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應肺炎疫情，從明日開始全國各級學校停止到校上課，許多公司則在本週實施遠端工作，我也不例外。
　
想起平常工作日，中午、晚上部分時間都待在電影院看試片、特映，此模式瞬間消失，才進入居家工作第二天，就有點懷念在電影院做夢的時候。不過，防疫期間在家時間變長，也總算趁上週末開始看《冰與火之歌：權力遊戲》第一季，希望追完第八季之後，台灣的疫情也穩定受控了。
　
在暫時沒有新片能看的狀況，且相信大家目前都在串流平台找片子，有鑑於此，這陣子就不定期上來和大家聊聊我非常喜歡，且能在串流平台看到的電影，推推舊文，刷刷存在，提醒舊雨新知這些電影或重溫，或新看，都是非常好的選擇。
　
今天推薦的第一部串流電影，是 #Netflix 的《#婚姻故事》（Marriage Story）。
　
關於離婚的故事，美國導演諾亞鮑姆巴赫在 2005 年拍出《親情難捨》，以孩童、青少年視角，遙望父母的分居與離異，側寫中產階級知識份子的家庭失能，同時散發濃厚的紐約情懷，奠定日後創作「諾亞鮑姆巴赫式」城市悲喜劇的基調。
　
14 年後，2019 年，諾亞鮑姆巴赫似乎再度回憶童年往事並深刻挖掘過往婚姻（與珍妮佛傑森李的離婚），透過成年人視角（同樣是知識份子），緩慢描繪一幅分崩離析的當代美國家庭肖像，這次擦掉稚氣、糅合不解，洗滌出的是成熟、餘韻綿延的《婚姻故事》。
　
此作開頭第一場落淚戲便十分出眾，飾演劇院表演者的史嘉蕾喬韓森表示表演舞台劇感覺不對，無法掉淚，但經過亞當崔佛在家中的「筆記指點」後，一轉身、一別頭，眼淚潸然落下──諾亞鮑姆巴赫透過此場戲道出現實生活的情緒比偽裝演戲更為真實的寓意。
　
兩人搖搖欲墜的關係對比這場戲中戲更教人鼻酸、更值得落淚。情緒穿過景框，透向觀眾，看戲的我們立刻感同身受，角色頓時立體鮮明。從此細節探究，諾亞鮑姆巴赫的劇本、場面調度令人印象深刻，這場戲同時揭示片中角色處境，揭開往後風暴的帷幕。
　
《婚姻故事》是一部匠心獨具的作品，諾亞鮑姆巴赫不斷透過場域符號映照角色心境，東岸紐約、西岸洛杉磯兩大城市的對比自然顯而易見，高大的亞當崔佛在擁擠的紐約反而怡然自得，嬌小的史嘉蕾喬韓森在寬闊的洛杉磯才有一片天地。甚至亞當崔佛在洛杉磯停車場的格格不入、小孩周旋在父母間的拉扯（趕時間與殺時間）、紐約地鐵與洛杉磯家中的對坐等細節，都不斷塑造角色的尷尬與對立，這點在過往諾亞鮑姆巴赫的作品《愛上草食男》中也有相同設定。班史提勒從紐約移至洛杉磯，中年人不合時宜的感觸油然而生。
　
很多人會說諾亞鮑姆巴赫與伍迪艾倫的神韻極其類似，兩位名導同樣是出生於布魯克林的猶太人，在伍迪艾倫的作品中也總是能窺見紐約和洛杉磯的兩地對比，皆帶著知識份子的焦躁與呢喃（艾倫更偏好碎念），聚焦於個人對生活的不滿及渴望。
　
伍迪艾倫的《曼哈頓》遙相對望諾亞鮑姆巴赫的《紐約哈哈哈》（也有賈木許《天堂陌影》的味道）；我認為《婚姻故事》也有些許《安妮霍爾》的影子──不同的是，艾倫完全放棄洛杉磯，遠走而避之，鮑姆巴赫雖然委屈，但終究接納了洛杉磯（因為兒子）。
　
事實上，除了伍迪艾倫，諾亞鮑姆巴赫與好友魏斯安德森也相互影響──我們或許可以將魏斯安德森的《海海人生》（諾亞鮑姆巴赫編劇）看作鮑姆巴赫執導《青春倒退嚕》的前身，兩片同樣以「紀錄片導演」做為主角，並帶出「拍電影」的人生代價──不論是錢財、青春、家庭還是婚姻生活，更宏觀來看是生命的消耗。只不過《海海人生》與《青春倒退嚕》場域分別在「海洋」和「紐約」呈現，但從劇本來看，無論是「原始」或「文明」，兩片都交出精彩敘事。
　
話說回頭，《婚姻故事》中場域與心境相呼應的設計，真正精彩的還是在亞當崔佛於紐約工作室中，接到蘿拉鄧的那通律師電話。亞當崔佛聽著蘿拉鄧一字一句冷冽地描述事態發展，同時打開一扇又一扇的門，踏下一層接一層的階梯，階梯的隱喻在此也可窺見導演筆觸（《小丑》、《寄生上流》也做了同樣設計），暗示離婚態勢的急轉直下和一觸即發，人物在錯綜複雜的場域中巧妙呼應剪不斷理還亂的事件，諾亞鮑姆巴赫精準地利用影像說故事。
　
這場戲收在熙來攘往的紐約街頭，人聲、車聲鼎沸的大街讓「語言」喪失其功能（正如往後的言語爭執都毫無功能），諾亞鮑姆巴赫的鏡頭也瞬間與角色拉開距離，頗有《愛情，不用翻譯》結尾「失語感」的神來一筆，只不過地點從東京置換成紐約，人物從史嘉蕾喬韓森變成亞當崔佛。
　
而「嗅覺」與「聽覺」的影射，在《婚姻故事》中也值得一提：當一行人在蘿拉鄧的律師事務所中對峙拉扯時，蘿拉鄧吹捧了亞當崔佛的執導作品，能將「吐司」香味具象化，讓觀眾彷彿身歷其境。緊接下一場戲，亞當崔佛與律師在密閉空間商討對策，不尋常的靜默則透過滴答聲提示角色的焦急心境，「時鐘」聲響同樣具象化，也讓觀眾有了身歷其境的效能，強烈感受現場僵局。吐司與時鐘，我視做諾亞鮑姆巴赫的高明自捧（雖然可能也無此意）。
　
此外，諾亞鮑姆巴赫在《婚姻故事》中，一如既往地成功掌握悲劇裡的喜劇元素，將兩者的轉折與戲劇性拿捏得恰如其份。諸如亞當崔佛開頭首度到洛杉磯，與妮可的妹妹在嘲笑英國腔調時，才終於「碰巧」發現離婚聲明；又或是近尾聲時，在過往取悅小孩的滑稽魔術中，「碰巧」失手將利刃劃開皮肉，頓時血花四濺，在純淨白門上留下血污（與白牆破洞的暗示相呼應）──正如同這場婚姻中的離婚官司，令人不忍直視，卻又無法忽視，只能胡亂止血，並留下疤痕，束手無策地倒下。
　
悲劇總是在喜劇中誕生，人們也總是笑著笑著就哭了，諾亞鮑姆巴赫舉重若輕地將喜劇轉化成悲劇，刻骨銘心，血淋淋的烙印在角色與觀眾腦海中，揮之不去。且這些設計，並未有鑿痕過深、過於匠氣之感，因為這些正如同你我生活般，如此貼近。
　
《婚姻故事》的好，說到底還是要歸功於如手術刀般的犀利的對白，以及兩位演員各自交出影史留名的演技。藍迪紐曼譜寫的原創配樂也有畫龍點睛、烘托情緒的效能，演技的部分以及蘿拉鄧揭露「父權」的台詞便不再贅述，畢竟每個人都能感受那樣的強大演出，且對此讚揚演技的文章應該也夠多了。
　
而諾亞鮑姆巴赫曾說：「在寫作時盡量不分析角色，但我對我的生活有很好的分析能力，我認為生活是電影的素材。」細膩觀察自身經驗，同時用大量的生活細節堆疊出影像作品，且不顯得枯燥與乏味，正是編導的功力──最令人喜歡的是透過法律攻防，進而提煉出真實人性及失能的婚姻生活，如同《從前，有個好萊塢》以及《愛爾蘭人》，各自用細節換來強勁的敘事力道，不嫌笨重。
　
觀看諾亞鮑姆巴赫的作品時，也總是能找到一些致敬：《紐約哈哈哈》我們感受到楚浮的《夏日之戀》，配樂則用了李歐卡霍在《壞痞子》中使用大衛鮑伊的〈Modern Love〉，也能在廢青們的家中看見楚浮《零用錢》的海報；而《親情難捨》中在對白中出現高達的《斷了氣》，這次的《婚姻故事》則能看見英格瑪柏格曼《婚姻場景》片名的壁掛和《芬尼與亞歷山大》的相似構圖。諾亞巴赫在小地方從來不吝於展現自己的品味與喜好，也替影迷增添另一層趣味。
　
從首部劇情長片《瘋狂二十年華》開始，諾亞鮑姆巴赫的電影就流露出一股知識份子的氣質和獨有的焦慮，或許是爸媽皆為文學家的薰陶，培養出的深厚文學底蘊。而無論是剛畢業對未來徬徨的大學生，抑或是逐漸走向陌路的夫妻，都在諾亞鮑姆巴赫手中的筆、肩上的鏡頭中極俱可視性。而這次藏在《婚姻故事》底下的焦慮，終究是「愛」與「被愛」的本質；「自我實現」和「他者羈絆」的互動關係，諾亞鮑姆巴赫此次梳理「人」的核心，同時拆解「兩性」，透骨入心。
　
最終，片尾重返「萬聖節」，在孩子獨白中念出開頭的告白信，完整收束，同時透過史嘉蕾喬韓森的溫暖善意（讓出孩子的一天），給出這對男女有可能的和解，並且於本該狂歡的節日提醒世人：該繫好鞋帶，拍拍鞋身，縱使曾經親情難捨，仍須各自轉身，踏往未知的遙遠彼方。

〈2020金馬經典影展：費里尼100週年誕辰系列專文（三）：費里尼導演生涯的寂寥尾聲〉

●作者：翁煌德（FB：無影無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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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的坎城影展，費德里柯．費里尼（Federico Fellini）的《女人城 The City of Women》（1980）入選了競賽外單元。在兩個月前，該作在義大利首映時獲得了普遍好評，但在五月的坎城，費里尼卻遭到法國影評人不留情面地狠批，甚至有影評人稱之為「零分之作」。俄國名導塔可夫斯基（Andrei Tarkovsky）雖然為費里尼遭受到的批評感到同情，卻也不補了一刀：「但這是事實，這部電影毫無價值。」（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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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若以今日眼光觀賞，《女人城》絕對沒有如此不堪。該作以卡通式的幻夢融會了費里尼浮誇的性幻想，調度依然使人眼花撩亂，場面依然是費里尼式的「天花亂墜」。但或許問題也在於那個「依然」，費里尼再次請馬斯楚安尼（Marcello Mastroianni）充當自己的代言人，誠實地檢視自己的原始衝動。但對於許多熟悉費里尼的影迷而言，似乎已經看夠了他的自我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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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這樣的指控，費里尼當然也為自己做了辯解。他曾說道：「影評人指責我自我重複。事實上，這是無法避免的是。若刻意為不同而不同，其結果就跟為相同的相同一樣虛假。最好的喜劇演員不是因為他們口袋裡裝著上百萬個笑話，有些笑話即使一聽再聽我們還是會笑，而且可能笑得更厲害，因為這些笑話發展自人物本身，而且我們也清楚讓他們好笑的是人性的基本狀態。」（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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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費里尼向來不願多談自己的生命史與作品之間的具體關聯，但事實上他的作品多半具有自傳性色彩，他甚至在《八又二分之一 8½》（1963）之中安排了自己現實生活的情婦桑德拉．米洛（Sandra Milo）飾演主人翁圭多的情婦。（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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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令觀者不耐之處，或是許多女權主義者認為《女人城》是費里尼對她們的惡意詆毀。在劇中，馬斯楚安尼為了一親美女芳澤，走進了女權主義大觀園，可見一群女性吶喊著誇張的女權口號，簇擁著一名一妻多夫的男人。在許多女權主義者眼中，這是一種對女權的刻意妖魔化，但費里尼卻感到冤枉，他認為自己其實是在反諷男性對女性的不理解，而這部確實是一部關於男性的夢境與性幻想的作品。費里尼大概從沒想到自己的誠實顯然已經到達了足以冒犯他人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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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一部作品，費里尼令風格完全轉向，他拍攝了《揚帆 The Ship Sails On》（1983）。故事發生在一戰前夕，一艘載滿皇室貴族與藝術家的豪華郵輪為了紀念一名歌劇名伶而出航。就題材來說，這部片的劇情發展可謂是超越時代的，作品探討了彼時歐洲社會尚未聚焦的難民處境。當這些達官貴人在船上高歌、享用珍饈之時，一大群塞爾維亞難民被搭救上船，船上的顯要對這番情景感到不甚自在。而後，奧匈帝國的船艦進逼脅迫時，該基於人道庇護難民或交人以求自保，成了一項生死交關的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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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所有的影評人看完這部作品時，卻幾乎無視費里尼對階級問題、難民問題的觀察，而把焦點放在片中出現的一隻犀牛。對這隻犀牛的寓意的解讀，可能遠超過對這部電影其他一切主題的議論。面對這般迴響，費里尼甚至信口對媒體胡謅，說當時的歐洲每一艘遊輪都得配一頭犀牛才能出航。然而，在筆者看來，片中這隻「罹患相思病的犀牛」像極了費里尼嘲諷影評文化的煙霧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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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擺錯重點的大眾，費里尼不免感到挫敗，他曾說自己生平最討厭別人問他的問題就是「為什麼要用犀牛？」，另一個是「你是怎麼變成導演的？」雖然費里尼並不認為《揚帆》是一部失敗之作，不過就市場角度來看，費里尼晚期的作品卻是步步無利可圖，注定血本無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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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里尼已成了一個活傳奇，以至於許多願意與之合作的投資人未必是出於對其新計畫的欣賞，而是打算為自己增加一條「曾與大師費里尼合作」的經歷。投資《揚帆》的製片阿爾多．內姆尼（Aldo Nemni）便承認費里尼在製作該片時嚴重超支，就因為是大師才接受他的任性。據他所說，費里尼偶然會任性地突然宣布更改拍攝日期，只因為當天有什麼不吉利的事情發生。作為榮格（Carl Jung）的信徒，費里尼對所謂的預兆與氣場深信不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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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後，費里尼決定以《舞國 Ginger & Fred》（1986）向美國知名歌舞片明星佛雷與金姐（Fred & Ginger）致敬。但故事的主角其實並非美國的佛雷與金姐，而是一對以模仿兩人聞名的義大利演員。兩人已至遲暮之年，並且多年未見，但在電視台的邀請下決定重出江湖。費里尼之妻茱麗葉塔．瑪西娜（Giulietta Masina）和馬斯楚安尼連袂主演，馬斯楚安尼甚至為此犧牲理成禿頭（頭髮甚至差點長不回來），為作品增色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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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暗藏了費里尼對電視文化的批判，但它本質上確實是一部標準的致敬之作，也反映了他年少時受到美國電影文化的薰陶。不過令費里尼始料未及的事，當年高齡75歲的本尊金姐．羅傑斯（Ginger Rogers）竟以商標權遭到侵犯為由，跨海提告。雖然最後控訴未成，還促成了一起經典判例，但費里尼與其創作團隊卻絲毫不感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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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如此，費里尼卻仍為金姐緩頰道：「我想是律師向她捏造了一些他們以為可以讓自己有錢賺的說辭，她被他們騙了。我相信她那麼做的時候絕對還沒有看過我的電影，我無法相信我童年在富國戲院裡看到的金姐．羅傑斯竟會這樣背叛我。」（註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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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費里尼的剪貼簿 Fellini's Intervista》（1987）時，費里尼再次嘗試混合紀錄片與劇情片的作品形式，親自參與「演出」，接受日本電視台人員的採訪。作品最令人記憶猶新的，莫過於年華老去的馬斯楚安尼與安妮塔．艾格寶（Anita Ekberg）再次重現了《生活的甜蜜》中的經典噴水池戲。但其餘情節，卻難稱得上具有如何獨到的呈現。也由於故事設定的侷限，它注定是一部只能滿足費里尼忠實影迷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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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早就設定好退休計畫，否則一個導演通常無從決定自己要在哪一部電影向觀眾道別。費里尼最後的一部電影是《月亮的聲音 The Voice of the Moon》（1990），對於他的影迷而言，這樣的收尾無疑是帶有遺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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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以《美麗人生 Life Is Beautiful》（1997）在奧斯卡稱帝的羅貝托．貝尼尼（Roberto Benigni）領銜主演，在劇中飾演一名堅信自己聽得見月亮的聲音的精神病患。故事的寓意看似很明確，費里尼似乎是想表達現代社會的喧囂已經蒙蔽了人的心智，使得那些真正能聆聽自然之聲的人，反倒被當成了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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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費里尼似乎太執著於將角色的瘋言瘋語寫實呈現，使得觀者幾乎難以入戲，更遑論有興趣去思索其背後的意涵。整體而論，這是一部冗長而乏味的作品，影評人的反應並不熱烈，觀眾也不買單。費里尼同樣承認這《月亮的聲音》確實使他走入窮途末路，一項明顯的指標是──他發現自己真的再也找不到任何人願意資助他拍攝下一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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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費里尼始終像是捍衛自己的孩子一樣為這部作品辯護：「我用《月亮的聲音》這部作品要求觀眾暫停他們對電影的期待，或他們對費里尼式電影的期待，我要他們全心跟隨著銀幕上的影像。很明顯，他們並未造做，他們期待一部典型的費里尼作品──如果真的有這種電影的話。這部電影的潛在觀眾裡有一大部分甚至沒發現這部片子就是被這種期待給毀的。」（註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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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月亮的聲音》幾乎宣告了費里尼事業生涯的終結，但他依然沒有停止創作計畫。他拒絕提筆撰寫自傳，因為他認為這些時間不如留下來去發展新片，當然也婉拒了出版社要他撰文分析自己的作品的要求。費里尼幽默地說，要是他這樣做，「大概會證實我其實比那些鉅細靡遺解析我作品的頭號影評人更加無聊。」（註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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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里尼曾回憶道，有一回名導金．維多（King Vidor）曾對他說：「當郵差、電話不斷給你帶來接受表揚、出席回顧展，以及旅行、午餐等邀約，而不是給你帶來拍片機會的時候，你就得小心了。」（註7）因此當費里尼在1992年接收到影藝學院的通知，得知自己榮獲奧斯卡榮譽獎（又稱終身成就獎）時，他很清楚地知道這是一個他大勢已去的預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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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獲知消息當下，他一方面想著自己是否會藉由這個獎而獲得更多拍片機會，一方面卻擔憂地說：「希望這不會是那種在你不久人世之前，為你電影事業正式畫下句號的『傳奇獎』才好。大家可以說我迷信，但之前我也一直認為自己生命接近尾聲的時候，會得到一座奧斯卡榮譽獎。所以，我希望這事不會應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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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是為了抵抗命運的安排，費里尼甚至一開始不打算出席奧斯卡獎，連羅馬的計程車司機都忍不住出面相勸。最後他還是出席了1993年三月底的奧斯卡獎頒獎典禮，但在同年的十月底便溘然長逝，其預感確實獲得應驗。費里尼在生前仍正在籌備《導演筆記 Fellini: A Director's Notebook》（1969）的續作《演員筆記》，可惜無緣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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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個大師級導演，費里尼並不承認自己後來有從名譽中討到任何便宜。相反的，他被視為曲高和寡的賠錢導演，其敘事型態與所欲探討的題材，也開始被認為與時代脫節。至於那些自稱要與投資他拍攝新片的人，多半或許只是想享受與大師共進午餐的虛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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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果觀眾不將其作品與同期的電影潮流並列視之，而是純粹地透過費里尼的創作脈絡向下爬梳，或許能更看清楚他的作品本質。事實上，費里尼始終是一個忠於自己的創作者，情節只是表層，費里尼實際上把自己的生命觀縫進了故事之中。無論外界的評價好壞，每部作品都是他對自身心境極為誠實的反映與投射，即便多數意境觀者未必容易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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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影迷與記者更樂意對他早期的作品《大路 La strada》（1954）和《生活的甜蜜 La doice Vita》（1960）等作致敬，卻對他晚期同樣付諸心力拍攝的巨作不置一詞。許多評論者認定費里尼晚期的作品不再有過去的神采，但筆者卻建議不妨試著換一個觀點去理解他。何不如跳脫出來對其單一作品的評判，將其所有電影視為單一的一部作品，一部能完整反映作為作者的費里尼其人、其夢的作品，或許便能理解他的思想全貌與遠景（big pi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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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Andrei Tarkovsky，《Time Within Time: The Diaries 1970–1986》
註2：Charlotte Chandler，《夢是唯一的現實----費里尼自傳》，黃翠華譯，遠流出版社。
註3：參見〈2020金馬經典影展：費里尼100系列專文（一）：費里尼的秘密情人〉https://www.facebook.com/nofilmnome/posts/2549613078474753
註4：Charlotte Chandler，《夢是唯一的現實----費里尼自傳》，黃翠華譯，遠流出版社。
註5：Charlotte Chandler，《夢是唯一的現實----費里尼自傳》，黃翠華譯，遠流出版社。
註6：Charlotte Chandler，《夢是唯一的現實----費里尼自傳》，黃翠華譯，遠流出版社。
註7：Charlotte Chandler，《夢是唯一的現實----費里尼自傳》，黃翠華譯，遠流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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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2020金馬經典影展：費里尼100系列專文（一）：費里尼的秘密情人〉
https://www.facebook.com/nofilmnome/posts/2549613078474753
〈2020金馬經典影展：費里尼100系列專文（二）：費里尼與天主教會的情與仇〉
https://www.facebook.com/nofilmnome/posts/2549565808479480
〈2020金馬經典影展：費里尼100週年誕辰系列專文（四）：費里尼電影的魅力何在？〉
https://www.facebook.com/nofilmnome/posts/2622478074521586
〈2020金馬經典影展：費里尼100週年誕辰系列專文（五）：電視文化狂潮下，大導演費里尼的逆襲〉
https://www.facebook.com/nofilmnome/posts/2626446480791412
〈2020金馬經典影展：費里尼100週年誕辰系列專文（六）：情聖還是渣男？費里尼為何要拍歐洲第一風流才子卡薩諾瓦？〉
https://www.facebook.com/nofilmnome/posts/2670082293094497

#FedericoFellini #Fellini #Fellini100
#金馬經典影展 #費里尼 #費里尼影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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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為《女人城》花絮照，最左側的是因本片走紅的義大利演員唐娜特拉・達米雅尼(Donatella Damiani)，從此成為八〇年代著名的豔星。置中者為費里尼，圖右為馬斯楚安尼。）

【#地下短評】《#婚姻故事》（Marriage Story）

關於離婚的故事，美國導演諾亞鮑姆巴赫在 2005 年拍出《親情難捨》，以孩童、青少年視角，遙望父母的分居與離異，側寫中產階級知識份子的家庭失能，同時散發濃厚的紐約情懷，奠定日後創作「鮑姆巴赫式」城市悲喜劇的基調。
　
14 年後，2019 年，諾亞鮑姆巴赫似乎再度回憶童年往事並深刻挖掘過往婚姻（與珍妮佛傑森李的離婚），透過成年人視角（同樣是知識份子），緩慢描繪一幅分崩離析的當代美國家庭肖像，這次擦掉稚氣、揉合不解，洗滌出的是成熟、餘韻綿延的《婚姻故事》。
　
此作開頭第一場落淚戲便十分出眾，史嘉蕾喬韓森道出表演舞台劇感覺不對，無法掉淚，但經過亞當崔佛在家中的「筆記指點」後，一轉身、一別頭，眼淚潸然落下，鮑姆巴赫透過此場戲道出現實生活的情緒比偽裝演戲更為真實的寓意，兩人搖搖欲墜的關係對比這場戲中戲更教人鼻酸、更值得落淚。情緒穿過景匡，透向觀眾，看戲的我們立刻感同身受，角色頓時立體鮮明，從此細節探究，諾亞鮑姆巴赫的劇本、場面調度令人印象深刻，這場戲同時揭示片中角色處境，揭開往後風暴的帷幕。
　
《婚姻故事》是一部匠心獨具的作品，諾亞鮑姆巴赫不斷透過場域符號映照角色心境，東岸紐約、西岸洛杉磯兩大城市的對比自然顯而易見，高大的亞當崔佛在擁擠的紐約反而怡然自得，嬌小的史嘉蕾喬韓森在寬闊的洛杉磯才有一片天地，甚至亞當崔佛在洛杉磯停車場的格格不入、小孩周旋在父母間的拉扯（趕時間與殺時間）、紐約地鐵與洛杉磯家中的對坐等細節，都不斷塑造角色的尷尬與對立，這點在過往鮑姆巴赫的作品《愛上草食男》中也有相同設定，班史提勒從紐約移至洛杉磯，中年人不合時宜的焦慮感油然而生，也都能嗅出紐約－洛杉磯之於伍迪艾倫的氣味（也同樣是布魯克林出生的猶太人），之後再出文章細說。
　
場域與心境相呼應的設計，真正精彩的還是在亞當崔佛於紐約工作室中，接到蘿拉鄧的那通律師電話，亞當崔佛聽著蘿拉鄧一字一句冷冽地描述事態發展，同時打開一扇又一扇的門，踏下一層接一層的階梯，階梯的隱喻在此也可窺見導演筆觸（《小丑》、《寄生上流》也做了同樣設計），暗示離婚態勢的急轉直下和一觸即發，人物在錯綜複雜的場域中巧妙呼應剪不斷理還亂的事件，諾亞鮑姆巴赫精準地利用影像說故事。
　
這場戲收在熙來攘往的紐約街頭，人聲、車聲鼎沸的大街讓「語言」喪失其功能（正如往後的言語爭執都毫無功能），鮑姆巴赫的鏡頭也瞬間與角色拉開距離，頗有《愛情不用翻譯》結尾「失語感」的神來一筆，只不過地點從東京置換成紐約，人物從史嘉蕾喬韓森變成亞當崔佛。
　
而「嗅覺」與「聽覺」的影射，在《婚姻故事》中也值得一提，當一行人在蘿拉鄧的律師事務所中對峙拉扯時，蘿拉鄧吹捧了亞當崔佛的執導作品，能將「吐司」香味具象化，讓觀眾彷彿身歷其境，緊接下一場戲，亞當崔佛與律師在密閉空間商討對策，不尋常的靜默則透過滴答聲提示角色的焦急心境，「時鐘」聲響同樣具象化，也讓觀眾有了身歷其境的效能，強烈感受現場僵局，吐司與時鐘，我視做諾亞鮑姆巴赫的高明之筆（雖然可能也無此意）。
　
且諾亞鮑姆巴赫仍舊在《婚姻故事》中成功於悲劇中掌握喜劇元素，將兩者的轉折與戲劇性拿捏的恰如其份，諸如亞當崔佛開頭首度到洛杉磯，與妹妹在嘲笑英國腔調時，才終於「碰巧」發現離婚聲明，又或是近尾聲時，在過往取悅小孩的滑稽魔術中，「碰巧」失手將利刃劃開皮肉，頓時血花四濺，將純淨白門留下血污（與白牆破洞的暗示相呼應），正如同這場婚姻中的離婚官司，令人不忍直視，卻又無法忽視，只能胡亂止血，並留下疤痕，束手無策地倒下。
　
悲劇總是在喜劇中誕生，人們也總是笑著笑著就哭了，鮑姆巴赫舉重若輕地將喜劇轉化成悲劇，刻骨銘心，血淋淋的烙印在角色與觀眾腦海中，揮之不去，且這些設計，並未有鑿痕過深、過於匠氣的嫌惡之感，因為這些正如同你我生活般，如此貼近。
　
《婚姻故事》的好，說到底還是要歸功於如手術刀般的犀利對白以及兩位演員各自交出影史留名的演技（蘿拉鄧也畫龍點睛），演技的部分不再贅述，畢竟每個人都能感受那樣的強大演出，且對此讚揚演技的文章應該也夠多了。而鮑姆巴赫曾說：「在寫作時盡量不分析角色，但我對我的生活有很好的分析能力，我認為生活是電影的素材。」細膩觀察自身經驗，同時用大量的生活細節堆疊出影像作品，且不顯得枯燥與乏味，正是編導的功力，最令人喜歡的是透過法律攻防，進而提煉出真實人性及失能的婚姻生活，如同《從前，有個好萊塢》以及《愛爾蘭人》，各自用細節換來強勁的敘事力道，不嫌笨重。
　
觀看諾亞鮑姆巴赫的作品時，也總是能找到一些致敬，《紐約哈哈哈》我們感受到楚浮的《夏日之戀》，配樂則用了李歐卡霍在《壞痞子》中使用大衛鮑伊的〈Modern Love〉，也能在廢青們的家中看見楚浮《零用錢》的海報；而《親情難捨》中在對白中出現高達的《斷了氣》，這次的《婚姻故事》則能看見英格瑪柏格曼《婚姻場景》片名的壁掛和《芬尼與亞歷山大》的相似構圖，鮑姆巴赫在小地方從來不吝於展現自己的品味與喜好，也替影迷增添另一層趣味。
　
從首部劇情長片《瘋狂二十年華》開始，諾亞鮑姆巴赫的電影就流露出一股知識份子的氣質和獨有的焦慮，應是爸媽皆為文學家的薰陶，培養出深厚的文學底蘊，而無論是剛畢業對未來徬徨的大學生，抑或是逐漸走向陌路的夫妻，都在鮑姆巴赫手中的筆、肩上的鏡頭中極俱可視性，而這次藏在《婚姻故事》底下的焦慮，終究是「愛」與「被愛」的本質；「自我實現」和「他者羈絆」的互動關係，諾亞鮑姆巴赫此次梳理「人」的核心，同時拆解「兩性」，透骨入心。
　
最終，片尾重返「萬聖節」，在孩子獨白中念出開頭的告白信，完整收束，同時透過史嘉蕾喬韓森的溫暖善意（讓出孩子的一天），給出這對男女有可能的和解，並且於本該狂歡的節日提醒世人，該繫好鞋帶，拍拍鞋身，縱使曾經親情難捨，仍須各自轉身，踏往未知的遙遠彼方。
　
#長評之後出
#非常愛婚姻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