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木曜四超玩的《一日系列》，主題是一日電梯技術員。邰智源到崇友電梯學習電梯的相關知識。齋主是個搭電梯就會仔細觀察不同品牌電梯的小粉絲。

說到電梯，台灣第一座啟用的商用電梯，應該是1932年開幕樓高七層樓的菊元百貨。在那個電梯如此稀有的年代，電梯小姐當然是標配。值得一提的是菊元百貨並未拆除或都更，今天依然保存良好，位在台北市衡陽路和博愛路口，作為國泰集團寫字樓使用。有另一說最早的商用電梯，應是台南的林百貨，不過根據相關資料表示，林百貨的開幕日晚了菊元百貨兩日。補充一下台灣最早的電梯，應是1908年，位在如今台北站前新光三越該址的「鐵道飯店」中。

隨著二戰爆發，日本資源吃緊，無甚能力在台灣興建高樓，因此電梯的數量自然就少。二次戰後，中華民國政府光是處理難民就花盡心思，哪有甚麼能力興建高樓? 光是1960年代政府計畫在台灣推廣「公寓」建築，都被人民以生活空間不足痛罵了。後來的有電梯的「華廈」自然更難推動。

關於電梯，政府相關規定是很多的。每次都有人問齋主我公寓和華廈的差別，其實最大的差別就在於是否有裝設電梯。法規規定七樓以上的住宅，建商必定要裝設一台電梯，這也是為什麼我們看到的電梯華廈多半是七樓。而十二樓以上的住宅，電梯數量不得少於二台。這也是為什麼我們經常能看到七樓或十二樓住宅之故。

不過這麼多年來，台灣的電梯市場已經相當飽和。不管是舊華廈還是新大樓，在台灣能看到的品牌大概有三，永大、三菱和邰智源實習的崇友。這三個品牌其實都源自日本，永大雖然現在主打是本土品牌，但早年他們不只代理日立電梯，也替日立電梯代工，現在日立仍有持股，時不時還能看到相關股權糾紛的新聞。

台灣三菱電梯的前身是中國菱電，算是很早期就進入台灣市場的電梯廠商，當時以進口日本三菱電梯為主，後來改名三菱電梯後，日資的比例越來越重，可說是這幾家廠商中較接近外商的電梯品牌吧。

至於崇友，他們早年沿襲的技術，也是源自日本東芝，雖然已經與東芝解除合作，不過遇到高端需求時，依然會與東芝商討實作辦法。以台北101為例，便是崇友請來日本東芝和芬蘭通力電梯，共同實作這台了不起的高速電梯。

台灣電梯很少能看到歐系或美系品牌，雖然偶而能看到美系的OTIS電梯，但相對於三大品牌來說實在相當稀少。這幾年開幕的遠百信義A13，當時搭乘電梯時，發現其採用的電梯品牌，竟然是德系的蒂森克虜伯（thyssenkrupp），小小震驚了我。

有人可能要問，台灣電梯技術不高端嗎? 這我畢竟不專業，以我外行人的看法來說的話，我認為台灣電梯的高端技術經驗確實可能不足，這是沒法改變的事情。台北市是首善之都，但礙於松山機場的航高線管制，台北市的高樓也因此有所限制。加上台灣位處地震帶，要起高樓的成本和相關規範也遠較他國為難，久而久之，實在沒有足夠的誘因，讓本土電梯廠商研發超高樓電梯的相關技術。

不管如何，電梯是現代都市的重要基石，沒有電梯存在，很多我們習以為常的大樓和建築將不復存在。我很感激木曜的這集節目，如果有更多人在搭乘電梯時，能多感謝電梯廠商和相關技術的研發者。沒有他們的付出，我們實在沒法有這麼方便的生活。

影片連結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G9wRJ_S5U8

2003年SARS其間，台北市長馬英九，衛生局長邱淑媞（提出封院需要有3配套，但市府沒接受），和平醫院院長等決定封院的錯誤決定，造成和平醫院的「官僚殺人」。下面是死亡的林重威住院醫師的父親林亨華校長二年後提告的陳述，非常令人難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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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發｜SARS犧牲者，林重威醫師父親林亨華校長意見陳述狀全文
時事1月24日 17:44
我覺得在討論封院或者封城正確與否時，是不是該聽聽被封院者家屬的聲音...以及對於一線醫護人員造成的衝擊。

此文已經有段時間，原文連結甚至已經下架，但我仍提出來，希望後段時間，如果我們台灣被迫要做出這個艱難決定時，能想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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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S犧牲者，
林重威醫師父親林亨華校長意見陳述狀全文:

2003年4月是一個令人恐慌的季節，SARS為台灣帶來了一個史無前例的震撼，埋藏在人性深處的集體恐懼與自私，禁不住SARS的輕輕撥弄，人類的理性與尊嚴便被無知與殘暴吞噬了！

對大多數的群眾而言，恐懼僅是一時的衝擊，然而恐懼之後的代價，我們卻遺留給少數人來承擔。一如其他時空的歷史事件，對當初事件的受害者而言，這場前所未有的惡夢，卻是永遠無法忘懷。他們許多人至今仍活在巨大的傷痛中，有的因此失去摯愛的親人，因而罹患精神疾病，有的身心遭受重大傷害，不願再提此事，還有些遭到污名化感到名譽受損，身心倍受煎熬……

在某電視節目的專訪中，我曾經這麼說：

SARS是一種新型的傳染疾病，無論是致病機轉、傳染途徑、防治方法，我們所知都極為有限，面對人類的恐懼與無知而犯下的連串的錯誤是可以原諒的，但事件的影響絕對不能忘記。

由於台北市和平醫院未做好院內感染控制，導致原本受控制的SARS疫情，一夕失控，整個防疫體系瞬間崩解，SARS病毒就此禍延全台，造成台灣人民生命與財產的重大損失。

單是和平醫院就是全世界SARS事件最高死亡率單一地點，總計一個月內造成150人感染，35人死亡，任何法治國家在公共安全領域，只要造成人員傷亡，公權力馬上介入調查，SARS事件經過兩年了，我們看不到政府機關記取教訓，承認錯誤，我們看不到司法機關對行政人員科以過失的罪責。

台北市政府不但未做好事前防疫工作，在疫情失控之際，又以錯誤的封院隔離政策召回全體和平員工，將全體員工集中於充滿病毒的和平醫院，又未成立接管小組，妄圖讓和平員工自己組成自生自滅的系統，因而造成員工的集體反彈，這種明顯的不當決策，造成了騰笑國際的大新聞。

試想強制隔離若無適當之隔離設施與足夠裝備，且無適當之隔離配套措施下，貿然召回，只讓醫護人員暴露於院內交叉感染之高危險環境中。

倘若為照顧病患之醫藥人力需求而召回，則於召回人員有無感染尚且不明，自身仍需隔離之際，豈能再負起照護病患之責任，就是這種准進不准出的荒謬隔離決策造成小兒醫療的嚴重延誤。

2003年4月26日我帶學校田徑隊到台南參加中上聯運，因為學生晉入前八名，獲保送大專院校資格，晚上我們舉行慶功宴。八點多，小兒未婚女友林仁心醫師打電話給我：「爸爸！重威因沒人照顧已經喘到躺下，不能行動了！醫院又不准遷出，你快想辦法救他！」電話中聲聲的無助哀求，頓時我如遭雷擊，內心的驚駭莫可名狀。26日前我一直被蒙在鼓裡，不曉得小兒染疫。原來他們已知道這是傳染病，怕我們擔心而前往探視，因此直到小兒失去行動能力前，除了每天報平安，一直都不肯講。

小兒3月27日退伍，因女友任職和平皮膚科，故應和平醫院三個月的短期聘任，於4月1日報到，4月8 日訂婚。預訂7月1 日至國泰小兒科任職，8月15日結婚。

小兒4 月21日身體不適，4月22日住進和平醫院病房，原訂4月24日早上移送榮民總醫院，但24日早上台北市政府宣布和平醫院封院，人、車准進不准出，小兒因而被留置和平醫院。此後，醫院的恐懼、自私、慌亂、殘暴與醫療倫理的喪失，不難想像。小兒自行量體溫、量脈搏、換點滴、自己推著點滴架上厠所，這些都是事後醫院內同仁滿懷傷痛偷偷地告訴我的淒慘片斷，聞之泫然。

4 月27日台北市政府終於發現決策的失當，想把病患分送各個教學醫院。但是經過幾天的醞釀，SARS事件已造成社會全面的恐慌，各醫院都以負壓病房設備不足而拒絕收留救治病患，個人經過兩天不眠不休的懇託、求告，全力奔走，終於在4月29日清晨將小兒移送國泰醫院。

我無法肯定這五天黃金診療期的延誤與小兒後來的不治之間，是否有必然的因果關係，但是將一個重症病患置放在已經失去理性，群體焦慮，不遑自顧，有如人間煉獄的醫院，致其身、心、靈受到嚴重的創傷，顯然是一種極不人道的行為。

再怎麼說，小兒也是為了診治台北市民而被染疫疾：從4 月29日到5月15日，沒有任何市府代表探視小兒病情，他們把我們當瘟疫，他們急於劃清界線，這種遭受冷落、漠視的窘態，叫人情何以堪！

再怎麼說，小兒也是為了診治台北市民而被染疫疾：5 月7 日小兒第一次病危，媒體大幅報導，市長馬英九先生來電關懷，說看看有什麼是他可以幫忙的。我說：「現在談什麼都沒意義了，我唯一的請求是為我兒子組一個會診的醫療團隊，三人兩人都無所謂。」

馬市長一口答應，但直到小兒辭世，我們仍等不到會診的團隊，政治人物的輕諾寡信，讓我們見識到了政府墮落的原因。

再怎麼說，小兒總是為了診治台北市民而犧牲：5月15日小兒不治，面對逐漸冰冷的遺體，我來不及落淚，面對霎時昏倒在旁的林仁心醫師，我也來不及處理，我急著找人，急著找人幫忙。這時我只看到一個不認識的教會義工，我情急下對著他大吼：「快去飯店陪我內人，否則她看到電視報導一定會跳樓！」我最需要協助的時候，等到的第一個台北市代表是葬儀社的工人，他們只想快一點把我兒子送去火化。官啊！到底是怎樣的行政作為，使得人性中殘餘的愛、同情與臨終關懷都蕩然無存。

台北市政府員工打電話問我：「林重威醫師是否願意入祠忠烈祠？」我明確的告訴他：「林重威不是英雄，他不是自願的，他是被害死的，因為沒有人告訴他，病房內有SARS病患。」我總覺得行政官僚用濫情式的榮譽來掩飾自己決策的過失是一種極為可恥的行為。

SARS已經過去了嗎？
「河流因失去波濤而顯出澄靜的智慧。」
兩年後，當我們回顧，我們到底看到什麼？學到什麼？

一、和平醫院的封院決策與處理，防疫視同作戰，戰略戰術錯誤導致人員傷亡，造成的不幸傷害，領導階層的市政府是否應負起行政責任？

二、從和平醫院防治SARS的經驗中可以看出，沒有關照人權的執法，往往只會變成一種合法的暴力，台北市政府是否應該對身心遭受嚴重威脅與傷害的人表示歉意與賠償？

三、SARS事件的官箴端肅中，吳康文院長、林榮第主任遭到監察院彈劾，馬英九市長、邱淑媞局長不必負任何責任，這樣的階級主義，是否顯示弱勢族群在官僚體系下的卑微，只能無奈的接受嗎？

四、用人性與理性的態度來探討SARS事件的過程，人民與政府能以謙卑與感恩的心，來學習面對危機處理的能力嗎？

面對吳康文院長與林榮第主任，我們選擇寬恕，對和平醫院與國泰醫院的許多醫護人員，我們還是要表達無盡的感恩。

吳康文院長寫信向我懺悔，他說他每天都在唸佛以祈求內心的平靜。我拿信思索再三，最後終於焚燬，我很怕那一天我醜惡的人性會把它拿來當作呈堂的證供，我回信給他，只寫了「放下，向前」，我還不知道他是否已放下了！

林榮第主任很高興我太太願意見他，在教堂裡，當我內人對他說：「我們對你早已沒有任何的怨恨。」我們能感受到在他失控的號啕痛哭中，含有多少的感傷與無奈！

其實他們無心犯錯，只是自私心與僥倖心害慘了他們。醫界人士摸著良心都知道，很多醫院都藏著SARS病人隱瞞不報，全台衛生單位有個共同認知，要在北、中、南、東各找一間SARS專門醫院，若是那家醫院先被抓到院內感染，那就注定要倒楣。所以大家都心知肚明怕被指定為SARS專門醫院，只好知情不報。他們沒有料到一時的苟且心態，捅出這麼大的紕漏。

當SARS疫情從單一個案開始擴散到全面流行的慘境，台北市政府防疫戰略上出現了明顯的錯誤政策，他們錯置了防疫人力，同時也錯失了防疫的黃金時機。醫護人員、病人和探病的人，就是因為醫療設施不當，部份醫院的主管醫療倫理的喪失，衛生機關的主管行政決策與督導失職的情況下，讓SARS病毒無聲無息地進攻診療間、急診室與病房，並讓這群無辜且不明就裡的人一個接一個地病倒，不明不白且淒涼地逝世。

這是我這輩子第一次上法庭，我們絕對無意興訟，也認為不該濫用社會有限的資源，提出國家賠償請求，用意在經過協商的程序取得能共同接受，並對社會深具教育意義的結果。因此，關於和解與否我謹提出兩項主張：

一、若台北市政府認為應該賠、能夠賠，家屬絕不把那筆錢納入個人口袋，並願意額外提供相當的金額共同成立基金會，用來
（一）獎勵傳染病學術的研究。
（二）健全住院醫師實習制度的各項贊助。
（三）獎助偏遠離島地區基層醫護人才的培育。

二、若台北市政府經費有困難，我們只要求象徵性地賠償一元，但須由馬英九先生代表台北市政府向全體受傷害的人員及家屬道歉，以撫慰所有受傷害的心靈，並還給社會公平與正義。

詎料台北市政府拒絕賠償也拒絕道歉，以致於今日必需對簿公堂。

我知道我今天對庭上的陳述都屬於道德與倫理的層面，若有涉及法律部份，我也沒有舉證的能力。若庭上不能採納對我有利的證詞，絕對毫無怨言。儘管老年喪子，人生希望幾全破滅，而且內人又因此罹患精神疾病。不過我仍然對我們的社會充滿期待，未來的歲月，我仍將秉持一貫純粹堅持的態度，繼續探尋SARS事件的始末，揭發公部門可能存在但尚不為人知的錯誤決策，祈求能還給這事件受到傷害的人真正的公平與道義。

「河流因失去波濤而顯出澄靜的智慧」，等待到那一天能河清海晏！我一直深深地期待著！

https://www.storm.mg/article/2217410

但馬英九後來還是高票當選了總統，蔡英文今年的得票率甚至還比他低。

《 河流因失去波濤而顯出澄靜的智慧》

回顧SARS，迎戰伊波拉，高官又來了:「我們準備好了...」

我們到底看到什麼？學到什麼？

SARS犧牲者，
林重威醫師父親林亨華校長意見陳述狀全文:

2003年4月是一個令人恐慌的季節，SARS為台灣帶來了一個史無前例的震撼，埋藏在人性深處的集體恐懼與自私，禁不住SARS的輕輕撥弄，人類的理性與尊嚴便被無知與殘暴吞噬了！

對大多數的群眾而言，恐懼僅是一時的衝擊，然而恐懼之後的代價，我們卻遺留給少數人來承擔。一如其他時空的歷史事件，對當初事件的受害者而言，這場前所未有的惡夢，卻是永遠無法忘懷。他們許多人至今仍活在巨大的傷痛中，有的因此失去摯愛的親人，因而罹患精神疾病，有的身心遭受重大傷害，不願再提此事，還有些遭到污名化感到名譽受損，身心倍受煎熬……

在某電視節目的專訪中，我曾經這麼說：

SARS是一種新型的傳染疾病，無論是致病機轉、傳染途徑、防治方法，我們所知都極為有限，面對人類的恐懼與無知而犯下的連串的錯誤是可以原諒的，但事件的影響絕對不能忘記。

由於台北市和平醫院未做好院內感染控制，導致原本受控制的SARS疫情，一夕失控，整個防疫體系瞬間崩解，SARS病毒就此禍延全台，造成台灣人民生命與財產的重大損失。

單是和平醫院就是全世界SARS事件最高死亡率單一地點，總計一個月內造成150人感染，35人死亡，任何法治國家在公共安全領域，只要造成人員傷亡，公權力馬上介入調查，SARS事件經過兩年了，我們看不到政府機關記取教訓，承認錯誤，我們看不到司法機關對行政人員科以過失的罪責。

台北市政府不但未做好事前防疫工作，在疫情失控之際，又以錯誤的封院隔離政策召回全體和平員工，將全體員工集中於充滿病毒的和平醫院，又未成立接管小組，妄圖讓和平員工自己組成自生自滅的系統，因而造成員工的集體反彈，這種明顯的不當決策，造成了騰笑國際的大新聞。

試想強制隔離若無適當之隔離設施與足夠裝備，且無適當之隔離配套措施下，貿然召回，只讓醫護人員暴露於院內交叉感染之高危險環境中。

倘若為照顧病患之醫藥人力需求而召回，則於召回人員有無感染尚且不明，自身仍需隔離之際，豈能再負起照護病患之責任，就是這種准進不准出的荒謬隔離決策造成小兒醫療的嚴重延誤。

2003年4月26日我帶學校田徑隊到台南參加中上聯運，因為學生晉入前八名，獲保送大專院校資格，晚上我們舉行慶功宴。八點多，小兒未婚女友林仁心醫師打電話給我：「爸爸！重威因沒人照顧已經喘到躺下，不能行動了！醫院又不准遷出，你快想辦法救他！」電話中聲聲的無助哀求，頓時我如遭雷擊，內心的驚駭莫可名狀。26日前我一直被蒙在鼓裡，不曉得小兒染疫。原來他們已知道這是傳染病，怕我們擔心而前往探視，因此直到小兒失去行動能力前，除了每天報平安，一直都不肯講。

小兒3月27日退伍，因女友任職和平皮膚科，故應和平醫院三個月的短期聘任，於4月1日報到，4月8 日訂婚。預訂7月1 日至國泰小兒科任職，8月15日結婚。

小兒4 月21日身體不適，4月22日住進和平醫院病房，原訂4月24日早上移送榮民總醫院，但24日早上台北市政府宣布和平醫院封院，人、車准進不准出，小兒因而被留置和平醫院。此後，醫院的恐懼、自私、慌亂、殘暴與醫療倫理的喪失，不難想像。小兒自行量體溫、量脈搏、換點滴、自己推著點滴架上厠所，這些都是事後醫院內同仁滿懷傷痛偷偷地告訴我的淒慘片斷，聞之泫然。

4 月27日台北市政府終於發現決策的失當，想把病患分送各個教學醫院。但是經過幾天的醞釀，SARS事件已造成社會全面的恐慌，各醫院都以負壓病房設備不足而拒絕收留救治病患，個人經過兩天不眠不休的懇託、求告，全力奔走，終於在4月29日清晨將小兒移送國泰醫院。

我無法肯定這五天黃金診療期的延誤與小兒後來的不治之間，是否有必然的因果關係，但是將一個重症病患置放在已經失去理性，群體焦慮，不遑自顧，有如人間煉獄的醫院，致其身、心、靈受到嚴重的創傷，顯然是一種極不人道的行為。

再怎麼說，小兒也是為了診治台北市民而被染疫疾：從4 月29日到5月15日，沒有任何市府代表探視小兒病情，他們把我們當瘟疫，他們急於劃清界線，這種遭受冷落、漠視的窘態，叫人情何以堪！

再怎麼說，小兒也是為了診治台北市民而被染疫疾：5 月7 日小兒第一次病危，媒體大幅報導，市長馬英九先生來電關懷，說看看有什麼是他可以幫忙的。我說：「現在談什麼都沒意義了，我唯一的請求是為我兒子組一個會診的醫療團隊，三人兩人都無所謂。」

馬市長一口答應，但直到小兒辭世，我們仍等不到會診的團隊，政治人物的輕諾寡信，讓我們見識到了政府墮落的原因。

再怎麼說，小兒總是為了診治台北市民而犧牲：5月15日小兒不治，面對逐漸冰冷的遺體，我來不及落淚，面對霎時昏倒在旁的林仁心醫師，我也來不及處理，我急著找人，急著找人幫忙。這時我只看到一個不認識的教會義工，我情急下對著他大吼：「快去飯店陪我內人，否則她看到電視報導一定會跳樓！」我最需要協助的時候，等到的第一個台北市代表是葬儀社的工人，他們只想快一點把我兒子送去火化。官啊！到底是怎樣的行政作為，使得人性中殘餘的愛、同情與臨終關懷都蕩然無存。

台北市政府員工打電話問我：「林重威醫師是否願意入祠忠烈祠？」我明確的告訴他：「林重威不是英雄，他不是自願的，他是被害死的，因為沒有人告訴他，病房內有SARS病患。」我總覺得行政官僚用濫情式的榮譽來掩飾自己決策的過失是一種極為可恥的行為。

SARS已經過去了嗎？
「河流因失去波濤而顯出澄靜的智慧。」
兩年後，當我們回顧，我們到底看到什麼？學到什麼？

一、和平醫院的封院決策與處理，防疫視同作戰，戰略戰術錯誤導致人員傷亡，造成的不幸傷害，領導階層的市政府是否應負起行政責任？

二、從和平醫院防治SARS的經驗中可以看出，沒有關照人權的執法，往往只會變成一種合法的暴力，台北市政府是否應該對身心遭受嚴重威脅與傷害的人表示歉意與賠償？

三、SARS事件的官箴端肅中，吳康文院長、林榮第主任遭到監察院彈劾，馬英九市長、邱淑媞局長不必負任何責任，這樣的階級主義，是否顯示弱勢族群在官僚體系下的卑微，只能無奈的接受嗎？

四、用人性與理性的態度來探討SARS事件的過程，人民與政府能以謙卑與感恩的心，來學習面對危機處理的能力嗎？

面對吳康文院長與林榮第主任，我們選擇寬恕，對和平醫院與國泰醫院的許多醫護人員，我們還是要表達無盡的感恩。

吳康文院長寫信向我懺悔，他說他每天都在唸佛以祈求內心的平靜。我拿信思索再三，最後終於焚燬，我很怕那一天我醜惡的人性會把它拿來當作呈堂的證供，我回信給他，只寫了「放下，向前」，我還不知道他是否已放下了！

林榮第主任很高興我太太願意見他，在教堂裡，當我內人對他說：「我們對你早已沒有任何的怨恨。」我們能感受到在他失控的號啕痛哭中，含有多少的感傷與無奈！

其實他們無心犯錯，只是自私心與僥倖心害慘了他們。醫界人士摸著良心都知道，很多醫院都藏著SARS病人隱瞞不報，全台衛生單位有個共同認知，要在北、中、南、東各找一間SARS專門醫院，若是那家醫院先被抓到院內感染，那就注定要倒楣。所以大家都心知肚明怕被指定為SARS專門醫院，只好知情不報。他們沒有料到一時的苟且心態，捅出這麼大的紕漏。

當SARS疫情從單一個案開始擴散到全面流行的慘境，台北市政府防疫戰略上出現了明顯的錯誤政策，他們錯置了防疫人力，同時也錯失了防疫的黃金時機。醫護人員、病人和探病的人，就是因為醫療設施不當，部份醫院的主管醫療倫理的喪失，衛生機關的主管行政決策與督導失職的情況下，讓SARS病毒無聲無息地進攻診療間、急診室與病房，並讓這群無辜且不明就裡的人一個接一個地病倒，不明不白且淒涼地逝世。

這是我這輩子第一次上法庭，我們絕對無意興訟，也認為不該濫用社會有限的資源，提出國家賠償請求，用意在經過協商的程序取得能共同接受，並對社會深具教育意義的結果。因此，關於和解與否我謹提出兩項主張：

一、若台北市政府認為應該賠、能夠賠，家屬絕不把那筆錢納入個人口袋，並願意額外提供相當的金額共同成立基金會，用來
（一）獎勵傳染病學術的研究。
（二）健全住院醫師實習制度的各項贊助。
（三）獎助偏遠離島地區基層醫護人才的培育。

二、若台北市政府經費有困難，我們只要求象徵性地賠償一元，但須由馬英九先生代表台北市政府向全體受傷害的人員及家屬道歉，以撫慰所有受傷害的心靈，並還給社會公平與正義。

詎料台北市政府拒絕賠償也拒絕道歉，以致於今日必需對簿公堂。

我知道我今天對庭上的陳述都屬於道德與倫理的層面，若有涉及法律部份，我也沒有舉證的能力。若庭上不能採納對我有利的證詞，絕對毫無怨言。儘管老年喪子，人生希望幾全破滅，而且內人又因此罹患精神疾病。不過我仍然對我們的社會充滿期待，未來的歲月，我仍將秉持一貫純粹堅持的態度，繼續探尋SARS事件的始末，揭發公部門可能存在但尚不為人知的錯誤決策，祈求能還給這事件受到傷害的人真正的公平與道義。

「河流因失去波濤而顯出澄靜的智慧」，等待到那一天能河清海晏！我一直深深地期待著！

圖引自:
http://tw01.org/m/blogpost?id=1970702%3ABlogPost%3A1797393

SARS封鎖線
2003年，SARS侵台，台北市府的和平醫院延誤通報，危機處理慢半拍，最後搞出封鎖院區，犧牲醫護的戲碼。被關住的病患，過著非人的生活，身心受創。不幸殉職的醫師林重威，還得由他的父母訴請國家賠償，才獲得合理的補償。

文引自 :http://yslailo.blogspot.tw/2006/06/blog-post_15.html?m=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