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後大未來》讀後心得：局勢巨變之下的挑戰與機會
「有可能幾十年都沒事，接著幾星期內就過完了幾十年。」這句話是蘇格蘭國會議員喬治．蓋洛威用簡潔扼要的方式，描述列寧在1918年發動俄國大革命的激烈變革。把這句話拿來形容 2019年後新冠疫情對世界帶來的衝擊也一樣成立。世界局勢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轉變，你看到的是危機？還是轉機？
（部落格原文滑到底 抽書 2本，文章連結放在留言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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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我想讀這本書？】
《疫後大未來》的作者是紐約大學史登商學院行銷學教授史考特．蓋洛威（Scott Galloway），他同時也是一位連續創業家。我讀過他的前兩本著作，分別是探討科技巨頭的《四騎士主宰的未來》和探討幸福與成功的《世界並不仁慈，但也不會虧待你》，我也曾在部落格分享他第二本書的閱讀筆記。

蓋洛威對商業和科技有著特別敏銳的嗅覺，搭配幽默詼諧的寫作風格，偶爾調侃自己、以及他正在評論的企業。在這本書中他也坦承自己拋售了自己創立的第一家公司 Prophet 的持股，因為他不再喜歡行銷服務業的交際應酬，他說：「假如你要花許多的時間跟不是你家人的人們共進晚餐，這代表你賣得是某種粗俗的東西。」我欣賞他的願意認錯和改變想法的自白，這一直是他的特點之一。

此外，我平時也喜歡閱讀 Daodu Tech 科技島讀 （可惜已經停刊）和曼報 Manny YH Li 這兩份談科技和新創的電子報，對於科技對社會帶來的變革和衝擊，一直是我很感興趣的議題。加上蓋洛威的作品總是讓我有所收穫，讀起來也很輕鬆，因此他的第三本著作就成了我的必讀之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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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書在說什麼？】
作者在這本書中延續《四騎士主宰的未來》對科技四巨頭（Google、臉書、蘋果、亞馬遜）的分析，探討疫情爆發至今，這些科技巨頭反而更加茁壯，甚至把這場世紀危機變成大好的成長機會。他在書中進一步解析背後的商業運作模式，以及這樣演變下去對世界的潛在危險。

他也提到在疫情的催化之下，缺乏競爭力的緩慢公司會被加速淘汰，取而代之的是具有遠見和膽識的獨角獸科技公司。包含我們常聽到的 Airbnb、Uber、Netflix、Spotify、特斯拉、推特，及比較不常聽到的Lemonade、One Medical、Peloton、Shopify，作者透過他的觀察和分析，讓我們瞭解這些未來最具潛力的科技公司將如何發展。

最後，作者對老態龍鍾的高等教育和逐漸失衡的人民和政府關係提出疾呼，也對資本主義走向極端之後造成的裙帶主義、剝削經濟、新種姓制度提出抨擊和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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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四巨頭的下一步】
這本書中圍繞著兩個主題展開討論，其一：「這場流行疫情影響最深遠的衝擊，是它將扮演一個加速劑」。其二：「每個危機必然存在機會；危機更大、更具破壞性，機會也就更大」。最讓我感到有趣的，是作者對於科技四巨頭 Google、臉書、蘋果、亞馬遜的分析和預測。以下摘錄幾項之後值得回頭來看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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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馬遜：遠距醫療平台
想像一下，你的兒子起了疹子，你透過亞馬遜的 Alexa 智慧音箱聯絡皮膚科醫師，然後把智慧攝影機對準兒子拍攝，並且用亞馬遜新的可穿戴式健康裝置 Halo 解讀身體狀態。醫師同時取得你孩子的病歷，看診完後處方籤被送到亞馬遜的藥局 PillPack，在經過強大的亞馬遜物流一小時內送達你家。如果醫生要驗血，包裹裡會附上檢測包，說不定還會請你給他個五星評價。

聽起來似乎有點夢幻對吧？這只是剛開始而已。亞馬遜有著堅強的網路和數據，同時掌握消費者最完整的資訊，這讓他在踏足醫療領域有了絕佳的基礎。恐怕在不久的將來我們就有機會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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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Rundle 同捆包
Rundle 是作者創造出來的詞，指得是經常性收入（recurring）和同捆包（bundle）的組合字，意思是「經常性收入搭售組合」。蘋果有著 iCloud、Apple Music、Apple TV+、Arcade 軟體服務，如果再搭配硬體方案綁在一起，賣給消費者一種同捆訂閱的服務，將會讓消費者越來越難離開這個生態系。

想像蘋果提供給你（已經逐步發生了）每個月付50美元訂閱，你就可以擁有最新的「iXXX」（管他是i字頭的什麼），可以用 iPhone 啟動無限制的媒體服務（電視、遊戲、App），每個月再加50美元可以定期換取最新的手機和手錶，再加50美元可以參加最潮的線上課程。作者也預言蘋果最好的收購對象是健身器材公司 Peloton，那再來加個 iPeloton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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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和臉書：廣告狂人
四巨頭中，Google 和臉書其實是在廣告業。當疫情影響景氣的時候，廣告預算會減少，但是當景氣逐漸回春時，這兩家廣告巨頭將會獲得巨大利益。傳統媒體和品牌廠商的對消費者的數據掌握遠遠不及這兩家巨頭，他們就只能更加依賴兩巨頭的規模和精細度。因此當我們被疫情逼著宅在家裡，等於是幫兩家巨頭增加更多的數據存貨（沒錯，你就是存貨）。

舉臉書為例，他的廣告規模有多可怕？臉書有超過七百萬個廣告客戶，前百大客戶只不過佔營收的16%，之前各大品牌揚言抵制和下架臉書廣告的時候，祖克柏在公司內部的電話會議上還嘲笑這些威脅：「有些人似乎誤以為我們的業務是依靠少數幾大廣告商」。在我寫這篇文章的前幾天，臉書推出了 Bulletin 電子報服務，未來還會把聲音 Live Chat 和 Podcast 整合進去，他絕不會放過任何能抓住你注意力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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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汰弱留強的高速列車】
如同作者提到的：「這場流行疫情影響最深遠的衝擊，是它將扮演一個加速劑」，對於許多已經瀕臨淘汰的產業來說，疫情的到來只是用十倍速的效率加速了這件事情的發生。以下列出幾個書中提到讓我有興趣追蹤觀察的新創公司。

#Airbnb：全球飯店旅館業大衰退的同時，Airbnb 不過是營收減少了，他卻不需要負擔不動產貸款的利息、不需要維修、不必支付高額的飯店員工福利。等旅遊回春時，他也將是回彈最兇猛的一個。

#Lemonade：傳統保險業數十年來沒有改變他的服務內容，也累積了顧客不好的印象。Lemonade 這家新創卻訴諸於大數據和人工智慧，提供你最準確、快速、透明的保險內容和賠償估價。

#OneMedical：擺脫以往醫療看診的繁雜過程，也不需要你親自跑一趟診所，One Medical 透過遠距醫療諮詢、當日預約、24小時全天候服務，幫助顧客得到最即時有效的醫療看診服務。

#Peloton：這家健身器材新創公司正以驚人的速度成長，他提供的不只是居家健身器材，更透過自家的健身 App 創造了廣大的健身社群，網羅了許多知名的訓練師。他省下了跑去健身房的舟車勞頓和高昂的健身房費用。

#WeWork：這家公司推廣共同工作空間的概念，許多人或許開始遠端工作，但不是每個人都想在自家的廚房餐桌工作。未來「遠距、含共同工作津貼」的職缺會持續增加，從辦公室解放的人們可能會推升這家公司的獲利。

從這些新創公司潛在的商機可以發現一個共同現象：「一家公司成功的一大關鍵在於既存者的惰性。」作者認為在「後疫情時代」，能夠提出和執行這些創新點子，有機會去顛覆「龐大又緩慢產業」的新創公司，將獲得更受投資人青睞的資金；而那些緩步的企業，將會被抽出銀根，加速面臨被淘汰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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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危機就是轉機】
我在讀《疫後大未來》的時候，一直有一種「未來十年的光陰在眼前快轉」的感覺，許多以前還在科幻電影才能見到的場景，在現在不斷加速發生。與其說疫情的突如其來讓人措手不及，不如說這是一記快馬加鞭，讓我們從舒適圈中驚醒，未來並不遙遠，它已經近在眼前。

作者針對高等教育的評判裡有一段寫得很生動，在疫情爆發之前的大學教授會說：「除非我死了，別想讓我用線上教學。」結果，在疫情爆發之後卻改口說：「除非有疫苗，別想讓我踏進教室一步。」這場巨變讓他們不得不學會操作視訊、錄製課程、設計數位作業。不願改變的，就會被淘汰。

最後，我想引用邱吉爾的一句名言：「不要浪費一場好危機」（Never let a good crisis go to waste.），每一次的危機裡，都藏著機會。你要選擇當一個緊盯危機、讓自己充滿恐懼的人？還是選擇當一個從混亂中發掘機會、起身行動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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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 遠流粉絲團

2003年SARS其間，台北市長馬英九，衛生局長邱淑媞（提出封院需要有3配套，但市府沒接受），和平醫院院長等決定封院的錯誤決定，造成和平醫院的「官僚殺人」。下面是死亡的林重威住院醫師的父親林亨華校長二年後提告的陳述，非常令人難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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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發｜SARS犧牲者，林重威醫師父親林亨華校長意見陳述狀全文
時事1月24日 17:44
我覺得在討論封院或者封城正確與否時，是不是該聽聽被封院者家屬的聲音...以及對於一線醫護人員造成的衝擊。

此文已經有段時間，原文連結甚至已經下架，但我仍提出來，希望後段時間，如果我們台灣被迫要做出這個艱難決定時，能想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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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S犧牲者，
林重威醫師父親林亨華校長意見陳述狀全文:

2003年4月是一個令人恐慌的季節，SARS為台灣帶來了一個史無前例的震撼，埋藏在人性深處的集體恐懼與自私，禁不住SARS的輕輕撥弄，人類的理性與尊嚴便被無知與殘暴吞噬了！

對大多數的群眾而言，恐懼僅是一時的衝擊，然而恐懼之後的代價，我們卻遺留給少數人來承擔。一如其他時空的歷史事件，對當初事件的受害者而言，這場前所未有的惡夢，卻是永遠無法忘懷。他們許多人至今仍活在巨大的傷痛中，有的因此失去摯愛的親人，因而罹患精神疾病，有的身心遭受重大傷害，不願再提此事，還有些遭到污名化感到名譽受損，身心倍受煎熬……

在某電視節目的專訪中，我曾經這麼說：

SARS是一種新型的傳染疾病，無論是致病機轉、傳染途徑、防治方法，我們所知都極為有限，面對人類的恐懼與無知而犯下的連串的錯誤是可以原諒的，但事件的影響絕對不能忘記。

由於台北市和平醫院未做好院內感染控制，導致原本受控制的SARS疫情，一夕失控，整個防疫體系瞬間崩解，SARS病毒就此禍延全台，造成台灣人民生命與財產的重大損失。

單是和平醫院就是全世界SARS事件最高死亡率單一地點，總計一個月內造成150人感染，35人死亡，任何法治國家在公共安全領域，只要造成人員傷亡，公權力馬上介入調查，SARS事件經過兩年了，我們看不到政府機關記取教訓，承認錯誤，我們看不到司法機關對行政人員科以過失的罪責。

台北市政府不但未做好事前防疫工作，在疫情失控之際，又以錯誤的封院隔離政策召回全體和平員工，將全體員工集中於充滿病毒的和平醫院，又未成立接管小組，妄圖讓和平員工自己組成自生自滅的系統，因而造成員工的集體反彈，這種明顯的不當決策，造成了騰笑國際的大新聞。

試想強制隔離若無適當之隔離設施與足夠裝備，且無適當之隔離配套措施下，貿然召回，只讓醫護人員暴露於院內交叉感染之高危險環境中。

倘若為照顧病患之醫藥人力需求而召回，則於召回人員有無感染尚且不明，自身仍需隔離之際，豈能再負起照護病患之責任，就是這種准進不准出的荒謬隔離決策造成小兒醫療的嚴重延誤。

2003年4月26日我帶學校田徑隊到台南參加中上聯運，因為學生晉入前八名，獲保送大專院校資格，晚上我們舉行慶功宴。八點多，小兒未婚女友林仁心醫師打電話給我：「爸爸！重威因沒人照顧已經喘到躺下，不能行動了！醫院又不准遷出，你快想辦法救他！」電話中聲聲的無助哀求，頓時我如遭雷擊，內心的驚駭莫可名狀。26日前我一直被蒙在鼓裡，不曉得小兒染疫。原來他們已知道這是傳染病，怕我們擔心而前往探視，因此直到小兒失去行動能力前，除了每天報平安，一直都不肯講。

小兒3月27日退伍，因女友任職和平皮膚科，故應和平醫院三個月的短期聘任，於4月1日報到，4月8 日訂婚。預訂7月1 日至國泰小兒科任職，8月15日結婚。

小兒4 月21日身體不適，4月22日住進和平醫院病房，原訂4月24日早上移送榮民總醫院，但24日早上台北市政府宣布和平醫院封院，人、車准進不准出，小兒因而被留置和平醫院。此後，醫院的恐懼、自私、慌亂、殘暴與醫療倫理的喪失，不難想像。小兒自行量體溫、量脈搏、換點滴、自己推著點滴架上厠所，這些都是事後醫院內同仁滿懷傷痛偷偷地告訴我的淒慘片斷，聞之泫然。

4 月27日台北市政府終於發現決策的失當，想把病患分送各個教學醫院。但是經過幾天的醞釀，SARS事件已造成社會全面的恐慌，各醫院都以負壓病房設備不足而拒絕收留救治病患，個人經過兩天不眠不休的懇託、求告，全力奔走，終於在4月29日清晨將小兒移送國泰醫院。

我無法肯定這五天黃金診療期的延誤與小兒後來的不治之間，是否有必然的因果關係，但是將一個重症病患置放在已經失去理性，群體焦慮，不遑自顧，有如人間煉獄的醫院，致其身、心、靈受到嚴重的創傷，顯然是一種極不人道的行為。

再怎麼說，小兒也是為了診治台北市民而被染疫疾：從4 月29日到5月15日，沒有任何市府代表探視小兒病情，他們把我們當瘟疫，他們急於劃清界線，這種遭受冷落、漠視的窘態，叫人情何以堪！

再怎麼說，小兒也是為了診治台北市民而被染疫疾：5 月7 日小兒第一次病危，媒體大幅報導，市長馬英九先生來電關懷，說看看有什麼是他可以幫忙的。我說：「現在談什麼都沒意義了，我唯一的請求是為我兒子組一個會診的醫療團隊，三人兩人都無所謂。」

馬市長一口答應，但直到小兒辭世，我們仍等不到會診的團隊，政治人物的輕諾寡信，讓我們見識到了政府墮落的原因。

再怎麼說，小兒總是為了診治台北市民而犧牲：5月15日小兒不治，面對逐漸冰冷的遺體，我來不及落淚，面對霎時昏倒在旁的林仁心醫師，我也來不及處理，我急著找人，急著找人幫忙。這時我只看到一個不認識的教會義工，我情急下對著他大吼：「快去飯店陪我內人，否則她看到電視報導一定會跳樓！」我最需要協助的時候，等到的第一個台北市代表是葬儀社的工人，他們只想快一點把我兒子送去火化。官啊！到底是怎樣的行政作為，使得人性中殘餘的愛、同情與臨終關懷都蕩然無存。

台北市政府員工打電話問我：「林重威醫師是否願意入祠忠烈祠？」我明確的告訴他：「林重威不是英雄，他不是自願的，他是被害死的，因為沒有人告訴他，病房內有SARS病患。」我總覺得行政官僚用濫情式的榮譽來掩飾自己決策的過失是一種極為可恥的行為。

SARS已經過去了嗎？
「河流因失去波濤而顯出澄靜的智慧。」
兩年後，當我們回顧，我們到底看到什麼？學到什麼？

一、和平醫院的封院決策與處理，防疫視同作戰，戰略戰術錯誤導致人員傷亡，造成的不幸傷害，領導階層的市政府是否應負起行政責任？

二、從和平醫院防治SARS的經驗中可以看出，沒有關照人權的執法，往往只會變成一種合法的暴力，台北市政府是否應該對身心遭受嚴重威脅與傷害的人表示歉意與賠償？

三、SARS事件的官箴端肅中，吳康文院長、林榮第主任遭到監察院彈劾，馬英九市長、邱淑媞局長不必負任何責任，這樣的階級主義，是否顯示弱勢族群在官僚體系下的卑微，只能無奈的接受嗎？

四、用人性與理性的態度來探討SARS事件的過程，人民與政府能以謙卑與感恩的心，來學習面對危機處理的能力嗎？

面對吳康文院長與林榮第主任，我們選擇寬恕，對和平醫院與國泰醫院的許多醫護人員，我們還是要表達無盡的感恩。

吳康文院長寫信向我懺悔，他說他每天都在唸佛以祈求內心的平靜。我拿信思索再三，最後終於焚燬，我很怕那一天我醜惡的人性會把它拿來當作呈堂的證供，我回信給他，只寫了「放下，向前」，我還不知道他是否已放下了！

林榮第主任很高興我太太願意見他，在教堂裡，當我內人對他說：「我們對你早已沒有任何的怨恨。」我們能感受到在他失控的號啕痛哭中，含有多少的感傷與無奈！

其實他們無心犯錯，只是自私心與僥倖心害慘了他們。醫界人士摸著良心都知道，很多醫院都藏著SARS病人隱瞞不報，全台衛生單位有個共同認知，要在北、中、南、東各找一間SARS專門醫院，若是那家醫院先被抓到院內感染，那就注定要倒楣。所以大家都心知肚明怕被指定為SARS專門醫院，只好知情不報。他們沒有料到一時的苟且心態，捅出這麼大的紕漏。

當SARS疫情從單一個案開始擴散到全面流行的慘境，台北市政府防疫戰略上出現了明顯的錯誤政策，他們錯置了防疫人力，同時也錯失了防疫的黃金時機。醫護人員、病人和探病的人，就是因為醫療設施不當，部份醫院的主管醫療倫理的喪失，衛生機關的主管行政決策與督導失職的情況下，讓SARS病毒無聲無息地進攻診療間、急診室與病房，並讓這群無辜且不明就裡的人一個接一個地病倒，不明不白且淒涼地逝世。

這是我這輩子第一次上法庭，我們絕對無意興訟，也認為不該濫用社會有限的資源，提出國家賠償請求，用意在經過協商的程序取得能共同接受，並對社會深具教育意義的結果。因此，關於和解與否我謹提出兩項主張：

一、若台北市政府認為應該賠、能夠賠，家屬絕不把那筆錢納入個人口袋，並願意額外提供相當的金額共同成立基金會，用來
（一）獎勵傳染病學術的研究。
（二）健全住院醫師實習制度的各項贊助。
（三）獎助偏遠離島地區基層醫護人才的培育。

二、若台北市政府經費有困難，我們只要求象徵性地賠償一元，但須由馬英九先生代表台北市政府向全體受傷害的人員及家屬道歉，以撫慰所有受傷害的心靈，並還給社會公平與正義。

詎料台北市政府拒絕賠償也拒絕道歉，以致於今日必需對簿公堂。

我知道我今天對庭上的陳述都屬於道德與倫理的層面，若有涉及法律部份，我也沒有舉證的能力。若庭上不能採納對我有利的證詞，絕對毫無怨言。儘管老年喪子，人生希望幾全破滅，而且內人又因此罹患精神疾病。不過我仍然對我們的社會充滿期待，未來的歲月，我仍將秉持一貫純粹堅持的態度，繼續探尋SARS事件的始末，揭發公部門可能存在但尚不為人知的錯誤決策，祈求能還給這事件受到傷害的人真正的公平與道義。

「河流因失去波濤而顯出澄靜的智慧」，等待到那一天能河清海晏！我一直深深地期待著！

https://www.storm.mg/article/2217410

但馬英九後來還是高票當選了總統，蔡英文今年的得票率甚至還比他低。

《 河流因失去波濤而顯出澄靜的智慧》

回顧SARS，迎戰伊波拉，高官又來了:「我們準備好了...」

我們到底看到什麼？學到什麼？

SARS犧牲者，
林重威醫師父親林亨華校長意見陳述狀全文:

2003年4月是一個令人恐慌的季節，SARS為台灣帶來了一個史無前例的震撼，埋藏在人性深處的集體恐懼與自私，禁不住SARS的輕輕撥弄，人類的理性與尊嚴便被無知與殘暴吞噬了！

對大多數的群眾而言，恐懼僅是一時的衝擊，然而恐懼之後的代價，我們卻遺留給少數人來承擔。一如其他時空的歷史事件，對當初事件的受害者而言，這場前所未有的惡夢，卻是永遠無法忘懷。他們許多人至今仍活在巨大的傷痛中，有的因此失去摯愛的親人，因而罹患精神疾病，有的身心遭受重大傷害，不願再提此事，還有些遭到污名化感到名譽受損，身心倍受煎熬……

在某電視節目的專訪中，我曾經這麼說：

SARS是一種新型的傳染疾病，無論是致病機轉、傳染途徑、防治方法，我們所知都極為有限，面對人類的恐懼與無知而犯下的連串的錯誤是可以原諒的，但事件的影響絕對不能忘記。

由於台北市和平醫院未做好院內感染控制，導致原本受控制的SARS疫情，一夕失控，整個防疫體系瞬間崩解，SARS病毒就此禍延全台，造成台灣人民生命與財產的重大損失。

單是和平醫院就是全世界SARS事件最高死亡率單一地點，總計一個月內造成150人感染，35人死亡，任何法治國家在公共安全領域，只要造成人員傷亡，公權力馬上介入調查，SARS事件經過兩年了，我們看不到政府機關記取教訓，承認錯誤，我們看不到司法機關對行政人員科以過失的罪責。

台北市政府不但未做好事前防疫工作，在疫情失控之際，又以錯誤的封院隔離政策召回全體和平員工，將全體員工集中於充滿病毒的和平醫院，又未成立接管小組，妄圖讓和平員工自己組成自生自滅的系統，因而造成員工的集體反彈，這種明顯的不當決策，造成了騰笑國際的大新聞。

試想強制隔離若無適當之隔離設施與足夠裝備，且無適當之隔離配套措施下，貿然召回，只讓醫護人員暴露於院內交叉感染之高危險環境中。

倘若為照顧病患之醫藥人力需求而召回，則於召回人員有無感染尚且不明，自身仍需隔離之際，豈能再負起照護病患之責任，就是這種准進不准出的荒謬隔離決策造成小兒醫療的嚴重延誤。

2003年4月26日我帶學校田徑隊到台南參加中上聯運，因為學生晉入前八名，獲保送大專院校資格，晚上我們舉行慶功宴。八點多，小兒未婚女友林仁心醫師打電話給我：「爸爸！重威因沒人照顧已經喘到躺下，不能行動了！醫院又不准遷出，你快想辦法救他！」電話中聲聲的無助哀求，頓時我如遭雷擊，內心的驚駭莫可名狀。26日前我一直被蒙在鼓裡，不曉得小兒染疫。原來他們已知道這是傳染病，怕我們擔心而前往探視，因此直到小兒失去行動能力前，除了每天報平安，一直都不肯講。

小兒3月27日退伍，因女友任職和平皮膚科，故應和平醫院三個月的短期聘任，於4月1日報到，4月8 日訂婚。預訂7月1 日至國泰小兒科任職，8月15日結婚。

小兒4 月21日身體不適，4月22日住進和平醫院病房，原訂4月24日早上移送榮民總醫院，但24日早上台北市政府宣布和平醫院封院，人、車准進不准出，小兒因而被留置和平醫院。此後，醫院的恐懼、自私、慌亂、殘暴與醫療倫理的喪失，不難想像。小兒自行量體溫、量脈搏、換點滴、自己推著點滴架上厠所，這些都是事後醫院內同仁滿懷傷痛偷偷地告訴我的淒慘片斷，聞之泫然。

4 月27日台北市政府終於發現決策的失當，想把病患分送各個教學醫院。但是經過幾天的醞釀，SARS事件已造成社會全面的恐慌，各醫院都以負壓病房設備不足而拒絕收留救治病患，個人經過兩天不眠不休的懇託、求告，全力奔走，終於在4月29日清晨將小兒移送國泰醫院。

我無法肯定這五天黃金診療期的延誤與小兒後來的不治之間，是否有必然的因果關係，但是將一個重症病患置放在已經失去理性，群體焦慮，不遑自顧，有如人間煉獄的醫院，致其身、心、靈受到嚴重的創傷，顯然是一種極不人道的行為。

再怎麼說，小兒也是為了診治台北市民而被染疫疾：從4 月29日到5月15日，沒有任何市府代表探視小兒病情，他們把我們當瘟疫，他們急於劃清界線，這種遭受冷落、漠視的窘態，叫人情何以堪！

再怎麼說，小兒也是為了診治台北市民而被染疫疾：5 月7 日小兒第一次病危，媒體大幅報導，市長馬英九先生來電關懷，說看看有什麼是他可以幫忙的。我說：「現在談什麼都沒意義了，我唯一的請求是為我兒子組一個會診的醫療團隊，三人兩人都無所謂。」

馬市長一口答應，但直到小兒辭世，我們仍等不到會診的團隊，政治人物的輕諾寡信，讓我們見識到了政府墮落的原因。

再怎麼說，小兒總是為了診治台北市民而犧牲：5月15日小兒不治，面對逐漸冰冷的遺體，我來不及落淚，面對霎時昏倒在旁的林仁心醫師，我也來不及處理，我急著找人，急著找人幫忙。這時我只看到一個不認識的教會義工，我情急下對著他大吼：「快去飯店陪我內人，否則她看到電視報導一定會跳樓！」我最需要協助的時候，等到的第一個台北市代表是葬儀社的工人，他們只想快一點把我兒子送去火化。官啊！到底是怎樣的行政作為，使得人性中殘餘的愛、同情與臨終關懷都蕩然無存。

台北市政府員工打電話問我：「林重威醫師是否願意入祠忠烈祠？」我明確的告訴他：「林重威不是英雄，他不是自願的，他是被害死的，因為沒有人告訴他，病房內有SARS病患。」我總覺得行政官僚用濫情式的榮譽來掩飾自己決策的過失是一種極為可恥的行為。

SARS已經過去了嗎？
「河流因失去波濤而顯出澄靜的智慧。」
兩年後，當我們回顧，我們到底看到什麼？學到什麼？

一、和平醫院的封院決策與處理，防疫視同作戰，戰略戰術錯誤導致人員傷亡，造成的不幸傷害，領導階層的市政府是否應負起行政責任？

二、從和平醫院防治SARS的經驗中可以看出，沒有關照人權的執法，往往只會變成一種合法的暴力，台北市政府是否應該對身心遭受嚴重威脅與傷害的人表示歉意與賠償？

三、SARS事件的官箴端肅中，吳康文院長、林榮第主任遭到監察院彈劾，馬英九市長、邱淑媞局長不必負任何責任，這樣的階級主義，是否顯示弱勢族群在官僚體系下的卑微，只能無奈的接受嗎？

四、用人性與理性的態度來探討SARS事件的過程，人民與政府能以謙卑與感恩的心，來學習面對危機處理的能力嗎？

面對吳康文院長與林榮第主任，我們選擇寬恕，對和平醫院與國泰醫院的許多醫護人員，我們還是要表達無盡的感恩。

吳康文院長寫信向我懺悔，他說他每天都在唸佛以祈求內心的平靜。我拿信思索再三，最後終於焚燬，我很怕那一天我醜惡的人性會把它拿來當作呈堂的證供，我回信給他，只寫了「放下，向前」，我還不知道他是否已放下了！

林榮第主任很高興我太太願意見他，在教堂裡，當我內人對他說：「我們對你早已沒有任何的怨恨。」我們能感受到在他失控的號啕痛哭中，含有多少的感傷與無奈！

其實他們無心犯錯，只是自私心與僥倖心害慘了他們。醫界人士摸著良心都知道，很多醫院都藏著SARS病人隱瞞不報，全台衛生單位有個共同認知，要在北、中、南、東各找一間SARS專門醫院，若是那家醫院先被抓到院內感染，那就注定要倒楣。所以大家都心知肚明怕被指定為SARS專門醫院，只好知情不報。他們沒有料到一時的苟且心態，捅出這麼大的紕漏。

當SARS疫情從單一個案開始擴散到全面流行的慘境，台北市政府防疫戰略上出現了明顯的錯誤政策，他們錯置了防疫人力，同時也錯失了防疫的黃金時機。醫護人員、病人和探病的人，就是因為醫療設施不當，部份醫院的主管醫療倫理的喪失，衛生機關的主管行政決策與督導失職的情況下，讓SARS病毒無聲無息地進攻診療間、急診室與病房，並讓這群無辜且不明就裡的人一個接一個地病倒，不明不白且淒涼地逝世。

這是我這輩子第一次上法庭，我們絕對無意興訟，也認為不該濫用社會有限的資源，提出國家賠償請求，用意在經過協商的程序取得能共同接受，並對社會深具教育意義的結果。因此，關於和解與否我謹提出兩項主張：

一、若台北市政府認為應該賠、能夠賠，家屬絕不把那筆錢納入個人口袋，並願意額外提供相當的金額共同成立基金會，用來
（一）獎勵傳染病學術的研究。
（二）健全住院醫師實習制度的各項贊助。
（三）獎助偏遠離島地區基層醫護人才的培育。

二、若台北市政府經費有困難，我們只要求象徵性地賠償一元，但須由馬英九先生代表台北市政府向全體受傷害的人員及家屬道歉，以撫慰所有受傷害的心靈，並還給社會公平與正義。

詎料台北市政府拒絕賠償也拒絕道歉，以致於今日必需對簿公堂。

我知道我今天對庭上的陳述都屬於道德與倫理的層面，若有涉及法律部份，我也沒有舉證的能力。若庭上不能採納對我有利的證詞，絕對毫無怨言。儘管老年喪子，人生希望幾全破滅，而且內人又因此罹患精神疾病。不過我仍然對我們的社會充滿期待，未來的歲月，我仍將秉持一貫純粹堅持的態度，繼續探尋SARS事件的始末，揭發公部門可能存在但尚不為人知的錯誤決策，祈求能還給這事件受到傷害的人真正的公平與道義。

「河流因失去波濤而顯出澄靜的智慧」，等待到那一天能河清海晏！我一直深深地期待著！

圖引自:
http://tw01.org/m/blogpost?id=1970702%3ABlogPost%3A1797393

SARS封鎖線
2003年，SARS侵台，台北市府的和平醫院延誤通報，危機處理慢半拍，最後搞出封鎖院區，犧牲醫護的戲碼。被關住的病患，過著非人的生活，身心受創。不幸殉職的醫師林重威，還得由他的父母訴請國家賠償，才獲得合理的補償。

文引自 :http://yslailo.blogspot.tw/2006/06/blog-post_15.html?m=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