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庚子生化危機橫掃全地球，天寒地凍冷冰冰，留在家裏看網上演講。

星期六，參加了 海濱文化導賞會(非牟利組織)舉辦的網上講座《盜行揚教——唐代高僧玄奘與鑒真的偷渡故事》，演講嘉賓是方金平先生。

如果講日本以前有海禁，從吉田松陰到長州五傑都要偷雞摸狗，普遍人認為「最包容、最開放」的唐代同樣有法可跟，不能隨意離開國境。

無論唐太宗李世民年代「一路向西」的玄奘、還是唐玄宗李隆基年間「東渡蓬萊」的鑑真，無獨有偶都犯了唐律疏義第88條。

可能由於去過奈良，個人特別喜歡鑑真「勾結外國勢力」，花甲之年的老人12年間偷渡6次成功跑日本去傳道的故事。

跟鑑真有淵源的奈良「東大寺」和「唐招提寺」，即使到了今天還是唐朝式樣。今天北京看到紫禁城屋頂是黃色瓦片的明清設計，但唐朝的式樣跟奈良建築物相近、比較樸實。

玄奘從陸路以天竺那爛陀寺為目標，最後帶回了大量經書並進行翻譯。不過比他再早300年還有一位鳩摩羅什，他亦是翻譯能手。不是有這些前人努力，玄奘之後百年還不一定有這麼多日本留學僧，慕名來到唐土呢。

（按：如果想了解為什麼神道教的日本會興盛佛教，可以搜尋「神仏習合（しんぶつしゅうごう）」，會有比較清楚的概念。）

順帶一提，即使不是佛教徒都必定知道的「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就是玄奘翻譯的，不可能不知道。

唐玄宗天寶年間，來自日本的普照和榮睿在揚州的大明寺遇到鑑真。兩人不但清楚水路凶險，更是在清楚唐國法律下，知法犯法請求鑑真到日本指點戒律。鑑真傳法心切，12年間經過5次偷渡失敗，終於在第6次成功。

最初有不能跟着同行的弟子懷恨在心向官府投訴引致失敗、接着就是日本僧人被拘捕鋃鐺入獄、少不免航行路線錯誤跑到危險的小島、最後還發生弟子恐怕師傅辛苦大義滅親報官抓師傅⋯⋯

企圖突破國家防線、勾結外國勢力，當然被通緝追捕了。

最後終於來到天寶十二年，日本遣唐使藤原清河出面要求李隆基讓他們帶走鑑真。可是篤信道教的唐玄宗又要求弘揚道教談判失敗。

最後他們選擇了夜間逃跑。

據說日本總共派遣過19次遣唐使。
鑑真這次，命中注定要被歷史記載。

第一艘船有藤原清河和阿倍仲麻呂。
第二艘船有鑑真給他的隨行弟子。
第三艘船有吉備真備。

通通都是大名鼎鼎的遣唐使。

上次講過的「井真成」如果真有其人，又不是36歲英年早逝被埋葬長安，大約也會跟隨第一艘船回去日本吧。

最後，第一艘船在颱風下漂流到今日的越南。李白以為朋友葬身海底，悲痛得寫了首詩去紀念；第二、三艘船成功回到日本，鑑真收到日本上至國王下至平民的熱烈歡迎。

可惜，當初請求東渡的日本僧人榮睿還有鑑真大弟子祥彥都已不在人世。

吉備真備回國後當官，藤原和阿倍也繼續當官，不過是千辛萬苦避過土著殘忍殺害，回到中國後的事情了。

今時今日，奈良的世界文化遺產「唐招提寺」依然清靜。「招提」乃梵語「四方」之意，「唐」就是「大唐」。這裏供奉鑑真木像還有墳墓。

在墳墓旁邊，有來自故鄉揚州的一株瓊花。

有關鑑真東渡的故事，中文版可以看台灣拍攝的「鑑真大和尚」動畫電影、日文版看小說就一定是井上靖《天平の甍（いらか）》。

看完小說跟電影，再聽了方金平先生的講座，之前奈良的兩個寺廟旅程終於圓滿了。

—我是分隔線—

台灣大愛電視台拍攝的動畫電影「鑑真大和尚」
https://youtu.be/_fY1MPvuwNs

有關遣唐使井真成的故事
https://www.kiri-san.com/post/33722

圖：日本佛寺旅行買下的書籍跟手信。唐招提寺繪馬跟うちわまき、還有比叡山上玄奘翻譯的心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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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選歷史人物知多少 ｜ 李時珍】🔺

🔸年度中國歷史人物選舉2020
🔸主辦單位：國史教育中心（香港）

李時珍，湖北蘄州人，明朝時期醫學家、藥學家、博物學家，著有《本草綱目》，與扁鵲，華佗，張仲景並稱為中國四大名醫，人稱「藥聖」。

李時珍一家是醫藥世家：祖父是一名鈴醫；父親李言聞，是當地名醫，在蘄州及附近州縣頗有名氣，曾擔任過「太醫吏目」的職務（一種御醫官）；哥哥李思珍，同樣學醫於父親。

李時珍自幼體弱多病，但性格活潑好動，喜愛讀書，自幼便觀察父親診症。父親醫術高明，鄉人云能治百病。耳濡目染下，李時珍的醫術有很大提升。由於李時珍天資較聰慧，李言聞本打算讓李思珍繼承家業，全力供養李時珍考取功名。父命為重，李時珍雖然熱愛醫學，也只好聽從父親的安排，專心考取功名。他天資聰穎，在十四歲時便已考中秀才。早早考中秀才，但李時珍其後連續兩次參加鄉試均未能考中舉人。李時珍22歲時，第三次，也是最後一次進武昌考試。他不幸在此之前感染了風寒，狀態極差之下，不但沒有考中，差點把小命都丟了。從此，他決心棄儒從醫，拜其父為師。父親早就看出他才能都在醫學上，加上仕途尚未開始便已如此不順，萬般無奈之下，還是讓他踏上了醫學之路。在其後的十年內，李時珍除了伴隨父親診症外，更是全心全意攻讀古醫藥書。他在這段時間精研的書籍典故包括：《內經》、《本草經》、《傷寒論》、《金匱要略》，歷代名家所作的著述和有關花草樹木的書籍，幾乎所有與自然有關的領域均被其研究透徹，可謂涉獵廣泛。

明世宗嘉靖三十年（1551），李時珍當時33歲。他治好了富順王朱厚焜的兒子困擾多年的怪病，聲名大顯。後來又治好了楚王兒子的病，楚王朱英襝十分欣賞李時珍的才能，騁用他為楚王府的「奉祠正」，兼管良醫所事務。嘉靖三十五年（1556），楚王推薦李時珍到太醫院工作。

三年後，他又被推薦擔任「太醫院判」的職務。在太醫院工作的年間，李時珍積極地從事藥物研究工作。由於「太醫院判」的身份，他得以飽覽王府和皇家珍藏的豐富書籍，其中便包括了《本草品匯精要》這本將會成為《本草綱目》重要參考對象的書籍。太醫的身份使他能獲得接觸各類珍稀藥材的機會，他看到了不少聞所未聞及珍稀貴重的藥物標本。李時珍很早以前便立志要糾正古醫藥書籍的謬誤。他在太醫院逗留期間，曾多次向太醫院建議編寫新的本草注解，結果他遭到了嘲笑和打壓。李時珍明白到無法依靠朝廷，關鍵時刻還是只能靠自己，便辭官回鄉。

據《明外史本傳》 記載，李時珍發現當時草本書籍的描述「品數既煩，名稱多雜。或一物析為二三，或二物混為一品。」，許多毒性藥品，竟被方士吹捧為可以「延年益壽」。明世宗朱厚熜迷信仙道，命方士為其研製仙丹。所謂「仙丹」竟用水銀、鉛、丹砂、硫磺、錫等有毒物質，有人更相信古書記載的：食黃金能成神仙等內容。李時珍決心扭轉被歪曲的社會風氣，下定決心以科學的態度解決問題。

李時珍想著述的思想十分明確：糾正古代草本的謬誤；修改古代草本不合時宜的內容；補充新發現的草本藥物；補充最新研究的療法和製藥成果；總結歷代所有藥材的資料。一篇成功的論文，需要一手和二手資料輔助，才能顯得有內涵和說服力，這在古代也是如此。李時珍深入實際生活，特別注重從民間收集資料，總結他們的醫學經驗，這使他從遊學於各地的經歷中獲益良多。從文獻中記載李時珍的足跡至少遍及十餘個省份，苖傜少數民族地區，各種窮鄉僻壤，荒山野嶺等等。自1565年起，李時珍先後到訪武當山、廬山、茅山、牛首山，湖廣、安徽、河南河北等地。他先後拜過漁人，樵夫，車夫，農民，藥工，捕蛇者為師，學習各種知識。

1552年，李時珍在參考了大量的著作後，正式動筆寫書。他會為了弄清一個藥材的本質而徹夜不眠，甚至翻閱數十本書籍，直到找到正確的答案方才滿意。他為每味藥都排出了十個項目：正名、釋名、集解、辨疑、正誤、修制、氣味、主治、發明、附方等。在發明的部分，他除了搜羅歷代驗方、驗案和醫論外，更加入了不少自己的發現和心得。李時珍尋找資料的方式可歸類為「通考據」，「詢野人」。「通考據」的意思就是，通過對文獻的校正、考據、整理，糾正過去的錯誤，尋求正確的知識。「詢野人」則包括了：社會調查、實地實物考察、以及自身的經驗所得等。對於從古書中得來的資料，他均會進行仔細甄別，「復者芟之，闕者緝之，訛者繩之」，既不兼收並蓄，又不輕率否定。經過去粗存精，去偽存真的反復考證後，才把正確的結論收入書中。在批判中繼承，在繼承中發展。他追求之真切、治學之嚴謹、態度之虔誠、文風之純正可見一斑。可謂是點點滴滴涂肝腦，字字行行淌心血。

花費二十七年，明朝萬歷六年（1578)，《本草綱目》初稿完成，全書分為五十二卷，列為十六部，部各分類，類凡六十，標名為綱，列事為目（這就是綱目二字的由來）。全書共收錄藥物1892種，新藥物374種，附方11096首，插圖1109幅。

雖然《本草綱目》已經完成了，但如果沒能出版，世人並不會有機會享受到他的努力成果。成書後，李時珍馬上為了聯繫出版事宜，拖着老病之軀四處奔波。他首先去到離蘄州較近的黃州，武昌等地，嘗試借助官府或出版商的支持出版此書，卻因經費問題遭到無情的拒絕。他只好舍近求遠，去到當時全國最大的刻印中心——南京，尋找新的機會。當時南京在刻印書本的技術和經驗上領先全國。不論是雕版刻印還是活字印刷，南京都無疑是最好的選擇。萬曆七年（1579），李時珍帶着他的畢生心血結晶，直赴南京。然而，並沒有書商對他的醫書感興趣。李時珍在南京周折了一年，依然毫無結果。後來，在王世貞的幫助下，金陵書商胡承龍決定出版《本草綱目》這本書。萬曆二十一年（1593），這本未來將會震驚全球的醫學鉅著啟動了雕刻工序。三年後，萬曆二十四年（1596），第一個版本的《本草綱目》正式在南京出版，這也是《本草綱目》的第一個版本———金陵本。此時75歲的李時珍已經再無遺憾，同年十一月，他在他的家鄉故土———蘄州，含笑離開了人世，終年75歲。

李時珍離開人世後，他的兒子李建元，帶著這本鉅作以及父親留下的遺表，覲見了明神宗。他相當重視這本醫學作品，批下了「書留覽，禮部知道，欽此」的聖旨，意思就是《本草綱目》可以在皇室書府中保留下來。至此，《本草綱目》的流傳已成水到渠成之勢。首版金陵本到底出版了多少冊，至今已難以考究。但保存至今並得到官方承認的金陵本本則是有所記錄的：中國2部（中國中醫研究院圖書館，上海圖書館）、日本3部、德國1部、美國1部（美國國會圖書館）。

李時珍所創的自然分類法，體現了藥物分類的先進性。他創造的科學分類法與傳統方法相比有了質的飛躍。傳統方法採用上、中、下三種品質作分類，許多學者將其稱為「古代最完美的分類法」。時至今日，《本草綱目》仍然是研究中國文化中各大科學史的重要知識泉源。它集歷代本草之大成，體現了本草知識的全面性；它準確地歸納總結，體現了藥性理論的系統性；它細膩的分析描述，體現了草藥內容的科學性；它清晰的綱目結構，體現了本草文獻的邏輯性；它豐富多采的筆法，體現了本草學說的廣博性；它創造的自然分類法，體現了藥物分類的先進性。

李時珍的貢獻受到了世人的認可。1953年，莫斯科大學新校舍落成時，把李時珍的畫像作為世界著名科學家，鑲嵌在大禮堂的走廊上。蘇聯時期《醫務工作者時報》曾專門刊登關於李時珍的文章。著名中國科技史研究學家李約瑟博士這樣評價李時珍：李時珍作為科學家，達到了同伽利略，維薩里的科學活動隔絕的任何人所能達到的最高水平；毫無疑問，明代最偉大的科學成就，是李時珍那部本草書中登峰造極的著作《本草綱目》。

時至今日，《本草綱目》仍然是研究中國文化中各大科學史的重要知識泉源。而你怎麼評價它的作者李時珍呢？快來和我們說一說吧！如果你支持他，記得給他頭上寶貴的一票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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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生也做賊：剃頭梳髻的明朝倭寇多半是中國人｜知史百家

歷史春秋網

亂了一百多年的日本戰國時代，無處不燃戰火，無人能得安寧，田園荒蕪，屍骨遍野。喪家野犬般的浪人、無糧可種無魚可打的流民、爛命一條的無賴，把目光投向了大海彼岸富裕而軟弱的中國，一艘艘倭船出發了！

明朝軍民對這些「髡頭鳥音，赤體提三尺刀」的剽悍倭寇大為恐懼，而在異國他鄉幹壞事，來自日本的倭寇也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喝口水都怕老百姓下毒。

1.亂世日本太難混了！

看過黑澤明《七武士》的人想必都對電影中的日本浪人印象深刻：在紛亂的日本戰國時代，喪失了家主的武士們猶如喪家的野犬，徘徊在山野荒村，為了飯糰就可以用生命戰鬥。

嘉靖年間，日本國內的情況正是《七武士》的背景年代，就像被搗翻的螞蟻窩一般混亂不堪。

名義上，日本有天皇，但天皇的實權早已旁落，吃穿用靠幕府養著，完全是寄人籬下的傀儡。幕府也好不到哪去，足利氏建立的室町幕府從足利義滿後，一直處於風雨飄搖中，1467年連綿十一年的應仁之亂結束後，征夷大將軍已經空有名號毫無實權，聽任有實力的權臣擺佈。

日本全國分為六十八國（國類似中國的州縣），其中的五十三個藩國，由大大小小一百四十二個大名佔據著。大名們強弱分明，強的佔據幾國率眾數萬，弱的佔據幾個村子率眾數百，為了達到權力的頂峰，整天你爭我殺，兒子殺老子、弟弟殺哥哥都不算稀奇。當時的情況往往是：今天家臣們造反殺了主子，明天卻被鄰居的大名殺死，後天當勝利的大名回家一看，兒子已經取代了他的位置。

日本進入了毫無綱常道德可言的所謂「下克上」的諸侯爭霸時代，整整亂了一百多年。戰亂中，屍骨遍野，無數人流離失所，農民無法安心下田耕種，饑荒當然隨之而來。老百姓無路可生，強壯點的當盜賊或者參加宗教組織「一揆」造反，羸弱的只有等死。

在倭寇的發源地，日本九州的情況怎樣呢？

九州是日本南部的最大島，有肥前、肥後、平戶、大隅和薩摩等諸多藩國。如同日本各地一樣，九州島也是諸雄並立，空前混亂。北邊，豐前與築前的大內氏原本是九州最強的大名，但是遭到家臣陶晴賢的政變滅亡了，而陶晴賢不久被九州之外強大的大名毛利元就所殺。毛利元就順勢進入北九州，這就和另一個強藩—豐後的大友氏碰上了。南邊，薩摩的島津氏和大隅的肝付氏在火拚。西邊，肥前的龍造寺氏則和少貳氏內亂不休。

有戰爭就有失敗者，在戰爭中失敗、喪失家主的武士成了無米下鍋的浪人，怎麼辦？因戰爭無法謀生的漁民、流民，怎麼辦？下海！做海賊！與其在陸地上飢寒而死，不如到海上去撞撞運氣。

除了死裡求生，發財夢也是下海的另一個重要理由。當時明朝斷絕了官方的朝貢交易，導致海盜走私團夥日漸猖獗，中國的生絲、棉布、陶瓷、藥品等，都是日本的搶手貨，日本不少富商、無賴也打起了做海賊賺取厚利的算盤。不僅僅如此，海賊的背後還有大名的資助和庇護。日本歷史學家井上清這樣定義「倭寇」：「從十三世紀初開始，九州和瀨戶內海沿岸富於冒險精神的武士和名主攜帶同夥，一方面到中國和朝鮮（高麗）進行和平貿易，同時也伺機變為海盜，掠奪沿岸居民。對方稱此為倭寇，大為恐怖。」

日本十九世紀著名學者佐藤信淵總結日本海賊的出處說：「從永正、大永時起，伊寧國因島、久留島、大島地方人士，飯田、大島、河野、脅屋、松島、村上、北浦各地人士，相繼渡海到海外，從事海賊勾當以富家室；並以野島領主村上圖書頭為議事之主，各集其所屬之浮浪人共三四百人，分乘大小十餘艘船，航行大海……剽掠近海諸邑，奪取種種財物器械，以富其家……致四國、九州濱海之諸浪人、漁夫、船夫、無賴等逐漸加入其行列，因而人數日多。後來，其眾竟有八九百人或超逾千人者。」

在明日朝貢貿易正常的百餘年內，倭寇到中國劫掠的次數並不很多，因為日本的將軍、大名為了保護航路也進行嚴打。在嘉靖中期明日朝貢貿易中斷以後，情況才為之大變。

明代，從日本到中國的船，一般都是在三月到五月從平戶的「五島」或薩摩出發，經過大小琉球（沖繩島和台灣），到達浙江、福建、廣東。當年日本遣唐使的船隻到中國，在海上要航行幾十天甚至數月，旅途之艱難駭人聽聞，我們在中學課本熟悉的著名遣唐留學生晁衡（阿倍仲麻呂），就是因遭遇風暴死於回國的路上。

而到了明代，人們對季風的知識已經日漸豐富，加上船隻的製造技術有了發展，從日本出發，如果掌握好風向，只要幾天就能順利到達中國。

《日本圖纂》上這樣描寫當時的日本船：「日本造船與中國異……其船底尖，能破浪，不畏橫風、鬥風，行使便易，數日即至也。」至於船的大小，從能載二三十人至六七十人不等，也有能載二百餘人的大船。

就這樣，一群又一群的日本海賊，滿懷對財富的渴望，乘風破浪地向大海彼岸進發—富裕而軟弱的中國，就是他們的目標。

2.真倭的姓名哪裡去了？

第一次看到倭寇的明代江浙沿海居民，沒有絲毫警惕性，像看動物園猴子一樣。

嘉靖三十二年夏，一個普通的早晨，浙江嘉興鹽邑縣早起趕海的老百姓驚奇地發現，一艘長八九丈的海船停泊在海灘，船上有六十幾個「髡頭鳥音」的怪人，還帶著槍刀弓矢。當地的巡海官軍百餘名圍了上去，問他們為何而來，無奈語言不通，只好搬出一張小木櫃鋪上紙，用筆交談，船上一個懂漢字的人寫道：「我們是日本人，從本國而來，停船是因為舵壞了，想問你們借點糧食，等修好舵就走。我們不是壞人，不要逼迫我們，不然我們就和你們拚命。」

海邊來了好多外國人！整個縣城的人都轟動了，扶老攜幼地趕去看稀罕，當時承平已久，老百姓都指指點點嘻嘻哈哈，沒有一個知道害怕。到了黃昏，突然之間，船上的日本人一起站起來，張弓射出燕尾利箭，把周圍的官軍全部射死。旁觀者這才知道是海賊，發一聲喊，哭爹喊娘地奔入城，趕緊關上城門開始防禦。

上述描寫出自嘉靖年間明人採九德的筆記《倭變事略》，採九德是浙江海寧人，耳聞目睹了許多倭寇之事並記錄成書。對於倭寇的侵擾，除了朝廷官方的記載，明代地方上不少文人都在私家著作中有所涉獵。

但是，倭寇雖來自日本，日本人的姓名卻很少在明朝史料上出現，大多為「二大王」、「倭酋」、「船主」之類模糊稱謂。筆者手上的資料中，能確定是「真倭」的只有「門多郎次郎」、「四助四郎」、「稽天新四郎」、「辛五郎」、「日向彥太郎」、「和泉細屋」、「善妙」、「莊公」等寥寥數人，而且這些名字不一定確切。

真倭姓名少見，除了後面要提到的有中國人假冒外，還有兩個原因。

在近代以前，大多數日本人只有名沒有姓，有姓的只有士族以上的階層，而且全日本也沒幾個姓，如著名的源氏、平氏等皇族姓氏。一直到明治八年（1875年），政府頒布了強制性的《苗字必稱令》，規定了「凡國民，必須起姓」，否則受罰。說來有趣，這一下，造成了日本姓氏天馬行空般地海量發展。據統計，現代日本的姓氏數目超過了十萬，而中國十三億人，加上少數民族的姓氏，才不過一萬出頭。

日本的姓氏複雜，即使是日本人自己也不能非常透徹地弄明白。不過，他們的名卻簡單得多。拿日本男子來說，名多以郎、夫、雄、男等字結尾，以表示威武、英俊、忠信。而且多有表示排行的標誌，長子叫太郎，二子叫次郎、二郎，排在第十一位的就叫余一郎。上面所說的幾個知名倭寇，日向彥太郎肯定是老大，辛五郎則是老五，善妙則是和尚的法號。

除了日本人姓名複雜怪異外，明代人對日本也了解太少，沒有語言翻譯。抓到真倭後，「赴官司訊問，言如鳥語，莫能辨也」。當時，分辨是否真倭的方法主要是看穿著、語言以及長相。如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倭寇侵擾上海地區，市民自發組織敢死隊數百人守城。當時正好漲潮水，倭寇不知深淺，輓著手在濠水中行動，準備連夜攻城，被潮水一夜之間淹死不少。第二天早晨，剩下的倭寇丟棄營壘從南浦逃走了。地方誌記載：「城中人見衣裾浮在水面，得六十七屍，皆受重創，頭顱腫大如鬥，口圓而小，色黝黑，知道都是真倭。」

千萬不要以為「髡頭跣足」的倭寇都是日本人，事實上，多半是假扮日本人的中國流賊。嘉靖年間危害最大的倭寇首領清一色是衣冠楚楚的中國冒險家。嘉靖一朝，前線報捷奏章往往有「斬獲真倭首級若干顆，從賊若干顆」的文字，真倭就是貨真價實的日本人，從賊則是沿海地區三教九流的中國人。

真倭和從賊比例是多少？《明史》稱：「大抵真倭十之三，從者十之七。」而萬曆年間編寫《虔台倭纂》的官員謝傑甚至發出絕望的驚呼：「海濱人人皆賊，誅之不可勝誅！」

3.剃頭梳髻的就是日本人？錯了。

當時一個崑山人被倭寇擄走五十幾天後逃生歸來，他向官府描述自己的所見所聞：「船上大概兩百個倭寇，有福建、溫州、台灣、寧波人，也有幾個安徽人。其中福建人最多，佔十之六七。梳著髻的日本人只有十幾個。」兩百個倭寇中，只有十幾個真倭，明史說的「十之三」看來還誇大了。

元末明初的倭寇以日本人為主，但到了嘉靖年間，倭寇的主力就是中國人了。

對假倭的身份問題，明人鄭曉是這樣總結的：「小民迫於貪酷，困於飢寒，相率入海從之。兇徒、逸囚、罷吏、黠僧，及衣冠失職、書生不得志、群不逞者，為之奸細，為之鄉道。弱者圖飽暖旦夕，強者忿臂欲洩其怒。」一句話：三教九流，無所不包。

拿當時最有名的幾個倭寇首領來說：王直和徐惟學原先是私鹽販子；王直的義子王滶（毛海峰）是走私犯；徐海原是杭州虎跑寺的和尚；許棟是逃跑的犯人；蕭顯、陳東則是不得志的書生。

書生也做賊？沒錯。看看下面這首詩：

「海霧曉開合，海風森復寒。衰顏歡薄酒，老眼傲驚湍。叢市人家近，平沙客路寬。明朝睛更好，飛翠潑征鞍。」

這首五言律詩詞句清麗，意境恬淡，大得唐詩三昧，作者就是一個不知名的書生倭寇。採九德在《倭變事略》中記載，他曾親眼見到一夥四十餘人的倭寇中，有個善卜筮的書生，專門出謀劃策，這首詩就是倭寇撤退後他題在廟壁上的。如此文採令採九德大為感慨：「觀此四十餘賊，亦有能題詠者，則倡亂者豈真倭黨哉？」

對中國人冒充真倭的問題，明代史料上的記載比比皆是。比如嘉靖壬子年，倭寇初犯漳州、泉州，僅有二百人，真倭佔十分之一，其餘都是福建浙江無賴之眾，頭頂剪髮而椎髻向後，「髮型」和真倭並不一樣。真倭和假倭打仗的時候一同作戰，打完仗則分開吃飯睡覺。《籌海圖編》直截了當地稱：「今之海寇，動計數萬，皆託言倭奴，而其實出於日本者不下數千，其餘皆中國之赤子無賴，孑入而附之耳。」

明代著名小說家馮夢龍在《喻世明言》裡有篇關於倭寇的故事，把假倭刻畫得惟妙惟肖：「原來倭寇逢著中國之人，也不盡數殺戮。其男子但是老弱，便加殺害；若是強壯的，就把來剃了頭髮，抹上油漆，假充倭子。每遇廝殺，便推他去當頭陣。官軍只要殺得一顆首級，便好領賞，平昔百姓中禿髮瘌痢，尚然被他割頭請功，況且見在戰陣上拿住，哪管真假，定然不饒的。這些剃頭的假倭子，自知左右是死，索性靠著倭勢，還有捱過幾日之理，所以一般行兇出力。那些真倭子，只等假倭擋過頭陣，自己都尾其後而出，所以官軍屢墮其計，不能取勝。」

4.海濱人人皆賊，誅之不可勝誅！

我們都知道狐假虎威的故事，假倭模仿日本人「髡頭跣足」，穿著日本服裝，連船都打造成日本船，除了扯大旗作虎皮外，還有個更重要的原因—掩蓋身份。生物學上叫做「模仿色」。

洪武三十年所頒的《大明律》對海外經商限制得很嚴格，它規定凡私自攜帶鐵貨、銅錢、緞匹、絲綿等違禁物下海，及與外番交易者一律處斬，而且禁止私人製造具有二桅以上的出海大船。而對於勾結外族的「謀反大逆」更是異常嚴厲：凡「謀反大逆」，一律首從皆凌遲處死，本宗親族祖父、父、子、孫、伯叔、兄弟、侄、堂兄，同居的異姓親族外祖父、岳父、女婿、家中奴僕，凡年滿十六歲以上皆斬。

為了不被誅九族，倭寇必須千方百計掩飾自己的出身。有明一代，造反起義者往往以綽號來掩飾真實姓名，像廣為人知的崇禎時期農民起義，起義領袖都用綽號：紫金梁、八大王、曹操、闖塌天、不沾泥、掃地王等等，包括著名的「闖王」。在東南沿海，就直接可以假扮日本人來掩飾身份。而對於地方官來說，自己轄區的人起來造反大大拖累政績，因此也樂於統統以「倭情」上報。

嘉靖年間持續到隆慶、萬曆年間的四十年，是明朝倭寇為害最烈的時期，史學界稱「嘉靖大倭寇」。在這一階段裡，從賊中「迫於貪酷，困於飢寒」的沿海小民才真正是倭寇的主體，而飢寒貧困的根源在於「片板不許下海」的海禁政策。

反過來說，嘉靖前期為什麼要實行嚴厲的禁海令呢？是因為正德年間少數葡萄牙走私販兼海盜對沿海城鎮、島嶼肆無忌憚地燒殺搶掠，加上中國海商和日本倭寇在浙江沿海進行的走私貿易，讓明政府感覺貿易會帶來「南方之禍」，才變本加厲地實施禁海，最嚴厲的時刻連捕魚都不允許。禁海令是標準的因噎廢食，雖然並不是禁海招來了日本倭寇，但可以肯定的是，是禁海令刺激出了更多的中國倭寇。

俗話說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東南濱海地區地瘠民貧，從宋元以來，當地居民一直將出海貿易視為衣食之源，海商、水手、造船、修理、搬運加上種種服務，可以說大海養活了起碼百萬計的沿海居民。在福建，有句話叫做：「海者，閩人之田。」一紙海禁令無情地把當地居民的「田」給剝奪了，飯碗跟著也砸了。在廣東，潮州、漳州地區一向是通商出海的發舶口，「潮漳以番舶為利」，不許貿易等於斷了他們的生計。對茫然失所的沿海居民來說，眼前擺著兩條路：要麼忍饑挨餓，要麼鋌而走險進行海上走私。

潑洗澡水連孩子一起潑了—禁海的弊端明擺著，當時有不少有見識的人都很擔憂。抗倭名將譚綸用了一個「老鼠洞」的比喻，說：「禁海越嚴，則獲利越厚，而趨之者愈眾。比如發現家裡有老鼠，一定要留一個洞，若是都堵上，連好的地方都能被老鼠穿破。」

禁海，罷日本朝貢，明朝這兩大舉措看似是不得已而為之，但是帶來的結果，反而是賠了夫人又折兵。

因為本鄉本土，所以倭寇在東南沿海地區擁有令人難以相信的支持。作戰時，屢屢發生看似荒唐的一幕：倭寇天時地利無所不佔，如魚得水。而代表正義之師的官軍，反而不受歡迎，舉步維艱。一些平民百姓甚至直接支援倭寇，參加過抗倭戰爭的明人萬表記錄道：「杭州城歇客的店家，明知是海賊，但貪圖其厚利，任其堆貨，且為打點護送。銅錢用以鑄火銑，用鉛制子彈，用硝造火藥，用鐵製刀槍……大船護送，關津不查不問，明送資賊。」「近地人民或送鮮貨，或饋酒米，或獻子女，絡繹不絕；邊衛之官，有獻紅被玉帶者……（與）五峰（即王直）素有交情，相逢則拜伏叩頭，甘心為其臣僕，為其送貨，一呼即往，自以為榮，矜上挾下，順逆不分，良惡莫辨。」

所以也難怪謝傑發出這樣的驚呼：「海濱人人皆賊，有誅之不可勝誅者，是則閩浙及廣之所同也。」曾任南京刑部尚書的王世貞則對潮州、漳州、惠州地區的「民寇一家」斷言為：「自節帥而有司，一身之外皆寇也！」除了總督巡撫等高級官員外，其他的人全是倭寇—這真是一幅令人絕望的場景。

對愈禁愈烈的海上走私，時人形象地諷刺道：「片板不許入海，艨瞳巨艦反蔽江而來；寸貨不許人番，子女玉帛恆滿載而去。」

全民皆寇，問題爛在自己根子上，難怪防不勝防誅不勝誅。倭寇就是一顆消耗元氣的腫瘤，一直伴隨著明王朝走向衰落。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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