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閲讀：如果丘吉爾領導當下的美國，美國能避免衰落嗎？》
Niall Furgeson /英國歷史學家，哈佛大學歷史系教授. 原文刊載於英國《經濟學人雜誌》8/21

當美國於一片混亂中撤離阿富汗時，它的衰落令人回想起一個世紀前大英帝國的殞落。

一位歷史學家警告：阿富汗只是開始，未來可能會因此導致更大的衝突。

「許多人仍沈浸在無知之中……而他們的領導人為了獲取選票，不敢點醒他們。」

在《集結風暴》（即丘吉爾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的第一卷）一書中，丘吉爾如此描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勝利者：英國。

他痛苦地回憶：「拒絕面對令人不愉快的問題，渴求人民的擁護和選舉勝利，不顧國家的重大利益。」

美國讀者看著他們的政府「丟臉的」離開阿富汗，聽著拜登總統緊張而努力地為他造成的不光彩撤離辯護，可能會發現：丘吉爾戰前針對英國的批評，有一些會令他們心裡不舒服、但卻似曾相識。

借用耶魯大學的歷史學家Paul Kennedy 的一句話，當時英國的精神狀態是整個國家的疲憊和「帝國過度擴張」的產物。

自1914年以來，英國經歷了一次世界大戰和1929年大蕭條，並且在1918至1919年經歷可怕的大流行病——西班牙流感。

財政被堆積如山的債務，壓得喘不過氣來。

儘管英國仍然是全球主要貨幣發行國，但在貨幣方面，它已經不再是當年無可匹敵的角色。高度不平等的英國社會，促使左派政治家要求即使不實行徹底的社會主義，也要進行社會財富和權力的重新分配。

一部分知識分子在這方面走得更遠，他們選擇擁護共產主義甚或法西斯主義。

與此同時，凝固而無法變通的統治階層，傾向於忽略不斷惡化的國際形勢。英國的全球主導地位在歐洲、亞洲和中東都受到威脅。集體安全體系——當時建立在國際聯盟的基礎上，它是1920年戰後和平解決方案成立的國際組織，也正在崩潰，只留下了一個鬆散的聯盟，勉強補足業已離散的帝國影響力。

但結果卻是另一場更大的災難式的失敗：英國人既沒有認識到極權主義威脅規模之大，也沒有積累出阻嚇獨裁者的手段。

英國的教訓，是否有助於我們理解當下美國權力的未來？

美國人更喜歡從美國自己的歷史中吸取教訓，他們很少從他國歷史，看待世界。但將美國與上一任大英帝國的全球霸主對比，或許會為我們帶來更多啓發。因為今天的美國與戰時的英國，在許多方面都很相似。

與任何歷史類比一樣，這樣的類比當然也有缺陷。英國在20世紀30年代統治了廣闊的殖民地和其他附屬國，今天的美國卻沒有相同的統治區域。

這一點使得美國人在自我認知上認為美國並非一個帝國，即使他們的士兵和公民在阿富汗駐紮了20年才撤退：他們依舊如此認為。

儘管美國的新冠病毒死亡率很高，但也並沒有嚴重到英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所經歷的那種受創傷的程度。當時英國有大量的年輕人被流感屠殺（近90萬人死亡，15至49歲的男性中，佔了大約6%，至少170萬感染者）。美國如今面臨的威脅也不像納粹德國對英國造成的威脅那樣明顯而迫切。

不過，某些相似之處還是很驚人，而且這兩個國家在阿富汗強行建立自己相信的價值秩序，都相繼失敗了。

早在1930年2月，在「過早的」現代化改革引發了一場叛亂之後，《經濟學人》雜誌已指出：「很明顯，阿富汗不會採用西方的東西。」

近幾十年來，預測美國衰落的書和文章已經太多了，以至於「衰落主義」已經成為一種陳腔濫調。

但英國在20世紀30年代和50年代之間的經歷提醒我們，還有比溫和的、漸進式的衰退更糟糕的命運。

《以金錢為導向的價值觀》

我們從堆積如山的債務開始談起。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英國的公共債務從1918年佔GDP的109%，上升到1934年略低於200%。而美國的聯邦債務與英國雖有所不同，但在規模上是可以比較的。如今她的債務達到國內生產總值GDP近110%，甚至高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不久前一個高峰。

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估計，到2051年，它可能超過200%。

當今的美國與大約一個世紀前的英國有一個重要區別，美國聯邦債務的平均期限相當短（65個月），而英國超過40%的公共債務採取的是永久債券或年金的形式。這意味著，今天的美國債務對利率的變化，要比當初的英國危險且敏感得多。

另一個關鍵差異是財政和貨幣理論的巨大轉變，這很大程度上正是凱恩斯對英國戰時政策的建議。

1925年，英國決定以戰前過高的價格將英鎊回歸金本位，這使英國陷入了長達八年的通貨緊縮。工會權力的增加意味著大蕭條期間，工資的削減落後於物價的削減，這導致了就業機會減少。

在1932年的低谷期，英國失業率為15%。然而，英國的大蕭條主要還是因為英國在1931年放棄了金本位制，這使得貨幣政策得以放寬。實際利率的下降意味著償債負擔的減輕，為英國財政創造了新的迴旋餘地。

在未來幾年，美國似乎不太可能出現這種償債成本的下降。以美國前任財政部長勞倫斯·薩默斯Lawrence Summmers為首的經濟學家預測，當前美國的財政和貨政策，將導致通貨膨脹的危險。

英國的實際利率在20世紀30年代普遍下降，而美國的實際利率預計將從2027年開始轉為正數，並穩步上升，到本世紀中期達到2.5%。當然對利率上升的預測，往往是錯誤的，而且美國聯準不急於收緊貨幣政策。但是，如果利率真的上升，美國的債務將需要更多的成本來償還，擠壓聯邦預算的其他支出，特別是國防等可容易調整的支出。

這將問題的關鍵，擺在我們面前了。

丘吉爾在20世紀30年代最關心的問題是：政府在拖延時間——這是英國綏靖政策的基本原理——而不是積極地重新武裝英國軍隊，以應對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帝國主義政府越來越多的侵略行為。丘吉爾反對英國綏靖主義者另一個關鍵論點是，財政和經濟方面的限制——特別是管理一個覆蓋斐濟、岡比亞、圭亞那、溫哥華的帝國，其高額成本使得快速重新武裝英國，變得不再可能。

稱美國今天面臨著類似的威脅——不僅是來自中國，還有來自俄羅斯、伊朗和朝鮮的威脅——這可能顯得異想天開。

然而，僅僅是這一事實，就說明問題所在。

大多數美國人，就像二戰之前的大多數英國人一樣，根本不想考慮在國家已有大量債務下，如何面對希特勒正在發動一場重大戰爭。

如今的美國也正在走向相同的道路。預計美國國防開支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將從2020年的3.4%下降到2031年的2.5%。

這會引起丘吉爾主義者的驚愕。他們也將會經歷相同的敵意和指責——如同當年譴責丘吉爾在煽動戰爭一樣。

《力量是相對的》

美國與其他國家相比的相對衰退，和當初的英國另一個相似點：經濟史學家安格斯·麥迪遜估計，到20世紀30年代，英國經濟產值不僅被美國（早在1872年）超越，而且還被德國（第一次在1898年，在經歷了災難性的戰爭、惡性通貨膨脹和不景氣的年代後，於1935年再次被超越）和蘇聯（1930年）超越。

大英帝國作為一個整體，其經濟規模比英國大，特別是如果把各殖民地包括在內的話，也許是其兩倍大。但美國的經濟規模更大，儘管大蕭條對美國的影響更嚴重，美國的經濟體量，仍然是英國的兩倍多。

今天的美國也面臨著類似的經濟產值相對下降的問題。按照購買力平價法，考慮許多中國國內商品的價格更低，中國GDP在2014年已趕上了美國。按當前美元計算，美國經濟體量仍然更大，但預計兩國的差距將會縮小。今年，中國的美元GDP會是美國的75%左右，到了2026年，則將達到89%。

中國給美國帶來的經濟挑戰比蘇聯曾經帶來的更大。這不是什麼秘密，因為蘇聯的經濟規模在冷戰期間從未超過美國的44%。

在許多運用於國家安全應用的技術領域，從人工智能到量子計算，中國正在努力追趕美國，這也不是什麼機密消息了。中國領導人的雄心壯志也是眾所周知的。

這五年來，美國對中國政府的好感明顯轉變為負面。即便如此，公眾對於應對來自中國的軍事威脅也沒有多大的熱情。如果中國攻打台灣，大多數美國人可能會與英國首相張伯倫的觀點一致，他曾臭名昭地將德國在1938年分割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動描述為「遙遠國家的爭吵，而我們對爭吵的雙方都一無所知」。

在兩次大戰之間，英國態度軟弱的一個關鍵原因是知識分子對帝國的反抗，以及更普遍的對英國傳統價值觀的反抗。

丘吉爾厭惡地回憶起1933年牛津大學辯論社在辯論中提出的動議：「我們拒絕為國王和國家而戰」。他指出：「在英國，人們一般會對這樣一個插曲一笑置之，但在德國、俄羅斯、義大利和日本，他們會有英國已經變得腐朽墮落了的根深蒂固的想法，這種想法也動搖了許多人的盤算。」

當然，這也正是如今中國新一代「戰狼」外交官和民族主義知識分子對美國的看法。

納粹、法西斯和共產主義者都認為英國人對自己充滿了憎惡。「我甚至不知道大英帝國正在消亡，」喬治·奧威爾在他的文章《獵象記》中記錄了他作為殖民地警察的時光。沒有多少知識分子能有奧威爾這樣的洞見，認為英國仍然是「瘦死的駱駝比馬大」。許多人——不像奧威爾——他們選擇了信仰蘇聯共產主義，他們為西方國家的情報部門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與此同時，令人震驚的是，大量上流社會的貴族精英還被希特勒吸引。甚至《每日快報》的讀者，也樂於取笑而非讚頌大英帝國。

《帝國的終結》

美利堅帝國不像曾經的大英帝國一樣有英聯邦自治領地、殖民地和受保護國，但它現在所處的國際主導地位，以及過度擴張帶來的代價，完全與大英帝國相似。

現在美國的左翼和右翼都習慣性地嘲笑或謾罵美國帝國主義的計劃。《國家》雜誌的記者湯姆·恩格爾哈特（Tom Engelhardt）幸災樂禍地說：「美利堅帝國正在崩潰。」

對於右翼來說，經濟學家泰勒·考恩（Tyler Cowen）譏諷地想像著「美利堅帝國的衰落會是什麼樣子」。：

與此同時，進步的非裔美國哲學家康奈爾·韋斯特（Cornel West）認為「‘黑人的命也是命’與反對美利堅帝國的抗爭殊途同歸」，還有兩位支持川普的共和黨人瑞安·詹姆斯·吉爾·杜斯基（Ryan James Gir dusky）和哈倫·希爾（Harlan Hill）認為最近的新冠疫情揭露了「美國其實穿著皇帝的新裝」。

右翼仍然捍衛著美利堅共和國建國的傳統：與此相反，「覺醒」的左翼則試圖將美國歷史改寫為充斥著奴隸制和種族隔離的血淚史。但政治光譜中的任何一方都沒有多少人渴望回到上世紀40年代開始，美國扮演全球霸權時代。

簡而言之，就像20世紀30年代的英國人一樣，21世紀20年代的美國人已不熱衷於帝國主義——中國的觀察人士注意到了這一現象，並對此津津樂道。

然而，帝國仍然存在。

美國幾乎沒有多少真正意義上的的殖民地：只有加勒比海的波多黎各和美屬維爾京群島、北太平洋的關島和北馬里亞納群島，以及南太平洋的美屬薩摩亞。按照英國人的標準，這些殖民地根本不值一提。然而，美國與曾經的大英帝國一樣，軍隊遍布全球，無處不在。美國的武裝部隊人員在150多個國家都有部署，駐外軍隊總人數約為20萬人。

承擔如此廣泛的全球責任並非易事。但是，要想擺脫他們同樣不容易。

英國人為此吃過苦頭，美國人則要吸取英國人的教訓。

拜登決定從阿富汗進行「最後的撤軍」被認為是不明智的，這說明了美國想要減少其在海外所承擔的責任，並不容易。

歐巴馬曾經也做出了類似的從伊拉克撤退的決定，並於2013年宣佈「美國不是世界警察」。

川普的「美國優先」（American First）原則只是同一種衝動的民粹主義的版本：他太渴望離開阿富汗，並以關稅取代「反恐支出」。

在阿富汗發生的撤軍災難完美的說明，想要放棄對全球的主導權，這個過程是不太可能和平度過的。不管用何種措辭，宣佈放棄這場歷時最長的戰爭，就是承認失敗。

這不僅僅對塔利班，是他們的勝利。

中國也在密切關注，畢竟中國與阿富汗也有一段狹小的接壤土地。俄羅斯也在幸災樂禍的作壁上觀。

就在歐巴馬宣佈放棄做世界警察的幾個月後，俄羅斯立刻就對烏克蘭和敘利亞進行了軍事干預。

這並非巧合。

拜登相信美國可以像之前從越南撤軍、擺脫越南這個泥淖一樣從阿富汗撤軍。

越戰是段不光彩的歷史，美國在越南受到的屈辱確實產生了後果。它為蘇聯及其盟國以可趁之機，在其他地方製造了麻煩——包括非洲南部和東部、中美洲以及蘇聯於1979年入侵了阿富汗。

於是我們可以推論在喀布爾重演西貢當年的淪陷，未來也將產生類似的不良影響。

即便新保守主義在2003年入侵伊拉克後抬頭，狂妄自大到了頂峰的時候，美利堅帝國的終結也不難預見。

我在《巨人：美利堅帝國的興衰》一書中首次提出，當時美國的全球地位至少存在四個根本性的弱點：一是人力赤字（很少有美國人願意在像阿富汗和伊拉克這樣的地方長時間工作）；二是財政赤字（見上文）；三是關注度不夠（選民在大約四年後就對任何大規模干預失去了興趣）；四是歷史視角的缺失（決策者不願從前任那裡汲取經驗教訓，更不願意從其他國家吸取經驗教訓）。

但是曾經的大英帝國從來沒有這些事件。

另一個不同之處在於——這比財政赤字要深刻得多——是美國的負國際投資（NIIP），它佔GDP的比例是-70 %。

負的國際投資本質上意味著外國人對美國資產的所有權，超過了美國人對外國資產的所有權。相比之下，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儘管有大量的海外資產被清算以資助一次世界大戰，但它仍然有著龐大的正國際投資。從1922年到1936年，它一直保持在GDP的100%以上：到1947年才下降到3%。

拋售剩餘的帝國白銀（準確的說，是迫使英國投資者拋售海外資產，交出美元）是英國為二戰買單的一種方式。

但是美國作為一個債務大國，並沒有與之對等的儲備金。只有通過更多的公債出售給外國人，美國才能負擔得起維持其世界霸主地位的成本。

這對於維持其超級大國的地位而言，實在太不穩定了。

《丘吉爾：「我當首相不是為了主持大英帝國的葬禮」》

丘吉爾在《集結風暴》中的論點並不是在借德國、義大利和日本的崛起這一不可阻擋的進程來譴責英國的衰落。相反，他堅持認為，如果西方民主國家在1930年代早些時候採取更果斷的行動，戰爭本來可以避免。

當小羅斯福總統問丘吉爾這場戰爭應該叫什麼時，丘吉爾立刻回答說：「不必要的戰爭。」

同樣的道理，中國的崛起也並非不可阻擋，更不用說俄羅斯了。從朝鮮到委內瑞拉，所有與他們結盟的小國都是經濟上的弱國。中國人口老齡化的速度比預期的還要快，勞動力正在萎縮。

居高不下的公營及私營部門債務正在拖累經濟增長。它也可能在氣候危機中，首當其衝，因為它無法輕易改掉依賴煤炭，作為工業能源的現象。

然而，一系列事件的發展又很容易導致另一場不必要的戰爭。

最有可能是在台灣問題上爆發。

中國要統一台灣，而美國模糊地承諾要防禦中國——隨著東亞地區軍事力量平衡的轉變，這種承諾越來越缺乏可信度。

美國航母越來越難招架中國的東風-21D等反艦彈道導彈，而這還只是美國國防部無法解決的問題之一。

如果美國的威懾失敗，習近平發動突然襲擊，美國將面臨更嚴峻的選擇，要不然打一場漫長而艱苦的戰爭——就像英國在1914年和1939年所做的那樣——要不然就像1956年蘇伊士運河事件那樣，直接認輸。

丘吉爾說他寫《集結風暴》是為了表明：

邪惡者的惡意如何因善良者的軟弱而愈發猖狂；民主國家的結構和習慣為何——除非與更大的有機體結合在一起——會缺乏為卑微大眾提供安全感的毅力和信念；甚至在自我保護的問題上……謹慎和克制的忠告反而會帶來致命的危險……以及因為渴望安全和平靜的生活，而採取的中庸之道，可能會直接導向災難的中心。

他用一句精辟的格言作為這卷書的結束語：「事實勝於幻想。」

近年來，美國領導人過度熱衷於幻想了，譬如小布希領導下新保守主義者「全面統治」的幻想，還有川普想像出的美國「大屠殺」的黑暗噩夢。

隨著另一場集結風暴的到來，也許是時候面對現實了。

丘吉爾看透了這一點：帝國的終結很難不伴隨著陣痛。

——圖片：美國運輸機撤離阿富汗難民、美國最後離開的軍事領袖、拜登在白宮發表演說

Quote：
雖然這個過程實際上是由一個「沒有」黃金準備的貨幣轉換為「有」黃金準備的，#幣值換算本身也基本沒有影響到購買力，但不要說是現在，就連當時都有人信誓旦旦說四萬塊換一塊的過程使得他或他的長輩財產大幅縮水。

其實我是相信某些人的財產會大幅縮水的真實性，這就是理論和現實的差距，不要說七十幾年前，就是近幾年印度政府的換鈔政策，也是害慘了了一堆人，那些存了私房錢又不識字不能去銀行換鈔的印度家庭主婦，被迫在拋棄財產或曝光財產中二選一，許多 #賺黑錢或有洗錢需要的人，#由於他們真正的財富狀況不能曝光，也選擇直接作廢舊鈔。當年的老台灣當然也有同樣的問題。

簡單來說，雙方講的都對，#幣制的轉換沒有造成貨幣本身的購買力下降，但的確會造成某些人的財富縮水，只是造成財富直接縮水的，不是幣制轉換這個政策本身，而是有許許多多的人，基於他們各自不同的實際狀況，不能或不願參與到官方的貨幣轉換機制上來。

台幣「四萬塊換一塊」往事

所謂「四萬塊換一塊」，是指1949年6月15日，台灣省政府下令將舊台幣以40000比1的比率折算為新台幣。

雖然這個過程實際上是由一個「沒有」黃金準備的貨幣轉換為「有」黃金準備的，幣值換算本身也基本沒有影響到購買力，但不要說是現在，就連當時都有人信誓旦旦說四萬塊換一塊的過程使得他或他的長輩財產大幅縮水。

其實我是相信某些人的財產會大幅縮水的真實性，這就是理論和現實的差距，不要說七十幾年前，就是近幾年印度政府的換鈔政策，也是害慘了了一堆人，那些存了私房錢又不識字不能去銀行換鈔的印度家庭主婦，被迫在拋棄財產或曝光財產中二選一，許多賺黑錢或有洗錢需要的人，由於他們真正的財富狀況不能曝光，也選擇直接作廢舊鈔。當年的老台灣當然也有同樣的問題。

簡單來說，雙方講的都對，幣制的轉換沒有造成貨幣本身的購買力下降，但的確會造成某些人的財富縮水，只是造成財富直接縮水的，不是幣制轉換這個政策本身，而是有許許多多的人，基於他們各自不同的實際狀況，不能或不願參與到官方的貨幣轉換機制上來。

長期的、間接的財富縮水，其脈絡就必須要上溯到戰爭末期。

戰爭還沒結束，各國其實已經在討論戰後怎麼整理貨幣的問題，對於當時人來說，他們主要參考的，就是一次世界大戰戰後的慘痛經驗。

由於一戰後，世界各國陸續陷入長期的經濟蕭條，各國為了消化國內過剩的生產，紛紛採取了貨幣貶值（脫離金本位）的方式增加其產品的競爭力，傾銷到世界各地，但與此同時，又在同一貨幣區域內（特別是殖民地與殖民宗主國），築起關稅壁壘。這個大家有志一同的作法，最終經過複雜的演化，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最重要的導火線。

例如日本，一戰為日本帶來戰爭景氣，但一戰後，日本經濟就陷入了長期低迷，他們也學著歐美列強將貨幣與黃金脫鉤，試圖以超貶的貨幣將貨物傾銷到世界各地，但日本人馬上遭遇困難，傾銷到歐洲或東南亞的貨物，遇上了關稅壁壘，傾銷到中國的貨物，則遇上了從五四運動以來的抵制日貨風潮。日本的菁英想來想去，找到了問題的癥結，認為之所以卡關，是因為他們沒有像英國的印度這樣廣大的原料來源與市場作為殖民地，於是盯上了中國東北，後來東北的腹地還是遠遠不夠，又再盯上華北。

這就是貿易保護主義演化成戰爭的邏輯鏈條。

二戰的侵略國，像是日本或是德國，在他們內部都有類似的「爭取生存空間」的聲浪，用來正當化他們侵略鄰國的行為，而且至少在他們內部輿論的語境下，都非常受到大眾乃至於菁英的認同。二戰末期，許多有識之士就非常擔心這樣的狀況會再度重演，於是催生了現在的WTO的前身GATT（關稅及貿易總協定），以及以美元與黃金掛鉤、各國貨幣與美元掛鉤的布列頓森林體系，至少在表面上，就是為了防止各國在戰後再度競貶貨幣、高築關稅壁壘。

二戰結束時，各國都處於嚴重的通貨膨脹，由於戰爭時期大量印鈔，戰後怎麼整理貨幣，就成為最重要的課題。對當時的人來說，能夠參考的，就只有一戰後整理的經驗，基本上就是兩條路線，一種德國式的、一種英國式的。

德國的方法，說穿了就是「抵賴法」。當時的德國發行了以地產為擔保的臨時貨幣（Rentenmark），以「一兆比一」的比率回收戰時濫發的馬克，幾乎是等於將原先的貨幣直接作廢了，經過抵賴之後，最後再回到老辦法，以黃金作為保證發行新貨幣，再以一比一的比率收回Rentenmark，才算完成了戰後的貨幣整理。

相較之下，英國的方法，就是立刻回歸金本位制，實行通貨緊縮。依照當時的討論，如果通膨還算合理，則實行通貨緊縮來整理貨幣即可，但面對惡性通貨膨脹，不得已還是要採取抵賴法。

二戰敗戰後的日本，基本就是採取和一戰戰敗國德國一樣的抵賴法，有興趣的可以查一下「新円切替」、「預金封鎖」這些當時金融緊急措置令的關鍵字，由於舊台幣是直接承接日本時代的台灣銀行券，有人以為如果不拿舊台幣以四萬比一的比率換新台幣，還可以拿去一比一換回日圓，算一算賺翻了，殊不知，早在戰後第一時間，日本就已經使用抵賴法整理了通貨，在整理過程中，台日基本上是斷絕往來的，如果不是陳儀以舊台幣一比一承接了台灣銀行券，不用等到新台幣發行，這些舊幣在更早的1946年3月3日後就已經全部作廢。

陳儀承接日本人濫發的貨幣，大致上有兩個計畫。

一是當時中華民國的國幣「法幣」，正要進入戰後的貨幣整理階段，效果還未可知，陳儀希望等法幣整理完成、發行新幣時，再讓台幣回歸與中央一致。

二是陳儀打算用接收自日本的日產，作為整理台灣通貨的子彈，以當時的預想，基本可以扛下日本在戰爭中與戰後接管空窗期所濫發的貨幣，當然，在這個過程中，陳儀也使用了類似日本政府「預金封鎖」的手法，把日本在最後期所濫發的武尊千圓券鎖死在銀行裡，限制持有者所能動用的比例。

但陳儀沒有想到的是，戰爭最後期，盟軍對於台灣的轟炸所造成的破壞，遠遠超乎他的想像，這個轟炸是戰略性的，可以生產戰略物資酒精的糖廠，承受了毀滅性的破壞。陳儀以出售日產所得來整理貨幣，但後來為修復炸毀的工廠，又大肆舉債，僅僅台糖一家，1946年所獲得的貸款就相當於當年台灣省整年政府總預算的一半這樣的規模，在這段時期，對公營事業的放款正是台幣膨脹的最大因素。

但要說中華民國政府拿走了台糖的存糖，導致台糖不能正常盈利，所以才需要貸款進行修復，這是把當時真實的狀況顛倒了講。實際的情況是，早在中華民國尚未接管的空窗期間，這些存糖就已經被大規模掠奪至民間，而台灣糖業由於長期有日本作為保證市場，導致生產成本過高，欠缺國際競爭力，台糖送去上海賣的食糖，最後是在面對批發價僅一半的爪哇糖的競爭之下，大敗虧輸。當時的輿論還分為兩派，一是希望台糖趕緊轉型增加競爭力，二是希望中華民國政府實行關稅保護，讓中國大陸取代日本成為台糖的保證市場，台灣本地的輿論還是傾向於後者。

但糖業畢竟還是台灣經濟的命脈，在此情況下，修復糖廠勢在必行，也因為修復所需的資金實在太龐大，也排擠了其他產業修復，這中間的取捨，也導致現在台灣人對於官方「台灣的產業不必全都恢復」一說的誤解。

對於修復台糖所需的資金，這裡的「資金」，光是有台幣並不夠，向國外購買機器設備是要用美元的，而當年的台灣基本沒有什麼賺取美元的手段，要重建台糖，所需要的舊台幣廿多億是台灣銀行印的，但美元的部分，則是中華民國中央銀行先行墊支的，一共是500萬（時約舊台幣五億）。這也就是為什麼台糖的生產成本雖然過高，甚至早在日本時代，日本本土從爪哇進口食糖都還比從台灣便宜，但日本人還是選擇向台灣購買，因為這還是可以幫日本節省珍貴的外匯。

順帶一提，在台糖重建的過程中，美國是有表達願意提供技術和貸款，至今仍有不少人對於當年政府沒有接受美國的計畫感到不解，因為依照美國的計畫，顯然修復成本更低、時間更短，因此他們認為政府不接受，這中間必有貪瀆。但我不知道為什麼，這些人並不去提，當年美國人提出的要約，是以大比例的股權移轉給美國做為條件的。接受這樣的條件，實為賣國行為。

從美國在當時國際所扮演的角色，我們就可以拉回「四萬塊換一塊」的事情上。我們先談當年的中華民國在戰後整理貨幣時，所遇到的具體問題。

首先，雖然你的國家作為戰場，殘破不堪，甚至比某些戰敗國還慘，但你畢竟是戰勝國，你可以接收敵國在本國的資產、可以主張戰爭賠款，把復興的成本轉嫁給侵略國的國民，直接抵賴這大家心理上難以接受，且對經濟衝擊太大，不利於國共內戰的局勢，在此前提下，中華民國政府也承接了台灣銀行券、汪精衛政權的中儲券，並在戰後初期就開始以庫存黃金回收市場上過量的法幣，試圖穩定區域情勢。

第二是更大的問題。當時的中華民國和各國都面臨一個共同的難題，就是隨著戰爭的進行，世界上絕大部分的黃金都集中到了美國手上，貿然採行金本位緊縮貨幣，金融必受美國支配，幣制也失去獨立性。為此，英國提出了凱因斯所設計的超國家貨幣「班科（Bancor）」作為國際貿易的清算工具，只是最終美國所主導的美元中心模式還是勝出，各國貨幣與美元掛鉤、美元與黃金掛鉤。這是戰後美元中心架構的開始，也由於美元直接與黃金掛鉤，各國就很難避免國內資本大量出逃到美元的狀況，這一點連英鎊都扛不住，這也是大英帝國解體的經濟上脈絡。

為了遏止資金出逃，各國政府祭出更強硬的外匯管制措施，但這一方面限制了檯面上的正常經濟活動，另一方面也使得繞過管制的檯面下經濟活動收益更大。

1946年3月，中華民國政府頒布外匯管制辦法，規定凡申請結購外匯者，限於三個月內可以進口的物品。這個辦法的初衷，本來只是杜絕投機、防止資本逃避，但實際上除了讓檯面下的經濟活動更加蓬勃，在檯面上，也使得隨時隨地可以裝船輸入的民生消費物品大舉輸入，需要較長時間製造的生產設備反而難以順利取得外匯購進。

另一方面，美國所鼓吹的、表面上十分中性的禁止競貶貨幣、禁止關稅壁壘的國際自由貿易原則，實際上起到的作用，則是獨厚當時沒有受到戰火波及的美國本土產品，這一來一往，就是一個美國貨把本地的產業摧毀殆盡的局面。

本地產業被摧毀，除了國內生產不足，也更難輸出賺取外匯，外匯不足，就更難穩定本國貨幣匯率，本國貨幣不穩定，又加速資本出逃，為了遏止資本出逃所祭出的管制又進一步扼殺了本有競爭力的本國產業，這是死循環。這些討論，都見於當時的政府資料與報紙。

再來看舊台幣與法幣。

舊台幣兌法幣的官價一直都是被低估的，一個很奇怪的現象是，現在居然所有關於這件事的討論，都是說這是便於國民政府掠奪台灣的物資，這也是把實際的情況說顛倒了。

匯率政策一定都是雙面刃，貶值有利於出口，這對於當時的台灣商人來說是巴不得的事。戰後初期，台灣的出口還是以米糖為主，在陳儀政權嚴令禁止米糖出口後，米糖仍然以走私的方式繼續外流至大陸換取相對被高估的法幣，並利用中華民國政府在戰後初期回收法幣的機制，將法幣兌為黃金。在當時，國民政府打算檢討舊台幣對法幣匯率的市場消息，還曾經直接造成金價下跌，而走私的目的地福建省的福州，也成為戰後初期全中國唯一一個居然米價會下跌的地方。台灣海峽走私有其季節性，在東北季風強勁、不利於渡海走私的冬季，就以囤積的方式暫時存放，這就是在二二八事件之前，陳儀政權大規模查獲包括板橋林家在內的台灣巨商囤積米穀的歷史背景，只是這段「走私白米換取一箱箱黃金」的往事不知道從何時開始，走私的主角從台灣商人改寫成了陳儀政府的官員。

光從貨幣發行量來看法幣與後來金圓券的崩潰，只能看到這個現象本身，卻不能窮盡這個現象背後的脈絡。除了貨幣發行量之外，市場對於法幣的信心，除了上述的幾個因素之外，當然還有戰爭的因素。

由於戰爭時期中華民國作為戰場，許多國土相繼被佔領，此時有多少法幣在國民政府控制區域內流通，是說不準的。事實上，在日本佔領區中，日本人也發行軍票、或以傀儡政權發行貨幣與法幣競爭，並以包含硬搶在內的各種方法將法幣強制集中，作為傀儡政權貨幣的發行準備、套買外匯，或轉過來向國民政府控制區域搜刮物資之用。而戰時國土支離破碎，法幣並沒有辦法有一個統一的發行，這也使得偽造相對來說更容易，偽鈔充斥市面，也是一個頭痛的問題。

戰後，國共內戰繼續開打，同樣的經濟戰一樣存在於國共之間，我們現在說國民黨以金圓券搜刮人民的黃金，事實上，早在1946年，內戰的另一方中國共產黨就已經開始在其控制的區域內，以其發行的貨幣強制收購區域內的黃金現貨。而同一時期，國民政府正在釋出庫存黃金回收法幣安定通貨膨脹。在這整個回收法幣的過程中（1946年3月至1947年2月），央行釋出了庫存黃金589萬盎司中的352萬盎司（即約167公噸中的100公噸；334萬市兩中的200萬市兩）。

轉折點發生在1947年1月底，國共雙方結束了一年多以來的打打談談，撤回談判代表，這被視為可能是內戰即將全面開打的信號，引發了資本瘋狂逃亡。由於外匯有所管制，除了美元、港幣黑市之外，資本要逃，當然就集中在政府還在釋出的黃金，物價劇烈波動，也引來了米糧棉紗等實物的短期炒作，甚至借錢來炒，這就是1947年2月，也就是二二八事件的同一個月，上海的「黃金風潮」。

當時不只是民間，就連軍餉、公務人員的薪餉也都被各級主管挪用去兌換黃金，但你站在他們的立場，薪水發下來馬上因為黃金上漲貨幣貶值而縮水，那還不如跳下去跟著炒高黃金，沒準還能賺，他們也沒辦法。事實上也因為這樣的問題，有些地方政府乾脆不發薪資、改發實物。

黃金風潮所引發的物價上漲實在太過劇烈，國民政府於是頒布了經濟緊急措施方案，期間內禁止一切黃金外匯買賣、嚴打囤積走私，此時是1947年2月18日，也就是二二八事件爆發的前十天。經濟緊急措施對於防止資本逃逸效果有限（一說黃金是大規模經由陸路運至廣州再轉香港），但經濟緊急措施對於舉債炒作、囤積居奇的商人是有立竿見影的效果，除了台灣，廣州乃至於各地都有投機與囤積商人破產、血本無歸的報導出現，這也就是二二八事件中，圓環緝私煙事件之所以引發民間如此巨大反彈的歷史脈絡。

順帶一提，即使是在此時，國民政府還批准了陳儀向中央申請的490億法幣的「肥料借款」，以解決台灣本地肥料短缺的問題。之前是有國際援助台灣的肥料，但援助的肥料根本不符台灣本地的使用種類，要轉售去中國本土，中國本土農民又尚未建立使用肥料的習慣，這個問題最終還是中央解決的。

無論是當時或現在，都有研究把法幣的崩潰原因簡單歸結為鉅額的軍費支出，只是我們現在隔了七十幾年回頭看，應該看得更清楚。戰後初期開始的布列頓森林體系，它最後崩潰是在1970年初期，崩潰的原因是美國黃金儲備不足、開始拒絕讓美元自由兌換為黃金。但這個體系，其實在更早的戰後初期，它也差點崩潰。

我們先來看崩潰背後的機制。

布列頓森林體系是一個以美元為國際貿易清算標準的系統，它是建立在美國巨量的黃金儲備以及承諾美元與黃金可自由兌換之上。只是這個黃金美元雙本位的系統，其邏輯缺陷（Triffin dilemma）也是非常明顯的：

簡單的說，就是美元的流動性與對美元的信心無法兼得。

其一，如果美國對他國出現逆差，他國將賺得的美元兌換為黃金，美國所持有的黃金減少，長此以往就會威脅到各國對美元的信心，這其實就是1970年代布列頓森林體系崩潰背後的機制；

其二，如果美國對他國出現順差，則他國的美元儲備就會不足，進一步對該他國對外貿易與通貨穩定造成嚴重問題。如果美國對所有的國家都是大幅順差呢？這個整體美元流動性不足的系統性問題，實際上就是戰後初期所遭遇的狀況。

此現象立刻對世界的局勢帶來了巨變。第一個出來大聲疾呼的是英國的首相邱吉爾，即著名的「鐵幕演說」，一般咸認這是冷戰即將展開的序幕。

戰後初期，美國或美國貨在區域利益上的絕對優勢地位，事實上不斷為共產主義者所謂「美國帝國主義」的宣傳提供素材，特別是在既有的反共政權被摧毀的國家，像是日本，更是迅速赤化。在此階段，布列頓森林體系的缺陷、美國在二戰後生產能力獨存的事實，都被當做了自由貿易本身的缺陷。看到這個現象的大家，特別是年輕人，想到的根本解決之道，自然也就是直接取消自由貿易。

要維持這樣一種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貿易系統不至於崩潰，擺在眼前的明路，事實上只有一條，那就是美國對各國的直接援助，容忍美國在國際收支上的赤字來換取美元的流動性，這就是美援的基本脈絡。

由於美援在美蘇軍事對抗脈絡上的強烈連結，我們很容易忽略美援在經濟上的脈絡，乃至於將美援簡單當作一國能在戰後復興的唯一因素，而忽略了美元體系在更早的階段對他國的復興所造成的嚴重阻礙。

相較於美國的馬歇爾計畫在1947年就開始對歐洲的土耳其、希臘提供實質性的援助，美國對亞洲國家的援助則遲得多，要等到1950年韓戰爆發之後，這不是只有中華民國如此，日、韓亦然。這中間的時間差，正是本文「四萬塊換一塊」的事情所發生的舞台。

這個時間差的由來，還是要回到美國國內一直以來的孤立主義氛圍，即不干涉、不捲入他國衝突的基本態度。這個孤立主義傳統，使得美國政府，相較於干預歐洲事務，更難以說服國會去干預亞洲事務。甚至美國在二戰參戰之前對英國的援助，都尚且必須小心繞過國內孤立主義的反彈聲浪。當時美國總統羅斯福曾經提過「四大自由」的說法，我們今天常常誤用其中所謂「免於恐懼的自由」，拿來要求政府積極與造成人民恐懼的事物戰鬥，殊不知當時這個詞的意思，實際上是呼籲各國裁減軍備：「不要再打了」。

還有一點容易被忽略的，就是美國政府也必須面對國內非常巨大的同情、甚至支持共產黨的聲浪。這些同情、支持共產黨的聲音，是在盛行於1950年代美國的麥卡錫主義的肅清之下，才逐漸消失。

順帶一提，二二八事件的討論中，經常有人引用的《密勒氏評論報》關於國民黨血洗台灣的報導，這則報導的撰寫者John W. Powell，實際上是原為美國戰時情報局（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 (OWI)）的運用人員，他後來因為引述中共官員的說法指控美國於韓戰中使用細菌戰而被控叛國罪。

二戰後期，美國政府雖然在檯面上支持國民政府，但也以美軍觀察團（Dixie Mission）與中國共產黨的延安方面建立官方關係，這個觀察團是在1947年的3月11日結束，隔天3月12日，美國總統杜魯門發表國情咨文，要求國會撥款4億美元支援土耳其與希臘，使兩國不至於落入共產黨手中，一般咸認這是美國支持反共政權的開端。

現在台灣流行一個說法，認為是韓戰的爆發救了國民黨。這個說法並不確切，因為韓戰爆發和中國內戰，同樣都不構成美國干預亞洲事務的正當理由。實際上使輿論翻盤的分水嶺，應該是1949年8月29日蘇聯的核子試爆，這才是普通美國人民真正有感的因素，民間輿論開始歇斯底里，也造成所謂「紅色恐慌」、麥卡錫主義等現象。哪怕這些行為客觀上救了誰，本質上都是美國人的自救。

1949年6月15日，台灣省政府下令將舊台幣以40000比1的比率折算為新台幣，有黃金作為保證的新台幣暫時穩定了下來，但事實上美元系統性的問題當然還是存在，長期下來新台幣的幣值還是不可能安定，這個系統性的問題的確是美援來解決的。但當時人並不知道，當各國復興之後，開始將賺得的美元兌換為黃金，最終一樣也導致這個系統的崩潰。

布列頓森林體系崩潰後，美國是以石油以美元計價來繼續維持美元的中心地位，這就是2001年宮崎駿導演的動畫《神隱少女》中，故事所發生的舞台「油屋」所影射的自由市場經濟體系。動畫中，大家以為自己追逐的是黃金，但實際上卻是以魔法障眼的廢土。

但那就是另一故事了。

【20180704 Financial Market：誰是最大的貨幣操控國？】今集內容熱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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