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軍東盟：中企需深耕精耕》

文/張倩燁

習近平提出新絲綢之路經濟帶，帶動中國與東盟經濟進一步掛鉤，但中國企業在東盟內部發展，缺少整體佈局，備受爭議。而日本、韓國更注重自身形象包裝。中國政府與企業，需深入東盟內部，深耕精耕，規避諸如越南反華騷亂之類的事件發生。

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強大，鄰近的東盟國家也紛紛看到中國市場與經濟實力為地區帶來的發展機遇。自2013年10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新絲綢之路經濟帶後，東盟內部如馬來西亞等國商界開始尋求商業項目與中國國家項目掛鉤的契機。

最近的一個值得關注的消息是，中國將牽頭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共有21國作為發起國，其中包括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同時參與美國與日本主導的泛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協定的國家。根據高盛公司評估，2013年至2020年間，僅馬來西亞、泰國、印尼、菲律賓等四個中等收入國家在基礎設施投資上總額將接近5000億美元，這還不包括柬埔寨、緬甸、老撾、越南等低收入國家為落實東盟共同體所需加強的基礎設施投資。然而，截至目前為止，東盟國家在基礎設施的投資仍未達到原先規劃的50%。

分析者把中國的AIIB與日本主導的亞洲開發銀行（ADB）作比較，認為這是中國試圖挑戰現存地區經濟議程設置權力的試探，這一點，日本也沒有否認，不歡迎成立一家目的基本相同、由中國倡議成立的另一家區域性銀行。「我表示理解但不歡迎，」亞洲開發銀行行長中尾武彥稱。「我也不太擔心。」

　　項目實施尚處於初級階段

看上去中國在東盟地區，甚至再向西發展的雄心堅不可摧，而東盟許多國家也的確需要中國的經濟支援，但在這一地區中國不可過分自信。深入到東盟國家內部會發現，在這一地區中國的經濟戰略與項目的具體實施存尚存可以改進的空間。

中國在東盟的發展，目前仍處於不夠精細的初級階段：橫向與日本、韓國等東北亞國家比較，中國在東盟的項目實施缺乏國家層面的戰略佈局考量；縱向深入到具體國家，如筆者旅居的馬來西亞，中國企業走出來又缺乏對當地的了解。在2015年底成立共同體決心未發生變化的情況下，東盟國家勢必將加快內部互聯互通進程，這使得中國依舊能在戰略上對東盟保持著極大的牽引力。

2014年7月，在《中國的對外援助（2014）》白皮書中，中國政府明確將縮小東盟國家間發展差距視為同東盟進行周邊外交的重要項目。此外，由於融資成本過高，導致基礎設施投資跟不上預定目標，東盟內部也因此出現發展差異擴大的現象，這不但將對2015年成立的東盟共同體形成制約，也將抑制中國-東盟戰略合作夥伴關係的深化。面對複雜的東盟局勢，中國在追求單純的經濟影響力之外，需要在地區內精耕細作。

　　中國形象落後於日本

以中國和日本投資在當地的輿論反應為例比較：駐北京的一位來自老撾的東盟外交官曾表示，老撾雖然需要外國的資金，但也會把環境保護放在重要位置。類似的聲音也出現在緬甸、馬來西亞、柬埔寨等國，在有中國基礎設施建設項目的地區，投資與施工方須格外關注對當地自然環境的保護。前幾年在緬甸曾集中出現當地居民要求民選政府抵制中國項目，最近這一現象也出現在柬埔寨——中國合作水電站項目同樣遭到了來自本地居民和多家國際環境NGO的抗議。

與中國相比，日本的海外投資更注重國家形象。筆者走過東盟十國中的五個國家，聽到各國對中日對比最集中的一句評價是：中國人是來賺錢的，日本人是來幫我們建設的。

其實兩國都由利益驅使，但中國企業往往專注於開發本地自然資源，而忽視為本地創造就業機會、技術轉讓等社會價值。最近某中國房地產業企在馬來西亞投資房地產項目，施工團隊從中國國內僱傭了五千名建築工人，通過勞務簽證引入馬來西亞。馬國一線的商界人士曾表示，如果中國能夠提供就業機會給項目所在地國家國民，對國家形象將是重要改善。

此外，日本在單純運用經濟力量影響國家關係時，還注重軟實力運用。日本的國際協力機構（JICA）以及日本貿易振興機構（JETRO）在東盟各國深耕細作，以緬甸為例，在鄉村捐建醫院、小學，幫助改善交通等；在柬埔寨，JICA通過與當地政府合作，擔負起維護赤棉時期監獄博物館的任務，樹立良好的國家形象。此外，韓國、美國等國也在柬埔寨這個人口不足兩千萬的國家捐建鄉村水上學校、醫院。

　　部門利益分割影響整體配套

曾有中國駐緬甸外派官員對筆者表示，中國與日本相比，落後在多個層面：項目實施來看，中國的國企帶著國內的傲慢思維，在海外不易打開局面；即便有企業捐建醫院、學校，也會出現有院無醫、有校無師的局面，缺乏整體配套；而在戰略層面又涉及到體制問題：中國難以成立一個如JICA的統籌機構，因為這涉及到部門利益：商務部、外交部，國資委等關係複雜，項目往往會帶來利益分割問題。

再從東盟國家個案來看中國投資的潛在風險：今年五月發生的越南排華騷亂，儘管受損最多的群體是台商而非中國大陸商人，這一次風波仍然應使中國大陸驚醒：在對外投資前，應對當地政治局勢與國內民情做充分評估，將政治風險列入投資風險全盤考慮。儘管風險評估已是國際企業的慣常思維，但中國企業與商界人士在實踐中依賴於國內的關係思維、上層思維，對客觀的風險諮詢不夠信任和重視。同樣的問題也發生在緬甸和泰國，過去由於走出國門的多以國企為主，而國企有國家政策支持，制定政策時又依賴於政府對政府的思維，因此一旦緬甸決定開放，或泰國發生軍事政變，中國企業就很難快速做出反應。

在馬來西亞，以近年來出現的房地產熱為例，中國的房地產進軍馬來西亞前應持有冷靜頭腦。目前馬來西亞離新加坡最近的伊斯干達州（Iskandar Malaysia）房價為全國最高，中國碧桂園等項目大舉進軍，外界也看好該地區房產市場，並以「深港模式」（住在深圳，工作在香港）與「伊斯干達—新加坡」作比較。火熱的市場也吸引了中國其他房地產企業的目光，據媒體報道，綠地、萬科等均有意馬來西亞。

但在大舉進軍馬來西亞房地產市場前，中國企業應具體考慮現實問題：首先是馬國人口不足三千萬，能否有充足市場消化房地產項目；其次是伊斯干達與吉隆坡中心商務區的房價已經遠超本地平均收入水準，房地產企業佈局應慎重選址；第三是未來新加坡對馬來西亞房產需求潛力有多大——隨著新加坡完善居者有其屋政策，「深港模式」對新加坡居民的吸引力會逐漸下降。

中國在東盟的存在，已經自我證明了經濟力量的強大，之後如何巧妙運動經濟實力，是企業界與政府需要共同思考的長遠問題。

《亞洲財經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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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軍東盟 中國企業需深耕精耕》

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強大，鄰近的東盟國家也紛紛看到中國市場與經濟實力為地區帶來的發展機遇。自2013年10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新絲綢之路經濟帶後，東盟內部如馬來西亞等國商界開始尋求商業項目與中國國家項目掛鉤的契機。

最近的一個值得關注的消息是，中國將牽頭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共有21國作為發起國，其中包括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同時參與美國與日本主導的泛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協定的國家。根據高盛公司評估，2013年至2020年間，僅馬來西亞、泰國、印尼、菲律賓等四個中等收入國家在基礎設施投資上總額將接近5000億美元，這還不包括柬埔寨、緬甸、老撾、越南等低收入國家為落實東盟共同體所需加強的基礎設施投資。然而，截至目前為止，東盟國家在基礎設施的投資仍未達到原先規劃的50%。

分析者把中國的AIIB與日本主導的亞洲開發銀行（ADB）作比較，認為這是中國試圖挑戰現存地區經濟議程設置權力的試探，這一點，日本也沒有否認，不歡迎成立一家目的基本相同、由中國倡議成立的另一家區域性銀行。「我表示理解但不歡迎，」亞洲開發銀行行長中尾武彥稱。「我也不太擔心。」

　　項目實施尚處於初級階段

看上去中國在東盟地區，甚至再向西發展的雄心堅不可摧，而東盟許多國家也的確需要中國的經濟支援，但在這一地區中國不可過分自信。深入到東盟國家內部會發現，在這一地區中國的經濟戰略與項目的具體實施存尚存可以改進的空間。

中國在東盟的發展，目前仍處於不夠精細的初級階段：橫向與日本、韓國等東北亞國家比較，中國在東盟的項目實施缺乏國家層面的戰略佈局考量；縱向深入到具體國家，如筆者旅居的馬來西亞，中國企業走出來又缺乏對當地的了解。在2015年底成立共同體決心未發生變化的情況下，東盟國家勢必將加快內部互聯互通進程，這使得中國依舊能在戰略上對東盟保持著極大的牽引力。

2014年7月，在《中國的對外援助（2014）》白皮書中，中國政府明確將縮小東盟國家間發展差距視為同東盟進行周邊外交的重要項目。此外，由於融資成本過高，導致基礎設施投資跟不上預定目標，東盟內部也因此出現發展差異擴大的現象，這不但將對2015年成立的東盟共同體形成制約，也將抑制中國-東盟戰略合作夥伴關係的深化。面對複雜的東盟局勢，中國在追求單純的經濟影響力之外，需要在地區內精耕細作。

　　中國形象落後於日本

以中國和日本投資在當地的輿論反應為例比較：駐北京的一位來自老撾的東盟外交官曾表示，老撾雖然需要外國的資金，但也會把環境保護放在重要位置。類似的聲音也出現在緬甸、馬來西亞、柬埔寨等國，在有中國基礎設施建設項目的地區，投資與施工方須格外關注對當地自然環境的保護。前幾年在緬甸曾集中出現當地居民要求民選政府抵制中國項目，最近這一現象也出現在柬埔寨——中國合作水電站項目同樣遭到了來自本地居民和多家國際環境NGO的抗議。

與中國相比，日本的海外投資更注重國家形象。筆者走過東盟十國中的五個國家，聽到各國對中日對比最集中的一句評價是：中國人是來賺錢的，日本人是來幫我們建設的。

其實兩國都由利益驅使，但中國企業往往專注於開發本地自然資源，而忽視為本地創造就業機會、技術轉讓等社會價值。最近某中國房地產業企在馬來西亞投資房地產項目，施工團隊從中國國內僱傭了五千名建築工人，通過勞務簽證引入馬來西亞。馬國一線的商界人士曾表示，如果中國能夠提供就業機會給項目所在地國家國民，對國家形象將是重要改善。

此外，日本在單純運用經濟力量影響國家關係時，還注重軟實力運用。日本的國際協力機構（JICA）以及日本貿易振興機構（JETRO）在東盟各國深耕細作，以緬甸為例，在鄉村捐建醫院、小學，幫助改善交通等；在柬埔寨，JICA通過與當地政府合作，擔負起維護赤棉時期監獄博物館的任務，樹立良好的國家形象。此外，韓國、美國等國也在柬埔寨這個人口不足兩千萬的國家捐建鄉村水上學校、醫院。

部門利益分割影響整體配套

曾有中國駐緬甸外派官員對筆者表示，中國與日本相比，落後在多個層面：項目實施來看，中國的國企帶著國內的傲慢思維，在海外不易打開局面；即便有企業捐建醫院、學校，也會出現有院無醫、有校無師的局面，缺乏整體配套；而在戰略層面又涉及到體制問題：中國難以成立一個如JICA的統籌機構，因為這涉及到部門利益：商務部、外交部，國資委等關係複雜，項目往往會帶來利益分割問題。

再從東盟國家個案來看中國投資的潛在風險：今年五月發生的越南排華騷亂，儘管受損最多的群體是台商而非中國大陸商人，這一次風波仍然應使中國大陸驚醒：在對外投資前，應對當地政治局勢與國內民情做充分評估，將政治風險列入投資風險全盤考慮。儘管風險評估已是國際企業的慣常思維，但中國企業與商界人士在實踐中依賴於國內的關係思維、上層思維，對客觀的風險諮詢不夠信任和重視。同樣的問題也發生在緬甸和泰國，過去由於走出國門的多以國企為主，而國企有國家政策支持，制定政策時又依賴於政府對政府的思維，因此一旦緬甸決定開放，或泰國發生軍事政變，中國企業就很難快速做出反應。

在馬來西亞，以近年來出現的房地產熱為例，中國的房地產進軍馬來西亞前應持有冷靜頭腦。目前馬來西亞離新加坡最近的伊斯干達州（Iskandar Malaysia）房價為全國最高，中國碧桂園等項目大舉進軍，外界也看好該地區房產市場，並以「深港模式」（住在深圳，工作在香港）與「伊斯干達—新加坡」作比較。火熱的市場也吸引了中國其他房地產企業的目光，據媒體報道，綠地、萬科等均有意馬來西亞。

但在大舉進軍馬來西亞房地產市場前，中國企業應具體考慮現實問題：首先是馬國人口不足三千萬，能否有充足市場消化房地產項目；其次是伊斯干達與吉隆坡中心商務區的房價已經遠超本地平均收入水準，房地產企業佈局應慎重選址；第三是未來新加坡對馬來西亞房產需求潛力有多大——隨著新加坡完善居者有其屋政策，「深港模式」對新加坡居民的吸引力會逐漸下降。

中國在東盟的存在，已經自我證明了經濟力量的強大，之後如何巧妙運動經濟實力，是企業界與政府需要共同思考的長遠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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