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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我在2016年投票給川普，並將再次投票給他】， 一名有良知的美國媒體人對川普總統公正的評價與對左派的譴責。
譯自《紐約郵報》專欄，作者︰邁克·古德溫（Michael Goodwin）/ 2020年10月24日
2016年3月，我寫道︰我可能會支持唐納德·川普，因為他是唯一為美國工人階級說話的總統候選人，我還把媒體和兩黨「菁英」對川普的蔑視也看作是對他的支持者的蔑視。
隨著競選的進行，這種蔑視似乎成了可接受的偏執，正如希拉蕊·柯林頓在一次募款活動中的「一籃子可悲的人」（basket of deplorables）的污衊所反映的那樣。
在選舉日，我拋開對川普是否準備好的擔憂，投了他一票。我的希望是，有足夠多的人同意國家急需在政策和領導力上進行方向性修正，而川普儘管他的背景及缺乏經驗，但我認為他可以迎難而上。
四年後，一切都發生了變化，並不是說所有的變化都是好的。川普撼動了華盛頓的核心，重塑了共和黨，但國家的斷層讓四年前的分歧看起來幾乎是陳舊的。
有一件事不會改變，那就是我的投票。事實上，2020年的選擇要容易得多。我之所以堅持支持川普，主要有兩個原因。
一個是因為他的所作所為，另一個是因為他的對手對他的破壞和推翻。
首先，衡量一個總統的主要標準是他是否維持並創造和平與繁榮。川普做到了這兩點，直到疫情讓經濟陷入衰退。值得慶幸的是，復甦正在發生，疫苗應該給它提供像火箭般的燃料。
川普最令人欽佩的特點是，他遵守了他的關鍵承諾，這一點非常了不起。只是因為選民們已經容忍了太長時間的政客，他們賣的是一種東西，提供的卻是另一種東西。儘管他有種種缺點，但總統在最大程度上兌現了他的承諾。
從一開始，他就是一位創造就業的總統，他的政策惠及各個種族和收入水平的工人。在上週的辯論中，他對創造就業的堅定承諾得到了說明。與喬·拜登的尖銳對比集中在民主黨人堅持「提高稅收」和「遠離石油和天然氣」的問題上，川普正確地稱這兩項是「就業殺手」。
降低稅率和修正法規、控制移民、支持學校選擇，提名合格的、保守的法官和最高法院法官是其他大事。川普說他會做，他也做到了，拜登只會反其道而行。
在外交政策上，他言出必行。在加強軍事力量的同時，減少漫長的戰爭，不讓美國捲入新的戰爭。他在以色列和阿拉伯國家之間實現歷史性的和平，同時向伊朗明確表示，伊朗必須放棄核和恐怖主義的野心，否則就要令它屈服。
誠然，一些歐洲盟友感到被忽視了，但他們對川普的美國優先議程嗤之以鼻也是事實。儘管他們更喜歡歐巴馬的道歉之旅和軟弱的國際主義，但他們同意了川普為北約支付更多費用的要求。
川普最重要和最困難的舉措，是他與中國就片面貿易協議及其地區侵略問題進行對抗，而其他總統甚至沒有嘗試過。雖然正在取得真正的進展，但是要扭轉三十多年來中國利用詭計和偷竊，以犧牲美國的就業機會為代價來建立其經濟，還需要進行長期的鬥爭。
許多選民認為總統對冠狀病毒的關注不夠，當他和第一夫人被感染時，一些人鞏固了這種信念。
這些選民說的有道理，在一定程度上，該病毒是一個世紀一次的現象。儘管有發言不穩定和奇怪的評論，川普指揮政府和對醫療行業資源的巨大動員，並將它們與調度分配到各州，疫苗開發的快速進展是前所未有的。
任何誠實的成績單也必須包括各州表現的差異，紐約、新澤西和其他地方的州長發布了有致命缺陷的命令，導致數千人在養老院不必要的死亡。
此外，仍處於嚴格封鎖之下的民主黨州失業率幾乎是共和黨州的兩倍，在共和黨州長更快的重新開放學校和經濟重啟行動之下。
儘管川普取得了成功，或者是因2016年許多反對他的力量集結在一起，拒絕接受他的總統職位。他們試圖盡其所能結束它，這種超乎尋常的蔑視是我將投票給他的第二個原因。
不能因為破壞和罷免一個正式當選的民選總統而讓對手得到獎勵。
俄羅斯、俄羅斯、俄羅斯是一個騙局，它毀掉了生命，讓白宮籠罩了近三年的陰霾。續集是黨派彈劾，是由眾議院議長南希·佩洛西和國會中的川普仇敵、深層政府和媒體策劃的拙劣政變企圖。
2016年媒體集團的偏見已經演變成全面的黨同異伐，而且每天出現在印刷品、數位媒體和廣播機構。臉書、推特和其他平台公開利用他們的權力，審查支持川普的新聞和意見，同時宣傳任何讓總統看起來很糟糕的東西。
這不是演算法的問題，而是演算法背後的人。
他們決定阻止《紐約郵報》關於亨特·拜登的商業交易和喬·拜登參與的突破性報導，這應該讓任何珍惜《第一修正案》的人感到害怕。對審查者來說，歐威爾（“1984”中的全面控制）的噩夢就是他們的夢想。
在摧毀川普和他所代表的一切的狂熱中，所有的公平都被拋棄了，這場文化戰爭也向後延伸。
破壞慶祝克里斯托弗·哥倫布、喬治·華盛頓、亞伯拉罕·林肯以及黑人和白人廢奴主義者的藝術作品，揭示了一種決心，即抹去美國的建國理想，用社會主義和身份政治取代個人自由。
《紐約時報》錯誤百出的「1619計劃」，儘管遭到歷史學家的斥責，但仍被許多學校採用。拜登的公共生涯近50年，與他的黨內激進派一致，堅持認為「系統性的種族主義」玷污了國家，尤其是執法部門。
與此同時，政治暴力的蔓延和許多左派人士拒絕譴責安提法組織和那些燒殺搶掠的人，使一個新的無政府主義者犯罪集團有恃無恐。
可恥的是，民主黨人、《泰晤士報》、《華盛頓郵報》、《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和廣播網》，為2016年由聯邦調查局吉姆·科米（Jim Comey）領導的針對川普的無理間諜行動辯護，並得到歐巴馬-拜登白宮的批准。雖然這個傳奇機構的最高領導人被恥辱地撤職，但只有一名特工被指控與歷史上最骯髒的政治伎倆有關的罪行。
媒體對執法和情報部門為腐敗黨派目的而激憤背書，足以成為投票給川普的理由。
我相信全國的不和諧很大程度上可以追溯到《時代周刊》決定成為打倒川普的積極宣傳單。作為全國最強大的影響者，它幾乎對所有媒體機構都有涓滴效應的影響。
如果「灰女士」（指《紐約時報》）想重新成為一個值得信賴的新聞來源，其他人也跟著效仿，國家就可以回到對於我們的分歧點，採用更加文明的辯論方向。
因此，這次選舉不僅僅是川與拜登的較量，也是美國與《紐約時報》的較量（也是與 Deep State、華爾街、主流左媒、網路社交平台、大科技巨頭、好萊塢的較量）。
為美國投票吧！
《紐約郵報》原文連結︰
https://nypost.com/…/heres-why-im-sticking-with-trump-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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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下西洋｜知史百家
安煥然
明初永樂三年（1405）至宣德八年(1433)，鄭和七下西洋，歷時28年。其規模之大， 艦隊之壯，誠為明代一大盛事。然而，明朝成化年間，朝廷一批忠義之士如劉大夏等人，以下西洋「費錢糧數十萬，軍民死且萬計，縱得奇寶而回，於國家何益？此特一時敝政」為由，把當年鄭和下西洋的官方檔案冊牘藏匿起來，甚至銷毀，「以拔其根」（此舉亦與成化時宦官用事的政治斗爭有關）。以致今天，我們對鄭和下西洋的實際情況，難窺其全。加上明代中晚期以來，後代小說、雜劇、傳說的渲染，以及鄭和神格化的塑造，成了海外華人移民先驅的精神象徵，鄭和的形象更顯傳奇。
鄭和下西洋的目的，一直是學術界熱衷討論的話題。《明史》、《明書》認為鄭和下西洋是為了尋找建文帝的下落。范文瀾贊成這樣的說法。但是，向達和尚鉞卻認為，鄭和下西洋是為了組織軍事聯盟，以牽制帖木兒帝國對中國的威脅。
以上這兩種說法，至多只能與鄭和第一次下西洋有關聯，無法解釋明成祖何以連續二十餘年皆敕命鄭和下西洋。明代朱國楨《皇明大政記》：「建文仁弱，帝座一傾，窜入蠻夷，其何能為？文皇（即明成祖）豈見不及，乃搖於聲影，有此舉動？」
至於牽制帖木兒帝國的推論，從史實上看，帖木兒確曾於永樂三年(1405)率大軍20萬，打算東侵中國。但在征戰的路途中（在訛答剌，即今土耳其斯坦東南面），帖木兒死了，罷兵。因而，若說鄭和下西洋是為了牽制帖木兒東侵，其論說的牽強性就在於當鄭和屢次下西洋時，帖木兒帝國對中國已無甚威脅了。
鄭和下西洋的目的，比較有力的論說，主要有二。其一、政治因素：如同《明史》所言，鄭和下西洋是「欲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強」，以樹立明成祖個人的威望及確立其得位的合理性。與此同時，明朝皇帝希望透過下西洋的招諭，以海貿之利誘，把海外諸國的往來關係置於大明天朝禮治天下的朝貢體制內，建立和平友好的宗藩關係。
其二、經濟因素：鄭和下西洋是有利可圖的，它是由官方宰控及壟斷海外貿易的「取寶」，進而掀動朝貢貿易的活絡。
回顧鄭和研究，近代中國學者研究鄭和，開其端者，應是梁啟超。1904年，梁啟超在日本主辦《新民叢報》，以「中國之新民」的筆名發表〈祖國大航海家鄭和〉。文中，梁啟超以鄭和比對哥倫布，指說中國也「有一海上之巨人鄭和在」，給予鄭和下西洋高度的評價和贊嘆。
1936年，吳晗〈十六世紀前之中國與南洋〉一文，首倡鄭和在經濟、海外貿易上的光輝成就。1956，朱偰《鄭和》更謂鄭和是「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航海家」。這種抬高鄭和「開放」、「偉大」的論調，在80年代受到范金民、孫光圻等的駁斥。李東華更是指說，所謂鄭和下西洋是中國海洋事業發展頂峰的論說，實際上是項誤解。對鄭和的評價，學術界有褒有貶。
90年代初以來，中國加速經濟改革開放的步伐，鄭和甚至被捧為「開放先驅」的精神象徵。鄭和成了當代政治色彩濃厚的政策性宣傳符號，模糊了歷史之真實面貌。
有另一種主張，如鄭鶴聲、鄭一鈞等所強調的，鄭和下西洋期間，明代中國與亞非國家的關係是一種「和平友好」的關係，鄭和成了「友好使者」，並以此來比對西方殖民侵略，論證中國之良善。此種論說有其合理之處。但我們必須意識的是，傳統中國的朝貢體制對外關係，基本上是建立在一種宗主與藩屬，朝貢與事大的不對等外交關係。大明天朝怎會允許「蠻夷小番」以平等的態度來同中國建立和平友好的關係？
如今，中國崛起，中華民族主義高漲。2005年中國海峽兩岸乃至世界各地大事慶祝鄭和下西洋600周年紀念。21世紀的鄭和，又是怎樣一個形象？
（原刊《古代馬中文化交流史論集》，新山：南方學院出版社，2010，作者授權轉載，特此鳴謝。）
作者簡介：
安煥然，馬來西亞南方大學學院中文系教授，華人族群與文化研究所所長，原副校長。廈門大學歷史學博士，台灣成功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碩士。《星洲日報》專欄作者。著作有《小國崛起：滿剌加與明代朝貢體制》（2019）、《文化新山：華人社會文化研究》（2017）、《古代馬中文化交流史論集》（2010）、《本土與中國學術論文集》（2003）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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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舶來往，惟以指南針為則｜ 知史百家
安煥然
眾所周知，指南針是中國四大發明。早在春秋戰國時期，中國人已懂得利用磁石的指極性，製成「司南」。大概到北宋時期，中國人領悟到把鋼鐵在磁鐵上磨過後也能產生磁性的原理，製成了人工磁鐵，並把這種技術應用在航海導航，遂使指南針的使用具有了劃時代的使命。
姚楠、陳佳榮和丘進合著《七海揚帆》一書指出，1044年（北宋初年）曾公亮主編的《武經總要》記載了「指南魚」的製法。據說，這是世界上利用人工磁鐵製作指南儀器的最早記載。
北宋科學家沈括在《夢溪筆談》介紹了水浮、縷懸等四種製造指南針的方法。沈括甚至還發現了地磁偏角常常偏東的怪現象。這比1492年哥倫布到達新大陸時對磁偏角的類似發現早了四百多年。
世界上最早記載指南針應用於航海事業的文獻，是北宋朱彧的《萍洲可談》。該書作者朱彧追述其父親朱服在北宋元符、崇寧年間(1098─1102)在廣州當官時，對航海活動的見聞。《萍洲可談》記曰：「舟師識地理，夜則觀星，晝則觀日，陰晦觀指南針。」其意即是說，北宋時期中國人在航海的時候，夜晚以觀看星星的方位，白天看太陽來辨認方向，遇到陰雨天（無法觀星）就使用指南針來導航。這則文獻說明早至11世紀末，指南針已在中國航海上使用。
13世紀，南宋福建路市舶提舉趙汝适《諸蕃志》更是記說：「舟舶來往，惟以指南針為則。晝夜守視惟謹，毫厘之失，生死繫矣」，說明當時指南針在中國遠洋航海上的重要作用。
指南針在使用之初，只是一枝會搖擺旋轉的磁針，沒有固定的方位盤。北宋宣和五年(1123年)，徐兢奉命出使高麗，在《宣和奉使高麗圖經》中指說，船隻在夜晚航行時，除視星斗前邁；晦冥時，則靠「指南浮針」來分辨南北。這種浮針，當是指水浮針。
為了讓指南針有固定的裝置，方便船隻的定向航行，中國人後來就把堪輿學家用來看風水方位的經盤，運用在指南導航上來。最初這種東西叫「地螺」（亦即「地羅」）。
根據王冠倬《中國古船》的說法，宋元時期乃至明初鄭和下西洋，中國航海所用的針盤都是水浮式的，俗稱「水羅盤」。它是把磁針橫貫浮置於水上，再增添一個刻有八卦四字、十二地支，分別標明（共48）方位的圓形經盤結合而成。南宋咸淳年間(1265-1274)，吳自牧《夢梁錄》記錄中國人航海「風雨晦冥時，惟憑針盤而行」，此處之「針盤」是為中國航海文獻中使用羅盤的最早記錄。該文獻更指說，這種分辨方向，掌司羅盤的船員，是由稱作「火長」經驗豐富的專門人員來負責的。
宋元中國海商就是靠著羅盤這種導航儀器，勇敢沖向大洋，開拓了東洋和西洋針路的海上貿易航線。明代鄭和船隊也是靠著這種水浮羅盤，在茫茫大海中，晦冥陰雨時，仍能辨別方向，完成七下西洋的壯舉。
李約瑟《中國科技史》高度評價了中國人的智慧。他說，指南針的應用是航海技術的巨大變革，它象徵著原始航海時代的終結和航海新時代的開始。只有在掌握了指南針後，大洋才不再是人類不可逾越的障礙。
近代科學家弗蘭西斯．培根更指出，中國古代的印刷術、火藥和指南針，這三種東西改變了世界事物的面貌和狀態。這種變化是如此之大，以至於沒有一個帝國、沒有一個教派、沒有一個赫赫有名的人物，能比這三種機械發明在人類的事業中產生更大的力量與影響。
把話題拉回本次的主題系列書寫來。在中國海洋事業發展與古代馬來西亞的關係史上，我感興趣的是，自宋元以來，除了順風相送的馬來半島，中國海商亦勇敢地開拓了東洋航線。羅盤的導航，使他們得以早在一千多年前，就把遠洋海外貿易的焦點，投向古國渤泥，亦即今之北加里曼丹的汶萊和東馬來西亞來了。
（原刊《古代馬中文化交流史論集》，新山：南方學院出版社，2010，作者授權轉載，特此鳴謝。）
作者簡介：
安煥然，馬來西亞南方大學學院中文系教授，華人族群與文化研究所所長，原副校長。廈門大學歷史學博士，台灣成功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碩士。《星洲日報》專欄作者。著作有《小國崛起：滿剌加與明代朝貢體制》（2019）、《文化新山：華人社會文化研究》（2017）、《古代馬中文化交流史論集》（2010）、《本土與中國學術論文集》（2003）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