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24小時 5.05 哥倫比亞 🇨🇴】
　　
軍警民的三方互殺：哥倫比亞反稅改的「殺戮7日」軍隊鎮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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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來到新自由主義的『國定殺戮日』...」高經濟成長率與高犯罪率並行的南美大國哥倫比亞，自4月28日開始甫因全國性的「反稅改大抗爭」而陷入嚴重動亂。為了阻止國家主權信用評等遭到國際信評機構降級，哥倫比亞的右翼總統杜克（Iván Duque Márque）日前向國會提出了爭議重大的「全民增稅改革案」，但因疫情感染嚴重而民不聊生的哥倫比亞民眾卻極力反彈，於各都會區爆發的大規模示威抗爭，亦迅速失控演變成警民廝殺的死亡衝突。儘管杜克總統已於上周末撤回稅改草案，但中央政府卻同步派出正規軍隊，以「維安」名義登入各城街頭實彈鎮壓——截至4日深夜為止，哥倫比亞的7日街頭廝殺已確認至少20死，同時還有87名示威者被軍隊帶走失蹤，甚至連國防部長本人都表示「完全不知這87人被帶去了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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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重點：
• Plata O Plomo？另一場「銀子」與「槍子」的衝突
• 騷亂起點：為了避免國際信評降級的「加稅大改革」
• 支持意見：哥國疫情慘，信評降級會引發金融風暴
• 反對意見：疫情爆發正第三波，這時加VAT要苦死全民
• 4月28日開始全國衝突，右翼總統周末撤回改革，但...
• 撤回改革的前夕，總統同步下令「軍隊武裝上街鎮壓」
• 軍警實彈開火，民眾實彈反擊：全國至少20死、87失蹤
• 一級戰區卡利：夜間掠劫、武裝自衛隊、鎮暴警察、毒梟＆軍隊大亂鬥
• 已搞不清楚誰在殺誰，但中央派來的軍隊數量越來越多
• 陸軍司令親自指揮鎮壓：「軍隊是來鎮壓暴徒、光復卡利！」
• UN、哥國人權委員會譴責軍警濫用武力，但鎮壓暴力持續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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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倫比亞 #抗爭 #稅改 #鎮壓 #軍警 #拉丁美洲 #暴動 #杜克 #IvánDuque #經濟 #毒梟 #Cali

一分鐘閱讀：向極權主義邁進
當錯誤的代價由別人承擔
這個星期我會介紹一本書，今天先談談書作者、美國經濟學家湯馬斯‧索爾在書中的一句話：
「當錯誤的代價由別人承擔時，犯錯是容易的，堅持錯誤也很容易。」

湯馬斯‧索爾（Thomas Sowell）生於1930年，是當代美國經濟學家、社會理論家、政治哲學家。

1930年出生在紐約哈林區黑人家庭。高中時因家境輟學，之後被徵召參與韓戰。退伍後憑著自學，先後畢業於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並在芝加哥大學取得經濟學博士學位。除了經濟議題之外，他經常針對國家的角色、種族問題等主題發表文章，著書20餘種，他最重要的作品，則公認是《知識份子與社會》。

這裡引用書中的這句話，適用於社會普遍的職業。不論做什麼工作，任何人都會犯錯。阻止人們犯錯的主要原因，就是做錯了要承擔後果，要付出代價。因此而促使人們做事謹慎。常見的職場現象，是人們做錯了會把犯錯的責任推卸給別人或下屬。而好的領導者就會主動承擔下屬做錯的責任，即使他對錯誤並不知情。

如果一個人做錯了事而不須承擔責任的話，他就不會謹慎從事，就會輕易犯錯，而且不會承認過錯，反而堅持錯誤，持續犯錯。這樣，對工作，對社會，都會造成越趨嚴重的後果。

但索爾上述這句話所指的，不是一般人，而是被稱為知識分子的特定的人，包括著名的學者、作家、意見領袖等等對社會的發展有實質影響的人。在《知識分子與社會》中，他形容知識分子往往就是一些對造成社會傷害而不須負責的人。
《新聞守護者》的原型
不久前有一部電影《Mr. Jones》上映，中文名譯作《新聞守護者》，是根據真人真事改編的。

加雷士．鍾斯（Gareth Jones）是1932年首次實地採訪報道蘇聯烏克蘭大饑荒實況的英國記者。他的報道被當時西方媒體和政界指為無中生有，《紐約時報》莫斯科分社社長華特．杜蘭迪（Walter Duranty），知道真相卻發表文章暗示鍾斯是一個騙子：「這裡沒有饑荒，也不可能有這樣的事情。」杜蘭迪被蘇聯和知識界奉為座上賓，並獲得了普立茲獎。杜蘭迪更連結其他同行一起打壓抹黑鍾斯。西方知識界認為蘇聯縱有不足，但在追求平等的偉大理想下也要給它時間。西方政界基於必須與蘇聯打交道，一廂情願地相信蘇聯的宣傳。鍾斯的報道被掩蓋在一片歲月靜好之中，受到西方主流社會和媒體杯葛，只能在非主流媒體刊登。但報導真相帶來的後果是，他在1935年前往中國東北採訪時遭到懷疑是蘇聯特務所暗殺。

掩蓋真相的杜蘭迪就活到1957年73歲，他的普立茲獎一直沒有被取消，儘管蘇聯的暴政和烏克蘭大飢荒的真實存在已在西方廣泛報道。直到1990年，《紐約時報》才承認杜蘭迪發表的否認饑荒的文章是「本報史上最糟糕的報道之一」。然而，普立茲委員會拒絕收回給予杜蘭迪的獎項。 ——這個真實且諷刺的故事，就是電影《新聞守護者》的原型。
知識分子的禍害
索爾在《知識分子與社會》（Intellectuals and Society）一書中，用大量事實，批判知識分子在兩個世紀以來，以他們不須負責的言論引導社會，而造成的禍害。他認為，「人類絕大多數的災難，恰恰是由這些自以為最聰明的群體造成的。」

知識份子指的是產製觀點的人，而一旦知識份子所產製的觀點，由他們身旁另一大群人士加以向外傳播——這些人士包括教授、老師、作家、記者、官員議員及其助理或其他「知識界」（intelligentsia）成員等，便會對社會產生巨大、甚至關鍵的影響。

他認為，要列出知識份子的貢獻有點難，但要舉出這群人從過去到現在對社會的破壞，就容易多了。許多人為災害——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歐洲獨裁政權的興起，1930年代經濟大蕭條的延長，甚至當今校園內缺乏言論自由、只容許知識份子主流意見的情形，這些災害背後都有難辭其咎的知識份子。

但現實與知識分子的斷言往往有很大差距。例如，在槍枝管控議題上，知識份子常認為「槍枝管控鬆散，導致殺人犯罪率增加」。因此美國殺人犯罪率高的原因，就是槍枝管控鬆散。可是統計數字顯示：
巴西、俄羅斯的槍枝管控比美國更嚴格，殺人犯罪率也比美國更高；德國、比利時、法國不禁槍，殺人犯罪率卻低於禁槍的盧森堡；墨西哥人民擁槍率低於美國，殺人犯罪率遠高於美國；20世紀初英國不禁槍，二戰後開始管控槍枝，殺人犯罪率於1963年躍升為20世紀初的2倍；1960、1970年代美國殺人犯罪率持續竄高，1990年代大幅下降，同一時間區段內，私人擁槍率一直成長，可見槍枝管制與殺人犯罪率之間沒有關連。

但最早讓鍾斯的故事廣為人知的，不是這部電影，而是湯馬斯‧索爾於2010年出版的一本書。《知識份子與社會》出版後，波蘭女導演阿格涅絲卡·霍蘭（Agnieszka Holland）才將這件事改編成電影。
人類左傾的代表
索爾的文筆優美且犀利。在《知識分子與社會》中，記述了比電影更精彩的故事，堪稱「20世紀知識份子的翻車史」：
1930年代，大作家蕭伯納、羅曼‧羅蘭訪問蘇聯後，為史太林唱讚歌；存在主義哲學大師沙特考察納粹德國後，評價希特勒統治的第三帝國 「和法國差不多」，此時，猶太人已經被關進了集中營；二戰前夕，哲學家羅素極力推動英國單方面裁軍、削減軍備；左派理論大師喬姆斯基（Noam Chomsky）曾為赤柬辯護…… 。索爾得出的一個結論是——知識份子有一種讓人驚訝的特權，就是他們可以隨心所欲地極度愚蠢。

知識份子，通常被大眾視為「智力超群、富有擔當」的群體。但是，許多大名鼎鼎的知識份子，為什麼會在人類命運的關鍵時刻「全軍覆沒」、甚至判斷力還不如常人呢？

原因是知識分子有左傾的淵源，又或者追求平等是人類的驕傲，是人類的天性。 任何人從出生開始，不用接受任何理論教育，都會自然而然產生左派的烏托邦的平等構想：妄想知曉和掌控一切事物，期待盡善盡美的社會制度，渴望無微不至的保障……。

要克服這種天然的左派衝動，幾乎一定要經過「從左到右」的觀念轉變，養成消極的政治觀——對世界保持謙卑、審慎，對人性保持警惕、悲憫，從而接受「有限政府和自由市場」的右派價值觀。 但是，知識份子作為掌握專門知識的群體，本身又擅長表達、傳播觀點，於是在他們身上，人的驕傲往往就來得更強烈、更明顯，不易改變。 即便有左派哲學的加持，知識份子的左傾在每一個時代都沒有什麼新意。
向極權主義邁進
知識份子的研究通常是制度和環境，他們迷信「制度和環境」， 輕視世俗的「觀念和民情」。 因為迷信制度，他們拒絕相信「民主國家也可能發生選舉舞弊」、 「自由媒體也可能不公正」。他們固執的相信，一個國家只要有了人民的民主權利、三權分立，制衡權力的法治就會水到渠成、永不褪色，人民自然就會趨善避惡、永享太平。

因為輕視觀念，知識份子只反對看得見的極權制度，卻對產生極權的觀念和民情視而不見。他們認為「適當比例的財富再分配」以實現平等， 「有利於形成互助互愛的社會氛圍」。這些觀念因知識分子的傳播而造就民情，正挑戰私有產權的倫理，也不斷擴大政府管理權力而不再是「有限政府」。私有產權和有限政府不斷向社會和權力妥協的後果，就是向極權主義邁進。

由於輕視觀念的後果，左派知識份子在傳播可能有害的觀念時，可以毫無顧忌。在觀念的後果產生後，他們也心安理得。

一個醫生如果出現嚴重誤診，一個工程師的設計如果出現嚴重誤差，通常都需要付出慘痛的代價，在職業上身敗名裂。 但是，當那些「社會工程師」在知識上出現嚴重誤判，導致成千上萬人死亡的後果時，他們卻無需付出任何代價，甚至照樣充當知識教主、社會良心。

索爾提醒大眾，少一些對知識分子的盲目崇拜和道德綁架，他們反而更能謙卑、清醒。另一方面，知識份子也要明確自己的道德責任——不僅要敢盡言責，還要善盡言責，考慮和顧及到自己的言論和理念對社會產生的影響和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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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幾次我們提到墨西哥毒梟多麼地囂張，那麼墨西哥政府難道沒有任何作為嗎？
當然有的。
但是他們與毒梟對抗的目的不是消滅他們，因為根本無法消滅，而是要降低國內因為毒品的犯罪率。

墨西哥政府曾經的策略是消滅毒梟，但是當一支毒品集團首腦遭到逮捕之後，這個集團所留下來的市場以及運銷路線，就成為其他集團火拼的目標，如此反而嚴重增加犯罪。
更何況毒品問題的根源是複雜的社會問題，包含社會階層分化嚴重、貧富差距太大、社會流動性極低、教育機會非常不平等。
這些也都是中南美洲普遍的現象，但是全數網羅，墨西哥當是屬一屬二。
要真正解決毒品問題，這些社會問題必須先行解決。
不過這些都是底層原因，驅動毒品問題氾濫的動力則是美國的需求。

在墨西哥的內戰 – 改革戰爭（War of Reform）期間的英雄狄亞士（Porfirio Díaz）就曾經說過：“可憐的墨西哥，離上帝太遠、離美國太近。”（Poor Mexico, so far from God and so close to the United States!）
沒想到一語成讖，這就話就成了解釋墨西哥毒品問題的最佳註腳。
由於美國的毒品是非法的，在地價格非常高昂，利潤自然豐厚。
一公克的古柯鹼在哥倫比亞的批發價格是2.3美金，到了美國就成了28美金，而零售價格更是82美金。
墨西哥不僅成為毒品輸往美國的最大分銷地，也借重有效率的供應鏈管理，甚至輸往全球。
古柯鹼賣到澳洲，甚至可以是400美金一公克。
而光是在美國的銷售價值就達到五百億美金。

社會問題無法輕易解決，加上殺頭的生意有人做，墨西哥對抗毒品的戰爭就只能是不求勝利、只求平安，而且不斷持續。

我們今天參觀的是Hotel El Fuerte 的Lobb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