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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和謙建設評價產品中有18篇Facebook貼文,粉絲數超過11萬的網紅管碧玲 (kuanbiling),也在其Facebook貼文中提到, 林昶佐委員因為市場防疫的議題,陷入是不是稱職立法委員的爭論。 有關爭議當天的發言,林委員事後已有針對市場表達謙卑的歉意,但是,還是有種種攻擊餘緒未消。 我要分享「外交家雜誌」這篇報導: 台灣打造「數位民主國家」的成就,很受國際矚目,開放國會部分,也是林昶佐委員的問政所關注的焦點,國際研究因此知道聽取...
和謙建設評價 在 管碧玲 (kuanbiling) Facebook 的精選貼文
林昶佐委員因為市場防疫的議題,陷入是不是稱職立法委員的爭論。
有關爭議當天的發言,林委員事後已有針對市場表達謙卑的歉意,但是,還是有種種攻擊餘緒未消。
我要分享「外交家雜誌」這篇報導:
台灣打造「數位民主國家」的成就,很受國際矚目,開放國會部分,也是林昶佐委員的問政所關注的焦點,國際研究因此知道聽取他的意見,我們因此在這篇報導看到他的意見被呈現出來。
立法委員問政,因為不是執行者,往往不如行政官員有能見度,但是國家建設的成功,確實有國會議員共同參與的貢獻在裡面!
林委員很多問政都有佳績,慢慢大家會了解,至少這件事,國際間的評價很高,是台灣創造「數位民主國家」中的一環,而林委員長期關心!
提供大家參考://
台灣能否提供數位威權的另一選擇?
Can Taiwan Provide the Alternative to Digital Authoritarianism?
(Diplomat https://ppt.cc/fjDcrx)
中國和台灣正成為匹敵的數位國家—
中國是數位威權政權,台灣是數位民主。
China and Taiwan are becoming digital states in parallel —
China as a digital authoritarian regime, and Taiwan as a digital democracy.
7月1日中國共產黨成立百年之際,中國分析專家正密切關注習近平主席的下一步。另一方面,台灣正在推進 2020 年 6 月推出的開放國會行動方案和徹底透明的政策。中國和台灣正在同時成為數位國家—中國是數字威權政權,台灣是數位民主。 兩者中,數位威權更容易實施,也已有許多學術專業定義和理解它。雖然目前尚未有明確的數位民主模型,但台灣正在創造一個範例。
開放國會行動方案究竟是什麼?去年由Freddy 林昶佐立法委員提出,部分受到行政院開放政府國家行動方案的啟發。 開放國會行動方案為台灣立法院制定了五個主要目標:透明、公開、參與、數位化和理解。 林昶佐委員表示他長期以來相當關注科技和政治,並補充說:“推動此方案的原因是對政府和國會的未來創造新願景。”
開放國會行動方案包括改革,例如電視轉播,主要增加手語。 禁止閉門跨黨談判,包括委員會層面。 另一個重大變革是公開可取得的數位數據,例如投票記錄、預算和利益衝突。 目前公開的線上資訊有限,大部分的資料必須實體索取。
類似的開放政府國家行動方案側重於台灣政府的一系列政策變革來提高透明度、提供資料和增加公民參與。 因為台灣不被承認為國家,所以不能成為開放政府夥伴關係聯盟(OGP)的正式成員。 儘管如此,台灣依然在 2019 年宣布制訂自己的開放政府行動方案。
台灣政務委員唐鳳將 OGP 描述為“一項國際倡議,提倡核心價值如透明度、問責制、參與和包容,強調政府和民間的合作和共同創造。 全都符合台灣努力的方向。” 唐鳳希望開放開放政府國家行動方案是台灣加入OGP的路徑。
台灣公民科技的例子比比皆是,例如 2020 年 COVID-19 爆發初期使用的口罩地圖、針對追蹤接觸者足跡的QR Code 簽到系統、 闢謠機器人、公民自發的群眾外包政策,等。
“[公民科技]是台灣治理未來的關鍵,也是我們如何推動整個系統向前發展的關鍵。 公民科技將發揮非常重要的作用,”林昶佐委員說。
唐鳳也樂觀的表示:我相信我們今天面臨的許多挑戰,包括流行疫病和假訊息大流行(infodemic),都可以透過民主深化和促進我所謂的‘人民-公眾-私人的合作夥伴關係’來克服。”
林昶佐表示,台灣與中國的主要區別在於,台灣對科技的使用(例如切斷數位連結)以及疫病大流行時權力擴張的時間設限都有監督。
一個沒有監督或信任的政府的範例就是中國共產黨,它越來越依賴數位威權來監視和控制人口。 最極端的在其周邊地區:西藏、香港和新疆。 然而,即便是北京的街道上也佈滿了監視攝影機。
“台灣的數位民主與中國的數位威權之間存在根本區別,”唐鳳說。 “北京使用社會信用體系和國家審查等數位工具的同時,台灣積極創建數位基礎設施,使一般公民能針對政策改革提出和表達意見。”
“數位民主的透明度是讓國家對大眾透明,”唐鳳繼續: “在數位威權下,‘透明’一詞表示讓民眾對國家透明。”
台灣民主的數位化可能尚未完成,但其政府和公民社會的努力指示了一個數位威權主義的可行替代方案。改革政府過程中的數位工具和政策可以應用於其他民主國家。
“對於中國來說,也許只有一件事可以確定,他們多年來的大宣傳故事『民主不適合亞洲』
在台灣的進步發展下不再令人感興趣,”Ttcat 表示。
There is no clear model of what a digital democracy is yet, but Taiwan is in the process of creating one.
Digital Minister of Taiwan Audrey Tang described the OGP as “an international initiative that advocates core values such as transparency, accountability, participation and inclusion, with an emphasis on cooperation and co-creation of the government and civil society. These are all in line with what we are doing here in Taiwan.” Tang hopes the Open Government National Action Plan will be a path for Taiwan to enter the OGP.
Tang is also optimistic: “I believe many of the challenges we face today, including the pandemic and the infodemic, can be overcome by deepening democracy and promoting what I call “People-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According to Lim, the key difference between Taiwan and China is that in Taiwan, there is oversight for the use of technology, such as de-linking data, and time-limits to expanded powers during the pandemic.
“In a digital democracy, transparency is about making the state transparent to the public,” she continued. “Under digital authoritarianism, the word ‘transparency’ means making citizens transparent to the state.”
The digitization of Taiwan’s democracy may not be complete, but the efforts of its government and civil society point to a viable alternative to digital authoritarianism. The digital tools and policies to reform its government can be applied in other democracies.
“For China, maybe only one thing is certain, that the propaganda narrative they ran for years— that democracy is not for Asia— is no longer appealing under Taiwan’s progress,” said Ttcat.
和謙建設評價 在 洪仲清臨床心理師 Facebook 的精選貼文
兒女並不是父母生命或意志的延伸
【推薦序 臨床心理師/洪仲清】
「有些父母其實並不關心子女和誰戀愛、結婚,而是透過參與兒女的生活來處理父母親他們自己的焦慮,讓自己的意志在子女的身上呈現,以對抗面對衰老和死亡的焦慮。」
在早期的社會,視子女為父母的財產,孩子可以過繼、買賣。孩子的存在,被教育要滿足父母各方面的需要,像是最常被提到的「養兒防老」、「光宗耀祖」。孩子如果沒辦法承擔父母設定好的「功能」,就容易被貼上各種難堪的評價標籤,像是「沒出息」、「沒有用」……
然而,過去因為道德的制約,例如「天下無不是的父母」,不能輕易懷疑父母口中種種「為你好」的說法是否合理。傳統的思維忽視了父母也是人,也有很多侷限與缺憾,他們連自己的生命都不一定能良好掌控,卻試著要去控制子女,來讓自己感覺不失控。
「為了孩子不離婚就是一個謊言,事實上是父母沒辦法處理好自己的婚姻關係,卻把這個『黑鍋』丟給孩子。」
父母也不一定能處理好自己的婚姻關係,但有些父母卻選擇要讓孩子背起他們難以承擔的責任。然後,自己的婚姻處理不好,又要介入孩子的婚姻,這狀況比比皆是。
當父母願意承擔屬於自己的責任,不隨意把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不如意都怪罪到孩子身上,親子雙方於是有空間能各自成長,並且能交織出更深刻的關係。當父母願意看見自己的不完美,並且同時陪伴著自己也陪伴孩子,生命的美好便能在相互扶持中綻放。
「都說母愛是偉大的,但其實一個母親對孩子的愛,也只是在對自己的選擇承擔後果而已,最該被感謝的是孩子,是他們帶父母成長,讓我們體驗到一種毫無戒備的,甚至可以獻出生命的愛。」
還好,在教育普及、知識流通的現代,父母更願意謙虛內省。不少父母知道自己也還在學習,也藉著跟孩子的親密互動,學著表達愛,也尊重孩子的獨立性。
我看見許多父母不強裝權威,不把自己塑造成全知全能,而是願意跟孩子真誠討論,走向雙贏的局面,這真是動人的風景。父母不再只在乎「面子」,更懂得經營溫暖而接納的親子關係,「犧牲」不再被當成美德,父母也可以活出自己的精采。
「一個人到了三十歲,應該有自己的思想和主見,對自己有基本全面的了解,能依靠自己的本領,獨力承擔自己應該承擔的責任,確立自己的人生目標與發展方向。」
常常我們是先懂得扮演一個人,才開始學著扮演父母。也許原生家庭不懂得好好對待我們,但我們透過自我教育,建設自己,也慢慢成就孩子。
我很關心一個人三十歲左右的價值觀,因為這個階段正是成家立業、養兒育女的關鍵轉折。即便是教養派別與方法,目前也有許多可能性,但最終要回到一個人的自我認識,由此展開適合自己與孩子的教養實驗,邊走邊調整。
先對自己有紮紮實實的明瞭,才能溫和而堅定地設立界線,能適時依賴又能獨立。真正懂得做自己的人,也會允許對方做自己。
「很多時候我們說要『做自己』,是因為自己得不到別人的認同,但問題在於:人怎麼可能透過別人的認同而做自己呢?當你開始想要別人認同你的時候,就啟動了討好模式,只會離自己更遠。不妨將注意力和心思放在自己身上,關注自己的內心需求,發掘自己的優勢和天賦。在了解自己的基礎上才能徹底『做自己』。對內安頓好自己,對外才能開放包容,不隨波逐流。」
一個人的獨立並不容易,在我們的社會裡,那表示這個人要試著對原生家庭提出不同的看法,並且為自己負責。試著發掘自己心底的需要,試著透過行動滿足自己的需要,這便是自我認同的起點。
真的認同自己了,有能力在社會立足了,能靠自己打理自己的生活,「做自己」才有個底。很多人根本連獨立都做不到,所謂的「做自己」,常只是「任性」換個說法而已。
「愛情是建立在兩個獨立、完全能為自己負責的人身上。」
安頓好自己,才有可能安頓好兩個人所建構的關係。兩個人都能為自己負責,不管是親情、友情,還是愛情,都可以更美麗。
當婚姻中的愛情堅實,那麼經營出有愛又有界線的家庭,就不會只存在於童話。
祝願您,能藉重新理一遍自己的過去,並且帶著篤定走向未來!
摘錄自《#謝謝我自己,不完美也很美》
作者:湯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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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朋友,早安,大年初二平安吉祥:
昨天的直播,我們談到了原生家庭,在這個時機點,正好應情應景。
https://www.facebook.com/220440724638912/videos/166477615071772
過年是一個很適合學習做自己的時機點,理解我們成長的脈絡,接納我們曾經不想面對的沉重。也就是,我們開始可以對自己的過去進行整理,並試著腳踏實地,開創新局。
這兩天我們好多次談到「自己」這個議題,講到「做自己」,有人充其量只能做成「自我中心」。因為有人根本沒多花時間認識自己,也沒搞清楚即便親如父母子女,也要各自獨立,摸索出合適的界線,為各自的人生努力。
回應「我是誰?」這個功課,現在不做,更待何時?
祝願您,能朝著獨立邁進,不再承擔屬於父母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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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這本書晚上(2/13)大約9點半有直播,歡迎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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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文字摘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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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謙建設評價 在 知史 Facebook 的最佳貼文
🔺【候選歷史人物知多少 | 郭守敬】🔺
🔸年度中國歷史人物選舉2020
🔸主辦單位:國史教育中心(香港)
郭守敬,邢州邢台人(今河北省邢台市),是元朝著名的科學家,與劉秉忠、張易、張文謙、王恂四人合稱紫金山五傑。
郭守敬年幼時受其祖父影響,刻苦又聰穎好學。祖父郭榮,為當地有名的數學家、天文學家和水利專家,精通算術和水利工程。郭守敬自幼便隨祖父學習各類技藝,並表現出驚人的天賦。他曾根據蓮花刻漏圖的圖紙描繪,便能理解並分析其運作原理。郭某曾意外獲得一個《尚書璇璣圖》,並成功利用竹片將其中記載的渾儀大致還原,此時他尚不足十六歲,可見郭榮對郭守敬有巨大的啟蒙作用。
郭守敬在得到元世祖賞識前已聞名於邢州。金・元好問 《邢州新石橋記》中記載了這麼一則故事:邢州自宋朝時曾有三條河流,並有一座石橋用以橫跨三條河條,然而因為遼金之間的連年戰爭,石橋早已被戰荒破壞,又被河水沖毁,被汙泥淹沒,百姓們只得架起獨木橋作過河之用,但獨木橋十分危險且經常損壞,百姓苦不堪言。時任地方官張文謙命郭守敬擔任測量師勘測石橋舊址。郭守敬經考察後,指出其中一個地方應該是石橋遺址。官員命工匠發挖,果然發現有殘破石橋遺址埋藏在下。消息傳開後,郭守敬為時人所傳頌。
公元1262年,元世祖(忽必烈)聞劉秉忠的大名,召其入京諮以政事。劉秉忠遂攜同郭守敬及其好友王恂共同進京面聖,並向忽必烈推薦年僅31歲的郭守敬。郭守敬向元世祖提出了共計六條分別涉及邢州流域,中都等地的水利建議,他更預言元朝遷都大都(今北京)後將會面臨開發和調配水資源的問題。元世組深以為然,提出不少問題,郭守敬對答如流,得到元世祖賞識。元世祖即場任命其為「提舉諸路河渠」,負責整修及管理各地河渠。不久後,西夏地區河渠問題嚴重影響農業發展,他以河渠副使身份,前往西夏地區重修舊有黃河灌渠。
郭守敬走馬上任後的第一個工作,就是修繕地處西夏地區的眾多荒廢水渠。西夏地區本來就屬荒蕪之地,再加上連年戰亂,幾乎所有的水渠都已汙塞,無法發揮引水的作用。當地農民賴以為生的農田全部荒廢,引發饑荒,居民流離失所,生活困苦。郭守敬經視察後,發現寧夏兩大幹渠的淤廢對地方民生的影響最大,決心從這兩條渠入手,爭取在最短時間內使寧夏農業復蘇。郭守敬經過研究後,提出了「固舊圖新」的做法。他一方面命人疏通舊渠,另一方面又命令開挖新渠,雙管齊下。同一時間,由於西夏地區雨量極不穩定,供水的穩定性也成為非常嚴峻的問題。有見及此,郭守敬提出了建立水閘,築起水壩的構思,以水量過多時「泄水」及水源稀缺時「節水」的做法鞏固供水的穩定性。 這就是水壩的構思。
寧夏區當時擁有兩條大型水渠以及附近四州合計十餘水渠,合計二千六百餘里。在郭守敬的指揮下,竟然在兩年內便逐漸發揮作用。兩年之內,西夏區農業便開始復蘇,流離失所的居民紛紛遷回舊居務農。當郭守敬完成任務回京覆命時,西夏區已是一片繁榮,煥然一新。寧夏百姓為了紀念他,為他建立了一個祠堂。時至今天,寧夏唐萊公園仍有一尊郭守敬像。
現今中國的首都——北京,最早為元朝時期的國都。元軍攻陷南宋國都汴京後,忽必烈把國都從上都搬遷至大都,方便管治中原。金朝時期,金朝統治者便已看中大都的地理位置,著力發展大都,至元朝時大都規模已不下於開封等地。但是,與開封、汴京和長安等數朝古都不同的地方是,大都附近並沒有大型的河流能夠為城鎮提供源源不絕的水源,以及更重要的航運交通。
古代陸運技術遠遠落後於水運,因而只有船隻能到達的城鎮才擁有高速發展的資本。而當時的北京城,也就是大都,並不符合這種條件。商船的貨物若要進京,需在通州卸貨後,改用陸運,即利用人力及馬車運送入京,非常不方便。金朝年間,統治者曾下令開挖通州至京都(北京,)的運河,試圖接駁通州港口以及通往南方富庶地區的商船航道。然而,時任負責人某某顯然沒有勝任這工作的才能,他命令從京都西部的河流——渾河(今永定河)引水東下灌水進運河。結果就是運河常常淤塞,航路不順,商船難以正常航行。金朝時期,曾經有一次發大水,運河溢水泛濫,竟將京都淹沒,損失慘重,最終金朝統治者只得填堵運河棄置,運河計劃以失敗告終。
郭守敬到任後,認為引永定河之水灌河不可取。他改為引玉泉山的清泉之水至通州,因為玉泉山清泉清澈而少泥沙。但是清泉的水完全不能滿足需求運河的漕運量,大型的商船根本無法駛進該運河。萬般無奈之下,郭守敬只得又打起了永定河的主意。他滿懷自信地按照在西夏治水時的套路,建立了水壩套餐,企圖依靠水壩的功效來解決發大水的問題。然而,這只是治標不治本的方法。過了不到一年,因為泥沙量太多,沙石竟堵死了水閘,水閘失去作用。最終,水閘計劃也宣告失敗,郭守敬放棄了依靠壩河單獨支撐大都的需求。
經過多次碰壁,郭守敬下定決心,遍尋大都附近地形,找尋能滿足需求的水源。皇天不負有心人,他終於在大都以北三十里的神山上,找到了白浮泉——一個水量充沛,水質清澈的泉眼。由於白浮泉與大都之間相隔了兩座大河谷,直接向南引水肯定是不可能的。郭守敬精心設計了一條路線,向西南方引水,借道河谷西南部取道大都,中途甚至能匯合西山群其他清澈的泉水,提供更多的水源,最後將匯合而成的水流引向大都,如此一來便能為大都運河的建設提供充足的條件。忽必烈聽到計劃後眼睛發亮,立即下令調動數萬軍民投入工程,由郭守敬全權指揮。全長160華里的山道運河工程,在郭守敬的指揮下,竟在一年半內便正式峻工。從此,從江南富庶之地遠途而來的商船,能經新建成的運河,直達大都,在大都內一處名為「積水潭」的水塘卸貨。忽必烈後來遇然經過積水潭,看見商船數量之多甚至把河水都遮掩了(史書記載當時的場景為「舳艫敝水」),大喜過望,將運河賜名「通惠河」。通惠河不但解決了大都的水源以及漕運問題,更徹底打通了中國南北的航運通道。它實現了從西北方引河入城的構思,在提供航道的同時,又能給大都提供北方寶貴的水資源,奠定了大都的供水格局,而這格局直至現代,仍被北京城所沿用着。
除了在水利工程方面有巨大的貢獻,郭守敬還在天文學上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忽必烈遷都建立元朝後,因為從宋朝時期傳承下來的舊曆時隔過於久遠,誤差十分嚴重,經常誤導農民,令他們錯過農耕時節,對農業收成造成不少的影響。郭守敬的老師兼好友劉秉忠生前曾向忽必烈建議編製新曆法,卻沒有結果。後來,元朝遷都大都後,郭守敬等人上書忽必烈,再次建議編凪製全新的天文曆法。忽必烈也覺得此事勢在必行,便於至元十三年(1276年)宣佈開始改製新曆,並任命張文謙全權負責此事,張文謙又找來了郭守敬和王恂等人協助。
郭守敬為編製曆法做準備就花了四年以上的時間。郭守敬在準備時期提出了「曆之本在於測驗,而測驗之器莫先於儀錶」的著名理論。
在準備時期,郭守敬創造了玲瓏儀,改良了自漢朝傳承下來的日晷儀,改名星晷定時儀,利用日影來測量時間。改良蓮花漏,制成寶山漏,用來計算時間,還有高表,候極儀,立渾儀,景符等等。他還創造了世界上首個水動計時裝置——七寶燈漏(又稱大明殿燈漏)。
郭守敬在他提出的理論裏,強調了編制曆法的兩大重點,儀表和測驗。經過了三年的準備後,儀器工具等均已被齊備,此時只剩下測驗來蒐集資料了。郭守敬非常清楚,以元朝的疆域之廣,再加上宋朝以前的數據已經存在大量缺陷,如果要制作一個通用於整個元朝廣大疆土的準確曆法,一個超大規模的大型觀測是必須的。元十六年(1279年),郭守敬向忽必烈提出在元朝全國進行大規模的天文測量,以獲得準確的數據編制新曆。忽必烈非常贊同,當場批準實拖,任命郭守敬全權負責測量事項。這次測量,就是著名的「四海測驗」。
郭守敬設立了共計二十七天文觀測點,二十七處觀測點均各設置了一個觀星台。觀測點的分佈極廣,郭守敬為此設立了一十四個監侯官來統籌龐大的測量工程。元十八年(1280年),郭守敬等人經常充分的準備和計算,於該年春季正式頒佈全新的曆法—「授時曆」。授時曆提出一年的長度為365.2425天,即一年總時間為365天5小時49分鐘20秒,一個月有29.530593日。這與現代曆法的測量時間差距僅有26秒鐘。授時曆提倡的周期更與現代使用的「格里高利曆」(即陽曆)完全一致,而授時曆的發佈時間較格里高利曆早302年。西曆由1582年開始發行並通用。
忽必烈死後,元朝後繼的統治者們迅速腐敗下來。他們展開了一場又一場的政治鬥爭,爭權逐利。郭守敬雖然沒有被卷入政治鬥爭,卻對朝廷大為失望。同時,年事已高的他也失去了年輕時的熱血之心。他沒有再推行各種的大型工程,而是專心著書立說。他留下了《推步》、《轉神選擇》、《上中下三曆注式》等前後共十四本作品,均為後世參研天文學提供大量根據和參考資料。
無論是古代還是現代,世人對郭守敬的評價都非常高。其徒弟齊履謙稱讚他「生有異操,不為嬉戲事」。在古代,史書稱其「不可及者有三,一曰水利之學,二曰曆數之學,三曰儀象制度之學」,即是說他在水利工程,天文曆法以及儀象制度這三方面的領域都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難以企及的。德國傳教士湯若望稱其為「中國的弟谷」(弟谷為歐洲著名天文學家),事實上,因為郭守敬早於弟谷,不少人認為應把弟谷稱為「歐洲的郭守敬」。明代科學家徐光啟稱讚其技術為「絕學」;其好友劉秉忠評價他「習知水利,巧思絕人」;元代詩人王惲稱讚他「善推步算數,隱德君子也。」。在現代,河北省刑台市將其中一條主要街道命名為「守敬路」。小行星2012以郭守敬的名字命名。1981年,國際天文學會將月球上一座環形山命名為「郭守敬環形山」。2010年,LAMOST望遠鏡被正式冠名為「郭守敬望遠鏡」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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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日期📝2020.11.06-2020.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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