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後大未來》讀後心得：局勢巨變之下的挑戰與機會
「有可能幾十年都沒事，接著幾星期內就過完了幾十年。」這句話是蘇格蘭國會議員喬治．蓋洛威用簡潔扼要的方式，描述列寧在1918年發動俄國大革命的激烈變革。把這句話拿來形容 2019年後新冠疫情對世界帶來的衝擊也一樣成立。世界局勢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轉變，你看到的是危機？還是轉機？
（部落格原文滑到底 抽書 2本，文章連結放在留言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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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我想讀這本書？】
《疫後大未來》的作者是紐約大學史登商學院行銷學教授史考特．蓋洛威（Scott Galloway），他同時也是一位連續創業家。我讀過他的前兩本著作，分別是探討科技巨頭的《四騎士主宰的未來》和探討幸福與成功的《世界並不仁慈，但也不會虧待你》，我也曾在部落格分享他第二本書的閱讀筆記。

蓋洛威對商業和科技有著特別敏銳的嗅覺，搭配幽默詼諧的寫作風格，偶爾調侃自己、以及他正在評論的企業。在這本書中他也坦承自己拋售了自己創立的第一家公司 Prophet 的持股，因為他不再喜歡行銷服務業的交際應酬，他說：「假如你要花許多的時間跟不是你家人的人們共進晚餐，這代表你賣得是某種粗俗的東西。」我欣賞他的願意認錯和改變想法的自白，這一直是他的特點之一。

此外，我平時也喜歡閱讀 Daodu Tech 科技島讀 （可惜已經停刊）和曼報 Manny YH Li 這兩份談科技和新創的電子報，對於科技對社會帶來的變革和衝擊，一直是我很感興趣的議題。加上蓋洛威的作品總是讓我有所收穫，讀起來也很輕鬆，因此他的第三本著作就成了我的必讀之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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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書在說什麼？】
作者在這本書中延續《四騎士主宰的未來》對科技四巨頭（Google、臉書、蘋果、亞馬遜）的分析，探討疫情爆發至今，這些科技巨頭反而更加茁壯，甚至把這場世紀危機變成大好的成長機會。他在書中進一步解析背後的商業運作模式，以及這樣演變下去對世界的潛在危險。

他也提到在疫情的催化之下，缺乏競爭力的緩慢公司會被加速淘汰，取而代之的是具有遠見和膽識的獨角獸科技公司。包含我們常聽到的 Airbnb、Uber、Netflix、Spotify、特斯拉、推特，及比較不常聽到的Lemonade、One Medical、Peloton、Shopify，作者透過他的觀察和分析，讓我們瞭解這些未來最具潛力的科技公司將如何發展。

最後，作者對老態龍鍾的高等教育和逐漸失衡的人民和政府關係提出疾呼，也對資本主義走向極端之後造成的裙帶主義、剝削經濟、新種姓制度提出抨擊和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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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四巨頭的下一步】
這本書中圍繞著兩個主題展開討論，其一：「這場流行疫情影響最深遠的衝擊，是它將扮演一個加速劑」。其二：「每個危機必然存在機會；危機更大、更具破壞性，機會也就更大」。最讓我感到有趣的，是作者對於科技四巨頭 Google、臉書、蘋果、亞馬遜的分析和預測。以下摘錄幾項之後值得回頭來看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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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馬遜：遠距醫療平台
想像一下，你的兒子起了疹子，你透過亞馬遜的 Alexa 智慧音箱聯絡皮膚科醫師，然後把智慧攝影機對準兒子拍攝，並且用亞馬遜新的可穿戴式健康裝置 Halo 解讀身體狀態。醫師同時取得你孩子的病歷，看診完後處方籤被送到亞馬遜的藥局 PillPack，在經過強大的亞馬遜物流一小時內送達你家。如果醫生要驗血，包裹裡會附上檢測包，說不定還會請你給他個五星評價。

聽起來似乎有點夢幻對吧？這只是剛開始而已。亞馬遜有著堅強的網路和數據，同時掌握消費者最完整的資訊，這讓他在踏足醫療領域有了絕佳的基礎。恐怕在不久的將來我們就有機會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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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Rundle 同捆包
Rundle 是作者創造出來的詞，指得是經常性收入（recurring）和同捆包（bundle）的組合字，意思是「經常性收入搭售組合」。蘋果有著 iCloud、Apple Music、Apple TV+、Arcade 軟體服務，如果再搭配硬體方案綁在一起，賣給消費者一種同捆訂閱的服務，將會讓消費者越來越難離開這個生態系。

想像蘋果提供給你（已經逐步發生了）每個月付50美元訂閱，你就可以擁有最新的「iXXX」（管他是i字頭的什麼），可以用 iPhone 啟動無限制的媒體服務（電視、遊戲、App），每個月再加50美元可以定期換取最新的手機和手錶，再加50美元可以參加最潮的線上課程。作者也預言蘋果最好的收購對象是健身器材公司 Peloton，那再來加個 iPeloton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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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和臉書：廣告狂人
四巨頭中，Google 和臉書其實是在廣告業。當疫情影響景氣的時候，廣告預算會減少，但是當景氣逐漸回春時，這兩家廣告巨頭將會獲得巨大利益。傳統媒體和品牌廠商的對消費者的數據掌握遠遠不及這兩家巨頭，他們就只能更加依賴兩巨頭的規模和精細度。因此當我們被疫情逼著宅在家裡，等於是幫兩家巨頭增加更多的數據存貨（沒錯，你就是存貨）。

舉臉書為例，他的廣告規模有多可怕？臉書有超過七百萬個廣告客戶，前百大客戶只不過佔營收的16%，之前各大品牌揚言抵制和下架臉書廣告的時候，祖克柏在公司內部的電話會議上還嘲笑這些威脅：「有些人似乎誤以為我們的業務是依靠少數幾大廣告商」。在我寫這篇文章的前幾天，臉書推出了 Bulletin 電子報服務，未來還會把聲音 Live Chat 和 Podcast 整合進去，他絕不會放過任何能抓住你注意力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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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汰弱留強的高速列車】
如同作者提到的：「這場流行疫情影響最深遠的衝擊，是它將扮演一個加速劑」，對於許多已經瀕臨淘汰的產業來說，疫情的到來只是用十倍速的效率加速了這件事情的發生。以下列出幾個書中提到讓我有興趣追蹤觀察的新創公司。

#Airbnb：全球飯店旅館業大衰退的同時，Airbnb 不過是營收減少了，他卻不需要負擔不動產貸款的利息、不需要維修、不必支付高額的飯店員工福利。等旅遊回春時，他也將是回彈最兇猛的一個。

#Lemonade：傳統保險業數十年來沒有改變他的服務內容，也累積了顧客不好的印象。Lemonade 這家新創卻訴諸於大數據和人工智慧，提供你最準確、快速、透明的保險內容和賠償估價。

#OneMedical：擺脫以往醫療看診的繁雜過程，也不需要你親自跑一趟診所，One Medical 透過遠距醫療諮詢、當日預約、24小時全天候服務，幫助顧客得到最即時有效的醫療看診服務。

#Peloton：這家健身器材新創公司正以驚人的速度成長，他提供的不只是居家健身器材，更透過自家的健身 App 創造了廣大的健身社群，網羅了許多知名的訓練師。他省下了跑去健身房的舟車勞頓和高昂的健身房費用。

#WeWork：這家公司推廣共同工作空間的概念，許多人或許開始遠端工作，但不是每個人都想在自家的廚房餐桌工作。未來「遠距、含共同工作津貼」的職缺會持續增加，從辦公室解放的人們可能會推升這家公司的獲利。

從這些新創公司潛在的商機可以發現一個共同現象：「一家公司成功的一大關鍵在於既存者的惰性。」作者認為在「後疫情時代」，能夠提出和執行這些創新點子，有機會去顛覆「龐大又緩慢產業」的新創公司，將獲得更受投資人青睞的資金；而那些緩步的企業，將會被抽出銀根，加速面臨被淘汰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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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危機就是轉機】
我在讀《疫後大未來》的時候，一直有一種「未來十年的光陰在眼前快轉」的感覺，許多以前還在科幻電影才能見到的場景，在現在不斷加速發生。與其說疫情的突如其來讓人措手不及，不如說這是一記快馬加鞭，讓我們從舒適圈中驚醒，未來並不遙遠，它已經近在眼前。

作者針對高等教育的評判裡有一段寫得很生動，在疫情爆發之前的大學教授會說：「除非我死了，別想讓我用線上教學。」結果，在疫情爆發之後卻改口說：「除非有疫苗，別想讓我踏進教室一步。」這場巨變讓他們不得不學會操作視訊、錄製課程、設計數位作業。不願改變的，就會被淘汰。

最後，我想引用邱吉爾的一句名言：「不要浪費一場好危機」（Never let a good crisis go to waste.），每一次的危機裡，都藏著機會。你要選擇當一個緊盯危機、讓自己充滿恐懼的人？還是選擇當一個從混亂中發掘機會、起身行動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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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 遠流粉絲團

【「聯歐制中」策略成型 白宮:考慮與習近平直接對話 】

✏️美國總統拜登結束訪問歐洲行程，在「聯歐制中」的政策上取得多項具體成果。

✏️中國則以譴責、向台海出動軍機、香港大抓捕等方式應對國際壓力。

✏️白宮17日證實，下一步將規劃拜登與習近平直接對話。


▫️報導全文：https://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junshiwaijiao/jt-06172021101459.html


▪️白宮:「拜習會」或於近期舉行

在美國總統拜登16日結束訪歐行程，返回華盛頓後，白宮國安顧問沙利文（Jake Sullivan）在17日證實，拜登政府將計劃在「未來幾個月」與中國領導人直接對話，形式及時間未定。

「很快地，我們會坐下來為兩位領導人確認接觸的方式，可能是電話，也可能是在國際會議期間或其他形式。」 沙利文說，「雖然尚未作出任何決定，但拜登總統可能在未來幾個月與習近平主席接觸，並以某種方式評估我們的關係，確保我們進行直接溝通，這在昨天拜登與普京總統的會面中也顯示出是很有價值的。」

沙利文在白宮電話簡報中告訴記者，可能的時間點之一是今年十月在意大利舉行的20國集團峰會。

拜登與習近平上一次公開通話的記錄是在今年2月11日，兩人在拜登上任一個月後才首次通上電話，時間長達兩小時。拜登向習近平表達對中國人權、台海議題、新疆、香港局勢的擔憂。


▪️拜登歐洲之行取得應對中國的四大成果


這次出訪歐洲的行程是拜登就任總統以來首次出訪。從七國集團領導人會議、北約峰會、美歐峰會到與普京的會面，法國賽爾奇·巴黎大學教授張倫告訴本台，歐洲國家對於拜登出訪的評價非常正面。

「這是重建跟歐洲盟友關係之旅，也是重建美國影響力的出訪。基本此行都達到目的，歐洲對美國的配合、表現出整體的和諧及尋找共識的狀態，比我預估的還要好。」張倫分析，主要原因是西方國家樂見美國重回多邊國際政策，另外也是歐洲在面臨從氣侯、科技、中國崛起的壓力與危機中的「理性選擇。」

沙利文在17日的白宮電話簡報中也回顧，拜登此行最大的成果之一，就是自信地展現自由世界領袖的風貌、堅定捍衛美國尊重人權的價值觀，並且使得民主國家在對中國的立場上趨於一致。

沙利文舉了四個例子，首先是七國集團推出「高標準、高透明度、且保護氣候」的全球基礎建設倡議，他說這將成為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替代方案。

其次，是北約聲明中首次提到應對中國帶來的系統性挑戰及應對中國的戰略構想。第三是在美歐峰會上啓動了美歐貿易和技術委員會(Trade and Technology Council ，TTC)，重點放在消除貿易壁壘、制定全球標準和促進關鍵技術的聯合創新上，「應對中國非市場經濟手段對美歐市場造成的損害。」

最後，他提到美國和歐盟結束長達16年、世貿歷史上耗時最長、成本最高的波音和空客爭端，「美國和歐盟將共同努力，保護美歐的就業和技術免受中國掠奪性行為的影響。」


▪️三場峰會的隱形主角: 中國


此次的七國集團領導人峰會，主辦方還邀請了韓國、印度、澳大利亞和南非四國領導人參加G7+會議。七國集團在會後聲明中罕見地提及中國人權、疫情及台海問題。北約峰會的公報也首次將中國列為「系統性挑戰」。

美國喬治城大學法學院亞洲法中心中國法研究員趙思樂告訴本台，雖然兩份聲明都提到中國，但是避開了「威脅」(threat)、「譴責」( condemn）等較強硬的字詞，顯示背後還是有美歐間的外交政策辯論。

「從兩份聲明可以看到，有一個(與中國關係)定位跟(對華)外交政策拉鋸。美國是向一個更有對抗性、甚至對立的方向在拉；歐洲在這方面還是比較猶豫的。這就會非常視乎於中國在未來幾年的表現。」趙思樂說。「歐洲如果到了一個覺得中國是不能再容忍的威脅，有可能進一步靠近美國；另一方面，也要看美國(對抗中國)的決心到什麼程度。」

趙思樂認為，對中國來說最大的警訊是拜登與普京的美俄領導人峰會。

「拜登選擇(上任)非常早期、在國內壓力比較大的情況下就跟普京碰面，其實有向‘聯俄制中’的方向走，這對中國是很大的警訊。雖然跟媒體公開的部份沒有什麼與中國相關的內容，但在美俄台上或台下的接觸中，中國是一個隱形的第三方。」


▪️中國如何接招? 譴責、軍機、抓人、發火箭


中國官方對兩份公報提及中國反應激烈，除了在官方表態中批評西方世界延續冷戰思維，也在15日派出28架軍機進入台灣西南空域，創下史上之最。此外，中國官方還在16日大舉逮捕香港壹傳媒五名主管。

17日上午，中國神舟十二號載人飛船成功點火升空，前往太空與天和號核心艙對接，開啓了中國航天員常駐太空的時代。

張倫分析，面對外部壓力，中共的政策哲學及習近平的執政風格就是「進一步強化內部控制」。

趙思樂也預估，「中國國內的議程，很難因為外交不利因素的加強或議程(改變)而做出調整，即使調整也是邊緣性的。」

她說，下一階段可觀察中國在北約聲明中點出的幾個面向，比如台海、東海、南海以及中國核武庫發展上是否做出一些局部調整。另外，也值得觀察西方民主國家對於這些「相當於已是中國囊中物」的香港、新疆議題的重視程度。


▫️G7峰會公報 (6/13)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6/13/carbis-bay-g7-summit-communique/

▫️北約峰會聯合公報 (6/14)
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news_185000.htm

▫️美歐峰會聲明 (6/15)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6/15/u-s-eu-summit-statement/

▫️美俄領導人聲明(6/16)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6/16/u-s-russia-presidential-joint-statement-on-strategic-stability/

改革開放40週年 ：回顧中國人赴美留學史

1978年7月某天凌晨3時許，美國白宮的電話驟然響起，總統吉米•卡特從睡夢中被叫醒。

電話來自北京，打電話的人是總統科學顧問弗蘭克•普雷斯博士，他正在中國訪問。 除了遇到危機，卡特擔任總統期間很少在半夜被叫醒。

卡特問，為什麼這麼早打電話？

普雷斯向他報告說，此時正和鄧小平會見。

卡特問，是有什麼壞消息嗎？

對方說，不是，他問了一個我無法回答的問題，他想知道能不能送中國學生到美國留學。

“當然可以。”

“他問能不能派5000人。”

“你告訴鄧小平，他可以派10萬人。”

那時中美還沒正式建交，十一屆三中全會還沒召開，一窮二白的中國面臨著一堆亟待解決的問題。

“美國戰略智囊”布熱津斯基對鄧小平當時的做法很驚訝，他在回憶錄中曾發出疑問：把中國最聰明的孩子送到美國去，難道他不知道當時中美兩國生活條件的差距 嗎？

鄧小平不那麼認為。

早於這通電話的1978年3月18日，在全國科學技術大會開幕式上，鄧小平說：“任何一個民族、一個國家， 都需要學習別的民族、別的國家的長處，學習人家的先進 科學技術。我們不僅因為今天科學技術落後，需要努力向外國學習，即使我們的科學技術趕上了世界先進水平，也還要學習人家的長處”。 那一年的６月23日，針對留學生派出工作，鄧小平有說：“我贊成留學生數量增大，主要搞自然科學”， “要成千成萬地派，不是只派十個八個”，而且，派出 留學生“要千方百計加快步伐，路子要越走越寬。”

鄧小平在全國科學技術大會開幕式上講話

那是一個一度封閉的大國，在特殊歷史時期再次推開國門。

此後，乘著改革開放的東風，湧動著中國人熱情、智慧和鬥志的留學大潮拍天而起，以不可阻擋的力量向海外世界卷去。

1978-1979 破曉

1978年12月26日晚八九點，小雪，一架飛機靜靜地停在首都機場停機坪上。 52名中年人穿著黑大衣和黑皮鞋、帶著黑色手提包，順序登上飛機，他們要途經法國巴黎轉機去美國留學。 當時，中國經濟落後，外匯奇缺，這麼多人一共就只有50美元，被領隊揣在兜里。

彼時的中國，剛剛開始從革命的狂熱中醒來，貧窮如一根芒刺穿透剛剛甦醒的肌膚，讓人感覺疼痛。

1978年12月26日，首批52名赴美留學人員到達美國

登上飛機的一剎那，這52個人還有些恍惚，在此之前，沒有一個人想到自己能得到去美國的機會。 這是因為，很多人來自“剝削階級家庭”，這種包袱彷彿也有萬鈞之重，足以影響一個人求學的自信心，甚至將他壓垮，大家因此也心有餘悸，害怕萬一去了，國家 的路線改了，就倒霉了，要么回不來，要么回來了又要被戴帽子。

教育部告訴他們，這是國家的需要，是鄧小平的命令！ 到美國去學習他們的科學技術，回來給國家做貢獻，這樣大家才得以安心。

1978年12月底，國務院副總理方毅在人民大會堂為首批52名赴美留學生送行

柳百成，第一批出國留學52人的總領隊，在停止教學的日子裡被打發到鑄造車間勞動，他白天扛沙子，晚上堅持閱讀英文專業書籍，邊看邊做筆記，筆記本積累了一尺多 厚。 開始第一批留學生選拔時，他已經45歲，當時機械工程系分得了一個名額參加清華大學的選拔，系主任親自面試，他得了第一名。 接著學校、教育部也組織了統一考試，他連闖三關後最終入選。

1978年12月26日，飛機萬里西行，滿座的中國學者難抑心中興奮，當時大家對美國就像對月球一樣陌生。

這52名公費留學生學成後，悉數回國，成為了各個領域的佼佼者，個人命運的軌跡也因此發生急速轉折。 1981年初，柳百成回國。 當年清華赴美的9人中，如今已有3人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或工程院院士。 柳百成也在促進信息化技術與先進製造業深度融合上作出了自己的貢獻，使愛國奉獻、報效祖國的夙願得以實現。 改革開放確實為知識分子帶來了春天，使知識分子有了充分發揮聰明才智的平台。

52名首航留學生名單

1980-1983：生長

70年代末的中國留學生所學專業主要集中在科技領域，而到了80年代，更多的留學生選擇了經濟學、企業管理等專業。 這種微妙的變化跟改革開放的深入推進分不開。

52人去美國留學的次年，中美建交。

在金門島，聽到這個消息的27歲台灣陸軍連長林正誼，站在一塊巨石上，凝望著對岸，內心正翻騰著大海一樣的波濤。 林正誼當即判斷出，腐敗的國民黨當局“反攻”大陸是零概率事件，日後的中國一定會更加開放的走向世界舞台。 在一個夜深人靜的晚上，他悄悄下水，遊了三個小時後到達大陸，隨後就讀於北京大學經濟系，林正誼還給自己改了個名字叫“林毅夫”。

1980年，還在北京大學讀大三的22歲青年易綱被派往美國學習經濟及管理，初到時，他揣著2美元，一邊留學一邊靠給學校食堂洗盤子賺生活費。 兩年後，林毅夫被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舒爾茨看中，推薦到芝加哥大學學習農業經濟；曾睡在易綱上舖的海聞從北大畢業，但沒能拿到公費留學，只能 考慮自費，他騎著自行車往返於學校與北京圖書館，從北圖抄寫下美國大學的地址，一封封信寄向美國，最後被加州長灘州立大學錄取，成了改革開放後北大“自費出國 第一人”。 10多年後，這三個命運軌跡若即若離的海歸聚在一起，創立了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也就是後來的國家發展研究院。 從創立到現在，越來越多的留美、留英學者加入其中，他們認為這是研究中國問題最好的地方。

1994年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成立初期合影（左起：張帆、易綱、林毅夫、德懷特•帕金斯、帕金斯夫人、海聞、余明德、張維迎）

1984-1991：大潮

80年代的中國依然不富裕，但改革開放無疑給予了人們通向未來的信心。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和“商品經濟”的合法地位被確立，無數願意用雙手創造財富的人一頭扎進神秘莫測的“海”，開始了一場改變命運的探險。 社會大環境在不斷改變，國人生活的細枝末節也在悄然變化。 “板磚”單卡收錄機、鄧麗君在甜柔的歌聲，崔健“平地一聲吼”，一首《一無所有》，爆炸型的燙髮， “離經叛道”牛仔褲、T恤衫……

在那個特殊的新舊交替時期，長時間的精神壓抑之後，國人發現所有的事物都是前所未有的新鮮，而被新鮮事物包圍的自己是從未有過的年輕！

當時，倍感年輕的還有中國的企業，1984年被很多人稱為“公司元年”。

越來越多不甘庸碌的人，用“下海經商”取代了“拿鐵飯碗、掙死工資”，一大批日後馳騁一時的公司，諸如“海爾”、“健力寶”、“蘇寧電器”、“聯想 ”、“万科”等得以誕生。

同樣是在1984年，留學這件事也迎來了大潮，這一年，國家頒布了《國務院關於自費出國留學的暫行規定》，打開了人們自費留學的渠道。

龍門陡開，江鯽飛躍，此後積壓了十多年的人才狂潮再次噴湧！ 中國留學生帶著那個年代特有的激情、勇氣和夢想去往世界各地。 他們看起來有點“狂”，但“狂”的很有底氣。

1985年，吳鷹做了一個艱難的選擇——從待他不薄的北工大辭職，考入美國新澤西州理工學院，帶著一箱行李和30美元，隻身一人來到美國攻讀碩士學位，十 年後，他創辦UT斯達康公司，靠一種叫“小靈通”的電信產品聞名一時。

他們用一種非常艱苦的過程證明了自己的堅韌。

出身於陝西西安的張朝陽在考取李政道獎學金時，對手是祖國各地的700名尖子生，競爭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最終，他成為被選中的100人之一。 後來有人問成為搜狐掌門人的張朝陽：“在面對風險投資時心理壓力能不能承受？”他回答到：“這些​​壓力比起我在清華參加考試的時候的壓力要小得多。“

1986年，閻焱、熊曉鴿、張朝陽、張亞勤去了美國。

1987年，徐小平先去美國，再到加拿大，刷了很久的盤子，田碩寧也在這一年去了美國，之後成為亞投行第一任行長的金立群則赴美國波士頓大學經濟系研究生院進修 。

越來越多的青年奔向國外。 僅在1985年底，出國留學生的總人數就達到3.8萬人，其中自費留學生7000人。 在之後的十多年間，這些人中的很多人都將回到中國，政界、學界和商界都將不乏他們的身影，中國未來的新技術、新理念和IT產業等將由他們擔負支柱。

這些後來中國各領域的“領航者”，此刻都默默地奔波在各自的留學之路上，誰也不會想到，時代會在某個瞬間猛一轉身，把聚光燈打在他們身上。

4、1992-2002：激盪

跟80年代的“浪漫”有所不同，90年代日漸商業化的時代特徵，讓中國不再像過去那樣充滿神秘感和難以琢磨。

不過，在意識形態領域，兩種不同的聲音仍然在隔空交鋒。 如果僅僅從報紙上的爭論來看，1991年的中國瀰漫著改革是姓“社”還是姓“資”的硝煙。 而事實卻是，爭論如江面上迷眼的亂風，實質性的經濟變革卻如水底之群魚，仍在堅定地向前遊行。

1992年鄧小平南巡，一系列講話的核心其實是對無所不在的意識形態爭論給予了斷然的“終結”，改革開放新一波的浪潮由南向北，在經濟上形成了強烈的號召力。

很多國人都從中嗅出了巨大的商機，很顯然，一個超速發展的機遇已經出現。 這時候，需要的就是行動、行動、再行動！ 此後又出現了一波辦公司熱。

“海歸”也是中國實現現代化的重要部分，與經濟加速相對應的，是留學政策的進一步鬆綁，“支持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被確立為留學海歸政策的指導思想，這一掃80 年代末一度對留學政策有所收緊的陰霾，給留學潮又加了一把火。

於是，雄心勃勃的人都琢磨起留學來：從商的，想到海外賺得第一桶金；搞文化的，一心盼著成為世界文化的主流；演藝明星們，也開始惦記著衝進好萊塢、 百老匯。 有人甚至帶著“外國月亮比中國圓”的幻想，盼著盡快走出國門。

1993年，一部叫《北京人在紐約》的電視劇火爆全國，將出國熱真切地展示在每一個中國人面前。 “如果你愛他，就把他送到紐約，因為那裡是天堂；如果你恨他，就把他送到紐約，因為那裡是地獄。”片中，姜文扮演的音樂家王啟明，在紐約無論如何 掙扎都無法實現自己的音樂夢想，最後成為了一名商人，這是那一代人世俗意義上的成功模板。

《北京人在紐約》劇照

借助一股股留學潮，有人懷著各種想法趕赴世界各地，也有人正從世界的某個角落匆匆趕來。

中國的改革開放1992年之後進入黃金盛年，互聯網這項科學技術正在太平洋彼岸落地，開始商業化，展現其迷人的魅力，中國也正迎接這一股互聯網衝擊波。 越來越多的人加入到中國互聯網大潮中，“海歸”們也在這一時期鬼使神差地入局。

1995年，走下飛機舷梯的張朝陽感到一陣寒意，他搓了搓手，拎著兩個手提箱向機場外大步走去。 多年的美國生活，讓張朝陽有了“小布爾喬亞式”的審美，扎小辮，POLO衫，戴墨鏡，而迎接他的，是一片未知。

1999年國慶，大家的名片上開始印e-mail地址了，街上有人穿印著“.com”的T卹了，李彥宏斷定：互聯網在中國成熟了，大環境可以了。 於是，他決定回國創業。

同年，陳一舟與兩位斯坦福大學校友楊寧、周雲帆回國。 此前他們曾一起回中國轉了一圈，得出一個結論：世界上發展最快的地方都在這兒了，不來這兒，去哪兒呢？ 後來他們創辦了一個叫ChinaRen的公司，也就是後來的人人網。

儘管有著諸多不如意，對未來的生活也沒有全然把握，但他們還是回來了，理由只有一個：在美國雖然拿著高薪但找不到自我，不如回國創業。

接下來的時光裡，每個行業都將被“互聯網思維”攪個天翻地覆。

儘管各種優秀“海歸”或出於夢想，或出於商機選擇回國，但這也難以掩蓋這一時期中國大量的人才流失，2002年，也就是中國被世界貿易組織接納的次年，出國與 歸國人數之比一度達到了6.94∶1，也就是說，每7名中國留學生中僅有1人回國！

5、2003-2018：歸來

進入新千年，一切都變得很快，“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成為這個時代最強有力的註解。

出國留學的方針得到了很好的貫徹，自費出國留學限制被徹底廢除，工牌出國留學政策在培養高層次留學人才方面持續發力，吸引留學人員尤其是高層次留學人才回國工作為國服務所 採取的政策不斷健全，出國教育效益極大增強。 2010年7月，《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發布，堅持“支持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的方針。

與蒸騰上升的綜合國力相對應的，就是此階段滾滾洪流般的留學潮，中國已悄然成為全球最大的留學生輸出國之一。

擁有更多選擇的學界精英和商界大佬，選擇將孩子送出國去，出國留學逐漸呈現出了低齡化的趨勢。

前首富王健林在​​兒子王思聰兩歲時選擇將他送到國外上寄宿學校，從新加坡Swiss Cottage小學，到英國溫徹斯特公學，再到倫敦大學學院哲學系，王思聰一路在國外接受先進的教育 ，養成了張揚的個性。 同樣是前首富的劉永好，做出了同樣的選擇。 1994年，劉永好將女兒劉暢送到美國西雅圖小鎮女子學校讀高中。

出同樣的選擇的，還有很多企二代。 娃哈哈二代宗馥莉就讀於佩珀代因大學；碧桂園二代楊惠妍就讀於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聯想柳傳志的女兒柳青就讀於哈佛大學……

此階段，不僅精英人士、商業大佬選擇送子女出國，越來越多的普通家庭，也加入到送子女出國的隊伍中。 2018年，中國出國留學人數突破了60萬。

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留學生選擇了回國。 從2003年開始，中國出國與歸國人數之比不斷縮小，2010年為2.11:1，2015年為1.28:1。 少數人的選擇成了多數，近五年來回國人數占到了出國總量的70%。 更重要的是，歸國者中，精英大有人在！

據中國與全球化智庫發布的調查，海歸創業集中於國家戰略新興產業，在海歸創業者中，58.3%擁有個人專利，65.9%從海外帶回了技術，絕大多數處於國際先進和國內先進水平 。 相對早年的迅速復制海外商業模式，近兩年的海歸技術人才在生物製藥、AI、新材料等技術創業領域扎堆。

國外很多國家的條件還是比中國好，為什麼選擇回國？

回答歸結起來無非兩點：除了中國的機遇，還有國外的天花板。 很多技術人才直言“在美國，華人技術人才能躋身管理層的不多，可能會一直寫代碼。”

2017年初，被稱為“矽谷最有權勢的華人”的微軟前全球執行副總裁陸奇歸國，成為新版精英歸國的代表。 這些歸國精英或直接投身到創業大潮中，或加盟大互聯網公司任高管，或致力於開拓國際市場。 除了商業精英，還有一批國際公認的科技大咖歸國。 2008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分子生物學系建係以來最年輕的終身教授和講席教授、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美國國家科學院外籍院士施一公做出了回國決定，哈佛八博士王文超、張欣 、張鈉、王俊峰、劉青松、劉靜、林文楚、任濤在中科院合肥物質科學研究院強磁場科學中心……

西方媒體評價：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像中國一樣，如此重視吸引流失在外的人才回國。

改革開放40年，歸國留學生與鄉下知青、高考學子、下海闖蕩的商人和進程務工的農民工一起，成為推動中國崛起的重要力量。 40年中，這群中國人“晴天搶幹，雨天巧干，白天大干，晚上加班幹”！ 不知不覺中，世界卻驚奇不已，一個曾經落後的中國，經濟總量已成為世界第二。

改革開放40年，是中國青年學子負笈海外、勵志報國的40年，是中國教育學習、借鑒、赶超的40年，是從人才輸出到人才回歸的40年。 與此同時，這支源源不斷的留學大軍為中國的社會經濟建設輸入了不竭的新鮮血液，拉近了中外教育、科技的距離，推動了中外人文交流，提升了中國在國際社會上的影響 力。

40年歸來，當年第一批的出國留學生已經白髮蒼蒼，他們作為中國留學歷史變遷的見證人，也見證了中國改革開放、科技發展、經濟騰飛。

時代車輪滾滾向前，留學的歷史不斷變化，不變的，是千萬萬萬像他們當年一樣奮力奔跑的人

你或許有聽過「數位極簡主義」或「數位斷捨離」之類的運動，這是一種將數位科技的使用降到最低程度，奪回人生主導權的生活理念。但是，你知道該怎麼做嗎？瓦基想與你分享具體的實踐步驟和我的心得收穫。

《深度數位大掃除》的作者是喬治城大學資工系的副教授卡爾．紐波特，他是一位「生產力專家」。在這本書裡，他提供一套「數位斷捨離」的方法與步驟，說明如何利用30天的「暫停時間」，停止接觸非必要的數位科技，細心體會和品味生活，最後才重新導入（或放棄）這些科技，並且詳細定義「如何」和「何時」使用這些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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