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最後惡名昭彰的作票事件】（文長，更多內容請去法白官網） 著名的政治劇《國際橋牌社 2 》即將上映，我們先來複習一下第一季的事件。 第一季第中，民主黨黨主席洪信介（影射前民進黨黨主席黃信介）在安排立法委員改選時，有說到他會親自到花蓮和「國家黨」（暗指國民黨）一較高下。 後來在花蓮發生了國家黨作票事件，在影片中，洪信介對群眾喊話： 「檢察官已經同意，我們全花蓮 54 個開票所要重新驗票。」 最後他在驗完票後勝出。 而這件事情是真的，這是真實發生在 1992 年花蓮的立法委員選舉，號稱進入民主化的台灣最後一個大型做票事件。 - ■ 選票，怎麼會有「幽靈」？ 當時在花蓮要選出 2 位立委。國民黨派出知名度高的謝深山以及花蓮市長魏木村等人，而民進黨則是派出前民進黨主席黃信介，兩邊對抗，非常激烈。 由於謝深山在花蓮的知名度，以及黃信介的個人魅力，使得當時花蓮都看好這兩人拿下唯二的席次。 當晚開票，果然跟大家預測的一樣，國民黨的謝深山得到最高票。 但國民黨花蓮市長魏木村得到第二高票，民進黨的黃信介得到第三高票，且黃和魏的選票差距才 62 票，大家覺得很奇怪。 然而，這時黃信介競選總部接收到「作票」的消息，黃陣營的人馬上到花蓮縣選舉委員會抗議，並且動員人員包圍要求驗票，因當時官員不敢做任何決定，所以轉向花蓮地檢署報案。 而當時在地檢署的只有兩位檢察官，兩位都認為，如果要「驗票」，應該是要「縣委會」來做決定，而非檢察官。 後來在政治壓力下進行驗票，但只先查驗花蓮縣中「花蓮市」的 54 個投開票所。 - ■ 開始驗票，翻盤？ 這邊有趣的地方在於當時的《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裡面不像現在有單純的「驗票」機制，驗票規定是在 2007 年的選罷法中訂定。 依照當時檢察官的回憶錄，其實當初檢察官背負極大的壓力。 因為檢察官認為「縣委會」才有驗票的權力，但縣委會覺得只有「檢察官」才能「扣押」選票，所以造成黃信介陣營的人當晚來回了好幾次。 最後檢察官之所以可以驗票，是因為本案已涉及刑事案件，檢察官以辦刑事案件之名進行扣押。 而此時事情已經來到第三天，上千名群眾還在，檢察官們下了一個決定：讓整個驗票過程接受媒體採訪，盡可能公開透明。 後來在大家不眠不休的驗票後，大家發現有一些選民的手印是「偽造」的，且有非常多投票所有很多的「幽靈選票」！ 舉例來說，那邊只有 100 人可以投票，卻發現一共有 200 張選票，非常莫名。當時是發現一共多出 736 張的選票，消息立刻震驚全台。 - ■ 檢察官開始偵查案件，發現真的作票 經調查發現，有許多選務人員在其他監票人員外出用餐時，趕快把空白選票拿進去廁所蓋。 更發現原來是魏木村的弟弟，「魏東河」議員，早就買通工作人員，讓他們把多餘的空白選票，偷偷蓋給魏木村讓他當選，這些人之後也都被抓。 檢察官提起「選舉無效之訴」，範圍限於花蓮市的 13 個開票所，而法院認定 729 張「幽靈選票」中，有 534 張是投給魏木村的，所以扣掉之後，黃信介成為第二高票。 - ■ 你以爲事情就結束了嗎？ 當時功不可沒的兩位檢察官洪政和與賴慶祥，並沒有因為終結了台灣目前最後一次大規模的作票而受到肯定。 法務部反而認為他們因為偵辦作票案而積案太多，而被懲處。其中賴慶祥檢察官在 2015 年去世了，享年 61 歲。 魏木村及魏東河等人，因為賄選案而分別被判刑 1 年及 2 年 10 個月。但魏東河出獄後，自己又涉及多個刑事案件，且自己的兒子魏嘉賢出來選縣議員當選後，更在 2018 年花蓮市長選舉拿下 78.47 %的高票，且另外兩位兒子也當選市民代表。 魏家的地方派系，繼續盤旋在花蓮空中。 - #陸伯言 #憲法故事 #選舉無效之訴 #珞亦 #憲法 #做票

#警察用實聯制簡訊掌握犯嫌行蹤？ #感謝米國應景一下🇺🇸 台中地方法院有法官當起吹哨者撰文說，刑事局就一已取得監聽票的案件，因為實聯制的關係，掌握犯嫌的行蹤 剛好刑事局有幾位朋友認識我，因此就來問我意見（只是通案的問，並沒有涉及個案）。 - - - 我初步的想法是這樣： ⭕️ 首先，警察取得的資訊不是來自指揮中心（收受端），而是來自犯嫌（發送端）；若案件已經有依通保法等取得監聽票，在此範圍下取得的證據，若也沒有違反刑訴，自然有證據能力。 ⭕️ 就好比，警方合法監聽查克，查克傳簡訊給「#胖胖喬」（我在刑事局的朋友）說：「胖子，我在你家樓下了，下來開門」。 警察依法取得這樣的通訊紀錄，為什麼不具有證據能力？ ⭕️ 換言之，除非警方沒有監聽票，或是私下向指揮中心要簡訊的內容等，沒有依刑事訴訟法、通保法的規定，才有問題。 ⭕️ 就算行政機關沒有遵守承諾（雖然民眾也習慣了？），法官也是依 #法 審判，不用「紆尊降貴」依行政機關 #講過的話 來審判（若本件是擄人勒贖或者是捷運炸彈案，見解會不會改變？） ⭕️ 我同意彰化地檢署陳姓檢察官的想法： 行政機關（不含司法警察等）說不做其他使用、做出完全無效承諾，是行政機關的問題，不是司法調查單位的問題。 - - - 另外，該文也提及：「更嚴重地假設，若類似做法仍被默許，未來在各種民刑事案件中，簡訊資料都可能會出現在法庭，作為證明民眾在特定時間、出現在特定地點的證據。舉例來說，僱主是否也有可能要求員工提出通聯紀錄，來審查員工居家上班時有無蹺班購物？」 我是覺得這個有點言之過早，因為其他民刑事案件，#跟已偵查機關已依法取得監聽票而得知簡訊的情形是不一樣的😅 就算沒有實聯制，僱主也可以要求員工打開Google Map記錄呀（會亂要求的僱主就是會亂要求），重點不是僱主可以要求什麼通訊紀錄，或通訊紀錄可否端上檯面，而是 #通訊內容的取得是否合法。 - - - 最後，剛剛新聞報導指揮中心副指揮官陳次說，已通知警政署主動排除實聯制簡訊內容blablabla 我個人是很保留拉，這樣的說法除了打擊偵查機關士氣外，行政機關可以限制偵查機關合法取得的證據嗎（會不會是隱匿證據😂；#要嘛就是你自己要設好斷點，#不應該叫偵查犯罪的機關幫忙兌現你開出來的支票） 好拉，縱使可以限制在隸屬內政部的警政署好了，檢察官不「主動排除」你能怎樣哩😅😅 - - - - - - - - 🆔 查克律師IG： @ChuckHuang.esq - - - - - - - - #放一下在紐約拍的照片感謝美國 #黃子欽律師 #查克國際法律事務所

今天早上，香港警方以「港版國安法」為由搜索香港蘋果日報大樓、並拘捕數名媒體高層，警方搜索媒體不啻為對香港自由的再一次重擊 —— 鏡頭拉回台灣，2000 年，發生了「中時晚報搜索案」，使得立法院時候修正《刑事訴訟法》的相關規定。 《中時晚報》當時刊登了國安局前出納組長劉冠軍洗錢案的偵訊筆錄，台北地檢署為了避免洩露國家機密，於是前往中時晚報編輯部進行搜索。 然而，檢方大動作搜索媒體也引發侵害新聞自由的爭議。 我們都知道，要進行「搜索」必須持有「搜索票」。但在 2001 年以前，偵查中的案件，「搜索票」是由檢察官核發，有人認為這樣可以增加偵查效率、但更多人質疑這是「球員兼裁判」，使得檢察官想搜誰就搜誰。 「中時晚報事件」後，戰場來到立法院。當時的司法院秘書長、前大法官楊仁壽認為，應該修法將核發搜索票的權限交給法院，但人稱「青天」的法務部長陳定南卻認為這樣的設計會「不利掃黑」，應該留在檢察官手上。 最後，《刑事訴訟法》修正，將搜索票的核發交給法官審查，檢警必須出示搜索票才能進行搜索、也禁止「一票玩到底」，搜索的範圍必須遵照搜索票的範圍。 當然，也有一些因應緊急情形（像是要抓人、找東西、逮捕的同時順便搜身之類）而不必有搜索票的措施。 —— 這樣的修法，是在「保護壞人」嗎？修法後，沒多久爆發了「成大 MP3 事件」，檢察官進入成大校園內進行搜索，也引發爭議。 法治轉型的路上，搜索的相關規定有跟著轉型了嗎？ —— 完整全文請上法白官網閱讀： 搜索權限的爭議，從《國際橋牌社》中時晚報報社事件談起｜廖伯威、江鎬佑 —— #法律白話文運動 #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