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總統馬英九說「共軍若攻台，首戰即終戰」、「目前美軍不可能來」，網友紛紛撻伐，說要取消他的卸任總統禮遇。

我查了一下《卸任總統副總統禮遇條例》，除了每月25萬元禮遇金之外，還有各項事務人員費用（第五年起每年為500萬元），另外還有國安局8-12名隨扈。

如何停止上述禮遇？

有四個條件：

1. 再任有給公職
2. 犯內亂外患，一審判決有罪
3. 喪失中華民國國籍
4. 移居國外定居

上述第2-4項，有點難。

倒是第1項，我建議：馬前總統參選里長，深耕基層，重新自我反省並傾聽台灣民意。

因為里長為有給職公職，馬前總統的禮遇即刻停止。

用4.5萬的里長事務費，來替國家省下鉅額的總統禮遇，應該還算划算😂

(剛剛有網友指出里長為無給職，事務費不能算薪水，殘念......）

陳唐山專文：法官反台獨 扁案捲起千堆雪？

紅衫軍運動：是貪汙還是挾怨報復？

蔣家時代以來，國務機要費的支用向來沒有依據可循，都是簽名就可以領取，直到陳水扁執政，當時的總統府秘書長陳師孟應審計部要求，才訂定《總統府執行國務機要經費作業規定》，明定經費支出必須一半領據、一半單據；法制化的用意在於建立制度，卻變成在野黨用來遂行政治鬥爭的工具，非常荒謬。

陳總統上任後將薪水自動減半，何必再把腦筋動到國務機要費？但是國民黨經過兩次敗選的刺激，已無法再用正常心態去面對陳水扁，遇有擊垮陳水扁的機會，當然不會放過。所以二○○四年總統大選後，利用三一九槍擊案盤據凱道；二○○六年的國務機要費案，更被視為千載難逢的大好機會，當然要傾巢而出、藉機大鬧，紅衫軍運動就這樣應運而生。

民進黨執政後，國內就存在反扁勢力，泛藍人士痛恨陳水扁擊敗國民黨的百年政權，是意料中的事。二○○六年的國務機要費事件，綠營內部開始有人對阿扁產生質疑，自家人出手，傷害反而更加沉重。當時林濁水和李文忠雙雙辭去立委70，對陳水扁政權造成極大的衝擊。

我雖不是國務機要費案的主角，但身為總統府秘書長，必須折衝協調各方意見，如今回想，點滴在心。

除了黨內衝擊，還有一些已脫離民進黨陣營的人士，也開始集結，最後由施明德掛帥，號召群眾每人捐款新台幣一百元組成百萬人的紅衫軍。二○○六年九月九日起，紅衫軍在凱達格蘭大道與台北車站廣場等地進行靜坐、示威遊行。從紅衫軍的組成看來，領導階層雖有部分是過去的綠營人士，但組成結構和政治意識仍然偏重傳統的藍營色彩；從政治操作的角度來看，與其說他們是出來抗議國務機要費的不當使用，不如說是反扁勢力的總集合，所以被媒體稱為「綠頭藍身」。

不可諱言，當時政府的運作確實陷入危機，我數度邀集國安局長許惠祐和警政署長侯友宜等相關單位召開因應會議，有人擔心發生政變，也有輿論認為紅衫軍長時間占據凱道，呼籲政府依法驅離。最後，所有情報和治安單位首長都認為不應使用驅離手段，卻讓總統府長期遭受紅衫軍群眾包圍。

綜觀國務機要費案與紅衫軍的發展過程，在野黨和媒體的攻擊砲火非常猛烈，不符事實的指控或烏龍爆料，紛紛出籠，形同媒體未審先判。在一波波的攻擊中，只要和第一家庭扯上關係的人幾乎無一倖免，更遑論第一家庭成員。

當時，陳水扁總統的兒子陳致中正在美國求學，泛藍陣營頻頻指控總統媳婦黃睿靚將在美國產子，二○○六年九月四日出訪南太平洋的陳總統向媒體否認他將做「美國人的阿公」，強調黃睿靚將在懷孕六到八個月的最後期限前返台，留在台灣待產。

後來，陳致中夫婦終於回來台灣，沸騰已久的輿論也因此沉寂下來。

當時還有一段小插曲，一位輔仁大學的退學生黎文正在中正紀念堂前絕食靜坐，要求陳水扁下台。二○○六年七月二十六日，我由一位幕僚和一位隨扈陪同前往中正紀念堂探視黎文正，現場擠滿憤怒的反扁群眾，當我穿過人群，突然有一位老榮民衝出來對著我大罵，但我不以為意，還伸手去摟著他的肩膀，安撫他的情緒，沒想到這位老榮民竟停止謾罵。

接下來，我走到黎文正靜坐的地方，請他保重身體，結果換來的是滿臉不屑。隔天這位同學又放話：「如果你（陳水扁）還有良知，請不要再派出你的狗來看我們。」如此一來，我竟成了他口中的狗，媒體跑來問我，我當然很不高興，回他一句：「這樣就是欺負人了」。

我從海外時期就投入政治運動，可以體會反對者的心情，不論是老榮民或是大學生，我都願意用同理心去包容彼此不同的政治態度。即便深入反扁群眾聚集的地方，我沒想過要找一群隨扈來保護，我相信就算政治立場不同，相互之間仍應有最起碼的人格尊重。

話說回來，早期的反國民黨獨裁運動和紅衫軍反扁，存在極大落差，當時我們抗議國民黨利用非法手段剝奪無數台灣人的自由與生命，而國務機要費案則僅是申報方式和費用性質的爭議，兩者不能類比。但是，一件國務機要費案竟捲起了歷史的千堆雪，其中有無意識形態對立下的挾怨報復，我想歷史可以證明。
阿扁執政八年，全力守護台灣主權於不墜，國民黨則處心積慮想拉他下台，以免台灣人的政權鞏固後，阻斷舊黨國勢力的復辟。

泛藍勢力集結所有力量圍攻阿扁，以國務機要費案做為突破口，透過舊司法勢力，一路追殺阿扁。所以衍生出教唆偽證，更換承審法官，種種違背司法公正性的情節。民進黨如果無法認清扁案本質，舉黨默默，不敢挑戰舊司法體系陰暗一面，如何面對早期遭受司法迫害，被關入黑牢甚或喪失生命的先賢前輩？回想二○○七紅衫軍之亂，當時阿扁所涉及僅國務機要費一案，部分綠營人士則大動作辭去立委，甚至要求阿扁下台。試想，如當時阿扁挺不住黨內壓力辭職下台，而最後國務機要費卻無罪定讞，民進黨要如何向歷史交代？

談到這裡，讓我聯想到郭清江、李界木、謝清志這些從海外歸來的老朋友，他們在司法上的境遇，在在突顯出台灣的司法是威權主義最後的殘留遺毒。郭清江說過，美國的執法者若違法，烏紗帽就不保，但在缺乏司法正義的台灣，只要在政治上選對邊，這些執法者就可以任意扭曲法律，做盡違法的事。我在美國住了二十九年，非常同意郭清江的看法，回台二十三年，更深刻體認司法的幽暗仍跨越時空、無所不在。從蔣家威權統治時代的恣意生殺，轉化成民主時代的枉法肅敵，威權因子依然深埋在若干執法者的腦海中，只要歷史機遇來臨，自然就會「有所作為」。

我們這群從海外返台的人，大多屬於科學專業人士，另外還有一個共通點，都曾因台獨運動而被列入黑名單。前台南市長許添財因海安路地下街工程被起訴，起訴書中直指許添財、郭倍宏等人是台獨分子，顯露出執法者意識底層對台獨思想的反感，所以才會在執法過程中植入與法理無關的意識形態，用來證成被告罪該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