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一個旅外的OO經驗

在四年前的一個旅外經驗，不時地都會回想起來許多細節，在今年有許多新的看法了，原因是，以前有個時代標籤，我們的視角叫做文化大革命，近期叫做台獨或辱華行為，至於判定行為的標準，台灣自己曾經也有過，叫做白色恐怖的文字獄。

一個旅外的OO經驗，我們來跟著卡爾的經驗分析看看有甚麼過程吧。

當年旅外，其實就是去對岸工作，我個人比較喜歡用對岸，沒有國家名稱、沒有省籍問題、更沒有地名矮化的差別。到了對岸會發現，對岸這兩個字可以簡單地與當地人輕鬆的相處溝通，畢竟，文化知識水平低落、或是統戰意識高的中華西岸北京政權人民其實沒有很多，大部分的人都還是能夠經由溝通互相理解，接受是另一回事，大家彼此都很能尊重，畢竟我去的城市是一個國際交流頻繁的地方，對岸夥伴就算只認同一個中國，也能聽懂我們的價值觀。

從準備出發這件事來說，台胞證就是一個台灣正名的證件，抱歉了小粉紅，台胞證格式如下：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出入境管理局之法規規定，喔對，沒錯，出入境，名稱定義為” 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上面具有台胞證號碼、功能為出入境取代護照功能、免簽證。代表意義為對岸政府認為我們就是台灣，獨不獨是另一回事。並且在一國兩制的情形下，台胞證出入香港及澳門也是屬於出入境，可怕的是，更因為一國兩制，我們中華民國護照在出入境香港及澳門是可以使用的，更不用說台胞證背面有一串字號：中華民國身分證號碼。幾個國家兩種制度？完了，中國國境出入當局搞台獨(真正的台獨人士說是華獨，因為是中華民國證件)。

再來就是兩岸的金流方式，因為目前對岸的金流電子化，我記得四年前過去上海的時候，除非是當地銀聯卡、支付寶以及微信支付，就算我有錢也未必能消費，像是台灣金融體系的VISA甚至MASTER CARD，對岸除非有相對應的卡片機器，一律認定為境外卡。完了，中國經濟體系搞台獨，這卻是無法改變的現實，我不知道小粉紅對於這件事有甚麼能力評論。

許多人會說港澳台證件是一樣的，坦白說就是不同，尤其是身分證格式相差甚異，所以近三年來，對岸政府多了一個新玩具叫做台灣人用的卡式居住證，由對岸國務院發卡，目的性是為了改善台胞證的缺點，缺點是甚麼？台胞證與對岸身分證格式不同，對於證件的實名制並不友善，所以居住證的發行能夠讓台灣人更簡便的在對岸有實名制的方便性，你可以享受任何當地人實名制後的好處。當然，即使是國務院所發行的證件，代表的就是中國內部管理，不過一個非中華人民共和國身分證的證件，還是代表了沒有一國兩制情形下，國務院也認同了那首歌”我們不一樣”，又是一個搞台獨(或是華獨)。

當然在上海旅外的經驗中，我也遇到很多對岸的好朋友，聊天最常開玩笑的就是問他們哪裡來的。通常上海當地人也未必多，許多人都跟我一樣，跑外地工作，所以就會跟我說：我外地來的。沒錯，我台灣人，我也是旅外，聽起來就是不同國家身分，但說旅外完全沒問題，因為可以跟對方說：你也”外”地來的不是嗎？

再回頭說一些台胞證的好處吧，雖然卡式居住證方便許多，可以直接購買高鐵而不用領紙票，跟對岸身分證一樣可以直接刷卡進出，但好笑的是，對岸很進步，進步太快到不是每一個地方都能刷卡。我相信近年有改善，但對岸太大，有些高鐵站進去刷卡，出來小站卻沒有得刷卡，我還是拿著我偉大的台胞證走人工通道，這在對岸形同VIP快速通關啊。所以我還是喜歡這種VIP的感覺，抱歉了我並不想辦居住證。至於居住證這件事，在容許雙重國籍的中華民國底下，對岸的國籍身分或是居住身分是不被認同的，即使兩岸沒有政府資訊互通，但多多少少還是建議有辦理的人請不要回台灣大聲嚷嚷自我感覺良好。

生活在對岸，跟觀光一陣子絕對不同感受，台灣泛綠所說的華獨在旅外經驗中，其實許多台商真的還是為了台灣及中華民國的尊嚴而活著，所以台獨嘲笑華獨的改念在台灣也許沒問題，但出門在外，我把對岸當成旅外其他國家，尊嚴也是建立在中華民國國民的身份上，華獨也就沒那麼奇怪了。當然你也可以選擇不去對岸，批評著有些人賺人民幣，不過說實話，我只認為對岸既然跟我們不一樣，賺她人民幣也能交流我們的想法，讓更多對岸朋友不被洗腦，何嘗也不是一件好事，不過都已經成為往事，我的銀行卡和電話卡都已經停用，現在也是不能過去啦。

最後，你覺得：
淺談一個旅外的OO經驗
OO是什麼呢。

卡爾只能建議那些旅外明星，被人家指著台獨的時候，用不著被洗腦反駁就說你是中國還是台灣人，旅外許多細節，告知小粉紅跟小粉綠，我是中華民國國籍，目前兩岸確實如此即可，小粉紅哪來這麼多理由可以繼續說嘴，它們根本不懂細節好嗎。

#以下無雷

看了斯卡羅之後，我想到一些自己小時候的事。

「你是本省人還是外省人？」我記得我小時候經常會被問這個問題，每次我都要花很長的時間來解釋。我爺爺當時跟著國民政府播遷來台，所以我等於是外省人的第二代，可是當初他認識我奶奶的時候，我奶奶是土生土長的閩南人（老實說看了這部片，我也不曉得怎樣才算「土生土長」，但至少當初我奶奶是這樣告訴我的）。

而這樣一種「外省與本省的組合」也出現在我爸媽那一代*。我媽也是來自於雲林和嘉義交界的「板頭厝」，從小家裡面都是講台語，我爸則是剛好相反，大部分的時候都講國語。再加上我爺爺擁有浙江口音的「國台語」，在我家裡面就充斥著3種語言：

1.國語（就是我們現在寫的文字語言），大多用在我和爸媽、學校老師同學之間的溝通。

2.閩南話（就是俗稱的台語），我媽有些時候罵人的時候會用台語，但大部分的情況下她還是講國語。據說我爸媽那個年代，還經歷過「不可以講台語」的限制期，印象當中我看過一本書裡面描寫到，小時候如果在學校講台語，會被老師處罰脖子上掛上狗牌，然後到走廊上罰站，上面寫著「我會說國語，不說台語」。

3.國台語。這應該算是我爺爺的發明，就是用他那個很特別的北方口音，講著國語台語交雜的語言。因為他的口音非常重，家裡面幾乎沒有什麼人可以聽得懂他在講什麼，只有我奶奶可以當翻譯機。我媽媽跟我嬸嬸，常常因為聽不懂爺爺說什麼而鬧笑話。有一次我跟爺爺說學校要練球，請媽媽幫我帶「網球拍」來，但我媽很困惑地帶了「兩個便當」來學校給我，還說是爺爺接了電話吩咐她要帶來的。我到現在還是無法理解為什麼這兩個完全無關的東西，在我媽的耳朵裡面聽起來是一樣的。

我的身分在班上並不算特別，許多同學們好像也就都是「本省與外省混血」。我記得有一段時間，學校裡的一些表單上面還要寫「籍貫」，我從小就被教導說那一格要填寫「浙江省浦江縣」。我先是問我媽什麼叫做籍貫？我媽說就是你的故鄉；我又問什麼是故鄉？我媽說就是「你祖先居住的地方」；接著我又繼續問祖先是什麼？我的祖先怎麼住在一個我連聽都沒聽過的地方？還有我們不是住在台北嗎？爺爺奶奶之前住在新莊，為什麼我們不是寫新莊？一連串的問題我媽媽聽了都煩了（從小我就是打破沙鍋問到底的人），最後我媽只好丟了那一句必殺的句子：「你長大以後就知道了。」

長大之後，我才知道原來這個問題多麼的複雜。例如，雖然我爺爺是從大陸撤退過來，可是我奶奶是在那之前就住在台灣的閩南人，為什麼我的籍貫要「跟隨著爺爺」？除此之外，因為這種「本省跟外省家庭」的組合，又會勾起另外一個非常敏感的問題：投票的時候，到底要投給國民黨還是民進黨？

有一次我聽完爺爺當時東征西討、剿匪抗戰、大陸淪陷等等的英雄故事，我把爺爺的軍服從木製、沉甸甸的大箱子裡面拿出來，一邊想像他當初打仗帥氣的英姿，然後想著我爺爺都那麼帥了，蔣中正應該更帥！於是我問媽媽說，為什麼她這麼討厭蔣中正？她沒有很直接地說（我記得那時候才剛解嚴不到10年），她只是有點委婉地講了一句到現在我還記得很清楚的話：「有些人眼中的英雄，是另外一些人眼中的惡魔。」

當時我應該還沒有10歲，當然聽不懂這句話，只是把它記起來。一直到後來唸了過高中的歷史之後才發現，我媽說的那個「一些事」，原來指的是白色恐怖的那段時間。

事情已經過了這麼多年，我在想我這個尷尬的身分對我的影響到底是什麼？一直到前陣子去做榮格分析的時候，才突然意識到一件事：原來我滿20歲之後雖然有好多次投票的機會，但我經常都抗拒去投票，是因為我不曉得到底要蓋給哪一個顏色——投給國民黨的話，會對不起媽媽那邊；可是投給民進黨的話，又會對不起爺爺。不曉得有沒有人也有跟我類似的經驗，夾在「兩股勢力」當中，就像《斯卡羅》裡面的「統領埔」一樣（甚至是更多股的勢力）。

#以下有雷
當你所生活的社會環境鼓舞或者是尊崇某種主流民族、文化的時候，如果你是屬於少數文化的那一方，就會面臨一種糾結是——我到底要順服這個主流的文化、認同我是主流文化底下的一部分，還是我要找回我自己的根、承認自己原先的血統？

不論是哪一個選擇都是辛苦的。以阿杰來說，他已經很習慣講斯卡羅的族語了，可是由於進入了平地的社群，被逼迫只能夠講閩南話，甚至必須掩蓋自己的出身，才能在這個大環境底下求得溫飽跟生存；但另外一方面，不論他如何努力，都無法把「身上有斯卡羅血液」這件事情給抹煞掉。

「當你不知道要去哪裡的時候，每一個地方，都是你可能的方向」。

自我認同是一段漫長的旅程，歷經20年後的今天，當我重新再去思考當初我不斷被問的那個問題：「你是本省人還是外省人？」的時候，我終於可以很坦然地跟自己說：我是台灣人。

#斯卡羅 公共電視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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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主要不是為了要挑起種族、黨派對立或省籍情結，而是想要透過我自己的故事來說明，在一個大時代底下，不同族群和身份的結合，會影響一個人對自己的定義看法。

【英殖期間人們「沒有任何人權民主」— 是真的嗎？ | 盧斯達 | 立場新聞】

G7 集團開會後發表聯合聲明，提到新疆、香港和南海問題。中國駐英大使館強硬回應，當中談到：「在英國殖民統治 150 多年間，香港居民一直是港英政府壓迫的對象，沒有任何人權民主可言。試問，這一期間，美國等有關國家關心過香港的人權和民主嗎？」

97 年前的香港被描述成一個黑暗煉獄，有記憶的人自然能以個人史的角度予以反駁。然而中國官方近年對香港議題越來越積極發言，也是領略他們「香港觀」的線索。

有時他們會在特別日子發言，始終詰問：香港青年一代在香港成長，沒經歷英殖時代，為何是他們不斷思考身份認同的問題？高官繼而開展史觀，認為香港回歸代表中國 (包括香港) 擺脫鴉片戰爭以來百年屈辱，也是邁向總復興的轉捩點。併入大國夢，之前的時間段就要定義為屈辱。就像社會主義要將自身來臨之前的時代定義為資本主義或者更原始的半封建社會；對香港過去的解釋，也因為「新的現在」而需要重寫。

一般人認為歷史發展有隨機成份，雖然可能有總體大勢，但當中仍然有好多加速的意外。近世以來，貴族和帝國相繼被逐出歷史舞台，由廣大的「國民」和秘密結社的精英革命政黨執牛耳。很多這些現代政治菁英認為歷史只有一條路，人類社會最終會不由自主地奔向一個總體目標。不管是納粹黨的千年帝國想像、共產主義要完成世界革命，或者因為冷戰終結而出現的不無天真的「歷史終結論」，都是一脈相承。Karl Popper 認為他們抱持同一種「歷史目的論」，因此這些國家政黨總有發動大型政治實驗，而使大量人口率獸食人的歷史。

這些觀念也出現於歐洲不同知識人之間。達爾文的生物研究被引入文化和社會層面，變成社會達爾文理論，人類命運在此維度下，亦是單線性發展，最終更能「適者生存」的種族將會消滅低等種族，發展與叢林無異。很多德國哲學家也共享了「世界精神統一」的宏願，認為歷史發展唯一道理，就是超越矛盾和辯證，將分散的精神統合為一。在政治家眼中，思想只是臭老九的腦力遊戲，但當然亦可以是對「統治世界」的詩性禮贊，政治家對於有影響力的思想，會樂於自己改裝實測。

只是德國人未必明白，自己思想傳統中的東方性質，其實與深邃的中國非常有共鳴。道一以貫之。雖然東周前後，現實上是「道術將為天下裂」，但德國人則曾經更加積極，要將流散裂解的東西重新合一，不管是意識上還是政治上。而這種情懷歷史觀也在 20 世紀傳到東亞。

現在我們都會聽到例如：「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前進步伐不可阻擋」，是「歷史的必然」，有相當的德國風情。早前一中國天主教會高層在重要座談會說，天主揀選了中國共產黨。他認為在中國，人民就是天主，而人民選擇了中共領導中國，因此黨亦等同獲得天主祝福。這裡有歐洲的歷史決定論，也有中國傳統相呼應的部份。

西周以來，「天」的人格氣質就慢慢被移除，東周知識人則進一步用民意民心來作為神意 / 世界歷史路線的判準。某程度上，民心取代神 / 天的地位。這也是後來歐洲踏上的地獄之旅，神和貴族都被移除了，「人民」上升到最高，成為一切政治權力的代表。因此政治人要做任何事，紛紛由「以神之名」改為「以人民之名」行事。你有看《尋秦記》，就知道那句「天命最高」。「天命」在當代穿起歐洲人發明的觀念衣服，擁有「人民的集體意志」代理權的現代國家，在以前就會視自己為天命的代理人。而歷史由於主要是人類的故事 (年鑑學派之類暫且不論)，因此歷史在政治中也慢慢神化，獲得以前神權這個概念的某些職能。

當然現實世界沒有統一起來，只是不分人們不分地域地共享同一種時間災難。Kubrick 的《發條橙》裡面有一個被少年犯虐待的男人，他感嘆同樣受虐的妻子是「現代 (modern age) 」的受害者。被投入現代監獄受盡虐待和馴化的少年犯，也好似適用此斷語形容。而在戲外的觀眾，是否也同樣是「現代的受害者」？

雖然中共有自己堅持的歷史觀，但那並不容易「掌握」。劉兆佳主持教育局「一國兩制的戰略目標及核心內容」座談會時，談及香港回歸問題，他說用「中國收回香港主權」，說法錯誤，因為中國從不承認三條不平等條約，是「容忍」英國管治香港；又認為若以殖民地形容 97 前香港，要使用引號，否則變相承認英國治權合法性。

然而根據駐英外交部對 G7 聲明的講法，香港確實「經歷 150 年殖民統治」並受盡壓迫。中國 70 年代擠下中華民國，成為唯一的中國代表，也在 1972 年向聯合國非殖民化委員會提出撤消香港的殖民地地位，因此香港前途不能按聯合國非殖政策處理。因此香港確實又曾是殖民地。否認關於香港的三條條約效力，以及用引號處理「殖民地」一詞，是根據「中國自古以來擁有香港未曾失去過一秒主權」的世界觀，再重新解釋過去的事情。

這當然與香港人自己的認知不一樣，因為恐怕連藍絲都會認同香港曾是「英國殖民地」，不然回歸時為甚麼自豪流淚呢？但恐怕現在連藍絲自己的常識都將受到挑戰，「香港曾是英國殖民地」也在超政治解釋下，變得政治不正確，要說「香港曾是『殖民地』」，十分彆扭，但有多彆扭，就代表有多「洗心革命」。

一個人沒有史觀，就連歷史也會失去。人們都曉得控制歷史有其作用，卻很少留意歷史作為觀念的傳染性。坊間慢慢出現更多官方路線的香港簡史，香港人就開始問，英殖時真如此黑暗？真一點民主自由都沒有？於是有人查找、研究和生產，沒有事情比起爭議更加能夠發展一個議題。如果我叫你忘記那個紅色蘋果，你的腦裡就馬上先浮現那個紅色蘋果，意識一旦出現就很難清除。超強烈論述往往會孕育出相反的觀念。蝙蝠俠引來了小丑，或者小丑引來了蝙蝠俠。英軍拿著槍炮登陸全世界的土著領地，但土著的後代最終竟然獲得了使用槍炮的能力。

你怎知道在強大的中國論述下，會不會摧生更多香港人甚至外國人研究這裡的歷史，紛紛提出自己的經歷和見解？

以《我們的青春，在台灣》奪下台北電影獎與金馬獎最佳紀錄片的傅榆，近來獲得極大矚目。訪談時，她提到以前朋友幫她做過抽牌心理測驗，傅榆拿到的牌是叢林，意味雜亂，但朋友說，不該害怕自身的雜亂，因為會有許多可能性發生。
家庭背景是鐵藍（國民黨）陣營的傅榆，因為種種事件，包含小學時因不懂台語被排擠的心理創傷，大學時期不加思索地隨口批評陳水扁而與好友爭吵，還有319槍擊案後在系上BBS回應嘲笑集聚總統府前抗議的泛藍選民的學長，而被歸類為藍蛆蛆，乃至於研究所時讀到靈魂偶像郭立昕撰文質疑，為何至今沒有人拍攝政治議題紀錄片等等，而逐漸走向獨立思索與政治、社會運動探索的道路上。
傅榆表示，得金馬獎時的獎致詞，並非表達立場，是希望讓不同邊的人也能聽見自己的感受，不是制約式認定與想像，如此或有可能產生真正的對話。她最大的理想與追求是，讓不同立場的人對話，進而理解彼此，甚至找到合作的可能性。
在318太陽花運動崛起、宛如救世主的陳為廷，以及憑著《我在台灣，我正青春》一書而聞名、孤狼也似地投身於台灣社會運動的中國來台學生蔡博藝，為《我們的青春，在台灣》的主要紀錄對象。
傅榆認為她像陳為廷、蔡博藝的母姊。陳為廷總是對他人介紹，傅榆是他的專屬攝影師。當她集中大部分心力拍攝蔡博藝紀錄短片時，陳為廷坦言有失落、類似吃醋的感覺，反之亦然，蔡博藝也有同樣的感覺。
前者後來因為性騷擾事件黯然退選，後者則是因為國籍身份在競選淡江大學學生會會長遭受各種刁難而失利。兩位社運明星企圖進入體制的挫敗，也就讓他們光芒頓失，再加上原來蓬勃開花的各種運動風氣，赫然緊縮，力量被切斷，預期造成巨大改變的希望，轉眼落空，傅榆於是大受打擊，陷入低潮。不同背景、但都在社運裡找到歸屬感、且希望讓對話與理解發生的他們，儼然孤兒，流浪在現實的震盪之間，無所適從。
既是知名紀錄片導演、也是七日印象電影負責人的沈可尚認為，不管是什麼樣議題的紀錄片，最終都是在處理作者自身的問題。他強烈地建議傅榆必須誠實面對自身，重要的不是關注陳為廷與蔡博藝何去何從，而是傅榆自己想要何去何從。
傅榆也就被逼得要誠實面對心理的狀態、往自己的內在方向探問，而不止是凝視陳為廷與蔡博藝。傅榆驚覺，原來令自己一蹶不振的落空，是由於自己把關於問題跟對答案的想像跟期待，都放在他們身上。一旦意識到自己過度依存陳為廷與蔡博藝，傅榆就明白，她必須回到自身，必須跟他們道別，切斷臍帶也似的精神連結，必須自己出發去創造屬於自己的答案。
專制是所有聲音不得大於上位者聲音，民主則是讓對話有最大可能性的機制。是以，縱使感覺失落與挫敗，傅榆仍然相信，沒有誰應該是敵人，所有人都活在共通的處境。而民主本就是遠久思維與堆積細微改變的長路，從來無法快速、立即。


小檔案
傅榆，1982年生於臺灣，紀錄片導演，畢業於國立政治大學廣電系、國立臺南藝術大學音像紀錄研究所。以《我們的青春，在台灣》獲得第20屆台北電影獎最佳紀錄片，第55屆金馬獎最佳紀錄片，並入圍該屆金馬獎最佳剪輯。
父親為馬來西亞華人，來台求學、定居，即所謂僑生；母為印尼華僑，9歲已隨家人移民台灣，父母婚後都定居台灣，並生下傅榆。父母認同中華民國與中國國民黨，雖非嚴格定義上的外省人，但自我認同極其相似；傅榆亦曾自謂，長於外省家庭中，家人崇拜宋楚瑜，卻又不是真正的外省人，與真正的台灣歷史脫節。
其作品有《蘇格拉底草莓論》（2006）、《大家一起照鏡子》（2008）、《百萬格子小富翁》（2011）、《123。草莓人》（2011）、《藍綠對話實驗室》（2012）、《我在台灣，我正青春》（2013）、《太陽・不遠─不小心變成總指揮》（2014）、《完美墜地》（2015）、 《我們的青春，在台灣》（2018）、《不曾消失的台灣省》（2018）。

沈可尚，出生於台北，畢業於國立臺灣藝術大學電影學系，知名紀錄片導演，現為台北電影節總監。
1999年曾以大學的畢業製作《與山》入圍法國坎城影展短片競賽單元，但此時他陷入低潮，因而轉至廣告界發展。在廣告界工作一段時間後，偶然有機會參與國家地理頻道「綻放真台灣」的紀錄片徵案製作，因而開啟紀錄片拍攝之路。
沈可尚陸續拍攝《野球孩子》、《賽鴿風雲》等作品，2013年以《築巢人》獲得台北電影節百萬大獎。2017年擔任台北電影節總監，試圖為影展找出新的定位與各種可能。深度探討婚姻機制的《幸福定格》於2018年上映，備受矚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