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閲讀：美國近日被討論最多的文章之一：我們的憲政危機，已經到了！》

*此文作者Robert Kagan 的文章發表於四天前，Washington Post。之後幾家電視、華郵、Politico皆開始討論Robert Kagan提出的觀點。文章如下：

⋯⋯⋯⋯

* “我們之間已經沒有德行了嗎？
如果沒有，我們就處於悲慘的境地。”
— 詹姆斯·麥迪遜

美國正面臨自內戰以來最嚴重的政治和憲法危機，未來三到四年內，美國很有可能發生大規模暴力事件、聯邦權力崩潰以及國家分裂為兩個不同勢力的對抗甚至事件。

這樣的警告信號，可能會被大流行、政治新聞、經濟和其他全球危機的干擾，以及一廂情願和否認所掩蓋。

但關於美國的憲政危機，不會因此消失：

首先，川普將成為 2024 年的共和黨總統候選人。一些人對他的知名度和影響力逐漸消失的希望和期望一直是妄想。他在民意調查中，仍享有巨大的領先優勢。

他正在建立一個龐大的競選平台基金；此刻民主黨在參議院的票，明年2022的票看起來都很脆弱。

川普的挑戰只有健康問題，但他還在跑步。

其次，川普和他的共和黨盟友正在積極準備以任何必要的方式確保他的勝利。

川普在 2020 年大選中的欺詐指控現在主要的目標已經改變成另一個前提：挑戰未來不利於他們的選舉結果。

一些共和黨候選人已經開始準備在 2022 年宣布欺詐，正如拉里·埃爾德 (Larry Elder) 在加州罷免競選中所做的那樣。

2020 年不實的“停止偷竊”指控，已經讓川普有組織的建立全國性運動，以確保川普及其支持者能夠否定他們在 2020 年輸掉的州和當地的地方選舉官員。

凡是拒絕錯誤地宣布欺詐或未“尋找”更多川普的選票而使國家免於災難的人，正在被共和黨控制的州系統地撤職或趕下台。

截至今年春天，共和黨人已在至少 16 個州提出了一些法律或措施，將某些選舉的權力認定從州長、國務卿或其他行政部門官員的職權轉移到立法機關。

亞利桑那州的一項法案斷然規定，立法機關可以通過簡單的多數票“撤銷州國務卿對總統選舉人選舉證書的頒發或認證”。

一些州的立法機構試圖對被指控者提出：有“技術違規”，這些地方選舉官員將被刑事處罰，包括妨礙民間調查觀察員的見解。

因此，混亂的舞台已經開始了。

想像一下，未來隨著來自兩黨的立法者都宣稱獲勝並指控對方以違憲的方式奪取政權，在多個州進行了數週的大規模抗議活動：與 2020 年相比，雙方的游擊隊員可能擁有更好的武裝，也更不在乎造成傷亡。

州長們會出動國民警衛隊嗎？

拜登總統是否會將國民警衛隊國有化並置於他的控制之下，援引《叛亂法》，並派遣軍隊進入賓州、德州或威斯康辛州以平息暴力抗議活動？

依照美國憲法的傳統慣例，在各州部署聯邦部隊，將被譴責為暴政。

拜登會發現自己在其他美國總統的家鄉——在傑克遜在哪裡，或者在南方分裂後林肯的故鄉哪裡——在沒有規則或先例的情況下航行，拜登必須對自己是否擁有如此的憲法權力做出獨自的判斷.

如果美國政治體系陷入憲法無法補救的危機，那麼今天關於阻撓議案的爭論，將在三年內顯得古怪。

大多數美國人——除了少數政治家之外的所有人——都拒絕認真對待這種可能性，並試圖事先阻止它。

與其他法西斯領導人出現的國家經常發生的情況一樣，他們的潛在反對者對這種具有超凡魅力的獨裁者，只會感到困惑和驚訝。

於是他們遵循了標準的綏靖妥協模式，而這種模式總是從低估開始。

自2015年川普上台以來，兩黨政界和知識界一直低估他。他們低估了他控制共和黨的能力；然後他們低估了他為保住權力願意走多遠。

他未能推翻 2020 年大選這一個事實讓許多人放心，美國的體系依然安全，儘管它很容易走上另一條路——如果拜登沒有在投票即將結束的所有四個州安全地領先；如果川普更有能力，更能控制他的白宮及司法部門、國防部等政府、及國會，還有各州的決策者。

事實上，川普今年早些時候（選舉後及1/6）差點發動了政變。唯一阻止它的是美國少數具有顯著勇氣和正直的州官員，以及兩名司法部長和一名副總統，他們不願意完全服從他們認為不適當的命令。

這些都不是美國制憲者在設計憲法時所考慮的制衡機制，但川普已經暴露了美國憲法制度設計的不足。

美國憲法的起草者沒有預料川普現象，部分原因是他們沒有預見到國家如何政黨化。

他們預料了煽動者的威脅，但沒有預料到民族個人崇拜的威脅。

他們認為新共和國的遼闊和 13 個獨立的州與國家之間的歷史分歧，將是政黨或激進民族運動不可逾越的障礙。 “小氣”地方型煽動者可能會影響他們自己的國家，在地方他們可能廣為人知並具有影響力，但不會影響整個美國，因為美國的人口多樣化而且各地的利益不同。

美國制憲者制定的制衡取決於政府機關的三權分立，他們相信每個機構都會積極捍衛自己的權力和憲法賦予他們的特殊權力。

制憲者沒有針對民族政黨團結超越國家機關的可能性，建立制度化措施，因為他們認為這種事情不可能發生。他們也沒有預見國會議員，也許還有司法部門的成員，會拒絕挑戰他們所屬政黨的總統權力。

近幾十年來，政黨忠誠度已經取代了憲法中各機關的忠誠度，在川普時代更是達到高峰。正如兩次彈劾川普所呈現的結果，如果國會議員僅僅因為總統是他們的黨的領袖，就願意為總統的行為辯護或無視他的行為不當，那麼定罪和罷免幾乎是不可能的事。

美國的制憲者沒有對行政部門可能篡奪留下任何其他限制——除了相信參眾議員的美德。

批評者和支持者一直未能認識到川普在美國歷史上，將是一個多麼獨特的歷史人物。由於他的追隨者從根本上持有保守的觀點，許多人認為川普只是雷根主義的延續，也許是更合乎邏輯的高潮。

這是錯的！儘管大多數川普的支持者是或已經成為共和黨人，但他們持有一套不一定為所有共和黨人所共有的傳統信念。

一些川普的支持者是前民主黨人和獨立人士。事實上，激發川普運動活力的激情與這個共和國一樣古老，川普在兩黨的某些情緒共有之人找到了歸宿。

對既有制度的懷疑和敵意；種族仇恨和恐懼；擔心現代世俗社會將破壞宗教和傳統道德；技術快速變革時代形成的經濟焦慮；階級的憤怒而不滿一方面是微妙的屈尊，另一方面是怨恨；不信任更廣闊的世界，尤其是歐洲，及在顛覆美國自由方面的陰險影響——自反聯邦主義者⋯⋯等這種觀點和態度一直是美國政治結構的一部分。

民主黨是白人至上主義者的故鄉，直到他們於 1968 年跳槽到喬治華萊士，後來又跳槽到共和黨。

民主黨尤其需要區分他們與共和黨政策的持續競爭，以及與川普及其追隨者對民主黨政府構成的挑戰。

川普一方面可以透過憲政制度本身進行對抗；另一方面也可以對憲法本身進行攻擊。

使川普運動在歷史上獨一無二的不是它的激情和偏執。事實上，對於數百萬美國人來說，川普本人就是對他們的恐懼和怨恨的回應。

這是領導者和追隨者之間，比美國政治運動以往任何時代，都更牢固的紐帶，他們彼此信任，彼此依賴。

儘管美國開國元勳們害怕國王或凱撒的崛起，但兩個世紀以來，美國人對政治家堅定不移的英雄崇拜相對免疫。騎在馬背上的人——西奧多·羅斯福、格蘭特，甚至華盛頓——並不被認為是無懈可擊的。

偉大的民粹主義領導人也是如此。

一個世紀前，威廉·詹寧斯·布賴恩 (William Jennings Bryan) 因提出某些思想和政策而受到崇敬，但他並沒有從追隨者那裡獲得毫無疑問的忠誠。甚至雷根總統也因出賣保守原則、赤字開支、對墮胎的模棱兩可立場，以及「對蘇聯的軟弱」，而受到保守派的批評。

川普與他們不同，這也是政治體系難以理解他的原因之一，更不用說遏制他了。

美國自由主義世界觀傾向於為一切尋找物質和經濟解釋，毫無疑問，很多川普支持者有理由抱怨他們的生活。但他們與川普的關係與經濟或其他重大問題並沒有太大的關係。

他們認為美國政府和社會已被社會主義者、少數群體和性變態者俘虜。他們認為共和黨建制派既腐敗又軟弱——用川普的話來說，他們是“失敗者”，無法挑戰既有菁英統治的霸權。

他們認為川普強大而敢挑戰，願意挑戰建制派、民主黨人、RINOs、自由媒體、大型科技公司和“麥康爾等共和黨人”。

他富有魅力的領導讓數以百萬計的美國人感受到了使命感和權力感，以及一種新的身份認同感。雖然川普的批評者認為他過於自戀，無法成為任何類型的領導者，但他的支持者卻欽佩他那種毫無歉意、好戰自私的氣勢，他與建制派共和黨人如此不同，川普代表著受委屈的美國人（不僅僅是白人），他說話時毫不遮掩，因為他們已經忍受太久了。

而這就是他們需要川普做的全部。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2021/09/23/robert-kagan-constitutional-crisis/

《推薦閲讀：如果丘吉爾領導當下的美國，美國能避免衰落嗎？》
Niall Furgeson /英國歷史學家，哈佛大學歷史系教授. 原文刊載於英國《經濟學人雜誌》8/21

當美國於一片混亂中撤離阿富汗時，它的衰落令人回想起一個世紀前大英帝國的殞落。

一位歷史學家警告：阿富汗只是開始，未來可能會因此導致更大的衝突。

「許多人仍沈浸在無知之中……而他們的領導人為了獲取選票，不敢點醒他們。」

在《集結風暴》（即丘吉爾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的第一卷）一書中，丘吉爾如此描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勝利者：英國。

他痛苦地回憶：「拒絕面對令人不愉快的問題，渴求人民的擁護和選舉勝利，不顧國家的重大利益。」

美國讀者看著他們的政府「丟臉的」離開阿富汗，聽著拜登總統緊張而努力地為他造成的不光彩撤離辯護，可能會發現：丘吉爾戰前針對英國的批評，有一些會令他們心裡不舒服、但卻似曾相識。

借用耶魯大學的歷史學家Paul Kennedy 的一句話，當時英國的精神狀態是整個國家的疲憊和「帝國過度擴張」的產物。

自1914年以來，英國經歷了一次世界大戰和1929年大蕭條，並且在1918至1919年經歷可怕的大流行病——西班牙流感。

財政被堆積如山的債務，壓得喘不過氣來。

儘管英國仍然是全球主要貨幣發行國，但在貨幣方面，它已經不再是當年無可匹敵的角色。高度不平等的英國社會，促使左派政治家要求即使不實行徹底的社會主義，也要進行社會財富和權力的重新分配。

一部分知識分子在這方面走得更遠，他們選擇擁護共產主義甚或法西斯主義。

與此同時，凝固而無法變通的統治階層，傾向於忽略不斷惡化的國際形勢。英國的全球主導地位在歐洲、亞洲和中東都受到威脅。集體安全體系——當時建立在國際聯盟的基礎上，它是1920年戰後和平解決方案成立的國際組織，也正在崩潰，只留下了一個鬆散的聯盟，勉強補足業已離散的帝國影響力。

但結果卻是另一場更大的災難式的失敗：英國人既沒有認識到極權主義威脅規模之大，也沒有積累出阻嚇獨裁者的手段。

英國的教訓，是否有助於我們理解當下美國權力的未來？

美國人更喜歡從美國自己的歷史中吸取教訓，他們很少從他國歷史，看待世界。但將美國與上一任大英帝國的全球霸主對比，或許會為我們帶來更多啓發。因為今天的美國與戰時的英國，在許多方面都很相似。

與任何歷史類比一樣，這樣的類比當然也有缺陷。英國在20世紀30年代統治了廣闊的殖民地和其他附屬國，今天的美國卻沒有相同的統治區域。

這一點使得美國人在自我認知上認為美國並非一個帝國，即使他們的士兵和公民在阿富汗駐紮了20年才撤退：他們依舊如此認為。

儘管美國的新冠病毒死亡率很高，但也並沒有嚴重到英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所經歷的那種受創傷的程度。當時英國有大量的年輕人被流感屠殺（近90萬人死亡，15至49歲的男性中，佔了大約6%，至少170萬感染者）。美國如今面臨的威脅也不像納粹德國對英國造成的威脅那樣明顯而迫切。

不過，某些相似之處還是很驚人，而且這兩個國家在阿富汗強行建立自己相信的價值秩序，都相繼失敗了。

早在1930年2月，在「過早的」現代化改革引發了一場叛亂之後，《經濟學人》雜誌已指出：「很明顯，阿富汗不會採用西方的東西。」

近幾十年來，預測美國衰落的書和文章已經太多了，以至於「衰落主義」已經成為一種陳腔濫調。

但英國在20世紀30年代和50年代之間的經歷提醒我們，還有比溫和的、漸進式的衰退更糟糕的命運。

《以金錢為導向的價值觀》

我們從堆積如山的債務開始談起。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英國的公共債務從1918年佔GDP的109%，上升到1934年略低於200%。而美國的聯邦債務與英國雖有所不同，但在規模上是可以比較的。如今她的債務達到國內生產總值GDP近110%，甚至高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不久前一個高峰。

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估計，到2051年，它可能超過200%。

當今的美國與大約一個世紀前的英國有一個重要區別，美國聯邦債務的平均期限相當短（65個月），而英國超過40%的公共債務採取的是永久債券或年金的形式。這意味著，今天的美國債務對利率的變化，要比當初的英國危險且敏感得多。

另一個關鍵差異是財政和貨幣理論的巨大轉變，這很大程度上正是凱恩斯對英國戰時政策的建議。

1925年，英國決定以戰前過高的價格將英鎊回歸金本位，這使英國陷入了長達八年的通貨緊縮。工會權力的增加意味著大蕭條期間，工資的削減落後於物價的削減，這導致了就業機會減少。

在1932年的低谷期，英國失業率為15%。然而，英國的大蕭條主要還是因為英國在1931年放棄了金本位制，這使得貨幣政策得以放寬。實際利率的下降意味著償債負擔的減輕，為英國財政創造了新的迴旋餘地。

在未來幾年，美國似乎不太可能出現這種償債成本的下降。以美國前任財政部長勞倫斯·薩默斯Lawrence Summmers為首的經濟學家預測，當前美國的財政和貨政策，將導致通貨膨脹的危險。

英國的實際利率在20世紀30年代普遍下降，而美國的實際利率預計將從2027年開始轉為正數，並穩步上升，到本世紀中期達到2.5%。當然對利率上升的預測，往往是錯誤的，而且美國聯準不急於收緊貨幣政策。但是，如果利率真的上升，美國的債務將需要更多的成本來償還，擠壓聯邦預算的其他支出，特別是國防等可容易調整的支出。

這將問題的關鍵，擺在我們面前了。

丘吉爾在20世紀30年代最關心的問題是：政府在拖延時間——這是英國綏靖政策的基本原理——而不是積極地重新武裝英國軍隊，以應對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帝國主義政府越來越多的侵略行為。丘吉爾反對英國綏靖主義者另一個關鍵論點是，財政和經濟方面的限制——特別是管理一個覆蓋斐濟、岡比亞、圭亞那、溫哥華的帝國，其高額成本使得快速重新武裝英國，變得不再可能。

稱美國今天面臨著類似的威脅——不僅是來自中國，還有來自俄羅斯、伊朗和朝鮮的威脅——這可能顯得異想天開。

然而，僅僅是這一事實，就說明問題所在。

大多數美國人，就像二戰之前的大多數英國人一樣，根本不想考慮在國家已有大量債務下，如何面對希特勒正在發動一場重大戰爭。

如今的美國也正在走向相同的道路。預計美國國防開支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將從2020年的3.4%下降到2031年的2.5%。

這會引起丘吉爾主義者的驚愕。他們也將會經歷相同的敵意和指責——如同當年譴責丘吉爾在煽動戰爭一樣。

《力量是相對的》

美國與其他國家相比的相對衰退，和當初的英國另一個相似點：經濟史學家安格斯·麥迪遜估計，到20世紀30年代，英國經濟產值不僅被美國（早在1872年）超越，而且還被德國（第一次在1898年，在經歷了災難性的戰爭、惡性通貨膨脹和不景氣的年代後，於1935年再次被超越）和蘇聯（1930年）超越。

大英帝國作為一個整體，其經濟規模比英國大，特別是如果把各殖民地包括在內的話，也許是其兩倍大。但美國的經濟規模更大，儘管大蕭條對美國的影響更嚴重，美國的經濟體量，仍然是英國的兩倍多。

今天的美國也面臨著類似的經濟產值相對下降的問題。按照購買力平價法，考慮許多中國國內商品的價格更低，中國GDP在2014年已趕上了美國。按當前美元計算，美國經濟體量仍然更大，但預計兩國的差距將會縮小。今年，中國的美元GDP會是美國的75%左右，到了2026年，則將達到89%。

中國給美國帶來的經濟挑戰比蘇聯曾經帶來的更大。這不是什麼秘密，因為蘇聯的經濟規模在冷戰期間從未超過美國的44%。

在許多運用於國家安全應用的技術領域，從人工智能到量子計算，中國正在努力追趕美國，這也不是什麼機密消息了。中國領導人的雄心壯志也是眾所周知的。

這五年來，美國對中國政府的好感明顯轉變為負面。即便如此，公眾對於應對來自中國的軍事威脅也沒有多大的熱情。如果中國攻打台灣，大多數美國人可能會與英國首相張伯倫的觀點一致，他曾臭名昭地將德國在1938年分割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動描述為「遙遠國家的爭吵，而我們對爭吵的雙方都一無所知」。

在兩次大戰之間，英國態度軟弱的一個關鍵原因是知識分子對帝國的反抗，以及更普遍的對英國傳統價值觀的反抗。

丘吉爾厭惡地回憶起1933年牛津大學辯論社在辯論中提出的動議：「我們拒絕為國王和國家而戰」。他指出：「在英國，人們一般會對這樣一個插曲一笑置之，但在德國、俄羅斯、義大利和日本，他們會有英國已經變得腐朽墮落了的根深蒂固的想法，這種想法也動搖了許多人的盤算。」

當然，這也正是如今中國新一代「戰狼」外交官和民族主義知識分子對美國的看法。

納粹、法西斯和共產主義者都認為英國人對自己充滿了憎惡。「我甚至不知道大英帝國正在消亡，」喬治·奧威爾在他的文章《獵象記》中記錄了他作為殖民地警察的時光。沒有多少知識分子能有奧威爾這樣的洞見，認為英國仍然是「瘦死的駱駝比馬大」。許多人——不像奧威爾——他們選擇了信仰蘇聯共產主義，他們為西方國家的情報部門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與此同時，令人震驚的是，大量上流社會的貴族精英還被希特勒吸引。甚至《每日快報》的讀者，也樂於取笑而非讚頌大英帝國。

《帝國的終結》

美利堅帝國不像曾經的大英帝國一樣有英聯邦自治領地、殖民地和受保護國，但它現在所處的國際主導地位，以及過度擴張帶來的代價，完全與大英帝國相似。

現在美國的左翼和右翼都習慣性地嘲笑或謾罵美國帝國主義的計劃。《國家》雜誌的記者湯姆·恩格爾哈特（Tom Engelhardt）幸災樂禍地說：「美利堅帝國正在崩潰。」

對於右翼來說，經濟學家泰勒·考恩（Tyler Cowen）譏諷地想像著「美利堅帝國的衰落會是什麼樣子」。：

與此同時，進步的非裔美國哲學家康奈爾·韋斯特（Cornel West）認為「‘黑人的命也是命’與反對美利堅帝國的抗爭殊途同歸」，還有兩位支持川普的共和黨人瑞安·詹姆斯·吉爾·杜斯基（Ryan James Gir dusky）和哈倫·希爾（Harlan Hill）認為最近的新冠疫情揭露了「美國其實穿著皇帝的新裝」。

右翼仍然捍衛著美利堅共和國建國的傳統：與此相反，「覺醒」的左翼則試圖將美國歷史改寫為充斥著奴隸制和種族隔離的血淚史。但政治光譜中的任何一方都沒有多少人渴望回到上世紀40年代開始，美國扮演全球霸權時代。

簡而言之，就像20世紀30年代的英國人一樣，21世紀20年代的美國人已不熱衷於帝國主義——中國的觀察人士注意到了這一現象，並對此津津樂道。

然而，帝國仍然存在。

美國幾乎沒有多少真正意義上的的殖民地：只有加勒比海的波多黎各和美屬維爾京群島、北太平洋的關島和北馬里亞納群島，以及南太平洋的美屬薩摩亞。按照英國人的標準，這些殖民地根本不值一提。然而，美國與曾經的大英帝國一樣，軍隊遍布全球，無處不在。美國的武裝部隊人員在150多個國家都有部署，駐外軍隊總人數約為20萬人。

承擔如此廣泛的全球責任並非易事。但是，要想擺脫他們同樣不容易。

英國人為此吃過苦頭，美國人則要吸取英國人的教訓。

拜登決定從阿富汗進行「最後的撤軍」被認為是不明智的，這說明了美國想要減少其在海外所承擔的責任，並不容易。

歐巴馬曾經也做出了類似的從伊拉克撤退的決定，並於2013年宣佈「美國不是世界警察」。

川普的「美國優先」（American First）原則只是同一種衝動的民粹主義的版本：他太渴望離開阿富汗，並以關稅取代「反恐支出」。

在阿富汗發生的撤軍災難完美的說明，想要放棄對全球的主導權，這個過程是不太可能和平度過的。不管用何種措辭，宣佈放棄這場歷時最長的戰爭，就是承認失敗。

這不僅僅對塔利班，是他們的勝利。

中國也在密切關注，畢竟中國與阿富汗也有一段狹小的接壤土地。俄羅斯也在幸災樂禍的作壁上觀。

就在歐巴馬宣佈放棄做世界警察的幾個月後，俄羅斯立刻就對烏克蘭和敘利亞進行了軍事干預。

這並非巧合。

拜登相信美國可以像之前從越南撤軍、擺脫越南這個泥淖一樣從阿富汗撤軍。

越戰是段不光彩的歷史，美國在越南受到的屈辱確實產生了後果。它為蘇聯及其盟國以可趁之機，在其他地方製造了麻煩——包括非洲南部和東部、中美洲以及蘇聯於1979年入侵了阿富汗。

於是我們可以推論在喀布爾重演西貢當年的淪陷，未來也將產生類似的不良影響。

即便新保守主義在2003年入侵伊拉克後抬頭，狂妄自大到了頂峰的時候，美利堅帝國的終結也不難預見。

我在《巨人：美利堅帝國的興衰》一書中首次提出，當時美國的全球地位至少存在四個根本性的弱點：一是人力赤字（很少有美國人願意在像阿富汗和伊拉克這樣的地方長時間工作）；二是財政赤字（見上文）；三是關注度不夠（選民在大約四年後就對任何大規模干預失去了興趣）；四是歷史視角的缺失（決策者不願從前任那裡汲取經驗教訓，更不願意從其他國家吸取經驗教訓）。

但是曾經的大英帝國從來沒有這些事件。

另一個不同之處在於——這比財政赤字要深刻得多——是美國的負國際投資（NIIP），它佔GDP的比例是-70 %。

負的國際投資本質上意味著外國人對美國資產的所有權，超過了美國人對外國資產的所有權。相比之下，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儘管有大量的海外資產被清算以資助一次世界大戰，但它仍然有著龐大的正國際投資。從1922年到1936年，它一直保持在GDP的100%以上：到1947年才下降到3%。

拋售剩餘的帝國白銀（準確的說，是迫使英國投資者拋售海外資產，交出美元）是英國為二戰買單的一種方式。

但是美國作為一個債務大國，並沒有與之對等的儲備金。只有通過更多的公債出售給外國人，美國才能負擔得起維持其世界霸主地位的成本。

這對於維持其超級大國的地位而言，實在太不穩定了。

《丘吉爾：「我當首相不是為了主持大英帝國的葬禮」》

丘吉爾在《集結風暴》中的論點並不是在借德國、義大利和日本的崛起這一不可阻擋的進程來譴責英國的衰落。相反，他堅持認為，如果西方民主國家在1930年代早些時候採取更果斷的行動，戰爭本來可以避免。

當小羅斯福總統問丘吉爾這場戰爭應該叫什麼時，丘吉爾立刻回答說：「不必要的戰爭。」

同樣的道理，中國的崛起也並非不可阻擋，更不用說俄羅斯了。從朝鮮到委內瑞拉，所有與他們結盟的小國都是經濟上的弱國。中國人口老齡化的速度比預期的還要快，勞動力正在萎縮。

居高不下的公營及私營部門債務正在拖累經濟增長。它也可能在氣候危機中，首當其衝，因為它無法輕易改掉依賴煤炭，作為工業能源的現象。

然而，一系列事件的發展又很容易導致另一場不必要的戰爭。

最有可能是在台灣問題上爆發。

中國要統一台灣，而美國模糊地承諾要防禦中國——隨著東亞地區軍事力量平衡的轉變，這種承諾越來越缺乏可信度。

美國航母越來越難招架中國的東風-21D等反艦彈道導彈，而這還只是美國國防部無法解決的問題之一。

如果美國的威懾失敗，習近平發動突然襲擊，美國將面臨更嚴峻的選擇，要不然打一場漫長而艱苦的戰爭——就像英國在1914年和1939年所做的那樣——要不然就像1956年蘇伊士運河事件那樣，直接認輸。

丘吉爾說他寫《集結風暴》是為了表明：

邪惡者的惡意如何因善良者的軟弱而愈發猖狂；民主國家的結構和習慣為何——除非與更大的有機體結合在一起——會缺乏為卑微大眾提供安全感的毅力和信念；甚至在自我保護的問題上……謹慎和克制的忠告反而會帶來致命的危險……以及因為渴望安全和平靜的生活，而採取的中庸之道，可能會直接導向災難的中心。

他用一句精辟的格言作為這卷書的結束語：「事實勝於幻想。」

近年來，美國領導人過度熱衷於幻想了，譬如小布希領導下新保守主義者「全面統治」的幻想，還有川普想像出的美國「大屠殺」的黑暗噩夢。

隨著另一場集結風暴的到來，也許是時候面對現實了。

丘吉爾看透了這一點：帝國的終結很難不伴隨著陣痛。

——圖片：美國運輸機撤離阿富汗難民、美國最後離開的軍事領袖、拜登在白宮發表演說

為國獻策 為港請命

8月20日，人大常委会委員長會議决定對將《反外國制裁法》納入基本法附件三的議案「不表决」，這體現了中央對維護香港一國兩制和維護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高度關切和慎之又慎。從國際金融機構到香港商界和廣大市民無不鬆了一口氣，為中央此舉的實事求是和理性決策拍手叫好！

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堅持強硬立場，說繼續支持將《反外國制裁法》列入基本法附件三，「別無他選」云云。

本人在此希望大家一齊重溫一下中共開國領袖毛澤東在其名著《愚公移山》中一段教導：

「我們第一要把美國人民和他們的政府相區別，第二要把美國政府中決定政策的人們和下面的普通工作人員相區別。」依照這一教導，我們當然要把遵照他們國家政府法規對中國及香港特別行政區某些官員、實體進行制裁的國際金融機構與他們國家的政府相區別，不應將「反制裁」的矛頭指向國際金融機構。那麼，我們又如何參照林鄭月娥所主張的「以其人之道 還治其人之身」呢？很簡單，既然香港的一些國際金融機構「照本子辦事」制裁一批中國包括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若干官員，那麽，中國政府及港府也可以「依樣劃葫蘆」列出一批美國、英國、歐盟各國政府若干官员和國會議員名單，參照美國、英國、歐盟制裁措施（包括禁止入境、凍結資產、禁止投資、斷絕生意往來等等）一模一樣跟足對待，包括下令中資銀行、中資投資機構、港資銀行、港資投資機構不做名單上的人的生意等等。甚至還可以嘗試爭取俄羅斯、伊朗、朝鮮、委內瑞拉、古巴等友好國家「聯合行動」，看看能否「共同制裁」被我國列入制裁名單的若干國家官員。同時宣布不會將「反制裁」矛頭指向在香港按其本國政府法例辦事的美資、英資、歐盟、瑞士、日本等國際金融融機構。如此一來，既達到「你做初一，我做十五」的對等目的，維護了國家尊嚴；又不會擴大打擊面，禍及並嚇走國際金融機構，以免削弱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若中央能採納以上建議，則無論美資、英資、歐盟、瑞士、日本等在香港的國際金融持份者都會放下心頭大石，繼續在香港安居樂業，令香港作為世界三大金融中心的地位和優勢得以保持！

本人一再主張：要在維護國家安全和維護基本法賦予港人的權利、自由之間取得平衡；要在維護國家尊嚴和維護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之間取得平衡；要在「堅持一國原則」和「尊重兩制差異」之間取得平衡。同時必須強調：國家安全除了政權安全、政治安全、國防安全等等之外還包括經濟安全、金融安全。香港作為世界三大國際金融中心之一，是香港的核心资産，也是國家的寳貴資産。不顧兩制差異，盲目堅持將《反外國制裁法》納入基本法附件三，必將令國際金融機構感覺香港的制度、政策、法律充滿不確定性和不穩定性，從而無可挽回地打擊國際金融持份者對香港的信心而鷄飛狗走，屆時客觀上就是衝擊和破壞國家的經濟安全和金融安全，必定犯下顛覆性歷史錯誤。勿謂言之不預也！

今(22)日林佳龍委員在外交委員會質詢國安局蔡得勝局長。之前林佳龍曾質詢過蔡得勝對開放中資投資第一類電信，蔡局長曾答覆不予贊同，林佳龍表示，目前在通訊電信安全上也出現漏洞，中國騰訊公司在中國有二億多的使用人口，現在已在台灣投資展開大規模的行銷活動，事實上華為無所不在，台灣三大電信業者高度使用華為設備，包括固網基地台 無線網路控制器等，都構成我們資通訊安全，讓營業資訊毫無秘密。林佳龍問蔡得勝，美國國會都通過決議禁止對華為、中興的採購，我們國安單位對中國通訊產生衝擊有沒有評估?在安全上的影響有沒有掌握?蔡得勝回答，只要認為有風險的就會禁止，對核心的都沒有開放，但是中資來台的國內主管單位很多，只要不是高度涉密，周邊的就會開放。

林佳龍提問，謝長廷前院長訪問中國提出一些主張，國安局有沒有掌握中共高層怎麼看待?包括憲法各表等主張以及民進黨員的訪問等，中共之後有沒有在對台政策上進行研究?蔡局長回答，中共體系沒有反應那麼快，至少國安局還沒有接到相關的報告，並且表示，中共一中的政策主軸是不能動的，他沒否認並不代表他支持，到現在為止中國仍是高度管制的社會，中共是有控制的沒有讓大陸全部都知道，所以也無法確定謝長廷的訪中造成甚麼影響，但讓中共知道台灣有另外一種聲音是好事。

林佳龍再問，中共從一中原則、九二共識到一中各表，國安局掌握的情資研判，中共有沒有展開研究? 中共的決策到政策改變需要相當長的過程，但對憲法各表等主張，他們的智庫、台研單位有沒有展開解讀、分析與建議?蔡局長答覆說，在中央沒有定調之前，智庫、台研單位都還是採用過去相同言論的論調。林佳龍認為，憲法各表的主張衝擊先前的政策，中共必然在之後展開非常深入的調研並形成決策，但也不至於在十八大之前快速反映，他質問根據國安局的掌握，謝長廷院長訪中國，中共對民進黨政策思惟上有沒有改變? 蔡局長認為，「不容易」，中共內部對憲法各表並沒有正面回應，可能認為謝先生只是換個名詞而已，基本立場並沒有兩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