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梁祠拓片 二十六張
出版時間：民國拓本
裝幀：整紙26紙
尺寸：尺寸不一，最高319cm，最寬123cm

在中國古代文化和藝術史中，漢代武梁祠是名聞遐邇的一座「殿堂」，栩栩如生的浮雕石刻畫像被視為漢代藝術的代表，最早在宋代歐陽修（1007～1072）《集古錄》、趙明誠（1081～1129）《金石錄》和洪適（1117～1184）《隸釋》、《隸續》等書中即見記載，傳世的宋拓孤本目前珍藏於北京故宮。自從清代中葉石刻遺跡出土以來，其畫像拓片更廣泛流傳海內外，名揚天下，也成為研究古人的生活、宗教、宇宙觀、藝術與文化，乃至重建失傳古代史實的重要視覺資料。在臺灣，武梁祠畫像拓片僅少數私人或學術機構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收藏；早年國立編譯館版本的國語、歷史教科書中大量引用的古代名人畫像或裝飾圖案，多半出自於此，應是不少4、5、6年級生熟悉的回憶。由於這批珍貴的畫像石早已成為博物館典藏品，列為中國國家一級重點文物，不再允許任意捶拓，其珍貴難得可知。

武梁祠石刻遺跡主要由一對石闕、《武梁碑》及5塊畫像石構成，根據歷來中外學者如黃易（1744～1802）、関野貞（1868～1935）、費慰梅（Wilma Canon Fairbank, 1909～2002）、蔣英炬、巫鴻等人的研究，這些畫像石同時也是原來組成祠堂建築的部分屋頂、承檐枋、牆面等結構。其中2塊畫像石雕刻祥瑞圖，其餘3塊皆分4層（列）雕刻（尖頂上的西王母像不計）。每塊石上除刻有眾多故事及100多個人物外，還有200餘文字。畫像內容多取材自古代傳說、《史記》等典籍，也有描繪死者生前生活、遊樂等方面的圖像。內容豐富，表現方式極具特色，十分生動，有的運用同發式構圖，也就是用單一畫面、簡單的物件來表現一個故事中最高潮的情節、最具戲劇性的場景，例如「荊軻刺秦王」畫荊軻圖窮匕見，刺殺失敗後，被旁人擒抱住，同行的秦舞揚驚恐色變，倒臥在地，秦王則試圖拔劍自衛，地上還擱著用木盒所盛裝的樊於期首級。荊軻意識到任務失敗，不禁怒髮衝冠，因此用盡全身氣力向秦王擲出匕首，卻誤中柱子。又如「泗水撈鼎圖」，著意於表現龍咬斷繩索，拉曳者紛紛跌倒的瞬間，生動活潑，極富於動感與戲劇效果。

武梁祠出土於山東南部嘉祥縣武翟山，原是當地武氏家族的祠堂，為其成員武梁（78～151）而建，故得名。祠堂的建造年代約在漢桓帝元嘉元年（151），距今將近2000年前。經過千百年歲月洗禮，加上此地位處黃河數次改道的洪水氾濫區，武梁祠石室遭沖毀，大半石刻佚失或深埋黃土地下。乾隆51年（1786）著名的金石家黃易（1744～1802）路經此地，偶然訪得，後經金石學家翁方綱（1733～1818）等人倡議捐資興建室保護，始得留存至今。

【延伸閱讀與參考資料】
美國聖塔芭芭拉大學加州分校歷史系Anthony Barbieri（李安敦）教授運用3D技術重建武氏家族墓園：
https://barbierilow.faculty.history.ucsb.edu/Research/WuzhaishanRemastered/index.htm

Anthony Barbieri（李安敦）教授運用3D技術重建武梁祠：
https://sketchfab.com/3d-models/the-wu-liang-shrine-45acdb4bf62843f0b53feb9fe9fb17a6

北京故宮博物院珍藏的宋拓武梁祠畫像：https://en.dpm.org.cn/collections/collections/2009-12-28/74.html

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歷史文物陳列館
「樸古與精妙-漢代武氏祠畫象拓片特展」：
http://museum.ihp.sinica.edu.tw/exhibitions/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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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旭暉隨緣家書 🇺🇸】華盛頓，那些心痛香港的舊朋友們
—美國參議院《香港民主與人權法案》通過前夕隨筆

香港社會進一步動盪撕裂，政府一如過去數月無視Root Cause，警隊強攻香港中文大學之際，直播畫面令人徹夜難眠。那一刻，我身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百感交集。多年前，在這裏的智庫Brookings Institution工作，認識了不少華盛頓學界、智庫、政界友人，那時候，北京還對香港（相對）客客氣氣，中美關係同樣和和諧諧，同時和雙方朋友交往，一切自自然然。當時沒有人會想到《香港民主與人權法案》，事實上，到了法案第一次在2014年被提出，國會處理外交的某資深大老，依然說「不要浪費時間，100%不可能」。到了今天，中港兩地劍拔弩張，中美新冷戰如箭在弦，看見同樣的面孔，彷如隔世。

布魯金斯元老與香港泛民

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是全美排名第一的外交智庫，屬自由派，不少專家是國務院常客，旋轉門十分成熟，它的東北亞研究中心，是少數研究香港的基地。我在Brookings時，代表香港到哪裏訪問工作，當時香港人有一個單獨名額，但後來被裁掉，據說因為大家覺得「香港已是中國一部份很久，沒有甚麼好研究」；想不到今天，隨著運動發展，香港研究在海外，忽然成為顯學。

當時的上司是中心主任卜睿哲博士（Richard Bush），他是台灣問題專家，曾任美國在台協會主席（實質上的美國駐台大使），著作等身，氣度雍容。月前他接受訪問，談及香港反送中運動，認為抗爭者應「見好就收」、中國很強大、美國很現實、沒有甚麼可做，不幸被斷章取義，成為藍絲群組廣傳的維穩內容，觀點也被葉劉淑儀、梁文道等引述，令一些不認識他的青年感到不滿，就像這一代青年提起民主黨、司徒華，反感程度有時比提起建制派更大。卜睿哲是不是有點保守呢？大概是的，起碼是很傳統的現實主義路線；但他是否不希望幫助香港呢？自然絕對不是。

他和香港淵源甚深，童年在香港的國際學校英皇佐治五世渡過，經常緬懷香港過去。美國國會在1992年通過的《香港政策法》，他是主要起草人之一，據說本來版本比終極版辣很多，有更多美國承認香港不同內地地位的條件，卻被現在的參議院多數黨領袖麥康內爾「減辣」掉（外間以為麥康內爾提出法案，理應心繫香港，而不知這只是他避免法案太刺激北京的權宜）。卜睿哲不看好香港抗爭，一來他嚮往中美和好，相信全球化時代的中美只能合作，而在一個和諧世界，香港沒有太大戰略價值；二來他常參照歷史，害怕給予虛假希望，例如對我舉出1956年匈牙利革命的例子，當時美國政府說「全力支持匈牙利人民反抗蘇聯」，結果蘇聯鎮壓，美國除了打嘴炮就毫無動作。其實卜睿哲依然深愛香港，只是認為無力挽回，對可見的悲劇，深深嘆息。

尼克遜翻譯到疆藏港研究：Freeman家族兩代人的丕變

同期曾對香港事務發出保守言論的美國外交元老，還有一位傅立民（Charles Freeman）。他在尼克遜訪華時，擔任總統和毛澤東的翻譯，也是海灣戰爭時的美國駐沙特大使，負責處理前線，一直主張尊重中國獨特國情，但難免停留在那個年代。上個月，他曾說「香港激進抗爭者不值得西方同情」，卻對宏觀背景缺乏理解，然後又是受到藍絲群組加油添醋的轉載。

傅立民我並不認識，但和他的女兒Carla是好友。Carla Freeman是貼地得多的中國問題專家，目前在Johns Hopkins的高級國際研究學院（SAIS）當外交政策研究所主任，我也曾在那裏工作，和Carla曾合作出版，這天她請我到課堂上分享香港最新情況，想不到我把她和一些學生、包括中國內地留學生說得熱淚盈眶。她對我說，也是從網上看見父親對香港的評論，「嚇了一跳」，笑說父親不代表她，保證美國還有很多明白抗爭者的友人，很同情這些香港朋友面對的大陸高牆。

她家學淵源，小時候就到過香港，及後不時在香港的大學交流，看見中大被香港警察以催淚彈狂攻，感到揪心的痛。她對北京主導的「止暴制亂」言論一笑置之，因為她的研究專長就是新疆、西藏、中國公民社會等議題，對「一國」框架下，少數民族、地方自治、維權議題有何下場，知之甚詳。

但其實她也曾是「大中華膠」，只是近年和一批著名美國漢學家一樣「覺醒」，坦承在中國改革開放初時，給予太多浪漫化想像，以為中國強大了，就會和美國共建美麗新世界，對種種問題刻意按下不表，殊不知今天中國強大了，圖窮卻匕見。這天她剛從中國回來，說官方招待她看的、住的，都是最宏偉的外觀，但她研究的新疆、西藏、香港，卻是另一回事，反差得很不平衡，乃至感到內疚。這種情結，近年反映在頗多中國權威身上，例如一度被北京捧為上賓的沈大偉（David Shambaugh），近年立場大變，最終推出「中國崩潰論」，令北京目定口呆。

蘭德公司研究員五年前的預言

在維珍尼亞（而不是「弗吉尼亞」）邊境，座落國防部智庫蘭德公司（RAND），北京經常渲染蘭德的神秘，其實也不外是一家右翼智庫而已，只是進行了類似「中美終有一戰」沙盤推演一類研究，被北京視為不友好名單。蘭德有一位香港問題專家Scott Harold，曾長期在港工作，和不少香港學者相熟，這次拜訪他，察覺他對「香港之死」除了痛心，也有先知的無奈。

早在2014年雨傘運動期間，他的觀點就和接受中國人大「831框架」是合適妥協的卜睿哲不同，認為深層次的Root Cause根本不是普選問題，而是中港矛盾。他從親身觀察發現，香港人擔心一國兩制只是虛言，憂慮逐漸強化的中港融合，會在「831」框架被通過後無限加速，因此才有「佔領中環」出現，這恐怕連戴耀廷、陳健文等當事人也當局者迷，五年後的今天，論證了他先知先覺。他慨嘆香港人不幸運，碰上美國外交大轉型，而最應負道義責任的是英國，但此刻碰到的英美最高領袖，都不是價值主導的人。

Scott在香港有不少愉快回憶，問他甚麼時候再來，他卻苦笑，說察覺不少曾在香港的國際友人，近來都在中國境內出了事，其中一位是曾任加拿大駐港副領事、後來被內地以間諜罪名捉為人質，來報復孟晚舟案的Michael Kovrig，這也是《逃犯條例》為何刺激世界各國神經的原因之一，令他不禁擔心入境會否「被洗頭艇」。坦白說，這種新冷戰氣氛是雙向的，我也認識不少中國的美國研究權威，近年不獲美國發簽證，美國大學也開始對華裔學者「另眼相看」，似乎1992年冷戰終結—2012年習近平上台的蜜月期，不過是兩次大戰之間那段休戰期罷了。

盧比奧參議員身邊的智囊，與香港本土派

美國新生代中國研究學者的研判，和上一代完全不同，與香港的年輕學者、本土派思維，反而先天有血緣的相近。在北京眼中，一切人類行為，「自然只能以「收買」、「權力」一類唯物角度解釋，因為這個政權是不相信價值觀的。然而正是全球科技變革、網絡社群興起、令社會結構重整的「時代革命」，令全球新生代一方面大大加強了對理念的追求，另一方面也勇於打破常規，發掘了不少前人忽略的盲點，知識變得非脈絡化。解構再重構的學風不容於上一代，在新世代卻成主流，逐漸產生了像劉仲敬、Harari那樣的鬼才，他們眼中的世界，天翻地覆。

Peter Mattis是研究當代中國政治外交的年輕學者，多年前，曾在台灣一個學術會議發表關於「新型大國關係」的文章，當時我是評稿人，早已忘懷，他卻惦記至今。年輕可畏，轉眼間，他剛成為對北京高度批判的CECC（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副幕僚長（Deputy Staff Director），目前在盧比奧參議員辦公室工作，而這位盧比奧參議員，正是《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的最大推手。Peter和卜睿哲一代的中國通有完全不同的成長背景，及早正視中美已完全是競爭對手這現實，也認為上一代對香港不負責任，對中國以自己的方式改造「真香港」為「新香港」，有道德使命式的批判。上一代中國通跟隨北京口吻，說「香港對中國已沒有大價值」，他卻強調香港回歸時只佔全國FDI（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40%、現在卻高達七成，反映中國越富有，對香港的依賴越多，加上箇中「貿易」涉及不少敏感技術和材料，北京不可能不知……這些數據，在我面前，他如數家珍。

一些美國政界前輩對《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潑冷水，他卻懷著傳教士式熱情，協助盧比奧草擬法案所有細節。須知美國國會一向是《紙牌屋》式現實，這條法案對盧比奧而言，一無選票（他的佛羅里達州沒有多少人對香港有興趣）、二無捐獻（不像中國遊說團能給予大量利益）、三不為總統所喜，他卻視之為baby，不惜用盡一切私人關係力推法案，前後五年，最後甚至使出殺手鐧，對推延排期表決的多數黨領袖麥康內爾（也就是剛談及在1992年對《香港政策法》減辣那位元老）攤牌逼宮，才有如今極速表決「hotline」這招。這都是很耗費社會網絡和人情牌的事，可謂all-in，要是沒有堅定信念，怎會如此？

成就解鎖：我城危如累卵，國際關係卻終成香港顯學

Peter不過「打份工」，卻是以完成博士論文的吹毛求疵態度，去完善這條法案，背後反映的全球新生代connected思維，不但中國學者、香港特區政府官員永不能明白，就是卜睿哲、傅立民那樣的美國前輩，也難以理喻。世界是前進的，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依歸，《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的重要性，除了上月在這裏分析過的外交、經濟部份，還縮影了世代交替：盧比奧三年前提出法案時，只有45歲，屬新生代參議員；法案一位co-sponsor、上月到訪香港後高調聲援抗爭者的Josh Hawley參議員，今年更只有39歲，是美國最年輕的參議員；Peter Mattis大概也在三十多歲這範圍；在幕後穿針引線、成立HKDC向國會游說的lobbyist Samuel是香港出生的同齡人，朱耀明牧師的公子。當何韻詩、黃之鋒，張崑陽等到訪華府，自然啱嘴型；反而李柱銘、陳方安生等造訪，雖然英語無疑更勝一籌，但對口畢竟是上一代人，新世代卻可能格格不入。

昔日大家對國際線多有顧慮，畢竟在北京動輒都是「勾結外國勢力」的帽子下，強行自我克制，這也是昔日一國兩制僅存的互信之一。但事到如今，香港民意研究計劃的最新民調顯示，居然有超過一半香港人認為，當自身問題不能由特區政府、北京解決時，就應該訴諸國際社會，反映北京昔日多少還有點阻嚇力的「漢奸走狗賣國賊」標籤，已被不屑一顧。香港新生代反正已不能回頭，被美心集團創辦人千金為代表的上一代權貴「放棄」，上綱上線的批鬥文宣正排山倒海湧現，卻因此突破了思想局限。我們也如夢初醒，恍然大悟，一旦每四人就有一人具有緊密國際聯繫的香港人，投身真正的國際關係，足以令世界從此不一樣。

假如他們能利用這機遇，建立屬於自己世代的全球網絡，和各國up-and-coming一代識於微時，配合截然不同的國際環境，綻放的無限潛能和榮光，或能令香港人成就解鎖。即使是不同意這條法案的朋友，當串連到背後成事的全方位立體圖像，相信也很難否定：萬物盈虧，自有其道，物極必反，當中國要打破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原有微妙平衡，在香港實施「全面管治權」，公道自在國際人心，蝴蝶效應下，看，這卻真是催生了一場全球範圍的「時代革命」。

星期日明報，2019年11月17日

一棵開花的樹　◎#席慕蓉
　
如何讓你遇見我
在我最美麗的時刻　為這
我已在佛前　求了五百年
求他讓我們結一段塵緣
　
佛於是把我化作一棵樹
長在你必經的路旁
陽光下慎重地開滿了花
朵朵都是我前世的盼望
　
當你走近　請你細聽
那顫抖的葉是我等待的熱情
而當你終於無視地走過
在你身後落了一地的
朋友啊　那不是花瓣
是我凋零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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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席慕蓉，祖籍蒙古，生於四川，童年在香港度過，成長於台灣。於台灣師範大學美術系畢業後，赴歐深造。1966年以第一名的成績畢業於比利時布魯塞爾皇家藝術學院。在國內外舉行個展多次，曾獲比利時皇家金牌獎、布魯塞爾市政府金牌獎、歐洲美協兩項銅牌獎、金鼎獎最佳作詞、中興文藝獎章新詩獎及中國文藝協會榮譽文藝獎章等。
　
曾任台灣新竹師範學院教授多年，現為專業畫家。著作有詩集、散文集、畫冊及選本等五十餘種，讀者遍及海內外。近十餘年來，潛心探索蒙古文化，以原鄉為創作主題。現為內蒙古大學、寧夏大學、南開大學、呼倫貝爾學院、呼和浩特民族學院等校的名譽（或客座）教授，內蒙古博物院榮譽館員，鄂溫克族及鄂倫春族的榮譽公民。詩作被譯為多國文字，在蒙古國、美國及日本均有單行本出版發行。
（引自博客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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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術設計：姵妏兒
攝影來源：CC0 Public Do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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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編少年阿ＢｅＮ賞析
　
〈一棵開花的樹〉是席慕蓉影響最廣，傳唱最響的一首詩。這首詩的文字口語簡單，多做解釋，恐怕有傷其「真」，但還是可以對他的設計有一些簡單的認識。
　
這首詩寫的是一種單戀的心情，使用的是一種「補敘」的敘述方式。第一段原本應該是「我已在佛前求了五百年－在我最美麗的時刻－讓你遇見我」，但先用「如何」妝點「讓你遇見我」，讓第一行止於言有未盡之處，再接上第二行：「在我最美麗的時刻」，透過分行的時候，強調出了「在我最美麗的時刻」的重要性。同樣也可以讓人追想到「花」的美好與易凋零，讓這個「時刻」帶有一部分的迫切性。接著卻進到「我已在佛前　求了五百年」，如何讓這個想在對方面前展現最好一面的意念持續如此之久？這一種堅持著不放棄的意念在時間的一短促一延伸中就被引發了。一個說話順序的差異，造成了他意義開展上的差異。
　
這首詩一直有著一股「我為你做了那麼多」的狠勁──對自己狠。在遇見無法發生的時候，就求之於虛無飄渺的佛，但又用自己的誠心去使佛不得不做「把我化作一棵樹」──一如樹開花這樣有傷天和之事。第二段是把線收緊的網，當所思慕之人步步逼近，圖窮匕見的時刻就此來臨。一棵樹開花，一個精心安置的場景你走進來了......
　
卻沒有多看一眼。這就是這首詩的遺憾，從淡淡的行為裡，藏著大大的背景故事與遺憾。此刻所有的「花」都白費了，本該高高展現自己生命最美好的一刻，卻都掉在地上，任人踩踏。
　
席慕蓉寫作這首詩的筆法很簡單，連敘述都很簡單。但至今快四十年，這首詩仍舊感動著讀到他的許多人。誰說好詩一定要寫得艱難呢？
　
http://cendalirit.blogspot.com/2017/05/2017053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