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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歷史決議》40週年，堅守徹底否定文革的底線

1981年6月27日，在中國共產黨成立60週年之際，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決議全文於1981年7月1日正式刊登在《人民日報》上，作為對建黨一甲子的嚴肅而誠懇的獻禮。

《歷史決議》通篇3.8萬字，大氣磅礴、一氣呵成，徹底否定了“文革”，科學辯證地評價了毛澤東同志的功過是非，表達了要反思錯誤、改革政治經濟不合理制度的決心，是黨的百年曆史上最重要的政治決議之一，與《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一同構成了改革開放的思想基石。四十年後的今天，極“左”思潮仍然不時衝撞社會底線，回顧決議的製訂歷程，重溫其彰顯的精神價值，依然有現實意義。

1980年2月召開的十一屆五中全會，接受了“凡是派”領導人汪東興、紀登奎、吳德和陳錫聯辭職的申請，選舉胡耀邦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這次會議還決定，要仿照中共“七大”那樣，制訂一份歷史決議，給建國以來的重大歷史事件和毛澤東的歷史地位來一個“蓋棺論定”，以消除人們的思想混亂，達到團結一致向前看的目的。

起草工作從當年3月開始，由鄧小平和胡耀邦親自主持，參與起草的有胡喬木、於光遠、吳江、廖蓋隆、龔育之、鄭必堅、鄭惠等20多位資深理論家。當時中央對這個決議起草是異常重視的，整個過程九易其稿，先後經過了一年多的廣泛討論，範圍最廣的一次是眾所周知的“四千人大討論”。這次討論持續了一個多月，參加人員包括中直機關、地方、軍隊中高級幹部近4500餘人，此外，在中央黨校學習的1500多名學員也參加了討論，實際人數近6000。

在決議起草過程中，鄧小平先後17次約談負責起草文件的中央領導同志，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講話，後來其中9次談話被收錄到《鄧小平文選》第二卷，胡耀邦也是一直全程參與，多次主持書記處會議認真審閱歷次文稿。可以說，《歷史決議》是共產黨百年曆史上，打磨最嚴謹、傾注心血最多、討論最充分的​​一份文件，各個觀點都經過反复推敲和廣泛吸收各方意見，這也是雖然經歷時代的變遷，但是結論依然經得住考驗，持續散發跨越時代生命力的原因。

該如何評價這個決議的政治作用和歷史意義呢？從80年代改革之初的情形來看，《歷史決議》對建國三十二年來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的功過是非，做出了系統的、較為有說服力的結論，統一了全黨和全國人民的思想，達到了團結一致向前看的目的，對凝聚全國人心、集中搞經濟建設起了重要作用。 《十一屆六中全會公報說》，歷史決議將標誌著“黨的指導思想上完成了撥亂反正的歷史任務”，這個評價是很中肯的。

決議的核心結論，以及份量最重的內容就是徹底“否定”文革，這也是黨內唯一一份專門討論“文革”、並作出結論的文件。從長遠歷史意義來講，可以說是中國四十年改革開放的一枚“定海神針”，沒有徹底否定“文革”這個結論和政治底線，就不會有今天改革開放的成果，也就不會有我們今天歡天喜地慶祝黨的百年華誕的自豪感。總結1978年以來中國崛起的幾個基本經驗，那就是：堅持市場化的改革方向，對外虛心學習和開放，給予人們充分的生產自由，建設一個包容和法治的社會，而“文革”所宣揚的價值無一不是反其道而行之。 《歷史決議》可以說是徹底打碎了“四人幫”給黨製造的意識形態枷鎖，如果沒有歷史決議明確向全世界廣而告之徹底否定“文革”，我們的改革開放隨時可能觸碰意識形態底線，不可能這麼縱深地推行下去。

同時，《歷史決議》不僅是鄧胡老一代革命家留給我們的政治文本，還是留給我們的一份寶貴精神遺產，其中所蘊含的很多精氣神都值得今天好好挖掘、發揚學習。

第一，《歷史決議》所體現的理論勇氣、歷史責任感值得學習。對於當時而言，如何評價毛澤東，如何評價建國後一些列重大決策，是非常棘手的事情。這個文件充分體現了當時鄧葉胡等諸位決策者的強烈責任感和擔當精神，而不是得過且過或迴避問題，留給後人再做。

第二，《歷史決議》彰顯的敢於大膽承認錯誤的精神值得欽佩和繼承。 《決議》通篇對於共產黨執政32年所犯的錯誤都沒有迴避，並且對犯錯誤的原因進行了嚴肅的剖析，鄧小平、陳雲、李維漢等當事人在討論決議的時候也坦誠承認自己所犯的錯誤，比如李維漢勇敢的檢討了他和統戰部在1957年“反右”中的錯誤，他自己要為“反右”擴大化承擔責任。這種執政黨敢於認錯的坦蕩胸懷和巨大勇氣在歷史上也是非常罕見的。

第三，制訂《歷史決議》的民主精神值得發揚。這個決議可以說是黨的歷史上唯一一份經過充分發揚黨內民主形成的文件。最後定稿前，還邀請130多位民主黨派高級領導人參加討論。在討論中，大家暢所欲言，彭真、李維漢、陸定一、譚震林、夏衍、張愛萍、周揚、方毅、王光美等都提出了很多尖銳的批評意見。雖然，鄧小平、陳雲等出於維護政治穩定的考慮，最終沒有採納這些意見，但這仍是一場發揚民主、振奮人心的盛會，僅討論簡報就出了1000多份，被譽為是“黨內第三次思想解放運動”。中央黨校教育長宋振庭說：“我1937年入黨以來，只有這次享受了黨內真正民主生活，思想解放了，把多年不敢講的講了，是一次最大的思想解放運動”。

第四，《歷史決議》通篇展現的反思和改革基本製度的價值取向值得學習。決議的結論部分，系統指出了各項製度的改革方向，尤其是重點強調要“逐步建設高度民主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包括：確保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成為有權威的權力機關，在基層政權逐步實現人民的直接民主，樹立憲法權威，保證國家司法機關和各種群眾全體獨立自主形式權利、開展工作。這些制度建設的設想是我們改革開放的重要初心，也是黨的歷史上永遠閃耀光華的思想財富。

《歷史決議》透露著我們黨在那個年代的血氣、朝氣、民主、寬容、智慧和生機，這種精氣神也是80年代改革開放能夠打開局面的根本原因，我們今天又面臨新的改革開放難題，更應該學習和發揚好它。

由於過去對“文革”的反思和揭露不徹底，隨著親身經歷“文革”的那些“反思派”逐漸老去，近些年，整個社會對“文革”批判聲音逐漸式微。而另一方面，各種形形色色的力量，不斷衝擊中央徹底否定“文革”的底線，還有人試圖為林彪、“四人幫”反黨集團主犯翻案。

現在整個社會對“文革”的認識呈現虛無化、浪漫化和美化的傾向。人們有意識的忽略”文革“中的腐敗、特權、極度不平等，把它想像成為一個公平、沒有貪污的社會；有意識忽略“文革”中的暴力血腥，美化所謂的“大民主”；有意識忽略“文革”中的道德淪喪，把它描述成道德純真的年代；更有很多知名的清華北大教授，從經濟學、政治學專業角度，為建國後蓋棺定論的一些錯誤路線做粉飾，非得說成是被誤解的“正確戰略選擇”。中央現在強調要反對形形色色的“歷史虛無主義”，這對於矯正社會試聽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各種美化極“左”錯誤的言論也是“歷史虛無主義”的一種，值得反思和警惕。

尤其是90後、00後的年輕一代在這些思想的影響下，對“文革”的認知發生很大的改變。 70後、80後一代，尚能對否定“文革”形成較為普遍的共識。然而，在知乎這些高學歷二十來歲年輕人聚集的新媒體上，徹底否定”文革“已經快成為”政治不正確”。對於“文革”對錯與否，這個不應該有爭議的問題，竟然總能引起激烈的討論。

所以，影響未來中國命運的不僅有國際外部風險，以及人口低出生率、經濟增速放緩等經濟挑戰，更有“文革”思維在中國社會捲土重來的思想性危險。這個危險的內核不是唱懷舊老歌、跳廣場舞這種表象的東西，而是：崇拜極權，抗拒民主；推崇用暴力，抗拒法治和協商精神；崇尚國家主義，藐視個人的權利；崇拜權威，反智、反理性主義；盲目自大，排斥一切外來文明，閉關自守。

《歷史決議》是改革開放的”護法神“、“緊箍咒”，只有不放鬆這個緊箍咒，中國才有向更現代、開放、有秩序的社會轉型的可能，否則有可能葬送所擁有的的一切改革成果——正像鄧小平同誌所說的那樣：右可以葬送社會主義，“左”也可以葬送社會主義，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原文網址：https://mp.weixin.qq.com/s/dVkp3iWwACqd7ID5nJf9yA?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scene=1&clicktime=1624843105&enterid=1624843105

改革開放40週年 ：回顧中國人赴美留學史

1978年7月某天凌晨3時許，美國白宮的電話驟然響起，總統吉米•卡特從睡夢中被叫醒。

電話來自北京，打電話的人是總統科學顧問弗蘭克•普雷斯博士，他正在中國訪問。 除了遇到危機，卡特擔任總統期間很少在半夜被叫醒。

卡特問，為什麼這麼早打電話？

普雷斯向他報告說，此時正和鄧小平會見。

卡特問，是有什麼壞消息嗎？

對方說，不是，他問了一個我無法回答的問題，他想知道能不能送中國學生到美國留學。

“當然可以。”

“他問能不能派5000人。”

“你告訴鄧小平，他可以派10萬人。”

那時中美還沒正式建交，十一屆三中全會還沒召開，一窮二白的中國面臨著一堆亟待解決的問題。

“美國戰略智囊”布熱津斯基對鄧小平當時的做法很驚訝，他在回憶錄中曾發出疑問：把中國最聰明的孩子送到美國去，難道他不知道當時中美兩國生活條件的差距 嗎？

鄧小平不那麼認為。

早於這通電話的1978年3月18日，在全國科學技術大會開幕式上，鄧小平說：“任何一個民族、一個國家， 都需要學習別的民族、別的國家的長處，學習人家的先進 科學技術。我們不僅因為今天科學技術落後，需要努力向外國學習，即使我們的科學技術趕上了世界先進水平，也還要學習人家的長處”。 那一年的６月23日，針對留學生派出工作，鄧小平有說：“我贊成留學生數量增大，主要搞自然科學”， “要成千成萬地派，不是只派十個八個”，而且，派出 留學生“要千方百計加快步伐，路子要越走越寬。”

鄧小平在全國科學技術大會開幕式上講話

那是一個一度封閉的大國，在特殊歷史時期再次推開國門。

此後，乘著改革開放的東風，湧動著中國人熱情、智慧和鬥志的留學大潮拍天而起，以不可阻擋的力量向海外世界卷去。

1978-1979 破曉

1978年12月26日晚八九點，小雪，一架飛機靜靜地停在首都機場停機坪上。 52名中年人穿著黑大衣和黑皮鞋、帶著黑色手提包，順序登上飛機，他們要途經法國巴黎轉機去美國留學。 當時，中國經濟落後，外匯奇缺，這麼多人一共就只有50美元，被領隊揣在兜里。

彼時的中國，剛剛開始從革命的狂熱中醒來，貧窮如一根芒刺穿透剛剛甦醒的肌膚，讓人感覺疼痛。

1978年12月26日，首批52名赴美留學人員到達美國

登上飛機的一剎那，這52個人還有些恍惚，在此之前，沒有一個人想到自己能得到去美國的機會。 這是因為，很多人來自“剝削階級家庭”，這種包袱彷彿也有萬鈞之重，足以影響一個人求學的自信心，甚至將他壓垮，大家因此也心有餘悸，害怕萬一去了，國家 的路線改了，就倒霉了，要么回不來，要么回來了又要被戴帽子。

教育部告訴他們，這是國家的需要，是鄧小平的命令！ 到美國去學習他們的科學技術，回來給國家做貢獻，這樣大家才得以安心。

1978年12月底，國務院副總理方毅在人民大會堂為首批52名赴美留學生送行

柳百成，第一批出國留學52人的總領隊，在停止教學的日子裡被打發到鑄造車間勞動，他白天扛沙子，晚上堅持閱讀英文專業書籍，邊看邊做筆記，筆記本積累了一尺多 厚。 開始第一批留學生選拔時，他已經45歲，當時機械工程系分得了一個名額參加清華大學的選拔，系主任親自面試，他得了第一名。 接著學校、教育部也組織了統一考試，他連闖三關後最終入選。

1978年12月26日，飛機萬里西行，滿座的中國學者難抑心中興奮，當時大家對美國就像對月球一樣陌生。

這52名公費留學生學成後，悉數回國，成為了各個領域的佼佼者，個人命運的軌跡也因此發生急速轉折。 1981年初，柳百成回國。 當年清華赴美的9人中，如今已有3人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或工程院院士。 柳百成也在促進信息化技術與先進製造業深度融合上作出了自己的貢獻，使愛國奉獻、報效祖國的夙願得以實現。 改革開放確實為知識分子帶來了春天，使知識分子有了充分發揮聰明才智的平台。

52名首航留學生名單

1980-1983：生長

70年代末的中國留學生所學專業主要集中在科技領域，而到了80年代，更多的留學生選擇了經濟學、企業管理等專業。 這種微妙的變化跟改革開放的深入推進分不開。

52人去美國留學的次年，中美建交。

在金門島，聽到這個消息的27歲台灣陸軍連長林正誼，站在一塊巨石上，凝望著對岸，內心正翻騰著大海一樣的波濤。 林正誼當即判斷出，腐敗的國民黨當局“反攻”大陸是零概率事件，日後的中國一定會更加開放的走向世界舞台。 在一個夜深人靜的晚上，他悄悄下水，遊了三個小時後到達大陸，隨後就讀於北京大學經濟系，林正誼還給自己改了個名字叫“林毅夫”。

1980年，還在北京大學讀大三的22歲青年易綱被派往美國學習經濟及管理，初到時，他揣著2美元，一邊留學一邊靠給學校食堂洗盤子賺生活費。 兩年後，林毅夫被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舒爾茨看中，推薦到芝加哥大學學習農業經濟；曾睡在易綱上舖的海聞從北大畢業，但沒能拿到公費留學，只能 考慮自費，他騎著自行車往返於學校與北京圖書館，從北圖抄寫下美國大學的地址，一封封信寄向美國，最後被加州長灘州立大學錄取，成了改革開放後北大“自費出國 第一人”。 10多年後，這三個命運軌跡若即若離的海歸聚在一起，創立了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也就是後來的國家發展研究院。 從創立到現在，越來越多的留美、留英學者加入其中，他們認為這是研究中國問題最好的地方。

1994年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成立初期合影（左起：張帆、易綱、林毅夫、德懷特•帕金斯、帕金斯夫人、海聞、余明德、張維迎）

1984-1991：大潮

80年代的中國依然不富裕，但改革開放無疑給予了人們通向未來的信心。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和“商品經濟”的合法地位被確立，無數願意用雙手創造財富的人一頭扎進神秘莫測的“海”，開始了一場改變命運的探險。 社會大環境在不斷改變，國人生活的細枝末節也在悄然變化。 “板磚”單卡收錄機、鄧麗君在甜柔的歌聲，崔健“平地一聲吼”，一首《一無所有》，爆炸型的燙髮， “離經叛道”牛仔褲、T恤衫……

在那個特殊的新舊交替時期，長時間的精神壓抑之後，國人發現所有的事物都是前所未有的新鮮，而被新鮮事物包圍的自己是從未有過的年輕！

當時，倍感年輕的還有中國的企業，1984年被很多人稱為“公司元年”。

越來越多不甘庸碌的人，用“下海經商”取代了“拿鐵飯碗、掙死工資”，一大批日後馳騁一時的公司，諸如“海爾”、“健力寶”、“蘇寧電器”、“聯想 ”、“万科”等得以誕生。

同樣是在1984年，留學這件事也迎來了大潮，這一年，國家頒布了《國務院關於自費出國留學的暫行規定》，打開了人們自費留學的渠道。

龍門陡開，江鯽飛躍，此後積壓了十多年的人才狂潮再次噴湧！ 中國留學生帶著那個年代特有的激情、勇氣和夢想去往世界各地。 他們看起來有點“狂”，但“狂”的很有底氣。

1985年，吳鷹做了一個艱難的選擇——從待他不薄的北工大辭職，考入美國新澤西州理工學院，帶著一箱行李和30美元，隻身一人來到美國攻讀碩士學位，十 年後，他創辦UT斯達康公司，靠一種叫“小靈通”的電信產品聞名一時。

他們用一種非常艱苦的過程證明了自己的堅韌。

出身於陝西西安的張朝陽在考取李政道獎學金時，對手是祖國各地的700名尖子生，競爭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最終，他成為被選中的100人之一。 後來有人問成為搜狐掌門人的張朝陽：“在面對風險投資時心理壓力能不能承受？”他回答到：“這些​​壓力比起我在清華參加考試的時候的壓力要小得多。“

1986年，閻焱、熊曉鴿、張朝陽、張亞勤去了美國。

1987年，徐小平先去美國，再到加拿大，刷了很久的盤子，田碩寧也在這一年去了美國，之後成為亞投行第一任行長的金立群則赴美國波士頓大學經濟系研究生院進修 。

越來越多的青年奔向國外。 僅在1985年底，出國留學生的總人數就達到3.8萬人，其中自費留學生7000人。 在之後的十多年間，這些人中的很多人都將回到中國，政界、學界和商界都將不乏他們的身影，中國未來的新技術、新理念和IT產業等將由他們擔負支柱。

這些後來中國各領域的“領航者”，此刻都默默地奔波在各自的留學之路上，誰也不會想到，時代會在某個瞬間猛一轉身，把聚光燈打在他們身上。

4、1992-2002：激盪

跟80年代的“浪漫”有所不同，90年代日漸商業化的時代特徵，讓中國不再像過去那樣充滿神秘感和難以琢磨。

不過，在意識形態領域，兩種不同的聲音仍然在隔空交鋒。 如果僅僅從報紙上的爭論來看，1991年的中國瀰漫著改革是姓“社”還是姓“資”的硝煙。 而事實卻是，爭論如江面上迷眼的亂風，實質性的經濟變革卻如水底之群魚，仍在堅定地向前遊行。

1992年鄧小平南巡，一系列講話的核心其實是對無所不在的意識形態爭論給予了斷然的“終結”，改革開放新一波的浪潮由南向北，在經濟上形成了強烈的號召力。

很多國人都從中嗅出了巨大的商機，很顯然，一個超速發展的機遇已經出現。 這時候，需要的就是行動、行動、再行動！ 此後又出現了一波辦公司熱。

“海歸”也是中國實現現代化的重要部分，與經濟加速相對應的，是留學政策的進一步鬆綁，“支持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被確立為留學海歸政策的指導思想，這一掃80 年代末一度對留學政策有所收緊的陰霾，給留學潮又加了一把火。

於是，雄心勃勃的人都琢磨起留學來：從商的，想到海外賺得第一桶金；搞文化的，一心盼著成為世界文化的主流；演藝明星們，也開始惦記著衝進好萊塢、 百老匯。 有人甚至帶著“外國月亮比中國圓”的幻想，盼著盡快走出國門。

1993年，一部叫《北京人在紐約》的電視劇火爆全國，將出國熱真切地展示在每一個中國人面前。 “如果你愛他，就把他送到紐約，因為那裡是天堂；如果你恨他，就把他送到紐約，因為那裡是地獄。”片中，姜文扮演的音樂家王啟明，在紐約無論如何 掙扎都無法實現自己的音樂夢想，最後成為了一名商人，這是那一代人世俗意義上的成功模板。

《北京人在紐約》劇照

借助一股股留學潮，有人懷著各種想法趕赴世界各地，也有人正從世界的某個角落匆匆趕來。

中國的改革開放1992年之後進入黃金盛年，互聯網這項科學技術正在太平洋彼岸落地，開始商業化，展現其迷人的魅力，中國也正迎接這一股互聯網衝擊波。 越來越多的人加入到中國互聯網大潮中，“海歸”們也在這一時期鬼使神差地入局。

1995年，走下飛機舷梯的張朝陽感到一陣寒意，他搓了搓手，拎著兩個手提箱向機場外大步走去。 多年的美國生活，讓張朝陽有了“小布爾喬亞式”的審美，扎小辮，POLO衫，戴墨鏡，而迎接他的，是一片未知。

1999年國慶，大家的名片上開始印e-mail地址了，街上有人穿印著“.com”的T卹了，李彥宏斷定：互聯網在中國成熟了，大環境可以了。 於是，他決定回國創業。

同年，陳一舟與兩位斯坦福大學校友楊寧、周雲帆回國。 此前他們曾一起回中國轉了一圈，得出一個結論：世界上發展最快的地方都在這兒了，不來這兒，去哪兒呢？ 後來他們創辦了一個叫ChinaRen的公司，也就是後來的人人網。

儘管有著諸多不如意，對未來的生活也沒有全然把握，但他們還是回來了，理由只有一個：在美國雖然拿著高薪但找不到自我，不如回國創業。

接下來的時光裡，每個行業都將被“互聯網思維”攪個天翻地覆。

儘管各種優秀“海歸”或出於夢想，或出於商機選擇回國，但這也難以掩蓋這一時期中國大量的人才流失，2002年，也就是中國被世界貿易組織接納的次年，出國與 歸國人數之比一度達到了6.94∶1，也就是說，每7名中國留學生中僅有1人回國！

5、2003-2018：歸來

進入新千年，一切都變得很快，“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成為這個時代最強有力的註解。

出國留學的方針得到了很好的貫徹，自費出國留學限制被徹底廢除，工牌出國留學政策在培養高層次留學人才方面持續發力，吸引留學人員尤其是高層次留學人才回國工作為國服務所 採取的政策不斷健全，出國教育效益極大增強。 2010年7月，《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發布，堅持“支持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的方針。

與蒸騰上升的綜合國力相對應的，就是此階段滾滾洪流般的留學潮，中國已悄然成為全球最大的留學生輸出國之一。

擁有更多選擇的學界精英和商界大佬，選擇將孩子送出國去，出國留學逐漸呈現出了低齡化的趨勢。

前首富王健林在​​兒子王思聰兩歲時選擇將他送到國外上寄宿學校，從新加坡Swiss Cottage小學，到英國溫徹斯特公學，再到倫敦大學學院哲學系，王思聰一路在國外接受先進的教育 ，養成了張揚的個性。 同樣是前首富的劉永好，做出了同樣的選擇。 1994年，劉永好將女兒劉暢送到美國西雅圖小鎮女子學校讀高中。

出同樣的選擇的，還有很多企二代。 娃哈哈二代宗馥莉就讀於佩珀代因大學；碧桂園二代楊惠妍就讀於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聯想柳傳志的女兒柳青就讀於哈佛大學……

此階段，不僅精英人士、商業大佬選擇送子女出國，越來越多的普通家庭，也加入到送子女出國的隊伍中。 2018年，中國出國留學人數突破了60萬。

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留學生選擇了回國。 從2003年開始，中國出國與歸國人數之比不斷縮小，2010年為2.11:1，2015年為1.28:1。 少數人的選擇成了多數，近五年來回國人數占到了出國總量的70%。 更重要的是，歸國者中，精英大有人在！

據中國與全球化智庫發布的調查，海歸創業集中於國家戰略新興產業，在海歸創業者中，58.3%擁有個人專利，65.9%從海外帶回了技術，絕大多數處於國際先進和國內先進水平 。 相對早年的迅速復制海外商業模式，近兩年的海歸技術人才在生物製藥、AI、新材料等技術創業領域扎堆。

國外很多國家的條件還是比中國好，為什麼選擇回國？

回答歸結起來無非兩點：除了中國的機遇，還有國外的天花板。 很多技術人才直言“在美國，華人技術人才能躋身管理層的不多，可能會一直寫代碼。”

2017年初，被稱為“矽谷最有權勢的華人”的微軟前全球執行副總裁陸奇歸國，成為新版精英歸國的代表。 這些歸國精英或直接投身到創業大潮中，或加盟大互聯網公司任高管，或致力於開拓國際市場。 除了商業精英，還有一批國際公認的科技大咖歸國。 2008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分子生物學系建係以來最年輕的終身教授和講席教授、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美國國家科學院外籍院士施一公做出了回國決定，哈佛八博士王文超、張欣 、張鈉、王俊峰、劉青松、劉靜、林文楚、任濤在中科院合肥物質科學研究院強磁場科學中心……

西方媒體評價：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像中國一樣，如此重視吸引流失在外的人才回國。

改革開放40年，歸國留學生與鄉下知青、高考學子、下海闖蕩的商人和進程務工的農民工一起，成為推動中國崛起的重要力量。 40年中，這群中國人“晴天搶幹，雨天巧干，白天大干，晚上加班幹”！ 不知不覺中，世界卻驚奇不已，一個曾經落後的中國，經濟總量已成為世界第二。

改革開放40年，是中國青年學子負笈海外、勵志報國的40年，是中國教育學習、借鑒、赶超的40年，是從人才輸出到人才回歸的40年。 與此同時，這支源源不斷的留學大軍為中國的社會經濟建設輸入了不竭的新鮮血液，拉近了中外教育、科技的距離，推動了中外人文交流，提升了中國在國際社會上的影響 力。

40年歸來，當年第一批的出國留學生已經白髮蒼蒼，他們作為中國留學歷史變遷的見證人，也見證了中國改革開放、科技發展、經濟騰飛。

時代車輪滾滾向前，留學的歷史不斷變化，不變的，是千萬萬萬像他們當年一樣奮力奔跑的人

任何以愛為名的打壓與踐踏，都是愛的謊言。

PUA的控制也就是Gaslighting（煤氣燈操縱），PUA原意是pick-up artistry把妹攻略或搭訕藝術，但若操縱過度可會成為一種毀人心智，殺人無形的情感操縱，且大多並非出自操縱者本意。

☝️（註：不想被愛情中的養、套、殺的PUA學給框騙的可參考這篇：）
https://www.bella.tw/articles/sexuality/21443

以下是作者石宇宙對現今意義上的PUA所歸納出的重點，與大家分享。1944年，由美國導演喬治·庫克執導的一部驚悚片《煤氣燈下》（Gaslight）中的主角安東。在電影中，鋼琴師安東（CharlesBoyer飾）為了將妻子寶拉（Ingrid Bergman飾）所要繼承的大額財產據為己有，一面將自己偽裝成瀟灑體貼的丈夫，另一面又不斷使用各種心理戰術，聯合家中的女傭企圖將妻子逼瘋。

在丈夫縝密的心理操縱下，寶拉逐漸變得神經兮兮，懷疑現實、質疑自己，最後在精神上幾乎完全依附於安東。

這種試圖破壞他人對現實的感知的情感操縱，也因該電影而得名為Gaslighting（煤氣燈操縱）。下面幾個經典的Gaslighting片段讓大家參考：

1）信息封鎖：在一段時間內不斷重復強調某一信息

安東和寶拉新婚滿三個月時，外出去倫敦塔遊玩。出門前安東送給妻子一枚小巧的白色胸針，聲稱是母親去世前留給他的，並囑咐寶拉把它收好。此時安東略顯刻意地強調了一句：「你可能會弄丟，你知道的，你經常丟三落四」。這是電影中安東第一次對寶拉實施Gaslighting，也是寶拉初步對自己產生懷疑。

但是在二人離去之後，兩位女傭之間的對話又再次佐證了，寶拉從未體現出任何異常。但是男主人安東，卻不斷向他們傳輸「女主人生病了」這一信息。如果說此時，僕人們還對女主人生病一事尚有所懷疑。那麼接下來的事情，就令他們對於這一言論深信不疑了。

當天的遊玩結束後，安東便以飾物常年未佩戴、需要修理為由，向寶拉索要胸針。由於安東從一開始就並未將胸針放入寶拉的手包，而是偷偷將其藏在手心轉移至別處，寶拉自然無論如何都找不到胸針的蹤影，還以為是自己不慎遺失，十分懊惱。

安東借此機會再次強調寶拉「記憶力不好」一事。「你真的有將它放進去嗎」，寶拉不甘心地又問了一遍安東。安東並沒有立刻反駁，而是反問寶拉，「你連這也不記得了？」。

此時，因丟失胸針而產生的內疚、自責，外加安東使用虛假信息進行的旁敲側擊，使得寶拉對自己記憶力的信心徹底動搖。家中女傭在親眼見證了此事後，也開始相信寶拉確實「有病」了。

2）激起寶拉嫉妒心，再批判這種情緒不正常

安東在與寶拉二人獨處時，慫恿她喚女傭上樓點燃煤氣燈。而當年輕貌美的女傭點燈之余，安東便湊過去言語輕佻地與其大肆調情。此時寶拉已極為不悅，表面上故作鎮靜地看書，實則是在旁聽著二人的對話。

待女傭走後，寶拉便質問安東為何要這樣同女傭說話。安東解釋稱，自己只是「想將她當成平常人，而不是下人」。如果說到這裡也還算解釋得通，接下來安東進行的就是騷操作了。

當寶拉委屈地表示，安東與女傭這種過分親密的相處模式會讓她們瞧不起自己時，安東卻將矛頭轉向寶拉，直接坐實她「精神出了問題」這一說法。「你又在胡思亂想了……你生病又妄想，我會很難過。」

安東的反應真的是「是你想多了」的無敵高階進化版，渣男中的語言操縱大師。

3）關係封鎖：限制寶拉社交，將其禁錮在自己身邊

當鄰居老太太要來拜訪二人（尤其是舊交寶拉）時，安東顯得十分暴躁，生氣地說，「別讓他們總來煩我們了」。並且由於擔心日後無法全面控制寶拉，命令女傭以「夫人身體微恙」的理由，拒絕這位不速之客的來訪。

而當寶拉委屈地詢問丈夫，為什麼要這麼做時。安東換上一副關切的面孔，將其歸咎於寶拉的表述不清，「我以為你只是禮貌回答而已，你想見她為什麼不告訴我呢」。

在之後的一次宴會上也是如此。安東不願意讓寶拉出現在眾人面前，在未告知寶拉的情況下就拒絕了主人的邀約。寶拉得知後十分生氣，堅持要出席。安東嚇唬她說，那你只能一個人去了。可是這句話並沒有阻礙寶拉，她表示自己一個人也可以去。

見妻子如此堅定，安東只好立馬轉變態度，表示自己只是開了一個玩笑。說完憂心忡忡地上樓，一邊穿衣一邊思考對策。安東前後反差極大的態度，被這黑白影片中搖曳的煤氣燈影襯得更顯可怖。

這種把事實刻意扭曲、選擇性刪減，持續使用否認、矛盾、誤導和謊言等方式，使被操控者懷疑自己的記憶力、理智和精神狀態，乃至自我存在價值的操縱方式，不就是傳說中的PUA教程的核心嗎。

而當這種情感操縱的對象不再僅局限於陌生異性，而是進一步延伸到朝夕相處的朋友、同事、伴侶、甚至是家人身上時，PUA一詞就顯得過於局限而不再適用了，將其定義為「煤氣燈人」則更加準確。

✍️ Gaslighting比你想象的更常見

「對某人進行情感操縱」並非大多數煤氣燈人的本意，畢竟，極少有人會處心積慮地想要折磨自己愛的人。

然而，陷於各種複雜關係中的人們，多從相處初期的「我愛你，所以我甘願為你付出」，逐漸發展到打著關心的旗號不斷進行要求和索取，認為自己做的都是為了對方好，從而演變成「我愛你，所以你應該聽我的」。而這一看似被正當化的出發點，讓自己的愛在不經意之間就慢慢變了味，成為令人窒息的Gaslighting。

一些煤氣燈人可能從未注意到其所作所為產生了負面效應，但他們能明確感知到，自己想要控制他人行為的強烈衝動。

這類人在親子和夫妻關係之中較為常見。例如，一些父母在日常生活中與孩子交流時，習慣性地對其進行打壓，否認孩子自己的感受、認知和判斷，使得這樣的孩子自幼年起便從內心對父母造成非正常的心理依附，認為自己「做什麼都是錯的」，從而全盤接受父母的安排。

想想你是否也聽過、或曾說過這樣的話：

「你很馬虎，數學也不行。」
「你可不可以不要疑神疑鬼的了？你想多了，我和她什麼都沒有。」
「你的腿好粗啊，真是個小胖子。」
「你要是愛我的話當然就該做出這些改變啊，不然你就是不愛我……你是不是不愛我了？」
「可是我是你的男/女朋友啊，你難道不應該xxx/xx嗎？」
「你脾氣太差了，除了我沒人受得了你。」

一旦這些話從身邊人的口中聽得多了，人們便會在潛意識中開始相信——我永遠也學不會數學；我的疑心病太重了，這是在主動破壞我們良好的關係；我又胖又醜，要把腿上的肉肉遮起來才能見人；我在感情中做得不夠好，我是一個差勁/失敗的人；沒有人會喜歡我……

雖然說以上現象並不一定出自主動的Gaslighting。但是，隱藏在這些話背後的，就存在著操控者想要改變你，使你順從的意圖。你的負面情緒便來自於這些，外界只因一時的判斷就為你貼上的標籤。它們有失偏頗，但又影響深遠。

建設性的批評是有益於自身發展的，而持續的、負面的批判會嚴重打擊人的自信心。當一個人本身就不夠自信時，他/她就更容易被這些標籤所影響、被打擊，一蹶不振，甚至開始不斷心理暗示自己——我放棄改變了，這就是真正的我。

正如Patricia Evans在《Controlling People》一書中寫道，「如果我們總接受別人對自己的定義，就會相信他們的評價更加真實」。

✍️ 「煤氣燈人」的主要表現

Gaslight中的操控者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會使用一切必要的手段去控制他人。因此，他們往往將自己置於感情中的主導地位，並且希望自己是影響被操縱者的唯一來源。以下是操縱者們會在關係中可能表現出來的9點跡象：

1. 較為自戀、以自我為中心
2. 利用你的弱點進行嘲諷、攻擊，批評你的一舉一動，貶低你的自身價值。
3. 樹立權威，假裝自己無所不知地瞭解你，甚至試著說服你，你所相信的是錯的，是在進行自我欺騙。
4. 試圖讓你相信，除了他們以外所有人都在欺騙你，會做對你有害的事情。
5. 讓你覺得你的想法和感受並不重要。
6. 使你懷疑自己的理智。
7. 他們並不一直對你很差勁，時不時地會給你一些甜頭，不斷使用正強化和負強化去操縱你迎合他們的要求做事。這種情緒、態度上的不穩定使你感到困惑，並開始質疑一切。
8. 傾向於選擇性記憶，他們有時會否認自己說過的話和做過的承諾。由於認為自身的形象應是「高大的」，一旦出現問題便推卸責任，並通過撒謊、掩飾等方式將錯誤歸咎於你或者他人。
9. 善於扭曲事實，並給出一個既長、又非常複雜的論證過程使其更有利於證明自己的觀點。

那麼，如果遇到了煤氣燈人，我們該怎麼做才能免遭其控制？以及，如何避免我們自己成為一個煤氣燈人？

✍️ 如何避免被Gaslight

首先，認清自己，相信第一直覺
在評價自我時，應堅定立場，相信自己的直覺。他人對於我們的評價往往只是基於部分現象所做出的，能起到輔助和借鑒作用，但並非嚴格的定論。若完全通過別人的觀點來認識自我，只能使得對自我的認知更加模糊。

第二，不斷豐富社交圈。一旦封閉自己，就等於削減了自己的信息獲取來源，繼而更容易相信「一家之言」。孤立自己相當於給予別人更多的專斷控制權。因此，我們應讓自己不斷接觸到新的朋友、擴大自己的社交圈，接受來自多渠道的思想。一旦遇到心理上的疑惑，也可將問題拋給一些我們信任的人，以免在獨自解決問題時鑽牛角尖。

第三，擁有犯錯的勇氣。大多數被Gaslight的人，都是極度自卑、害怕缺點被暴露於大庭廣眾之下的人。不願自己做決定，也不敢直面事情的結果，因此過於依賴他人的判斷和評價。那麼，首要事項應是認識到人人都是會犯錯的，接受自己的「不完美」。從小事開始，為自己做決定。

第四，學會承擔責任，掌管自己的生活。記錄下生活瑣事、工作任務、行程安排等，從而做到對自己的生活心中有數。這是一個好習慣。保持生活和工作的井井有條，可避免自己過於依賴他人，輕易使自己陷入混亂危機。

第五，永遠愛自己。主動發現和記錄自己的優點，哪怕它很小，很容易被忽視。比如，時常告訴自己，「我彈鋼琴彈得很棒」、「我抓娃娃技術一流」、「雖然這件事我沒做好，但是我在積極尋找補救辦法了」。對於敏感且容易自卑的人來說，學會阿Q式精神勝利法未必不是件好事。

第六，尋求專業人士的幫助。一旦確認自己已經被Gaslight了，我們應盡快、主動地做出一些行動，以打破對方的操縱。操控者之所以能夠持續操控，正是因為我們被引導著做出了他們預想的反應，這使他們發現操控是有效的、能夠達到目的。若我們反其道而行之，不給予他們所要的反饋，則有助於改變這一模式。而當自己沒有辦法完全逃離操縱者的掌控時，積極尋求外界力量。

最後，如果意識到自己也或多或少的，存在著類似的情況，並感到內疚。那麼，請記住我們首先應原諒自己——我們並非聖人，也並非主動去施暴——然後立刻、馬上與你的親人朋友等受害者去溝通，請求他們的原諒、向他們尋求幫助。

永遠不要試圖以愛為名義，去合理化情感操縱這一行為。愛應是深深的理解與接受。美國人本主義心理學家羅傑斯曾說：真正的愛是建立在尊重與平等之上，任何以愛為名的打壓與踐踏都是愛的謊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