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1/21 很慘的一天（長文注意）

今天一大早起床開電腦，就發現我的電腦💻疑似有點問題😨😨😨😨電源燈是亮著的，但是完全沒有畫面，也沒有開始運作的聲響，只有風扇發出驚人的巨響......

因為本來覺得只是螢幕顯示器壞掉，又趕著早上要出門上課，我膚淺的抱著可以趁下課到打工的一小時空擋把電腦修好的心情出門。

下課直奔網路上找到的電腦維修中心，店員拿電腦進去測試後，跟我說「可能」是主機板壞掉，所以需要購買新的硬碟等等等（我聽不懂）還有幫我回復資料，估計下來他跟我說要花至少台幣2萬（如果它們評估資料難救甚至要花到台幣四萬）。而這竟然沒有包含把我的電腦修好😨😨😨😨😨那個人除了報價外除了跟我說他覺得主機板可能有問題外沒有給我任何建議、說明。

我主動問他那什麼時候會好？硬碟資料還在嗎？是哪裡出問題？...等，他都沒有給我任何肯定答案，都只說不清楚，有無限可能性。雖然知道這種事情本來就不會說死，但是這樣我來就沒有意義了啊😂😂😂😂而且那個人感覺超不專業😂😂😂我深入問哪個東西是什麼意思後，他也不太清楚的樣子😂😂

我說那不用了後，他說要收相談費和診斷費共8000日幣。我有聽錯嗎？你跟我相談什麼診斷什麼了😂😂😂我什麼具體情況都沒掌握，我的機器哪裡出了問題你都沒跟我說我卻花了4000的診斷😂😂😂😂我進去加填寫資料才花了10分鐘8000日幣就飛了，但也不能不付，付了錢出來後感到一陣絕望。

因為我幾天後有重要的面試，所有資料💾都在檔案裡，所有的就職資料（主要是各個網站的帳號密碼）、履歷、進度分配表、這幾年的東西也都在裡面，趕快打電話給打工請假後，趕快想要去哪裡問還有沒有機會修回來，或是可以更便宜保存資料，或是要買新電腦。頓時覺得一個人在國外真的很無助。

這時朋友推薦了我一位會修電腦的台灣人🇹🇼，我也馬上奔向他家。他幫我偵測後判定我真的主機板死亡（代表我必須買新電腦....），但是資料全部救的回來😭😭😭😭他幫我取出硬碟後，非常仔細的跟我說明目前所有的狀況。

然後他甚至帶我去買電腦😭😭😭😭😭😭😭
我們一起去了ヨドバシ，他幫我分析性能，價錢，到最後我還是因為價錢考量買了我本來的那款筆電的升級版😂😂😂台幣1萬7（比我三年前買的電腦還便宜😨）

然後不只這樣！！！！除了幫我把我的檔案全部放到新電腦裡外，他還幫我灌了輸入法，刪除沒有用的東西讓電腦跑更快，幫我設定所有瀏覽器問題，本來還要幫我灌open office（但發現電腦裡本來就有）最後教我日本鍵盤的打法😭😭😭😭最後收了8000日幣（這個8000日幣跟早上的8000日幣真的是不同規格😂😂😂😂😂）

現在新電腦全部都是日文，也當作省下以後學的時間，我會努力上手的。也希望這台新電腦可以陪我長長久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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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過了這一天，要感謝很多人。

感謝我的在日台灣朋友看我有難，馬上介紹了專業的人給我。
感謝我的台灣朋友一個一個私訊我，幫我線上維修。
感謝專業的人浪費了自己的時間幫我把問題從頭解決到尾。
感謝我媽媽很擔心我情緒崩潰哈哈😂😂
感謝男友馬上說他有兩台電腦要給我一台（但是是超小超爛還超慢的電腦，我拒絕他還以為我在客氣www一直說不要客氣啊我給你我給你wwww）

我今天加上交通費總共花了日幣9萬多，是我打工差不多一個月的薪水，等於我這個月完全在吃老本，真的是太痛的一天。

大家也要好好善待自己的電腦，不要發生跟我一樣的事情。

想當leader，you must take the risk。

交大新任校長-張懋中院士 (交大電子所博士68級,師承陳茂傑教授.)

本土博士揚名國際的傳奇 UCLA 張懋中教授專訪
張懋中院士於交通大學電子研究所陳茂傑教授從事研究，1979年經交大及教育部口試合格獲頒國家工學博士。
張院士目前擔任美國洛杉磯加州大學(UCLA)電機工程系系主任暨講座教授，曾獲多項國際級獎項及榮譽。
1996年以“Ultra-High Speed HBT Integrated Circuit Development” 優異研發成果榮膺國際電機電子
工程學會(IEEE)會士(Fellow)；2006年更榮獲IEEE David Sarnoff獎項，以表彰其研發砷化鎵(GaAs) HBT異質雙
極電晶體功率放大器，由理論製成實物，成為手機及無線上網裝置的關鍵性元件，引領無線通訊的發展。
由於其研究成果蜚聲國際，張院士於2008年獲頒美國國家工程學院(National Academy of Engineering)院士，
2012年時更獲得中央研究院院士。
交大友聲專訪 文‧彭琡靜

交大電子研究所，培育了兩位世界級的本土博士，這兩位都姓張，一是台灣半導體之父的前校長張俊彥教授，另一位是今天要介紹的主角─UCLA教授張懋中學長。台灣土博士跑到美國人的地盤搶飯碗聽起來已經是個天方夜譚，但張學長還能受邀當起名校UCLA的tenured full professor，聽到這樣的奇蹟般的經歷，不禁讓人對他在美國奮鬥史產生莫大的好奇。

六月廿四日，張學長回國接受電機學院所頒發的榮譽教授，隔日則到工研院接受2008年潘文淵研究傑出獎項。除了傑出的研究成果，張學長為人幽默風趣，廣結善緣，這次回國，行程滿滿，而我們就在這滿檔的行程中專訪到張學長。以下是張學長的精采分享。

五項大能力站上國際舞台：Value、Passion、 Selection、 Latitude、Depth

問：談談您童年，父母對您是什麼樣的教育方式？

張：讓孩子有機會express自己，從小就鼓勵他們多 present。我國小和初中經常參加演講比賽，雖然師長幫忙潤飾內容，聽起來會有點肉麻（笑），不過，這讓我有許多public speech經驗，對於日後的表達能力的助益很大。因為research需要下真功夫，但如何把結果用清楚簡單的文字語言呈現出來，同時讓人家認同跟你一起做研究會有開闊的前景，表達的能力與技巧在這個時候是最重要的。

問：您對學生的訓練也是如此嗎？

張：我平常在學校訓練學生也是非常注重presentation。我認為學生出去，就是代表學校的規格，要能講話不拖泥帶水，要能hit the point。很可惜我們台灣的孩子不被鼓勵這個能力，造成台灣學生的邏輯思考不是「交通」型，是「反交通」的，也就是說自己滿清楚了解的，但是怎麼讓別人欣賞與接受，我們的教育有很大的改進空間。

我一直強調value-centered or value-pursued，我這些年在美國，近距離觀察大師，發現他們都有正確的value。做任何事，第一件事一定要思考那個價值是高的，那個對社會的價值是大的。第二就是passion，你不喜歡那個東西，勉強做是做不來的。另外要be selective，在我的觀察裡，能成為大師者都很selective，他們花很多時間在思考right things to do。再來是latitude，要具備橫向的反應，舉一隅要以三隅反。最後才是depth，就是學問的深度。

跟美國孩子比起來，台灣孩子的長處很多，短處就是思想不structured。零碎的、片面的反應很好，整體的反應不一定最好，自己思想沒有組織，沒有辦法build a structured system。但是，你在一個area要成為真正的大師，你必須要能organize，自己digest之後，重新能把框框搭起來。你有一 structured個體，站的空間就大，零碎的話，就看不見你。所以我們的問題就是，資源雖多，但每樣東西都做一點，沒有辦法一拉就全起來，所以在國際社會不容易得到認同。

問：您剛剛講不organize，會不會是美國的教育比較 creative？

張：美式教育很注重creative writing，每個禮拜都要寫，還要能present，老師也花很多時間在上面。我們這邊比較制式化，好像哪個逗點沒逗好，句點沒句好，就是太注重枝節，最重要的是看這個小孩是不是把心裡的話，有組織有系統的present出來。

我常開玩笑，我們應該回到古代去寫八股文，因為八股文本身有個structure，但是我們現代人缺乏structure，整個thinking沒有 structure。我們寫論文也是八股文，內容可以creative，但是structure是八股。因此，在生活的愈早期訓練，對孩子愈有利。

問：您的英語講得很好，是如何訓練的？

張：我是南投竹山人，我的父母是外省籍，但我是講台語長大的，一直講到高中，政府規定講台語會被罰錢，在我們那兒是不work的。我們鄉下有很多日本移民，很多日本籍的太太，講得一口非常優雅的日語，我很後悔當時沒有學日語。我覺得多學一個語言就多一個mind，因為想法就會不一樣；語言雖說是後天灌進去的，但是上帝create語言是很奇妙的。

語言的東西愈早學愈好，耳朵聽力比較好。一個人沒辦法有正確的音準，就是聽到的東西不是非常的精確。很多同仁問我什麼時候來美國的，我跟他說大概是29歲來美國，他們就很驚訝，說我雖然這個年紀才來美國，但聽不出有台灣的口音。

「台清交」養成「廣度兼具深度」的本土博士

問：您從小就對科學產生興趣嗎？

張：我很喜歡物理，所以第一志願就填台大物理系。那個年代有個好處，開課開得不多，也許是教授沒那麼多，學得比較深入。我總覺得現在的學生唸的科目太多了，課一多，平均每個科目花的時間相對減少。

我在台大物理系時，學校課開得不多，但是課都很難。我記得有一年上古典動力學，一個學期只教了四個章節，教科書叫《Classical Mechanics by Goldstein》，我們的順口溜就叫他狗屎蛋（笑）。讀也讀不懂，但一遍一遍的讀，最終也讀通了，這是值得的，因為以後也沒時間K這樣一本天書。

後來我到清華唸材料，又到交大來唸電子，這給了我一個好處，就是階段性讀的深刻，走過這十年間，無形又把廣度built起來。唸電子的人，尤其像我這樣做電路系統的人，通常缺乏對材料的了解，更缺乏對基本物理的了解，但對我而言，好像就很自由的把很多東西放在一起，變成一個新的東西，這就是 latitude。譬如說我做電路設計時，就常常拿物理觀念來做。一般人不會如此，他們是從傳統電路設計的角度過來，不會像我這樣繞道，所以都很驚訝，不知道原來可以這樣做。

問：您當年台大物理系畢業之後，沒有選擇出國唸書？

張：這中間有個小插曲，就是當年物理領域開始走下坡，尤其是 1968、69年有很大的crash。有人先出國鍍金，回來說物理已經完了，還說材料科學當道，為此，我還找了盧超群，我大四時當過他的助教，他哥哥盧志遠是我同班同學，陪我半夜跑去請教施敏教授。後來我沒出國，選擇到清華唸材料，學到不少東西，尤其是唸到thermodynamics in solid，發現它最精采的部份就是在material science。

畢業之後也很巧，有天我就在清大材料系晃著晃著遇到陳茂傑老師，陳老師跟我說要換學校，要到交大去，記得他還問我說：「你怎麼樣？」我當時就想：「陳老師怎麼問我怎麼樣，不就是到交大去教書嗎？交大不就是隔壁那個小學校嗎！」後來我發現我是學校愈唸愈小。（笑）

受到陳老師的鼓勵，我就來交大參加入學考試。交大考試非常別出心裁，特別是oral exam，我一走進考場，裡面坐著廿幾位老師，正中央聲音最大的是祁甡教授，三堂會審。後來放榜，我發現交大跟清華真的沒有情結，我竟然考上榜首，第二名就是溫清章，不過他比較沒耐心，虛晃一下就到U. Penn.（賓州大學）拿Ph.D.。

問：您在碩士畢業之後開過公司，可以談一談嗎？

張：對對！我跟許根玉老師搞過一個公司，在新竹市南大路，叫新域電子。在1975年，我的博士班剛開始，碰到許根玉、王遵義兩位學弟。我們是做掌上型遊戲機，是全世界第一個做hand held game的公司。

這就是交大的強項，橫向非常強。我們當時需要一個加減乘除的four functions calculator chip，當時李進洋學長在GI（General Instruments）的高雄廠（GIMT）當業務。GIMT位於高雄進出口加工區，貨艙裡剛好一些過時沒有人要的全功能計算機的chip。我們就跑去請李學長把這些chip當破銅爛鐵秤斤賣給我們。李學長很樂意幫忙，不過事情沒有想像中簡單，這些在加工出口區的chip，必須先出口再進口才可使用。後來李學長只要我們支付shipping的費用，先把chip出口到香港，拿到進關證明後再出關運回來，費了一番功夫。南港IC育成中心 勝華科技

我們拿到這個chip之後做成一個玩具叫「小教授」，它的功能是例如一加一等於二的題目，答對了綠色的LED就亮了，答錯的話，紅色的LED就亮，而且還會叭叭地響，我們那個紅色和綠色LED就是請光寶幫我們做，就是宋恭源董事長。

至於那個小教授本身的機殼得要做模子，我們也沒錢，就去宏碁找黃少華學長，到他們南京東路，那時候宏碁買了公寓，有兩個門面，一間還算是office，另外一間是庫房，堆了一堆東西。宏碁當時是賣calculator，我們就選了一個他們不用的calculator模子，想要跟他們買，結果黃學長說不用付錢，要我們有需要就趕快拿去用！所以說在創業時期，受到交大學長們很多的幫忙。

幾年後我到美國做Post-Dr，看到美國的商店 Toy-are-Us還在賣小教授（笑）。說起這個小教授，五塊錢一個，成本大概是一塊半。生產線一條變兩條，兩條變三條，當時我們滿有名的，新竹的銀行搶著要借錢給我們哩。

問：做得不錯怎麼會想要離開？

張：這事情講起來很有意思。大家都知道，郭南宏校長的性格很兢兢業業，有人告訴他說，不得了了，我們交大的研究生都在外面做生意。後來一查發現是我們（笑），郭校長就把我們叫去勸告一番之後，給我兩個choices，一是好好唸書，一是結束博士班的課業，好好去做生意。我想這也很fair，於是就答應郭校長，不做生意了，好好回來唸書。

問：會不會後悔？

張：也無從後悔起。而且主要還是帳務的問題把我們搞得暈頭轉向，我們會計還嚇我，說我還是比較適合回交大唸書，所以郭校長一提，我就乖乖回來了。

問：您提到受陳茂傑老師很大的影響，可否請問您是哪方面的影響？

張：陳老師做人做事做學問都很實在，他很重視價值觀，從來不變，他很清楚他要做什麼。他認為很多東西可以改變，但價值不能改變。他在學校從來是對事，不會對人，我所認識的人裡面，他是最一致的，所謂吾道一以貫之，陳老師就是最佳典範。

我覺得這很重要，一個人不能因為外在環境改變自己的方向，所以我一直強調value-centered，價值一定要擺在最前面，否則可能就做白工，甚至會有不良影響。我深受陳老師的影響，所以後來去美國，也能夠說服美國人，我想就是緊抱正確的價值觀。人種雖不一樣，但普世的價值觀是一樣的。

問：那陳老師怎麼會允許你同時去創業？

張：這個純粹是我們時間充分靈活運用的關係。學校的功課照做，研究 paper照寫啊！（笑）

問：那交大對您是否有影響？

張：當然影響非常大。交大做事情就是腳踏實地，交大人當官可能不是很好，不過實實在在做事情的能力是一流的。你看張俊彥校長他當年做實驗，爐子都是他自己圈起來的。我覺得要講本土，這才是本土精神。

什麼叫做本土化？我認為本土化是在你侷限的環境底下，創造出普世的價值，那才是真正的本土化。本土化如果只能創造本土價值，就沒有價值。

你可以很本土，但是創造出來的value是普世的。像托爾斯泰，他寫的是俄國小說，是他們俄國人的故事，但是他touch到的common value，是你和我同樣都appreciate，所以他才會成為大作家。
本土博士在美三十年：從砷化鎵專家到UCLA教授
※在UCLA櫃檯遇見到M/A-Com的貴人

問：很令人好奇，您在美國三十年的傳奇經歷？可以請您談一談嗎？

張：我在1978年離開交大去當兵，之前也在交大當講師，因此服完兵役想回來當老師。結果，我跟陳茂傑老師商量之後，陳老師對我說：「我看你最好還是出去走走吧！」我問老師去哪裡走走，老師說：「去美國做Post- Dr，去外面開拓眼界也不錯。」

後來我申請到UCLA，做太陽能電池photovoltaic solar cell。本來計畫稍微遊學一下，我1979年去，但到1980年就有很大的改變，當年卡特總統輸給雷根，共和黨並不支持solar cell的研究，我的計畫被迫停止。由此可見美國的科技發展跟兩黨政治息息相關，這也很有趣。我遠渡重洋要鍍金，結果只鍍了一半金，出門又向各位師長道別，又只混了一年也沒混到什麼，不好意思就這樣回台灣。於是我開始動動腦筋，想到美國的industry走走，也許有人要我。

我先跑到UCLA的Placement Center告訴櫃檯小姐說我想要被應徵，對方就問我綠卡的ID number，我愣了一下，心想糟糕我沒有綠卡。這時候，後面就有一個人搭腔說：「What旧 the number for? I would interview him.」我一看是一個大鬍子老外，笑瞇瞇的，我想我們素不相識，他怎麼會知道我想應徵什麼工作。他問我打哪兒來的，我說我是台灣來的，他說他太太是台灣來的；又問我，你哪裡畢業的，我說我國立交通大學畢業的，他說他太太是清華大學畢業的；他又問我，認不認識他太太，我心想，我怎麼會認識你太太，結果，一聊起來，我還真認識他太太。（笑）就這麼巧，人生地不熟的地方遇到這麼個貴人。

所以interview通過以後，我就在M/A-Com (Microwave Associat)做microwave power transistors，當時還在冷戰時期，我做這個東西是大power的transistor。接下來的兩年，M/A-Com也給我相當多的空間發揮，整個實驗室我愛做什麼就做什麼，但是，我不想待在這麼matured環境中，我想做一點新的東西，value比較大，影響比較大。加上我當時被 Gallium Arsenide III-V compound Transistor（砷化鎵三五電晶體）所吸引，心裡頭萌生去意。

※一通電話又碰上在Rockwell的台大學長貴人--李建平教授

M/A-Com想留我，本來想派我到東岸一個新的 Gallium Arsenide實驗室當經理，但我對研究工作比較有興趣，於是我太太建議我打個電話給台大物理系的學長李建平教授，李教授當時在Rockwell科學中心擔任研究員，我問他的意見，結果他回答說：「你還是踏實一點做研究吧，Manager是人幹的事嗎？」還說：「沈義德剛好quit，你趕快來 interview吧！」就這樣，我又遇到貴人，這次是我台大的學長。

我在Rockwell科學中心一待就是十五年，主要是做砷化鎵的研究。Rockwell是一家航太公司，也一直想要build up像Bell Lab那樣很具影響力的實驗室。所以我在那個實驗室，我就白天做Rockwell需要我做的東西，晚上和CP（李建平）一起做自己的實驗。

印象很深刻是有次CP發現一個現象，還用圖示給我看，如果plot整個 threshold voltages of GaAs MESFET在wafer上，明顯看到，水平跟垂直方向，完全不一樣。這時候，另外一個同事Peter Asbeck（現為UC San Diego教授）走過來，我們三個人就一起討論。

Peter Asbeck是學Laser的，他把Laser的理論用在這裡，看法不盡相同。於是三人各持理論，我看爭辯下去也無益，提議他們等我一下，我就捲起袖子進去實驗室，馬上可以得答案。當時已經晚上七點鐘，還沒吃晚餐，我們一面做一面討論，做到半夜，後來三人一致同意，找到新的東西，就是「Stress Induced Piezoelectric Effect on GaAs MESFET」。這是第一次知道Local Stress對Field Effect Transistor有很大的影響。晚上做完，第二天就寫論文，花不到一天的時間。

這給我很大的信心，但也曾有過另外一次實驗，因為信心不夠，認為自己焊接有問題，而白白讓一個新發現從手邊溜走。所以，我在這邊要強調，信心要足夠，要 be alert，要保持敏銳的觀察力，這對事業的幫助很大。

※受UCLA邀請時，葉文恭教授相挺協助將研究成果寫成一本書

問：怎麼會到UCLA教書？

張：早期華人當教授比例低，我1980年Post-Dr計畫停止第一次要離開UCLA時，我的導師說我很可惜，沒有US Ph.D. degree，要我好好珍重，意思是這輩子大概回不了UCLA了。

我自己也知道滿難的，因為到了一九八幾年，我做出一點小成績，東岸的一家長春藤名校想邀請我去教書，最後要詢問我的背景時，問我是不是從MIT畢業，我直接跟他說，「No, but I am Made-In-Taiwan.」我是從台灣國立交通大學來的。結果他們要我先拿另一家學校的offer，再聘用我。我心想真是太瞧不起我中華民國的學歷了，就沒有再談（笑）。今天提到交通大學，大家會肅然起敬，不過當年還是不太有名氣。

直到1996年，有一天，UCLA打電話來，問我想不想到他們學校教書，我還以為他們有什麼附帶條件，自己馬上招供說，我是國立交通大學畢業的！結果這回他們說：「交通大學很好，是個好學校！」（笑）

後來他們依照我的經歷直接要升我為第六級的full professor（按：UCLA的教授分級為：助理教授四級，副教授兩級，教授則分為九級；要升到第六級的教授必須由來自世界各地的教授評審。）但是需要國際審查，結果他們去準備和通過審查，又是九個月後的事。在這之間，我又遇到另外一個貴人葉文恭教授。在UCLA final 審查時，有位莎士比亞文學教授，認為我的資料只有12頁不夠厚，於是葉教授自告奮勇將這12頁資料拿回去重整成一本厚厚的磚塊書。後來就在UCLA待到現在，一直在做integrated circuit and system的研究。

「要想當leader，you must take the risk！」

問：您在UCLA時，如何排解挫折感？

張：做任何事都會有frustration，是要看你怎麼看事情。分享一個經驗，我有一個teaching assistant，我對他的performance很不滿意，有天他進辦公室，想找我抗辯。事前我就思索如果繼續把他罵一頓就會有效果嗎？好像不然，於是我就換個方法，他一進來，我請他坐下說想跟他談一件事，第一句話我就說：「我很擔心你的學習和前途。」還告訴他為什麼這樣做是一個bad damage。我發現這樣下來效果很大，他本來找了很多理由要抗辯，結果聽完我的話，馬上跟我道歉：「教授，我錯了，你是對的。我很感激你這樣子關心我。」

所以，身為一個Educator，我們站在一個很好的位置，是可以對學生產生很大的影響力，是滿unique的。

問：如何平衡您的時間跟壓力？

張：我想是passion吧！保養年輕的秘訣就是be passionate，做了以後滿足你的curiosity。

問：如何找到passion？

張：給孩子多一點空間胡思亂想吧！我認為以前的學校自由度比較大，所以好像培養出來的孩子做的事情大些吧。我以前念台中一中，哇，那真是個好學校。我們那時候的黃金鰲校長是北師大的訓導長，他真把我們當北師大的學生在教。我們上課下課沒人管，學校像市場一樣，每一節上課下課，有人走進校門，有人走出校門，上課上兩節不高興，就回家了。我的同學趙少康還幫他取個綽號叫「金龜」（台語發音）。

那時候真是台灣教育的黃金時代，我發現教育好像愈改愈不怎麼樣。拿我們竹山來說吧，當年真是地靈人傑。張俊彥校長的父親就是竹山人，GARMIN（全球最大衛星定位系統）的創辦人之一--高民環，全世界三百大富豪，也是竹山人，劉增豐院長也是竹山人，他哥哥就是我同學。這麼偏遠的鄉下，出這麼多人才，但是，現在竹山好落寞，所以我說這個台灣不知道出了什麼事情。

問：科學家說做學問很孤寂，您同意嗎？如果是，您如何面對？

張：可能可以從兩方面來講。第一，你不能跟著人家走，每一個人都在做的題材，你可能要想想如何跟別人不同。億萬富豪洛克斐勒有一天在紐約街上給鞋童擦皮鞋，這位鞋童對他說：「洛克斐勒先生，我也買了你的股票也！」本來是一句好話，但是他想到的是，不行，這股票過熱了，連一個辛苦擦鞋的鞋童都要來買你的股票，表示你的股票過頭了。所以回家之後，他馬上把所有的股票都清掉，結果他就survive了。同樣的道理，如果全世界都在做同樣的東西，就表示這研究沒什麼好做的。

我個人也是如此，我不喜歡走人家走過的路，所以我常跟我的學生講，你以為你到我這裡來是在做晶片設計嗎？No，如果你這樣想，那你最好離開這裡。我們做 engineer沒有說來學一個技術的，我們是problem solver，是訓練你如何思考，去抓住那個價值。什麼東西有價值，什麼東西沒價值，如何去選擇有價值的東西，這是一個哲學的訓練，不是一個技術的訓練。

問：您看現在的學生與過去的學生？

張：大的環境變了，電腦使用太普遍，學生變得interactive。也就是說，電腦出現什麼樣的需要，學生就response to電腦的需要，沒有像早一輩的學生，是直接跟自然的接觸。所以，現在的孩子，may be garbage-in and garbage-out這是比較可慮的。但反過來說，現在的孩子可以做到以前我們不能做到的程度，孩子如果latitude好的話，也可以解決很多事情，所以盡量要給孩子一些空間，他坐在那邊胡思亂想時，也不要說他是白吃飯。

問：您對台灣的科技研發有什麼建言？

張：台灣已經做得滿好的，台灣的程度應該是一流，但是限在執行面上，開創面則是不夠，真正要做到世界第一，憑良心講，做老大還不行，做老二、老三綽綽有餘。

其實，閉起門來算點數，說我們的paper數量超過Stanford，超過MIT，我覺得不如打開他們的網頁，看看教授們的博士學位是從哪得來的，這才是最直接的訊息。

現在的question是拿到五年五百億以後，能不能拿到世界第一名？做老大你得要猜前面什麼地方有寶藏。大家聽過「哥倫布和雞蛋」的故事嗎？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回西班牙，國王慶功宴上有人challenge他：你只要一直往那邊開不就到了嗎？這時候，哥倫布拿一個雞蛋，要求對方把它立起來，結果那個人表示沒辦法。這時只見哥倫布把蛋底打碎就站起來。道理是一樣的，知道這樣可以站起來，你為什麼不這樣做？所以要想當leader，you must take the risk。

註：感謝電機學院羅珮馨小姐，以及IC之音主持人謝美芳小姐參與並協助本次採訪。

其實19才子陶傑除左寫D抽水文，Come on james既文外，寫抒情散文真係一流，真係好欣賞佢。特別係林白太太依一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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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的六月，繁花滿眼，綠草連天。在離開倫敦前最後一天，我到維多利亞車站，買了一束花，去肯特郡的美士東（Maidstone）鎮，尋覓一位故人。二十多年前，我來英國讀中學。我讀不起一年一萬多鎊學費的寄宿私校，在肯特郡的美士東讀官立書院，準備報考高等文憑試（GCE A Level）。

書院有專門的寄宿處（accommodation office），替外國學生找英國家庭住宿，為我在學校不遠處，找了一個老太太的家。她名叫林白太太（Mary Lambert），丈夫已死，年六十八歲，一個人住一所大房子，一個兒子在倫敦工作。林白太太是典型英格蘭南部的老人家。肯特郡是保守黨的傳統選區，房舍的灰簷紅牆，掩映?青翠的花園，田野荒郊，像酣睡在維多利亞時代還沒有醒過來的一個故夢，聚焦在愛瑪湯遜主演、李安導演的電影《感性與知性》（Sense and Sensibility）裡油畫般的鏡頭裡。這個地區的英國人，瞇縫?眼睛，喝一杯下午茶，靠在安樂椅上，在邱吉爾的帝國餘輝假寐。
　　
搬進林白太太的房子，第一天，她就嚴正地給我說明規矩：我住樓下的客房，她的主人房在樓上，她夜間十時半準時入睡，睡過去之後就不想被吵醒。獨立的洗手間在樓上，因此我必須每夜在十時半之前上最後一次廁所。英國的木房子地板舊，上樓梯時吱吱響，夜寂時，沖廁的聲音響如行雷，莫說會吵醒一位老太太，連希臘神話裡的天神宙斯也會驚醒過來。

我無奈答應，但兩星期後，由於夜間溫習，這樣的口頭協議無法執行。午夜時我躡手躡足上樓去洗手間，即使小心翼翼，也難免發出聲音。第二天，林白夫人的臉色自然很難看。「昨夜你為什麼在我睡去之後上廁所呢？」她問。「因為我有此需要啊。」我忍住氣。「但你答應過十時半之後不能吵醒我的呀。」她堅持。「我明白，但是我無法控制我的生理時鐘，令膀胱在夜夜十點半之前不灌滿水。」我硬擠出一點仿英式的幽默感極力解釋。這一次文化衝突，自然鬧得不甚愉快。英國人都有怪脾氣，一旦口頭協定，不可違背，如果辦不到，早應該跟她說清楚，不能因為客氣而敷衍過去。午夜沖廁事件，林白太太沒有錯，我也很對；英國人的合約紛爭往往有哲學的辯證味道，我後來才明白，這是英國法治發達的理由。

我一度想搬走。不打不相識，後來才發覺林白太太在孤僻之外，其實有一份細水長流的人情味。她喜歡一人弄廚，問我愛吃什麼。我隨便點了一道「燒牛肉和約克烤餅」（Roast Beef and Yorkshire Pudding），這正是她能精烹的傳統英國菜。我幫她洗碗，總被她拒絕，她認為這是家庭主婦的份內事，最後她妥協，讓我替她把碗碟抹乾。

我一面幫忙，一面跟她傾談一些小事情，例如：在英語中的supper和dinner有什麼分別；一九四三年納粹空軍轟炸英國的時候，她在哪裡，有什麼回憶。她一頭銀髮，佝僂?腰，眼鏡閃動?光輝，一口戰前的典雅英語，口音像英國老一輩舞台劇演員瑪姬史密絲（Maggie Smith），為我一一細說從頭。

我問她兒子時時來探望她嗎？她說，兒子聖誕節才回來團聚一次。「那麼少？」我問：「那他是有點不孝了。」「什麼叫做孝呢？」她反問。「中國人相信，養兒防老，兒女長大了有回饋照顧父母的義務。」「但是我不需要兒子的照顧。把兒子養大，他獨立了，不必再理會我。我有我的生活，而且有政府的養老金，為什麼我要兒子的憐憫呢？」她說，這樣的生活態度，對老人有點Patronizing。我那時不大明白這個字的意思，大費唇舌告訴她，東方的倫理觀念是如何不同。她側?頭，一隻手支?桌子，聽得很入神。

「Well, that’s quite interesting，但我真的不認為子女有照顧父母的義務，因為，生育他們，把他們養大，是我的責任啊。」她更弄不通的是，為什麼我年紀輕輕，我的父母忍心把孩子送來這麼遠的英國讀書。她問我多久回香港一次。「兩年吧。」我說。「真不可思議呀，為什麼呢？你的父母一定很掛念你。」這是我第一次隱約感覺到東西文化的隔閡和溝通，有如一艘船在冰海中啟航。林白太太漸視我為家人。有時她邀我在客廳看電視。希治閣的《電話謀殺案》，就是在一個冬夜在客廳裡一起看完的。

林白太太養的一隻貓一直在爐邊打盹。我第一次聽懂了全片每一句英語對白的每一個字。當最後查出誰是真兇的緊張情節，林白太太吐一吐舌頭，掩住面孔，像一個六歲的小女孩。後來我準備大考。這時我收到女友寄自遠方的信，通知我她想與我分手。在考試前夕，這樣不大不小的惡耗，對一個在考大學的門檻上的年輕人，可以是一個致命的打擊。我關上房間的門，自閉了好幾天。

林白太太親切地來敲門，替我燒好晚餐。她勉勵我不要沮喪，一定要把試考好。今天回想，沒有她在這個關頭的關懷，也許我會一蹶介，考不上大學，頹然回到香港，我的下半生會從此黯淡得多。上大學的那一天，林白太太送我到車站。我擁吻了她。此後每一年，她的聖誕卡一定最先寄到，裡面以黑白英語舊片字幕體的草書寫下淡淡的幾行近事。有時我回她的卡，有兩三年我沒有回。後來我到倫敦工作，通知她我的地址，她的聖誕卡永遠像候鳥一樣最早來臨，告訴我那是季節的更迭。一九九六年，我回到英國，乘火車去她的老家探望她。她行動有點困難，知道我的來臨，她花了一個下午為我烹了一頓我早已忘記的燒牛肉和約克烤餅。我參觀了當年我的臥房，書桌和單人床依舊老樣子，只是眼前的林白太太已經八十過外了。那一次黃昏之訪，她送我到花園的門外，在夕陽裡，我回轉身向她依依道別。四年前開始，她的聖誕卡就沒有再寄來。

今年，我回到英國，在離開前最後的一天，獨自乘火車回到那個小鎮，叫一輛計程車，我仍記得那個地址：No.7 Sycamore Crescent。我到她的故居前佇立了半小時，房子已經賣了，有了新主人，我找不到林白太太的墳墓，只有把花束放在花園的木柵欄外，門前的草地開遍了小黃野花。一個小小的踉蹌之際，在我年輕而孤寂的時候，你在我身旁，你扶了我一把，林白太太，你是我生命裡的一位守護之神，我回來只想對你說一聲，「我想念你，而我是多麼的幸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