>中共政府

叫得「中央」，即係承認香港係其中一個「地區」，有從屬關係。如果真係「一國兩制」，「中央」係冇權干預香港事務。如果真係「港人治港」，香港政府唔應該係效忠「中央」，而係效忠香港人。香港唔應該係一個普通中國城市，決策唔需要請求「中央」首肯。我哋要認清所謂「中央政府」只係中國共產黨嘅政府。

特區政府>>>港共政府/殖民政府

如果一國兩制唔存在，特區亦唔存在，特區政府只係中共政府（香港分部），特首就係中共香港市委書記。再講白啲，香港係由宗主國控制同統治嘅地方，每日150個單程證係人口殖民、普教中係文化殖民、中資壟斷係經濟殖民，中共係從四方八面殖民緊香港。特別行政區只係殖民地，特區政府就係殖民政府。

『想像受限制嘅香港民族』

香港人多年被中共創造嘅語言潛而默化，受大中華、大一統意識束縛，所以只有好少人能夠「思想犯罪」。相信「回歸」、「內地」就好難挑戰大一統思想；相信「特區政府」、「中央」就好難承認一國兩制嘅失敗；相信「返大陸」、「阿爺」就好難走得出大中華情意結同狹隘嘅血統論；相信「中港關係」、「水貨客」就好難提倡本土、港人優先。

對於中共嚟講，本土思潮就係一種「思想罪」。幾年前本土派打破咗思想嘅界限，喺語言上擺脫咗中共嘅控制，為時代革命埋下種子。如今香港民族嚟到歷史嘅分叉口，如果要找尋出路，必先要重奪思想自由。只有透過不斷想像，我哋先能夠睇到漆黑中嘅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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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的序
新書在書展已有售

余杰：反共是常識，反統是決斷
序盧斯達《我迷失在這場殖民遊戲》

十多年前，有一次我跟劉曉波談到中國民主運動“道阻且長”，有不少當年的參與者變臉脫隊，甚至走上反方向。劉曉波説，在爭取自由民主的道路上，“一步都不能少”，少向前走一步，或錯過某個重大事件，或未能與某個新的思潮契合，就有可能從先行者變成攔路石。我對此心有戚戚焉：一九八九年以來中國的民主運動是如此，一九九七年以來香港的民主運動也是如此。

香港有兩件個案最能說明此一問題：民主黨年輕一代議員許智峯因不堪保安局行政主任在議會內監控議員出入，憤而搶去其手機，被政府建制派聯手狙擊，誓要褫奪議員資格。數以千計的香港市民發表聯署信支持許：“對於近日的手機事件，源頭是政府舖天蓋地監視議員，干擾立法會運作，做法不能接受，引起許智峯議員作出是次行動。許已就事件致歉，並願意承擔責任。……我們呼籲所有立法會議員，尊重選民，勿因黨派利益任意取消個別議員的資格。”然而，民主黨前主席劉慧卿在媒體上一而再、再而三地譴責許智峯，“既不適合留在民主黨，也不適合繼續做議員”。

劉彗卿忘記當年她遭到共產黨宣傳機構圍剿的經歷，如今卻要拿許智峯的人頭給北大人當投名狀。有香港媒體人忍無可忍地反駁説：“一件趕蒼蠅的小事竟都可以發大到好似姦淫擄掠般的十惡不赦。……眾多的荒謬之中，民主黨的荒謬最令人側目，一個壞孩子以身犯險，即使做了蠢事，即使徒勞，也起碼顯示了反抗的意志，同屬隊友的民主黨，不去利用這辛苦掙回來的罪證，完全沒有化危為機的企圖，卻竟先下手為強，先把他活活打死，以為這就可以堵住了敵人的口，最後還好意思叫這危機管理，真是荒天下之大謬。”

另一件事是：本土民主前線前發言人梁天琦因參與旺角騷亂案，被香港法院裁定暴動罪成。其辯護律師蔡維邦在法庭上動情地說，九七年之後民主倒退，他自己這代人甚麼也沒做過，只為自己的事業和家庭努力，到現時事業有成，貪圖逸樂，反而怪責年青人「搞亂」香港，對此深感慚愧。民主派律師吳靄儀在一封求情信中指出，梁天琦是她從政三十年見過最優秀的政治人才，有深刻的理性分析，熾熱追求理想，亦有自我反省、敢於承認，不迴避過失責任。梁天琦以一名大學生的熱誠去找尋香港的出路，同齡人面對的未來是賺錢、買樓、買車、結婚，但梁天琦要面對的是「自由的喪失、黃金歲月的白白流逝」。讓人莫名驚詫的是，曾被中共錯誤地當作“港獨教父”猛烈批判的“城邦論者”陳雲，此時此刻卻往梁天琦背後插刀，在社交媒體上以教主身份居高臨下地對梁天琦判罪：“梁天琦真正犯的罪，是出賣香港前途的道德上的罪。他一手破壞了永續基本法的選舉議程，令香港前途斷送，港人從此陷入黑暗。香港建國之後，再來審理。”

所謂“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三五年”，劉慧卿和陳雲的言行讓人大搖其頭：那些曾經年輕、曾經激情、曾經純真的人物，如果不能勇於“以今日之我挑戰昨日自我”、“百尺竿頭，更進一步”，轉瞬之間就會在“逆水行舟，不進則退”的政治和思想場域中不光彩地退場。並不是所有號稱“反共”的人都是朋友，“反共”只是一條最低的底線和一個不假思索的常識；在今天的中國、香港、台灣乃至整個華語世界，僅有“反共”的想法和做法是不夠的，還必須有“反統”之決斷，以批判中國文化和解構中國為最高目標。在這一點上，奮筆疾書反抗“左膠”和“大中華膠”的香港年輕一代評論人盧斯達，可謂是“自古英雄出少年”。

左膠迷途不知返，反抗“中帝”正當其時

文革結束之後，作為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核心價值”之一的“反對帝國主義”口號，很少出現在中共官方宣傳之中。六四屠殺之後，鄧小平急急忙忙地用“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來掩飾其殺人罪行；一九九二年，卻急病亂投醫地又發表“南巡講話”，與國際資本打得火熱。

在港台及海外華人世界，左派的“反帝”思潮卻一直揮之不去。反帝的台灣作家陳映真晚年成了釣魚臺國賓館中圈養的寵物，卻從不面對中國本身是劣質資本主義血汗工廠的事實；反帝的香港立法會議員“長毛”梁國雄穿著格瓦拉的T恤大呼小叫，卻對年輕人香港獨立的訴求嗤之以鼻。這些貌似進步的人物，一邊追求平等和正義的抽象理念，一邊又維護大中國的美好想像。

“反帝保華”是當年義和團“扶清滅洋”口號的翻版，“只反共產黨，不反大中國”是清末革命黨“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口號的翻版。不反共的左膠認為，中國的不公不義都是國際資本主義的禍害，去除國際資本主義就能救中國；而反共的左膠則認為，共產黨雖然不是“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滿人，卻是信奉馬列主義的“黃俄”，只要趕走馬列這一“外來邪教”，中國就能恢復“天朝上國”的榮耀。而大部分左膠都認為，民主是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只要中國實現了民主化，香港和台灣就會心甘情願地融入大中華。

然而，盧斯達冷靜地指出：“中國文化早就有帝國主義，中國從古到今都是帝國主義，沒有一天不是帝國主義。十九至二十世紀的那一段，其實中國都是帝國主義，只因為實力不足，而潛心等待。在帝國主義的建設路上，中國是西方的前輩，早就在終點線等待他們。在羅馬共和國未形成之前，秦始皇已經「南征百越」，之後不同君主的侵略行動，一直受到後世儒生之文飾。左宗棠、王震在新彊的種族屠殺，國民黨之屠「皇民」，亦自不用言。”換言之，如果只是反對共產黨，而不去除兩千年一以貫之的大中國情結，民主化之後的中國會像俄羅斯一樣，對車臣、喬治亞、烏克蘭發動殘酷而骯髒的戰爭。

習近平上台前，訪問墨西哥時，粗魯無文地説，中國並未“輸出革命”，西方也不該對中國“說三道四”，好像他要關起門來當土皇帝一樣。習近平上台之後，承諾“不稱霸”的中國卻急不可待地向外輸出“中國式病毒”，盧斯達指出：“中國人作為一個團結的整體，雖然經常抗議外國干預其內政，但中國又同時經常用自己的禁忌規範(或化身成「傷害人民感情」一說)，去干預別人的內政甚至價值觀。”中國強迫全球航空公司將“台灣”改為“中國台灣”，強迫奔馳公司撤下達賴喇嘛的人生格言，強迫美國服裝品牌GAP和日本服裝品牌無印良品撤回“台灣製造”的標籤及更改不含台灣的中國地圖，如此咄咄逼人，如此窮凶極惡，難怪被白宮發言人稱之為“歐威爾式的胡言亂語”。

“中國式的道歉”為何流行？用盧斯達的話來說就是：“中國崛起之後，世界「中國化」。中國的禁忌和好喜，以主流國際社會規則作為掩護，以市場作為媒界，擴張到世界，搞到人人被迫遵守。中國與世界的交往方式，好像就只能圍繞著中國自己的禁忌，佐以暴躁的群眾，最後以外國的退讓終結。……中國得以用主權國家的無上權威，將各種問題「內部事務化」，以阻止他人介入，但又同時以狂躁和海量的「民族民意」，脅迫他國在國際事務讓步；得到「主權國家」免死金牌的中國，卻又無意涉獵及採用一點「國際社會」發展出來的中心思想或核心價值。”在香港的有關評論中，這是對“中華帝國主義”最為清醒的認識和最為深刻的剖析。“中華帝國主義”比王朝和黨派的壽命都更長：中華民國取代大清王朝，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但“中華帝國主義”一成不變。

“民主中國”水月鏡花，“解構中國”迫在眉睫

共產黨不是一塊“飛來石”，馬列主義也不單單是一種“外來邪教”，與馬列主義相結合的乃是如假包換的“中國國情”，在這一點上，中共的說法一點都不誇張。

中共奪取天下，除了倚靠武力之外，也是“得民心者得天下”。認識到這一點的人並不多。很多厭惡中共的人士將中共描述得一團漆黑、一無是處、民心盡失、崩潰在即，中共卻在六四屠殺之後三十年一直活得好好的。中共的統治不僅僅靠刺刀——沒有任何一個政權的統治可以坐在刺刀上完成。即便今天中國開放直選總統，即便劉曉波還在世並與習近平展開競選，我相信投票給習近平的人一定比投票給劉曉波的人更多，這才是問題的關鍵所在。在香港也一樣，即便香港有了雙普選，泛民就能佔據多數議席並推出有把握勝選的特首候選人嗎？結果如何，我相信大家心知肚明。

對於中共是否“得民心”，我曾經與某位民主運動前輩有過一番爭論。那位前輩認為，共產黨從未得過民心；我卻認為，共產黨不僅僅依靠暴力統治，當年歡迎共產黨入城的北京人、南京人、上海人是多數，幾年前熱淚盈眶地觀看北京奧運會開幕式的中國人也是多數，一直支持鐵腕統治西藏、新疆和香港以及用武力“收回”台灣的中國人也是多數。把中共與中國一刀兩斷的敘事策略是自欺欺人，反對中共而不反對中共孕育生長的土壤，只能事倍功半、竹籃打水一場空。

比反共更艱鉅的工作是解構中國、打破中國文化之醬缸，像明治維新時的日本那樣斷然“脫亞入歐美”。對此，盧斯達指出：“中國向來不是法國大革命以後講求一體的民族國家，而是一個部落、種姓風格的社會。中央剝削地方，高種姓一層剝削一層下層種姓，孔子以來的學說被視為維持社會和平的必要手段，而二千年來基本不受質疑。朝廷裡的省籍情結，到現代中國的戶籍制度，都是中華種姓的延續。”在面對大中華主義打壓時，港台形成了某種“命運共同體”之關係，盧斯達作為香港人，當然首先關心香港議題，但他也以香港的切身體驗忠告台灣的統派和中立派：“問題從來不是台灣人實際上是抵抗中國，還是順從中國，而是台灣對中國本身就是一個異質子集，從來是信不過的潛在敵人。就算台灣人今天無血開城，恭迎中國軍隊入城，台灣變成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台灣省，也不能改變自己在中華定義下的低賤屬性。”在中原士大夫眼中，台灣人是不可救藥的皇民和蠻夷，香港人則是英帝國的臣民。

大一統跟民主自由價值格格不入。中國非得解體，人們才能自由生活。中國的存在必然帶來地域和省籍歧視，盧斯達評論説：“有些人永遠不能進入「中國人」這個子集之中，他永遠不是「純正」的中國人。例如廣東人就從來極少進入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系統，統治廣東人的中共官員大多數都不是廣東人。”廣東人西化得最嚴重，所以不受信任。反之，孔孟之鄉的山東人“最中國”，也“最中共”。在中共十九大上，山東籍中央委員數量最多，占總數二百零四個名額中的三十個，高達百分之十五，是每個省平均數得四倍。在地方大員中，山東的名額也最多，共有八人。其次是浙江省，中央委員占總名額中的十三人，地方大員共有四人，兩者都不足山東的一半。這是耐人尋味的、關於籍貫和省籍的“微觀政治學”。如果中國解體，四川人管理四川，廣東人管理廣東，就不會出現這種“高等中國人”對“低端中國人”的統治及歧視了。

香港獨立是香港惟一的生路

支聯會“愛國愛港”的口號早已不合時宜，陳雲“香港城邦國”的論述已成為歷史的一部分。如果説台獨思潮肇始於二二八屠殺，那麽台獨真正成為大部分台灣人的共識是在六十多年後的太陽花運動；同樣，如果説港獨的思潮肇始於雨傘革命，那麽港獨要成為大部分香港人的共識還有漫長的道路要走，但越來越多香港年輕人的價值取向已轉向本土、在地、獨立。國民黨是台獨的推手，共產黨則是港獨的推手。

中港矛盾不單單是政治制度的差異，更是文明的衝突，或者更準確地説，是文明與野蠻的對立。難怪香港人那麽在意中國遊客在香港隨地大小便的問題，這個問題即便在中共垮臺後也會長期存在。盧斯達發現，很多時候，人類文明是逆向傳播的，並非優勝劣汰，而是反向淘汰：“在香港，我見到一班很優雅、很天真又很高傲的香港人，如何被窮山惡水出來，因而野心勃勃的中國人玩弄到體無完膚。不只是港英一代菁英被中共愚弄，就算是平民之間也是。中國遊客在香港總是氣焰衝天，佔盡所有人的便宜，還有「左翼人士」保駕護航。”一九九七年之後，隨著大量中國人湧入香港（其中，小部分是中共刻意安排的、為香港“換血”的“五毛黨”，大部分是一心過“好日子”的普通移民），其結果造成香港日漸沉淪。這不是左膠們痛恨的“種族歧視”的觀點，而是活生生的現實，這個現實在中國移民湧入的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等西方國家亦隨處可見——中國大媽的廣場舞讓你無處躲避。

香港沒有能力改變中國，香港太小、太弱，“建設民主中國”不應該是港人的奮鬥目標；香港改變中國最好的方式，就是先爭取自己的自由與獨立，像台灣那樣建立一個典範的“華人民主國”。所以，即便每年紀念六四的香港人越來越少，即便香港年輕一代對六四“無感”，也不必大驚小怪、痛心疾首。香港人有權利選擇自己關注並獻身的首要議題。

有人批評盧斯達等本土派、港獨派太過激進，也有人希望傳統泛民陣營與本土派完成某種“整合”、像共產黨那樣建立“統一戰線”。某些聲稱“以大局為重”、“反共優先”的人士更批評盧斯達對泛民的非議是“破壞團結”、“熱衷內鬥”。我不認同此種看法。我相信，我與盧斯達都贊同這樣的看法：不是所有反共的人都是朋友，那些用共產黨的方式反共的人，即便不是敵人，也不能以朋友視之。左膠和大中華膠一旦掌握權力，未必比共產黨更寬容和仁慈。我們的目標不單單是反共，反共只是其中的“中間階段”，我們的終極願景是自由、民主和獨立。

盧斯達對當下香港民主派陣營並不看好，他期待被自由價值洗滌之後的真民主派的出現：“等香港的主體人民都認清了自己命中注定就是廣義的港獨份子，到時才會有真正意義的民主派。畢竟在立場上反對獨立的，其實只是否定人生而自由的信條，這種「民主派」只是中港之間特定時空、過渡狀體之下的畸型產物，一點也不「普世」。我期待香港有一天「跟世界接軌」，出現第一代貨真價實的民主派。”這正是盧斯達的可貴之處：作為八九十年代之交出生的年輕一代港人的“第一健筆”，盧斯達比老一輩的李怡、董橋、陶傑更為放言無忌，具有劉曉波式的“理論的徹底性”，他直言不諱地“反中”、“反統”並逐漸形成了丰滿的“港獨”論述。當年，麥迪遜和漢密爾頓等人等文章成為美國獨立和美國憲法的精神基礎；如今，盧斯達和他的同仁們的港獨論述也必將成為香港版的《聯邦黨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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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國度復興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