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sinessfocus.io】 . 和過去不同，今年的美國大選格外引發港人關注。過去48小時，相信有不少讀者無數次盯緊紅藍相交的美國地圖，瘋狂按下“F5”。更有不少人化身特朗普和拜登「鐵粉」，在不同討論區和社交媒體開戰，焦慮四溢。 . 無論各自的政治立場為何。大部分港人關注大選，只因相信總統的更迭，會改變美國對華關係原則，從而影響香港的命運⋯⋯ . 過去一年，越來越多人有了「共和黨反華，民主黨親中」的印象，但民主內黨其實也不乏對華強硬派。2019年特朗普和行政當局開始關注香港問題前，民主黨籍眾議院議長佩洛西（Nancy Pelosi）已同共和黨參議員盧比奧（Marco Rubio）一道推動《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 . 如今「國務卿大熱之選」中，前美國國家安全顧問蘇珊萊斯（Susan Rice）和常駐聯合國代表鮑爾（Samantha Power) 均屬「自由主義鷹派」。認為美國有權力和義務，為實踐自由價值和保障人權對他國發起制裁。前者在任內推動西方國家對利比亞的聯合軍事行動，鮑爾也在民主黨內普遍批評特朗普「轉嫁抗疫責任給中國」時，批評北京要為全球蔓延疫情負責，無意中為特朗普背書。 . 當然，民主黨內也有為數不少對華溫和派。曾直接聽命於拜登的副國安顧問布林肯（Anthony Blinken) 便多次批評現任政府發起貿易戰損害美國利益；據報為拜登撰寫外交政策的蘇利文（Jack Sullieven）也曾表態中美應和平共處。 . 但正如特朗普執政初期時，曾獲邀在故宮內和習近平夫婦用晚餐，被人評論「創造中美蜜月期」；當時特朗普政府內對華政策也由庫什納（Jarned Kushner）、財長姆努欽（Steve Mnuchin）這樣的「親華派」主導。「親華」或「反華」從來不是民主共和兩黨的主要分歧，兩黨內外交人士對華態度也各不相同。 . 上世紀50年代至80年代末，對抗蘇聯成為華府唯一的主旋律。無論是共和黨的艾森豪威爾、尼克遜、列根；或是民主黨的杜魯門、甘迺迪乃至對蘇政策最為溫和的卡特，都難走出「冷戰」的對抗框架。 與之相對，在冷戰後無論是民主黨的奧巴馬和克林頓，還是共和黨的布殊總統，都堅持溫和的「對華接觸政策」，希望透過經濟交往和整合，推動中國在政治上「朝美國希望的方向改變」。 . 由此可見，美國外交共識的形塑，需要相當長一段時間；但一旦成形，便很難改變。 . 即使在兩黨鬥爭空前激烈的過去四年，「強硬對華」也成為華府難得的戰略共識。2018年美國將中國列為和蘇聯同級的「戰略對手」後，兩國關係「回暖」便只停留在很多人的期待中。從全面制裁華為等科技企業；通過鼓勵台美官方交流的《台灣旅行法》；再到香港國安法落地後迅速確立《香港自治法》並落實制裁11位中港官員；每一步都在國會跨黨派議員大筆數通過，及行政部門積極配合下通過。 . 即使是一貫對華友善，奧巴馬時期的亞太助理國務卿坎貝爾（Kurt Campbell）都發聲「美國高估了通過加深接觸，改變中國的能力」，承認任內對華政策失效。 . 而美國民間對華態度亦在過去數年迅速翻轉。皮尤研究中心本月6日發布的民調顯示：在新冠疫情「加持」下，美國受訪者對中國持負面觀感的比例已由2017年的48%，攀升至如今的73%，創下有歷史記錄以來新高，類似的情況只發生在1945-1951年冷戰格局逐步形成期間，美國人對蘇聯態度的變化上。政治精英、國會、民意相繼歸邊後，無論特朗普或拜登上台後逆轉中美關係空間均極為有限。 . 不可否認，特朗普執政時期確實推動不少對華強硬措施，但這些政策中有多少來自特朗普的主觀意願，卻要打上大大的問號。 . 2016，特朗普派出「立場親華」的布蘭史塔特任駐華大使； . 2017年，包括《時代雜誌》、《明鏡週刊》在內自由派媒體已呼籲美國檢討對華政策，特朗普卻將「習近平是我最好的朋友」掛在嘴邊； . 2018年，國務院呼籲加強對華制衡的「印太戰略」被特朗普冷落； . 2019年，經貿團隊力主中國未解決「結構性問題」前不簽貿易協定，被特朗普一口否決。 . 2020年，直到疫情爆發後，「中國」才作為選舉議題頻頻被特朗普掛在嘴邊。 . 至於可能將在未來四年上任的拜登本人雖稱不上對華「友善」，但至少是「並無惡意」。正因如此，他才敢於放任其子亨特（Hunter Biden）在華遊走。但正如過去四年的中美關係走向，和特朗普的最初計劃顯著不同；未來四年，本就弱勢的拜登也很難成為中美關係的舵手，更多地只能順「反華」的大勢漂流。 . 因此，我們會看到熟悉的「傳統外交」回潮。國家安全會議的秘密報告，取代Twitter上的怒吼；和盟友協調的多邊合作，代替過去4年的單邊施壓；美國會重新重視起國際組織，在聯合國每個委員會爭奪領導地位。唯一回不去的，恐怕就是蜜月般的中美關係了。 . Text by BusinessFocus Editorial . #BF投資焦點 . @businessfocus.io 瞭解更多商業財經資訊 . #money #investment #business #finance #life #startup #startups #management #company #expert

曾幾何時，中國把「一國兩制」視為拉攏台灣的國策之一，然而看見香港的「成功案例」，今天台灣絕大多數民意堅決抗拒「一國兩制」，甚至連韓國瑜，也說實行「一國兩制」要「over my dead body」。香港「一國兩制」不可能走回「井水不犯河水」，原因之一，正是中國早已放棄軟實力，改行「銳實力」。 「銳實力」一詞出自2017年，《Foreign Affairs》、《The Economist》等雜誌紛紛以專題報導，以俄羅斯、中國為調查目標。美國民主基金會（NED）撰寫的報告打響第一槍，報告主要負責人Juan Pablo Cardenal曾住在香港，而NED一直被中國視為「顏色革命」推手，去年剛被中國「制裁」離港，作為對美國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的報復。但無論北京怎樣抗拒，「銳實力」一詞還是迅速發揚光大，泛指一個國家通過「大外宣」，影響對方輿論、利誘經濟合作、統戰對方精英等手法，建立第五縱隊，從而達到全方位經濟、政治、社會效益，而不再相信單靠散發魅力吸引人的「軟實力」。 香港「一國兩制」名存實亡，見證「軟實力」到「銳實力」的過渡 香港作為中國「軟實力」過渡到「銳實力」的樣板，最有感受。昔日香港演藝界百家爭鳴，歌手萬眾一心舉辦六四晚會，即使是十年後依然高調支持民運的天后梅艷芳，也沒有被中國封殺。台灣歌后鄧麗君作為與鄧小平齊名的「小鄧」，雖然被官方批評為「黃色音樂」、「靡靡之音」，翻唱李香蘭的《何日君再來》而成為「漢奸」，但據宋楚瑜回憶，當時中共反而有胸襟邀請「小鄧」到四川向數十萬人演唱，只是蔣經國阻撓作罷。不像今天，中港合拍片出現後，演藝人不當「護旗手」、高調配合主旋律，很難有演出機會，略有異議就會被上綱上線為「港獨」，即使是影后級葉德嫻、填詞殿堂級的林夕，也難逃封殺。昔日好些老泛民一面在港高叫民主、一面在深圳河設廠投資，相安無事；但「銳實力」出現後，以經濟手段進行政治施壓成為常態，和平共存，再不可能。 對這一套，國際社會心照不宣，只是以為並不嚴重，倒不如將計就計引資。但一場香港反送中運動、加上全球疫情，國際社會若再不覺醒，未免自欺欺人。早前NBA、英超職球員聲援香港+新疆維吾爾人風波，或國際品牌把台灣列為「country」被要求下架道歉（其實在英語語境，「country」只指地方，例如蘇格蘭、關島，並不涉及主權獨立問題），還只是商業行為；到了中國抗疫大外宣觸及各國內政，觸碰了國家安全基本紅線，就回不了頭。 中國通過孔子學院進行文化外交，本來相對成功，但自從贊助各國的中國研究中心、以研究經費統戰各國學者的手段越來越明顯，也就失去了英國、法國文化協會等的subtlety。自此，孔子學院在不少西方國家被勒令關閉，「統戰」議員一類行為成為澳洲的重點反擊對象。剛發起「香港再出發大聯盟」的前特首董建華，年前通過其中美交流基金會對德州大學奧斯丁分校捐獻被拒，原因就是避免中共滲透，反映中國「銳實力」不但已成為新冷戰戰場，隨著「一國兩制」名存實亡，香港作為「白手套」的功能，也急速褪色。 批評中國有代價、批評美國沒代價，可長久嗎？ 不少中國學者認為，利益就是一切，西方人也要發大財，誰會與人民幣過不去？紅線之前，倒是事實；在中國獨大、成為唯一超級大國的時代，也是事實。然而，目前兩者皆非，就物極必反。 國際品牌有任何態度被視為「反華」，甚至只是個別員工在社交媒體「傷害中國人民感情」（例如說「光復香港」），就會在中國市場被封殺；但品牌來自中國的競爭對手，本身已有知識產權、國家補貼等爭議，若高調批評特朗普、批評美國資本主義，卻不會在美國市場有任何影響。邏輯上，可能長此下去嗎？西方市場怎可能無限開放予中國企業，同時坐視自己的企業在中國被以言入罪？以往西方總是騙自己，「生意是生意、政治是政治」，但北京以國泰員工支持香港反送中為由強勢介入，最終以太古解僱眾多機組人員、高層辭職收場、「香港人公司」品牌徹底破產、還充滿後續行為，正是警號。 在自由民主國家，自然不會因為中國企業有反美言論封殺。但須知在舊冷戰，蘇聯資金通過白手套投資西方，會受到國家安全部門嚴密監控。現在中國「統戰」西方企業、媒體、評論員，在抗疫一役總動員，影響遠比蘇聯當年滲透更大。在「國進民退」的新中國，不少民企老闆都是黨員，企業內必然存在黨委書記，更不用說國企；第一代創業者在位時，還能勉強抵擋，但制度比人重要，連馬雲、馬化騰，也要離開自己的商業王國，香港地產商也開始邀請內地人進入董事會，大勢可知。西方市場對中國企業的審查，必然越來越嚴，本來這就是第二輪中美貿易戰談判的內容之一。一場疫情過後，相關「討論」只會更白熱化，這也是為什麼大量在美國上市的中國公司要急速走回香港「再上市」的背景。 微信文革：理性、策略、迴旋空間，是這樣被制約的 「銳實力」主導經濟，體制內的潛台詞，就是中宣部得到影響經濟命脈的權力，倒退到毛左政治掛帥、寧左勿右的年代。創造力在重重枷鎖下，只能關注衣食住行、陽春白雪，連裏面也充滿莫名其妙的禁區；這種經濟體，依靠人口紅利的點擊率經濟，重量不重質，並取巧將國際社會成功案例「中國化」，只會繼續與世界脫軌。 即使在文革年代，最高領導層其實也有彈性，並有威信作出政策逆轉。例如香港的六七暴動... #全文見blog #鋭實力 #光復香港

香港特區政府的抗疫舉措當中，最奇怪的其中一點，就是在諸如口罩一類物質的供應上無能為力，甚至呼籲有能力的市民捐贈，令各門各派掀起目的各異的口罩採購潮。但與此同時，不少本來應該流向政府的口罩，被直接送到各大建制組織派發，他們自行訂立派發章程、充實名冊，甚至繞過特區政府直接與中國對口，以圖在林鄭政權民望破產之時，另建權威。昔日承擔這類民生功能、事無大小都被諮詢的區議會，卻因為已變天，被特區政府直接繞過；新任區議員受政府冷待，自然更努力突破框架，雖然權力很有限，但姿態很進取，同樣希望另起爐灶。至於中聯辦在香港的角色，早已從「聯絡」變成「第二支管治團隊」，這是十年前中聯辦研究部部長曹二寶的公開表述；所謂「建制派」對「中環」習慣無視，只在乎「西環」臉色，人所共知。日前剛過了7.21八個月紀念，元朗當晚為何自成一國，港人無不心裏有數…… 說了這麼多，只是說明香港從來存在多於一個權力核心的「平行管治」，今天也不例外。只是港英治下的「平行管治體」之間亂中有序，貌似利益對立，卻能和平共存、互為表裏，都是持份者，共同催生了香港奇蹟，和今天完全相反。談及「管治體」、「平行政府」這類名詞，很容易被上綱上線，說的是曹二寶自然「政治正確」，來自其他人就是大逆不道；但從政治學概念，「管治體」定義可以很寬鬆，「有效管治」也可以很bottom-up。舉一個最極端例子：19世紀後期，三藩市出現了一位「美國皇帝」諾頓一世（Emperor Norton I），成為市民心目中的cult icon、平民社交名人，他自行印製的「鈔票」被店舖接受，戲院、交通工具會因為他是「皇帝」豁免收費，報章會刊登他的「憲報」，警察街上相遇會向他敬禮。一切當然是cult（今天術語就是「玩膠」），但當時有評論員認為他不應受遊蕩罪管轄，因為已成為「local institution」，確實也很難徹底否定。 從這角度看，二戰後英國人回到香港，到主權移交過渡期前，香港這塊彈丸之地，並存多個自成體系的「管治體」，起碼達七個： 1. 港英政府：這自然是英屬香港的合法政府，由倫敦直接任命港督作為首長，以往通常來自外交官體系。但英國殖民採取小政府、間接管治原則，靠的主要是文官系統，和本地精英階層配合，而不是單靠嚴刑峻法。這是香港管治的宏觀框架，一般人都生活在體制之內，但由於上述特性，同時也有其他身份認同、社會資本和國際網絡出現。 2. 英資洋行：香港殖民初年，直接參與鴉片戰爭的怡和、太古等老牌英資洋行才是香港的真正管治者，後來逐步被港英吸納到管治頂層，在行政局代表真正的英國利益；他們的本地買辦，則主導了華人精英潛規則。對尋求上向流動的香港人而言，order不是來自港督，而是來自大班。由於他們比外交官出身的港督更紮根，往往能制衡文官體系，直到中英聯合聲明簽訂、怡和遷冊百慕達，影響力才退減。但就是那樣，很近期的港督衛弈信被撤換，依然是源自這個管治體的小報告，可見百足之蟲，死而不僵。 3. 共產黨地下政府：以「新華社香港分社」之名運作，而中共得以在香港建立半公開官方體系，則源自戰後與英國的密約，時任社長喬冠華是外交元老，認為這個「紅色小政府」是對英首次外交突破；至於在港地下黨，則由廣東省的港澳工委負責。結果香港出現了「紅色經濟圈」，國貨公司、愛國報紙、親共機構等紛紛成立，附屬家庭、群眾自成體系，只聽單位號令，構成「港中國」，這卻是港英默許的，也符合英國在中美之間遊走的國策。直到六七暴動，雙方忽然攤牌，體系元氣大傷，但道統存續，中聯辦正是源於此。 4. 國民黨地下政府：曾幾何時，從大陸敗走的國民黨人和家屬聚居調景嶺，港英政府給予的援助有限，台灣當局的「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承擔了實質上自治政府的角色，建立治安隊，安排各種支援，聯絡香港各界，調景嶺居民視之為台灣代言人，日常高舉中華民國的青天白日旗。一些來到香港的退伍軍人，則和地下勢力結合，形成另一種秩序。這體系在1956年的雙十暴動後逐步萎縮，但並沒有消失，只是化整為零存續下去。 5. 九龍城寨「大清」政府：大清帝國把新界租借給英國時，依然擁有九龍城寨主權，並對之駐軍，令城寨成為大清飛地。不久港英驅逐城寨清軍，但又被當地居民趕走，加上李鴻章重申主權，令城寨變成無政府狀態、地下秩序大本營。後來城寨居民成立「福利委員會」，作為名義上的自治政府，聲稱繼續根據大清律例「依法執政」。所以當全港禁食狗肉後，在城寨依然合法；各種各樣的黑市、黑工，都在城寨生根；直到九十年代，城寨才在中英兩國同意下被清拆。值得一提的是，「港版諾頓一世」「九龍皇帝」曾灶財，也是源自相關「法統」。 6. 鄉議局：1926年成立，但其實自從英國與新界原住民打了一場「六日戰爭」，就有意識把城鄉分流，看待新界大族、鄉紳，就像對待印度土王、阿拉伯酋長，容許他們保持自身權威、給予種種特權，換取他們協助穩定局面，與一河之隔的中國政權保持距離。新界原住民權益，都是作為這個管治體的一環予以准許，而且在鄉議局成立初年，甚至連民事案件也可辦理。七十年代的丁屋政策、「丁權」，自然是這管治體的產品；元朗7.21觸及複雜的鄉事關係，也是一脈相承。 7. 灣仔「小華盛頓」：正如今天有美國駐軍的日本、南韓、菲律賓等地，美軍都改變了駐軍地的.. #全文見blog #光復香港 #平行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