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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設獨立調查機構,促進軍中人權保障——軍冤制度公聽會」
從行政院軍事冤案申訴委員會2014年8月28日結束任務之後,軍中仍常發生意外、疾病或自殺死亡的案件。案件中,往往有家屬和軍方各執一詞、無法互相信賴的情形,也有深入調查後,發現事實與第一時間說法不同的狀況。
為了討論制度面如何讓事情能有公正客觀的調查,並重建軍民雙方的信賴,會期的第二天(2月2日),我舉辦了「常設獨立調查機構,促進軍中人權保障——軍冤制度公聽會」,邀請軍冤受害者家屬、專家學者、民間團體及國防部、法務部與內政部役政署等機關進行對話。
#設立常設委員會 #制度化軍事冤案調查
吳景欽副教授首先指出,外部軍冤調查制度,是解決軍中案件調查疑義和信任的方法,並認為以台灣國軍將近二十萬的規模,有必要成立常設化的委員會。吳教授所屬的陪審團協會也曾經提出民間立法草案,將服役期間死亡、失蹤,或者心神喪失、重傷和軍中不當管教的事件納入調查範圍,並讓專家學者、公正人士和家屬代表參與,達成組織上多元性。吳教授強調,委員會必須有強制處分權,以避免形式化,最好還有司法背景甚至檢察官身分的調查官,讓組織更有專業性;且在調查結束之後,也可以考慮賦予委員會提起訴訟或補償的權限。吳教授進一步舉出曾經被發回偵查五次、最後交付審判,但還是不了了之的江國慶案為例,認為進行軍事冤案調查改革的同時,也需要進行司法改革。
胡博硯教授強調,處理軍中不當處遇事件,是轉型正義的最後一步。雖然國防部這幾年不斷地努力,但努力不只是軍方要對自己交代,更是要對人民交代。如果國防部花費時間心思的調查沒有人相信,也只是事倍功半。胡教授並舉出最近的司法弊案,認為有公正第三方在,才能取信大眾。胡教授也以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成立的歷史為例。運安會的前身行政院飛航安全調查委員會,是因為民眾不信任民航局的調查而成立,後來職權更擴張到各種交通運輸事故。因為運安會,交通安全調查的公正性才被建立。胡教授也舉出德國基本法的軍事監察使為例,建議可將相關事務交給一個專門的職位或機關,並可針對軍中制度問題提出報告,藉由第三方的監督反饋,獲得幫助機關改善的力量。
#癥結在於信任 #落實透明參與
洪文玲教授基於犯罪防治的專業,指出案件預防、危機處理和對家屬的事後協助是最大重點。
洪教授表示,軍中管理制度和外界差異很大,因此要理解是不是軍中管理制度、霸凌文化或體制造成問題。洪教授在研究訪談官兵時,就得知因為精實案等原因兵力縮減,造成基層及高層壓力很大,也讓休假不穩定或工作量越來越重,甚至做到不適任的工作,以及部分軍人因為人際關係或資歷而被欺負的狀況。洪教授也認為,軍方的輔導機制,要和家人加強溝通服役情形,不要讓父母親最後接到一句孩子自殺了,但對軍中的生活狀況完全不清楚。
在遺憾發生後,洪教授強調重點不在於苛責軍方,而是要追求真相。然而,如果相關程序不夠公開透明,家屬會不信任,也會有很多衝突和激烈情緒投射在軍方第一線的處理人員。洪教授並藉由犯罪防治理論中的中立化理論,指出軍方可能表示自殺是因為無法適應軍中生活等狀況,導致家屬在第一時間常常有軍方在推卸責任和傷害被否定的感受。然而,不論是自殺或者人為所致,也無論是出於人格特質或受到霸凌等因素,都不能否定死者身上受到的傷害。關於對被害家屬的協助,洪教授認為可以提供家屬免費法律諮詢、心理輔導機制以及社會救助。並建議可以考量像是犯罪被害人補償的制度,讓家屬能有救助的補償金。
關於設立軍冤委員會,洪教授指出,獨立調查機構的需求,是因為家屬無法信任軍方調查的結果。然而,如果軍人為了榮譽或不願意傷害同胞而掩蓋事實,獨立機構能否調查真相,也有問題,更重要的是第一時間尋求諸如警方等外部證據保全和鑑識機制。洪教授也期待,能用更建設性的方式,藉由軍方的再教育讓大眾重拾對軍方的信心。不要讓過去「不合理的要求是磨練」等想法,成為合理化折磨與虐待等犯罪行為的藉口。
最後,洪教授認為,建立獨立機構之後還需要建立信賴;而要建立信賴的因子,必須要修復軍方和家屬的關係。然而,軍方如果為了要維護「榮譽」而不願表示真相,修復關係就很難。也可能有人擔心說真話會害到同胞,因而良心掙扎。如果在修復式司法程序中能有保密機制,可以讓家屬能夠得到真相和道歉,也能讓家屬不會走得那麼辛苦。
#真相不能重現 #家屬負重前行
有許多家屬出席這場公聽會,從切身的經驗和感受出發表達看法。
2020年4月,發生了黃姓中尉自戕案。黃中尉的姐姐指出,黃中尉的案件遇到手機無法解鎖和監視錄影系統故障等困難,地檢署也作出不起訴處分。軍中調查的資訊不對等,導致沒辦法第一時間保全證據。因此希望有相關機制,不然難以調查真相。而家屬之所以希望成立獨立委員會,是因為軍中封閉獨立的特性。並且,檢察官軍事經驗不足,也相當依賴軍中的調查結果,因此只有熟知軍中文化的調查,才能深入剖析死亡原因。最後,她也質疑軍中死因調查欠缺第三方介入,讓家屬求救無門,並認為目前的體制會合理化軍人在軍中死亡的結果。如果不雙管齊下推動司法和軍中的改革,就會不斷發生同樣的狀況,家屬也得不到真相。
2012年發生的陳替代役男死亡案,讓家屬沉痛至今。陳媽媽表示,她想要的是真相,不是要撫卹,因此到現在仍拒領撫恤金,並質疑調查沒能查明相關疑問,以及事後役政署高層沒有積極溝通回應。陳媽媽也表示了對立獨立調查機構的期望。
2008年的蔡學良案,讓蔡媽媽投入軍冤行動的行列。蔡媽媽表示,在蔡學良死亡的第一時間,她就列出十項不合理之處,但沒有獲得回應。還有她的堅持努力,蔡英文總統最後指示行政院、國防部進行實彈測試,並推翻原本認為蔡學良是被步槍槍擊的判斷。蔡媽媽進一步認為,只有由家屬參與成立軍冤委員會,協助委員會的相關人員也必須獲得軍冤家屬的認同,才不會被吃案。
軍冤家屬丁爸爸表示,當初他的兒子是因為弊案而死,但當立法委員到軍中視察時,軍事檢察官竟然在電梯裡面恐嚇他不要亂講話,不然讓他一塊錢都領不到。丁爸爸同時指出軍中階級和貪汙等諸多問題,並感嘆大眾不知道軍中的黑暗。
2020年1月,蘇威宇因為部隊延遲送醫,成為植物人。蘇爸爸表示,在事情發生的時候,家屬都很恐懼,更不知道怎麼面對。他到處尋找方法和真相,也想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蘇爸爸並質疑,事發後軍方以偵查不公開等理由,拒絕提供調查資料給家屬,對孩子有利的錄影更只有單張截圖;調查也不確實,每當家屬向上級提出質疑而有壓力,才有簡略的補充報告。從這樣的經驗出發,蘇爸爸認為有軍冤委員會存在的必要。
2004年,在陸軍高中服務的連上士因為不堪軍中壓力而燒炭身亡。連爸爸也控訴,連長當時不合理禁假、工作做不完,孩子也和他說等不到回家。並質疑當初軍隊說會進行相關協助,才會簽和解書,但事情到現在都沒有辦法解決。到現在他已經七十幾歲難以工作,卻還要想辦法照顧將近百歲的母親。
嘉義縣議員何子凡議員也舉出親戚的故事。40年前,何議員的大伯於金門服役時死亡,軍方只表示是工事意外,阿公阿嬤也未能到金門認屍,只收到送回來的骨灰罈就不了了之。何議員並指出,除了設立常設的獨立委員會,更重要的是如何在制度和資源上進行配置,讓第一時間能進行證據保全並釐清爭議。
#承諾進行內部改革 #尊重相關制度設計
國防部法紀調查處陳代處長表示,國防部近年有進行相關改革,從去年10月1日即試行軍風紀律改革專案,並在今年一月正式施行。有別於過去由單位自行調查,改革案建立了由上級單位調查的三級調查機制。而在死傷案件中,也讓家屬可以親自或指派律師見證調查經過,並根據案情邀請外部專家協助調查。此外,監察委員也對軍中案件非常關切,所以案件結束後都會將卷證資料送給監察院再進行調查。而如果相關制度立法通過,也會配合執行。
役政署替代役訓練班張副執行秘書表示,對於役男不幸的事件感同身受,也會尊重設置常設獨立調查機構的機制。張副執行秘書並表示,前任與現任署長曾經到場關懷慰問家屬,役政署也會協助家屬進行後續事宜。事發後,役政署也已加強相關制度設計及訓練,並設置意見反映信箱及專線,希望能及時解決問題,防範事故發生。
法務部法制司張科長則表示,涉及案件辦理的建議,會帶回給相關單位參考研究。至於軍冤條例,有待提出具體條文再表示意見。
#四年期待落空 #盼有實質進展
胡博硯教授、吳景欽教授和蔡媽媽都指出,在2016年洪慈庸委員、顧立雄委員就曾經舉辦過公聽會,也有法案提出,但在立法院的議程上沒有進展。吳教授並表示,陪審團協會在2020年底也開了軍冤委員會常設化的記者會,提出民間版條例草案,希望不要過了四年之後,還是在提出同樣的訴求。
#建置獨立調查 #重視民間意見
我認為獨立調查的意義,不只是家屬要找到真相,也是國防部要找到人民的信賴。現在的國防部和過去雖然有所不同,但是行政組織和方法更應該與時俱進。例如運安會、災害事故調查會和監所的外部視察小組等外部獨立機制,都可以協助機關避免同時是調查主體和被調查對象的問題,也避免和當事人或家屬發生緊張的關係,更能累積能量和經驗而專業化。而且,從國防部的角度認為不重要的問題,或許外部看來是重要的,如果有專責機構,才能避免盲點而提出改善。
最後,我也提醒國防部應該更重視家屬的意見,因為沒有人比家屬更在意這樣的議題。就如同日本福知山線出軌事故,家屬和JR西日本公司合作努力,改變了諸如要求列車準點等造成風險的作為。我也認為,只有藉由各方的努力,一起推動制度改變,才能發現真相,並避免悲劇一再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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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雲詭譎情報戰
台灣位處第一島鏈重要戰略位置,中國為了成為區域霸權,突破第一島鏈一直是其野心,台灣和南海、東海其他更小島嶼,就是中國侵略目標。而為了避免此區域最大強權美國阻止中國的侵略行為,進入21世紀後,中國逐步建構「區域阻絕/反介入(Anti-access/Area-denial,A2/AD)」力量。機艦穿出第一島鏈,打擊美國特混艦隊,甚至對美軍第二/第三島鏈基地進行突襲,癱瘓美國在第一時間介入的力量,是中國要奪取第一島鏈領土所必須獲得的戰略投射能力。
除了三不五時的共機、艦艇遊走,更多的是滲入台灣的問題。我們看到近幾年,中國的千人計畫,背後目的是取得國際先進技術,連NASA都傳出華裔研究員疑似涉入此計畫而遭到指控,甚至還有中情局港裔前幹員為中國竊密被捕。今天早上,也傳出台灣前陣子不明種子、土壤包裹,包裹的轉寄申請帳號,和涉入共諜案的國會前助理同名同姓,疑似可能是同一人。
台灣身為抗中最前線,中國侵略的首要目標,一直都是情報戰的主戰場之一。大家都聽過以前有「小心共諜就在你身邊」的口號,很多人覺得這年代已經離我們很遠,但其實中國竊取情報的行動從來沒有停止。
近來國防部六軍團、八軍團先後發生軍士官洩密未遂案件,國軍保密問題再次受到注目。近期六軍團542旅1名戰車士官,因意圖兜售軍事情資,遭軍方、檢調攔截、法辦,但隨後又發現1名陸軍八軍團中校情報官,竟於漢光演習期間,用未插SIM卡的智慧型手機盜攝訓練計畫等情資,還裝箱郵寄,所幸被攔截成功。
這兩案雖然都成功攔截,也進入司法程序,但也不免擔憂,我們的政府、國軍與社會大眾,對於這類反滲透、反諜報的意識是否確實,以及未來會不會再有繼續發生這類事件的可能性。
#中國持續用各種方式試探我們
共機持續擾台,就是一個範例,除了共軍自身操練需求外,也為了蒐集確認我空軍反應速度等資訊,並從中持續策反相關人員,以獲取戰略資訊。
目前辦公室聯繫後,了解國防部已進行一連串宣導教育,如:
1.說明智慧型手機、隨身儲存裝置的使用範疇
2.宣導提醒應多留意、多觀察,落實查察「誰在破壞國家安全」,也期望官兵皆能養成良好保密習性,建立一支真正能「打勝仗」的軍隊。
3.養成保密觀念,熟記並謹守法規,將保密習性落實於日常工作中。
而國軍洩密,通常可分為:
1.不經意的洩密:要防止不經意的洩密,需要提高保密警覺意識
2.有意的洩密:防止有意的洩密行為,需要建立防護網,並且從根本讓國軍了解為何而戰、為誰而戰、強化使命感
#重新檢討管理SOP與增加門檻
我建議面對此類狀況,可思考:
1.管制裝置:國軍目前需安裝MDM(Mobile Device Managemnt),是國軍和中科院合作的管制程式,國軍進入營區後,即不可開啟手機的GPS、藍芽、無線熱點、相機,這個軟體也會記錄使用手機的時間,並記錄是否開啟不能開的功能,若開啟不當開啟的功能,手機會直接上鎖,要送回資安中心才可解鎖。進入管制營區時,手機若未上鎖,手機將顯示紅色畫面,必須打開程式並上鎖,就會呈現綠色畫面,方便查驗。
而目前洩密未遂案件中,涉案人員則是偷偷攜帶未裝MDM、未插SIM卡的手機進行拍照。所幸在洩密前就被攔截成功。那對於此類狀況,該怎麼在不過度侵犯個人權利範圍內,管制攜帶的裝置,會是國軍在管理上面臨的問題。
除了重新檢討裝置管制的SOP之外,加強國軍的向心力,人員對於周遭的敏感性,也很重要。百密總有一疏,而漏洞在壞的時候,就是人捅出來的,但在好的時候,就會有人補位避免憾事。我們常在網路社群上看到,基層士兵對管理階層不夠以身作則的抱怨,所謂帶人須先帶心,這點在哪個職業都是如此,我們也希望基層和管理階層之間的溝通、交流能更順暢,而不是礙於階級而有所窒礙。
2.增加防制門檻、嚴格管制接觸層級:營區有必要重新檢視、設計分區的層級管制。對於機敏資料,必須權責相符。機敏資料通常有幾個存放方法,書面、實體、電子資料。對於此類存放區域,需要重新檢討能接觸的人員、流程、存放區域。對於區域我們需要增加防治門檻,比如出入區域的人員記錄管控,出入人員攜帶裝置的再檢查,而對於能接觸資料的人員,也需要依資料敏感度再次分層,特別是在3C設備上的電子資料,對於能接觸的人員分層分流,需要更嚴格的管制而對於電子資料,可添加可追蹤性資訊、添加雜訊、增加修正頻率,也是增加門檻的手段。
此外,對於前案能攔截外洩,主要是在於可疑對象的列管,這點我們予以肯定,並需持續更嚴密的追查,針對洩密涉案人員被接觸的模式、人際關係,追查是否還有遺漏的可疑對象。
#勿枉勿縱但也不污衊多數忠誠的國軍
但仍要提醒大家,不要因為少數的害群之馬,就群起撻伐國軍,有更多的是全心守護台灣的官兵,也請大家持續給他們鼓勵,發生這類事情,國軍往往比民眾更難過,別讓他們灰心喪志。守護台灣,不只是國軍的責任,我們人人有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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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並不是沒有對中國抗暴 而是中國黨國軍隊的殘暴無人能及】
#台灣史上的今天 #19470306高雄三六屠殺 #高雄屠夫彭孟緝 #228是中國軍隊對日籍台灣戰俘的跨國屠殺
文:台大歷史系 周婉窈教授
在「二二八事件」中,陳儀和「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談判,是緩兵之計。他在3月2日發出急電向蔣介石請求派兵,5日確知軍隊會來臺灣,但他在6日還在大談「和平解決」,要臺灣民眾相信政府,在8日軍隊上岸前,仍假意協商。不過,6日高雄就發生了「三六屠殺」,比8日開始的全島大屠殺早二天,為何如此?
二二八事件的動盪在3月3日影響到高雄,人民群起抗暴,4日學生成立自衛隊(雄中自衛隊),以臺灣省立高雄第一中學(今雄中)為首,另有高雄工業學校、高雄商業學校、高雄女中等校學生,目的在維持學校附近治安,並以雄中為臨時收容所,保護生命遭威脅的外省人。
早在3月4日這天,高雄要塞司令部司令彭孟緝就已決定採取軍事鎮壓的方式。5日高雄成立「二二八處理委員會」,彭孟緝暫時按兵不動,偽裝成願意和市民代表談判,當天下午二時高雄處委會推派代表打算上山(壽山)進行談判,但因彭孟緝已經決定7日凌晨開始鎮壓高雄市區,必需用談判來拖延時間,於是要他們第二天再來。
3月6日上午,市長黃仲圖、參議會議長彭清靠等七名談判代表依約前往壽山和彭孟緝談判,眾人才進入會議室,涂光明、范滄榕、曾豐明就被逮補,黃仲圖、彭清靠、林界、李佛續等人被衛兵限制行動。擒拿住談判代表之後,彭孟緝決定將7日的鎮壓行動提前,當天下午二時派軍隊下山鎮壓,兵分三路。
進攻市政府的軍隊,先丟手榴彈,見人就殺。正在市政府前等待談判消息的各界代表與市民,來不及走避,死傷慘重,約五、六十人喪命。當天晚上,軍隊又向市府旁邊的防空壕丟手榴彈,躲藏的人被炸成碎片。第二天一早軍隊開槍掃射躲在愛河的民眾。
主攻高雄第一中學校和火車站的軍隊,抵達雄中後先遠遠包圍學校,再佔領火車站。軍隊由三塊厝圍攻高雄火車站,站前民眾、旅客急忙奔散,軍隊並掃射躲在地下道的旅客,死傷無數。軍隊接著攻打雄中,由於學生反擊並丟手榴彈,士兵不敢靠近。對峙半日後,學生彈藥漸漸沒了,於是趁黑夜突圍而出。第二天清晨,軍人再度攻擊,在火車站的屋頂架設四門迫擊炮,轟炸雄中。當晚軍隊進入三塊厝搜索學生,學生大都逃走了,居民則飽受驚恐,有人被搶劫,甚至遭強暴。
3月7日軍隊鎮壓行動結束之後,彭孟緝才釋放黃仲圖、彭清靠、李佛續,但涂光明、范滄榕、曾豐明已被處決,林界則於3月23日遭槍斃。
根據目睹者,軍隊沿途掃射,沿著愛河到處都是屍體,愛河的水變成紅色。口述歷史紀錄了幾個案例:臺南青年吳萬于和揹著嬰兒的妻子到高雄鳳山工作,回程在高雄火車站,吳萬于被士兵槍殺,妻子被刺刀刺死,刺刀穿過後背,傷到嬰兒。二天後親人「大膽」去收屍,嬰兒還沒斷氣,過了十多天才死。市政府廣場唯一倖存者許國雄醫師,當時在市府擔任救護工作,他的父親是高雄市參議員許秋粽,在市府門口被軍人掃射,頭部中彈後,撐住最後一口氣,把他喚過來,用身體掩護他,才斷氣死去;許國雄記得市政府地上積血有一公分高。許國雄後來被捕,關了三天三夜,因為他是彭孟緝母親的牙醫,幸運獲得釋放;他的兩個弟弟也被捕,要被處決前,也是靠這層關係獲救,不然,許家在二二八就要死四個人。在大屠殺中,誰能倖存,是奇特的機率──人們會說:只能靠天意了。
在軍隊無差別殺人過程中,許多受害人身上的貴重物品,包括衣服,都被剝走;有人去收屍時,發現親人是赤裸的。另外,鐘錶店、金飾店,以及腳踏車店也都成了軍人掠奪的對象。楊明德在鹽埕區開一家「眼鏡相機行」,隔壁傳來慘叫時,他一家三口和親友躲在半樓夾層的衣櫥裡,聽到軍人一批一批進來搜刮,後來有軍人步上樓來,喊著說要「美金」,楊明德為了保護親人,就出去打開金庫,讓他們搜刮,沒想到軍人將他打死。楊家隔壁先遭搶的銀樓,店主和太太都被殺死。
陳儀得知彭孟緝大開殺戒,很生氣,不是氣他濫殺無辜,而是擔心中央救兵還沒到,壞了大事。由於三六屠殺,臺灣民間叫彭孟緝「高雄屠夫」。
高雄三六屠殺,有四點特別值得注意:1、誘騙談判代表上山。2、屠殺在市政府等待談判結果的民意代表和市民。3、沿途掃射路人。4、清空高雄中學。親愛的讀者,談判是這樣進行的嗎?換個你們可能比較能想像的場景──我方和敵方進行談判,敵方殺我代表後,軍隊就直接開進立法院,掃射在等待談判消息、手無寸鐵的國會議員和人民代表,結果我方死光光。如果歷史可以給我們教訓,那麼,真的不要輕易和敵人談判,尤其是從來沒遵守過協議的中國共產黨及其創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根據保密局3月21日的內部報告書:「計在市府內死五十餘人、市府外死七十餘人、車站死七十餘、三塊厝死百餘人,零星死者數十餘人。……現被扣者計六百餘人,岡山槍殺二人,扣禁數十人。」這是加害方當時的估算,受害方沒有公權力替他們做統計,七十餘年後數據更加渺茫了。
附帶一提,彭清靠的小兒子彭明敏是國立臺灣大學教授,因「臺灣自救運動宣言」事件亡命海外,黑名單解消後返回臺灣,致力於公共事務。苓雅區長林界的女兒林黎彩,以受難者家屬的身分,近年來積極參與轉型正義的工程。三六屠殺受難者及其家屬的故事,社會大眾大都不清楚,甚至連高雄曾經發生這樣的事情也毫無所知。當時的高雄市政府,就是現在高雄市歷史博物館。
圖文轉載自: 沃草 Watcho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