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唯有瞭解，我們才能『化解』。」 (by 魏德聖)

族群, 組織溝通, 醫療糾紛處理...也是一樣 !!

溝通管理 by 認知與爭點分析 (NBC & IPI model) ( by A Nan)

" 魏德聖講了一個又一個與土地聯繫的有意思的故事，屬於台灣的故事。從《海角七號》台灣青年和日籍女友終被救贖的悲情關係、《賽德克‧巴萊》賽德克族與殖民主日本、即將上映的新片《KANO》講述日人、台灣人和原住民組成嘉農棒球隊的故事，魏德聖明顯喜歡處理多元族群掙扎、認同的問題。他強調：「台灣好或不好就在這個問題上，族群問題處理好，格局就會變得很大。」

「因為唯有瞭解，我們才能『化解』。」明白不同族群的立場，看到時代和歷史造成的遺憾之後，當我們回到仇恨的原點，才有可能不再仇恨。魏德聖強調，討論族群問題最忌諱有融合彼此的想法。怎麼把遺憾放下？他認真地回答：「歷史帶來的傷害，吸收他、吸收他，不斷吸取教訓……」

看見台灣問題》
族群關係的歷史塵埃應該被拂去

魏德聖：堅持導出台灣的故事

因為好奇、因為對未知的想像、因為喜歡某些故事，魏德聖在最不好的年代進入電影圈，但這最不好的年代還可以留住他，代表他真的找到自己最喜歡的工作。只是當時大概沒有人料到，「魏德聖」竟會成為改變台灣電影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2008年，電影《海角七號》創造了全台五億三千萬票房，在國片低迷消沉的年代，導演魏德聖的名字幾乎成為「夢想」的代名詞。他為台灣電影創造的里程碑，成為年輕一代導演無可迴避的標竿。因為魏德聖，國片與觀眾之間沒有距離已不再是高談，他召喚多數群眾的情感與認同，他曾形容：「因為沒有壓力與包袱，所以創造出奇蹟。」

走進魏德聖的果子電影公司，擺設簡單。牆上貼滿了魏德聖第三部電影作品、以台灣史上第一支打進日本甲子園決賽的嘉農棒球隊為背景的新片──《KANO》所設定的每一個棒球員的造型與身影。玻璃窗上「不要認輸」四個字並不醒目，卻是自始至終的堅持。這不是一座電影工廠，它是幕前、幕後每個環節各司其職的過程，你知道每個人都在努力說好這個故事，一個美好的故事，改變台灣電影的故事。


學會作夢》
電影門外漢 跟楊德昌一部戲看見真正的電影

在嘉義拍攝《KANO》的魏德聖曬得黝黑。說起自己的人生故事，他笑著說小時候寫「我的志願」都是抄別人的。進入電影圈之前從未有過夢想，只知道搬貨、倉庫管理、送報紙、送牛奶等打過的零工都不是自己喜歡的，但卻不知道自己到底喜歡甚麼。

電機科畢業後，當兵認識了一位畢業於世新大學的同袍，喜歡天馬行空地跟他形容「電影」，「這些東西是我未知的、沒有接觸過的，也不知道自己適不適合，聽起來卻很迷人。」成為導演是成長過程中未曾想像的，當時只是想「先進去這個再說吧！」於是魏德聖開始學會作夢。

想盡辦法，終於因緣際會進到楊德昌的電影公司，從場務做到副導，是魏德聖生涯的重要轉折。曾獲坎城影展最佳導演的台灣電影新浪潮代表楊德昌，對每件事情都嚴格要求，「跟有要求的人共事視野會打開，也會進步。」

魏德聖總是被楊德昌罵得無地自容，一位製片私下問楊德昌：「為甚麼要對小魏這麼差？」楊德昌說了句：「因為他跟其他人不一樣。」魏德聖激動地形容：「我一聽，不管再多苦，就都願意忍了。」

雖然藝術家性格的楊德昌對錢不太在乎，但當時糟糕的電影環境，讓電影人只能用很少的錢去求全，看不到所謂的創作，只看到很多的妥協。楊德昌在那樣的時代依然堅持追求電影美學的表現，給魏德聖很大的啟發：「直到1996年跟著楊德昌拍《麻將》，我才感覺到自己在拍一部電影。」他明白了甚麼是電影，甚麼是攝影機與藝術的關係。

只跟了楊德昌一部戲，魏德聖卻看見電影真正的執行面，與當初浪漫的想像完全不同。此後，魏德聖始終與楊德昌一樣，敢於描繪電影願景，堅持完成理想，不打折扣。

因為好奇，因為對未知的想像，因為喜歡某些故事而走了進來。魏德聖在最不好的年代進入電影圈，但這最不好的年代還可以留住他，代表他真的找到自己最喜歡的工作。只是當時大概沒有人料到，「魏德聖」竟會成為改變台灣電影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小導演失業》
為了《賽德克‧巴萊》負債累累仍堅持夢想

1995年開始，魏德聖以16釐米的底片拍了《對話三部》、《黎明之前》、《七月天》等短片，一邊持續創作劇本。

還沒有任何長片作品，魏德聖早在1999年就完成了《賽德克‧巴萊》劇本。2003年他決定先拍《賽德克‧巴萊》5分鐘前導片，拍完之後仍然等不到資金挹注，一直到2006年籌備《海角七號》這一段時間，他形容自己是空的，非常低潮。「我們努力完成劇本，努力去找錢，發現不是市場不夠大，是沒有人願意花這個成本。那時候的觀念是你有多少錢做多少事，找到多少錢拍多大的電影。」提出二億資金拍電影，在那個年代簡直不可思議。

甚至當時魏德聖忠實記錄自己人生困頓的《小導演失業日記》都出版了，電影卻遲遲沒有著落。那一段時間實在難熬，「自己的技巧成熟了，說故事的方式成熟了，但是卻沒有戰場。沒有人要跟我打，我跟誰證明我能打？」

如今回過頭看，負債200萬只為剪出一部5分鐘的前導片，魏德聖不可思議的堅持，改變了台灣影史的紀錄。

決定義無反顧拍這5分鐘的前導片，是當時太太挺著大肚子跟他說：「我是一個沒有夢想的人，但是你有，天下有夢想的人太多了，願意去執行的人又太少了，偏偏你又是那少數願意行動的人。我不想有一天你老了以後，一天到晚跟我抱怨如果當初怎樣、怎樣就好了，要拍就去拍吧！」有了支柱，魏德聖真的去做了。這一段時間的沉潛，讓他負債累累也傷痕累累，但是環境的不友善，卻是不斷證明魏德聖那充滿理想，且堅持自我的性格。


跟自己的名字賽跑》
究竟要成功幾次才能改變社會的價值觀？

2006年《海角七號》開始籌備時，當年國片的總票房僅僅只有4,339萬，魏德聖卻決定以5,000萬預算開拍。

他申請到500萬國片輔導金，抵押了房子貸款3,000萬，再東湊西借，拍出了五億的票房成績！不鳴則已，魏德聖終於收穫自己種下的夢想，這是台灣電影的新紀錄。

《海角七號》讓魏德聖贏得掌聲，拍下一部電影時卻幾乎沒有讓他賺到便宜。投資者的資金不能及時到位，怕收不回成本，更怕不能賺錢。魏德聖失望地說：「如果整個社會的價值觀還在想藝術能不能賺錢，不能賺錢的東西就是沒有價值的東西，那我不會再覺得可以為它努力甚麼。」

電影片尾的「天使‧巴萊」，感謝所有資金投注者，說明尋找資源的辛苦。他感謝善意的投資者，明白每個投資都是冒險，但是長年為龐大債務奔忙，無疑是很大的壓力。

談到此，魏德聖十分沮喪：「真正讓我覺得非完全投入不可，無論如何我也要去做，那就是《台灣三部曲》。結束之後就沒有了，我找不到，也不想再找了。一個社會讓一個人冒那麼大的風險是不道德，不應該的。」實際面的困難，雖然沒有動搖魏德聖說故事的堅持，卻讓他對藝術價值總要用金錢衡量的社會風氣，感到失望。

拍完《賽德克‧巴萊》後出版《跟自己的名字賽跑》一書，道盡魏德聖義無反顧把取之於電影的一切，用之於電影的過程。他在書中忠實地說：「離宣傳期越來越近，就會離自己越來越遠。趁自己還是自己時整理出這些，希望讀者可以接受我原來的自己，原來的想法，原來的失敗，原來的喜怒哀樂。」

現在這個年代，電影難以只是電影，拍攝過程中還要應付很多電影以外的事，面對的困難、瑣碎，需要超乎尋常的堅韌。魏德聖能做的就是像早年楊德昌、侯孝賢一樣，覺得對的事情就堅持去做，並且做到最好。

《跟自己的名字賽跑》寫道，曾有一個第三世界的導演得獎後上台說：「拍電影其實是個不錯的工作，讓我有理由向朋友們借錢，也讓我有機會穿上好萊塢的華麗衣服，雖然是借來的，雖然不太合身，雖然租金還沒付清。」原來，全世界的窮導演都是一樣的，有那麼多等待與無奈。


用電影說故事》
看見台灣土地的靈光

「我一直覺得自己只是一個說書人而已。十幾年來一直在寫劇本，不斷創造好故事，不斷從文字裡獲得影像的靈感。」

魏德聖是需要文本的導演，看一本書突然有了感覺，就會對一個時代產生感情。對於電影的嚮往來自故事，來自劇本的啟發。當所有元素、人物、題材都能凝聚，再透過影像呈現自己對土地、對社會的觀察。

因此，魏德聖的《海角七號》提供一個美好國度的投射、台灣多民族的和樂想像。霧社事件的衝擊與感動，則來自邱若龍、鄧相揚、鍾肇政等的歷史材料與文學材料的啟發；《賽德克‧巴萊》雖以符合史實為目標，然而藝術表現一定有其立場──讓觀眾用同理心瞭解這些人物，放下好人做的錯誤決定，原諒所謂壞人做出保護自己文化的行為。魏德聖要傳達給觀眾的，是自己視野裡的霧社事件。

監製吳宇森曾說：「《賽德克‧巴萊》應該叫《魏德聖‧巴萊》。」魏德聖震撼於這個史詩故事，閱讀大量文本、史料，找到切入的角度，即使傾家蕩產也要在十年後投注七億完成。

因為對他而言，土地的故事就是自己生長環境的故事，台灣的過去要受到重視，不能只有官方的單一解釋。然而，「所有技術都不是問題，用錢就做得到，只有人文的東西是最難的。」

對魏德聖而言，真正的人要帶根帶土，生長在這片土地，自然有許多想法與土地有關，不需刻意思考本土性的問題。如果養成教育不是在好萊塢，也沒有像李安有那麼長時間在好萊塢經營努力，怎麼去創造一部大家都喜歡的電影？「沒有那個條件我追它做甚麼？為甚麼不做一個東西讓人家來追我？」


看見台灣問題》
族群關係的歷史塵埃應該被拂去

於是，魏德聖講了一個又一個與土地聯繫的有意思的故事，屬於台灣的故事。從《海角七號》台灣青年和日籍女友終被救贖的悲情關係、《賽德克‧巴萊》賽德克族與殖民主日本、即將上映的新片《KANO》講述日人、台灣人和原住民組成嘉農棒球隊的故事，魏德聖明顯喜歡處理多元族群掙扎、認同的問題。他強調：「台灣好或不好就在這個問題上，族群問題處理好，格局就會變得很大。」

魏德聖形容，拍《賽德克‧巴萊》的時候，看到了陌生又熟悉的台灣。拍完《賽德克‧巴萊》的第一個感受是──終於可以對事件的人物有交代。但是反過來想，「那我的祖先呢？我完成別的祖先的故事，那我的祖先呢？」他希望觀眾看完電影能由不同的角度看待歷史，然後問：「我是誰？」

「因為唯有瞭解，我們才能『化解』。」明白不同族群的立場，看到時代和歷史造成的遺憾之後，當我們回到仇恨的原點，才有可能不再仇恨。魏德聖強調，討論族群問題最忌諱有融合彼此的想法。怎麼把遺憾放下？他認真地回答：「歷史帶來的傷害，吸收他、吸收他，不斷吸取教訓……」

十餘年前，看到王家祥的《倒風內海》，描述台灣百年前西拉雅族與沼澤濕地的特殊文化，而今，魏德聖未來將拍的《台灣三部曲》，計畫用麻豆社、漢人海盜、荷蘭傳教士三個民族的觀點，訴說跨越民族的歷史故事。

魏德聖喜歡讀歷史的原因，是因為歷史總是一再重演。然而歷史的塵埃應該被拂去，如若在族群關係上撕裂仇恨，如何有足夠的心胸包容世界？


海角七號之後》
拍電影的人不能忘記自己的誠懇

過去十多年裡，很少人進電影院看國片。直到《海角七號》之後，台灣電影被走出了一條不再荒煙蔓草的道路。雖然沒有扭轉拍片的大環境，卻至少出現改變的契機，和另一種說出台灣故事的方法。魏德聖內斂地說，自己只是把想拍的電影拍出來，「一直迷戀過去的風光，不如多想未來怎麼把事情做好。有人說《海角七號》重新看見台灣電影的市場，也有人說它讓電影越來越商業。無所謂，我們只是走好自己的路。」

台灣新電影時代的作品，現在看來或許太悲情，但絕對是說出了當年的苦悶感受，有它的時代意義。每一部電影作品都反映著創作者對人的觀察、對社會的觀察，既是多元的社會，為甚麼不能包容多元的電影？

魏德聖不斷反思：「拍電影的人不能忘記自己的誠懇。若看到國片起飛，就忘記觀眾的感受，只去拍譁眾取寵的題材，那就本末倒置了。」因為，「拍出想拍的電影吸引觀眾」和「為了吸引觀眾而去拍電影」，兩者之間有很大的差異。

《賽德克‧巴萊》監製黃志明曾說，每個籌不到錢、拍不下去的過程，不只是為了挺魏導，每一個工作人員早把自己的生命和熱情掏心地投入進去。或許是國片本該在那個時候發生改變，或許是黃志明口中魏德聖固執卻單純的性格使人信任，當明白他的團隊說出台灣故事且絕不妥協地堅持，魏德聖的謙卑與質樸、關懷與眼光，無疑正是改變台灣電影的重要原因。

文章來源：http://www.watchinese.com/article/2013/5104

楊馥成博士了不起，「財務管家」為他喝采！

【台商淚】楊馥成博士的大陸情結
http://tw.epochtimes.com/b5/12/9/26/n369174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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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商淚】楊馥成博士的大陸情結

http://tw.epochtimes.com/b5/12/9/26/n3691742.htm
【大紀元2012年09月26日訊】（大紀元記者楊秋蓮台灣報導）「八十不稱老，九十當年少，人生滿百歲，正是風光好！」這是楊馥成博士為了勉勵自己及他人，在自己的名片上所印的打油詩。

現已屆90歲高齡的留日農化專家楊馥成博士，畢生從事農業發展研究工作，在開發無農藥公害的「綠色農業」方面，對環境保護、人民健康及農作物優質增產，做出突出的貢獻，取得了非凡的成就。

由於因緣際會，楊博士在大陸25年，為改善中國農產品在國際上的形象，放棄國外舒適的生活，抱了滿腔熱情及技術，又帶去不少資金。為大陸農業、農民做了無私的奉獻，付出了一切（學識、精力及資金），留下汗馬功勞。

但不僅未得到相應的尊重，且換來種種不愉快的遭遇，以血汗賺來的賴以為生的財物被榨乾，甚至連自己及家人的人身安全也屢受威脅！（以下內容部分摘錄自翁耀南先生撰寫之〈記楊馥成博士活力人生〉一文）

自幼天資聰穎 成績名列前茅

楊馥成博士於1922年2月誕生於嘉南平原上的農村──台南縣下營鄉大埤村， 楊馥成原名「清福」。「馥成」是亡命國外後自己改換的。

楊博士自幼天資聰穎，當時是村裡第一位考上中等學校──嘉義農林學校，在嘉農成績優秀，名列前茅，畢業後，隨即進入台南州廳農林局服務。在州廳服務1年3個月，於1943年4月服義務役，披上軍裝出征。

很幸運，他是從幾千人中被挑選出來的50人中之1，留在後方基地的新加坡。當時小隊長是日本農商大臣石黑子爵的兒子石黑中尉。不知何緣，小隊長特別器重他，甚至提拔他為其副手。

戰爭結束，小隊長擔心他回台灣會吃大虧，勸他與他回歸日本。但他一心一意只想回故鄉，繼續完成學業，因此沒有與小隊長回日本。戰爭結束第2年，他回到台灣。

被扣「匪嫌」罪名 不明就裡坐黑牢

楊博士回台時，正逢台灣省政府招考一批農業人才，他報考檢驗組，由數百人中錄取25名，在「行政幹部訓練團」惡補了幾個月後分發到各地檢疫局。在台北局本部後轉至基隆分局做肥料檢驗工作，此間遇到228事件，就跳槽改行為自由業，在基隆當滿街跑的新聞記者。

1950年夏天，被突如其來的保密局特務，不明究竟送進黑牢，開始過著漫長灰色的囚虜生涯。最初2年被關在台北大橋附近的地下牢房。

他的罪名是「匪嫌」（共產黨之嫌疑犯），2年後被解送到軍法處看守所，經半年後，未被審問又轉送到火燒島（綠島），2年後又被解回台北市土城鄉清水村，新開設的台灣省生產教育實驗所（關政治、思想犯的牢獄），接受感訓教育。

經2年多，1957年4月感化教育期滿，總共坐牢6年8個月。出獄後未婚妻已改嫁他人。
因是思想犯、政治犯，在白色恐怖統治的環境下，所到之處警察、特務隨來伺候，因此連親戚、好友都不得不敬而遠之。沒有政府機關、企業單位敢予聘用。

在台發展困難 離鄉背景遠渡日本

因在台灣發展有困難，就起了離鄉背景遠走高飛的念頭，其間獲得機會遠渡日本繼續深造學業，參加農業科技研究和推行工作。

1975年撰寫學術論文「無用農藥而使農作物提高其栽培成果的肥料研究」被日本特許大學認定具有顯著學術及應用價值而授予博士學位。

1984年菲律賓芝麻發生疫病，猖獗蔓延，當時芝麻稍微長大，葉子就凋萎，芝麻是菲律賓很重要的經濟作物，政府動員全國農學專家搶救，仍束手無策。

楊博士因對這方面有研究，經由日本朋友的介紹，他去菲律賓協助防治。由於成功解決芝麻問題，一時聲名大噪，中共駐菲大使館人員就出面邀約他到大陸考察。
1985年春，楊博士應邀前往中國大陸考察。他走訪各地農村，窺見大陸農村的落後及慘狀。嗣後，又返回日。

黨官有眼無珠 貢獻技術卻被驅逐

楊博士發現，日本的農產品都是進口的，因為中國的農產品品質很差，有農藥殘毒，日本巿場不歡迎，楊博士就想，他所研究的東西，也許對中國農產品有幫助，於是1985年夏天，又重返大陸，詎料這一進來就如陷入深坑不能再爬出。

楊博士的25年大陸情結由此開始，嘗盡「祖國懷抱裡的滋味」，終致遍體鱗傷，不得不離開所謂的「祖國的懷抱」……

楊馥成第一次到大陸是在民國74年，當時台灣還在戒嚴時期。他說，當時並沒有打算在那裡發展事業，只是想在農業方面提供點幫助。

楊博士向大陸官員建議，使用「活力素」可改善農產品的品質，並可提高產量。剛開始沒有人願意相信他，有些官員甚至認為楊博士是在騙他們。楊博士只好先做試驗給他們看，因為效果很好，才獲得信任。

「滾回去！否則必叫你傾家蕩產！」

當時，每10公畝（1分地）農地，使用200-300公克(g)「活力素」，約花人民幣12~18元，可獲增加20~30%的產量甚為普遍，獲增產50%以上者，更不乏其例，且可節省或免用農藥。但也得罪了部分農業部的官員，因為他們覺得這個領域屬他們最權威，楊博士是外來的，對他們來說很沒有面子。

有一位農業主管肥料登記的高官，不但不准楊博士的產品登記，還當面罵楊博士：「來攪亂農業技術巿場！」甚至威脅楊博士稱：「如果不趁早滾回台灣，必讓你傾家蕩產，死無葬身之地！」

試驗效果良好 得在大陸落腳

楊馥成為了證實不是在欺騙他們，就去找中共中央最具權威的農業科學院，土壤肥料研究所最有權威的人，請他們作試驗，看是不是在欺騙他們？後來農業科學院對各種農產品都作了試驗。試驗效果很好，有一個茶葉試驗所，在杭州增產50%，還有增產70%的；有一個白菜試驗所，增產竟達百分之一百多。一般而言，數量增產，品質會下降；但是試驗結果，不但增產，品質還提高一級，因此，楊博士才得以在大陸落腳。

在中國娶妻生子 兩岸不受認同

楊馥成博士到大陸不久，即結識了現在的妻子張美琳女士。她是原滿清正黃旗後代，屬於「黑五類分子」。張女士師範大學畢業後，就被強制分派，下鄉教書。

張女士在落後偏僻的荒野中，時常被調換工作單位，根本没有自己自由選擇的餘地，以致耽誤了終身大事。後來好不容易回到北京，在一所高中教書。同病相憐，楊博士與張女士相識、相知，不久便建立了家庭。

但張女士所任教學校的校長和教務主任仍是「文化大革命」時代的死忠派，對於楊博士的台灣人身分極端排斥。他們稱：「在自由民主社會中生活的人，全都是道德敗壞，行為不正。」並斥責張女士：「你為什麼要嫁給這種爛民！」

甚至在張女士懷孕時，他們還勒令她限時自動墮胎，並威脅：「如果過了期限還没墮胎，就把你綁起來強制執行！」後來請求「台盟」和「台聯」出面，才解脫一劫。但張女士在學校仍不斷受辱，嘗盡委屈，最後只得調職離開。

小孩在大陸或台灣「兩邊都不是人」

楊博士只有一個女兒，依《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台灣公民在大陸所生的子女，如果超過12歲以上就不能回台居住；如果要回台灣，必需在12歲以前就要回來辦理。

楊博士說：「這是什麼法律，我也不知道，全世界没有的。我當時因是在政治黑名單上，不能回來，我的小孩子也就無法回來。1986年解嚴後，我才可以回來。」

楊太太生下孩子後，就離開學校，他們四處流浪。孩子讀小學時，同學知道她父親是台灣人，就欺侮她。讀初中時，為了讓她適應台灣生活，楊博士安排女兒回台就讀台南私立長榮中學，因公立學校不能收大陸生。

結果女兒在台灣讀書也受欺侮，同學說她是大陸妹。在大陸被欺侮，在台灣也受欺侮。小孩在台灣被當成大陸人，在大陸被當成台灣人，没想到最後「兩邊都不是人。」

雖然驗過DNA，證明小孩是楊博士的，但還是沒有辦法留在台灣，因此在台灣只讀了一年初三，就回北京。據悉，當時某週刋記者曾做過訪問，寫過這個故事。

官匪勾結侵吞投資 北京設廠最終流產

楊馥成在大陸設的第一個廠在北京。一個退休的王姓法官拿楊馥成博士的產品去試驗，發現才噴了幾次就可以增產3成以上，他想生產，便叫博士去協助指導開發。

當時王姓法官去找當地農業局局長，說這東西（活力素）對農業增產非常有貢獻，做過很多試驗，增產3成以上沒有問題，想在北京設廠生產，請局長支持。局長說，他一生做了許多農業研究，從來沒有聽說過，有任何東西可以增產30%的，認為這位台灣老頭子在騙人，就沒答應，設廠計畫因而流產。

為了討回自己及台灣人的尊嚴，楊博士只好請求大陸最具權威的政府單位「中國農科院土壤肥料研究所」做試驗。為此，農科院安排全國90個點，於1993~1994兩年間對各種作物做了試驗。

楊博士一人承擔了人民幣30多萬元的試驗費用（當時，楊博士夫人在大陸高中教書，月薪是人民幣100多元）。試驗結果，「活力素」神奇的效能，轟動了學術界。

遼寧省投資 損失新台幣近千萬元

因「活力素」的效用獲得肯定，經由遼寧省瓦房店巿的統戰部長王德禮的引進，並在巿領導的支持下，「活力素」在遼寧省瓦房店巿廣受農戶信賴，用量突增。2年後，楊馥成來此投資設廠，提供當地農民廉價、貨實的專利產品「活力素」，瓦房店巿的農業因而受益不淺。

經營十幾年後，巿當局各部門領導接連更換，統戰部領導也換了3位。隨而對「活力素」的看法走了樣，活力素廠的忠實幹部也一一退下。

這時，統戰部有位幹部介紹一位「企業管理專家」來承包經營。不到幾個月，廠裡數十噸成品不見了，這個所謂的「企業管理專家」也不知去向。

楊馥成向法院、公安局提告，當局卻以找不到犯人為由，不了了之。屋漏偏逢連夜雨，楊馥成在瓦房店巿的一幢住家，也被人騙走賣掉，合計損失人民幣200多萬元（約新台幣936萬元）。

此外，北京有人找楊博士合資作保險，說可以保障農產品，楊馥成投資之後被坑了幾十萬元。到寧夏投資也是一樣被坑害的結局。楊馥成說，反正只要投資就被坑，最後都變成他們的了。

專利技術遭天津武警當局侵奪

遼寧省瓦房店巿的投資遭吞占，房宅也被騙賣，楊馥成博士就遷到天津。

天津武警權力很大，不僅有自己的醫院，該醫院旗下還有一家植物營養素公司。其領導從有關方面得知楊馥成對農業有許多貢獻，受楊馥成所倡導的「農醫一體」理論的啟發，「要有健康的身體，必須先有健康的食品」。欲以「活力素」推行有機無公害農業。他們想設廠生產，聘請楊馥成去當顧問。

楊馥成同意與他們合作，在天津設了一個廠，從事生產楊馥成的專利產品，行銷中國各地，為武警單位賺來一大筆財富，也為大陸農民創造許多經濟效益。

雖然楊馥成自己栽培一個當地人，負責管理那個廠，但公司的主要負責人是搞情報工作的楊栓明中校。此人首先禮聘楊馥成為技術顧問，生產專利產品，商品名為「植物活力素」並以楊馥成名義推出。

後來，轉而要求楊馥成將原來申報專利的配方稍微改動，再以楊馥成和楊栓明兩人共同名義申請專利。

專利核准後，楊栓明即仿冒楊馥成的簽名，佯稱楊馥成放棄該專利，再以此偽造文書遞送專利局。最後專利權所有權人變成楊栓明一人所有。

楊栓明的行為已觸犯偽造文書及侵權的行為，楊馥成向專利局提告楊栓明偽造文書，請求其所有的專利權無效，但專利局卻不受理。

楊馥成說，專利是他的，未經他本人同意，被天津武警假冒他的名義，向專利局申請放棄，專利權就這樣平白地被天津武警占有。

楊馥成指出，天津武警是很有權力的單位，因為他們有槍桿子。告他們，他們不會理你，因他們有槍。請了律師，也没有用。控告無效，都没下文。可謂「槍桿出政權，拳頭出銀元」！

楊馥成的實證經驗顯示，在大陸要設一個廠，除四處受到刁難外，生產方法還要申請專利，公開配方。可是申請專利過程困難，層層關卡只有用錢擺平才能獲准申請。他說，中國大陸的產業環境實在是太糟糕了！

黨官搞權術 公司遭獨吞

扶溝縣是位於河南省許昌巿（即三國時代的魏都）東部的一個農業縣，其縣屬下的所有化工廠改組成立「神農科技公司」生產楊馥成博士的專利產品，楊馥成負責技術指導，提供30%原材料（不公開配方），並占25%股份。另有日方投資占25%股份，扶溝縣方占50%股份，由扶溝縣方一手負責經營。

第一年產品由縣政府強制安排農民使用；第二年農民開始自動攜款來廠排隊求購；到第三年，化工廠原先所負債的幾百萬債務全部還清；第四年，原本破爛的辦公室，變成了四層豪華辦公樓。

但第五年，廠內領導過世，廠長換人。接班人搞權諜謀術，公司盈利不依法結算，最終公司被扶溝縣方獨吞。

詐騙台胞 校長帶頭

1990～1992 年，楊馥成擔任北京巿大興縣成人教育局顧問期間，曾居住在大興縣黃村鎮，住家附近有一所「黃村第七小學」，楊馥成經人介紹與校長相識。有一天，校長提議稱：「學校有一所附屬工廠閒置著，可生產化工產品，有執照且有免稅優惠，可以租給楊博士生產活力素，每年租7萬5千元（人民幣，下同）。」

當時，教職人員的月薪才100元上下。校長很快就與楊馥成簽訂了租約，並囑楊馥成將1年期的租金匯入工廠的銀行帳號內。但錢匯進帳號的第二天，校長卻告訴楊馥成，其上司不准租用，而且租金也不退。

楊馥成向大興縣法院提告，雖判決第七小學應還款，但事經幾年卻遲遲不執行，最後法院通知：「此案不予執行」且未說明理由。

打官司 律師侵吞賠款

河南省福堪縣，一家國營化工廠負債百萬元，因經營不善面臨倒閉，特請楊馥成幫忙研發新種肥料，開發新產品。第一年縣府命令農民購買，第二年農民自己排隊來買，那個化工廠一年就恢復正常營運；兩三年後，他們為了獨占收益，排擠楊馥成。楊馥成於是離開。

一名律師知道這件事情，出面表示可以替楊馥成打官司。但該名律師利用楊馥成的名義，不知向該化工廠拿了多少錢，結果一毛錢也沒給楊馥成。

為大陸全心付出 卻不得尊重

後來大莞的巿政府邀請楊馥成博士去投資，大莞是大連的一個點，每個單位都有個「通建部」。通建部長向楊馥成買「活力素」，因效果很好，買了很多，後來巿政府要生產「活力素」，聘請楊馥成當大莞點的巿政府農業顧問。

當時，楊馥成在台灣林口有一分地，賣了大約新台幣一千多萬元，拿去做為投資大莞的資金。據楊馥成說，那一分地如果没有賣，現在已值新台幣上億元了。

大莞農產很多，在那裡做了十幾年，後來因為領導換人了，楊馥成又離開了。因換了領導以後，一切就不對勁了，對方想敲詐，要求要贊助多少錢，要栽培三個小孩。巿政府表明有三個小孩很會讀書，是孤兒没錢可以讀書，楊馥成答應從初中到大學的費用，一切由他來支援。從那時候開始，農業發展協會時常要求要贊助好幾十萬元。

那裡有個墓園，埋葬二、三百位因參戰死亡的士兵，裡面有二十幾個日本人。楊馥成想讓它成為觀光景點，讓它成為日本的歷史。他就以做社會公益的心態，在墳墓旁種櫻花，約種5,800多棵，當時全世界櫻花最具規模的，屬美國華盛頓公園，有3,000多棵，那是明治時代（約一百年前），東京巿政府捐贈的。

但為大陸社會所付出的一切，並沒有得到相對的尊重或肯定，最終錢財都被榨光了。楊馥成於2011年底痛心返台，在同年12月31日召開記者會，指控在大陸江蘇省連雲港投資的工廠被吞掉，前述投資案並沒有提到，因為楊馥成的孩子、太太還在大陸，北京還有房子尚未處理，怕連累家屬，就不敢多提。

據楊馥成說，光連雲港「楊馥成生技有限公司」就損失人民幣一千多萬元。當時楊馥成用50萬美金投資，是當地一個姓時的人給楊馥成引進的，並說要幫忙經營，楊馥成則另選派兩位當地人幫忙管理，因楊馥成認為那兩個人比較忠實可靠。

但那兩人時常被姓時的找來黑道毆打，不知打了多少次，後來姓時的索性將那兩人趕出去！不久那兩個人都死了，楊馥成提告也没有用，那兩個人就這樣冤死了。

中共對台一切都是假的

楊馥成博士那個年代的人，當時也把中國當成祖國，對中國有一種特別的情感。當他發現中共對台灣的一切都是假的、表面的，他現在對中國大陸毫無信心。

他說大陸從上到下，經常在宣傳：「台灣目前這麼好過日子，就是因為當年國民黨從大陸把許多金銀財寶搬到台灣來。」「實在太冤枉了！大陸一般民眾認為國民黨不知道拿了多少金銀財寶給台灣人，所以現在台灣人去大陸，他們就要吃定我們台灣人。」

到大陸投資風險大 賺了錢也危險

楊馥成說，到大陸投資風險很大，台商很多人都去冒險，有的甚至沒命回來，大陸為了吸引台灣人去投資，一開始都很優惠，不用稅金，什麼都不用，他們用最好的優惠政策吸引台商過去投資，等時機成熟，就縮編起來。

楊馥成說，大陸整台商的方法很多，最普遍的辦法就是「查帳」，只要查帳，幾乎沒有一家能倖免無問題。他說，在北京的時候，他被查了二次帳，查來查去也沒查到什麼問題，還是被罰款。因為他們來那麼多人，沒有給一點費用，肯定是不行的，最後給了一萬多元人民幣，沒有任何名義。

楊馥成勸台灣人不要再去大陸投資，他說他是早期過去的人，在大陸有二、三十年了，他覺得有義務告訴台灣同胞，不要去那個是非之地，很危險的！現在有很多台商在大陸遭到迫害，他奉勸台灣人一定要醒悟，不要去大陸投資，真的沒有好處！

楊馥成稱，他在大陸住了二十幾年，在海南島住過一年，還有黑龍江、新疆也住過，很了解那邊的政風民情。他說，大陸為了想統一台灣，對台胞甜言蜜語，但一定要小心，去那裡不僅賠了錢，賣了命的也很多，行蹤不明也不少。

他還說，台商到大陸，就是賺了錢也不行，賺了錢也很危險，有時連命都沒有了；還有，賺了錢要拿回來台灣也很困難。他認為台商可考慮到東南亞發展，因東南亞對台灣人都很友善。

獲聯合國頒發「和平使者獎」

楊馥成博士研發活力素，推行綠色農業，維護生態環境及全民健康有突出貢獻，2003年獲「聯合國第十五屆國際科學與和平週」組委會頒發「特別貢獻獎」及「和平使者」頭銜。

楊馥成的研究與世界和平有關係。為什麼呢？因為人如果吃飽了，心情就會安定，比較不會鬧事。如果肚子餓了，或身體缺少某種元素，心情就不會安定。楊馥成用營養平衡人的心情，讓人的情緒穩定。

他說，豬被關著有時候會亂咬柱子，這是因為牠缺少某種營養素。如果讓牠吃，讓牠滿足，就不會亂咬。他做過這個實驗，這個元素就是鎂。鎂是很重要的元素，人若缺乏鎂的成分，心情就容易不穩定。

他並且說，人和動物都一樣，若缺少鎂，情緒容易不穩。例如，當大家一起討論事情，如果對方說得不好聽，就容易暴怒，爭吵起來，如果情緒穩定，就比較不容易起爭執。

最明顯的就是中東，中東因生產石油，土壤很壞，營養素不足，生產的農產品營養不均衡，就會影響人的情緒。因此，住在那邊的人都很暴躁，容易發脾氣，所以中東有許多戰爭、抗爭。

《寂靜的春天》的啟示

楊馥成提到，1962年美國的一個女科學家Carlson博士，是位很有名的學者，她寫了一本書叫《Silent Spring沈默的春天》，台灣翻譯成《寂靜的春天》。

這本書警告，如果人類再一直這樣使用農藥下去，到某一年的春天，全世界都將變得很寂靜，没有聲音。因環境被破壞到連野鳥都飛走了，到了春天，没有鳥飛，没有花開，也没有人了，全世界都變寂靜了……

當時美國總統看到這本書，很震撼，就指示針對這個問題做研究。從那時候起，農藥的問題才開始被重視，開始禁止使用TPP這類東西。接觸TPP雖不會立即死亡，但毒性會維持很長時間，TPP這些東西含有機磷，從此與有機磷有關的農藥開始被重視。
受到這本書的啟發，楊馥成心想：如果不用農藥，如何改善並發展農業？因此，他就開始動腦筋研發。後來有機會去日本參加研討會，日本有個農業化學研究所，楊馥成就跟該所所長一起從事農業研究。

在中國受盡挫折 返台設基金會盼傳承

因為女兒的居留權問題，楊馥成博士打算移民到日本；但他表示，如果有機會，他還是希望回到台灣故鄉。楊馥成曾說過：不管我的事業在中國如何飛黃騰達，如何受廣大農民歡迎，但心中未曾忘掉「我是台灣人，道道地地的土生土長的台灣人。」

楊馥成一生投入研發如何不使用農藥，而能維持或提高生產，台灣有好些朋友認為，這麼好的東西（活力素）要留在台灣生產，要想辦法把它推展起來。楊馥成說，為了台灣這塊土地，希望它能更好，他不拒絕。但若只是為了賺錢，他就不願意，他認為必須真正對台灣土地、對農民有幫助的事，才有意義。

楊馥成認為，要讓全部農民都知道如何不使用農藥，還可提高生產，提升品質，就必須藉由政府的力量去推廣。因此，他曾找過有關單位的政府官員，提過想在台南找個地方作試驗，但沒有下文。

創辦「嘉農農業發展基金會」

楊馥成覺得大家都應該來關心我們的農業生產，要生產對全民健康有益的產品，否則光農產豐收，產品卻有毒或營養不良，並沒有意義，吃了反而有害人體。

楊馥成熱心公益事業，2003年捐資成立「財團法人嘉農農業發展基金會」主要目的在於呼籲「嘉農」人共同肩負這個社會責任，集結力量完成使命。前不久，「嘉農農業發展基金會」開會，楊馥成表示，他要移民到琉球，希望基金會由年輕人來接棒，代代相傳。

大陸中央官員有特供農場

楊馥成認為現在癌症、或奇奇怪怪的病症為什麼會這麼多，就是因為農產品不健康，有農藥殘留，亞硝酸是致癌的兇手，亞硝酸是怎麼來的？就是化學肥料使用不適造成的。

楊馥成說，在北京西北有一片農場，那個農場禁止使用農藥、化肥，生產的蔬果不可拿到外面賣，全都要給中央官員。

中共中央官員知道農藥有殘毒，對健康不好，可是不禁止，因為只要讓農產品豐收，農民可以吃飽，不會起來反抗就好，管它有沒有毒，因為農民若沒有糧食，肚子餓，就會起來鬧事、反抗。

恩師的感人故事

戰爭是國與國的互相殘殺，但仍有許多不分國界的感人故事。楊馥成博士有一個日本籍老師叫常賀，是火藥專家。戰後台灣有許多美國飛機空襲的炸彈没有爆炸，政府找常賀老師來處理這些未爆彈，他就留下來没有回日本去，常賀歷經好多年時間，才處理完那些未爆彈，期間有一次發生爆炸，他的助手當場死亡，常賀本人也被炸傷1隻眼睛。

直到1987年常賀過世，他一生都住在台灣，一生都為台灣付出，幾年前他的太太及孩子才搬回日本東京。

常賀很疼楊馥成，楊馥成被關出來後，常賀不避諱他是政治犯，仍然很照顧他。因感念師恩，只要楊馥成去日本，都會到常賀老師家去祭拜恩師，並帶錢去慰問恩師母。

幾年前常賀的兒子告訴楊馥成，他們日本人出生的時候，肚臍眼會被保存起來，他的父親有一個遺願，希望把肚臍眼留在台灣，因他一生在台灣工作，對台灣有感情，想要留在這裡。

由於常賀恩師在台時住在嘉義，楊馥成就去找現任嘉義大學的校長，說明這件事並爭取在舊校舍建立一個紀念碑，好讓台灣人知道這件事情，因這段歷史很多人都不知道。

被召募到大陸的台灣知青很悽慘

楊馥成還提到，民國40年，周恩來邀請台灣一批海外知識分子到大陸去，有一個嘉農同學叫賴俊銘，他在京都大學讀書，當時李登輝也在那裡，李登輝回台當了總統，賴俊銘跑去大陸，當了乞丐。

據楊馥成說，當時在大陸的台灣人都被凌遲得很悽慘，許多人自殺，有一個台南西港人，從3樓跳下去，剛好被樹擋住没死，後來不知道怎樣了。他說，這批知識分子，都很可憐，下場都很悽慘，說也說不完。

結語
楊馥成博士一生堅持醫農一體，以生態環境保護及維護全民健康為宗旨。運用科學配方，提高產量與品質，降低農業成本，達到生態環保的綠色農業目的，並創造無毒生活環境。

「不要急於爭取眼前的豐收，而將生靈賴以生存的生態環境，破壞無遺！給我們的子孫後代留下一片美好的綠地吧！」這是他一向呼籲的格言，並力行實踐。
綜觀楊馥成的一生，為環境保護、人民健康，竭盡一生的精力、金錢研發綠色農產品，為大陸農業留下不少功勞與汗水，但最終遭到大陸無情的遺棄、財產被侵占、掠奪、年老尚無法落葉歸根，還得繼續漂泊海外，只為一家能團圓，令人不勝唏噓。◇


【台商淚總匯點評】

人性的光芒 在政治的中國荒蕪

楊馥成博士在中國25年的農業夢

文／童文薰

1922年2月出生於台灣台南縣下營鄉的楊馥成博士，如今已是90高齡。他的人生經歷就是一部中國與台灣近百年的現代史。

楊馥成在日據的台灣成長受教育，二戰末期被日本徵召到新加坡基地。二戰結束後楊馥成回到台灣，成為台灣省政府招考的第一批農業人才。後來台灣發生228事件，楊馥成轉行當新聞記者。

1950年夏天，在白色恐怖當道的年代，楊馥成被特務陷害，頂著共黨匪嫌的罪名，前後坐了6年8個月的政治黑牢。出獄後楊馥成的未婚妻已改嫁他人，親朋舊友都對他敬而遠之。想找公家機關的工作不可能，私人企業也不敢聘用他。

放諸四海皆準的模式 在中國行不通

楊馥成因此遠渡重洋前往日本深造，同時參與農業科技研究和推行工作。1975年以其「無用農藥而使農作物提高其栽培成果的肥料研究」，獲日本特許大學授予博士學位。

此時楊馥成已經年過半百，但他在提升農作物品質與產量、改善農民生活的熱情，卻才方興未艾。因為協助菲律賓解決了發生在1984年的芝麻疫病問題，引起中共駐菲大使館人員的注意，主動邀他到大陸考察。

1985年春，楊博士應邀前往中國大陸考察，走訪各地農村之後深深明白大陸農村的落後及農民的貧困慘狀。楊馥成的中國情結被激起，想要把所學與研究貢獻在中國這片土地上，自此走上了一段長達25年的重複挫敗之路。

楊馥成不是一個毫無社會經驗的年輕人，在台灣的政治冤獄，也不是一般人有過的歷練。台灣雖有過白色恐怖時期，社會上也有商業詐騙，官場上也有官商勾結，與日本社會沒有太大區別──社會的運作有一個基本的道德基礎與法律底線，一般人可以互相信賴，尤其是信賴官方。

有契約為憑者，如果契約履行出了問題，最後還有法院可以做最後的仲裁，平頭百姓即使面對政府機關，也可以有充分的保障。

但這些行走社會甚至於放諸四海皆準的模式，到了中國卻一再觸礁。第一次投資是在遼寧，最後被統戰部官員介紹的承包商騙走庫存，連住房都被人賣掉，共捲走台幣近千萬元。接著楊馥成轉戰北京、寧夏、天津等地，合作的單位甚至是權力極大的武警部門。可是最後不僅投資被侵占，連專利權也遭偽造簽名，被侵奪。

25年從合資、顧問到獨資 一路遇劫

即使如此，楊馥成還是被河南省許昌巿扶溝縣政府說服了，前往扶溝縣投資，成立合資企業。這回楊馥成負責技術指導，提供原材料而且不公開配方，占股25%，又再找到日資占了25%股份，扶溝縣方占50%股份，看來可以立於不敗之地。

但是當這家原本虧損累累的縣府化工廠轉虧為盈之後，就被接班幹部侵吞了盈利，再透過清算程序把公司整個歸給扶溝縣方。楊馥成千算萬算還是落得一場空。

大錢有人貪，小錢也有人騙。1992年楊馥成曾被北京巿大興縣黃村鎮第七小學校長，以「學校有1所附屬工廠閒置，有執照且有免稅優待」誘使楊馥成交付1年份租7萬5千人民幣。

結果錢匯出的第二天，該校長卻說上司不批准租約，但錢也不能退。楊馥成向大興縣法院提訴，官司倒是打贏了，可是卻遲遲不執行。幾年後法院來了通知，只說：「此案不予執行。」然後就沒有下文。

河南另一個國營化工廠一樣是負債累累，找上楊馥成生產新種肥料。頭一年縣政府強制農民購買，之後效果顯著，農民自己排隊來買。但賺了錢之後這個國營化工廠便無視與楊馥成的契約，逼他離開。不料一個律師主動出面為楊馥成打官司，結果不知從這家國企拿到多少錢，反正楊馥成一毛錢也沒拿到。

接著又是大連大莞的投資案。為了這個投資案楊馥成賣了台灣林口的1分地。在1990年代，林口台地的土地只賣了約人民幣300萬，楊馥成全部投在大莞的案子上。這個案子是和大莞市政府合作，結果一樣被侵吞，投資全部泡湯。可是到了2010年，原本那塊林口土地已經市值上億台幣。這一進一出的對比，更讓楊馥成痛心與灰心。

屢敗屢戰 直到看透中共本質

但最慘痛的經驗還在後頭。楊馥成在連雲港投資成立的「楊馥成生技有限公司」。這家楊馥成自己擁有的公司，找了兩名可靠的當地人協助管理經營。這應該不會再重蹈之前的失敗覆轍了吧！卻不知在利益受人覬覦之下，就算能夠找到可靠的經理人，卻在黑道的圍攻下，這兩名經理人被驅逐甚至毆打至死。楊馥成向法院提告也無法為這兩個人找回公道，上千萬的投資再次成為他人的囊中物。

一場中國夢，楊馥成得到了妻子與女兒，其餘投入中國的錢財全被榨取一空。因為楊馥成在1980年代就前往中國投資，導致回台之路一直受阻。回台之路解禁之後，卻因為〈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的相關規定，在中國出生的女兒竟成人球，無法取得台灣身分，在中國也不被同儕認同。為了女兒的將來，90高齡的楊馥成決定移民日本。

但楊馥成仍然沒有忘情他的農業大願，在台灣捐資成立「財團法人嘉農農業發展基金會」，希望基金會有年輕人來接棒。

在日據時代，有不少人如楊馥成這樣，由衷認同中國是祖國。這是對歷史的中國與地理的中國，一種難以割捨的情感。可是楊馥成與更多的人一樣，弄不清還有一個政治的中國，這個政治的中國因為共產主義的思想對人性的屠戮，社會上不是沒有好人，但是能夠掌控權力的黨官們，空具一副中國人的皮囊，骨子裡沒有中華固有文化的內涵，也不相信善惡有報。為了眼前利益，什麼事情都做得出來。

等到楊馥成走進並走近政治的中國，他的心最後遠離中國。他說自己開始厭惡大陸，没有信心。走過25年的夢醒之路，楊馥成已經認清了中共的本質。但這是以25年的歲月為代價，以一生的積蓄為代價。

這就是近百年的戰爭、紛擾後，一位自幼聰穎的台灣人才的故事。楊馥成身上折射出熱情與善良的光，但這樣的光在當前中國社會，卻不得不黯淡淒涼。不以成敗論英雄，現代歷史辜負了楊馥成，但楊馥成並沒有辜負自己的一生。無論受到何種挫折，他仍懷抱著農業的理想。這才是真正成功的人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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