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為剿太平軍四次陷入絕境 卻終死於清廷之手｜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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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國藩以一介書生而成為軍事集團首腦，鎮壓太平軍挽救了清王朝，四次遇險，最終均有驚無險，於是成就了一代名臣。

曾國藩（1811-1872）字伯涵，號滌生，1811年11月26日（清嘉慶十六年十月十一日）出生在湖南省長沙府湘鄉縣南一個名叫白楊坪的偏僻的小山村裡。他在世時，兼有「中興第一名臣」的桂冠和「曾剃頭」、「曾屠戶」、「賣國賊」的罵名。1853年1月，曾國藩以在籍禮部侍郎的身份任湖南團練大臣，編練湘軍，從此成為太平天國最強勁的對手。曾國藩從一介書生，搖身一變而為一個軍事集團的首領，指揮湘軍四處征戰，最終鎮壓太平天國，挽救了風雨飄搖的清王朝。這也使得他的名聲威望達到頂點，一度官至直隸總督，成為清王朝最為倚重的漢族官員，死後被清廷追贈為太傅，謚號文正。曾國藩雖然取得了輝煌的個人成就，但是在他十幾年的軍事生涯中也並不是一帆風順，其中，有四次遇險差點使得他功業未成而命歸黃泉。

第一次，靖港大敗。1854年2月，曾國藩已練成湘軍水陸兵勇各十營五千人，雄心勃勃地進行所謂的「東征」，臨出發之際，還發佈了著名的《討粵匪檄》。然而，這次「東征」出師起初並不順利。當他還駐軍長沙時，太平天國西征軍石祥禎部就已經佔領岳州、湘陰、寧鄉等地，兵鋒直逼長沙。曾國藩派軍進攻寧鄉，損兵折將，大敗而歸，初戰敗績。然太平軍情報偵察不明，見湘軍來勢洶洶，以為清軍主力將至，連夜撤到靖港等地。曾國藩急忙派軍進佔岳州，以圖扭轉湘北敗局。適逢太平軍湖北援軍大至，與湖南太平軍一道圍攻岳州，殲滅守軍大部。湘軍水陸傷亡慘重，逃歸長沙。不久，曾國藩也抵達長沙，以保全省城。是時，長沙清軍「二三千有餘，僅敷守垛之用」，力量較為薄弱，而且，由於出征以來連連受挫，官兵心驚膽顫，士氣低落，「人自以為必敗」，「聞吹角及火光，皆自驚」，惶惶不可終日。後來靖港民團前來報告說，那裡的太平軍人數較少而且沒有防備，「可驅而走也」，並稱已經搭好浮橋，願意為湘軍助攻。於是，曾國藩決定對太平軍實施反攻，並改變原先制定的陸路進攻湘潭的計畫，於4月28日親率大小戰船40隻、陸師800人奔襲靖港，妄圖僥倖取勝。但是，由於太平軍已作好戰鬥準備，更加上天時不利——風速過快，湘軍戰船無法在靖港停泊，只得停靠在靖港對岸之銅官渚。太平軍順風勢焚燬湘軍水師戰船10餘隻。曾國藩驚悉水師慘敗，急派陸師分三路進攻靖港，企圖挽回敗局。然「陸勇見水勇失利，心懷疑怯」，亦潰散而逃，「爭浮橋，橋以門扉、床板，人多橋壞，死者百餘人」。曾國藩見士卒反奔，親自仗劍督陣，並豎令旗於岸邊，上書「過旗者斬」。可是湘軍兵敗如山倒，士卒都從旗邊上繞道而奔。曾國藩又羞又憤，遂決定跳水自殺，一死了之。幕僚陳士傑、李元度見他支開隨從，神情有異，遂指使「小委員」章壽麟乘小船悄悄跟在他後面，以備不虞。曾國藩行至銅官渚，章壽麟見他跳水尋死，急忙搶救，將其背負船上，與陳、李一起勸回大營。曾國藩靖港大敗之後，受到長沙眾多官員的參劾。他悲觀到了極點，甚至密令弟弟曾國葆買來棺材，準備自殺以謝喪師敗北之罪。幸而湘軍悍將塔齊布率陸師於湘潭擊敗太平軍林紹璋部，獲得大勝，使得咸豐皇帝對湘軍刮目相看，救了曾國藩一命，也正由於此，曾國藩遂在湖南士紳官員中站穩了腳跟。

第二次，湖口慘敗。曾國藩從靖港逃回長沙之後，即進行嚴厲的整軍，將在戰鬥中潰散的營哨兵勇一律裁去不用，僅留下敢戰之士，連他的弟弟曾國葆也在裁撤之列。長沙整軍使湘軍的戰鬥力大為提高。在經過添募新勇、修補戰船等一系列的休整、補充後，湘軍重新發動攻勢，經岳州城陵磯和武昌兩次大戰，給太平軍水師以毀滅性打擊並奪得上游重鎮武漢。咸豐帝被突如其來的勝利沖昏頭腦，賞給曾國藩兵部侍郎銜，並命令他迅速順流東下，進攻江西、安徽的太平軍。湘軍經過惡戰，亟需休整，但是在咸豐帝的嚴旨逼迫下，曾國藩只得硬著頭皮繼續進攻。田家鎮一戰，湘軍再給太平軍水師以重創，使其基本瓦解。湘軍陸師乘勝連陷湖北廣濟、黃梅，兵臨江西九江城下。太平軍方面，由於上游戰局惡化，石達開再度受命主持西征軍務，督師安慶，與猛將羅大綱共同指揮九江、湖口會戰。太平軍在九江、湖口防線深溝高壘，堅壁不出，使湘軍寸步難行。1854年12月8日，湘軍陸師進攻九江，拉開戰幕，但進攻多日沒能破城，形成相持狀態。

1855年1月3日，湘軍水師進抵湖口之八里江一帶，太平軍早已嚴陣以待。兩軍經連日作戰，均傷亡慘重。太平軍用於防守湖口的木簰水城被摧毀，石達開立即重築湖口防線，命人將大船鑿沈載江中，「實以砂石，僅西岸留一隘口，攔以篾纜」。但湘軍也被太平軍的「驚營」戰術弄得疲憊不堪，由驕而躁，急於求戰。不久，戰端重啟。29日，湘軍水師貿然衝擊湖口水卡，斬斷用以攔截湖口的竹篾纜繩，一百二十餘艘長龍、舢板等輕便船隻衝入鄱陽內湖，橫衝直撞，焚燬太平軍大量戰船。石達開抓住時機，令將士在湖口再行設卡築壘，修築兩座浮橋，橋下填上泥土，構築炮台，斷敵歸路，切斷內湖、外江湘軍水師之間的聯繫，準備各個擊破。同時，他出動小划20餘隻，圍攻外江湘軍快蟹大戰船。湘軍水師作戰，必須快蟹、長龍、舢板等大小戰船相互配合行動。快蟹、長龍火力猛，舢板機動性強，這樣大小相依，火力與機動性相結合，才使得湘軍水師戰鬥力較強。但是長龍、舢板既陷於內湖，「外江所存多笨重船隻，運掉不靈，如鳥去翼，如蟲去足，實覺無以自立」。快蟹大船無法應付太平軍機動靈活的小划襲擊戰術，敗退回九江大營。石達開決定乘勝對九江城外湘軍水師實施第二次打擊，以徹底解九江之圍。2月11日，石達開乘月黑無光、天色迷漫之際，命令三十餘隻裝滿引火之物的小划火攻湘軍水師，另派三十餘隻小划圍攻曾國藩的拖罟坐船，搜獲曾國藩的家書、奏章、地圖和咸豐帝給他的上諭。危急之中，曾國藩再次投水自殺，又被幕僚救起，「急掉小舟駛入羅澤南營」。他遙望江內水師紛紛潰散，念及自己慘淡經營數年的水師竟落得如此下場，既羞憤又心痛，欲倣傚春秋時晉國大將先軫的榜樣，策馬赴敵而死，慌得羅澤南、劉蓉緊緊抓住韁繩，眾幕僚寸步不離，經過好一番拉扯勸解才作罷。

第三次，困守南昌。太平軍自從九江、湖口大捷之後，主力乘勝直搗湘軍後方，力爭向上游進軍，收復武漢。湘軍另一頭子胡林翼這時署理湖北巡撫，要求曾國藩撤回在江西的湘軍主力，回救武漢。而曾國藩出於政治上的考慮，害怕被政敵參劾，更害怕受清廷責難，堅持固守江西。他駐紮在南康府，與內湖水師相互依存，繼續指揮湘軍圍困九江，僅派遣悍將羅澤南迴救武漢。湘軍前期陸師的兩大將領分別是滿人塔齊布和漢人羅澤南。此時，塔齊布因久攻九江不下，已嘔血而死。羅澤南一走，曾國藩手上就沒有得力的將領了。這期間，他在江西主要依靠的是被困在南康的內湖水師和塔齊布的舊部（由塔的助手周鳳山統領）。1855年4月，太平軍三克武昌。在穩定了湖北的軍事形勢後，石達開便帶兵回到江西，乘羅澤南回援湖北之機，在江西展開強大攻勢。自1855年11月起，石達開聯絡廣東天地會起義軍，連下江西瑞州、臨江、袁州等府，並圍攻吉安府城。曾國藩只好從九江撤圍，調周鳳山部陸師駐紮在戰略要地樟樹鎮，以圖南下救援。但是曾國藩對能否解救吉安並沒有把握，而且又擔心省城南昌的安危，便命周鳳山在樟樹鎮堅守，以觀望形勢。石達開利用周鳳山軍舉棋不定的時機，於1856年2月攻克吉安，並乘勝攻破樟樹鎮湘軍大營。潰兵紛紛湧入南昌城，曾國藩也只好進入南昌城收拾殘局。

到1856年4月，西征太平軍佔領了江西13府中的8府46縣，曾國藩哀嘆說：「自鄂渚以南，達於梅嶺，賊蹤綿亙數百里，眾號數十萬。」為了挽救江西的危局，曾國藩急調在武昌城外攻堅的羅澤南回救。羅澤南為迅速攻破武昌城以回救其主子，加緊攻城，卻被太平軍擊傷致死。這樣，曾國藩所依靠的湘軍陸師兩大悍將雙雙斃命，處境愈加艱難。曾國藩困守南昌，文報不通，聯繫中斷，連送家書都不得不用隱語蠟丸，化裝潛行，即便如此，送信人往往還是被太平軍識破，被捕殺者達百人以上。曾國藩後來描寫當時的情形說：「聞春風之怒號，則寸心欲碎，見賊船之上駛，則繞屋徬徨」，「方其戰爭之際，炮震肉飛，血瀑石壁，士飢將困，窘若拘囚，群疑眾侮，積淚漲江，以奪此一關而不可得，何其苦也」，「余昔久困彭蠡之內，蓋幾幾不能自克」。可見曾國藩當年的處境是何等狼狽。石達開在樟樹鎮擊敗周鳳山軍後，大可乘勝直搗南昌，活捉曾國藩。很可惜的是，正當曾國藩在南昌城內岌岌可危的時候，太平天國東王楊秀清將石達開調回天京參加攻破清軍江南大營的戰鬥，並帶走大批太平軍，使曾國藩得以死裡逃生。1857年3月，曾國藩接到其父的死訊，於是奏請回籍丁父憂，並且不待諭旨到來便委軍而去，離開江西回到老家，借此擺脫困境。

第四次，祁門被圍。1858年7月，曾國藩在家守制未滿，即奉清帝諭令再次出山，先後奉旨增援浙江、福建，將石達開驅入贛南、湘南，遠離主要戰場。8月，清廷應胡林翼疏請，詔曾國藩與胡林翼共圖安徽。曾國藩提出圖皖的戰略總方針：「……必先圍安慶以破陳逆之老巢，兼搗廬州，以攻陳逆之所必救。」根據這一「翦除枝葉，並搗老巢」的戰略總方針，曾國藩決定發動安慶會戰，與陳玉成決戰皖北，以奪取戰爭的主動權。為此，曾國藩制定了四路進兵的具體計畫，並始終貫徹執行之，甚至因不救蘇、常而受到清廷朝野上下責難也不為所動，終於在1860年6月將安慶嚴密包圍。為便於指揮，曾國藩將大營移至戰略位置十分重要的皖南祁門。太平軍方面，在二破清軍江南大營之後，領導者們即制定了分兵兩路合取武漢以解安慶之圍的計畫，稱為「二次西征」。根據這一軍事部署，太平軍決定兵分五路援贛，其中有一路便是攻打曾國藩的祁門大營。

1860年12月1日，李秀成帶2萬人「突由羊棧嶺竄入，圖解休寧之圍，斷鮑、張兩軍糧路」，但是被湘軍悍將鮑超、張運蘭擊敗，被迫退出羊棧嶺。李秀成的這一次進攻，對曾國藩震動極大，因為羊棧嶺距曾國藩祁門大營僅60餘里。祁門防守兵力單薄，他的身邊僅有三千餘人，而太平軍卻是人多勢眾。當時，曾國藩料定難以活命，連遺囑都寫好了，向弟弟曾國荃和曾國葆妥善安排了後事。然而，李秀成此次出兵的目的「並非欲爭此處，實上湖北招兵」，尤為重要的是，他對「二次西征」始終不感興趣，更多的是注意保存自身的實力，故而被擊敗後，便退出了羊棧嶺，致使進攻祁門的大好戰機喪失，使曾國藩絕處逢生，白撿一條性命。不過，曾國藩並沒有從根本上擺脫困境，太平軍在皖南的實力還是要優於湘軍。

1860年12月中旬，太平軍兵分三路再次向祁門地區發動進攻，曾國藩四面楚歌，又一次陷入驚恐之中。他在家書中說：「自十一月以來，奇險萬狀，風波迭起。文報不通者五日，餉道不通者二十餘日。」可見當時情況已十分危急。後來，曾國藩急調悍將鮑超救援，擊敗了太平軍，恢復了糧道，暫時渡過了危機。可是，此後不久卻又發生了更為嚴重的情況。1861年3月起，太平軍連續對祁門大營發起進攻，多次擊敗湘軍的抵抗，進至離祁門僅僅二十餘里的地方，又使得曾國藩文報不通，餉道中斷，陷入絕境。此時，他悲觀到了極點，在日記中寫道：「是以憂灼特甚，夜竟不能成寐，口枯舌燥，心如火炙，殊不知生之可樂，死之可悲矣。」在給兒子曾紀澤的遺囑中寫有「此間局勢危急，恐難支持」、「目下值局勢萬緊之際，四面梗塞，接濟已斷，如此一挫，軍心尤為震動」、「爾等長大以後，切不可涉歷兵間，此事難於見功，易於造孽，尤易於貽萬世口實。余久處行間，日日如坐針氈」。可見他當時的心情是何等灰暗，情緒是何等沮喪。恰在此時，湘軍另一首領左宗棠於江西景德鎮一帶大敗太平軍，威脅著圍祁門太平軍的後路，迫使其撤圍而去，曾國藩再一次撿回了性命。

至此，太平軍的五路援贛戰略計畫徹底破滅。自到祁門以來，曾國藩就沒有一天輕鬆過。一波三折的戰局使他恐懼不已，經常處於一日數驚的境地中。乘太平軍撤圍之機，他趕緊離開了祁門這一險地。1861年5月6日曾國藩從祁門出發，10日抵達東流，將大營設在靠江岸停泊的大船上，由水師護衛，這樣，就再也不用擔心會遭到太平軍的圍殲了。

這四次遇險沒有要了曾國藩的性命，卻使他最終得以指揮湘軍鎮壓了太平天國，建立「不世之功」。但是，同歷史上許多功臣一樣，「功高震主」的曾國藩也並沒有逃脫「兔死狗烹」的命運。從天京被攻下的那一天開始，清廷便積極對他進行打壓，提拔和扶植他的部下，使之與其地位相當，以便與他分庭抗禮，達到分而治之的目的。最突出的一個例子便是曾國藩推行「防河」戰略圍剿捻軍遭到挫折後，清廷便以李鴻章取而代之，諭令他回兩江總督原任。而李鴻章接手「剿」捻事務後，仍舊推行曾國藩的「防河」戰略並取得成功。對於清廷的這種做法，明眼人一看便知其中的情由。1868年9月，曾國藩被任命為直隸總督。1870年6月，著名的「天津教案」發生，天津的愛國群眾打死法國殖民者二十餘人，並焚燬了一些外國人的建築物。曾國藩在處理這次事件時對法國侵略者卑躬屈膝，以極為屈辱的條件接受了法國人的要求，極大地損害了中華民族的尊嚴和利益。一時間，斥責之聲充滿朝野，愛國官紳對他的痛罵不絕於耳，甚至有人當面把他比作秦檜，給他戴上了「賣國賊」的帽子。曾國藩在精神上受到極大的打擊。本來曾國藩的做法是秉承了清廷的旨意，但在全國輿論的強大壓力下，清廷不得不讓曾國藩做了替罪羊，而且，清廷借此機會再次對他進行打壓，又派李鴻章來接手「天津教案」。李鴻章對曾國藩先前處理的結果幾乎沒有大的變動，卻得到了清廷的肯定。1870年8月，清廷將曾國藩調回兩江總督原任。1872年3月12日，曾國藩在一片「千夫所指」中，死於兩江總督任上，時年61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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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瑪竇與晚明的辛苦遭逢（二） ｜　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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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在學習儒家經典過程中，利瑪竇發現孔子思想中與天主教義存在很多道德觀念上的契合之處。爲了使天主教更易於理解和贏得好感，利瑪竇着重演繹教義中類似於並能兼容儒教的倫理體系。他假托儒教學者，傳播天主教中較少爭議的部分。這樣一種簡化的宗教版本使耶稣會士與羅馬教廷之間出現了麻煩，但對實現吸引中國人的目標卻有重大意義。

到了1605年，北京已有200人信奉天主教，當中有數名公卿大臣，其中最著名的是進士出身的翰林徐光啓，徐一度位極人臣，且與利瑪竇合譯了歐几里德《幾何原本》的前6卷。南明永曆帝（清軍入關後，偏安福建的明朝末代皇帝）的皇后曾寫信準備皈依天主教並請求教皇支援（此信尚保存在梵蒂岡），這也說明當年「利瑪竇規矩」的成功。100多年後，意欲在中國和菲律賓排擠意大利傳教士的西班牙傳教士，醞釀了針對儒教禮儀和祭祖傳統的「禮儀之争」，激怒康熙帝發出禁教令，令耶稣會士的根基受到重創。

啓蒙理性的歐洲與封閉感性的明朝

當16世紀後半期利瑪竇來華時，歐洲與中國在對方視野中的印象是極不對稱的。歐洲早期就有對中國模糊但涉及面很廣的印象，公元7世紀拜占庭帝國與唐帝國確立了穩定的絲綢貿易，由此加深了歐洲人對中國政治的了解。1206年元朝建立，羅馬教皇英諾森四世、法王路易九世先後於1245年和1253年遣使赴元，試圖說服蒙古人皈依基督，停止征伐，並與基督教世界聯手，打破奧斯曼帝國對於地中海傳統商路的壟斷。這些勸導當然無果而終，但使臣的報告進一步充實了歐洲人的早期中國觀。

此後出現的3本著名遊記《馬可 · 波羅遊記》、《鄂多立克東遊錄》與《曼德維爾遊記》對中國王朝集财富、權力、榮耀於一體的描述，已經完全超出了歐洲人的想象能力。從這些遊記陸續出版後到17世紀，歐洲一直有學者在考證這些遊記的真僞，而地理大發現爲澄清這些疑團提供了便利。葡萄牙人在印度果阿立足後，就開始密切關注中國。1508年4月，葡萄牙船隊便接到要求探明中國情況的指令。

相比之下，明代中國從士大夫到普通民衆對葡萄牙的認知都透着妄自尊大，對歐洲的認識顯得支離破碎且不着邊際。當時中國士大夫作爲整個社會中最有學問的階層，卻將葡萄牙定位於一個亞洲國家。1511年，葡萄牙阿爾布克爾克總督攻陷馬六甲，滿剌加（馬六甲）國王遣使向明求援，專心煉丹的嘉靖皇帝無心顧及。10年以後，嘉靖突然想起此事，令兵部議此事，並下了詔書：責令佛郎機（葡萄牙）退還馬六甲，並諭暹羅（泰國）等國前去救援。

在嘉靖的意念中，佛郎機不過是朝服大明、與馬六甲相近的藩屬小邦。佛郎機當然不會乖乖聽旨，於是，1514年即到達華南沿海的葡萄牙人在1522年被逐出廣州，他們的代表在那裏死於獄中。中國百姓對此幸災樂禍，他們認爲葡萄牙人與步其後塵的荷蘭人一樣，都不過是野蠻的海盜，且身體多毛、畸形，有臭味。

利瑪竇1584年到達廣東肇慶後，當地仍然流傳着葡萄牙人喜食兒童的說法。到利瑪竇抵京之初，他自稱「大西洋人」，禮部上書奏稱，《大明會典》裏記載有西洋瑣裏國，並無大西洋國，利瑪竇其人可疑，其國也「真僞不可知」。

這種觀念層次上的錯位，意味着利瑪竇們的事業將會異常艱辛。利瑪竇通過穿儒服、學漢語、守禮節來表示對中國文化的尊重，並把他在羅馬聖湯多雷亞學院和耶稣會主辦的羅馬學院學到的神學、哲學、數學以及繪圖等知識傳授給明朝士大夫們，但中國方面的吸收始終有限。

利瑪竇在其居住或遊歷之地所展示的地圖已吸收了地理大發現的最新成果，向中國人介紹了外面的世界，但中國在這些地圖上所處的邊緣位置讓知識界震驚了！這些地圖刷新了知識界對世界「天圓地方」的認識，儘管有徐光啓等開明人士表示認同，但近百年後「地圓說」仍遭到了掌握話語權的大清欽天監官員的「系統」駁斥。監正楊光先在其集子《不得已》中的《孽鏡》一文批判道：「果大地如圓球，則四旁與在下國土窪處之海水，不知何故得以不傾？試問若望，彼教好奇，曾見有圓水、壁立之水、浮於上而不下滴之水否？」

對汲汲於科舉八股取士的晚明士大夫階層來說，近代科學知識並非利瑪竇最有力的敲門磚，幫他進入士大夫圈子的是他按照位置記憶法展示的超強記憶能力。在一次宴會中，利瑪竇讓在座者寫下諸多毫不相干的漢字，他看過一遍後前後背誦無誤，讓士大夫們親眼見識了西學的價值。於是，很多士大夫邀請他指點子女提高應試能力。也正因這個機緣，他爲照顧一位進京官員的兒子，才獲得前往北京的機會。

進京後，面對京城保守派的阻撓，他又用帶來的自鳴鐘解了燃眉之急。萬曆皇帝對送來的鐘有了興趣，且一日該鐘突現故障，太監束手無策，不得不宣贈送者進宮。利瑪竇由此獲得留住京城的機會，且就在宮廷近旁，方便隨時進宮維修。在這個過程中，利瑪竇筆耕不輟，留下了大量的書簡，他去世後金尼閣將其整理成《中國書劄》。該書從自然地理、風土人情到政治機制都有詳盡叙述。
（三之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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