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行合一］（六之四）

國安法第一審繼續就「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八個字的意義，繼續進行討論。控方由嶺大學者劉智鵬以歷史學者身份，早前指出「光時」有分裂國家意思；而辯方的港大學者李詠怡 (Eliza)則已作供進入第三天。今天下午，和Eliza一起撰寫專家證人報告的另一位學者，中大新傳學院教授李立峯(Francis)開始作供。

由於辯方兩位專家的姓氏同為「李」，「雙李」容易引起混淆。甫坐下，高個子的李立峯教授說，他想用Eliza稱呼李詠怡教授，獲法庭接納。

李立峯解釋，Eliza專長政治學，故對政治選舉及相關理論熟悉。而Francis自己則是傳播學教授，辯方劉偉聰大狀在庭上先介紹Francis， 指出他畢業於史丹福大學，博士論文研究美國9.11事件中，比較報紙讀者來信和網上論壇的言論，專研範圍為「政治傳播學」。

Francis曾出版學術著作，有講述雨傘運動與傳播關係，將出版另一本書，談及六四紀念活動的集體港人記憶現象，「我對香港近年的大型社會運動，有現代歷史脈絡的理解」。Francis亦曾於2017年成為香港法庭歷史上第一位以「民意研究專家」，為佔中九子案擔任專家證人。以往，香港法庭專家證人多為醫生及物理學家等。

三位法官表示接納Francis的專家證人身份。今天在大狀袍下穿了條子花紋西裝褲的劉偉聰大狀，溫文向法官們道謝：「I am grateful」.

Francis花了頗長時間，解釋社會科學中，量化研究（大型民調）和質化研究（焦點小組）的方法論及兩者作為理解社會現像的用途。

由於過往香港法庭甚少傳召社會科學家作專家證人，三位法官發問了很多問題。唯一男性法官陳嘉信說：「我是laymen（普通人）有這些問題」；女法官杜麗冰亦在休庭前向主問劉偉聰說笑：「對不起我們打斷了你的發問。」

休庭前，三位法官先後向Francis多次問及社科研究法的疑問。Francis越答越興起，語速快了。控方周天行說：「教授請說慢一點。」Francis說笑：「我教書時，學生經常說我說得太快。」此時法庭響起了輕鬆的笑聲。

Francis說，他們進行了的量化研究，就是於2019年從連登討論區上，以電腦程式，抽取討論區上曾提及口號相關的帖子，抽取的口號分別為「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香港獨立」、「港獨」、「五大訴求」。由於連登上的留言量可以數以百萬計，需要由懂寫電腦程式的學者作技術上協助，他再進行統計學分析。法官們沒有太多發問。

Francis說：「看數字，以數量計，量化研究(quantitative research)就可以處理，但要看人們怎樣建構意義，那要進行質化研究，因為做簡單問卷，是不可以看到意義建構的過程。此時要靠質化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我們做了焦點小組(focus group)。」

七個焦點小組，每個有五至八人參加，三組是包含了不同年齡性別職業的市民，四組是參與者背景相近的小組，一組是社工，一組是老師，一組是年輕人。總共有40人參加焦點小組，都是在反修例運動期間，有參與示威或同情反修例運動的人。「因為我們要看示威者在想甚麼。」

三位法官發問頗頻密，其中，陳嘉信問，焦點小組只有四十人那麼少，如何有代表性？Francis解釋，質化研究是找「意義成形的過程」，代表性則由量化研究補充：「所以我們用不同研究方法互補不足。」

法官對社會現象的理解，和社科學者明顯有差別。

陳官問道：「參加焦點小組的人，會不會心裡想一樣，答你說另一樣？好像美國選舉你問選民選誰，可能他因為尷尬告訴你一個答案，但去到票站就投另一個。」陳法官形容，這是一個「危險」(danger).

作為社會科學學者，Francis這樣回應：「我不看成一種『危險』，因為人是複雜的動物，人的腦子裡不只有『單一的真相』，面對不同人，在不同處境，會影響人如何建構意義。從社會學及人類學角度，人們會在不同處境『管理自己的形像』，我會形容為因應處境而作出的『調整』，而不是在直白地說謊」。

Francis繼續解釋，「而建構意義是一個過程，同一個人在不同時候，他的想法也有改變。像我們現在在討論『甚麼是焦點小組』，我們（他和法官們）也在集體參與意義建構的過程。」

此時，Francis引述了焦點小組裡，其中一個焦點小組參與者，對「光時」口號的理解，隨時間而出現改變。

Francis在庭上說，其中一個支持反修例運動的焦點小組參與者說：

「最初我面對『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這口號，我說不出口。為何呢？因為我最初認為這口號與『港獨』有關，好像要推翻政府，這不是我的目的，我不支持港獨的。但隨着反修例運動發展下，我理解這個運動是關於爭取普選，關於愛好自由，公義。漸漸我可以喊出口了。這個口號好像承載了一種精神。當我去到集會現場，我喊『光時』口號時，我會覺得和其他香港人連繫起來。」

Francis解釋：「這是一個好例子，這個人最初覺得，『嘩，光時口號好激進』，但漸漸他覺得意義改變了。即使他不支持港獨，他也會嗌這口號。」

「這例子正正示範了，口號的意義建構過程，可以如此複雜，豐富，充滿餘韻(nuances).」Francis說。

Francis還引述了華盛頓大學政治學教授Lance Bennett對政治口號的見解 “Effective political themes and slogans invite people to bring their own meaning to a situation. Thus, an image is an impression anchored partly in symbolic suggestion and partly in the feelings and assumptions that people have in response to that suggestion.”

(有效的政治口號邀請人們把他們自己的意義加諸其上。所以，一個影象像個錨，作為一個符號提示人們把自己的感受及假設投射到其中。)

Francis亦說，焦點小組中發現，只有部份人認為「光時口號」與港獨有關，所以口號是開放式的。「總的來說，光時口號就是關於一些失去的東西，而人們覺得需要改變。至於失去了甚麼又如何改變，則因人而異。」

法官們亦用法律用語詢問，焦點小組裡會否有「引導性問題」（leading question），即因為主持者主動提起「港獨」而引導被訪者去提及這個答案。這顯然是法庭常關注點。

但Francis說，焦點小組做法是開放讓大家討論，「而進行焦點小組時間正好在2019年9月，那時基本上整個社會都在討論這句口號的意思，是否和港獨有關。所以在焦點小組裡不需要提示，就會自然進行討論。」

法庭場境裡，引導性問題，會是法官關注的事。

這天早上，李詠怡(Eliza)教授，繼續接受控方盤問。Eliza早前曾說過，為甚麼「光時」口號在7月21日於社會流行起來，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人們對「元朗襲擊」感到憤怒，需要一個口號去表達其情緒。

然而代表律政司的署理刑事檢控專員周天行， 則挑戰Eliza，周專員多次指，7月21日口號最初出現於白天，當時中聯辦被示威者包圍，國徽被損毁，當時中聯辦外牆上更出現「光時」口號，周專員指，「光時」口號的意義，應該與中聯辦事件有關。

控方的周專員說：「中聯辦外示威中，清楚反映拒絕中華人民共國和政府的意思，你為何不認為這些示威活動的意義，有助我們脈絡性地理解口號的意思？」周專員亦呈上了多張中聯辦被損毁的照片叫Eliza細看。

Eliza指，她和研究伙伴，曾在7.21後，嘗試從數據了解為何當天之後，光時口號的使用明顯更普遍。於是她從兩張報紙裡，點算傳媒提及過的地區，發現「元朗」字眼出現的頻率，要比「西環」、「中聯辦」及「上環」高出很多。

「媒體注意力反映公眾注意力，而焦點小組發現，7.21大家一致是關注警察暴力，而不是關注中聯辦。故此我們認為令到7.21口號普及化，元朗事件比中聯辦事件重要得多。」Eliza說。

Eliza早前指，梁天琦在造勢晚會曾引述過美國黑人民權領袖Malcolm X說「the Ballot or the Bullet」意思，Eliza認為「子彈」只是比喻，並非像控方專家劉教授所說有「武器」的意思。控方更指控梁天琦有意推翻政權。Eliza當時更說，以她所知， Malcolm X不是「分裂國家主張者」(secessionist)。

周專員今日呈上Malcolm X的1964年的演講，讀出部份內容，又追問Eliza知否Malcolm X被指為 “separatist”和知否Malcolm X曾經加入激進伊斯蘭組織。

Eliza語氣有點難以置信地反問：「我們是否要進入複雜的美國種族歷史？美國黑人民族主義(black nationalist)和非洲裔美國人那時的分離主義（separatism）, 尤其是於種族隔離(apartheid)的過去有多複雜?要研讀多少歷史脈絡？」

周堅持追問：「那Malcolm X是不是分離主義者？」

Eliza沒好氣答: 「若是說建立一個有主權的國家這個理解下，我認為不是。」

周專員仍在要求Eliza看Malcolm X說話節錄。此時，彭官要求暫停提問，三位法官退後座椅商議一會，然後彭寶琴說，Malcolm X是否分離主義者，與本案案情「拉扯得太遠」（far far removed）, 彭官提醒周專員，Eliza一直不反對梁天琦在選舉演說中對港獨持正面看法。

周專員另一處的追問，把梁天琦與Eliza拉得更近，問答更有火花。周專員引述去年夏天來自《眾新聞》的報導，報導中訪問了三位學者，表達學者們對泛民立法會議員在政府表示因疫情把選舉延期一年後，是否應該總辭。

報導中，Eliza認為議員應該留任，訪問中提到議會是重要「抗爭陣地」「在威權政治下，策略上考慮比民主原則更重要……」周專員反問，梁天琦進入議會，會否也像她所說的一樣，「具策略意義，目的是去推翻政權」？

Eliza罕見地光火起來：「你在引述我？你是否在說我和梁天琦是一伙？說我和他是同黨？(You suggest I am part of his cohort?)……好了，現在我被審訊，我要回答吧？ (I am the person on trial, I have to answer this……)」辯方劉大狀立即站起來抗議，指Eliza是來做證人的。

此時彭寶琴語氣溫和地望着Eliza說：「不是的，妳是來作供，提供專家意見給法庭。請不要覺得來被審判，這不是原來的意思。」彭官打圓場道：「我想周先生要想問妳，會不會梁天琦進入立法會，覺得策略上可以作出改變，而不是留在結構以外。」

Eliza鬆了一口氣，望着彭官說了幾聲：「感謝妳的澄清，感謝。」然後Eliza詳細解釋，她在泛民總辭上的看法，已經算是「溫和派」，因為當時社會上較激進的想法，是主張泛民議員一起總辭以表示對選舉延期的不滿。而Eliza說，我主張泛民留任，是希望有議員監察政府，希望加強政府問責性。

現在仍身陷囹圄的梁天琦，始終成為庭上反覆被斟酌的客體。

Eliza今日完成作供前，有機會詳細解釋，她作為政治學者，如何理解梁天琦為何要使用「光時」口號。Eliza解釋，2016年梁天琦參加的是新界東補選，和以往立法會選舉不同，選舉制度是「單議席單票制」，並非「比例代表制」。

「比例代表制」之下，勝選者需要的票數不需很多，只拿取選票一成也可以拿到席位。然而補選的規則，則是誰多選票誰便勝出，故要爭取選票數量。

Eliza說，回看2016新東補選中，參選者多達6人，當中梁天琦的對手，有知名度高的政黨領袖，梁天琦當時相比之下，是一個無人認識的小伙子，只有大學宿生會經驗，或參加過一些小型社會運動，但知名度不高。「他需要設計一個非常搶耳的口號，以拿得最多的票數。」

Eliza指，一個知名度不夠的參選者，設計口號會有「不成比例地戲劇化」的情況(dramatizing out of proportion)，故此梁天琦即使說「選票就是子彈」是一種誇張的說法而已。

Eliza進一步指出：「很多提倡港獨的政治組織，大部份沒有具體的行動計劃，只是口說『香港獨立』」。法官彭寶琴補充：「妳所說的沒有具體行動計劃，是在公眾知道的情況下沒有而已。」

Eliza再補充：「究竟（這些組織主張的）是和平遊說，還是使用暴力或武裝力量？沒有看到這些（資訊）。」

今次被告唐英傑的電單車上，插着旗幟的版本，除了有「光時」這個八字中文口號，亦有七字英文“Liberate Hong Kong, Revolution of our Times”，中英文版本均在法庭反覆被檢驗。辯方學者卻說，原來口號的出現，並非有明確的設計時刻，或單一設計者。

彭官曾詢問，英語口號如何出現， “Liberate Hong Kong, Revolution of our Times”那裡來？彭官留意到梁天琦2016年造勢晚的佈景板已出現這七個英文字。

但Eliza指出，她曾經從梁天琦遞交給選管會的個人簡介中，找到「光時」的英文版，卻是被譯成「Ignite Revolution to Reclaim Our Age.」對於造勢晚會和選管會的文宣為何有差異，Eliza說她不知道。

而Eliza亦曾找遍不同資料，去嘗試看看梁天琦當初創作「光時」口號的原意，但發現他除了在晚會說過，口號不想專注「世代」差別，除此之外，她沒找到更多解釋。不過Eliza說，原來梁天琦最初創作了另一個八字口號，但她認為，梁天琦最初的口號不搶耳，不令人留下深刻印像。

「選舉口號要搶耳，要令人容易記起這個參選人，而原來梁天琦最初設計的口號很悶蛋，孩子氣得像大學活動口號一樣。」

原來，於社會掀起沸沸揚揚的談論，在2019年反修例運動中被廣泛流傳過，今天被法庭研究是否違反國安法的八個字口號，並不是梁天琦最初的構思。

此時，Eliza翻查文件找到了紀錄，並以廣東話在高等法院朗讀出，梁天琦最初曾經構思，但最後放棄了的意念。這個被埋葬了的口號，原來一樣是八個大字：「知行合一，世代革新」。

如果歷史有如果，假若「光時」沒有出現過，今日香港的光景又會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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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一）：［Regime & Redeem］
7月2日控方專家劉智鵬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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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二）：［Just Do it］
7月9日辯方專家李詠怡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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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三）：［過去與未來］
7月12日辯方專家李詠怡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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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四）：［知行合一］
7月13日辯方專家李詠怡及李立峯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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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五）：［沒有誰比誰高貴］
7月14日辯方專家李立峯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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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六）：［選櫻桃的人］
7月15日辯方專家李立峯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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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辯方第二位專家證人，中大新傳學院教授李立峯離開高院，明天他會繼續作供）

#時事求世 18
從時事看世界遺產：蒂瓦希波烏納穆（1990年）

紐西蘭的自然純淨不用多說大家都知道，在它的三項世界遺產中，全部都是自然遺產，沒有一項是文化遺產，世界僅有，說明了這邊的歷史無法孕育源遠流長的古文明，但它號稱「活的地理教室」，火山、湖泊、瀑布、溫泉和冰川，不同的環境造就了多樣性的生態系，這些地景巨大磅礡，但在蒂瓦希波烏納穆的國家公園溫帶森林裡，亦有非常重要的一種民俗植物，衍伸了有趣的文化意義。

全世界蕨類植物有12000種，在紐西蘭有170種，但在台灣卻有600多種，在這麼小的島嶼上，有著密度居世界之冠的生態樣貌，實屬難得。不過通常提到蕨類，大家只「覺累」，它不會開漂亮的花朵，不會結好吃的果實，但紐西蘭卻把蕨類發揚光大，甚至變為國家的符號。

紐西蘭航空的企業標誌便是象徵毛利人精神圖騰的銀蕨圖案，這是紐西蘭的國花，其實應該是國樹，因為蕨類不開花，沒有校花就選校草，但只有獨一沒有之一，絲毫不減紐西蘭人對它的喜愛。全世界出名的全黑（All Black）橄欖球隊就是紐西蘭國家隊，隊服胸前的圖案就是銀蕨，2016年，紐西蘭甚至舉行國際矚目的一項公投，決定是否更換現今南十字星座國旗，當時新國旗的設計圖案上就是銀蕨，最後投票結果雖然保留現今使用的國旗，但不可否認再次見證這株校草的魅力，錢幣、國徽上也都可見。

銀蕨，正式名稱爲白粉桫欏，葉背呈現銀白色，能在陽光或月光照射下閃閃發光，跟常見的台灣桫欏和筆筒樹都是樹蕨的一種。在毛利人的傳說中，銀蕨原本生長於海上，後來接受了毛利人祖先的請求而移居上陸地，神話中毛利人TIARA在一次的戰爭中被敵人綁架，為了讓丈夫RAHI能在叢林中找到她，便偷偷將沿途的銀蕨葉翻過來，為毛利族人引路，因此以前的毛利獵人和戰士就是靠銀蕨的閃亮葉背來認路回家，而隊伍最後一個人必須把葉子再翻回正面，避免被敵人看到。

蕨類的初生幼苗都是捲曲狀的，銀蕨也不例外，毛利人稱之為「KORU」，是「圈環」的意思，這簡單的線條代表一切回到初始，延伸的螺旋紋也有生長、富饒、力量與和平等意義，被毛利人大量運用於身體刺青及雕刻工藝作品中，連臉部刺青「TAMOKO」的紋理也會呈現有秩序的黑白捲曲線條所組成，其實就是KORU，就跟我們泰雅族臉上的紋面菱形紋一樣，都有重要的象徵意義。

毛利人屬於南島民族，跟台灣原住民一樣沒有文字記錄，因此每個人的刺青圖案都具有獨一無二的意義，就像一份人生簡歷，記錄毛利人的出身、地位、職業，甚至是一生的成就。2020年11月，紐西蘭迎來第一位女性毛利人馬胡塔（Nanaia Mahuta）擔任外交部長，也引來爭議。贊成者認為面部刺青毛利人祖先、歷史以及身份的象徵，是毛利熱情、好客、守護特色的外交延伸；反對者認為是醜陋、未開化的表現，不應出現在代表國家門面的外交官身上。我覺得有文化作為沃土，原創的刺青是美麗的，反觀現在也不乏有人刺青，但若只是像轉印紙拓印圖案，也很難和美麗劃上等號。

我們有這麼多種類的蕨類，有沒有可能有朝一日也變成文化圖騰，代表台灣走向世界？

梁凌杰先生被裁定「死於不幸」，而非自殺或意外，意思否定了他的捨身就義，而且沒有人需要負責任。這些卑鄙的判詞才是真正的不幸。

歷史會判斷，去年寫了關於梁凌杰先生的文章紀錄事情起末，收錄在《我們的最後進化一書》，全文如下：

「全面撤回送中、我們不是暴動、釋放學生傷者、林鄭下台、Help Hong Kong」

6月15日，金鐘太古廣場外一位身穿黃色雨衣的男子一躍而下，成為反修例運動中第一位因議題而犧牲者——「黃衣人」梁凌杰。

這天以後，黃色雨衣的背影成為香港抗爭歷史的符號。

6月15日以前，香港人經歷了香港抗爭史上最大的挫敗。6月9日，香港動員了一百萬人上街要求撤回惡法，換來政府於當晚十一時發聲明宣布如期二讀草案。為阻止二讀，6月12日市民在金鐘一帶集會，期間有人衝出馬路及進攻立法會，遭警方以催淚彈、布袋彈及橡膠子彈鎮壓。

面對政府以強硬手段鎮壓示威，加上政府宣布「暫緩」修訂，抗爭進入瓶頸階段，民陣號召6月16日「譴責鎮壓，撤回惡法」大遊行，但民間反應已因「暫緩」降溫，一方面部分市民無奈接受政府讓步，另方面眼見一百萬人遊行亦無法讓政府撤回草案，對示威遊行的作用抱疑。運動陷入史無前例的絕望，討論區上開始出現自殺告文，部分是對運動感到氣餒，亦有人表示願以死相諫。

直播

6月16日「譴責鎮壓，撤回惡法」大遊行的前一天，2019年6月15日下午四時許，各個媒體直播視框聚焦同一畫面，一位身穿黃色雨衣的男子危站在金鐘太古廣場外高逾二十公尺的臨時工作平台，並在棚架掛上寫有「全面撤回送中，我們不是暴動，釋放學生傷者，林鄭下台，Help Hong Kong」的橫額。黃色雨衣的男子危站的消息，亦在主流媒體新聞平台推送，成為當天全港關注的事件。

危站期間，立法會議員鄺俊宇三度向警察要求與黃雨衣男子直接對話被警方拒絕。鄺俊宇只能留在金鐘道對面人行道用揚聲器叫喊，呼籲「下來，我們明天一起去遊行」，然而聲音未能清楚傳到太古廣場的平台。

晚上八時許，男子脫下黃衣坐在平台休息，約九時，他突然爬出棚架，消防員嘗試將他拉回不果，他的上衣被拉脫後墮下，跌落安全氣墊旁之人行道，目睹過程的鄺俊宇激動痛哭。男子被送往律敦治醫院搶救後證實不治，成為反修例運動中首名死者。

消息傳開，當時新聞仍以「黃衣男」、「雨衣男」等稱呼作相關報導。

當晚香港一片哀聲，網上出現悼念文宣及畫作，以黃色雨衣為記號。同日死者身份亦被確認公開，這名黃色雨衣男子為梁凌杰先生。

梁凌杰，生於1984年3月7日英屬香港，卒於2019年6月15日，終年35歲。

梁凌杰先生的犧牲，激發了翌日兩百萬人上街遊行，民陣以「200萬+1」宣布遊行人數，向梁先生致敬。終於，在兩百萬人上街的空前壓力下，林鄭政府當日宣布「已停止」修例工作，並向市民致歉。

在梁凌杰先生死後的一天，他臨終親手寫下的「全面撤回送中」訴求，終於得到回應。

跳下來

梁凌杰先生的離世，對香港帶來前所未有的震撼，意味著香港抗爭運動由過往推崇和平示威，過渡到準備流血犧牲的抗爭意識。

香港資深遺體修復師及生死教育會長伍桂麟從6月15日當日下午開始關注新聞，從觀看直播中，他推測梁先生墮樓機會很高。他表示，從梁凌杰先生的抗爭行為，包括選擇金鐘這個極具標誌性的地點、清晰明確的標語、連最後的衣服亦選擇顏色最鮮明的黃色雨衣，這些都顯示梁凌杰先生當時的理念十分強烈。

伍桂麟從新聞直播畫面中直接看見梁先生墜樓的一刻，他觀察到梁先生墜樓時身體向後並且後腦著地，死亡意志堅決，搶救成功的機會很低。最終梁凌杰先生於香港灣仔區律敦治醫院宣告不治。
梁凌杰先生的死屬於「利他型」自殺，借自殺表達訴求，希望為在世的人換來理想，歷史上也不少例子，以死亡將抗爭運動提昇到另一個階段。伍桂麟說：「正如電影《十年》裡面的自焚者，想不到十年的一半也不用，就真的出現。」從事生死教育多年的伍桂麟對自殺行為十分理解，他說當社會運動膠著：「用過好多方式去爭取，都沒進步，甚至倒退，就會生出自殺念頭。」自殺是因為絕望，亦是希望為生者帶來希望。

梁凌杰先生離世後，伍桂麟曾考慮應否站出來為他打點身後事。當時他留意到不少組織正聯絡梁先生家人，伍桂麟憂慮擔心事件若捲入了政治組織之中，會讓事情變得更複雜。於是他聯絡612基金會，由於伍的殯殮專業背景，梁先生家人信任並交給他主理。伍桂麟陪同梁先生家人見法醫、警察、處理法律程序，並協助告別式的安排。

修復

梁凌杰先生的遺體修復工作由伍桂麟處理，進入修復室之前，伍桂麟在facebook已看過梁先生生前的樣貌，直至看見眼前的遺體，在重重傷痕以下，仍然能認得出來。除了墮樓造成的創傷，由於梁凌杰先生屬於非自然死亡，因此需要剖屍檢驗。伍桂麟感觸說：「他在死前已經面對這麼多創傷，死後還要增添這麼多傷口。」

「會感覺到痛。」伍桂麟說。伍桂麟日常處理的九成也是長者自然死亡的遺體，面對年輕死者會特別感觸，尤其如梁凌杰與自己差不多年紀，看見這樣的滿身傷口，會感覺痛。

伍桂麟說，沒有一個遺體可以完美地回復本來的面貌。「沒人製造創傷，就不需要有人修復創傷。」他慨嘆，梁浚杰的犧牲、整場運動對香港人留下的創傷，香港人日累月積地承受，只有公義得到彰顯才能修復。

殉道者

雖然警方提出要求不進行公開悼念，但伍桂麟堅持要舉行公祭。梁凌杰離世觸動全港，他作為一個殉道者，「因為死者為對抗政府以死明志，這已是一個公眾人物的死，不再屬於一件『家事』。」

治喪期間，他們亦不敢刻意用「烈士」作稱謂，怕引發更多人仿效。伍桂麟說，公祭本來有一種集體療癒的作用，「參與一起悼念，看到大家還記得這個人，大家在儀式內會感受到好深的連繫，會有情感上支持。」

與家人商討後，梁凌杰先的公祭設於香港殯儀館外球場。然而，考慮到其時社會情緒崩緊，同時考慮到家人的巨大壓力，他希望梁凌杰先生的告別式以平穩氣氛進行。伍桂麟說說：「父母不想高舉兒子作聖人，只希望香港人可以記得他。」

公祭在2019年7月11日舉行，梁凌杰先生的父母對香港人寄語：「感謝社會各界人士悼念杰仔，每一位善良的香港人，包括兒子在內，都希望香港能變得更好，讓每人都能安居樂業、自由發聲；而每一位勇敢走上街頭巿民都是因爲深愛香港。年輕人要好好保全自己，活下去，才能繼續為社會不公不義之事勇於發聲。」

犧牲的意義

伍桂麟說，為抗爭而殉道，在歷史間也不罕見，然而看到歷史在香港重演，只能說感觸。梁凌杰先生身故後，社會間自殺情緒爆發，討論區、群組中傳出不同人表示有尋死念頭，以及親友準備尋死的求救信息。

事實是，公開資料顯示︰至少五名年輕人，在去年，自殺前寫下反修例口號。

伍桂麟表示理解這種想法：「在絕望之中堅持，當沒結果，最後同歸於盡。」他更收到不少人向他查詢應該如何處理遺書，部分希望尋死，另一部分是做好了在抗爭中犧牲的準備。他提供資訊的同時，亦希望年輕人能再三衡量生命與抗爭之間的輕重。「用死去表達訴求，我會覺得尊重、可敬，但不希望見到。」

在台灣戒嚴時期，鄭南榕面對打壓而選擇在《自由時代週刊》雜誌社內自焚而死，他的犧牲使台灣從此不再壓制言論自由，而鄭南榕逝世日被定為「言論自由日」。然而，亦非每一次自我犧牲都能讓公義得到彰顯，如在西藏，多年來已經有過百名藏人自焚，卻依然被政權漠視。

犧牲的意義孰輕孰重，我們沒有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正如伍桂麟說：「香港的歷史，梁凌杰有份。」

附錄：後來者

盧曉欣，21歲，2019年6月29日下午近四時，在粉嶺嘉福邨福泰樓的高處墮下，墮樓前在後樓梯間的牆壁上用紅筆上寫上遺言，其後被擦去：
「致香港人：
雖然抗爭時間久了，
但絕對不能忘記
我們一直以來的理念，
一定要堅持下去。

強烈要求全面撤回條例
收回暴動論釋出學生示威者
林鄭下台 嚴懲警方
本人願可以小命
成功換取200萬人的心願
請你們堅持下去！
曉欣 」

鄔幸恩，29歲，2019年6月30日，在中環國際金融中心商場四樓平台墮下救後不治。在個人Facebook留下遺言：「香港，加油。我希望可以看到你們的勝利。」

麥小姐，28歲，2019年7月3日凌晨。在長沙灣住所墮樓身亡，墮樓前在房間發留下字句：「不是民選的政府是不會回應訴求」
范遠聰，26歲，2019年7月22日，因反送中的立場與家人政見不合，發生爭執而被趕出家門，最後在大廈高層後樓梯高處墮下搶救不治。

郭先生，25歲，2019年8月26日晚上九時許，從觀塘順天邨天韻樓高處墮下，倒臥大廈天井證實死亡，遺言節錄：「香港人為香港付出左幾多，得返黎又係幾多，出過聲，流過淚，受過傷，流過血，但係出黎既結果永永遠遠都唔係你所想！香港人未輸，邊個撐到最後邊個就會贏，香港人加油！」

何小姐，27歲，2019年9月4日晚上十一時，於粉嶺嘉盛苑嘉明閣二十一樓危站輕聲說：「香港人加油！」後便一躍而下當場身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