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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想像中的死刑犯，是甚麼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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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11月底，我跟在司改會工作的朋友去了台北看守所，探視死刑犯邱和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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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和順案是台灣司法史上全程羈押期間最長的刑事案件，從1988年羈押起，不公平的審判、刑求的逼供、證據僅有不能充當證據的被告刑求自白.....
查無任何有效證據證明他確實涉案，種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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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想像中的死刑犯，是甚麼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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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11月底，我跟在司改會工作的朋友去了台北看守所，探視死刑犯邱和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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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和順案是台灣司法史上全程羈押期間最長的刑事案件，從1988年羈押起，不公平的審判、刑求的逼供、證據僅有不能充當證據的被告刑求自白.....
查無任何有效證據證明他確實涉案，種種荒謬被許多人權團體質疑許久。
但2011年，他被死刑判決定讞，目前隨時有被執行死刑的危險。時至今日，他已經被關了30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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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望邱和順之前，司改會託付了一些關於他身體狀況的問題，交代我們去問。看守所環境有些老舊破敗，辦理手續的人們站站坐坐，透露著疲憊的眼神。我再低頭看看自己，穿著長裙化著妝，突然有種不食人間煙火的愧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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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漫長等待，我們走向專門處理重刑犯的櫃檯，辦理冗長的手續，才能去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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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刑犯的會客室戒備似乎較其他量刑的犯人森嚴，我們跟著員警沿著曲曲折折的小徑，走向看守所內部的重刑會客處。再開關好幾道門，經過金屬探測等等手續，終於到達看守所內部的重刑接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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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見室空間不大，唯一的陽光從鐵門上的窗子透進來。對話的窗口四個，一個窗口二張椅子，一張大且厚但滿是灰塵的塑膠玻璃杵在面前，配著二支用來溝通的電話，我恍然以為自己走進了電影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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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刑犯，會是甚麼樣的人？」等待他的時候，我一直反覆問著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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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於，阿順被員警帶了進來。一張尚有精神的笑臉出現眼前，我們等待著員警接通電話，顫巍巍將話筒放到耳邊。一開始我蠻怕自己問不出太有意義的話，沒想到阿順會自己講，同時也引導我們跟他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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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問了我們的姓，並跟我們說「每一個來這裡的人，我都會問他們的姓，給他們一個編號，這樣就代表這十幾年裡，有多少人來看過我」我心頭一沉，我是25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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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話匣子打開，知道我們是司改會派來的人，所以暢聊了共同的朋友，常常來看他的人。聊天一個段落，他說要唱歌給我們聽，是他在監獄裡打發時間，自編自唱成的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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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一開，竟然是滄桑渾厚的聲音，一共四首，聽到我怕自己的眼淚都要掉下。一句句歌詞，都是對二三十年黑牢冤枉的控訴和慨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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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畢，我跟朋友都留在悲傷的氣氛中難以自處，但阿順一掃哀泣，又笑笑地和我們講起了話，他說，自己在牢裡已經要三十年了，他對這個世界的記憶還留在三十年前，電腦、手機、網路，太高的樓房，我們習以為常的事，他都難以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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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生人的難處，如果出來，等於被扔進一個未知的新世界，如果出來，他也要在司改會裡服務，然後努力跟上這三十年的腳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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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分鐘太快，「我下次再審的庭上，要看到你們喔」在電話被切斷的前幾秒，他這樣和我們約定，好，當然好，我忙不迭地答應。雖然心知肚明那天遙遙無期，道德勇氣、司法正義太遠，但也只能保持微弱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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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電話就被切斷了，最後的最後，我還想大聲地說些什麼，阿順的嘴型也還在動，還來不及辨認，我們已經聽不見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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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想到他是這麼健談的阿伯」被員警帶出來的路上，我和朋友說。原先的害怕已經全然消失，畏懼源自未知，源自他被賦予的令人畏懼的形象，他的手銬和身上的鐵鍊，而非他這個人和他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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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會為他的健談和樂觀驚訝，如果是我有隨時死亡的可能，我不會這麼樂觀。他打破我心中對「死刑犯」慘忍且枯槁的形象，心裡有了裂隙，才能滲進新的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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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死刑的存廢，我個人也還在思考，沒有一個全然的定奪。但是關於「一個人他不論是否窮凶惡極，都應該擁有最基本的法律程序和實質上的保護和權益」這一點，我是同意的，當罰則罰，但不該是膝反射式的一概坑殺。如果臺灣是這樣的，那麼我們就見不到平反的徐自強、鄭性澤，還有尚在牢裡的邱和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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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人的生命都是立體的，我們很難，也不可能探知他人生命中的所有，只能盡力在有限的時間裡，為所有疑問尋找一個解答。甚麼是正義，我們還在找，我們還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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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順，我是258號。你要早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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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cv.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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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冤案是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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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台北土城看守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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