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六天的拜登》孤獨是他的命運交響曲：上台七個月，已面臨排山倒海危機的總統/撰寫：陳文茜

IPCC剛剛發佈全球暖化第六次報告，它預告人類已控制不了地球在2030年後升溫攝氏1.5度。我們必須有所作為：採取迅速行動。拜登在和共和黨成功協商的基礎建設計劃中，放進了氣候及清潔能源計劃。

他覺得歷史的重擔正在他的身上：那是責任也是身為一個政治領袖感到自己可以為歷史帶來改變的使命榮譽交織的感受。

他説服不了頑強的共和黨人接種疫苗，或是戴口罩。於是，他簽署了第三針加強注射保護那些願意接種疫苗的「正常人」。

他以為新的歷史大任務即將開始，而新冠病毒只要明年藥物問世，新冠危機會慢慢解決。

但地球的運作是科學的：地球上的事務向來是不科學、不可預測的。

8月15日，塔利班士兵突然出現於阿富汗首都喀布爾城市外。城外一大片擁有美製武器的阿富汗軍隊直接繳械投降，更糟的是那位美國訓練出來的經濟學家阿富汗總統加尼跑了：棄他的子民於不顧。

而以上所有發生的這一切，都不在美國主要軍事情報機構交給總統的預測範圍。

他們給拜登的報告指出：美國撤軍之後，阿富汗軍隊至少可以撐6-8個月，但最終塔利班戰勝，不可避免。

這是一個沒有邏輯的推論。如果塔利班上台不可避免，軍隊為何而戰？為未來自己被斬首報復而戰嗎？

無論如何，拜登及全球被認為無所不能的軍事情報單位，做了如此的判斷。

他們原本的結論：美國在911之前，阿富汗戰爭二十周年紀念日，可以有秩序的撤軍。如今911二十周年成為恥笑、愚蠢的代號。

事實上，拜登政府這個撤離時間表比川普總統2020年和塔利班簽署撤軍的協議，晚了三個月。

2020年2月29日川普政府和塔利班簽署和平協議，並且對外宣布2021年五月撤軍。

如今川普前總統，應該很高興坐在白宮被迫處理那個不能也不容易善後的山坡荒地國戰爭爛攤子的人，不是他。

阿富汗戰爭由小布希於2001年十月發動戰爭，歷經歐巴馬，川普，拜登。某個角度平實而言，當下的混亂結局，多數總統都很難避免。

那塊土地上沒有幾個可以相信的政治軍事人物，正如未來美國的CIA沒有幾個國際領袖會相信他們。

於是，拜登上任不到七個月，開始面臨如卡特總統時代伊朗人質危機的災難。

8/20日，一堆排山倒海的消息，攤在拜登面前。

#塔利班今天通過宣布戰勝美國來慶祝阿富汗的獨立日，他們將自己描述為“強大而驕傲的力量”。

#試圖逃離絕望的阿富汗人包圍了喀布爾機場，塔利班武裝分子駐紮在外，一些塔利班士兵開槍控制人群。而美國軍事力量不足以提供民眾從喀布爾到機場的安全通道，而且如果美國這麼做除了必須增兵和塔利班再打一個小戰爭之外，因此產生的難民人數，不是美國準備接納的人數。塔利班在機場外的管制，毆打民眾甚至開槍，説穿了，其實符合美國的利益。

#拜登週三表示美國軍隊可以在 8 月 31 日撤軍最後期限之後，必要時繼續撤離所有美國人，但根據CNN及WP、NYT 查核，美國和阿富汗塔利班的協議並沒有這一項。意思是：拜登在關鍵時刻，比較像歷來的美國總統，他為了美國的良好形象，説了善意的謊言。

#悲傷的消息包括8/16日爬上美國運輸機自空中墜落、粉身碎骨的人之中，有一位是阿富汗國家足球隊球員，他才17歲。

#隨著阿富汗局勢的爭奪惡化撤離，美國總統拜登正面臨著他擔任總統期間最艱困的日子。

CNN回顧過去五天拜登的處境。

第一天，當他獲知阿富汗最新情勢時，他獨自一個人坐在大衞營，抬頭盯著一排被 18 把空皮椅包圍的監視器，18台監視器正在播放來自阿富汗四面八方的消息：答案都是，完了！

那一刻開始，拜登陷入了他擔任總統七個月以來最可怕的日子，而且可能伴隨他一整個任期：如前總統卡特，並且可能徹底結束他連任的機會。

8月15日至16日，他在國內或是國外，所有最可靠的盟友，紛紛指責他領導無方，並陷美國長期聲譽於損害。

這些人，當然少不了投機者。民主黨人必須面對明年期中選舉，趕緊譴責拜登，劃清界線。美國主流媒體，不能接受如此荒唐的美國。參與聯合國維合部隊的各國領袖也在其國內，陷入困境，例如澳洲總理莫里森，他一方面誇口會照顧曾經與盟軍合作的阿富汗人，但也被澳洲媒體發現好幾架飛機是空的，它們主要帶來軍事物資，飛機走的時候，上面空無一人：或是乘載澳洲人撤離的飛機上，仍有空位。

英國首相Boris Johnson 當然不會放過和拜登劃清界線的機會：「我如此震撼美國的失能撤離」。之後，他承諾將收容二萬阿富汗難民。

他的話可信嗎？

事實上，過去十年，塔利班早已在巴基斯坦邊境恢復勢力，佔領部分省份，當地曾經和英軍合作的口譯人員，面臨報復，他們過去幾年，曾經依據英國的承諾，提出居留簽證申請，從來得不到回覆。於是走過邊境、走過北非，徒步通過非洲大陸，越過地中海生存下來，抵達法國加萊。他們以為這只是一場誤會，英國政府不會不承認自己的承諾，於是在英法海底隧道法國這一端，有一個難民營，都是阿富汗難民。他們已經在那裡等待英國政府接納，超過六年。

但別人可以玩兩手策略，川普可以説風涼話：惟獨坐在白宮的拜登，沒有模糊空間。

那個橢圓辦公室，如今更像一個監牢。

8/17日開始，白宮爭先恐後地通過簡報、演講和採訪，向公眾解釋阿富汗的混亂局面。

但長期偏向民主黨的CNN用以下字眼形容拜登：拜登本人仍然對他的決定毫無悔意，他對外界批評不屑一顧，並堅稱美國人民最後會支持他。

與此同時，白宮官員們試圖繼續他們的日常工作，安排在周三發布關於 Covid 疫苗接種加強針的公告，並明確表示拜登仍專注於他的國內議程，包括正在通過國會的基礎設施法案。

他們希望淡化遙遠的阿富汗，但沒有成功。

週四，拜登與民主黨議員的談話不是關於阿富汗，而是關於他的工作和基礎設施議程——這種態度是一種選擇，喀布爾發生了災難，但美國不能忘記如何保持前進，美國的再造及修復破碎的產業，不能因此停止。

美國，比阿富汗難民的人權重要。

拜登的助手仍然相信，絕大多數公眾支持總統從阿富汗撤軍的決定：一旦最初的混亂過去，這場永遠沒有結束戰爭、但必須結束的戰爭，終會引起美國人的共鳴或是諒解。

他們試圖強調本週其他成就——比如最新低失業救濟申請，還有疫苗接種率回升。

但這些，都被阿富汗令人震驚的畫面、美軍顏面掃地、及關於阿富汗人的悲傷故事掩蓋了。

CNN這麼描述拜登危機處理的失敗：拜登眾所周知的頑固也在本次事件中表現無遺。一位白宮官員承認拜登試圖解釋和管理危機並尋求民眾將轉移注意力至國內經濟及疫情，但這看起來沒有奏效也沒有好處。

甚至，適得其反。

紐約時報評論：到目前為止，總統對危機做出的本能反應是轉移指責和拒絕外界批評，但這並未平息圍繞著他是否為塔利班的接管做好適當準備的質疑。它玷污了拜登自己精心磨練的人道及外交老手的形象。

拜登自己對阿富汗正在發生的事，他的解釋如下：混亂是不可避免的，阿富汗政府軍是罪魁禍首。

這樣的措詞即使可能是阿富汗現實，但它掩蓋了拜登長期以來的主要政治特色：他是一個好人，他有同理心。

兩名官員向CNN透露：拜登的樂觀甚至使他認為他可以在週五後離開白宮。在此之前，他會就阿富汗問題接受專訪，而專訪時拜登將再度「根據美軍當地指揮官」的訊息，告訴美國人民，美國已從阿富汗撤離必要人員，一切已經取得進展，並重申他對結束美國最長戰爭決定的信心不變。

CNN根據一位了解拜登旅行的消息人士透露，他本來預計本周末回家，在德拉華州威明頓的家中度過週末：他只取消了原定於下週的霍博斯海灘度假。

本週三在白宮戰情室舉行的會議上，拜登在局勢緊張的會議上要求，美國國家安全團隊必須盡力在喀布爾國際機場恢復秩序。

週四，美國戰機運送數千名逃離塔利班的美國公民和阿富汗人離開該國。

此時，拜登才比較清楚大勢的災難，一切比他想像中嚴重太多。於是他更新了美國的人道救援計劃，現實地明訂可以將多少非公民帶到美國，以及第三國目的地的選擇。

據一位熟悉指令的官員告訴CNN，拜登指示負責喀布爾撤離的軍事指揮官，他不想看到飛機上有任何空座位。總統在會議上明確表示，他希望每架飛機，離開機場時必須客滿。

但這和前缐狀況不符，一位官員警告：這不是人道，而是當地機場疏散混亂，總統的指令並不可行，每次飛行是否發生載滿，和機場的秩序、時間點、危險都有關。

“我告訴他們，‘讓他們上飛機。讓他們逃離，讓他們逃離。如果可以的話，讓他們的家人也逃離，”拜登接受ABC美國廣播公司新聞採訪時表示這是他向團隊傳達的指示。

的確，與第一、二天危機時相比，喀布爾機場內目前疏散速度加快且相對平靜。

從塔利班週日進入喀布爾總統府的那一刻起，很明顯拜登自己上個月對撤軍將如何進行的預測，証明他們全盤錯誤。

在上周日，危機的第一天，大部分時間，華盛頓的政府官員都難以確定喀布爾當地究竟發生了什麼。

據知情人士向CNN透露，包括國務卿布林肯和國防部長奧斯汀在內，他們以視訊向國會緊急通報，但也只能提供大致輪廓。

即使美國駐阿富汗外交官逃離大使館後抵達了喀布爾機場，拜登的助手們想向他們要求提供資訊，他們也了解甚少。

想像白宮除了媒體報導之外，試圖了解 6,700 英里外發生的事情，什麼都不可獲得。這些美國大使館官員們只承認他們對塔利班的推進速度，措手不及。

尤其第二天早上，絕望的阿富汗人緊緊抓住一架即將起飛的 C-17 貨運飛機的機身，其中一些人在飛機起飛後墜落身亡，這讓拜登和他的助手們，心碎且首度動搖了處理危機的信心。

“我們震驚無語了，”一位白宮高級官員說。

於是，8/16日當天中午，拜登敲定了全國談話，他飛回白宮在東廳發表演說。

他承認阿富汗政府的垮台比預期的要快，承認戰爭的結束是“艱難而混亂的”。但他也將責任歸咎於阿富汗：阿富汗軍隊的崩
潰、總統的逃亡以及上一屆美國政府已經簽署的撤軍和平協議束縛。

“我堅決支持我的決定，”他說。 “阿富汗戰爭20 年後，我艱難地了解到，任何時刻，都不是撤軍的好時機。”

但他的言論幾乎沒有讓批評者平靜下來。

一天後，一位白宮高級官員表示，“對總統的戰略沒有質疑“，但白宮必須承認他們需要做更多的工作來解釋危機如何升級，以及美國政府為什麼被塔利班的勢力激增所蒙蔽。

不過，這位官員強調，目前政府應該專注於“向前看，而不是回顧”。

“是的，我們的能力受到質疑，”這位官員告訴 CNN。 “解決這個問題的唯一方法是穩定機場，並儘我們最大的能力安全地撤離美國人以及與我們併肩作戰的阿富汗合作夥伴。”

在震驚、儘其所能、無情及長遠美國必須離開中東的交織圖像之中，沒有完美的結局。

留下的不只命運坎坷的阿富汗人民，還有才上台七個月，已形同跛腳的拜登。

他一直是孤單的人。從二十九歲失去妻子孩子、家人，一直到走進白宮。

孤獨，可能是拜登一生註定的命運交響曲。

《請掌權者放下拳頭，讓慈濟，慈悲救世吧！》

慈悲沒有止境，沒有終點，慈悲更沒有先後順序。

自總統蔡英文女士與慈濟證嚴法師視訊那天至昨日，慈濟基金會一直沒有收到政府的授權及採購BNT所需的免責條款聲明書。

他們為民請命，他們也為民著急。

之後，無情的政治，給了答案。

昨天下午指揮中心回答如下：

了解慈濟在採購疫苗上面非常急迫，「他們為善」不落人後，這樣的「心」我們是「很感謝」，但指揮中心還是會按照自己的步驟，讓前面兩家公司先進行並明確走了，隨後接續做，「速度可能比較快」。

此外，陳時中認為，「現階段有不同的人都來採購」，「恐會進行不冷靜，」，「但非常歡迎慈濟參加，我們會做最好的安排」。
https://news.tvbs.com.tw/life/1536487

托爾斯泰寫「戰爭與和平」，士兵可以此刻是弱者，下一刻是強者。

陳部長的談話，一段是拒絕，一段是歡迎：一句是慈悲，一詞是不必了。他不是文學家，他只是疫情中悲哀的平庸官員，為了附和決策者的意志，他打起了太極拳、他選擇放棄衆生。

他並不冷血，但為了保官位，他重重加入了冷血集團。

這不只是他一個人的悲哀，更是這個國度的疼痛。

民主化二十八年後，民主政體的答案變成是少疫苗、不救人，只顧萬人擁戴領導人面子尊嚴的政體嗎？

陳部長談到不讓慈濟基金會加入採購的理由非常外行：

1）如果大家都去採購。會影響到其他人的採購。
2）言下之意，慈濟基金會的慈悲，會打亂甚至延誤台積電及郭台銘為台灣採購疫苗的進度。

簡單估算一下，慈濟、郭台銘、台積電，三大慈悲之機構，全部為台灣採購的BNT只有1500萬劑。

在此之前，同一個星期，泰國政府正式下單兩千萬，菲律賓正式下單3000萬劑⋯⋯根據巴倫週刊，BNT-輝瑞公司光在六月已接到超過一億劑的訂單，這裡頭還不包括台灣。BNT的商購訂單已經到了2022年，明年年底。

所有瞭解疫苗採購的人，都知道全球疫苗短缺，惟一突破的方式是：加價及採購量大，才能早點拿到疫苗。

這是以色列、新加坡、加拿大、澳洲、日本⋯⋯的共同策略。

他們採購的疫苗涵蓋了所有人口數5至6針，這是準備把自己的人民從活的打成死的嗎？

當然不是。他們只是一個思維正常的政府，為了救老百姓，只有高價、量大、早購，才能得到疫苗。

從去年至今年二月，我看到惟三個嫌疫苗多，把國際疫苗砍單（台灣AZ從2000萬，砍到1000萬的），或是出口，或是代理不用的國家。

這三個國家，剛好是台灣、印度和，哈！中國。

三個都是爲了扶植沒有把握或是防護力低的的國產疫苗。

往事不堪回首，我不想再提。但往前看。政府學到教訓了嗎？

當下的決策呢？

我看到的是自出生沒見過的現象，掏出60億台幣的慈善捐贈者，向政府請求同意。

請政府同意我們，讓我們幫這塊土地上的人，買疫苗。

而人民一票一票選出來的統治者心態，口氣，高高在上，沒有抱歉，沒有真誠的感謝。

苦民所苦的是民間，是企業家，是慈善機構：但依照國際疫苗採購的規定，他們的大良善，必須得到政府關愛的眼神，才能得到，才能獲准，才能「慈悲救人」。

許多善良的台灣人，以為從此只要好好守在家中，一段時間之後，就會有1500萬劑BNT疫苗接種。

他們開始安心的過日子，承受當下的隔離。他們相信：明天會更好。

但實情之一是：總統府會面後九天（包括週末），購買BNT必需的政府授權書和免責條款聲明書，公文皆尚未送達。

遑論慈濟。

實情之二：郭台銘天天努力協調，日以繼夜，他知道慈濟可以參與，非常高興。他和證嚴法師聯絡，希望一起合作，量大才能順利採購。因為郭台銘是正常人，他是真的想幫助自己的同胞。

實情之三：如果是純粹台積電及永齡基金會的商業購買，我們的順序不會比其他早訂、而且疫情嚴重的國家早點買到。這也是爲什麼柯建銘告訴外界，郭台銘願意加價搶單的原因。

實情之四：慈濟志工過去二十年默默在全球的救災，尤其中東、敘利亞難民的安置，慈濟基金會的名聲在當地幾乎等同於無國界醫生組織。而BNT的創辦人是土耳其移民。他們比台灣掌握權力的人，更知道慈濟這些年來，在地震、內戰中⋯⋯幫助他們的族人，鄰國的難民，陸續二十年做了多少事。

BNT的創辦人不見得認識台灣，但他們認得慈濟。

我對慈濟風格的瞭解，做事向來都是準備妥當才行動。如果沒有把握短期內可以買到BNT，他們不會急著由執行長及律師等，正式公開遞件，申請「政府同意」，並發表公開聲明，盼為台灣盡一份大悲大慈、救人救命的心力。

結果現實中最可能最快可以買到疫苗的機構，被「盡力協調」（蔡英文）「歡迎」（陳時中）地拒絕了。

這些掌權者如此外行嗎？

我的答案，剛好相反。正是他們害怕慈濟若很快購買到BNT，會打亂了不可説的佈局，並且重創他們的聲望。

救人，救命，不是他們的優先考量。

那天我無意中驚訝知道公文尚未送出時，剛好地震。

大地有鐘聲嗎？

曾經台灣的民主歲月像兔子般逃走，它們曾經駐在我們的心懷，二十八年：我們以為民主體制的政府再糟，也是保護人民的，不是和人民的生命做對的。

但民主或許已成古老世紀的花束，某些意識形態或是利益，征服了民主制度。它徒具外型，內已枯朽。

事實上臺灣當今的權力掌握者，一生不曾犧牲一天走在民主化的道路上。她也忘了，台灣的民主是多少人坐穿牢底、失業一生、窮困潦倒、失意落寞換來的。

我們以為謊言只會出現於某些時代，或是某些特殊為了選舉的政治操作。

但在噩夢的洞穴裏，我們第一次學到在執政者溫柔微笑的眼神中，關於人命的正義，可以被冷看，被丟棄。人民對活著的渴望，被鞭打，被從尖叫聲逼成呻吟聲再逼成沉默。

慢慢地，慢慢地，我們集體演出一齣實境默劇，共同觀看還有多少血液，在領導者的心，流動著。

在號稱民主的台灣，慈悲躲在權力的陰影𥚃，慈悲被監視，被推遲、被示意⋯⋯被叫停。

但我衷心相信虛妄，不是慈悲的對手。

無論明天或未來，時間會審判。

——羅展鵬繪畫．敍利亞少女的祈禱

#團結防疫守台灣

2020年7月30日，李登輝先生過世。———————————————-
......「我們是叫化子軍，」他說，「但是，你有沒有想過，七十軍，在到達基隆港之前的八年，是從血河裡爬出來的？你知不知道，我們從寧波出發前，才在戰火中急行軍了好幾百公里，穿著磨破了的草鞋？」
　　我是沒想過，但是，我知道，確實有一個人想過。
　　一九四六年春天，二十三歲的台灣青年岩里政男因為日本戰敗，恢復學生身分，決定從東京回台北進入台灣大學繼續讀書。
　　他搭上了一艘又老又舊的美軍貨輪「自由輪」，大船抵達基隆港，卻不能馬上登岸，因為船上所有的人，必須隔離檢疫。在等候上岸時，大批從日本回來的台灣人，很多是跟他一樣的大學生，從甲板上就可以清楚看見，成批成批的中國軍人，在碼頭的地上吃飯，蹲著、坐著。在這些看慣了日軍的台灣人眼中，這些國軍看起來裝備破舊，疲累不堪，儀態和體格看起來都特別差。甲板上的台灣人你一句我一句地開始批評，露出大失所望、瞧不起的神色。
　　這個時候，老是單獨在一旁，話很少、自己看書的岩里政男，突然插進來說話了，而且是對大家說。
　　「為了我們的國家，」這年輕人說，「國軍在這樣差的裝備條件下能打贏日本人，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我們要用敬佩的眼光來看他們才是啊。」（99）
　　岩里政男，後來恢復他的漢名，李登輝。
　　在那樣的情境裡，會說出這話的二十三歲的人，我想，同情的能力和包容的胸懷，應該不同尋常才是？......（《大江大海》（2009）龍應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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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七　草鞋

　　我終於找到了一個七十軍的老兵，在台北溫州街的巷子裡，就是林精武。

　　所謂「老兵」，才剛滿十八歲，一九四五年一月才入伍，十月就已經飄洋過海成為接收台灣的七十軍的一員。

　　「在登陸艦上，你也暈船嗎？」我問。

　　他說，豈止暈船。

　　他們的七十軍一○七師從寧波上了美國登陸艦，他注意到，美國人的軍艦，連甲板都乾乾淨淨。甲板上有大桶大桶的咖啡，熱情的美國大兵請中國士兵免費用，儘量喝。

　　我瞪大眼睛看著林精武，心想，太神奇了，十八歲的林精武分明和十八歲來自密西根的小鮑布，在甲板上碰了面，一起喝了咖啡，在駛向福爾摩沙基隆港的一艘船上。

　　林精武看那「黑烏烏的怪物」，淺嘗了幾口，美兵大聲叫好。

　　兵艦在海上沉浮，七十軍的士兵開始翻天覆地嘔吐：

　　「頭上腳下，足起頭落，鐵鏽的臭味自外而入，咖啡的苦甜由內而外，天翻地覆，船動神搖－－吐到肝膽瀝盡猶不能止，吐的死去活來，滿臉金星，污物吐落滿艙，還把人家潔淨的甲板弄得骯髒，惡臭，真是慘不忍睹。」

　　這個福建來的青年人，一面吐得肝腸寸斷，一面還恨自己吐，把美國人乾淨的甲板吐成滿地污穢，他覺得「有辱軍人的榮譽，敗壞中華民國的國格」。

　　打了八年抗日戰爭的七十軍士兵，在軍艦上個個東歪西倒，暈成一團。林精武兩天兩夜一粒米沒吃，一滴水沒喝，肚子嘔空，頭眼暈眩，「我在想，這樣的部隊，還有能力打仗嗎？然後有人大叫：『前面有山』，快到了。」

　　擴音器大聲傳來命令：「基隆已經到了，準備登陸，為了防備日軍的反抗，各單位隨時準備作戰。」

　　全船的士兵動起來，暈船的人全身虛脫，背起背包和裝備，勉強行走，陸續下船，美軍在甲板上列隊送別。林精武邊走下碼頭，邊覺得慚愧：留給人家這麼髒的船艙，怎對得起人家！

　　基隆碼頭上，七十軍的士兵看見一堆小山一樣的雪白結晶鹽。福建海邊，白鹽也是這樣堆成山的。有人好奇地用手指一沾，湊到嘴裡嘗了一下，失聲大叫，「是白糖！」大陸見到的都是黑糖，這些士兵，第一次見到白糖，驚奇萬分。一個班長拿了個臉盆，挖了一盆白糖過來，給每個暈頭轉向的士兵嘗嘗「台灣的味道」。

　　在基隆碼頭上，七十軍的士兵看見的，很意外，是成群成群的日本人，露宿在車站附近；日本僑民，在苦等遣返的船隻送他們回家鄉。

　　七十軍的老兵－大多是湖南子弟，八年抗戰中自己出生入死，故鄉則家破人亡，一下船看見日本人，有些人一下子激動起來，在碼頭上就無法遏止心中的痛，大罵出聲：姦淫擄掠我們的婦女，刀槍刺殺我們的同胞，現在就這樣讓他們平平安安回家去，這算什麼！

　　「我還聽說，」林精武說，「有兩個兵，氣不過，晚上就去強暴了一個日本女人。」

　　「就在那碼頭上？」我問。

　　「是的，」林精武說，「但我只是聽說，沒看見。」

　　林精武離開故鄉時，腳上穿著一雙迴力鞋，讓很多人羨慕。穿著那雙父母買的鞋，此後千里行軍靠它、跑步出操靠它，到達基隆港時，鞋子已經破底，腳，被路面磨得發燒、起泡、腫痛。

　　軍隊，窮到沒法給軍人買鞋。有名的七十軍腳上的草鞋，還是士兵自己編的。打草鞋，在那個時代，是軍人的基本技藝，好像你必須會拿筷子吃飯一樣。

　　麻絲搓成繩，稻草和破布揉在一起，五條繩子要拉得緊。下雨不能出操的時候，多出來的時間就是打草鞋。七十軍的士兵坐在一起，五條麻繩，一條綁在柱子上，一條繫在自己腰間，一邊談天，一邊搓破布和稻草，手快速地穿來穿去，一會兒就打好一隻鞋。

　　只懂福建話的新兵林精武，不會打草鞋。來自湖南湘鄉的班長，從怎麼拿繩子開始教他，但是班長的湖南話他又聽不懂，於是一個來自湘潭的老兵，自告奮勇，站在一旁，把湘鄉的湖南話認認真真地翻譯成湘潭的湖南話，林精武聽得滿頭大汗，還是打不好。他編的草鞋，因為鬆，走不到十里路，腳就皮破血流，腳指頭之間，長出一粒粒水泡，椎心的疼痛。最後只好交換：十八歲讀過書的福建新兵林精武為那些不識字的湖南老兵讀報紙、寫家書，湖南的老兵，則為他打草鞋。

　　「林先生，」我問，「台灣現在一提到七十軍，就說他們穿草鞋、背雨傘、破爛不堪，是乞丐軍－－您怎麼說？」

　　「我完全同意，」林精武抬頭挺胸，眼睛坦蕩蕩地看著我，「我們看起來就是叫化子。到基隆港的時候，我們的棉衣裡還滿滿是蝨子，頭髮裡也是。」

　　我也看著他，這個十八歲的福建青年，今年已經八十三歲，他的聲音裡，有一種特別直率的「正氣」。

　　「我們是叫化子軍，」他說，「但是，你有沒有想過，七十軍，在到達基隆港之前的八年，是從血河裡爬出來的？你知不知道，我們從寧波出發前，才在戰火中急行軍了好幾百公里，穿著磨破了的草鞋？」

　　我是沒想過，但是，我知道，確實有一個人想過。

　　一九四六年春天，二十三歲的台灣青年岩里政男因為日本戰敗，恢復學生身分，決定從東京回台北進入台灣大學繼續讀書。

　　他搭上了一艘又老又舊的美軍貨輪「自由輪」，大船抵達基隆港，卻不能馬上登岸，因為船上所有的人，必須隔離檢疫。在等候上岸時，大批從日本回來的台灣人，很多是跟他一樣的大學生，從甲板上就可以清楚看見，成批成批的中國軍人，在碼頭的地上吃飯，蹲著、坐著。在這些看慣了日軍的台灣人眼中，這些國軍看起來裝備破舊，疲累不堪，儀態和體格看起來都特別差。甲板上的台灣人你一句我一句地開始批評，露出大失所望、瞧不起的神色。

　　這個時候，老是單獨在一旁，話很少、自己看書的岩里政男，突然插進來說話了，而且是對大家說。

　　「為了我們的國家，」這年輕人說，「國軍在這樣差的裝備條件下能打贏日本人，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我們要用敬佩的眼光來看他們才是啊。」

　　岩里政男，後來恢復他的漢名，李登輝。

　　在那樣的情境裡，會說出這話的二十三歲的人，我想，同情的能力和包容的胸懷，應該不同尋常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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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梵竹「一張高爾夫球場會員證的故事：訪何既明先生」，引自《共產青年李登輝》，藍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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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讀下去：

反共不能凌駕「人」的立場
——對李登輝史觀的質疑

龍應台 《新新聞週報》1999

李登輝在今年1月接受了日本作家深田佑介的專訪（1月31日《自由時報》），專訪全文刊在《文藝春秋》社出版的政論月刊《諸君》2月號。李登輝是日本媒體的寵兒，談話廣受日本讀者注意。而身為中華民國的總統，他的言論不可避免地被視為代表台灣人民的聲音。深田佑介說，有些日本評論家稱李登輝為「哲人政治家」，對他推崇備至。不論是「哲人」還是「政治家」，前瞻的能力是一個必要條件，而前瞻的能力植根於對歷史的深刻的認識。李登輝在訪談中提出的史觀，既涉及中國人的過去，也論及台灣人的未來。台灣正處於一個摸索著尋找自我的歷史關鍵─ ─與中國大陸、與日本的關係如何界定，對於重新翻出的歷史如何做出價值判斷，做出的判斷又將如何影響自己未來的定位和格局，都是茲事體大的考慮。以李登輝的政治強勢，他個人的想法很可能就把一個社會推向某一個特定的方向，儘管那個方向不見得是正確的方向。對他的史觀提出質疑，我認為，是一個公民不得不盡的義務。

「深田：去年11月江澤民訪問日本時，猛烈地抨擊過去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有關日本的「過去」，並且要日本「認識歷史」，在所到之處一共說了11次，反而造成日本人的反感，我認為現在正是加強日台友好關係的最佳機會，因此特別來傾聽總統的看法。

李總統：50年前的舊事沒有必要反覆重提。我倒覺得在認識歷史上，江澤民比日本更有問題。為什麼呢？日本在戰後五十年間遵守和平憲法建設民主國家，很努力地向亞洲擴散和平民主主義，對這點不加以正視而不斷地反覆提舊事，絕非正確的歷史認識。

……外面說是因為江澤民小時候親戚被日軍殺害，而且他被強迫學習日語，身為國家領導人，以個人的恩怨和經歷對日本的過去加以斷罪最是很危險的。如果要說「過去」，50年前和五百年前都是一樣的……

……台灣本來有原住民，然後有為了追求自由而由中國大陸來的，就是我們這些台灣人，我們的祖先在四百年前因逃避明朝的暴政而來到台灣，現在我們所稱「外省人」，也是在50年前因逃避共產黨而到台灣的。最重要的是到台灣的這些人不是來台灣做統治者，而是要一直有建設新國家的精神，來建築我們的社會，追求自由和民主……」

舊事不必重提？

江澤民要來日本為戰爭侵略向中國人民道歉，李登輝把這個舉動稱為江澤民的「個人恩怨」。日本的侵略造成三千多萬個中國老百姓的死亡，在那三千多萬個死者身後還有數目更大的妻離子散、家破人亡。這樣深沈巨大、史無前例的人類災難被輕蔑地貶為「個人恩怨」，實在令人駭異。以色列總理要求德國人道歉，或者波蘭總統要求蘇聯人道歉，我們都體認到：在每一個「要求」背後有多少慘痛的犧牲得不到彌補和安慰。對這樣的慘痛，我們只能垂首肅穆。李登輝是個學識廣博的人，他會以如此輕浮的態度來看待中日曆史，不會是由於缺乏知識，而有更深沈的歷史因素。

至於「50年前的舊事沒有必要反覆重提」，這所謂「沒有必要」，究竟是因為「舊事」已經經過徹底的爬梳整理，歷史的責任與是非已經交代清楚，還是因為舊事重提可能傷害到眼前的政治權宜？為什麼「沒有必要」？

非常湊巧，2月份西方世界最引人注目的重大新聞之一正是50年前的舊事重提：德國財團企業界開始對二次大戰中強征的奴工進行賠償。從50年代以來，德國政府已經對受過納粹迫害的個人付出了大約七百億美元的賠償金，但是德國企業，當年獲利於強征奴工的勞力，卻儼然置身事外。近一千萬名來自各國的奴工曾經在極不人道的情況下為德國的武器工廠、機械和汽車工廠夜以繼日地免費勞動；這些人絕大多數來自東歐國家，戰後又受到東西冷戰的懲罰，得不到任何補償。50年過去了，奴工凋零殆盡，為他們爭取權益的律師和人權組織終於有了突破。

去年夏天，德國大眾汽車公司（VW）在二十多個國家刊登全版廣告，通知當年的奴工前來申請賠償；大眾公司設立了一個兩千萬馬克的賠償基金準備發放。一方面想免於訴訟，一方面想對歷史的債做最後的結算，德國政府集結了當年曾剝削過奴工的各大行業，籌足大約20億美元作為賠償金，預備在99年9月1日正式執行賠償。所有的行政環節都以最速件打通處理，因為倖存的奴工皆已老邁，去日無多；選在9月1日則因為在60年前的9月1日，德軍侵入波蘭，掀起了二次大戰。選擇這樣的日子進行賠償，德國人再度向受侵略的民族表示他們的道歉和對歷史的擔當。

在歐洲，顯然不管是侵略者還是被害者都認為「舊事重提」不但必要，而且迫切地必要。歷史的罪責與是非不僅只是抽像空洞的哲學概念，它可以落實到有血有肉的個人身上。侵略者不但要對受害人道歉，還要對他做實質的補償；不但要做實質的補償，還要趕在受害人有生之年完成補償。舊事的重提，歷史的清理，必要，而且迫切。正義如果有任何意義，就得趕在這一整代人含冤死亡之前得到實現。所以50年前和五百年前是不一樣的；50年前造成的傷害，人們還有道歉和彌補的機會，歷史仍是活生生跳動著的此刻，良心逼著你正視它。

花岡事件

歐洲的奴工重新發出聲音不能不讓人想起花岡事件。

大戰爆發，日本的企業馬上感覺到人力資源的嚴重缺乏，於是與日本軍部取得默契：軍部從佔領國家強征奴工交與企業，企業以金錢回饋。日本從中國運來大約四萬多名奴工──多數是在東北擄來的俘虜和莊稼農民。在花岡的中國奴工為DOWA礦業公司下的鹿島組做最艱辛危險的地下採礦粗工。借用荷蘭歷史學者Ian Buruma的敘述：

中國奴工們即使在嚴寒飄雪的季節，仍舊穿著一襲軍衣，在地下的礦坑中挖掘堅硬的石塊，或是站在水深及腰、幾將冰凍的河溝中疏浚污泥；而他們每天所賴以維生的，僅是一顆即將腐爛的蘋果當作中飯，以及一碗稀飯當晚餐。

1945年7月30日，大約八百名中國奴工因為不堪虐待，集體逃亡，藏身在附近的山區。日本警方號召居民出來獵捕奴工；日本居民遂個個手持刀棍，圍捕奴工。

這些瘦骨嶙峋的奴工，本來就營養不良，再加上對當地環境不熟悉，絕大部份都在很短時間內被追捕回來。他們陸續被押到小鎮廣場上，一一強迫脫去了僅存內褲的襤褸衣衫，五花大綁地將雙手捆於背後……他們在如此又餓又渴的情形之下，在現場罰坐了三天三夜，當場就有50餘人暈死過去；他們無糧無水，聽說有不少的犯人相互飲用彼此的尿水維生，真是駭人聽聞、最為殘酷的暴行。

悠悠50年，這些中國奴工得到什麼樣的補償？

1945年9月，倖存的花岡奴工被當地的秋田郡地方法院以危害地方治安的罪名判以「無期徒刑」，終身監禁。後來被盟軍解放。

1948年，鹿島組的八名主管受軍事審判，坐了八年監牢之後釋放。其中之一叫岸信介，作了日本首相，鹿島組一轉身變成鹿島建設，日本首屈一指的重工業財團，戰後在中國大量承包工程，成為中國市場的大投資家。

1972年，周恩來與日本簽訂中日和約，放棄所有對日本索賠權利。

中國的奴工──當然還有韓國的、澳洲、美國、英國的戰俘奴工，在東方的歷史洪流裡，人，像蟲子一樣被衝進遺忘的黑暗中，轉瞬不見蹤影，連喊叫的聲音都發不出。他們只能在風燭殘年的破碎的夢裡看見；有一天，鹿島建設在世界各國刊登全版廣告，請當年的奴工前來索取賠償，日期還在7月7日，因為在62年前的這一天，日本士兵的皮靴與刺刀跨上了盧溝橋。

這一天還很遙遠，由於許多極其複雜的文化以及政治因素，日本人對歷史的認識還沒有走到這一步，他們還需要時間。白髮蒼蒼的慰安婦現在四處奔走，就是為了在死前能見到正義的實現，但是在日本人有一天終於有能力面對歷史的時候，那千百萬的受害者已經化為無聲無息的塵土。

舊事怎麼能不反覆重提呢？就是日本境內也有不少諤諤之士，譬如大江健三郎就在1990年法蘭克福書展上猛烈抨擊過日本對歷史罪責的自欺心態，稱日本人為最缺乏反省能力的「種族主義者」。江澤民訪日，身上背負著最沈重的債券，怎麼還也還不完的人性債券；李登輝有什麼權利、什麼立場，說，「舊事沒有必要反覆重提」？

如果人性價值也必須劃分疆界，中國人的死難都只是他江澤民的事，與李登輝毫不相干；好的，那麼，從1937年到1945年總共有20萬7千多個台灣青年被徵調投入戰爭。其中將近六萬人或戰死、或失蹤，為日本天皇做了炮灰。還有那受了皇民思想號召而肆行屠殺，戰後被當做國際戰犯而處死刑的26人，處10年以上徒刑的147人。這些台灣人的犧牲──日本表示過歉意嗎？對台灣的慰安婦，日本表示過歉意嗎？更何況，在今天的所謂「台灣人」裡，畢竟有百分之十幾二十的外省人在大陸親身面對過日軍的刺刀，李登輝可曾考慮過他們的情感和創傷？誰 對他們道過歉？即使吝嗇地只談「台灣人」，李登輝，身為總統，又哪裡有權利、有立場，去對至今不認錯的日本說，「舊事沒有必要重提」？

台灣人的面對歷史

我不認為李登輝有失立場的談話是他有意取悅於日本媒體。他曾經公開批評過李光耀所鼓吹的「亞洲價值」而強調他信仰普遍的自由和人權。但是他對中國共產黨政權的憎惡、他對日本的源遠流長的好感，以及海峽兩岸的緊張對峙關係，扭曲了他對普遍人權的判斷。

李登輝說江澤民比日本人「更有問題」。是的，江澤民代表的是一個對自己人民開槍的政權，這個政權統治中國50年，手上所沾中國人的血可能比日本人還要濃腥。但是，甲殺了人，不能說因為「乙也殺了人」或「乙殺了更多的人」而使甲的罪行得到豁免。這個邏輯是荒唐的。中國共產黨有一天也必得站上歷史的審判台接受審判，但是共產黨再不義也不能拿來為日本的不義作辯護。

李登輝說，日本「在戰後50年間遵守和平憲法建設民主國家」，因此「過去」不必再談。這個邏輯也是奇怪的。就被害者而言，日本今天貧或富，獨裁或民主，對已經造成的傷害有什麼影響？就日本人自己而言，正因為日本是一個民主國家，它更有理由誠實而勇敢地面對陰暗的過去。戰後的德國難道不是一個「遵守和平憲法的民主國家」，為什麼在那裡，「過去」的討論和整理如此重要？

對日本的好感是李登輝這一整代人的歷史情愫。以中國民族主義為出發點的人很容易對這種情愫義正辭嚴地口誅筆伐，而這樣單向思維的批判很可能是錯置的。就如同在今天的香港有許多人對英國殖民所帶來的體制和文化認同超過對自己民族──中國的認同，李登輝這一代人對日本的認同也有它的「正當性」，必須放在時代的背景中去理解和尊重。問題的癥結在於：認同日本的什麼？大江健三郎、東史郎、家永三郎都是日本人，卻對日本政府和主流社會處理歷史的態度絕不苟同。這些人代表了日本文化中最珍貴的良心和勇氣。曾經是日本國民的台灣人，譬如李登輝，是否 在模糊的、浪漫的日本情愫之外，認真地思索過更深刻的問題：

在侵略戰爭的大浩劫中，屬於日本國的台灣人究竟是純粹的被害者還是身不由己的迫害者，或者兩者都是？界線怎麼劃分？如果民族主義的立場被拋棄，那麼他是否通得過「人」的立場的檢驗？對於自己，他是否能在日本人的歷史罪責裡看見自己的角色？對日本的歷史，他又是否能撇開自己的情感糾纏，做客觀的評斷？

這些問題，90年代以來紛紛在歐洲各國浮出。法國、比利時、荷蘭，長久以來把自己描繪成被德國壓迫的無罪的羔羊同時又是抵抗侵略的勇敢的英雄。歷史學家現在把現在把材料徹底翻出來，讓人們看見；羔羊英雄只是事實的一面，另一面是和侵略者權勢結合、狼狽為奸的懦弱與卑下。

把歷史的石頭翻開，露出長久不經日照的蟲豸，不是為了族群間的政治清算，而是為了更瞭解自己的存在地位。尤其台灣人正在尋找全新的未來航程，釐清自己的過去是不可或缺的羅盤。

李登輝公開說自己在22歲以前是日本國民，被民族主義者視為大逆不道，我認為是後者的立場偏執。但是李登輝對日本主流價值的全盤接受──全盤到罔顧歷史、罔顧正義的程度，我覺得非常可憂。如果他是一般學者，談話代表他個人，也就罷了，偏偏他是中華民國總統，在外代表全部台灣人說話，而所說的話比日本右翼還要右翼，實在使我這個台灣國民惴惴不安。

不是民族主義，是人權主義

我相信日本的過去是必須深掘、必須探究、不可遺忘的，而這個立場，不是因為我是中國人台灣人，屬於被侵略被殖民的族群，因此尋求報復、洩憤。有這個立場，是因為，做為人類的一份子，希冀看見和平的實現，而20世紀兩次大戰給了我們一個極重要的教訓：如果歷史的是非曲直、怨怒疑忌不經過梳理就被草草掩蓋，它就變成一個數著秒鐘的定時炸彈，踢踢踏踏走向爆發。沒有對歷史的共識就沒有和平的基礎，而共識的達成唯有透過對「過去」的鍥而不捨的深掘與追究，最有責任研究日本過去的應該是日本本身的器識宏大的知識份子，就如同對文革史絕不放鬆的應 該是中國本身的知識先進，因為最深的批判來自最深的關切。令人憂心的是，中國與日本讓眼前的政治權宜將歷史的傷口暫時遮住，但是傷口在暗地裡潰爛惡化，有一天，傷者，或那自視受到不公待遇的，又以復仇者的猙獰面目再起。這樣的惡性循環，難道是日本人、中國人、台灣人所樂於見到的嗎？為了避免這樣可怕的前景而要求德國或日本切實地面對歷史，不是「哪國人」的立場，是「人」的立場。

要求日本道歉，因此不是一個狹隘的民族主義的問題，而是一個普遍的歷史罪責的問題。江澤民本人是否有這樣的認識，很值得懷疑。毛澤東和周恩來與日本人簽約時，從不曾問過老百姓的意願。但是那死於戰亂的三千萬人、那飽受凌虐的奴工和慰安婦，有權利要求精神與物質的彌補，只因為他們是「人」就足夠的理直氣壯，與民族主義扯不上關係，與人權主義卻大有關係。李登輝對人權價值的尊重我相信是真誠的，但是在他反中共和親日本的架構裡，人權價值卻不自覺地被壓縮得看不見了，三千萬人的犧牲變成「個人恩怨」，未經整理的重大歷史變成「不必再提」的舊事。

不，就是對距離我們極遙遠的盧安達或科索沃或阿富汗的屠殺，我們都不忍，也沒有權利這麼說的。

「新台灣人」來自「舊台灣人」

深田佑介的問題充滿投機主義的惡味──趁著中國與日本為歷史罪責起矛盾的時候，趕快發展台日關係！李登輝的回答也果真與他一拍即合。不能不問的是，建築在這樣一個基礎的台日關係，能為台灣帶來什麼利益？機會主義的結合能持久嗎？或者說，以扭曲歷史、蔑視人權為基礎建立起來的政治關係，是我們台灣人所渴望的嗎？

我不同意。

就如同我不能同意李登輝所描繪的美麗的台灣人圖像是符合歷史的。在他的描繪下，台灣人就是一個追求自由民主的族群。哪有這回事呢？李登輝說四百年前來的台灣人是為了「逃避明朝的暴政」而來到台灣，但是鄭成功的旗子上不是明明寫著「永明」嗎？「到台灣的這些人不是來台灣做統治者」的，李登輝說，但是他怎麼解釋來台的漢人是如何壓迫原住民的？五十年前的「外省人」是逃避共產黨而來，但是他們來了之後就建立了自由民主嗎？

台灣人受日本統治50年，受國民黨高壓控制50年，現在又受共產黨的武力威脅，在自我意識上就逐漸投射成一個羔羊似的被壓迫者，而羔羊在道德上都是純潔無瑕的。這真是一個美麗的自我圖像，但是，我們既然要求別人正視歷史，自己又何能例外，四百年來的台灣人既是羔羊，也是惡狼，被別人壓迫過，也壓迫過別人。對自由民主的認識絕不是台灣人的天生麗質，高人一等，而是經過不斷的墮落和奮起才獲得的一點淺淺的成就。這點成就我們可以珍惜，但是不必把它誇大成一個一以貫之的台灣人傳統。

解嚴12年來，台灣一步一步的在遠離老國民黨時代的中國意識，發展出以自己為主體的台灣意識。李登輝的史觀標誌著12年的距離；12年前，台灣的「中國人」和大陸人一樣談日本人的「血債」。黃春明的「沙喲那啦再見」對死不道歉的日本充滿義憤，是那個時期的經典作品。到了1999年，台灣總統對日本人公開說，要日本人對侵略戰爭道歉是江澤民的「個人恩怨」，日本現在是和平主義的使者，中國反覆對日本提起過去「絕非正確的歷史認識」。這個距離實在是驚人的。

這樣的史觀，就是李登輝所鼓吹的所謂「新台灣人」的史觀嗎？我看見其中蘊藏著非常大的危險。我想我們之所以反對中共政權，是因為這個政權與我們所信仰的人權價值有嚴重牴觸；信仰人權價值是因，反對共產政權是果。但是如果說，為了與中共爭取政治資源，為了與中國意識割離以凸顯台灣意識，而把歷史扭曲，而把人的災難渺小化、兒戲化──因為這些人恰巧是「中國」人；也就是說，反共倒果為因，成了最高指導原則，台灣人豈不是在1999年又退回到意識型態僵化的1949年，只是蔣介石版的教條換成了李登輝版的教條？不以人權價值為基礎的台灣意識 值不值得我們追求？我們可不可以讓反中共的目標無限放大，大到使我們對更普遍的恆久價值變得盲目？

「新台灣人」不是從石頭裡蹦出來的猴子，他必定得從「舊台灣人」蛻化而來，帶著他所有的歷史，所有的回憶，所有溫存的情感。對這些千絲萬縷的歷史回憶和情感，他必須沈思、梳理、衡量、選擇；每一番沈思梳理，每一個衡量選擇，都一點一點決定了他未來的面貌。「新台灣人」最後的成熟──不論他屬於哪一個族群，一定是在他給自己的歷史記憶和情感重新找到了安身之處以後，絕不在於把自己的過去粗暴地斬斷。而每一個族群的歷史記憶和情感，在台灣人重新凝聚的過程中，都是必須受到尊重的。

原載《新新聞週報》1999

攝影：龍應台，屏東大鵬新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