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醫學家揭露中共活摘器官 入選十大科學家

羅傑斯週三（18日）接受澳洲廣播公司（ABC）訪問時表示，外界早已知道中共器官移植手術採用犯人器官的做法，違反「世界醫師會」、移植協會和「伊斯坦堡宣言」明文規定的倫理守則。但國際學術期刊仍然刊登來自中國的相關論文，形同替謀殺他人摘取器官的惡行背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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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旭暉隨緣家書】怎樣避免功虧一簣？如何說明真假獨立調查委員會，將會是文宣組的硬仗，這篇可能又是需要懶人包、YouTube才能說明白，但希望大家先讀文字版。

「A貨」比「無貨」更可怕：獨立調查委員會，三個同心圓，缺一不可

香港局勢發展至今，政府會否成立「真正」的獨立調查委員會（COI），成為局勢能否緩和的關鍵。但究竟甚麼是「COI」，官方版本越是呼之欲出，越是可怖。輿論一般要求，COI需具備以下元素：（1）調查對象是反修例運動的整個Root Cause；（2）委員會需具備法定效力，能傳召、調查證人；（3）警察濫暴，屬民間要求必查；（4）調查後，要跟進制度調整及法律責任。

區議會選舉後，政府和友好陸續放風，說COI在望。然而根據現有資訊，這個怪胎相當取巧，不但是徹頭徹尾的A貨，為禍還比沒有任何動作更大。據悉政府建議如下：
1. 成立沒有法定權力的「獨立檢討委員會」，通過各方「研究」，「檢討」前因後果；
2. 根據監警會報告，作為市民要求調查警暴的回應；
3. 根據監警會報告建議的案例（據說是6.12、7.21、8.31、新屋嶺），使用《調查委員會條例》(第86章)，進行有傳召權、調查權的調查；
4. 政府在未來的施政報告回應。

政府中人對想出上述方案沾沾自喜，以為已經滿足了公眾對COI四大定義的要求，沒有不收貨、不散水的理由。但魔鬼在細節。過去六個月的香港，暴露了日據香港三年零八個月以來最複雜的深層次矛盾，比雙十暴動、天星事件、六七暴動影響更深更廣，有法定權力的獨立調查，必須由內到外，由制度性、結構性Root Cause開始查起；然後才是社會性問題的學術研究；至於個別案例，必須在上述基礎上進行，否則只會本末倒置。這三個同心圓，缺一不可：假如沒有了「核心內圍」的調查，只有「核心外圍」的非法定研究，與及表層case-study，幾乎肯定會得出錯誤的維穩結論。

而這正是目前政府的方向。

一、核心內圍：制度崩潰的調查

整個逃犯條例爭議，涉及一國兩制根本矛盾，包括政商精英在內的全體民眾對一國制度的高度不信任（例如石禮謙事後明言「不支持《逃犯條例》」）、對特區政府漠視民意強推的費解，與及隨之引起的連鎖效應，特別是青年對未來制度失信、一國兩制崩潰的恐懼，結果令特區政府民望出現回歸以來的持續最低點。而在運動過程當中，根據民調和區選結果，都反映警察所謂「止暴制亂」的手段，令港人對警隊完全失信，乃至回到廉政公署成立前的低度信任，連林鄭月娥也承認是「斷崖式下跌」。

要了解上述問題成因，必須白紙黑字的調查，因為結構性、制度性問題，不同open-ending社會研究，是有絕對事實呈現的，只不過這些文件除非有法定權力強制，極難公開。政府拒絕就Root Cause成立COI，只以沒有法定權力的「檢討」委員會「研究」，難免令人感覺是心虛迴避。唯有調查所有從《逃犯條例》爭議開始，涉及「一國兩制」的結構性、制度性問題，才可以令社會回復信心。

以下十大題目，必不可少：

1. 林鄭月娥強推《逃犯條例》，直到過百萬人和平示威仍堅持繼續，但據悉並非沒有內部警告後果堪虞，過程明顯有違正常決策倫理。究竟特首在決策機制有否收到足夠意見？來自誰人，為何不被尊重？強推條例，有否涉及外部勢力，例如據報下令建制派議員必須贊成的中聯辦壓力？如此決策機制，有否違反高度自治？

2. 6月過後，港人進入內地關口被嚴格審查，更出現了鄭文傑案，當事人指證被內地機關嚴刑逼供，雖然案發在內地，其口供涉及在港活動被內地盡知。公眾對《逃犯條例》的憂慮，除了源自這類在內地審訊缺乏的人身保障，也包括對早前銅鑼灣書局案的疑似跨境執法。這些案件都有香港公民挺身而出作證，起碼能找出基本證據，證明特區政府有否在市民不知情下，和內地執法機構互換訊息？對香港居民的人身保護是否足夠？

3. 6月過後，不時傳出各行各業員工，因為參與《基本法》保障的合法集會、或行使言論自由，被無理解僱，其中以國泰航空和個別金融界案例最獲注視。但在過去22年，同一機構員工參與同類集會，安全無恙。甚麼原因令這些企業政策突變？是否涉及境外結構型因素，《基本法》能否保障？

4. 警隊執法期間，員佐級協會主席一類基層警員身為公務員，不斷公開發表和首長級公務員不同的言論，嚴重違法公務員紀律。他們的匯報機制，是否滲入其他境外考慮？個別警員在內地成為網紅，動輒批評政府高層，除了明顯違法公務員守則，也有通過「網紅」身份獲得延後利益之嫌，整個操作過程，是否涉及內地單位或商業機構？內地有否繞過特區政府，直接和警員建立聯繫？供警員購買的「肇慶香港城」，以公務員網紅為代言人，是否違規？

5. 警隊執法期間，逐漸令蒙面、不配戴編號成為常態，違法現行規例，也為全球先例所無。這決定如何產生，哪個級別負責？假如因為警察不配戴編號，令受害人不能成功追究，一旦證明存在不符比例的警暴，卻沒有警員能負責，是否應由做出上述決定的官員受刑？

6. 不少死亡事件，被警方迅速判定「無可疑」，但民間普遍懷疑為非正常死亡。例如科大學生周梓樂之死，縱有校長聲明要求警方徹查，但真相依然石沉大海；一系列青年自殺案件，均令人心惶惶。警方迅速「破案」的過程，是否涉及對證據的粗疏處理，和昔日處理同類案件有否不同，背後原因為何？

7. 政府根據《公安條例》，至今已拘捕近六千人，當中是否涉及結構性濫捕？假如最終成功檢控人數比例極低，作出相關決定的律政司，是否證明了當初的決定是出於政治考慮，根本沒有足夠證據，反映其作為公正法律把關人的角色嚴重失職？律政司與警隊高度配合的檢控速度和密度，前所未有，是否依然存在獨立司法？還是有證據證明，香港司法機關受到不同內外壓力影響？

8. 以香港人口密度和面積，過去半年警方發放催淚彈的總數，已破世界紀錄。包括醫學權威雜誌《刺針》在內的大量學者，都擔心對人口健康構成影響，並質疑如此濫放並非必須。究竟香港是否需要跟隨國際指引，還是一切都是前線警員可自行決定？假如國際醫學權威研究屬實，責任誰屬？

9. 北京高調批評「外國勢力」是亂港元兇，「為反中亂港分子提供了資金、物資以及組織培訓等方面的支持，極力教唆他們從事極端暴力犯罪行為，煽動港獨分裂活動，對當前香港亂局負有重大責任」（華春瑩語），然而被問及具體證據時，只說「由於時間原因，不能給你詳列，因為如果要我羅列，可能半小時都是不夠」。根據國際案例，同類指控是需要實質證據的，例如何志平案，銀行戶口人贓並獲。究竟香港哪些領袖、組織，收取外國勢力資助？假如根據香港法律，真有其事，理應公開；但假如查不到，特區政府應否主動向北京澄清，並要求闢謠？過去數月，內地官媒報導香港時存在大量fake news，特區駐京辦卻毫無行動，成為助長中港矛盾的幫凶，應怎樣問責？

10. 懷疑來自境外的白衣人不時出現，除了7.21，還有大量涉及連儂牆、遊行集會的案例，不少證據顯示他們與同鄉會、跨境黑幫有聯繫。和被捕示威人士數目相比，白衣人被追究比例，不成比例地低。他們的具體組織和經費來源如何，和內地、香港哪些組織有聯繫，和警察或何君堯等人有何交往？

二、 核心外圍：社會問題的研究

以上一籃子問題，必須由具社會公信力、被不同陣營接納的大法官、依靠法定權力調查，才能翻箱倒籠得到證據，絕非閉門造車的研究能解。國際社會是否繼續視香港為不同內地的實體、單獨關稅區，這調查也是重要參考。「核心內圍」不調查，香港永不可能向前走，群眾也永不可能散去。

政府拒絕就上述問題成立真COI，卻另立一個沒有法定效力的「檢討」委員會，邀請專家學者「檢討」Root Cause，其心可誅。學術研究的Root Cause，北京和特區政府已有公論：國民教育、通識教育、土地問題、房屋問題……然而這類答案，不同「核心內圍」的結構性問題，是不會被清晰實證的，即使做民調、focus group，也不會有一份份文件證明之。於是，政府委任的學者，就會得出很大路的學術結論：問題涉及方方面面經濟、民生問題，頂多補充一句「容或涉及一些管治問題，不完美，可改善」。缺乏「核心內圍」調查，單單出現「核心外圍」研究，政府自然容易歸納出主觀希望的結論，然後說調查完畢，繼續鬥地主。

三、 表層：單一案例又如何？

這前提下，即使政府願意就6.12、7.21、8.31、新屋嶺等獨立調查，性質已全然扭曲。沒有結構性立論，根據「核心外圍」主觀定性，即使個別查出甚麼，都不會改變根本結構，頂多是個別人士被追究。這和公眾對整個制度的信心崩潰，風馬牛不相及。而且這些案例被抽空出來，作非脈絡性單獨調查，政府可以輕易進行「issue framing」，例如把調查重點變成「究竟8.31即場有沒有死人」：只要說一句「即場沒有人死」，而無論當晚警察多麼暴力、事後有沒有死人，調查都可以大言不慚，說「還警方一個清白」。

缺乏「核心內圍」的外圍同心圓，好比失去地球的月球，只會被其他引力牽引，得出大事化小、小事化無的官方結論：找「七警」那樣的基層祭旗，把問題歸因為民生，配合北京宣傳「一國兩制」運作良好、「全面管治權」廣為接受、一切都是顏色革命…… 那時候，政府「獨立調查」了，整場運動防止一國兩制被繼續蠶食的初衷全盤失敗，大左傾、大換血、一國化的未來，隨著這個「有公信力」的「獨立調查」全盤到來。這是我們希望的結果嗎？林太，你作為土生土長的香港人，這是你希望流芳百世的唯一功績嗎？

明報筆陣，2019年12月9日

【梅毒】

東南部的一個窮困小城市，梅毒在村民中間流行。當中，近有35%的居民，染上梅毒。

當時村民不知道，梅毒的傳播方法，主要是靠性接觸感染。

梅毒沒有有效療法，所以政府希望，以當地村民去進行一項計劃，觀察梅毒對人類的影響。他們不會出手治療，看看患者會有什麼變化。

村民知識水平不高，加上窮困，所以政府及醫護人員都相信，觀察計劃不會對那些村民造成傷害。因為，原本他們就沒有知識及金錢，去為自己找尋方法治療；而且，他們沒有資源接受治療，他們的下一代，也必然注定，一出生便會受害。所以，政府及醫護人員相信，他們只是觀察，沒有加害，僅僅是沒有伸出援手罷了。

主持研究的夸克醫生，安排了觀察期為6至9個月，期間不會提供任何救援或治療梅毒；6至9個月過後，便會提供治療。

9個月的觀察期很快過去，由於梅毒潛伏期長，所以沒有太大觀測結果。為了要更長時間研究，研究醫生開始用謊言誘騙村民繼續參與研究。

他們告訴村民，醫生正自免費治療梅毒，同時，他們提供免費飯菜，定期一車車把村民帶來診所。為了令村民覺得醫生真的有治療疾病，醫生會免費治療除了梅毒以外的一些其他小病，例如傷風感冒等。最終，他們招募了600多位志願村民，其中411人有梅毒，餘下200人，没有染上梅毒的，則是對照。

參與觀察計劃的村民，還一直以為，這個醫學實驗，是為了幫助當地村民，得到醫治。當然，現實是另一回事，村民就像白老鼠，只是一直被觀察，完全沒有得到任何治療。

一年過去，政府及研究人員慢慢開始希望，延續觀察期，繼續觀察病患，直至病變，甚至致死的情況。因此，他們打算，繼續保持不治療方針。

夸克醫生發現，觀察計劃開始有見死不救傾向，他開始接受不來，申請退休，主動離開了。

不過，接手的人，卻堅持觀察計劃，一直實踐下去。而且，夸克醫生離開後，原來打算6至9個月觀察後治療的想法，也都變成長期觀察，不給予治療。

一直觀察，不治療，10年。

這時，科學界終於發現藥物-青霉素，可以治好梅毒；而且全球都已經使用青霉素，大量地治好梅毒的患者。

不過，觀察計劃的研究者，繼續堅持不治療，讓村民保持患病。

不但如此，他們還刻意阻止村民接受治療。

禁止村民接受外間的治療外，研究人員還假裝為村民打針，以維生素代替青霉素，讓村民以為自己已被治療。

這樣又再過了另一個5 年，研究員仍繼續保持見死不救，只把數據記錄下來。

他們任由病患被梅毒折磨，亦任由他們把梅毒傳給伴侣、孩子。

由於沒有得到治療，患病村民開始慢慢死去。

研究者把握這個機會，申請持續研究，申請解剖去世者的屍體。就這樣，病患生前得到治療的權利被剝削，死後仍被人解剖觀察。

就在這時，出現了 《紐倫堡守則》。

你知道《紐倫堡守則》嗎？

二戰時，納粹醫生用了很多猶太人做人體實驗。 後來，因為人道原因，國際間上慢慢有了共識：醫學人體研究，被試者必須知情同意自願，絕無強迫誘導。

《紐倫堡守則》在國際間使用，不過，世界仍有漠視守則的地方。 《紐倫堡守則》出現後的17年，梅毒觀察計劃，仍然繼續保持「只觀察，不容許治療」的方針。

就這樣，觀察計劃開始了32年，從來沒有村民被治療過。

當中，有三分之一的死者，是直接死於梅毒；同時，還有很多人，因為多年拖延，已經到了梅毒最痛苦的病發階段。

終於，現代的《赫爾辛基宣言》出現，觀察計劃才有改變。

《赫爾辛基宣言》規定了：醫學研究的被试者，在同意時必須清醒、對實驗要有概括了解、活體測試前必須做過細胞或動物實驗、如發現實驗對被試者造成身心傷害必須立刻停止…。

即使 《赫爾辛基宣言》 出現，觀察計劃亦沒有終止，研究人員繼續阻止村民接受治療，在這個黑暗的角落，宣言也沒有把觀察計劃照亮過來。

不過，因為宣言的出現，喚醒了一位初級研究員彼得。

彼得是流行病學家，性病研究員。他得知觀察計劃後，一直覺得很不安。他不停向上級投訴，表達計劃有道德倫理問題。可是，足足向上級投訴了8年，依然沒有回應。

他把心一橫，向傳媒公開投訴。

報章很快把觀察計劃報導出來。這時，政府才叫停觀察計劃。

被試者像白老鼠般，沒有得到治療40年。

而且梅毒觀察計劃的結果，完全沒有任何價值及用處，因為早在叫停計劃的30年前，已經有治療的青霉素！

更可悲的是，這是真實事件！

這是1932年，在美國塔斯基吉舉行的梅毒實驗（Tuskegee syphilis experiment）。

直至65年後的1997年5月16日，當時的美國總統克林頓，才代表美國政府，向塔斯基吉實驗受害者及家屬正式道歉。

數十年、數百人、數千家庭，因為一個袖手旁觀的觀察計劃而受害，到底所謂何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