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sinessfocus.io】ISIS證實在喀布爾機場展開恐襲 拜登宣佈美國將「全力追擊」 . 儘管美國和西方盟友，早在幾日前已掌有極端組織計劃攻擊喀布爾機場，但仍無力阻止悲劇發生。當地時間26日傍晚，來自「伊斯蘭國呼羅珊」組織的炸彈客在喀布爾機場外的人群中引爆了自殺炸彈，殺死了13名美軍和60位阿富汗公民；創下2011年以來駐阿美軍單次死傷人數最多的紀錄。襲擊發生後，「伊斯蘭國呼羅珊」組織發表聲明公開承認責任，宣稱本次行動是對美軍和塔利班的「共同警告」。 . 當地時間8月26日傍晚，喀布爾機場外圍接連發生兩宗自殺式炸彈襲擊，一名身份不明的武裝先是趁亂湧入喀布爾機場航廈外圍的其中一個入口「阿比門」（Abbey Gate）開火掃射數千名阿富汗公民和駐守的美軍，隨後便在人群内引爆自殺炸彈，大量試圖搭乘美軍撤僑飛機的無辜百姓瞬間被炸死，現場一片慘況。而在機場附近，用作外國公民撤離者臨時審查中心的巴倫酒店（Baron hotel）在半個小時後同樣遭遇自殺炸彈襲擊。 . 今次襲擊發生前，美國、英國和澳洲其實已先後發出預警，稱喀布爾機場存在發生恐怖襲擊的高風險，呼籲民衆不要前往機場和離開自己所在的安全地方；美國也派出直升機前往首度喀布爾和城郊各處，接載公民直接進入機場內。但隨著美國8月31日撤軍最後期限迫在眉睫，迫切逃離阿富汗，又無法獲得美軍「接駁服務」的當地民衆根本將這一警告「視若無睹」，繼續湧向機場。美聯社引述阿富汗和美國官員指，襲擊已導致至少60名阿富汗人和13名美軍死亡，過百人受傷，美軍死亡的人數為駐阿美軍自2011年後，10年來單日最嚴重的一次。 . 「伊斯蘭國呼羅珊」組織隨後發表聲明為事件負責，並稱這是對美軍和塔利班的「共同警告」，聲明宣稱等待逃離的阿富汗人都是曾與美軍共事的人員或異教徒，這些人必須為「背叛之罪」付出代價。 . 「伊斯蘭國呼羅珊」組織2014年由巴基斯坦塔利班組織分裂而來，長期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邊境地區流竄活動，意識形態遠較當下掌權的塔利班激進，過去數年更常同塔利班武裝在該國西北地區，為爭奪控制區域交火；在塔利班本月15日掌握全國政權後，也出聲明指責塔利班為取得國際支持而做出保護人權的承諾為「叛教」，矢言鬥爭到底。該組織更曾在2017和2020年分別襲擊阿富汗軍方和「無國界醫生」運營的醫院，對醫護人員、病人乃至該出生的嬰兒無差別襲擊，罪行罄竹難書。 . 由於13名美軍士兵在事件中犧牲，今次事件更重挫拜登本就因「撤離阿富汗混亂」而低迷的聲望。拜登同日急補鑊展現強硬立場，宣佈將打擊伊斯蘭國呼羅珊組織。拜登說：「我們不會原諒，我們不會忘記，我們會全力追擊，並要你們付出代價。」他也承諾美軍將持續精準打擊組織的資產、領袖和基礎設施，但表示這些軍事計劃不會改變美國從阿富汗撤軍的決定。 . 除了一再為撤軍決定辯護，拜登亦將阿富汗局勢淪為現狀的爛攤子推給美國前總統特朗普與塔利班之間所簽署的協議，其中規定美軍必須在今年5月1日前全數撤離。而在襲擊發生後，共和黨兩名參議員則是呼籲拜登辭職下台，其中一名參議員Josh Hawley在聲明中形容阿富汗如今的局勢是「拜登領導層災難性失敗的產物」，「我們必須拒絕一個軟弱總統宣稱撤軍是唯一選擇的謊言。」但他今年4月才在推特上呼籲拜登遵循特朗普的協議，在5月1日前撤離阿富汗。 . Text by BusinessFocus Editorial . #BF環球視野 . @businessfocus.io 瞭解更多商業財經資訊 .⠀ #money #investment #business #finance #life #startup #startups #management #company #expert

【隔離，也是一種被關嗎？】 在自由民主法治國家中，若要限制人民的人身自由，白話一點來說就是關起來，關起來當然是一件非常嚴重的事情，通常都會需要「法官」來當作最後一道防線。 例如我們過去檢察官如果要「羈押」的時候，是可以自己決定的，但後來經過釋字 392 號解釋後，大法官認為如果需要限制人民人身自由時，需要「法院」的決定。 但有個小問題，現在因為武漢肺炎的關係，所以許多人從國外回來，都需要被隔離，這樣的隔離也是關的一種嗎？ 我們先複習一下過去的故事。 - ■ 18年前的那個肺炎 SARS 事件是在 2002 年中國廣東爆發的「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其因為死亡率偏高，且經由飛沫就有可能傳染。 而直到 2003 年 3 月 14 日，台北市爆出第一個 SARS 病例，總共造成一共上百個病例，其中 73 人死亡。 而正因為其造成的社會恐慌性，台北市立和平醫院爆出院內集體感染的情況，當時的台北市政府依據當時的《傳染病防治法》來做「必要之處置」。 台北市政府公布相關的處理措施，對於「曾與傳染病病人接觸或疑似被傳染者」，召回和平醫院員工返院集中隔離。 當時和平醫院附近都遭到封鎖，引起當時台灣社會嚴重恐慌。 - ■ 有醫師不願意回去？ 其中有一位醫師，認為這樣回去一定是造成交叉感染，因為醫院的硬體設施根本不夠，所以他決定自己進行居家隔離，不回去和平醫院。 但事情結束後，市政府卻對他進行處罰。 他在進行行政訴訟敗訴後，決定要聲請大法官解釋，他主張隔離的過程是違反「正當法律程序」。 強制隔離既然是對人民一種人身自由限制，就一定需要事後的司法救濟權，例如要有「法官」來做審核，但今天制度根本沒有法官審核的機制就可以強制隔離人民。 - ■ 釋字690號解釋：沒辦法，防疫貴在迅速？ 大法官認為，強制隔離這件事情，是保護人民的必要手段，而且基於專業及迅速防疫之要求，衛生機關自己決定就好，是符合醫療判斷的專業性，沒有違反正當法律程序。 但有不少大法官不這樣認同。 許多大法官主張，如果要限制人身自由，至少就要「法官」的介入，不一定要像羈押一樣馬上介入，但至少設計出一個合理的時間後，要讓法官來審核的可能性。 例如隔離後，如果認為隔離違法的民眾可以自己申請法院提審，讓法官來審查一下這樣的隔離依據是否有問題。 當然如果民眾認為沒有問題，就不需要找法官。 ■ 後來也立法了 後來在 2014 年立法院修正了《提審法》，只要被國家限制人身自由就有機會可以向法院請求救濟，所以現在就算被隔離，也可以向法院請求救濟了。 前陣子就有人回國後被要求隔離，但他主張他已經在國外打完兩劑疫苗，所以不用被隔離，但法官還是認為根據資料，打完還會有可能感染，所以駁回。 對於「隔離」跟「人身自由」間的平衡，你怎麼看呢？。 - #修憲白話文 #立法院 #法律白話文運動 #法律白話文 #憲法小辭典

【得到傳染病的人，就一定要被隔離嗎？】 - 武漢肺炎襲捲世界，這樣的病毒，也讓人馬上想起2003年的SARS事件。 - ■ SARS事件，究竟怎麼爆發？ SARS事件是在2002年中國廣東爆發的「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其因為死亡率偏高，且經由飛沫就有可能傳染，但因為中國政府隱滿疫情，所以導致擴散全球。 而直到2003年3月14日，台北市爆出第一個SARS病例，總共造成一共664個病例（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9月重新篩選出346個實際病例），其中73人死亡。 而正因為其造成的社會恐慌性，台北市立和平醫院爆出院內集體感染的情況，當時的台北市政府依據當時的《傳染病防治法》第37條第1項（下面稱系爭規定）： 「曾與傳染病病人接觸或疑似被傳染者，得由該管主管機關予以留驗；必要時，得令遷入指定之處所檢查，或施行預防接種等必要之處置。」 其中「必要之處置」，台北市政府公布「臺北市政府SARS緊急應變處理措施」，對於「曾與傳染病病人接觸或疑似被傳染者」，召回和平醫院員工返院集中隔離。 當時和平醫院附近都遭到封鎖，引起當時台灣社會嚴重恐慌。 - ■ 醫院封院，醫師烙跑？ 其中有一位周醫師，接受到命令時，他認為回去醫院絕對死路一條，因為就他專業判斷和平醫院不可能隔離一千多人，這樣只會造成交叉感染，狀況只會更加嚴重。 所以他決定自行進行居家隔離，以及透過傳真、投書等方式傳遞「不可入院交互感染」的訊息。 但事情結束後，市政府卻宣布他是「落跑醫師」，對他進行處罰。 但他抗辯當初幾十個人共用一個浴室、根本完全沒有隔離，甚至沒有告知家屬原因就將染煞的患者火化，根本封院是錯誤政策。 他在進行行政訴訟敗訴後，決定要聲請大法官解釋，他主張系爭規定違反「法律明確性」、「正當法律程序」。 他認為強制隔離，就是一種憲法第8條人身自由的限制，從系爭規定根本看不出來「必要之處置」有包含「強制隔離」，所以違反法律明確性。 並且更認為，強制隔離既然是對人民一種人身自由限制，就一定需要事後的司法救濟權，例如要有「法官」來做審核，但今天制度根本沒有法官審核的機制就可以強制隔離人民，違反正當法律程序。 - ■ 釋字690號解釋：沒辦法，防疫貴在迅速？ 大法官認為，系爭規定如果從立法目的來看，應該可以是可以讓人民來預見，所以沒有違反法律明確性。 再來，強制隔離的目的是為了要避免傳染病散播，所以這樣規定是為了保護人民，是為維護生命、健康之重大公益所採之合理必要手段，並未違反比例原則。 最後，基於專業及迅速防疫之要求，系爭規定非由法院而由主管機關決定「強制隔離」之處置，符合醫療判斷的專業性，亦與正當法律程序原則無違。 - ■ 不同意見：一定需要法官作為制衡？ 但這號解釋卻引起許多大法官的不同意見，都指向一個結果，就是如果限制人民的「人身自由」，都一定需要「法官」審核的機制。 雖然不一定要24小時內決定，但至少設計出一個合理的時間後，要讓法官來審核的可能性。 畢竟限制人民的人身自由這件事，是一個重大基本權剝奪，程序設計一定要謹慎，讓機關的那一方進到說理的義務，讓事情透明化，讓人民有知的權利，也有一定的防禦措施，才是保障人民的人身自由。 - ■ 社會安全 vs 基本人權 在這種社會安全受到威脅時，政府就會面臨到是要維繫社會的安全，來限制人民多一點的基本權，還是堅守保障人權的機制？ 這種恐懼下，大多數人民一定是希望自己不要得病，所以越多隔離越好；但相反的，此時不也讓國家的法治開了一個洞，讓人民的恐懼來放大這個洞，最後有可能成為侵害人權的破口？ 正如許玉秀大法官所說，當代憲政體制不就是建立在對體制悲觀上，所以需要相互制衡。但這樣的制衡會不會造成效率變慢，反而讓事情無法解決？ 但隨者法治越趨成熟的社會，我們對於專業的展現來保護社會安全，和人權保障上，該如何拿捏一個平衡，或許是憲法上永恆的辯論及難題。 你覺得呢？ 後來在2014年立法院立了《提審法》，只要被國家限制人身自由就有機會可以向法院請求救濟，所以現在就算被隔離，也可以向法院請求救濟了。 另外《傳染病防治法》也修的更加細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