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體系 #國際組織 #全球化
#跨國企業 #國際貿易 #國際分工

Ｇ７，#七大工業國集團 財長（2021年06月05日）宣布，支持訂立全球最低企業稅在至少15%水準。圖為主辦國英國的財相辛偉誠（中）上周五在會議首天，與其他成員國的財長會見傳媒。（路透社）

G7除了支持制定全球最低企業稅率外，亦提出要跨國企業在銷售貨品或服務的國家繳稅，而非申報利潤的地方。改革方案將交到 #二十國集團（G20）和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討論，法國表明會爭取提高稅率，受惠於低企業稅的 #愛爾蘭 則指協議須兼顧大、小國家的需求，而多家科網巨擘表明將受新制影響而會多繳稅款。

此舉被指是主要針對 #Google、#亞馬遜、#Facebook（fb）和 #蘋果公司 等科技巨擘。拜登政府提議將約100間跨國企業納入第一個支柱，但未公布有關名單，有稅務專家估計一半會是美國企業，包括八大科技公司。Google、fb和亞馬遜昨日皆稱支持修改國際稅收規則，並承認會因此交更多稅款。

愛爾蘭早前表明對提案有「很大保留」，該國企業稅率是 12.5%，為歐洲最低之一，吸引不少跨國巨擘以當地作為歐洲業務基地。其財長多諾霍昨日稱，期待參與 OECD 的討論，強調「有139 國在談判桌上，任何協議都須滿足到大、小國家、發達或發展中國家的需求」。

★為何創設全球最低企業稅

主要經濟體希望勸阻跨國企業，不論在何處獲利，都把利潤轉移至低稅率國家。愈來愈多源自諸如藥品專利、軟體和智慧財產權利金等無形資產收益，轉移至低稅率國家，容許跨國企業規避在其傳統母國支付較高稅款。

★未來動向

預定7月在威尼斯（Venice）登場的G20集會將可見到G7所達成協議，是否受到全世界最大已開發和開發中國家廣泛支持。

仍有很多細節待敲定，包括決定哪些跨國企業如何適用全球最低企業稅等指標。

G7公報目前就不同國家對大型科技企業課徵數位服務稅一事抱持開放態度，而美國希望一旦全球最低企業稅到位，就儘快取消數位服務稅。

G7公報僅表示，應該「就適用此新國際稅務規範和移除所有數位服務稅展開適切協調」。

任何最終協議都可能會對低稅率國家和避稅地區帶來重大影響。

愛爾蘭經濟一向受惠於來自跨國企業湧入的數十億美元計投資。一直抗拒歐洲聯盟試圖統一稅務規則的都柏林當局，不太可能會輕易接受較高的最低率稅。

但低稅率國家的抗拒，不太可能搞砸整體談判，比較可能的是極力爭取最低稅率儘可能接近12.5%，或尋求特定豁免。

（BBC、法新社、路透社、衛報）
（中央社倫敦5日綜合外電報導）

【美中首場高層會晤即將登場 時機巧妙 】

美國拜登政府上任以來與中國高層的首場會談將在3月18日於美國阿拉斯加進行。這場會晤的時機非常巧妙，安排在拜登與印度、日本和澳洲首腦進行四方會談，以及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國防部長奧斯汀出訪日本與韓國之後。學者分析，中國急於「重置」美中關係；美國則強調外交政策上的清楚排序。


▪️美中會晤前 先顧印太盟友

美國國務院10日證實，美中高級官員將在3月18日於阿拉斯加的安哥拉治市會面。美國國務卿 #布林肯(Antony Blinken)、國安顧問 #沙利文(Jake Sullivan)與中國外交部長 #王毅、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和政治局委員 #楊潔篪 將進行面對面會談。布林肯預計於19日返回美國首都華盛頓。

《華爾街日報》引述美國資深官員的說法，這場會談的主題將包含新冠疫情、氣候變遷，也會討論 #香港 問題及中國對 #台灣 的壓迫，及中國對 #澳大利亞 施加的禁運等問題。

美中高層首場對話的時間來的巧妙。此前白宮剛宣佈美國總統拜登將在3月12日與日本首相菅義偉、印度總理莫迪及澳大利亞總理莫里森，進行「四方安全對話機制」(Quad)的高峰會議，這也是有亞洲「小北約」之稱的四方對話機制第一次舉行國家領導人層級的會議。

此外，美國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和國防部長奧斯汀(Lloyd Austin)將在3月15日至18日先後赴東京與首爾，與日韓外交部長、國防部長進行2加2對談。這是拜登政府上任後高級官員的首次海外出訪。


▪️美中關係「不可能重置」 氣候議題是轉機?


去年11月拜登當選美國總統以來，媒體從12月就多次傳出中方高層要求安排見面的消息。

華盛頓智庫哈德遜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亞太安全主任克羅寧（Patrick Cronin）告訴本台，相較於華盛頓，中方希望雙方會晤的心情顯得更著急。他認為習近平考量要在2022年初北京冬奧、下半年召開的中共二十大這些重大議程前，尋求美中關係「重置」的對話空間與時間。拜登的考量，則是把外交政策的重點放在印太地區，並在對抗中國的議題上與盟友緊密合作。

美國選在與印太盟友見面及會談後，才與中國坐下來談，克羅寧分析，「這並不是要遏制中國，而是要在與中國對話前有更牢固的基礎，有人會解讀為這是增強談判實力。」

美國前國防部長顧問、現任智庫新美國安全中心(Centre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高級研究員馬丁•拉瑟(Martijn Rasser)則分析，「我認為這是向中國發出的非常明確的信號：美國印太戰略的前沿與核心是與盟國和合作夥伴的互動，且讓北京知道不應該有不切實際的想像，認為與華盛頓的關係將會神奇地重置。」

在許多中國觀察家看來，美中兩國都在小心試探著拜登政府上台後的兩國關係。華盛頓在對中國保持靜默一段時間後，也開始逐漸打破僵局，與北京恢復接觸。

《華爾街日報》10日還報道，美中兩國政府將共同主持一個二十國集團(G20)研究小組，重點研究與氣候變化有關的金融風險。這是在美中雙邊關係緊張之際，兩國建立互信的一次嘗試。報導稱，兩國都不急於居功，這凸顯出雙方對任何接觸活動都很敏感。

「(美中高層開始接觸)最核心就是穩定美中關係。對於北京和華盛頓來說，找到盡可能多的共同點非常重要。」克羅寧說。


▪️拜登參與四方安全會談 對抗中國疫苗外交?

前美軍太平洋司令部司令特別助理、華盛頓智庫美國企業研究所(AEI)訪問學者塞耶斯（Eric Sayers）則對拜登政府提醒說，「我認為中方會大力推動在首次高層對話中，只強調美中關係的積極面，而華盛頓應該要避免這麼做。確保對話是坦率的、並仍強調美中間有分歧的領域。」

路透社引述美國高級官員稱，「四方安全對話機制」(QUAD) 成員國美國、印度、日本和澳洲將在3月12日首次領導人級別會議上，宣佈融資協議，以支持印度增加新冠疫苗的生產能力，進一步幫助東南亞國家的疫苗接種進程。

「我認為QUAD的發展潛力不僅止於國防安全議題。」美軍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維森(Philip Davidson)10日在美國國會的聽證會上說。

塞耶斯分析，「四方安全對話機制」正在從一個軍事國防為主的合作組織，轉變成橫跨其他合作領域的平台。他預估四國將在供應鏈、新冠疫情後經濟復甦等領域展開合作。「不過幾些年前，北京還對QUAD有震懾否決的能力，曾經一度讓澳洲人退出對話。但如今四方會談卻提升到國家元首級別。我認為這是拜登當局非常重要的一步。」

北京曾經指責四方安全對話機制是「企圖限制中國的發展」。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10日在例行記者會上被問到如何評論四國此舉是要對抗中國的「疫苗外交」時，語氣轉緩。

「全球已有多款疫苗上市，選擇哪種疫苗由各國自主決定。無論是中國疫苗，還是外國疫苗，只要安全可靠，就是好疫苗。」趙立堅還提到，希望美方與中國一起「聚焦合作，管控分歧。」

▫️報導全文：https://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junshiwaijiao/jt-03102021103727.html

▫️國務院聲明：https://www.state.gov/secretary-blinken-and-nsa-sullivans-meeting-with-prc-counterparts/

【有關整場生存之戰，我想說的是……】

「政治工作是日常的實踐，也是一種自我實現。很多事情都是聚沙成搭，香港在威權之下，生存到『就已經是一件事』。過去幾年，我們面對瘋狂清算打壓，很多政治組織和人都沒有了，有些心灰意冷，有些自己 fade out，對我和眾志來說，很多事情是生存之戰，生存下來就已經當贏。當然對比韓國和台灣以前，香港的政治困境仍有一段距離，但如果我在這個身位都不去做，那好像又說不過去。」

「現在很多黃之鋒名義的東西，也是團隊作品。給外國的文稿，絕大部份是團隊合作成果。黃之鋒只是一個品牌，例如 G20 那時想登報，拿我個名去問，會快點有回覆。黃之鋒去到現在，有很多是機綠巧合。雖然我被捕時也被優待，不會被打，但我都叫推到整件公共事務有一點成果，都會有成功感。」

「政治活動對我來說，是自我實現。雖然政治過程會磨蝕一個人，但見到議程成真的話，還是會很開心。去年美國《香港民主與人權法》通過，就是象徵著西方國家以美國為首，開始有香港政策，也正慢慢改變他們的對中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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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本土派、中間派、港獨】

「其實每個時期都略有不同。2016 年大家勢成水火，三分天下。就算到了 2020 年，很多圈外人仍會抱著 2016 年或更早的印象。那時我們被判監，有個十幾萬人的遊行，有人跟我說，盧斯達又有去，黃台仰又有去……那時的想法是，即使你不支持港獨，但在中共眼中，你想實踐真民主就是港獨。大家處境已經沒有分別。」

「2017 年第一次坐監，當然好震撼。坐監果種磨練，難在要令自己適應監獄，但又不要習慣，也難在坐完監後，如何繼續在公共領域找自己定位。投入政治工作是一種與自己的對話，坐監就有大量時間跟自己對話。曾經有一次在二人倉，同倉的獄友，14、15 歲就開始『撈偏』，19 歲被人捉去坐六年，衰販毒。他跟我說自己連 A 至 Z 都串不出來。除了販毒，也做過收錢鎅區議員 Banner，他還說自己的接頭人是周永勤，聽完之後我『彷彿明白了甚麼』，這些都是我在日常生活完全不會接觸到的經驗。」

「當然泛民本土我們之外，還有曾俊華中間派那種討論，但到了去年 612 之後，香港有真普選，在中共眼中就是個不能想像的危機。如果今日的反對派，變成明日政府，可以任命保安局局長和警察，可以控制一支準軍事部隊，對中國來說真是不能想像。612 之後，香港已經被放在全球經濟政治衝突之中，在這種情況，『中間派』空間收窄到不能再窄。除非習近平不再做主席，或全球對港對中國改變，迫中共改變，香港中間派才有生存空間。」

「現在有人說黃絲特首、加埋商界，左右大團結，新香港就會誕生……如果民主派有 600 票選委票當然好，但在 2020 年很難預料 2021 年的事。有這種研判是基於中共會按《基本法》行事，但如果中共按本子辦事，過去四年就不會如此，我們就不會不斷 DQ (取消選舉資格) 不斷坐監。以前我們都沒想像過民主派會被拉。現在民主黨六個議員，四個被拉、3 個被起訴。」

「至於香港獨立與否，關鍵不是在於你講不講香港獨立，正如大家理解台灣是國家，蔡英文也不會突然開記者會說自己支持台獨。台灣又實在不是聯合國成員國。她要被承認，一定要過中國那關。看民進黨情況得到的啟發是，獨立與否不是說你表態與否。國際線以前只得李柱銘陳方安生參與，『一國兩制』其實是要帶上國際層面處理。當時眾志推（美國）《人權與民主法案》，沒甚麼人理會，作為政治人物，政治實踐重要過政治主張。談主張和分析，有很多評論人寫得好過你，我們想的是怎樣撐大香港的國際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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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勇武抗爭、以武制暴、You no gun 探望 Who had gun】

「7 月 1 號大家佔領立法會，翌日我做了超過 20 個訪問，一個接一個。有一半記者會問：is that going too far? （佔領立法會是否太過火？） 我那時在 Twitter 寫了一個辯護帖文，埋單 reach 到約 500 萬個用戶。你話叫我去打，一看就知道我不是很在行。我也會去遊行集會，但功利地講，我去做訪問、做對外聯絡，會有用過我站在街上。我們時常說文攻武鬥，在『文』那方面如何做得更多，如何令前線手足的努力轉化為政治能量，便是政治人物要做的。如何用自己光環押下去，去解釋整件事？我們要為沒有發言權的人發言，抗爭者也不可以承認和自己說，我昨晚扔了汽油彈，我的理由正當……不會吧。」

「2016 年魚蛋革命那時，我們沒有出聲明和抗爭者割席，亦幸好沒有。當晚開槍那刻，我也在旺角。那時我在一個台灣媒體寫了一篇東西，大意是說，這件事不輪到我們支持或反對，而是要怎樣 frame 怎樣解釋這件事。現在有些 9upper (胡言亂語之人)會說，用武力就會搞到美國不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其實事情不由你控制，要發生就會發生，怎樣將事件轉化變成政治議程，才重要。」

「上一代或外媒經常有人問我，會不會勸抗爭者收斂。我反問，其實警察如此，我們不用武力，警察就會收斂？7 月 1 號之前，外國進步過香港；71 之後，香港進步過外國。所以經常要跟外國記者解釋香港在做甚麼。例如 71 那次佔領立法會的正當性。發揮到自己的崗位和身份，比評論或者意識形態最重要。」

「有時政圈說起黃之鋒，也是以 you no gun 代稱。當然現在香港也有槍了，而黃之鋒也探過因為持槍而被拘捕的抗爭者……當然那個探訪的場面難以形容，我說過 you no gun，現在他有了……不過當時我的意思只是說，雨傘規模不是大到能叫做革命，因為你比起 2019 年遍地開花，2014 就當然不是啦。自己不會做（武力抗爭），很難公開呼籲這件事。你不能將地下活動放在地上公開講。以前大家就喜歡講，作為政治人物，怎樣支持都好，都不能拍條片教人如何整汽油彈。當然我認同武力是民主轉型過程必然有的，例如閃靈（樂隊）也會講刺殺蔣經國。我都是那句，武力抗爭出現之後，不論到我們支持反對，要發生的就會發生，從政者的任務，是將它轉化為有利整體形勢的政治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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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棄港保台論、大中華膠、海外遊說】

「我們在本地會討論去不去 64 集會，但香港人去到外國，還是會說 64 事件。對國際來說，要評論中國，就一定要經香港。香港有獨特地緣政治角色，依然是亞洲少數城市能夠直線接觸西方國際社會，其他國家是不會搞登報登到全球幾十份報紙，搞到 Twitter 也成為一條戰線。雖然香港是華人社會，我英文也沒有多好，但普遍來說我們英文能力屬於亞洲頭幾名。」

「我去國外都是主要說香港，但外國人總會問我們中國問題。例如 7 月之後我和梁繼平去《紐約時報》，他們會問你有沒有跟中國大陸社運人士聯結——外國人依然會這樣看我們。國際社會關心香港，so called 高等白人都仍然會希望香港促成中國民主化，但我們是寄望中國不會改變香港。香港人當然是以香港出發，但環球社會永遠想了解中國，香港就永遠是一個議題。以前中國有政治犯，外國仍有這個框架。這是一個很工具性、很策略的問題，是一個你怎樣跟不同的人 connect 的語言問題……回到棄港保台，我研判是國際社會永遠會都在意香港，因為他們在意中國。」

「我在國際上仍有光環，所以要保持清醒，但光環在頭上不燒也是沒用。當中自然都有很多落差。例如上年 9 月，兩日前先食完催淚彈，之後就要訪問外國。那次法庭保釋條件寫錯了，又入去坐了一日，然後就改保釋條件，之後馬上趕去坐飛機。到見到德國人，同我在臭格，只是相隔不夠 24 小時。香港滿天炮火，我就在外國酒會，要穿西裝，想著要跟記者說甚麼、裡面要推甚麼 agenda，是很大反差。」

「例如上年我去台灣，也要教育記者……其實哪個地方國家的記者都要。台灣記者那時問我會不會約蔡英文……其實我不會，我想約也不會約到。傳媒形象有落差，也不能說不好，因為說到底也不是假。例如我們去甚麼國家，駐當地中國大使館都會找人狂鬧我們，就慢慢成了一個 issue。（中國人也有份建構你們的形象，或政治能量） ，是吧，也是一種借力打力，而且哪個國家都會有政客想定位自己的反中形象，就會找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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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國際攬炒 如何結合選舉戰線】

「最重要是 35+ 如何將香港局勢，跟國際棋盤扣連。6 月那時可以推翻《逃犯條例》，相當因素是因為有中美貿易戰，國際對中國壓力前所未有。對北京來說，難道做多樣嘢俾人鬧好爽？外媒形容上年暑期，是『習近平上任以來最大失敗』，雖然我們聽來好中二病，本地也不是這樣看，但外國就是這樣看。在疫情下，美國不會在短期內就說可以制裁鄧柄強。這不是我們寄個名單就可以做到。」

「我們面對最差的情況，是整個立法會取消，搬去深圳開臨時立法會 2.0，到時震撼程度一定勁過《逃犯條例》。國際攬炒就是嘗試將這件事與獨立關稅區掛勾，嘗試威脅北京。」這個有點像陳浩天他們曾經提出要求美國取消《香港關係法》，當然會有人問，如果真是取消，那香港不是也損失慘重？獨立關稅區地位沒有了，打到北京，確實也打到我們，也是七傷拳。當然我們如果說，沒有五大訴求，就要求美國取消香港獨立關稅區地位，中間是沒有邏輯，也是九唔搭八，怎樣操作到，選舉戰線可以帶來國際壓力，是重要的。」

「雖然很難三言兩語說，但各國開始有對港政策。我們可以利用一些重大國際事件，將香港置於 global spotlight 之下，令香港成為國際政經局勢一個關鍵因素。當年外媒報雨傘，多過太陽花，因為他們認為香港是直接挑戰北京。以前香港不是一件事，美國也曾經很冷淡，但香港現在由不是一件事，變成了一件事。」

「外界各種資訊落差是一定存在的，在我身上、在運動身上、在香港身上也是；但如果世界是這樣，我們避也沒用。如果落差可以有利運動，那也不錯，令香港不再是以前永遠只是東方之珠這個印象，令香港不再是只有李小龍和成龍，我們要令香港成為一件事，所以要給外面提供準確的 narrative（敘述角度）。」

「那麼認為議會（如果有）組成應該如何？他們（想選的人）要交代上年 6 月以來，做了甚麼。做甚麼，重要過說甚麼。光復香港後的想像，其實不難說。很多東西都可以吹到天花龍鳳，例如香港史、海水化淡……當大家淪為被專制統治，講執政意志、政綱……其實九唔搭八，我們不是民主國家。因為港獨自決 DQ 紅線，言論上候選人也很難說太多。總不能又鬥我最本土派、鬥我的政綱最好，如何超越 2016 年的政治語言，是我們大家都要努力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