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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隆志先生的「有效自決說」的歷史緣由之前有說明過了,民進黨在中華民國流亡政權長期認知被當作台獨政黨,很多人被中華民國政權洗腦之下很愛中華民國,所以就會對民進黨產生排斥心態,看到民進黨就投不下去,所以民進黨就需要一個說法朝中間路線移動,而這時候「有效自決說」就是給予民進黨改變原本主張的根據。
「有效自決說」最主要的作用並不是在闡述台澎法理地位,也不是要向國際社會上讓大家知道台澎狀況,只是為了改變民進黨在多數台灣人心中的印象。當然如果與中國國民黨比起來,民進黨當然是朝著台灣獨立方向走的本土派,所以會被認作「獨派政黨」,而陳隆志先生的「有效自決說」則讓民進黨可以把中華民國與台灣結合在一起。
陳隆志先生的「有效自決說」主張透過台灣人參與中華民國政權的民主選舉、民主改革,來讓台澎成為主權獨立的國家。從民進黨會說「台灣是主權獨立國家現在叫中華民國」,我們就可以發現民進黨的「台灣前途決議文」論述的根據就是陳隆志先生的「有效自決說」,這其實是為了政治目的而提出的論點,並不是真正的國際法上的論點。
所以我們要思考一件事情,
民進黨用這樣的政治目的說「台灣是主權獨立國家現在叫中華民國」,會讓不了解「台灣還不是個國家」的台灣人對「中華民國與台灣」產生混淆,進一步誤以為中華民國是台灣人的國家,此時就不會認定中華民國是外來政權,而是把它當作台灣這個主權國家的一個名稱而已,所以這就會延伸出一個想法,就是 「台灣是主權獨立國家,但現在叫中華民國」這名稱看來很不正常,因此就衍伸出所謂的「正名制憲或修憲」、「國家正常化」 的說法。
陳隆志先生的「有效自決說」若拿來在政治上形容「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會是滿好的依據跟說法,從這就衍伸出非常多東西出來,像在陳水扁當總統時期就在中華民國課綱內增加與台灣有關的資料,台灣的歷史還獨立成冊。在中國國民黨的立場就會把增加台灣本土內容稱為是「去中國化」。
從這就可以看得出來,「有效自決說」讓民進黨本土政黨執政時,在課綱跟轉型正義上有所依據,可以在ROC政權框架下把台灣形象凸顯出來,而更有正當的理由讓台灣人看到更多掩蓋在中國之下的台灣歷史。
依據 「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名字叫做中華民國」,由民進黨擔任執政黨的中華民國政權在國際間就可以名正言順地自稱台灣。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中華民國外交部、中華民國駐外代表也會自稱台灣。這其實是現實上的做法是為了讓台灣可以名正言順地被使用,可是這對建國目標的實踐是有利有弊。
利的部分,就是有關台灣的東西可以名正言順地出現,可以讓過去在中華民國政權殖民洗腦的「堂堂正正的中國人」跟「台灣是中國的一省」這種思想認知慢慢改變。我們也看過問券調查顯示:對自己身分認同認為自己是台灣人而不是中國人的比例就增加了,而認為自己是中國人而不是台灣人的比例就顯著地下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的比例大致維持不變。這是正面的部分,從這角度來講台灣人漸漸地把自己與中國切割出來,還有越來越多人聽到閩南語會反射性地校正為「台語」,也有越來越多人對「華人」的稱呼產生反感(華人就是「中國人」)。透過這個 「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名字叫做中華民國」 的政治話術,儘管不是國際法上的論述,但確實讓台灣人的自我認知逐漸往台灣方向靠,遠離中國。
弊的部分,就是讓台灣人難以看清中華民國政權的中國政權的本質。會讓台灣人以為中華民國可能只是一個名詞,但實際上中華民國政權的中國政權本質一直存在。 中華民國政權的中國政權本質從1912年建政開始就一直存在,被中華民國政權治理的台澎也一直被它的中國政權性質拖累。
又因為大部分台灣人相信「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而國號目前是中華民國」,所以會把中華民國與台灣畫成等號,並把中華民國的標誌當成台灣,例如:把中華民國的國旗稱作「台灣國旗」、 把中華民國軍隊稱作「台灣軍隊」,但在法律屬性上前者是中國國旗,後者則是中國軍隊。由於中華民國政權是依據1945.9.2盟軍《一般命令第一號》來台受降並實施軍事占領,它在台澎具有盟佔機構的性質,所以中華民國軍隊在台澎上的法律屬性是「代表盟軍的佔領軍」的性質。但在「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名字叫做中華民國」 的觀點下,台灣人就沒辦法清楚意識到中華民國軍隊其實就是外來佔領的軍隊,而且把中華民國的一切與台灣畫成等號,並進一步把中華民國政權的敵人當成台澎的敵人,所以就會看到很多人只知道「反共」但不「反中」,或是只知道「反中共(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而不反中華民國政權。
至今仍舊會看到有台灣人喊「勿忘剿匪」這種詞、跟打倒「中共」,仔細了解就會知道「匪」是從中華民國政權稱呼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是「匪政權、毛匪」開始的,這從中華民國政權視角上代表的意義就是:這個匪從中華民國政權手中搶走中國國家政府地位,所以中國共產黨就是匪黨。當台灣人把中華民國政權與台灣畫成等號,就會把明明是中國內戰中的PRC政權跟ROC政權的代表權之爭問題當成自己的問題,才會產生剿匪的想法。對台澎來說,其實真正的匪是中華民國政權才對,可參閱這篇Q&A63:剿匪勿忘嗎?。
還有台灣人對港澳產生強烈的情感連結,可是卻沒思考港澳領土主權在國際法上的意義。
比如說澳門領土主權一直都是屬於中國的。歷史脈絡澳門是 1887年依據《中葡和好通商條約》交給葡萄牙「永居管理澳門」。1979年,葡萄牙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為中國代表政府,1986年,中、葡兩國政府為澳門前途談判四輪,次年4月13日,兩國代表在中國北京簽訂《關於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及兩個附件。聯合聲明說,澳門(包括澳門半島、氹仔和路環)是中國領土,中華人民共和國將於1999年12月20日恢復行使澳門主權。
而香港香港島、九龍半島曾經割讓給英國,新界是出租。所以香港島、九龍半島在 1997 發生過領土主權移轉給中國。
香港詳細情況可以看這篇 https://wp.me/pd1HGm-c6
台灣人因為把中華民國政權當成自己的國家,所以就會把中華民國政權視角下的港澳,看作台灣應該要處理的事情,所以台灣人也就會對香港產生超出合理範圍的親近,當中華民國政權因為它的中國政權本質沒有辦法像其他國家制定難民法時,台灣人會對中華民國政權沒有像正常國家用正常方式對香港伸出援手而感到非常生氣。這其實是滿詭異的狀況。而香港人對台灣人也會有異樣的親近感,像是在香港雨傘運動時會看到香港人在遊行時拿出中華民國國旗,台灣人看到會以為香港不喜歡中國喜歡台灣,卻不知道這個國旗是中國國旗,也可能有些香港人會把中華民國看成「正統中國、自由中國」,那這樣認知的差異其實也是滿難解釋的。還有香港人因為港版國安法修正的關係而逃來台灣,對他們來說是否能分辨「中華民國不等於台灣」這也有待商榷,畢竟連多數台灣人都分不清楚 「中華民國不等於台灣」了。
造成這一切混亂的就是中華民國政權。
還有許多台灣人在海外參與活動時,會從1949年開始解釋台灣跟中國的不同。台灣人這種把中華民國與台灣畫成等號,把中華民國流亡政權的歷史當成台灣歷史的做法,無疑是告訴他國:「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目前處於分裂狀態,會讓大家以為台灣需要從中國中獨立出來。
另一點,雖然中華民國政權在民進黨執政時有所謂的「去中國化」,讓台灣人慢慢的覺得自己不是中國人,可是卻沒有辦法讓台灣人覺得自己不是「中華民國人」。按課綱中寫的教材仍舊是沒辦法誠實反映台灣過去發生的客觀歷史。你絕對看不到1945.9.2盟軍《一般命令第一號》,看不到中華民國政權只是「代表盟軍」來台澎受降並軍事佔領台澎至今,也看不到《舊金山和約》 生效後台澎領土主權歸屬未定這個保護台澎七十年的法律狀態,只會寫成「台灣主權未定"論"」加上論其實很狡猾,說成理論會讓人以為這不是客觀史實只是論點,最終仍舊導向台灣是中華民國的領土。
這就是在歷史課本內容上沒辦法發揮讓台灣人了解台澎法理地位的真相,更可能會產生很負面的後果,比如說:在中華民國政權由中國國民黨執政時,告訴台灣人中華民國是中國政權,但在民進黨執政時課綱的寫法,就會讓台灣人誤以為中華民國政權就是台灣。
換句話說, 中華民國政權由中國國民黨執政時洗腦教育內容是對一半錯一半,「中華民國是中國政權」這個關於中華民國政權法律性質的描述是正確的,錯的地方是「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台灣人是中國人」,這對台澎及台澎人在國際法上上的法理地位描述是錯誤的。而中華民國政權換民進黨執政時,教育的內容則很遺憾的是全錯,因為此時一方面把台灣的過往歷史寫成「台灣領土是中華民國的、台灣人是中華民國人」(錯的部分是台澎領土主權是未定的狀態,台澎人也不是中華民國國民),另一方面又把中華民國政權的中國屬性掩蓋掉了,讓人誤以為中華民國政權不是中國政權,而是台灣政權、台灣政府。
「有效自決說」雖然可以讓民進黨能順利奪權,在中華民國政權執政,卻站在內容完全錯誤的立場,所提出來的觀點其實就是把台澎法理地位掩蓋掉。
所以很多人會自稱自己是「天然獨」,我們在之前直播也有說明過,如果仔細去了解「天然獨」的內容是什麼?這個「台獨」的「台」其實就是所謂的「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名字叫中華民國」,這其實就是天然華獨;但其實在中華民國政權下是不存在所謂的「華獨」,因為華獨等於華統,如果你說「台澎領土主權屬於中華民國」的話,中華民國就是中國流亡政權就是中國政權,這就等於是說 台澎領土主權屬於中國。
所以說「天然獨」表面上看起來是華獨,實際上內容是華統。當大家主張自己是天然獨,主張台灣是獨立的,可是現實上其實是主張台澎領土主權屬於中華民國政權想代表的中國(因為領土主權只能由國家來主張),所以這就可以讓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可以依據「中華民國所主張的台灣是中國的」這個說法,來當作持續威脅台澎的藉口,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主張自己完全繼承中華民國政權的中國代表政府地位。
《舊金山和約》讓台澎領土主權歸屬未定,不屬於任何主權國家(包括ROC政權/PRC政權想代表的中國),就是要給國際社會介入的依據,中華民國政權自己也很清楚。
為什麼法理建國派要不斷強調《舊金山和約》所建構出來的狀態?因為那是共識的基礎。其他政治層面的東西都有可能隨便改變,但透過國際條約所建構出來的東西,可不是你說不存在就會不存在的。
從這就可以告訴大家「有效自決說」對建國目標實踐上有正面跟負面的影響。會讓台灣人誤以為已經有國家了,就不會產生建國意志!所以說雖然讓台灣人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但對建國目標的實踐有非常非常多負面的影響。
我們之前也在之前直播提過,成大梁文韜教授的建國三階段:抗暴→奪權→建國。那「有效自決說」可以說在「奪權」階段中有發揮作用,使本土派政黨可以成為中華民國政權的執政黨,但也會產生很大的負面作用,所以在進行建國步驟時就必須要面對這個問題。
再強調一次。
我們並不是否定「有效自決說」的價值,我們也沒有否定民進黨所採取的 「台灣是主權獨立國家現在叫中華民國」 中間路線的價值,我們知道台澎建國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我們清楚知道法理建國的步驟是必須一步一步來,歷史脈絡上盤根錯節的問題,為了解決問題也會在這之中製造出其他的問題,這其實是「不得不為之惡」的策略,「有效自決說」產生的負面作用,正是我們讓台澎成為國際法上的主權國家時所不得不面對的問題。這也是為什麼我們會希望透過不同方式來揭露台澎法理地位的真相,雖然「有效自決說」中的主張對建國目標實踐是有負面影響,但卻是可以讓中華民國政權把台澎往中國靠近的進度有趨緩,所以我們必須要了解這是策略,因為我們需要讓本土政黨可以奪權掌控中華民國政權,讓我們有時間空間可以來推廣法理建國論述。
我們也很清楚知道本土政黨在中華民國政權選舉上扮演的是什麼任務,我們知道透過執政權選舉可以有機會打敗親中政黨,我們會選擇最有贏面的本土政黨,才會有機會來推廣法理建國的論述。
法理建國派其實是給予本土政黨在中華民國政權奪權路上有個角色,就是掌控中華民國政權,阻止親中政黨把台澎變成回中國的伴手禮。我們支持本土政黨民進黨的理由與不了解台澎法理地位而支持民進黨的人理由是不同的。眼中只看見藍綠政黨紛爭的人,就會誤以為法理建國派只是為了反對中國國民黨而支持綠的;其實法理建國派是支持在中華民國政權執政權爭奪戰中最有贏面的本土政黨(目前是民進黨),我們並不是因為討厭中國國民黨而選擇民進黨,我們是了解清楚推動法理建國的步驟而採取這種策略。
我們必須在論述上說清楚,我們支持本土政黨並不是要它們去跟親中政黨、統派比較誰更愛中華民國。我們現在所做的,是要打造一個空間讓本土政黨可以放下中華民國、放下當初為了奪權所使用的政治話術,使成為中華民國政權執政者的本土政黨能有機會把真相告訴大家。法理建國派主要做的就是厚植建國土壤,必須要讓越來越多台灣人了解台澎法理地位的真相,才有辦法讓本土政黨有辦法說出真的聲音。
當本土派政黨說出實話(台澎領土主權歸屬未定、終止代管自決建國)也能在中華民國政權中取得執政權的時候,就表示台澎建國的時機也趨近成熟。
這兩週的直播是要告訴大家「有效自決說」儘管不是真正具有國際法上意義的論述,但它對於建國目標的實現還是有它的價值在,只是法理建國派必須在過程中花許多心力來處理使用這個論述來奪權所產生負面作用跟障礙,並且告訴所有台澎人目前台澎還不是國際法上的主權國家,我們需要推動建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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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就這麼害怕對話嗎?
一直跳通知是怎樣啦,我想回覆發現無法發送,就變成查無此人的樣子好怪喔
好吧那我就回在這裡(✪‿✪)ノ
大家就加減看,我統整一下資訊:
//日本在中日和約裡不過只是重申了日本放棄台澎主權,並沒有把台澎主權交給任何國家。//
#總結放前面幾個重點:
1. 日本是戰敗國,無條件放棄一切,亦不能對戰勝國的決定有任何討論空間。更沒有對台灣主權提出看法的權利。
2. #舊金山和約,參與簽署的國家沒有蘇聯也沒有中國跟中共,因為國共內戰,這時候的簽署內容,沒有提到台灣主權歸屬。
中華民國沒有台灣的主權,蔣介石知道,他寫給陳儀的書信明確表示過了。(附件放留言區)
3. 日本輸了,無條件放棄台灣,不代表台灣回歸給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依只是1945.9.2一般命令第一號任務代管台灣。
4. 自1949年起,在中國國內中華民國就被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而在國際上,自1971年起也被繼承了。所以,不論在中國國內或國際上,中華民國都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所繼承,我們再和中華民國糾纏不清,就是找死
5. 維持現狀是中國人的詭計,我們在維持現狀,而中國在聯合國努力買票,票數足夠時,就發動表決,把台灣表決為中國的一省,就像香港一樣。香港是被聯合國表決歸中國的,不是租約到期。香港是割讓地不是租界,那有租約到期的問題?那是媒體騙你,因為台灣媒體8成以上是統派,害怕據實報導會驚醒台灣人,不敢再維持現狀,中國在聯合國買票表決台灣的伎倆就會落空。
6. 我想這些來罵我要消滅中華民國的人,怎麼沒想到台灣好幾十年來,有多少守護台灣意識的人被消失?明明就是台灣收留了國民黨aka中華民國,你們應該融入這塊土地心存感謝,而不是享盡資源吃裡扒外,這塊土地上有不同的族群,融合了數代,大家可以回歸歷史真相後找到共識,好好討論屬於台灣真正的模樣,如果你們這樣都無法溝通,憑什麼嘰嘰歪歪,去勉強台灣人的身份認同?
#好了晚安
#不要擾民了哈
#我是專業吸仇恨嗎
#好吧來
————以下 資料整理 #文長慎入————
1952年6月13日,日本參議院審議《中日和約》,外務省亞洲局局長倭島英二與議員兼岩傳一以下答問:倭島英二:「您的質詢點是,原台灣籍人民是指在日本領有下就在台灣出生的人,也就是被稱為台灣籍人民的人。這是以那些人的方便為宗旨的規定,加之前領土種種關係也尚未有最終決定,所以原台灣籍人民的國籍問題,還沒有最終的決定。因此,至少在日本和中華民國關係的條約上,還沒有決定國籍的地位……」
兼岩傳一:「這樣的話,這文章裡並沒有規定中華民國的國民。而應該規定者,是將來哪天請同盟國像(岡崎勝男外務)大臣回答這樣把領土決定下來。這樣,國民也因此被決定。像現在這樣未決定的東西會有主體嗎?」
倭島英二:「現在拜託各位審議的與中華民國的和平條約,並非以決定何處是中華民國領土、誰是中華民國國民為目的而進行交涉的。在這裡面並沒有寫到領土問題以及領土歸屬,或是何者為中華民國國民等這樣的協調。就如先前所言,第十條的規定的宗旨並不是規定中華民國國民到底是誰這樣的事情」
1964年2月29日答覆是否能依據中日和約之內容認定台澎主權歸屬,內閣總理 池田勇人 表示:
「我們說得很清楚。我方在對日和約中放棄了(台澎主權)。這不是我們可以置喙的。所以,我們只是依據對日和約的規定,在遵守規定的同時締結了新的日中條約。即使是依據日中條約,也不能做出違背「依舊金山和約之決定日本已放棄(台澎主權)」的事。即使有做出決定,我們也不是以「中華民國具有對台主權」的想法簽條約,這點條約局局長也多次提到。我們現在也是在這樣的想法下運用日中條約。」(第046回国会予算委員会第17号)
外相 小坂善太郎 表示:
「開羅宣言中指出台灣、澎湖島是日本從中國奪取的,所以規定應予歸還,而我方也承諾將遵守波茲坦宣言。波茲坦宣言中載明開羅宣言內的規定必須履行。而我方依據降伏文書,宣佈將遵守波茲坦宣言。但所謂的『降伏文書』具有的是停戰協定的性質,並不具有處分領土的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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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定中華民國與日本國間和平條約總報告書》,外交部「對日和約」案卷第54冊:「查舊金山和約僅規定日本放棄台灣澎湖而未明定其誰屬,此點自非中日和約所能補救。」(附件放留言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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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日本內閣和國會官員對於《中日和約》第十條中對中華民國法人承認的各項解釋了,日本在廢止中日和約前把台澎人『視為』中華民國國民,因為領土還沒有最終決定,所以用『視為』(shall be deemed to),國際條約在做領土處分時人跟地要分開處理,甲國賦予乙地人民國籍無法讓乙地直接變甲地,反之亦然。
(台澎從來就不是無主地,日本也從來沒有這樣認定,無主地的條件是此地是無人島那才叫無主地,台澎完全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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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43條,說明條約的終止或廢除,也不會讓國家原本的義務減損。也就是說,就算《馬關條約》失效,台灣的主權也不會回復到清朝、中國或中共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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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 #開羅宣言、#波茨坦宣言、#降伏文書 這三份文件。//
1. 1943年的《開羅宣言》是《開羅新聞稿 (Cairo Communique)》的另一種稱呼方式。內容為美、英、中三國代表於埃及開羅開會後,於會後發表的新聞稿。內容為美、英、中三國對於戰勝日本後將如何處理相關事務的「意向」聲明 (Statement of Intent)。並非條約,僅為意向聲明內容。
2. 1945年的《波茨坦宣言》是美、英、蘇、中四國代表對日本發布的聲明,內容亦為為日本投降後將如何處理相關事務的「意向」聲明 (Statement of Intent)。並非條約,僅為意向聲明內容。《開羅宣言》中將台澎歸還中華民國的「意向」以「開羅聲明必將實施」引入成為《波茨坦宣言》的意向聲明內容。
依美國國務院的資料,這個宣言只有杜魯門簽字,但是宣言卻是由杜魯門、蔣介石、邱吉爾三人名義發表。
由於《開羅宣言》、《波茨坦宣言》只是意向聲明,而且台澎領土主權擁有者日本並未簽署,所以無法產生移轉台澎主權給中華民國的法律上效果。
3. 回顧二次大戰剛結束時,蔣介石先於1945年9月初,以國民政府主席的身份對台發佈公告,略曰,「本年8月14日,日本政府已答覆中美英蘇四國,接受7月26日波茨坦三國宣言之各 項規定無條件投降。依此規定,台灣全境及澎湖列島,應交還中華 民國,本府即派行政及軍事各官吏前來治理」。
次於1945年9月9 日的《中國戰區最高統帥命令第一號》中說,依據日本降書及聯合國最高統帥對日本所下的第一號命令,台灣日軍應向他投降。
從蔣介石的這兩道命令可知,當年中國接收台灣的依據有二,一為日本降書所接受之開羅宣言及波茨坦宣言,二為盟軍統帥麥克阿瑟的第一號命令。若根據前者,中華民國來台受降看似主權的接收,所以中華人民共和國至今仍以兩宣言證明對台主權。但若依據後者,麥帥第一號命令並未賦予中國對台主權,只賦予短期的軍事佔領權。
4. 日本簽署的《降伏文書》本身為停戰協定,無法產生移轉領土主權的效果。在《降伏文書》中雖然接受美、英、中、蘇四國在《波茨坦宣言》中開出的條件,但日本在此處所表達的意思是:「如果之後在和平條約中提到《波茨坦宣言》裡列的項目,日本會接受」,而不是《波茨坦宣言》裡面提到的事項馬上產生效力。《降伏文書》代表「如果」盟軍依照《波茨坦宣言》內表達的意向做出安排,日本「願意接受、不會囉嗦」。至於盟軍是否會依照《波茨坦宣言》表達的意向做出安排,那是另外一回事。
5. 既然如此,中華民國在台灣的地位,就值得我們嚴肅面對、仔細研究了。
中華民國政權佔領代管台澎的根據是1945年9月2日由盟軍總部交日本政府發佈的《一般命令第一號》中的分區受降佔領安排,為盟軍因戰爭結果而實施的軍事佔領。此軍事佔領源自盟軍戰勝日本之結果,並非依據盟軍與日本簽署的條約實施。中華民國政權既然是以盟軍代理人的身分實施此項軍事佔領,當然毋庸與被佔領的台澎簽約。
6. 中華民國政權於中國內戰戰敗後將其中央政府遷移至台澎,實際上是濫用為盟軍佔領代管台澎的機會圖利自己。但這並不影響該政權在盟軍授權下為盟軍佔領代管台澎的權限。簡單說:中華民國政權佔領代管台澎:合法;中華民國政權將中央政府遷到台澎逃難:濫用權限。
7. 1945年來台的陳儀,沒有交割文據也沒有條約依據,就無憑無據的下訓令說「台灣全省已於中華民國34年10月25日歸入中國版圖」。雖然蔣介石當年9月的對台佈告提到,依據波茨坦三國宣言收回台灣按上述多方論證,中華民國如何主張對台主權?
———以下修正補充,謝謝🙏🏻 聖峰——
1. 「中國派兵來台受降,就像它依據同一命令前往北越受降、佔領一樣,把日軍遣散回國後就必須撤軍。」此部分說明嚴重錯誤。
a.台澎與北越最大的不同,在於北越是法國殖民地,為法國在二戰期間被日軍佔領的領土,中華民國政權代表盟軍佔領北越,將日軍遣返後,當然必須物歸原主,所以中華民國政權必須撤軍。台澎為日本領土,為戰敗國領土。盟軍總部對日本本土的佔領從1945年9月2日受降典禮開始,一直到1952年4月28日《舊金山和約》生效後才結束,台澎身為日本領土,是屬於戰勝方的盟軍必須予以控制以確保在和平條約簽署生效前不會出亂子的戰敗國領土,豈有比日本本土更早結束佔領的道理?
b.原本中華民國政權為盟軍佔領代管台澎的任務應該在《舊金山和約》生效後,與日本本土的佔領同時結束,但一方面台澎因《舊金山和約》的規定不再是日本領土,《舊金山和約》第 6 條關於對「日」佔領至遲應於和約生效後 90 天內結束的規定無法適用於不再是日本領土的台澎,二方面台澎的戰後最終處置因《舊金山和約》中僅要求日本放棄台澎主權而未明訂移轉對象導致處於未定狀態,為確保戰勝方(盟軍)之後能對台澎歸屬進行有效處置,中華民國政權為盟軍全體成員佔領代管台澎的任務便必須繼續執行下去,直到台澎戰後最終處置確定為止。
2. 「現在中華民國既無對台主權,它與台灣的關係,自然是和美國對韓日的關係一樣,是國與國的關係」,此部分說明有嚴重錯誤。
a.台澎迄今未曾進行建國程序,並非國家,根本無法與中華民國政權形成所謂「國與國關係」。
b.在台澎戰後最終處置確定以前,中華民國政權仍將繼續依據《一般命令第一號》中的安排為盟軍全體成員佔領代管台澎。
c.關於中華民國政權在《舊金山和約》生效後繼續管理台澎的權限,請參考英國政府於 1955 年出具之報告:
https://www.facebook.com/rotpnetwork/photos/a.802796716480053.1073741831.794597360633322/912347392191651/?type=3&the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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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2日,亞運會開幕當天,也是中國史學大師陳垣先生誕辰130週年紀念日。
11月21日,國內數十位在陳垣研究、史學研究方面卓有實績的專家學者齊集中山大學,追憶研討這位廣東籍學人、當代著名歷史學家、教育家的學術貢獻。
陳垣先生的長子陳樂素、嫡孫陳智超先生也都是著名的歷史學家,「新會陳氏」祖孫三代均在史學領域內蔚為大家,是20世紀中國學術史上的一段佳話。陳智超先生應邀參加了此次研討會,並接受羊城晚報記者的獨家專訪。
一、「應該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有一個重要觀點,即「應該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這句話是他在什麼環境下講的?他做過哪些努力?
陳智超:這話他不止講過一次,並不是一句即興或者偶爾的話。最早應該是1921年,在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會議上。他當時的學生鄭天挺回憶,陳老師(援庵)說:「現在中外學者談漢學,不是說巴黎如何,就是說西京(即日本京都)如何,沒有提中國的。我們應當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奪回北京!」
羊城晚報:他在不同場合多次重申過這個觀點。
陳智超:1929年,陳垣先生在北平師範大學兼任過一段時間歷史系主任。他的學生柴德賡回憶說:「援庵老師深以中國史學不發達為憾,常說日本史學家寄一本新著作來,無異一炮打到我的書桌上。」
1931年9月14日,胡適在日記裡提到:陳垣問我,漢學正統這時候在西京,還是在巴黎呢?談到這個問題的時候兩個人就相對嘆息,希望在十年之後,把漢學中心奪回到北京。
羊城晚報:在當時的知識分子中有這樣想法的不止陳垣先生一位。
陳智超:對,包括胡適、傅斯年、陳寅恪等諸位先生,都深以為憾,並且有緊迫感。祖父在北大的一位學生朱海濤回憶,「九.一八事變」以後,學生問陳先生對於時局的看法,他就說:「一個國家是從多方面發展起來的,一個國家的地位是從各方面的成就累積起來的,我們必須從各個方面努力和人家比……我們幹史學的,就當處心積慮在史學上壓倒人家。」
二、學術沒有國界,但學者有祖國
羊城晚報:世界著名的法國漢學家伯希和,對陳垣先生非常推崇。但是我們也看到,陳垣先生曾作《敦煌劫餘錄》,以「劫餘」二字表達對斯坦因、伯希和這些西方漢學家某些行為的斥責。那陳垣先生和伯希和有沒有過交集,他們的關係如何?
陳智超:伯希和確實不止一次在公開場合稱讚援庵先生,都有記載留下來,這是一方面。此外,最近在存於巴黎吉美博物館的伯希和檔案中,發現有陳垣先生給他的信,信中提到,你寄來的文章我收到了,一共十五冊。你請我送給王國維先生的單行本,我也轉交了,但很可惜,轉交三天之後他就自沉在昆明湖了。從這裡就看到伯希和、王國維與陳垣三人之間的關聯。
他們兩人有證可考的交往可以追溯到1924年左右。伯希和研究過摩尼教,來華在福州時聽一位龔先生說,在福州烏石山有兩塊摩尼教的碑,但沒有來得及去看。後來伯希和就寫信給陳垣先生,托他有機會再查找一下。陳垣先生的助手樊守執是福建人,正好去福州辦事,於是囑他查找,花了很大功夫,可惜最後還是沒有找到。
羊城晚報:看來他們之間不僅有學術上的交流,而且是可以互相託付辦事的關係。
陳智超:應該說不是一般的交往。1933年,伯希和又一次來中國,當時他把俄國博物館館藏的《元秘史》拍了照片送給中國,中國方面招待他,我的祖父也參加了,而且還回答他的問題,這封信都保留下來了。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撰寫《敦煌劫餘錄》大概也就在上世紀30年代吧?
陳智超:這部書是1931年出版的。為什麼叫「敦煌劫餘錄」呢?是因為敦煌的這些經卷,後來藏在北京圖書館(現國家圖書館),是經過斯坦因、伯希和掠奪之後,剩下運到北京的部分,一共八千卷。陳垣先生在助手幫助下,花了三個月時間整理清點了一次,編出了這部目錄書,這應該說是敦煌卷子裡面最早的、最科學的目錄。
出版的時候,陳垣先生在序言裡點名批評伯希和:「(清光緒)三十三年,匈人斯坦因、法人伯希和相繼至敦煌,載遺書遺器而西,國人始大駭悟。」有人當時就建議,是不是可以用詞緩和一點,「劫餘」二字過於刺激了。但是他說不行,「劫餘」二字還不能抒發他的憤慨之情,所以堅持不改。你說伯希和知道不知道這個事情?當然知道,而且後來二人確實見了面,伯希和還是對他表示敬意。從此我們可以得到重要的啟示,在外國人面前,只有堅持正確的愛國立場,而不是奴顏婢膝,才能得到對方的尊重。
羊城晚報:那麼陳垣跟伯希和的關係,如果單純從個人層面來說,還是比較友好的。
陳智超:學術沒有國界,但是學者是有祖國的。伯希和是西方最傑出的漢學家之一,但也是掠奪敦煌文物最精的一個人。此人有他的兩面性:1933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後,日本人趁伯希和第二次來華,希望他也能訪問日本,但他為了表示對日本人侵略東北的憤慨,取消了赴日行程。1945年10月伯希和去世時,陳垣先生還寫信給傅斯年表達了惋惜之情。
三、治學無捷徑,唯有刻苦和持之以恆
羊城晚報:我們看很多關於陳垣先生治學的文章,深感他除了以研究成果影響後代,其治學之道也給今天的學術界帶來很大啟示。
陳智超:我看啟示應該是多方面的。首先有個大前提,從陳垣先生有志學歷史開始,就有一個很明確的觀念:作為歷史學家要有一種自覺,要喚醒國民的歷史觀念。什麼是歷史觀念?不同時期有不同重點。在他那個時代,就是不能忘記外國的侵略,不能忘記中國的光榮傳統,不能忘記中華民族抗擊侵略的氣節。學習歷史研究歷史的目的,這一點是首要的。
羊城晚報:也就是說,做學術不僅憑興趣,更不是為了成名成家,而要有家國之思、民族之念。
陳智超:這一點很重要。另外,他強調治學無捷徑,唯一的體會就是刻苦和持之以恆。比如說有四年時間,因為每天都很早起床編《中西回史日曆》,苦心設計簡明方便的表格,結果得了胃病,只能吃麵,對於一個廣東人來說實在痛苦。在他60多歲研究佛教史時,因為需要參考的一部典籍貯藏在一個潮濕陰暗的地方,多年無人進入,蚊蟲很多。他每天都是吃了奎寧就進去用功一天。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言必有據,實事求是」的嚴謹態度也給人留下很深印象。
陳智超:他強調,歷史學者就應該對歷史負責,要求真,不能去編造歷史。為了求真,有些問題就不是一下子能解決的。陳垣先生倡導文章不要急於發表,「寫成之後要多置時日」,認為如此一來,一者或許有新的材料補充,二者或許有所修正。他自己就曾經重金購買清人的手稿,研究其修改的過程,了解前人怎樣做學問。還有,他要求「不說閒話,力求創新」,提倡「理要講清楚使人心裡服,話要講明白使人看得懂,閒話不說或少說。」在學風上則力求創新,「凡論文必須要有新發現新解釋方與人有用」。這些思想和親身實踐對當今學術界是有借鑑意義的。
四、長居北京,與嶺南割捨不斷
羊城晚報:還想向您請教陳垣先生與嶺南文化之間的關係。首先,出身於一個務實的廣東商人家庭,對於他的人生和治學有沒有產生什麼影響?
陳智超:應該說有很深的影響。祖父是我們家族第一代的讀書人,他前兩代是經商,再前面恐怕就是農民。同輩也有很多經商的,但他從很小就喜歡讀書,雖然沒有家學淵源,也沒什麼師承可言。
祖父當時看書,並不限於只看四書五經,尤其喜歡讀史籍。於是長輩裡就有人指責他不務正業,但是曾祖父還是「購書無吝」。例如他十六歲那年,買了一部《二十四史》,就花去了曾祖父一百多兩銀子,這不是一般的支持。
羊城晚報:家庭給了他比較殷實的經濟基礎,父親又給了他寬鬆的讀書環境,這是家庭的影響。那麼地域方面呢?
陳智超:廣東這個地方,一方面最早感受到列強侵略,另一方面歐風美雨也是最早被感知。祖父在五歲以後就到了廣州,當然跟在新會時大不一樣,接觸了很多新知新事。另外,他在博濟醫學堂和光華醫學專門學校的求學任教經歷也十分重要。這幾年所受到的近代自然科學的嚴格訓練,對祖父後來的史學研究起了積極作用。他在上世紀30年代的一封家書中曾說:「余今不業醫,然極得醫學之益,非只身體少病而已。近二十年學問,皆用醫學方法也。有人謂我懂科學方法,其實我何嘗懂科學方法,不過用這些醫學方法參用乾嘉諸儒考證方法而已。」雖然有點自謙,但這也確實是他能超越乾嘉大儒的原因之一。
羊城晚報:那他為什麼後來就長居北京了呢?
陳智超:他中間也曾短期回鄉,但應當承認,定居北京對他一生來講,有很大的影響。那時不像現在,即使你在窮鄉僻壤,只要有互聯網就可以知道天下事。祖父那個時候就不一樣,要看《四庫全書》,在廣東行嗎?要跟第一流的學者交流,也要在北京才有這個便利。
羊城晚報:那他思念廣東嗎?
陳智超:很思鄉。這種思念,甚至包括到具體的食物,如燒鵝、土鯪魚等。家鄉的災害他很掛心,而且對廣東學者也非常提攜,比如說岑仲勉先生,本來在廣州一所中學當老師,把刊有自己作品的校刊寄給我祖父,他馬上就轉送給了陳寅恪、傅斯年諸先生,直至將岑先生一步步薦入歷史語言研究所。
羊城晚報:您祖父在北京時,還說粵語嗎?
陳智超:在家裡他一直都說粵語。而且,他要求在北京生長的子弟,也一定要學廣東話,有時候還會親自教。在廣東的子女,也要想辦法學官話,甚至連我的姑姑都接到北京來上小學。
五、「二陳」比較研究,應不帶偏見
羊城晚報:今天的研討會也有很多學者提到了陳垣和陳寅恪兩位先生的比較,這也是近年來比較「熱門」的一個課題。您如何看待這種比較?
陳智超:我的看法是,我們要實事求是、不帶偏見地去研究。有些人連兩位先生的主要著作都沒看過,就發表議論,這不大合適。
陳寅恪先生在清華大學國學研究所的學生戴家祥提到,他在跟老師散步的時候,陳先生講,我就佩服兩個人,一個是王國維先生,第二位就是陳垣先生,他「學問踏實,德才兼優」。陳寅恪先生在給陳垣先生的信中,稱他為「大師」,據我所知,這樣的稱呼在寅恪先生的信中好像是絕無僅有的。另一方面我祖父對陳寅恪先生很尊重,他在給我父親的家書裡面描述,自己怎麼希望陳寅恪先生給他寫序,而且也只有他能寫這個序言。這種推崇不是虛名和客套,他們二人互相都很推崇。
羊城晚報:但是新中國成立以後,陳寅恪先生寫出了《柳如是別傳》、《論再生緣》這些皇皇大作,但陳垣先生的論著比起以前就少了很多。人們會從這些比較上得出某些結論,您怎麼看?
陳智超:首先有一個問題不能回避,陳垣先生比陳寅恪先生大十歲。其實,並非1949年後陳垣先生的論著戛然而止,他最後一部大的著作《通鑑胡注表微》是在1946年刊行的,那時他已經66歲。當時他在家書裡面就多次流露「將軍老矣」。
羊城晚報:是不是也有身體不好的原因?
陳智超:一方面當時關於輔仁大學的爭奪很激烈,梵蒂岡要停發經費,輔仁還有三千多師生,中央人民政府不管誰管?這裡面的鬥爭牽扯了他大量的精力。另一方面,年事已高,他也確實身體狀況不樂觀。1953年祖父給冼玉清先生寫了一封信,大意是說:四九年以後因為各種事忙,沒有時間寫學術文章,我正要寫了,結果右手麻木了;請蘇聯專家醫生看過,說我要立即停止一切工作,要休息。這一次就住院大概一百多天,然後陸續又住了八、九次醫院吧,1964年還動過一個大手術。健康狀況不允許了。
六、陳垣還擔負相當的社會工作
羊城晚報:新社會帶給他的震動應該也很大。
陳智超:這當然也是另外一個原因。他經過了晚清、北洋軍閥、國民政府、日本人統治,曾經一度對辛亥革命之後的民國成立以及抗戰勝利都抱有很高期望,但最後都失望了。解放以後為什麼他轉變很快,並不是因為讀了很多馬列主義的書,而是因為看到了現實。我老引這段話,祖父1949年曾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的文章中說:
「有人問我北平解放後,你看見些什麼和以前不同?我告訴他,看見的先不說,我告訴你看不見的。解放後的北平,看不見打人的兵,看不見打洋車伕的警察,街上看不見乞丐,看不見整天花天酒地的政府官吏,看不見託人情送官禮的事情,更看不見有所謂『新貴』在琉璃廠買古董……這不同於以前的改朝換代,的確是歷史上空前的、翻天覆地的大變革。」
羊城晚報:那麼他在學術上主要做了什麼?
陳智超:1949年之後,祖父主要做了兩件大事:因為他原來的著作很多都是木刻本,或者在雜誌上發表,現在全部由國家出版社排印出版。大部分著作都是他在解放後精心修改過,並且重新整理的,這是一件工作。另外,就是著手整理《舊五代史》和《冊府元龜》,這是很大的工程,但沒有來得及完成。
羊城晚報:此外,陳垣先生的社會工作也相當繁重。
陳智超:是的,他關心史學教育,繼續指導學生,為出版社審稿,還當著幾千人學校的校長,這都佔去相當的精力。以前的幾十年,他每天凌晨四時起床讀書寫作,晚上九時就寢,生活很有規律。但解放之後,因為不斷參加各種會議,午夜才入睡也成了常事。
羊城晚報:也就是說,二陳在解放後的身份迥異,所以他們承擔的職責也是很不一樣的?
陳智超:對。陳寅恪先生應該說是比較純粹的、學院式的學者,陳垣先生有相當的社會活動,而且還是一位教育家,這個區別客觀存在。
羊城晚報:二人原先在學術上經常交流,新中國成立以後,這種交情還在嗎?
陳智超:這種交往一直沒有斷。過去兩人通信很頻繁,後來因為陳寅恪眼睛失明,沒有直接通信的可能,但還是互相關心的。1953年12月,陳垣給冼玉清先生的信中寫道:「中古史研究所事情當汪君未南行前,曾到舍間商酌,同人意見以為所長一席,寅恪先生最為合適。今聞寅恪先生不就,大家頗為失望,奈何!」而在1955年的信中,陳垣問冼:「寅恪先生起居佳否?聞其女公子調粵工作,可以照顧,甚善。」可見其關心。
七、參加曹錕賄選是一生當中一個污點
羊城晚報:最近您主持編輯的《陳垣全集》出版了,人們發現書中收入了他生前寫的一個內部檢討材料,裡面交待了有關「曹錕賄選」的情況。
陳智超:我始終不把祖父看做一個完人,更不是把他看做聖人。他就是一位傑出的史學家、教育家、愛國者。他參加曹錕賄選是在1923年,我在全集裡面特別收了他寫的一個內部檢討,當時領導並不要求、也不希望他公開檢討,是他自己寫的。我把這篇文章也發表了。我覺得,既然是全集,就要反映全面。他自己一直認為,參加曹錕賄選是一生當中一個污點,我也不能給它抹掉了,我保留這封檢討,是讓人家全面了解他,他不是完人,也曾走過彎路。
但是,評價一個人的一生,看他的全部,要看他的晚節。就在參加賄選的同年,他寫了被蔡元培先生稱為「石破天驚之作」的《元西域人華化考》,後來又被推舉為清室善後委員會委員和故宮博物院理事,為保護故宮及故宮文物,與北洋軍閥進行了堅決鬥爭,一度還被捕並遭軟禁。上面提到的陳寅恪先生稱他「德才兼優」,也是在「賄選事件」之後。從這些也可看出當時社會對他的評價。
羊城晚報:那麼這件事到底當時是個怎麼回事?
陳智超:當時陳垣是國會議員,是拿薪水的,而且這個是他主要的收入來源。但由於連年戰爭,薪水已多時未發,後來得到通知說要補發欠薪了,也同時要求他們參加選舉。這是他終身的憾事。
八、三次婚姻與感情生活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出生在一個大家庭,有兩位母親,先後有三個妻子、十一個子女。在感情方面,他處於一種什麼樣的狀態?
陳智超:陳垣5歲時,父親把他過繼給了去世而沒有子嗣的三伯父。陳垣後來回憶說,雖然與過繼母親李氏生活在一起,她對自己也百般關愛,但畢竟是在生母周氏的懷抱中長大,對她還是很依戀的。每次吃飯,他總是在過繼母親處吃一點,然後又偷偷跑回生母那裡去吃飯。五六歲他就離開家鄉到廣州求學,除了有限的幾次回鄉省親外,很少有與母親見面的機會。他常因不能親自侍奉母親而內疚。
年輕時陳垣聰明博學,又長得一表人才,在廣州時被稱為「靚仔垣」。還有人提到這麼一件事:由於經常在報刊上發表文章,又擅長演講,陳垣的名氣與日俱增,招來了不少開放女性的追求。陳垣有段時間用筆名發表文章,其中一個筆名是「豔」,友人問他何意,他坦言是他最喜歡的一個女朋友。
羊城晚報:他為什麼會有三次婚姻呢?
陳智超:1913年因赴北京從政,陳垣跟以前的生活切斷了聯繫,包括「父母之命」的原配妻子鄧照圓,也就是我的祖母。祖母原名「珍安」,識字不多,裹過小腳,因為祖父又字「圓庵」,所以祖母后來將自己的名字改為「照圓」,但他們兩人終究因為彼此思想的巨大隔閡,祖父來京後兩人就沒有再生活在一起。但是祖母知道祖父喜歡吃家鄉的鯪魚,就常讓子女買來曬乾,寄到北京。因為祖父過繼時是「兼祧兩房」,所以又娶了二房吳淑媛,比他小四歲,但也沒有隨他去北京,不久因意外失足落水而亡,年僅28歲。
後來追隨祖父去北京的徐蕙齡,是他在光華醫學專門學校的師妹和學生。他們在北京共同生活了近40年,但到了晚年感情不和,出現巨大矛盾而分居了,後來徐夫人跟隨所生的兒子陳容到了天津生活。
對於身在天津、廣東的兩位妻子,祖父一直寄生活費。直到1966年5月,她們兩位在相隔不到一週的時間內先後去世,祖父這時已經是86歲的老人了。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晚年,他的女弟子劉乃和成為了得力助手和忘年知己,長期相隨。二人之間的關係到底如何?
陳智超:這個問題不是幾句話就可以說清。我的妻子曾慶瑛教授曾在《陳垣和家人》一書中,用了專門一節全面談到這個問題,有興趣的讀者可參閱相關內容。
大師陳垣
陳垣,字援庵,廣東新會人。當代著名的歷史學家、教育家,曾被毛澤東稱為「國家的國寶」,與陳寅恪並稱「史學二陳」。
陳垣先生於1880年出生,六歲至廣州讀書。早年曾考科舉而名落孫山。在博濟醫學堂學過西醫,後創辦並入讀光華醫學堂,並留校任教。
1905年,與潘達微、高劍父創辦《時事畫報》,反對滿清專制、外國侵略,以觀點立場激進而著稱。辛亥革命後,當選民國眾議員,從此定居北京,後曾任教育部副部長。
1917年,38歲的他發表第一篇學術著作《元也里可溫考》,開闢了宗教史研究領域,當即震動學界,一鳴驚人,由此開始學術生涯。
抗戰淪陷期間,他閉門研究,堅決不與日本人合作。1949年,他選擇留在大陸,晚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病逝於1971年。
作為史學大師,他在宗教史、元史、中外交通史、考據學、校勘學、歷史文獻學上獨創甚多,學術建樹影響至今。
作為教育家,他從教74年,從傳統私塾老師到現代大學校長,前後執掌輔仁大學、北京師範大學4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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