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課後>

公園的日課持續著，只是多加入了一些角色。

孩子們隨著成長多了更多互動，每天待在公園就像在看櫻桃小丸子或是蠟筆小新卡通，劇情沒什麼太大的起伏。

但每天看公園發生的小事感覺很有趣，很像是在大人世界累了一天後，遁入漫畫店的脫離現實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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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陣子豆豆在公園認識了一隻狗，9歲的淺褐色玩具貴賓犬，叫做摩卡。

豆豆對摩卡一見鐘情，見面後一直繞著摩卡打轉。

「摩卡妳知道嗎？妳真是全世界最美最可愛的貴賓狗，妳擁有全世界最柔軟的，像是棉花糖一樣的毛。」

「摩卡妳知道嗎？我本來是比較喜歡貓的，直到見到你之後，我開始懷疑自己其實是不是比較喜歡狗。」

「摩卡，如果哪天妳可以變成人類，並且答應我妳不會在公園亂大便的話，我想我們可以結婚。」

摩卡主人被豆逗得超樂，就問了我們

「你們每天都差不多這時間來這公園嗎？」

「是啊！大概都是幼稚園下課後直接過來。」

「既然豆豆那麼喜歡摩卡，那我有機會就這時間來這散步。」

後來我們下課後偶爾會看到摩卡來散步，主人已經很習慣的每次都會將繩子交給豆豆。

然後我們就坐在長椅上，看豆豆一下子要摩卡握手，一下坐下，一下趴下，一下把她放在自己的大腿上誇她。

「摩卡，妳知道嗎？有了妳，公園變得特別可愛耶！」

因此豆豆擁有了，在這個世界上結交的第一位非人類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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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過情書給豆豆的小水滴，時常經過公園時見到我們，會和豆兩人隔著公園柵欄聊個幾句才回家。

昨天豆豆和小水滴說

「前陣子我和爸爸媽媽傍晚想去公園找獨角仙，怎麼找都找不到，只看到一堆蟑螂在樹上爬。爸爸太害怕蟑螂了，後來就不去了。」

「豆豆想要獨角仙嗎？」小水滴問。

「很想要！」

「那你在這公園等我，千萬千萬不要走，一定要等我回來喔！」

小水滴抓起媽媽的手，跑了一小段又氣喘吁吁的跑回來。

「忘記問你要幾隻？」小水滴問。

「家裡的獨角仙一次生了50幾隻幼蟲呢？要是豆豆願意收養真是幫了大忙！」小水滴媽媽苦笑。

「我想要3隻！」

後來小水滴回來，遞了一個裝了土和幼蟲的透明盒子給豆豆。

「等這些幼蟲變成成蟲要10個月喔，到時候我們都已經唸大班了耶！」小水滴說。

「媽媽，小水滴只給我蟲，看來她是真的很想跟我結婚吧？」豆豆湊在我耳邊小小聲地說，說得那蟲好像是什麼定情物一樣。

（好害怕獨角仙將來生出超多幼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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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的公園，很熱鬧也很祥和。

爸爸媽媽們熱烈的討論著各種蟲知識，我也因此增加了許多昆蟲領域的日文單字ＸＤ

一位別的幼稚園的小女孩說想認識豆豆的朋友，問我可不可以不要告訴她媽媽，偷偷的幫她介紹。

我問小女孩喜歡豆豆朋友什麼，

她說：「我喜歡他很狂野的樣子！」

豆豆班上的8個同學一起擠到水池中的一個小島，然後其中一個同學突然大發瘋把所有人推倒水池裡。沒有人帶了換洗衣物，只好所有人都全身濕淋淋的爬上腳踏車後座互道再見。

「明天見！明天見！」

這個公園有把心變得輕盈，把時間轉慢的魔法。

在公園裡，小孩們是主角，而大人們也有機會把自己變回小孩，回到小時候那種無憂無慮，天真無邪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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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園玩得太開心了！最高！」豆在腳踏車後座歡呼。

「你們在公園玩得這麼瘋，明天上課大家肯定有好多話題了吧！」我問。

「不會哦！在公園發生的所有事情，大家都不會在幼稚園說喔！」豆掩嘴。

「為什麼呀？」我很驚訝。

「不知道耶，就是都沒有人會提呀！每次都是這樣的！」

突然想起以前和日本同事晚上去居酒屋，不管喝酒時多瘋癲，隔天上班大家都絕口不提，強忍宿醉一臉正經八百的模樣。

「原來這種on / off模式是從幼稚園就開始了啊！也太神奇了吧！」

看來我要來好好研究一下。

以上，樸實無華的，幼稚園放課後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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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c:絕對是公園搭訕大王的幼兒。

＃神父的鹽
　
七月到了，鬼門開，各式各樣的鬼魅跑了出來．
　
有柯文哲要陳佩琪擔任精神領袖，有陳玉珍嚷嚷著要去東沙島干預國防，有太空人邱淑媞跑出來吶喊，「重手傷害基層，如何打仗？」，她發表一篇官場現形記，批評彰化衛生局被政風調查，她語帶諷刺地，扮演起她心目中的指揮中心，「長官明明就說入境不驗，怎麼還有人白目去驗？」、「更不要說前陣子的萬人篩檢了，撈出一堆漏網之魚，害主張不檢驗的大官顏面無光，如此 『犯上』、怎不罪大惡極呢？」彷彿彰化衛生局被調查，只是因為彰化篩了確診個案，戳破了中央所隱瞞的疫情，所以令大官不悅．
　
邱淑媞喜孜孜的發出警訊，宛若當年她太空裝傳來的「嗶嗶」聲，大聲的警告全國，氧氣筒的氧氣不足，要多多補充．
　
接著，有台民黨立委蔡璧如接力，「陳時中此舉是防疫神話被戳破而惱羞成怒，用政風行為迫害國家人才，糟蹋防疫第一線人員的苦心，重挫第一線防疫士氣」
　
又有羅智強痛批「好大官威，陳時中什麼時候成了共產黨，竟容不下台灣版的李文亮」
　
國民黨文傳會副主委王鴻薇登高一呼「陳時中下台！」
　
這一連串完美的演出，如果照著各大國民黨、台民黨串聯的劇本走，恐怕陳時中被胡亂罵了一番，成為十大惡人之首，既然是惡人，就乖乖下台，連辯駁都不用，我們不想聽，台灣人傻呼呼的，拆了自己防疫的屏障，照著他們完全沒有根據，也無風險評估，充滿不確定性的普篩邏輯走，說是普篩，不如說是亂篩．於是台灣從防疫第一的文明島國，將進入國民黨指揮，民進黨負責的黑暗時代，全島恐怕成為一群無知學者的實驗場．
　
在這亂流之中，不得不佩服聯合報，刊載一連串的組合拳，諸如「台灣輸出病毒」、「政府查辦『吹哨者』讓人覺得似曾相識」、「陳時中下令調查彰化衛生局 是要解決提出問題的人嗎？」、「政風查彰化衛局 施文儀：啼笑皆非」、「陳時中不普篩真相 『健保三倍券』讓醫護淪醫奴」、「【重磅快評】陳時中令政風查吹哨者 怕防疫神話倒了？」
　
加上種種引用過氣政客的話語當作一種至理名言的深度報導，不具名主筆室的各種謬論，其出手之快、狠、準，堪稱中華民國媒體界中，無人能出其右的「王八拳」王者，我想，連紅媒中時都甘拜下風．
　
不過邱淑媞倒是點出了一個重點，　

「中央發布案例後被質疑入境無症狀不是不採檢嗎？次日宣布衛福部部長陳時中已下令政風進行調查．」
　
是阿，當初不是同一批人，質疑案４８５，來自美國的少年，「不是沒有普篩嗎？無症狀為何可以在居家檢疫第１１天接受採檢？」把指揮中心發言人莊人祥罵個臭頭，嘲諷「滾動式篩檢」、「有什麼不能說的秘密」、「時鐘就是可以搖可以擺」，甚至，「跟共產黨一樣，能蓋就蓋，抓到亂蓋．」
　
結果，被發現這並不是指揮中心的本意，是彰化縣衛生局的獨斷，陳時中請政風處徹查，又變成，
　
「好大官威，陳時中什麼時候成了共產黨，竟容不下台灣版的李文亮．」
　
由此可知，這一幫人眼中，無論怎麼做，都是不對的，任何行為，都可以描述成「跟共產黨一樣」，這就是典型的共產黨鬥爭手法．
　
我只看到一群共產黨，無所不用其極的，想把對方抹成跟自己一樣下賤．
　
形容彰化衛生局長是「吹哨人」，又說「牙醫當衛福部長，台大公衛只能當衛生局長」，諷刺陳時中不懂專業，好像忘了這個牙醫，如何帶領台灣人度過險境，換得世界上風雨飄搖，美麗之島卻得以免除疫病的榮景，而這將病毒阻絕境外的功績，竟然比不上僅只是篩到一名還在隔離中的確診者，這樣目光，狹小如豆．
　
葉彥伯是否為吹哨人呢？這樣的比喻，似乎是種混淆，吹哨者（Ｗｈｉｓｔｌｅｂｌｏｗｅｒ），又可以稱為扒糞者，舉報者，告密人，換句話說，是揭露一個組織內部非法的、不誠實的或者有不正當行為的人，吹哨的行為有分幾種，對內揭露，或者對外揭露，吹哨人可以選擇將有關資料交予第三方組織，吹哨人往往容易遭受被吹哨者的報復性打擊．
　
我們看彰化衛生局違法實施普篩，甚至不讓指揮中心知情，將還在隔離中的人抓出來實施核酸檢測，要他們自行到醫院，而當中還發生了採檢防護不確實，使受驗者置入傳染的風險之中，例如自行用走路、騎腳踏車去醫院，甚至照ｘ光片，前一人測完，後一人立即躺下的情況．
　
在這邊有個謬誤存在，雖然葉彥伯不斷強調一切依照中央程序，或者有人不斷引述陳時中所稱，受檢者自行搭車、家人陪同去受檢沒有問題，甚至跳針到磐石艦的情況，這些都是在狡辯．
　
陳時中所稱的情況，是在ｃｄｃ或者衛生局照著正當程序，請人去受驗的情況，這是特殊情況，彰化衛生局自作主張，還找了１５００人離家檢驗，這本身就是來源不正當的毒樹果，不應該叫出去的，你叫出去，使之曝露在額外的風險之中，那就不是正常情況可以將之合理化的，而１５００例，又加強了這種風險，這是很明顯的例外凌駕通則，把不正常的當成正常，這就是看到救護車闖紅燈，所以每個人通通都可以闖紅燈一樣，是去語境的謬誤．
　
我們不會將隔離者擅自外出，自己開車，就等同於依照正常指示下開車前往檢驗，或者說，因為指揮中心請人開車自行前往，就等於隔離者開車這件事沒有風險，而不能被指出．
　
而又有基層的護理師爆料，長官為了研究要我們去欺騙民眾，ＦＢ上請居家檢疫的民眾去採檢是真的事情，他們那時覺得不可思議，但又不能對外說什麼．
　
而彰化另一件萬人抗體檢測報告，也是逼迫衛生所人員打電話請出關的民眾來抽，若民眾不來，還要寫檢討報告．
　
亦有醫護人員出面指稱，彰化衛生局為了普篩研究，強迫基層醫護抽血，「突然要篩檢彰化境內醫護人員有無感染肺結核，所以大家只能配合，也都被抽了兩管血、皮下測試．但我們根本沒有拒絕的權利」、「有被拿去做跟肺炎相關的研究，問題是，問卷單張上完全沒有跟肺炎相關的文字說明，實在很難接受這樣不光明正大的作法…」
　
由此可見，真正的吹哨人，是這些醫護，甚至是陳時中，他請第三方政風處調查，卻遭受報復性打擊，而彰化擅自違法普篩的行為，一開始被懷疑是指揮中心幹的，被指控標準不一，當指揮中心調查的時候，又是指揮中心不對，被指控是共產黨、東廠．
　
這群人，就是不管對或錯，一律都是指揮中心不對，他們的目的，並不是為了防疫，而是要把防疫的主責者弄垮，而完全不顧是否會使台灣疫情蔓延，連自己也受害，這些人，完全就是一群母親的子宮裡，腦部尚未發育完全的嬰孩，急著扯掉母親的子宮，認為自己就能加快出生，其實是快速死亡，既任性，又悲哀．
　
怎麼看，都是這一群智障，把吹簫的人當成在吹哨，而吹哨人試圖吹起哨子的時候，他們急著打擊他，扯下他的哨子，塞在闖禍者的嘴裡，他們害怕真相被揭露，所以惡人先告狀，要讓真正的吹哨人淹死在謊言裡面，讓世界填滿他們美妙的簫聲．
　
不如這麼說，國民黨這些人，台民黨的四趴白共，還有聯合報的主筆室，真的是會下地獄的阿．
　
為何說，「彰化模式」是行不通的呢？
　
雖然他篩出了還在隔離中的一人，但是篩了１４００人才得出了那麼１位，顯然成本效益不成正比，篩檢能量是有限的，這樣子假公濟私，任意普篩的結果，就是一將功成萬骨枯，為了這麼一點研究中的自滿，故意挑病毒量最高的時候，硬要隔離者出來篩檢，使群眾曝露在感染的風險之中，是以，有隔離一天就被抓出來篩的，三天被抓出來篩的，還有十天被抓出來篩的，浮動的標準，彰化衛生局說了算，如此為篩而篩，製造出多少破口呢？
　
又，「彰化模式」跑出的結果顯而易見，我們可以從吹哨人的口中看出端倪，一名彰化民眾，沒有症狀時，被要求篩檢，等到出現症況的時候，又因為已經過１４天，只能自行到急診篩檢，而且還要自費．
　
由此來看，這樣的篩檢，並不是聚焦在防疫，或者以患者本身需求為出發點，而是聚焦在衛生所的需求，他們希望能篩出病毒而已．
　
這有什麼差別呢？當你只是單純的為了篩出病毒，就跟手術開刀只是為了數據，而不是為了拯救生命一樣，人將不是人，只是被篩檢的有機體，為了篩出無症狀感染者的一個病毒，將應該被篩檢的，有症狀高風險的人置若罔聞，甚至為了追求篩出病毒，而將患者容易出現病毒的情境，曝露在群眾的風險之中，捨本，而逐末，即使篩到了一個，但是漏接了好幾個，甚至主動製造破口，「檢疫能量是有限的」，依照「彰化模式」，就是把能量打在無症狀者身上，而分散了有症狀者的能量，其對照的例子，應是比利時工程師，他在台灣的接觸者全為陰性，而肺部病毒存在時間至少３個月以上，感染地應在英國或比利時，他們抓的，就是這個沒被發現，但體內存有病毒的「無症狀傳染者」，研判他會在無人察覺的情況下進行病毒傳播，造成社區感染，然而，這位工程師顯然並沒有造成傳染跡象，而且本身的抗體毒值正下降中，所以「無症狀傳染者」是否會造成真正的損害，有待商榷，當他出現症狀時，有可能會被篩檢到，他沒出現時，不具感染力，有自行康復的可能．
　
是否要為一個極端的例子，而改變整體策略？但可以知道的是，就算改變策略也不會是「彰化模式」，他比較像普篩前進行的前置實驗，以研究為目的，導致檢疫能量一半分給正常的情境，一半分給不為人知的「類普篩」情境，減少有症狀者的篩檢機會，給無症狀者較多的篩檢機會，這無疑是為了大海，放棄漱口杯，但任誰都知道，漱口杯撈針比大海撈針還來的有效率，「彰化模式」稱不上是「精準篩檢」，他是不精準的，不但不適用彰化，也不適用全台灣．
　
誠如彰化縣長王惠美所說，「都是經過我王惠美同意的，要不要一併來把我調查一下，十歲的孩子，如果我們沒有篩出來，他就在社區趴趴走，他是不是一個未爆彈，那我們這樣做哪裡錯．」
　
這是假定，十歲孩子出現症狀後，不會被篩檢到，在隔離期間或隔離之後，十歲孩子被遺漏之後，會是無症狀的傳播者，然而，現行檢疫有其科學根據，普篩邏輯的彰化模式，存在太多的假設和推論，而且沒有效率，更有根本的公平性問題，和造成指揮系統混亂的問題．
　
部分民眾的心理，對於普篩的期待是，能確定自己有沒有病，而免除恐懼，對於無症狀者的篩檢，我們要問的是，為何是彰化？還有一個人可以篩兩次，一次精準篩檢、一次萬人篩檢，而萬人篩檢表面上是研究，實則有顯著的目的性，要求政府普篩，改變現行防疫策略，而這份即將到來（？）的報告，反而像是想把防疫主導權操之在己的政治籌碼，用來威脅和推翻現行檢疫政策，滿足少數群眾的「政府隱瞞疫情」、「無症狀傳染者到處造成社區傳播」、「民進黨政府蓋牌」的想像．
　
而到了報告應該公布的時候，卻搶先蓋牌了，彰化推給台大公衛主導，台大公衛稱代表他個人，這個彰化萬人血清檢驗報告，還沒經過同儕審查，也不確定受檢者是否知情同意，科技部表示，當初申請計畫內容並未包含血清抗體調查計畫，而報告也沒通過研究倫理審查．
　
如果要進行無症狀的額外篩檢，也應該是針對疫情較為嚴重的台北、新北，什麼時候會是彰化？而王惠美甚至還大言不慚的說「錢是中央出的」，簡直是慷全民之慨，這個縣長領導下的彰化縣，不服從防疫指揮，使系統混亂，私下普篩，又稱所有的案例都在電腦上，這種浮報的案例，不會造成系統混淆，導致指揮中心誤判嗎？為何要使全台灣人置入風險，然後彰化縣好處全拿？生雞蛋無，放雞屎有，飼料又吃得特別多，這個縣長是不是自認為彰化縣好就好，全台灣死人無所謂？
　
何等短淺的眼光，卻自稱超前部署，何等自私的思維，卻說是在守護全民健康．
　
可謂是，惠美一人爽，全台火葬場．
　
王惠美如要負責，就應該現在下台負責．
　
而台大公衛教授詹長權稱「搞不懂政府為什麼這麼做？台灣怎麼了？很難過！」又搖頭晃腦地表示「如果所有縣市都可以如此積極檢測找出無症狀者，就可以堵住這類型個案進一步傳播，讓疫情不致於擴散到社區．」
　
這是顯著的公私不分，將少數集團的個人利益，替代掉整體公眾福祉，明明為了私利，卻說成是為了大家，明明是一個人犯了錯誤，卻指控整個台灣有問題，這樣的謊言，不但自私，而且卑鄙，乃至於如果全台灣都照著「彰化模式」去「積極檢測」，那不出三天，全台即將淪陷，若每個人都偷天換日，陽奉陰違，隱瞞指揮中心，私自檢測，各行其是，上情下不達，下情上不通，則防疫必將癱瘓，檢疫能量必然會虛擲，被分食殆盡，當境外阻絕一垮，那就真的趁了這些智障的意，台灣社區感染流行，只能開始普篩．
　
管子曰，　
　
「夫國有四亡，令求不出謂之滅，出而道留謂之擁，下情求不上通謂之塞，下情上而道止謂之侵．故夫滅、侵、塞、擁之所生，從法之不立也．」
　
指揮中心一開始的令發不出去，這叫滅；發到了中途即停滯，這叫擁；下面的聲音傳不到上面去，這叫塞，下面的聲音傳到一半，變成全然不相干的玩意兒，叫做侵．
　
至於詹長權此類學者，看起來像個學者，其實根本是教宗，無論是說什麼比利時工程師在台灣感染，還是彰化違法普篩莫名跑出來圍事，責推台灣人，或者是台大公衛教授陳秀熙，整日宣稱有無症狀感染者，要普篩，後來又強調自己從未使用「普篩」一詞，然而，無論是「陳秀熙建議 台灣應盡快展開新冠肺炎普篩」、「比利時工程師入境三個月後感染　陳秀熙：凸顯入境普篩重要性」，都可看出他如老媽一般，諄諄教誨，耳提面命．

而「全面實施境外檢測」、「台灣防疫部署下一步？陳秀熙：在快篩抗體試劑」、「陳秀熙尤其推崇德國大規模社區篩檢」、「抗體快篩是全世界現在思考的防疫重點，也是台灣最快五、六月以後無法迴避的議題．」、「過去我們是採用症狀的篩檢，我一直講的是說，我講的是擴大檢查，在境外的擴大檢查，可是如果我今天可以做快篩，加二階段的確診的核酸系列．」無一不是普篩或者入境普篩的邏輯，都是要改變現實的篩檢制度．
　
而這兩個自稱台大公衛學者，又提倡減少居家檢疫天數，增加檢疫次數，如冰島不分對象，兩次篩檢配合居家檢疫五天，以入境普篩替代１４天檢疫隔離．
　
五月的時候，疫情趨緩，開始有解封的聲浪，詹長權表示，冰島是全球每單位人口檢測做最多的國家，冰島和目前大多數國家一樣，實施入境需檢疫１４天的規定，不過，冰島政府預計在６月１５日前決定，讓到達的旅客都接受核酸檢測，只要結果為陰性就可入境，不必再檢疫１４天．
　
陳秀熙表示，解封後要思考對經貿活動造成的影響，全世界已經有多地進行大規模抗體檢測計畫，檢測計畫變成取代１４天檢疫的方法．並稱因應未來可能有大量境外移入個案，要配合血清監測計畫．
　
六月份的時候，發生日本女留學生在台染疫事件，疫情轉而嚴峻，「入境普篩不可避免！台大公衛：下階段防疫可借鏡冰島『代替１４天檢疫隔離』」陳秀熙表示，「該名女學生２月入境台灣，６月下旬返國在機場檢疫遭到確診，其間有４個月時間，要說２月先遭感染入境持續維持無症狀，機會非常的低．」暗示在台灣被感染，但事實上，日本女學生在台接觸者全為陰性，７月時自費篩檢亦顯示為陰性．
　
陳秀熙指出，透過日本女學生個案，應該重新考量入境檢測措施的必要性以及外籍人士的防疫措施檢討，另他也提到，台灣社會很在意是否零確診破功，應該慢慢轉成著重於「零新冠重症、死亡個案」．詹長權則進一步說，「入境普篩不可避免．」又講起冰島來，「他們已經開始入境檢測替代１４天隔離檢疫」．
　
７月的時候，疫情又趨緩，詹長權又建議，台灣邊境解封可比照冰島，採取入境檢測或１４天隔離檢疫兩者擇一的方式．
　
８月份，台灣一例返港的女性確診，又掀起台灣輸出病毒的聲浪，然而，該返港女性第一次採檢為陰性，第二次為陽性，在港居家檢疫曾逃跑，被香港列為本土病例，亦有越南移工，自台返國被確診為陽性，事後通知，是在越南隔離時被傳染．
　
陳秀熙表示，建議採取「精準入境」策略，例如高風險國家除入境檢測，檢疫第五天二採；中風險國家入境者檢疫第五天採檢；低風險國家維持居家檢疫１４天，如此可將境外漏網之魚降到極低，這又是在偷渡入境普篩．
　
台大公衛學院又於１２日發表，「入境旅客是否應全面篩檢？」記者會，陳秀熙又籲入境檢測２次，居家檢疫縮短至５天．
　
１９日，檢疫旅館拉警報，陳秀熙建議，現行一律隔離檢疫１４天政策下，檢疫旅館不夠、檢疫量能緊繃已是無可迴避的議題，中央應慎重考慮依照入境國風險分層進行一到兩次篩檢，可兼顧縮短檢疫天數和保護社區．
　
２０日，「籲入境者兩次篩檢 陳秀熙：居家檢疫５天成本更低」，又以居家檢疫一天１０００元、檢驗一次３０００元加以計算，結論是「入境檢驗＋居家檢疫５天再次檢驗」最便宜．
　
總而言之，疫情不管趨緩，還是嚴峻，這兩位學者就是一律照冰島模式，縮短檢疫天數和入境普篩就對了，防疫旅館不足，扯入境普篩，有疑似自台灣返國確診案例，也一律說是在台灣感染，所以要入境普篩．
　
這都是先有定見，再由其他案例和情境套入，說如此這般要這樣才對，結論通常只有一種，入境普篩，這叫做傳教，並非科學．　
　
這兩人天天開入境普篩佈道大會，台大公衛學院簡直是他們的禁臠，可以說是普篩的傳教士．
　
事實上，如果要擴大篩檢，也應該是針對有症狀者，例如本土上，今年或去年，有肺炎、氣喘、呼吸道症狀者，應以他們為目標，而非鎖定無症狀傳染者，對著假想的敵人打空氣．
　
先前指揮中心曾就沒有旅遊史也沒有接觸史的第１９例肺炎死者進行回溯採檢，如果真的懷疑本土有感染，應該是朝這個風向去尋找．
　
而全台最大的普篩仔，大概非新北侯友宜莫屬．
　
這傢伙明明是個外行，先前說要封城，又在彰化在隔離時篩出個案登高一呼，要全面普篩，侯稱「令人想到到底有多少無症狀確診者，因為無篩檢而出去」，又指出「彰化衛生局篩檢出無症狀確診者，是中央律定範圍外的對象，是否成為破口，再次呼籲中央針對入境者要全面普篩，再加上居家檢疫、自主健康３層保護，彰化這件事就證明入境者沒有全面普篩，會讓國人害怕．」
　
後來風向大變，彰化被發現根本是違法普篩，這個普篩仔又自爽的表示，「至於中央研擬對於１２個高風險國家入境者全面普篩，侯友宜說，謝謝中央聽到他今年３月份就開始提到，入境者在居家檢疫要全面普篩，再加上嚴格的居家檢疫，雖然剛開始（中央）沒有採取作為，陸陸續續開始評估高風險（國家）先來做全面普篩，起碼要再做滾動式修正，落實當時他所提到的入境者全面普篩的目標跟方向．」
　
簡直是高虹安上身，結果被發現這個１２國普篩根本是被放出來的風向，根本沒這回事．
　
侯友宜在事發之時，上演這１２國記來轉移焦點，從３月開始不斷增添柴火，結果火越燒越旺，一發不可收拾，等到國民黨開始要求１４縣市一齊普篩，上演１４國記，這個全國最大的普篩仔又縮了回去，一面稱，「目前新北市跟中央一定是並肩作戰．」另一面又稱「他在今年３月就不斷強調入境全面普篩，將病毒阻絕於境外，希望中央重視地方的聲音」，一面說「量能夠的時候，他希望能夠普篩，若不足，先從高風險國家先做」另一面又煞有其事地大喊團結，「同的敵人是病毒不是自己人」，這種三面手法，普篩也要幹，會配合中央，又要當公道伯呼籲大家別吵架，卑鄙猴之助，不是浪得虛名．

至於彰化衛生局長葉彥伯，他可能以為自己是背著天庭盜取天火，送往地上的人間，一副俠醫精神，但他不知道的是，天庭不是天庭，也和彰化一樣，都在人間，隨意盜取篩檢能量，是一過，被發現後吶喊基層士氣被打擊，是貳過，拿眾人的火替自己取暖，根本是打擊全體基層和百姓的士氣；被發現後訴諸悲情，為自己開脫，卻釀起鬥爭，和國民黨串聯，惡人先告狀，劍指指揮官陳時中，這就是在打擊全體防疫的士氣．
　
當他跟著一群衛生局基層人員，接受王惠美的獻花，搞成一副悲壯的場面，說的一副為基層的樣子，實際上，只是拿基層工作人員們當擋箭牌，他們要陪局長獻花，又要被抽血，如同做直銷一樣去拉篩檢，葉局長可曾想過他們被當成工具人的心情？　
　
他以為自己是普羅米修斯，但實際上，比較像馬謖．
　
諸葛亮叫馬謖守街亭，要依水在山下設陣，豈知這馬跑上山去，稱什麼「置之死地而後生」、「背水一戰」，說我軍居高臨下，敵兵無所遁形，哈哈大笑三聲，擅自更改策略，結果卻斷了水源，失了街亭，大敗而歸．
　
他把大敗說成是大勝，抗命違規，說成是服膺指揮，我有裁量權，應該要被斬了，周圍一干馬稷幫，卻跑去斬諸葛亮，還要蜀軍全部都要用街亭佈陣，簡直是荒天下之大謬．
　
照他的佈陣，蜀軍兵力是用之不竭，蜀軍糧草是吃之不盡，蜀軍水源是靠天降甘霖，蜀軍指揮可以是多頭馬車，恐怕只有全國陷之死地，無人可以後生．
　
彥伯，可謂台灣之幼常也．
　
後疫情時代，我們要面對的，可能不只是病毒而已，還有應著病毒而起的，「後疫情時代臆病症候群」．
　
臆病，在日文中有膽小的意思，亦有疑神疑鬼，徒增痛苦的意思，在疫情的當下，遏止心中的不確定感，恐慌的心情，比災難本身造成的結果，還要重要，所以，與其擔心自己有沒有生病，不如祈禱疫病直接降臨，讓自己染病，讓災害直接發生，這樣子，大家都清楚了，大家都平等了，不用再擔心病毒在哪裏了，把自己遭遇到的各種煩惱，都與未曾謀面的病毒相連結，只要確認自己生了病，自己所在的地方是不安全的，那就可以歸因各式各樣的煩惱．
　
而這樣的心情，就會被一群想法完全相反的菁英（他們自認為）所利用，他們期盼更多的災難，更多的恐慌，好讓自己支配群眾，實踐自己心中的模型，他們像是一群好戰的戰士期盼戰爭，也像是膽小僧侶，躲在幕後用信仰驅趕羔羊，無論如何，這都是野心，而非真心為了群眾福祉，他們迫切證明自己的智慧，自己是有用處的，如此，就墮入了理性的漏洞，誠如霍克海默所說，
　
「一種思想的發展，這種發展只以最有效的方法為目標，而不反思目標的合法性，將人變成單調的器具，而不承認人本身及目的的社會．」
　
這些人，不算是專家，頂多算是專業而且訓練有素的狗．
　
這群台大公衛學者，在想著篩檢別人之前，不如先去台大精神科做一下精神鑑定吧．
　
而另一群政治狂熱的戰士，他們認為現階段台灣防疫的成果，阻礙了自己的利益，卻忘了，自己的生命也在防疫保護傘的庇蔭之下，先有健康無虞的身體，才有他們出的那張嘴．
　
他們像群賭徒，四處丟擲硬幣，與人打賭，「等一下就會發生地震」，等到地震發生，房屋崩垮，就連他打賭的所在，酒店也垮了，他們仍滿意地看著那群四處奔逃的人，高興地對他說「你看，我說的對吧？」
　
這群人不信任台灣的防疫結果，拼命想戳破他以探求所謂的「真相」，這種想法是很危險的，他們把災難視為是支撐自己動搖的世界，的一種莫須有的憑依，這種病態的連結，將會使得人們祈禱災難發生，當所有人的世界搖搖晃晃，自己的世界才能感到穩固，這種「我對你錯」的思維，其實是不理性的災難關聯．
　
若是要探求「真相」，戳破「神話」，那還算好了，就怕他們主動製造災難，這些「後疫情時代臆病症候群」的下一步，恐怕就是自己主動打開潘朵拉的盒子，引入病毒，造成大流行，來證明自己的普篩之正確，台灣防疫是假的，都在蓋牌，台灣輸出病毒，台灣跟中國一樣爛，陳時中下台...等等，病態的思想．
　
神父曾以大衛迎戰歌利亞來比喻，那些求取「夾縫中自由」的人們．
　
面對龐大的巨人，大衛只有從拉谷溪水中挑選的五顆石頭．
　
儘管是這樣強烈的不對等，但人們從來不會放棄在地上放上釘子，希望讓大衛踩到，讓這樣的不對等再更增加一些．
　
儘管他們知道，每擋下巨人揮舞的粗大手臂，就增加了每個人的生機，大衛倒下了，他們也無法倖免．
　
但是此時奮戰的大衛，那個嬌小的身影，在他們眼中，卻比巨人還要龐大，還要來的感到壓力．
　
他讓他們沒辦法做平常喜歡做的事情，比如，提問一些無腦的問題，發明一些無腦的理論，或者是狂幹民進黨．
　
但他們不知道，這個不自由不是大衛造成的，而是巨人，和他愉快的非利士夥伴，所造成的．
　
陳時中不是病毒．
　
拿走你的釘子，停止扯後腿，看看那些奮戰的人，他們的肩膀，都跟你一樣瘦削．
　
你應該看著他們的堅強而堅強，而不是因為忌妒蒙蔽了雙眼．
　
你應該是個大衛，一起對抗巨人，守護自己的家園，ｂｒｏｔｈｅｒ．
　　
　
本篇文章的完成　感謝　＃RRHH　＃Spencer　＃LAN　＃Jean　ｔｏｍｏｙｏ的贊助
　
【贊助神父的菸　守護台灣防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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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世恩師永世情

我的哈佛法學院指導教授孔傑榮（Jerome A. Cohen）於7月1日歡度九十歲華誕，受業學生為他出版紀念文集。我這篇在書的序文裡，希望您喜歡。

一個人是否幸運，除了是否投對胎，還要看在人生路上，有否遇到恩人、貴人。

像我這樣，30歲得癌症，36歲牢獄之災，60歲挨子彈，卻還能活下來，並堅毅地走下去，其實是天底下最歹命的人。但我很少自怨自艾，總覺得既然人生在世，就該認真過日子，不要虛晃一招，越是橫逆，越需堅毅。

曾經擔任哈佛法學院副院長的孔傑榮教授（Jerome Alan Cohen），年輕時擔任大法官的書記官，後來也擔任國際商務律師，但他的大半人生都奉獻給青年學子，不只在美國，也在中國大陸，而且周遊列國弘揚人權法治，堪稱門生遍天下，造就許許多多的各國法政人才，因而享譽國內外。最難能可貴的是，孔傑榮一生行俠仗義，不畏威權，亞洲專制國家的異議人士，都是他關懷的對象，因他挺身救援，奮鬥有成的不知凡幾。

ㄧ、哈佛憶往

本人有幸成為他的受教門生，親炙其身教和言教。從他恢宏的國際觀和堅定的人權法治觀潛移默化中，我一步步走出狹隘的島國意識，更一步步邁向挑戰威權獨裁的險峻之路。

希望有機會到哈佛大學深造是許多青年學子的夢想，而我能夠圓夢是在1977年的時候，但在感謝孔教授之前，我得先感謝曾經在哈佛大學法學院東亞研究所研究，孔教授的得意門生張富美姐。

1976年夏，我應邀到美國各州巡迴演講，當時我因在台灣提倡新女性主義而小有名氣，連遠在加州史丹佛大學擔任研究員的張富美博士都知道我。她熱情地招待我住她家，我們一見如故，她對我在台灣推動婦運備受打壓十分心疼，聽說我有心出國深造，就主動為我寫推薦信給孔傑榮介紹我。

記得我從美國西岸飛到東岸，在紐約及波士頓演講結束後，有天下午我自己摸摸索索走進哈佛大學，在Law School 的Pound Building 4樓找到孔教授辦公室。我一進門便被他的秘書擋駕，因為我未事先預約。我說明我從台灣來美旅行，因無電話貿然前來，很抱歉。沒想到我提到「台灣」，傳進裡面的孔教授耳中，他自己就從裡面踱出來。我見到滿頭金髮身軀纖長的孔教授，好不感動！他說他收到張富美的信，心想過幾天我應該會去看他。他親切地問我台灣的婦女問題，我為何放棄婦運想到哈佛來。我告訴他我花了6年時間，台灣社會起了一些變化，但我受到許多來自政府的打壓，我需要暫時離開，再給自己充電。由於我過去在台大的優異成績，先前又獲得美國伊利諾大學的比較法學碩士學位，我希望進一步研究美國的憲法，也想針對攸關婦女權益的民法夫妻財產制及刑法墮胎罪兩項作專題研究。

我們相談甚歡，在約略半個多小時的不速之訪結束時，他就告訴我：「妳回去準備，明年秋天歡迎妳來哈佛！」孔傑榮教授待人親切，令我倍感溫馨。原來我的哈佛不是夢！

我這一生有兩次在哈佛的經驗，第一次1977~78年，第二次1986~1989年。前者對我的命運起了翻天覆地的影響，後者對我擔任副總統預作準備的功夫。不過那時孔教授已離開哈佛，任教紐約大學法學院，也遊走中國和香港。

哈佛的校園既宏偉，又古邁，走在校園的每個角落，你都可以呼吸到古聖先賢的智慧。然而熙來攘往與你摩肩而過的各國留學生，卻又令你感受到世界的脈動和來自未來的挑戰。古、今、中、外，恰恰是哈佛的寫照。

當然我花最多時間的地方在Law School，其實就是Pound Building 和我住宿的Ames Hall。不只大多數課程在那，每週一次的lunch talk，東亞法律研究中心會邀請來自不同國家、不同主題的名人專家演講，這給學生無限空間的追索，熟悉或不熟悉的議題，聽過或沒聽過的講者，只要你肯花時間去參加，就可以一邊啃自己的三明治，一邊追隨主講者的演講而天馬行空。

就在午餐演講的機緣中，新加坡總理李光耀是我此生第一次接觸到的世界名人。他當天講些什麼我已不復記得，但他熠熠光彩卻給了我深刻的啟示：「國不必大，但應該偉大！」當時我真覺得彈丸之地的新加坡總理，可以受到那麼崇高的國際尊榮，台灣為什麼不可以？！

我自己也有榮幸在開學後不久被邀請到東亞中心演講，我談論的是戒嚴統治之下台灣的婦女運動。由於我親身說法，而且語詞辛辣，當天的演講相當轟動，之後Law School 大家就都以新女性來定位我。

但我其實更想推銷台灣，讓進出那裡的人有機會認識台灣。機會來了！宜蘭籍的黨外前輩、台灣省議會五虎將之一的郭雨新宣布要回台參選總統，他當時舉家移居華府。在戒嚴統治時代「總統」是蔣家的專利，蔣介石與蔣經國父子傳承，雖然戴著「選舉」的民主口罩，本質上就是不民主，不容挑戰！

如今居然郭雨新想要挑戰蔣經國，自是好戲一場。我問孔傑榮，可否邀請郭雨新來哈佛演講？孔說：「Why not?!」我於是進行種種安排，時間訂在1978年1月10日中午，一時之間，Pound Building 裡裡外外貼滿「挑戰蔣經國的人」的演講傳單，一股興奮又帶詭異的氣氛在Law School 瀰漫開來。

有一位來自台灣的留學生，後來的馬英九總統，氣沖沖跑去質問孔傑榮：「郭雨新是蔣經國的政敵，你為什麼要邀請這樣的人來？這樣會得罪蔣經國。」孔傑榮笑笑回答：「民主自由是哈佛大學的核心價值，威權的台灣總統選舉，有人敢於挑戰，值得鼓勵。What’s good for Harvard is good for me!」他還特別強調：「I don’t live to please anybody!」

以上的話是孔傑榮偷偷告訴我的，他當時面帶微笑，我卻聽得十分感動。終於，我的國家有人關心了，終於，我遇到一位不畏權勢，只講真理的人。

孔傑榮不畏權勢，只講真理的精神，對我產生的影響，可以用「刻骨銘心」來形容。因為他不只作育英才，他其實捍衛人權，醉心民主無以復加。韓國反對派領袖金大中被日本遣送回漢城，遭朴正熙逮捕下獄，孔傑榮挺身相救，並邀請金大中到哈佛擔任訪問學者。菲律賓反對派領袖艾奎諾在馬尼拉機場遇害前，其實也曾在哈佛擔任訪問學者。孔的芳名因此被菲韓等國列入不受歡迎的「黑名單」，我問他怕不怕？他大笑：「被獨裁者列為不受歡迎的人物，是一項殊榮！」

我在哈佛那一年，正值法務部著手修訂民法親屬篇及刑法墮胎罪，我特別針對這兩項攸關婦女財產及健康權益的法律，參考多國立法撰寫兩篇論文，而後寄給法務部參採，當時部長李元簇是我在行政院法規兼訴願委員會時的主委，他特別回函致謝，並說已將我的論文發交研修小組參考，令我倍感安慰。

我也選修孔傑榮教授開的中國現代法制化課程，他對中國的刑事訴訟制度頗有研究，一直想促進他們的現代化。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中共當局知道以法治國的必要性，因此選派好幾位青年學者到哈佛的東亞法律研究中心來，接受「資本主義法律教育」。我因此有機會接觸到來自中國共產世界的青年，過去國民黨都用「匪」字冠稱中國大陸，在台灣的人一聽到中共，心裡不覺發毛。但在哈佛接觸到的都很文雅優秀，尤其發現他們人手一冊台灣的「六法全書」，這對中國推動現代法學教育，以及法律的擬訂助益頗大，至少不用再去翻譯硬梆梆的德文日文或英文，當然這對日後兩岸經貿交流產生的法律問題，雙方溝通起來方便許多。

無疑地，孔傑榮教授在知識傳播上無遠弗屆，他對中國現代化的人權和法治十分關切，經常飛往北京、上海、杭州及香港各地傳道、授業、解惑，有時不惜得罪當道，但他對當代中國的法治化貢獻良多。不知中國當局知也不知？

他的周遊列國，既像孔子，誨人不倦，更像墨子，兼愛天下！因為看得出來，他一心一意就是想要讓世界各國，包括中國和台灣，早日民主和法治化，而用心培養來自各國的人才，便是可長可久的步驟。

二、燈蛾撲火

1978年我在哈佛法學院的研究日子，是我這一生很重要的轉捩點，也是我認識「台灣」的關鍵性起點。指導教授孔傑榮當時是卡特總統的亞洲問題顧問，寫了很多探討對中國、台灣和美國關係的文章。當時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布里辛斯基訪問中國甫歸，不旋踵美國批售雷達武器給中共，接著卡特即將與中共完成正常化關係的傳聞甚囂塵上，我擔心美國有可能會無預警地與台灣斷交，意識到一場難以避免的歷史性不幸就要上演，我特別到華府拜會國務院台灣科的科長費浩偉（Harvey Feldman），他的欲語還休，加深我的疑慮。

當時台灣沒有言論自由，報紙只能報喜不能報憂，甚至外交部長在立法院應詢時也保證台美關係沒有問題。我想來想去，覺得應該回台將此訊息向國人同胞傳達。因爲1978年年底剛好有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我決定利用選舉活動提醒大家危機可能來臨，根本沒有想到要當選。

那時我剛得到繼續攻讀博士課程的獎學金，這麼好的機會令我很掙扎，就問孔教授是否該放棄獎學金回台灣？還是留在哈佛繼續攻讀博士？他說：「You are nobody here but may be somebody at home. Why don’t you work for your own country?」我下意識地開玩笑：「If I go home, I may be jailed.」他馬上回應說：「Then I will wave a flag for you in Taipei.」我倆大笑起來。

我一直記得這段對話，因為這場對話不只改變我的一生，也相當程度影響了台灣的前途，而且一語成讖。

決定放棄獎學金回台參選後，我沒有立即回台，相反地，我花了3個月的時間在世界最有名、中文資料最多的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讀資料，撰寫「台灣的過去與未來」一書。由於擔心回台時在機場被沒收，就將資料和文稿拍成黑白膠卷，並將膠卷偷偷藏在衣服裡面，回台後再沖洗放大。當時有關台灣歷史的著作大部分的記載與論述都著眼在中國正史的角度。論土地，台灣不過中國大陸沿海一蕞彈丸小島；論人民，不過滄海中之一粟，都不曾真正以台灣本土作主體，予以客觀、公正地檢視和批判。於是我決定析理台灣過去的歷史，大膽地超越傳統中國本位主義，完全站在台灣的立場，建立以台灣為主體的台灣史觀。

台灣有史以來不斷與異族接觸，並被異族蹂躪，台灣先民胼手胝足開疆闢土，結果仍難逃「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命運，台灣的根本問題在於台灣人一直都被外來政權所統治，不能真正當家作主。用台灣的心去看台灣史料，我看到過去所不知道的悲慘歷史。我邊寫邊流淚，但我用眼淚寫出來的東西，在那白色恐怖時代，實已肇下禍端。

我請當時的黨外大老黃信介及康寧祥兩位指導我的文稿，他們都不置可否，我也知道十分敏感，甚至危險。為安全顧慮，我在內容上採取折衷方法：關於「台灣的過去」文字部分全部抽除，只留存圖片。至於「台灣的未來」部分，我原文照刊，因為它論述台灣問題的本質與美 – 中 – 台的三邊互動關係，更是原書的重點，也是選舉的主軸。

競選期間我一直抓住「台灣的過去與未來」這個主題，設計成章回小說式的演講，每場內容不一樣，而且段落分明有連續性，每晚結束時還預告隔天的話題。如此一來，今天聽過的人明天還會來，而且相招逗陣來，於是一場比一場多，而我也一場比一場精彩。

一傳十，十傳百，我的演講在三、五天內居然變成桃園人的最愛，無論閩南或客家，也無分男女老幼，到了晚上爭相到我的政見發表會場來，事後傳出有夫妻因為搶著要聽我演講不做生意而吵架，而鄉下地方因為全家出動，回去發現家裡失竊等趣聞來。

那年的選舉正式活動，從12月8日到22日兩星期，23日進行投票。沒想到12月16日上午9點，美國總統卡特與中國領導人鄧小平分別在華府與北京同步宣布美中兩國將於1979年元月1日正式建交。當天中午蔣經國也以國家面臨緊急危難為由發布選舉停止的命令。消息傳來，舉國驚愕，聽過我演說的桃園人有人貼出「未卜先知仙女下凡呂秀蓮」的大字報。但不多久，極右派開始對我抹紅抹黑，我的競選總部民主牆上出現好幾朵向日葵，又散佈我是CIA 派回台灣的謠言，甚至傳聞我已遭到警總逮捕。一時之間風聲鶴唳，我的競選總部被迫關門，我的兄嫂及其子女接連幾天不斷受到恐嚇騷擾，甚至半夜三更都有人打電話揚言要放火殺人。

美台斷交，我原是第一個通報預警的人，卻也因此成為第一個受害人。

我因擅長析論台灣前途而聲名大噪，1979年12月10日高雄人權日晚會，原本沒有安排我演講，卻因當時特有的激越氣氛，我才在群眾三番兩次的大聲呼請下上台演說20分鐘。我演講時全場鴉雀無聲，大家聚精會神，甚至血脈噴張。

12月13日清晨，我第一個被捕，調查局從我背包搜出一串鑰匙後揚長而去，我隨即鋃鐺入獄。在調查局漫長驚怖的偵訊過程中，他們不只一次咬牙切齒地對我說：「高雄事件前半段應該由施明德負責，後半段由妳負責。妳的演講太厲害，我們那晚大概有7、8萬人在現場，每個人都被妳感動後再回去影響3、4人，妳害國民黨損失30多萬票，我們不抓妳怎麼行？」我像一隻撲火的燈蛾，奔向亮光，自投羅網。

三、From Prison to Power

美麗島事件後，國民黨政府不但第一個抓我，還判我12年徒刑，實際坐牢1933天。但國民黨怎麼也想不到20年後，它會被美麗島事件軍法大審的辯護律師陳水扁和「暴力叛亂犯」之一的呂秀蓮搭擋競選，用民主選舉的方式在2000年5月20日交出政權。

在我推動新女性主義的1974年暑夏，我因甲狀腺癌而開刀，復原情況大致良好，但1980年入獄坐牢後，因心力交瘁，加上母喪之慟，甲狀腺癌一度有復發現象。獄方安排醫師來診療，要我服用原子碘，但始終不讓我外出就醫。在那段病痛晦暗的日子中，忽然有一天，獄卒一大早把我叫醒，要我換好衣服，說要帶我去三總看醫生。我心想，原來病情加重了。

沒想到，下車進入三總，院長匆匆把我迎接進招待室，根本沒問病情，只說：「有一位美國來的教授想要見妳。不知妳願不願意？」我先是一愣，腦中忽然閃起孔傑榮教授。前兩天在電視上看到孔教授來台出席江南案刑事審判庭，知道他人在台灣，但不曾幻想會有機會與他相逢。那時我失去自由已近兩千天，「自由」是最奢侈的幻想！

緊接著獄卒就把我帶出接待室，我一眼看到在走廊那頭的馬英九，他當時是警經國總統的英文秘書，他快步趨前跟我握手，把我帶進一間會客室，孔傑榮在國大代表周清玉陪同下來看我。他滿頭金髮，清玉姐送我一大把鮮豔的捧花，對照因服用原子碘而身心俱疲，形容枯槁的我，何等反差！我與孔教授久別乍見，恍如隔世，不自覺淚流滿面。他對我說道：「那年妳問我到底回台灣好，還是留在美國？我覺得如果妳能為自己的國家和同胞做事，當然比在美國有價值，我沒有堅持留下妳，才讓妳惹上牢獄之災，6年來我一直為此耿耿於懷。」

言畢，兩行情淚汩汩流了下來。旁邊的馬英九點頭應證：「孔教授不斷告訴我，他未能使妳早獲自由，深感歉憾。」

追憶這幕鐵窗生涯外一章，儒家所稱道的「師生之情」，原來可以超越血統國籍，置諸四海而皆準。其實哈佛法學院每年有來自世界各國的研究生近百，孔教授桃李滿天下，居然會為7年前的一句箴言而對我如此信守、關懷，真是師生之情的現代佳話。

那天是1985年3月21日，一個禮拜之後，我就獲得「保外就醫」交保獲釋。回到桃園的家，記者們告訴我「上個禮拜我們就已得到妳會保外就醫的消息，我們來妳家等了老半天。」

經過探索，原來國民黨情治單位涉入華裔美籍作家江南（本名劉宜良）命案，引起國際轟動，本案在台北地院開庭審理時，江南遺孀崔蓉芝委託深諳台灣法律，中文又甚流利的孔傑榮教授擔任他的訴訟代理人，在孔教授精湛的刑事訴訟技巧運作下，情治單位在該案的角色無所遁形。審判庭結束後，孔傑榮問負責接待他的馬英九，能否安排到監獄來看呂秀蓮？

馬英九回去請示蔣經國再回報孔教授：「依我國法律規定，外籍人士不得進入我國監獄。不過，剛巧呂秀蓮因癌症復發住院，所以明早我會陪您去三總看他。」

想必蔣與馬打的算盤是，就用呂秀蓮牌換取孔教授對江南案高抬貴手吧。不過，為了國家顏面，不能早上見面，下午就放人，因此我被延後一個禮拜才獲釋。後來我向孔教授開玩笑：「老師，您害我多關7天！」我們又相顧大笑。

我「保外就醫」的條件是不許在公開場合出現，當然包括不得發表演說，對從政者而言，等於「軟禁」。偏偏剛出獄時很多人要訪問或請我演講，我覺得很為難，就想到能否以出國就醫為名再重返哈佛。謝謝孔教授，他不知費盡多少心思，透過駐美代表處代表錢復跟蔣經國交涉，終於1986年秋天以訪問學者身份在哈佛法學院的「國際法與國際人權」課程選課、演講，並且完成「重審美麗島」乙書的文稿。不過，那時孔教授已離開劍橋，任教紐約大學法學院。原來我坐牢那幾年，孔教授獲准在中國和香港教書，兼擔任知名的 Paul, Weiss 國際法律事務所顧問。

第二度在哈佛，我一口氣待了3年，因此民進黨1986年成立時，未能躬逢其盛。1988年民主前輩康寧祥與同好創辦「首都早報」，這是黨外人士繼組黨之後，另一盛事。他來電催促我回台擔任總主筆，我於是打道回府。後來我並未加入首都早報，倒是在1991年當選立法委員，擔任全職外交委員。

1996年11月21日，桃園縣長劉邦友血案發生，我臨危授命，在黨主席許信良強力徵召下，倉促補選縣長，獲得壓倒性勝利。

1997年3月28日就職典禮時，我特別邀請孔傑榮教授及當年推薦我的張富美姐參加。在縣府廣場人山人海的典禮中，孔傑榮教授特別用中文演說，有一句很動人的話，我永生不忘：

「在人類歷史上，有不少坐擁大位的人下台後，到監獄度其餘生。今天，我們在這裡共同慶賀的是，一位從政治黑牢邁向權力之位的呂秀蓮。」

From prison to power，是的，我為公義身陷囹圄，也因公義而掌有些許權力。「公義」是孔傑榮教授給他這位非典型學生的最佳賀禮。

從2000~2008年，我成為台灣第一位女性副總統，更是迄今唯一連任8年的副總統。雖然權限有限，但在陳水扁總統授權同意之下，無論外交內政，我竭盡心力，善加輔佐。其中之一是成立「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會」和「總統府科技諮詢委員會」。

2013年，孔傑榮陪同他參與營救出來的中國維權人士陳光誠來台，我特別安排他們到「景美人權紀念園區」，那是我擔任副總統時堅持保留並加以轉型改造的。

在出奇燠熱的午後，我帶他及陳光誠夫婦，在眾多媒體緊追之下，穿過一長排暗黑的囚室，再爬樓梯，走進2樓61房，當年我鋃鐺入獄的地方。一生為人權吶喊的人，終於親身體驗到失去人權的滋味。那天他和陳光誠都穿西裝打領帶，在陳舊狹小的囚室中汗流浹背。想必他們能想像當年我在鐵窗下，不只汗流浹背，還不知多少次淚流滿面呢。

一世恩師，永世情。從劍橋到台北，從學術殿堂到軍事監牢，孔傑榮教授與我的跨國師生情誼，也算曠古一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