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政府擅長文青包裝：「前瞻建設」、「振興三倍券」，台鐵最知名的還是「鐵路便當」。蔡政府編列的「前瞻計畫」中，最會做華麗的表面功夫，無心深入進行長遠規劃，軌道建設投入近千億預算，竟不編強化東部鐵道安全系統，也沒有更換F-5E戰機的彈射座椅。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毫無前瞻性的「前瞻」計畫，難怪被外界諷稱為「錢沾」計畫，對於台鐵、戰機連爆重大災禍，蔡英文應給全民一個交代！>

台鐵爆發半個世紀來最大災禍，蔡政府號稱的「前瞻基礎建設計畫」8年8800億元，明列軌道建設砸下984億元，卻不見維護鐵道安全，東部鐵道更佔極小比例，釀成太魯閣號出軌50人身亡的慘劇。為何工地與鐵軌之間沒有設置安全柵欄？前瞻計畫哪來「前瞻」可言？

罹難者蔡哲珊搭上死亡列車，因而香消玉殞。其父蔡國華接到噩耗如同青天霹靂，他和太太朱玉霞趕到花蓮殯儀館看望女兒，正好碰到總統蔡英文前來慰問。怒火中燒的蔡國華對蔡英文說：「台鐵真的是太爛了，如果不大力改革，這不會是最後一件。」聽到蔡國華的控訴，蔡英文只是簡短回答說：「我聽到了。」蔡英文的冷淡回應激怒朱玉霞，她衝著蔡英文嘶喊：「你每次都聽到，都不改進，我的心很痛！」蔡國華也說：「你們絕對不知道家屬的痛，因為你們本身沒有經歷過！」

風評：虛有其表的「前瞻」VS.忙著公祭的元首
https://www.storm.mg/article/3591480

<監察院該動起來了，不查總統府發言人丁允恭敗德案，事涉刑責，至少得查清楚綠電獻金到底有無真實違法，或者給一個解釋，但凡與政府有工程或契約者的政治獻金，只要轉一手由個人、或由其另案投資的公司出面，都屬「法律可許可」的範圍？如此大門一開，政治獻金法除了陸資外資，形同不設限，至於社會觀感能不能接受？後果也只能民進黨自行承擔了>

根據監察院資料，綠電業者在這次立委選舉的政治獻金金額，超過二千五百萬元，所謂「投我以桃，報之以李」，綠能是蔡政府的指標產業政策，號稱「兆元商機」的綠電產業，選舉獻金二千五百萬，只能算是九十牛之一毛，不值一提，而且，所有獻金泰半化整為零，在形式上完全符合個人捐款三十萬，企業捐款三百萬，個人捐給同一候選人十萬，企業捐給同一候選人一百萬的法定上限。

但是，根據《政治獻金法》第七條列舉禁止的第二項中明定：「與政府機關（構）有巨額採購或重大公共建設投資契約，且在履約期間之廠商。」簡單講，但凡與蔡政府有綠電投資契約且在履約期間的業者，全部都在禁止之列，若業者都照規定，何來二千五百萬的政治獻金？

遺憾的是，除了同樣法定禁止的外商綠電業者外，國內廠商幾乎一網打盡。根據監察院申報資料，積極參與離岸風電，與上暐國際結盟的防鏽塗料的「永記造漆」，捐款金額接近五百萬，除了以「永記造漆」與「永祥投資」名義的企業捐款外，該公司並以負責人與董監經理人等七個人的名義，捐出八十萬元，受捐對象包括綠營參選人趙天麟、許智傑、林岱樺、賴瑞隆、李昆澤、賴貴星，和唯一的藍營參選人黃韻涵；與達德能源合作的世紀鋼構，則捐輸給綠營黃世杰、蔡易餘，及藍營的呂玉玲和吳志揚；參與第一階段離岸風電水下基礎零件採購的「銘榮元」，由大股東出面捐輸給趙天麟；最大風場開發商沃旭的海事工程夥伴「穩晉港灣工程」也以公司和董事名義捐輸給綠營的劉世芳和邱志偉；安能風電捐款對象是綠營蔡其昌，該公司負責人名下的「鑫綠泰鑄造廠」則捐給藍營的顏寬恆。

在多處國有地取得綠電租賃案的太陽光電業者也不落人後，比方雲豹能源及其主要股東伍豐科技、和益化工等公司的捐款包括綠營的賴瑞隆、李昆澤、蘇震清、林岱樺，及藍營的魯明哲；雲豹執行長也以個人名義及其名下的「永鑫能源」、「永尚能源」捐款給綠委賴瑞隆、蔡其昌、黃國書、郭國文、林宜瑾、李昆澤、鍾佳濱及新生態綠委參選人張銘祐等人。至於帳面仍處虧損的光電模組業者，依法不得有政治獻金，業者就改以個人名義捐款，如太陽能就以大股東家族成員或公司經理人名義捐給綠營蘇震清，日昇金能源則由大股東「鴻元工程顧問」捐給綠營蘇治芬與蕭美琴，開陽能源集團則由旗下的安集科技提供綠委蘇治芬政治獻金，另由弟弟捐款給綠委林岱樺和蘇治芬；台灣勁越則是由負責人與「力瑪科技」名義，捐給綠委邱議瑩、蘇治芬；由前屏東縣長曹啟鴻擔任獨立董事的「旭東環保科技」，則是由大股東家族成員提供蘇震清、鍾佳濱政治獻金；投資太陽能電站的「海利蒕科技」則捐款給蘇震清、蔡適應、藍美玲和藍營的吳志揚；新昌控股則以「欣晶工程」名義捐款蔡英文、綠營賴惠員和蔡易餘。

名單開列洋洋灑灑，實則個別候選人所得的綠電捐款不過十萬到百萬之譜，在沈重的選戰開銷中，佔比實在有限，但是，捐輸者無不是民進黨「非核家園」的受益者，業者能有有穩定獲利，既要靠標案還要靠台電綠電躉購制度，少數業者甚至電場者還沒完成就獲利出脫，右手獲利左手致謝，送者有心受者開心，誰曰不宜？偏偏還真不宜！就算不談利益迴避或對價疑慮，上述業者無不在《政治獻金法》列舉禁止捐款之列，業者與參選人若非無知犯法，就是有心違法了。

風評：民進黨吃銅吃鐵吃綠電獻金，吃到大地雷！
https://www.storm.mg/article/3023440

《從一起商業團山難，探討台灣的山域政策》
本山難發生於2019年3月，綽號「虎哥」的商業團領隊王詮翔，身為登山嚮導卻疑似判斷失誤，進而造成客戶在裝備不周的情況下不幸滑墜身亡。除了在當時引起了很大的爭議，逝者家屬的不滿更是非常強烈。

最近檢方認為他不專業、無責任感，還意欲透過媒體營造有利於己的輿論，足證犯後毫無悔改，依過失致死罪起訴，求處2年有期徒刑。

根據事後各方資訊所拼湊的現場情況，當時山上有積雪，隊員未配備齊全，他卻說可以繼續登頂，結果一位隊員不幸滑落摔死，其家屬認為嚮導難逃其責，是為起訴之由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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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事可大可小。

對於大眾來說，這就是個再普通不過的山難，頂多就是進入司法程序來決定領隊是否要負責任而已；但對於我來說，這一則小小新聞背後的是台灣登山環境長久以來的制度缺失，甚至不少人就連領隊/嚮導以及商業活動的意涵都一知半解，讓我們平白損失了建設性討論的機會。

以下就讓我細加剖析此事，望大家能有更全面的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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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政府未有「使用者管理」觀念
走在步道上一眼望去，我們怎麼知道誰是自組團，誰是商業團？答案是沒有明確定義，但大家一樣都是在使用有限的山屋、營地空間，彼此之間乍看之下別無二致。然而即便沒有數據可供參考，常在熱門百岳路線上活動的山友，都能感受商業團體的存在感有多高。

施政應以數據為基礎，但如果沒有辦法區分這群人，也就不容易以客觀的角度來檢討現行制度。

打個比方，如果我們能清楚知道排雲山莊(全台競爭舖位最激烈的地方)和其他熱門山屋的使用數據為何，長期來看有多少舖位是商業團抽走，多少是自組團抽走，才能依此改善現有制度，例如引入國際上行之有年的商用配額制或特許經營制度，保障公共資源分配上的平等。

究竟該如何應對「假自組真商業」的散兵游勇、層出不窮的人頭戰術、個資盜用、多地申請、連續申請等，國家公園管理處與林務局多半是力不從心。結果？申請到的團體或選擇避不見面，或臨時撤銷申請，讓眾山屋在兢爭最激烈的假日也能出現空位，對於那些長期籤運或網速/手速欠佳的山友來說情何以堪。

這一直是令當局最頭痛的問題，可是我認為只要開始進行使用者分類與數據統計，就能露出一道曙光。但分類的前提是清楚的定義，詳見下面的第2點。

2. 何謂「商業登山」？
入園證是眾生平等，一視同仁的設計，國家公園對領隊並無資格上的要求，也就是說任何人都能收費帶隊爬山。極端案例之中，出山難還能將責任推回給客戶，甚至呼叫直升機來載受傷的客戶下山，費用全民買單，自己的判斷不周、思慮不嚴、能力不足都不必受到檢討，商譽也缺乏公開透明的機制可供民眾參考。

當然──這是少數極端案例，但少數極端案例偏生容易成為突破同溫層的錐子尖端，長久下來其實會加深大眾對戶外活動的誤解。

承1.，我國對於誰才能「合法」辦理登山行程，非常地曖昧不明，也就是這曖昧不明，給了不肖業者施展的空間。看看現在靠山賺錢的業者們，有多少人成立了旅行社？有多少人以協會之名行營利之實？有多少人假借自組隊名義出團卻從未平攤所有費用？

實務上，資本額動輒數百萬的旅行社不是每人都成立得起，所以他們要不就依附在某旅行社名下「靠行」，要不成立美名為服務山友的協會，要不就以自組隊為幌子來執行業務。這不是業者不想守法，這法本身就是模糊的存在！

所以對於這個問題，我一直都認為應該採取美國政府對國有地上商業活動的定義：凡是任何活動牽扯到利益交換，包括金錢、服務、貨品等，都是商業行為。

對應到我國的律法，這玩意兒叫做「國家公園事業」，但猜測是因為許久以前的官員認為商業登山市場規模微不足道，故沒有積極推動。然而在高山嚮導證與傳統協會退場之後，商業登山活動日益普及，但我國的管理體制，就如同許許多多領域中的政策一樣，依然原地踏步，等待著立法與修法的變革。

或許《登山嚮導服務定型化契約》是個不錯的解法，但就如同本文所述，現在這個行業根本上還存在著許多定義上的模糊地帶，所以可能還有得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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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公園收費簡介

更深一層討論，原則上台灣國家公園向來都是100%公帑支持，2013年政府曾動過收費的念頭，認為支出年年升高，應該以使用者付費換取更好的服務，卻遭到立委抨擊而不了了之，但2015年還是在國發會要求下通過了，顯示高層認同應該開闢財源來應付逐年升高的訪客人次。

近來實施收費制的錐麓古道據推測在去年就為國家賺進了600萬台幣，顯示這個模式不是行不通。雖然目前的案例都集中在觀光型的一日/半日行程上，但若套在山岳型國家公園內的多日登山活動上，以這種方式創造收入讓山屋/營地軟硬體服務、步道養護、垃圾清運等更好，何樂而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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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商業登山，我們付的錢換來的是什麼？
無論是「領隊」或「嚮導」，在大部分如今的登山團體中，就是個拿主意的領導者。有跟過商業團的人，應該能記得隊伍裡走在最前面的嚮導；習慣自組隊的人，也知道隊上誰的資歷最豐富，且眾隊員都願意聽他的話。

然而在90年代，就有前輩觀察到「... 目前我國的登山團隊，對領隊的認識十分淡漠，甚至忽略其重要性，使得領隊的立場變得十分模糊；在另一方面，領隊所應具備的責任感亦漸之消失，逃避責任的風氣反而盛行起來 ...」

以上話語摘自1993年出版的台灣登山百科全書。就連快30年前就這樣了，現在的我們只能更糟，領隊該具備的技術、經驗、品格，對於新生代山友來說是個模糊的輪廓，虎哥也只是負面教材的其中一頁罷了。

我們付錢給人，讓他帶領我們爬山，主要就是因為自身能力不足，所以才交由專業人士管理風險。這就是以金錢交換服務，交換領隊/嚮導的知識、能力、責任，讓我們能平安地回家。

雖然這不代表客戶就免責，但假如是領導者的計畫與決定出了差錯而導致山難，那他即是有失專業，必須承擔或多或少的責任。即便「安全是自己的責任」，但消費者不就是為了保障安全而雇用嚮導嗎？

4. 虎哥之流能繼續帶隊嗎？是。
以往在傳統協會與大學登山社的體系底下，不適任的領隊會在通盤檢討後被剝奪帶隊的資格，甚至出現死亡山難後還會連累整個組織，遭到警察機關禁止申請入山證一年至數年不等。

現在商業框架底下的失職的領隊/嚮導，或是風評不佳的業者，我們可有任何辦法反制？除了上法庭自力救濟之外，沒有。承1.與2.，就連使用者管理與商業活動定義都不清不楚，這真是談何容易。

於是消費者陷入了一個只能自立自強的尷尬處境。對於大眾而言，誰會知道同行程不同業者的報價上差異會體現在何處？誰能輕鬆查到某業者的風評如何？假設某業者早就聲名狼藉、素有劣跡，為何還能持續穩定出團？我說過了，登山安全不是僥倖的安全，我們都不應該拿命賭在低價團的俄羅斯輪盤。

所以我才在去年登山研討會論文中建議政府(現在的主管機關是體育署)應該盡快確立未經許可在國家公園/林務局轄區內營利是為非法，建立業者名錄，有個基本的列管機制，起碼能夠阻止極端個案繼續帶隊賺錢，以及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

這不是反應過度。人命啊。這個時代，寄望跟團的客戶都能對自己負責只是種奢望，總是有依賴度特別高的一群人，甚至人數只增不減，除了長期宣導教育外別無他法；但另一方面，商業管理體制上的革新，是現在就能做的事情，雙管齊下豈不美哉？

以民間發起之嚮導協會等方式來促成有效管理、去蕪存菁，一直以來都有人在談論，但尚無實質進展，我們剩下的解決之道，無非就是讓公權力出手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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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正是「2020脊梁山脈旅遊年」，但政府究竟想不想讓我們陳舊的體制與國際看齊，讓中外訪客都能滿意、安全地完成登山行程？

讓我們繼續看下去。團結、監督，是我們公民擁有的最強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