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疫效果和國家刑罰權，哪個比較優先？】#讀者投書

政府在疫情升級後推出「簡訊實聯制」，承諾傳送電信公司之簡訊資料僅供防疫目的使用，不料，日前傳出警方利用實聯制資料鎖定嫌犯行蹤。

事後刑事警察局說明係依《通訊保障及監察法》合法向電信公司取得；亦有檢察官表示，行政機關片面宣布簡訊實聯制所獲內容僅供防疫使用，其法律效力並沒有高於《刑事訴訟法》及《通訊保障及監察法》，係屬無效承諾……

#防疫 #簡訊實聯制 #通訊 #法律

【李義祥條款，大家說好不好？】

行政院4月22日拍板通過刑法過失致死罪修訂草案，草案內容將於刑法276條過失致死罪中增訂兩項：一是「 #情節重大，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二是「 #情節重大且3人以上，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起因是因為0402太魯閣事件中，李義祥等人被檢方以過失致死罪起訴，現行法過失致死罪最高刑度5年，遭批評這場悲劇中死了這麼多人，刑度怎麼樣最高才5年！？

🎸情節重大？
法律應該要非常重視 #明確性原則，需要動用國家刑罰權的刑法更是如此，然而「情節重大」，卻有可能會有導致判斷標準會因不同法官而有差異；而整部刑法當中的罪名，也找不到任何法條文字中有因「情節重大」而加重刑度的條文，是否應該因為太魯閣號事件所衍生的社會輿論，而以這種方式修刑法，應有待商榷。若真的覺得刑法過失致死罪的刑度太輕，可考慮直接調高最高刑度即可，而非增訂模稜兩可的「情節重大」的條文。
此外，行政院政委羅秉成受訪時表示，情節重大包含了參酌行為人「注意義務」，然而這可能會有已經刪除的「業務過失致死罪」復活的問題，也就是說，法官可能難以避免以行為人的職業去判斷注意義務的高低。

🎸3人以上？
一場事故當中，死亡人數越多，對被害人家庭、社會的影響也就更大，然而在過失致死罪增訂3人的條件，是否合理？車禍當中，幸運的話就自己跌倒瘀青、不幸的話連環追撞造成多人傷亡，死亡人數的多少有時只是 #幸與不幸 的問題，以「運氣」去決定加害人應該被關幾年（啊你就雖所以要被關比較久），是否合理？這樣的法律還公平嗎？
另外，也很有可能會影響到大眾運輸工具的司機，火車、公車、捷運甚至是計程車的乘客都非常容易超過3人，難道要讓司機扛這麼大的責任和風險嗎？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啊！（咦）

🎸因此，我們認為本次行政院拍板通過刑法過失致死罪的法條，雖然是為了解決大型事故中法定刑過輕的問題，但是卻有可能制定了一條模糊不清的法律，而3人以上的規定好似取決於加害人運氣好不好的問題，並非是好的立法方向。若真的認為過失致死罪刑度過輕，應調高現行刑度的上限，並讓法官在個案當中自行裁量。

🎸最後要說明的是，基於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則，只會用加害人「行為『時』」的法律處罰加害人，所以即便後來上述草案真的施行了，因為李義祥等人犯案時（4月2號那天）本草案還沒通過，也不會適用本草案，因此李義祥等人在本次事件當中最高的刑度也只會是現行法的 #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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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線交易量刑的理論與實證
【作　者】王國棟│臺灣高等法院法官兼庭長

【內容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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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介紹內線交易法基本內容與實務運作原則

📌挑選近10年內線交易罪確定判決30則，整理分析法官量刑現況和影響的因素

內線交易被視為所謂的白領犯罪，我國政府為從重處罰內線交易行為，經過多次修法，逐次調高法定刑度或處以更高的罰金，但在實施重罰之後，如果犯罪構成要件的規定不夠明確，刑度提高，法院態度更趨謹慎，論罪科刑可能更曠日廢時，而且，許多案件，因在偵查中自白，繳交犯罪所得，獲得減刑至2年以下有期徒刑，再獲緩刑，故因為內線交易而入監坐牢者，比例極低，能否因此重典政策而有效嚇阻此類犯罪，尚待觀察。認定犯罪事實與刑罰裁量，是刑事審判最重要的兩大議題，也是具體實現國家刑罰權的方法。量刑是否具有妥當性，更是攸關國家人權、法治水準的關鍵成效指標。而影響量刑妥當與否的量刑歧異，因各國國情、法制的差異而呈現不同狀態，但為司法上的難題，舉世皆然，也是司法改革重點，故借鏡、取法他國法制，整合我國法制、資源現況，建立本土化並禁得起科學方法檢驗的量刑準則，應為量刑改革的重要任務。

本文係介紹內線交易與刑罰的規範目的，分析我國實務如何認定內線交易罪的構成要件，觀察各國內線交易及量刑法制實施情形，以及我國內線交易、量刑法制實際運作現況，並從實務觀點出發，蒐集近10年來，30件內線交易罪確定判決為樣本，實際分析法官量刑現況，設定可能影響內線交易罪量刑的因素，再召開由法學教授、法官及檢察官等專家參與的座談，集思廣益，討論出內線交易罪應該主要考量的9個量刑因素，以隨機抽樣法決定次序，採連鎖方式設計、填寫問卷，以了解各該量刑因素所佔的比重，提供法官將來量刑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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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曾多次提醒司法院，政策推動必須開大門走大路、別搞黑箱操作。2011年馬政府執意推動「觀審制」，當時的司法院組成委員會時，對外昭告「沒有既定立場」。然而，委員會都還未作成結論，媒體已大篇幅報導「觀審制」的具體內容，根本是「先射箭、再畫靶」。

離譜的是，2017年司法院推動「參審制」，再度進行這種「先射箭、再畫靶」、「放消息、帶風向」的惡劣操作。

2. 關於「人民參與審判」的形式，日前有媒體報導司法院政策大轉彎，轉向陪審制。司法院馬上發聲明嚴詞否認。

我進一步詢問司法院：這是假新聞、還是司法院說謊？司法院葉麗霞副秘書長表示從未參與會議，無法回答。

3.我已多次質疑：前中央廣播電台董事長朱婉清侵占公款最後卻沒事，到底是誰在縱放貪污犯？

➡朱婉清被起訴後棄保潛逃美國，拖過十年追訴期間，法院給予「免訴」判決。請問法務部，當初是誰決定不上訴的？

➡中央廣播電台是政府出資、依法設立之公法上財團法人。請問法務部：朱婉清身為中央廣播電台的董事長，侵佔公款，是否「刑法上的公務員」？當初檢察官為何不以《貪污治罪條例》訴追？

今日已是第三度詢問法務部，沒想到法務部蔡清祥部長還是無法回答。我進一步要求部長承諾：法務部如果認為法規解釋上存有模糊空間，應立即推動修法，不能讓國家刑罰權開一個大漏洞，縱放貪污罪犯。


附註：
2019-3-18 這是假新聞、還是司法院說謊？
https://reurl.cc/Rq3Xe

2019-3-15 蘇貞昌內閣總質詢：司法改革的成效 蘇院長滿意嗎？
https://reurl.cc/4rVp3

2019-3-7 請問法務部：誰放了朱婉清？
https://reurl.cc/80mzj

2017-8-14 推動司改，可以不要和馬政府一樣墮落嗎？
https://reurl.cc/Vzb1Z

談近代刑法的例外狀態：死罪、死刑、死囚

主持人：何澄輝（荷蘭萊頓大學東亞區域研究博士候選人）
主講人：謝煜偉（國立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助理教授）
與談人：劉秉郎（蘇案當事人）、許家馨（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助研究員）

死刑，作為一種最嚴厲的刑罰手段，一般被認為必須適用在「情節最嚴重之罪」（capital crimes），必須經過最嚴謹的證據調查與量刑判斷程序，始能判處（capital punishment），同時，必須要在基於國家刑罰權之意志下才能執行以剝奪死囚之生命。可以說，現代的死刑制度便是由「死罪」立法、「死刑」判決、以及剝奪「死囚」生­命所共同交織而成的複合體。

台灣，在揮別威權統治走向現代的刑事制度之後，有人樂觀地認為死刑不再是主權者強化統治權力的道具，而是維護社會安全的灘頭堡，只要我們謹慎小心避免濫用，沒有廢除死刑之­必要。

同時，也有人認為，死作為一種處罰，意味著對加害者課以與罪行相對應責任的應報，不但沒有違反人性尊嚴，反而，透過處刑，宣示了被害者的人性尊嚴，也讓犯罪者在倫理上終極­實踐了身為人的尊嚴。這種論述可溯及自啟蒙時代的康德與黑格爾，其可謂近代市民刑法理念的始祖。

市民刑法理念建立在個人彼此尊重、視對方為同等自由的人格，形成相互承認法關係等基礎之上；犯罪是上述法關係的破壞，以及對法規範效力的否定；而刑罰則是透過權利的剝奪，­以抵消因犯罪所減損之自由或自律性保障。

然而，這種市民刑法的論理究竟潛藏著哪些根本性的問題？死罪、死刑、死囚究竟在市民刑法的理念中處於何等地位？本次座談即是從這兩個問題出發，反思台灣的死刑制度。

更多新聞與互動請上：
公視新聞網 ( http://news.pts.org.t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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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近代刑法的例外狀態：死罪、死刑、死囚

主持人：何澄輝（荷蘭萊頓大學東亞區域研究博士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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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談人：劉秉郎（蘇案當事人）、許家馨（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助研究員）

死刑，作為一種最嚴厲的刑罰手段，一般被認為必須適用在「情節最嚴重之罪」（capital crimes），必須經過最嚴謹的證據調查與量刑判斷程序，始能判處（capital punishment），同時，必須要在基於國家刑罰權之意志下才能執行以剝奪死囚之生命。可以說，現代的死刑制度便是由「死罪」立法、「死刑」判決、以及剝奪「死囚」生­命所共同交織而成的複合體。

台灣，在揮別威權統治走向現代的刑事制度之後，有人樂觀地認為死刑不再是主權者強化統治權力的道具，而是維護社會安全的灘頭堡，只要我們謹慎小心避免濫用，沒有廢除死刑之­必要。

同時，也有人認為，死作為一種處罰，意味著對加害者課以與罪行相對應責任的應報，不但沒有違反人性尊嚴，反而，透過處刑，宣示了被害者的人性尊嚴，也讓犯罪者在倫理上終極­實踐了身為人的尊嚴。這種論述可溯及自啟蒙時代的康德與黑格爾，其可謂近代市民刑法理念的始祖。

市民刑法理念建立在個人彼此尊重、視對方為同等自由的人格，形成相互承認法關係等基礎之上；犯罪是上述法關係的破壞，以及對法規範效力的否定；而刑罰則是透過權利的剝奪，­以抵消因犯罪所減損之自由或自律性保障。

然而，這種市民刑法的論理究竟潛藏著哪些根本性的問題？死罪、死刑、死囚究竟在市民刑法的理念中處於何等地位？本次座談即是從這兩個問題出發，反思台灣的死刑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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