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鬼裡的天使 : 17.2與62.2》

多年前，當我開始有了自己的小團隊，團隊裡面有個年輕的孩子，私底下會暱稱我為「娘娘」。他起這個名字給我，沒有惡意，純粹覺得我就像宮廷劇中走出來，心細如髮、善於糾錯的娘娘，任何事情都逃不過我的眼睛，也沒有辦法做得比我細緻。是天生的娘娘。

那時，我恐怕驕傲過了頭，不是天仙娘娘，而是魔鬼晚娘。送上來的action plan常被我改到只剩下個位數的黑字是不用調整的，大大小小的活動，流程、佈置、動線、走位、撤離，吃的喝的用的，我能挑出上百個錯誤。

我常對孩子們說，能不能多用點心，注意一下細節？孩子們總是似懂非懂，覺得哪有這麼多細節可注意。我只好不厭其煩地替他們拆解，把巨大的專案庖丁解牛，一塊一塊請他們煎熟。

有天，我在交代完細節，轉頭離去時，從對向的玻璃看到其中一個孩子的表情，他把打得好好的領帶扯鬆，翻了一個輕視又莫可奈何的白眼，和剛剛畢恭畢敬的模樣，有天壤之別。

當年氣盛，哪裡經得起這種刺激，轉身便出聲質問，有甚麼不服氣的，現在儘管說。那孩子很驚訝，可也沒有退縮，向我提出了一個挑戰，意思是，我能不能不要「一把抓」，把甚麼事情都管得死死的，他想以自己的方式，向我證明事情一樣可以圓滿達陣。

我答應了。雖然那個專案，我們根本沒有試錯的本錢。出了紕漏，不會有第二次機會。然而，我想起引我入門的mentor，曾對我說，「有時，選擇不做，遠比妳選擇做到吹毛求疵，還來得重要。若妳永遠學不會信任、授權，妳的格局就只是以井窺天。」

之後，那孩子進步得很快，少了我的掣肘，他的確有兩把刷子。我每天戰戰兢兢，表面佯裝風和日麗。團隊裡有種踩踏在冰上的寧靜，擔心踩破了薄冰而滅頂，但不得不繼續前進。

到了開行前會的時候，我把主控權交給他，聽他指揮若定，真沒甚麼可挑剔。終了，他態度謙恭卻又遮掩不住得意地問我，還有甚麼需要提醒的嗎?

那是一個開放給消費者體驗的活動，也是我們第一次這麼大陣仗面對群眾，平心而論，他設想得很周全，唯獨一些我認為很關鍵的細節，想要再確認一次。

我問他，既然要讓大家體驗，吃吃喝喝免不了分裝，也一定會髒手，現場有沒有提供濕紙巾、衛生紙給消費者？我們前線負責的人，有準備抹布、垃圾桶、垃圾袋那些備品嗎？我的觀點是，如果一個連基本衛生都無法維持的環境，怎麼能期待消費者會安心試吃，同時給予正向評價呢。

他楞了一下，霎時，好像聽到了細微的薄冰碎裂聲。我接續問了行動廁所的安排，活動場地很偏遠，離最近可以上廁所的地方，要走上15分鐘。即便我們負責吃喝，不管拉撒，但凡這樣的場合，一定會有消費者詢問哪裡可以方便？這是基本需求。我們也可能有機會拉攏一些、原本只想借個廁所的過路客。

孩子的臉色變了，說並沒有想到這些。為什麼還是會有妳想得到而我想不到的地方呢，我還以為這次絕對不會再被你挑出錯誤來了。

我本無意讓孩子難堪，笑著回答，「誰叫我是娘娘。可娘娘也是宮女變來的，因為曾經犯過這些錯，有一些經驗值罷了。你已經想得很完整，這兩個細節，就用你的方式，把它們補好吧。沒甚麼大不了的。」

這段往事，在我寫17號與62號的閘門爻辭時，又原封不動地回到我的心中。17-62接受的通道，豎立在我的圖面上，是我相當珍惜的天賦禮物之一，只是我之前不能明瞭，為什麼要叫做「接受的通道」?

現在，我有一點懂了，因為，17-62善於濾析、更精通譬喻，我們統御與重視細節，可以把複雜生硬的事情，具象落實，溝通得活靈活現，讓收斂過後的意見或觀點，得以被大家所接受。17-62多半早慧，我身邊有許多具備這條通路的朋友，提綱挈領、深入淺出的底子深厚，聽他們說話，有如語音科普。

只是，17-62的鋒芒，綻放的秘訣不在「早」，說得早、不如說得巧。我的17與62閘門，恰好落在紅黑水星，主宰了我的溝通特質，一件事情，我能整組拆開，講得很細微。難以消化的資訊，我會通通貼上標籤便利貼，組合成賞心悅目的詩。但，如果沒有等待適當的時機，或獲得詢問意見的邀約，驟然大鳴大放，只會得到我當年的那記白眼。

我也終於明白，為什麼我明明很能應付細節，但一想到過程中有這麼多細節需要搞定，總是讓我五心煩燥，而下意識地把細節拆分得更細，好確保沒有任何細節會被我遺漏，如此一來，往往讓團隊也跟著我緊張兮兮，反而把簡單的事情搞複雜。

「天下大事，必作於細」，至今我仍然信奉老子的哲學，我唯一學聰明的部分是，應用17.2的巧勁，尋求關係同盟，創造自己的意見被彰顯的可能；戒慎62.2的執迷，別過份局限細節，捨本而逐末。

魔鬼確實藏在細節裡，我不想當下放細節的娘娘，但想做一個在細節上進退有方的天使。願我的聲音與提醒，是天外飄來青羽，而不是愕然墜下巨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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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歧視】

17號閘門位於邏輯中心，以右眼的視角，從紛亂的想法，爬梳與建構成圖像化的概念，藉此獲得外界的順從與遵隨。位於理解迴路的一端，17號閘門擺盪在「統治」與「服務」之間，試圖為大眾在渾沌的當下，歸結出清晰的脈絡指引，以利建構未來。然而17號閘門座落的邏輯中心，並不具備動能，和薦骨能量中心也距離遙遠，僅能作為外在權威的參考，關鍵在於引導，幫助社會、組織、或他人，找出最佳解決方案，而不在於堅持己見、指揮他人以此行動。

易經中的「隨卦」，有相互順從，己有隨物，物能随己，彼此溝通的意涵。而所謂的依隨，必得順勢，有其原則和條件，才能達到馬首是瞻、一呼百諾的跟隨境界。

17.2說服群體起而「追隨」的策略，在於透過關係，發展與發表意見的可能性有多少?唯有被外界詢問時，自身的意見才有被採納或奉行的機會，這也反映了二爻的投射天命，同時考驗是否能辨識正確召喚、再挺身而出的先天人設。

若在未獲詢問之前，即滔滔不絕地表達意見，就很有可能陷入下降相位的局勢，一股腦地將自身觀點強行灌輸在對方身上，因而對既有的關係造成威脅，或意見很難被團體採納，導致孤立。

健康運作的17.2，是懂得借力使力的，會尋求各種關係的結盟，讓自己的觀點或意見，有被傾聽或被彰顯的機會，只是在此之前，必須充分理解17號閘門的本質，是用於服務社會群體，才能廣被信服，否則終會遭受悖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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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自制】

我喜歡暱稱62號閘門為「貼標籤」的閘門，承接頭腦所擷取的影像，試圖為畫面命名、或定義看似陌生或複雜的事物，因此在喉嚨中心說出：「我認為…」這樣的論述，好讓大家在面對龐雜的未知時，能夠產生基礎的認識。

62號閘門極擅長各式譬喻法，也能夠很快速地消化資訊，以「換句話說」的語法結構，將一件事情敘說得有條理，邏輯與因果無懈可擊。但也由於62閘門仰賴的是頭腦的畫面，頭腦所見，未必代表所有的真實，然而62閘門容易信以為真，迷失在頭腦所儲存的畫面碎片當中，固執地相信，「我認為我的意見才是對的。」並希望得到大家的認可。

62.2在面對「細節」時，上升相位嶄露的是，知道如何在海量細節中，率先找出畫龍點睛的「細節」，進行歸納、分類、標籤化與具象化，所謂「糾錯先抓粽子頭」，而不是一股腦沉浸在所有的細節當中，不分先後排序，是屬於「取捨得宜」的細節控，只要抓住關鍵重點，其餘細節不會窮追不捨。

在下降相位，則反被細節吞噬，捨本逐末，容易對所有細節一視同仁，或者不知道自己為何偏執於細節，有將事情複雜化的傾向，不僅讓周遭的人無所適從，說出來的意見或指令，不易獲得接納，因此，在面對充滿細節的工作環節時，陷入焦慮與不安。

林昶佐委員因為市場防疫的議題，陷入是不是稱職立法委員的爭論。
有關爭議當天的發言，林委員事後已有針對市場表達謙卑的歉意，但是，還是有種種攻擊餘緒未消。
我要分享「外交家雜誌」這篇報導：
台灣打造「數位民主國家」的成就，很受國際矚目，開放國會部分，也是林昶佐委員的問政所關注的焦點，國際研究因此知道聽取他的意見，我們因此在這篇報導看到他的意見被呈現出來。
立法委員問政，因為不是執行者，往往不如行政官員有能見度，但是國家建設的成功，確實有國會議員共同參與的貢獻在裡面！
林委員很多問政都有佳績，慢慢大家會了解，至少這件事，國際間的評價很高，是台灣創造「數位民主國家」中的一環，而林委員長期關心！
提供大家參考：//

台灣能否提供數位威權的另一選擇?
Can Taiwan Provide the Alternative to Digital Authoritarianism?
(Diplomat https://ppt.cc/fjDcrx)

中國和台灣正成為匹敵的數位國家—
中國是數位威權政權，台灣是數位民主。
China and Taiwan are becoming digital states in parallel —
China as a digital authoritarian regime, and Taiwan as a digital democracy.

7月1日中國共產黨成立百年之際，中國分析專家正密切關注習近平主席的下一步。另一方面，台灣正在推進 2020 年 6 月推出的開放國會行動方案和徹底透明的政策。中國和台灣正在同時成為數位國家—中國是數字威權政權，台灣是數位民主。 兩者中，數位威權更容易實施，也已有許多學術專業定義和理解它。雖然目前尚未有明確的數位民主模型，但台灣正在創造一個範例。

開放國會行動方案究竟是什麼？去年由Freddy 林昶佐立法委員提出，部分受到行政院開放政府國家行動方案的啟發。 開放國會行動方案為台灣立法院制定了五個主要目標：透明、公開、參與、數位化和理解。 林昶佐委員表示他長期以來相當關注科技和政治，並補充說：“推動此方案的原因是對政府和國會的未來創造新願景。”

開放國會行動方案包括改革，例如電視轉播，主要增加手語。 禁止閉門跨黨談判，包括委員會層面。 另一個重大變革是公開可取得的數位數據，例如投票記錄、預算和利益衝突。 目前公開的線上資訊有限，大部分的資料必須實體索取。

類似的開放政府國家行動方案側重於台灣政府的一系列政策變革來提高透明度、提供資料和增加公民參與。 因為台灣不被承認為國家，所以不能成為開放政府夥伴關係聯盟(OGP)的正式成員。 儘管如此，台灣依然在 2019 年宣布制訂自己的開放政府行動方案。

台灣政務委員唐鳳將 OGP 描述為“一項國際倡議，提倡核心價值如透明度、問責制、參與和包容，強調政府和民間的合作和共同創造。 全都符合台灣努力的方向。” 唐鳳希望開放開放政府國家行動方案是台灣加入OGP的路徑。

台灣公民科技的例子比比皆是，例如 2020 年 COVID-19 爆發初期使用的口罩地圖、針對追蹤接觸者足跡的QR Code 簽到系統、 闢謠機器人、公民自發的群眾外包政策，等。
“[公民科技]是台灣治理未來的關鍵，也是我們如何推動整個系統向前發展的關鍵。 公民科技將發揮非常重要的作用，”林昶佐委員說。

唐鳳也樂觀的表示：我相信我們今天面臨的許多挑戰，包括流行疫病和假訊息大流行(infodemic)，都可以透過民主深化和促進我所謂的‘人民-公眾-私人的合作夥伴關係’來克服。”

林昶佐表示，台灣與中國的主要區別在於，台灣對科技的使用(例如切斷數位連結)以及疫病大流行時權力擴張的時間設限都有監督。

一個沒有監督或信任的政府的範例就是中國共產黨，它越來越依賴數位威權來監視和控制人口。 最極端的在其周邊地區：西藏、香港和新疆。 然而，即便是北京的街道上也佈滿了監視攝影機。

“台灣的數位民主與中國的數位威權之間存在根本區別，”唐鳳說。 “北京使用社會信用體系和國家審查等數位工具的同時，台灣積極創建數位基礎設施，使一般公民能針對政策改革提出和表達意見。”
“數位民主的透明度是讓國家對大眾透明，”唐鳳繼續： “在數位威權下，‘透明’一詞表示讓民眾對國家透明。”

台灣民主的數位化可能尚未完成，但其政府和公民社會的努力指示了一個數位威權主義的可行替代方案。改革政府過程中的數位工具和政策可以應用於其他民主國家。

“對於中國來說，也許只有一件事可以確定，他們多年來的大宣傳故事『民主不適合亞洲』
在台灣的進步發展下不再令人感興趣，”Ttcat 表示。

There is no clear model of what a digital democracy is yet, but Taiwan is in the process of creating one.
Digital Minister of Taiwan Audrey Tang described the OGP as “an international initiative that advocates core values such as transparency, accountability, participation and inclusion, with an emphasis on cooperation and co-creation of the government and civil society. These are all in line with what we are doing here in Taiwan.” Tang hopes the Open Government National Action Plan will be a path for Taiwan to enter the OGP.

Tang is also optimistic: “I believe many of the challenges we face today, including the pandemic and the infodemic, can be overcome by deepening democracy and promoting what I call “People-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According to Lim, the key difference between Taiwan and China is that in Taiwan, there is oversight for the use of technology, such as de-linking data, and time-limits to expanded powers during the pandemic.

“In a digital democracy, transparency is about making the state transparent to the public,” she continued. “Under digital authoritarianism, the word ‘transparency’ means making citizens transparent to the state.”

The digitization of Taiwan’s democracy may not be complete, but the efforts of its government and civil society point to a viable alternative to digital authoritarianism. The digital tools and policies to reform its government can be applied in other democracies.

“For China, maybe only one thing is certain, that the propaganda narrative they ran for years— that democracy is not for Asia— is no longer appealing under Taiwan’s progress,” said Ttcat.

「國家的國寶」陳垣：參加曹錕賄選是一生的污點｜知史百家

歷史春秋網

11月12日，亞運會開幕當天，也是中國史學大師陳垣先生誕辰130週年紀念日。

11月21日，國內數十位在陳垣研究、史學研究方面卓有實績的專家學者齊集中山大學，追憶研討這位廣東籍學人、當代著名歷史學家、教育家的學術貢獻。

陳垣先生的長子陳樂素、嫡孫陳智超先生也都是著名的歷史學家，「新會陳氏」祖孫三代均在史學領域內蔚為大家，是20世紀中國學術史上的一段佳話。陳智超先生應邀參加了此次研討會，並接受羊城晚報記者的獨家專訪。

一、「應該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有一個重要觀點，即「應該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這句話是他在什麼環境下講的？他做過哪些努力？

陳智超：這話他不止講過一次，並不是一句即興或者偶爾的話。最早應該是1921年，在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會議上。他當時的學生鄭天挺回憶，陳老師(援庵)說：「現在中外學者談漢學，不是說巴黎如何，就是說西京(即日本京都)如何，沒有提中國的。我們應當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奪回北京！」

羊城晚報：他在不同場合多次重申過這個觀點。

陳智超：1929年，陳垣先生在北平師範大學兼任過一段時間歷史系主任。他的學生柴德賡回憶說：「援庵老師深以中國史學不發達為憾，常說日本史學家寄一本新著作來，無異一炮打到我的書桌上。」

1931年9月14日，胡適在日記裡提到：陳垣問我，漢學正統這時候在西京，還是在巴黎呢？談到這個問題的時候兩個人就相對嘆息，希望在十年之後，把漢學中心奪回到北京。

羊城晚報：在當時的知識分子中有這樣想法的不止陳垣先生一位。

陳智超：對，包括胡適、傅斯年、陳寅恪等諸位先生，都深以為憾，並且有緊迫感。祖父在北大的一位學生朱海濤回憶，「九．一八事變」以後，學生問陳先生對於時局的看法，他就說：「一個國家是從多方面發展起來的，一個國家的地位是從各方面的成就累積起來的，我們必須從各個方面努力和人家比……我們幹史學的，就當處心積慮在史學上壓倒人家。」

二、學術沒有國界，但學者有祖國

羊城晚報：世界著名的法國漢學家伯希和，對陳垣先生非常推崇。但是我們也看到，陳垣先生曾作《敦煌劫餘錄》，以「劫餘」二字表達對斯坦因、伯希和這些西方漢學家某些行為的斥責。那陳垣先生和伯希和有沒有過交集，他們的關係如何？

陳智超：伯希和確實不止一次在公開場合稱讚援庵先生，都有記載留下來，這是一方面。此外，最近在存於巴黎吉美博物館的伯希和檔案中，發現有陳垣先生給他的信，信中提到，你寄來的文章我收到了，一共十五冊。你請我送給王國維先生的單行本，我也轉交了，但很可惜，轉交三天之後他就自沉在昆明湖了。從這裡就看到伯希和、王國維與陳垣三人之間的關聯。

他們兩人有證可考的交往可以追溯到1924年左右。伯希和研究過摩尼教，來華在福州時聽一位龔先生說，在福州烏石山有兩塊摩尼教的碑，但沒有來得及去看。後來伯希和就寫信給陳垣先生，托他有機會再查找一下。陳垣先生的助手樊守執是福建人，正好去福州辦事，於是囑他查找，花了很大功夫，可惜最後還是沒有找到。

羊城晚報：看來他們之間不僅有學術上的交流，而且是可以互相託付辦事的關係。

陳智超：應該說不是一般的交往。1933年，伯希和又一次來中國，當時他把俄國博物館館藏的《元秘史》拍了照片送給中國，中國方面招待他，我的祖父也參加了，而且還回答他的問題，這封信都保留下來了。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撰寫《敦煌劫餘錄》大概也就在上世紀30年代吧？

陳智超：這部書是1931年出版的。為什麼叫「敦煌劫餘錄」呢？是因為敦煌的這些經卷，後來藏在北京圖書館(現國家圖書館)，是經過斯坦因、伯希和掠奪之後，剩下運到北京的部分，一共八千卷。陳垣先生在助手幫助下，花了三個月時間整理清點了一次，編出了這部目錄書，這應該說是敦煌卷子裡面最早的、最科學的目錄。

出版的時候，陳垣先生在序言裡點名批評伯希和：「(清光緒)三十三年，匈人斯坦因、法人伯希和相繼至敦煌，載遺書遺器而西，國人始大駭悟。」有人當時就建議，是不是可以用詞緩和一點，「劫餘」二字過於刺激了。但是他說不行，「劫餘」二字還不能抒發他的憤慨之情，所以堅持不改。你說伯希和知道不知道這個事情？當然知道，而且後來二人確實見了面，伯希和還是對他表示敬意。從此我們可以得到重要的啟示，在外國人面前，只有堅持正確的愛國立場，而不是奴顏婢膝，才能得到對方的尊重。

羊城晚報：那麼陳垣跟伯希和的關係，如果單純從個人層面來說，還是比較友好的。

陳智超：學術沒有國界，但是學者是有祖國的。伯希和是西方最傑出的漢學家之一，但也是掠奪敦煌文物最精的一個人。此人有他的兩面性：1933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後，日本人趁伯希和第二次來華，希望他也能訪問日本，但他為了表示對日本人侵略東北的憤慨，取消了赴日行程。1945年10月伯希和去世時，陳垣先生還寫信給傅斯年表達了惋惜之情。


三、治學無捷徑，唯有刻苦和持之以恆

羊城晚報：我們看很多關於陳垣先生治學的文章，深感他除了以研究成果影響後代，其治學之道也給今天的學術界帶來很大啟示。

陳智超：我看啟示應該是多方面的。首先有個大前提，從陳垣先生有志學歷史開始，就有一個很明確的觀念：作為歷史學家要有一種自覺，要喚醒國民的歷史觀念。什麼是歷史觀念？不同時期有不同重點。在他那個時代，就是不能忘記外國的侵略，不能忘記中國的光榮傳統，不能忘記中華民族抗擊侵略的氣節。學習歷史研究歷史的目的，這一點是首要的。

羊城晚報：也就是說，做學術不僅憑興趣，更不是為了成名成家，而要有家國之思、民族之念。

陳智超：這一點很重要。另外，他強調治學無捷徑，唯一的體會就是刻苦和持之以恆。比如說有四年時間，因為每天都很早起床編《中西回史日曆》，苦心設計簡明方便的表格，結果得了胃病，只能吃麵，對於一個廣東人來說實在痛苦。在他60多歲研究佛教史時，因為需要參考的一部典籍貯藏在一個潮濕陰暗的地方，多年無人進入，蚊蟲很多。他每天都是吃了奎寧就進去用功一天。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言必有據，實事求是」的嚴謹態度也給人留下很深印象。

陳智超：他強調，歷史學者就應該對歷史負責，要求真，不能去編造歷史。為了求真，有些問題就不是一下子能解決的。陳垣先生倡導文章不要急於發表，「寫成之後要多置時日」，認為如此一來，一者或許有新的材料補充，二者或許有所修正。他自己就曾經重金購買清人的手稿，研究其修改的過程，了解前人怎樣做學問。還有，他要求「不說閒話，力求創新」，提倡「理要講清楚使人心裡服，話要講明白使人看得懂，閒話不說或少說。」在學風上則力求創新，「凡論文必須要有新發現新解釋方與人有用」。這些思想和親身實踐對當今學術界是有借鑑意義的。


四、長居北京，與嶺南割捨不斷

羊城晚報：還想向您請教陳垣先生與嶺南文化之間的關係。首先，出身於一個務實的廣東商人家庭，對於他的人生和治學有沒有產生什麼影響？

陳智超：應該說有很深的影響。祖父是我們家族第一代的讀書人，他前兩代是經商，再前面恐怕就是農民。同輩也有很多經商的，但他從很小就喜歡讀書，雖然沒有家學淵源，也沒什麼師承可言。

祖父當時看書，並不限於只看四書五經，尤其喜歡讀史籍。於是長輩裡就有人指責他不務正業，但是曾祖父還是「購書無吝」。例如他十六歲那年，買了一部《二十四史》，就花去了曾祖父一百多兩銀子，這不是一般的支持。

羊城晚報：家庭給了他比較殷實的經濟基礎，父親又給了他寬鬆的讀書環境，這是家庭的影響。那麼地域方面呢？

陳智超：廣東這個地方，一方面最早感受到列強侵略，另一方面歐風美雨也是最早被感知。祖父在五歲以後就到了廣州，當然跟在新會時大不一樣，接觸了很多新知新事。另外，他在博濟醫學堂和光華醫學專門學校的求學任教經歷也十分重要。這幾年所受到的近代自然科學的嚴格訓練，對祖父後來的史學研究起了積極作用。他在上世紀30年代的一封家書中曾說：「余今不業醫，然極得醫學之益，非只身體少病而已。近二十年學問，皆用醫學方法也。有人謂我懂科學方法，其實我何嘗懂科學方法，不過用這些醫學方法參用乾嘉諸儒考證方法而已。」雖然有點自謙，但這也確實是他能超越乾嘉大儒的原因之一。

羊城晚報：那他為什麼後來就長居北京了呢？

陳智超：他中間也曾短期回鄉，但應當承認，定居北京對他一生來講，有很大的影響。那時不像現在，即使你在窮鄉僻壤，只要有互聯網就可以知道天下事。祖父那個時候就不一樣，要看《四庫全書》，在廣東行嗎？要跟第一流的學者交流，也要在北京才有這個便利。

羊城晚報：那他思念廣東嗎？

陳智超：很思鄉。這種思念，甚至包括到具體的食物，如燒鵝、土鯪魚等。家鄉的災害他很掛心，而且對廣東學者也非常提攜，比如說岑仲勉先生，本來在廣州一所中學當老師，把刊有自己作品的校刊寄給我祖父，他馬上就轉送給了陳寅恪、傅斯年諸先生，直至將岑先生一步步薦入歷史語言研究所。

羊城晚報：您祖父在北京時，還說粵語嗎？

陳智超：在家裡他一直都說粵語。而且，他要求在北京生長的子弟，也一定要學廣東話，有時候還會親自教。在廣東的子女，也要想辦法學官話，甚至連我的姑姑都接到北京來上小學。


五、「二陳」比較研究，應不帶偏見

羊城晚報：今天的研討會也有很多學者提到了陳垣和陳寅恪兩位先生的比較，這也是近年來比較「熱門」的一個課題。您如何看待這種比較？

陳智超：我的看法是，我們要實事求是、不帶偏見地去研究。有些人連兩位先生的主要著作都沒看過，就發表議論，這不大合適。

陳寅恪先生在清華大學國學研究所的學生戴家祥提到，他在跟老師散步的時候，陳先生講，我就佩服兩個人，一個是王國維先生，第二位就是陳垣先生，他「學問踏實，德才兼優」。陳寅恪先生在給陳垣先生的信中，稱他為「大師」，據我所知，這樣的稱呼在寅恪先生的信中好像是絕無僅有的。另一方面我祖父對陳寅恪先生很尊重，他在給我父親的家書裡面描述，自己怎麼希望陳寅恪先生給他寫序，而且也只有他能寫這個序言。這種推崇不是虛名和客套，他們二人互相都很推崇。

羊城晚報：但是新中國成立以後，陳寅恪先生寫出了《柳如是別傳》、《論再生緣》這些皇皇大作，但陳垣先生的論著比起以前就少了很多。人們會從這些比較上得出某些結論，您怎麼看？

陳智超：首先有一個問題不能回避，陳垣先生比陳寅恪先生大十歲。其實，並非1949年後陳垣先生的論著戛然而止，他最後一部大的著作《通鑑胡注表微》是在1946年刊行的，那時他已經66歲。當時他在家書裡面就多次流露「將軍老矣」。

羊城晚報：是不是也有身體不好的原因？

陳智超：一方面當時關於輔仁大學的爭奪很激烈，梵蒂岡要停發經費，輔仁還有三千多師生，中央人民政府不管誰管？這裡面的鬥爭牽扯了他大量的精力。另一方面，年事已高，他也確實身體狀況不樂觀。1953年祖父給冼玉清先生寫了一封信，大意是說：四九年以後因為各種事忙，沒有時間寫學術文章，我正要寫了，結果右手麻木了；請蘇聯專家醫生看過，說我要立即停止一切工作，要休息。這一次就住院大概一百多天，然後陸續又住了八、九次醫院吧，1964年還動過一個大手術。健康狀況不允許了。


六、陳垣還擔負相當的社會工作

羊城晚報：新社會帶給他的震動應該也很大。

陳智超：這當然也是另外一個原因。他經過了晚清、北洋軍閥、國民政府、日本人統治，曾經一度對辛亥革命之後的民國成立以及抗戰勝利都抱有很高期望，但最後都失望了。解放以後為什麼他轉變很快，並不是因為讀了很多馬列主義的書，而是因為看到了現實。我老引這段話，祖父1949年曾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的文章中說：

「有人問我北平解放後，你看見些什麼和以前不同？我告訴他，看見的先不說，我告訴你看不見的。解放後的北平，看不見打人的兵，看不見打洋車伕的警察，街上看不見乞丐，看不見整天花天酒地的政府官吏，看不見託人情送官禮的事情，更看不見有所謂『新貴』在琉璃廠買古董……這不同於以前的改朝換代，的確是歷史上空前的、翻天覆地的大變革。」

羊城晚報：那麼他在學術上主要做了什麼？

陳智超：1949年之後，祖父主要做了兩件大事：因為他原來的著作很多都是木刻本，或者在雜誌上發表，現在全部由國家出版社排印出版。大部分著作都是他在解放後精心修改過，並且重新整理的，這是一件工作。另外，就是著手整理《舊五代史》和《冊府元龜》，這是很大的工程，但沒有來得及完成。

羊城晚報：此外，陳垣先生的社會工作也相當繁重。

陳智超：是的，他關心史學教育，繼續指導學生，為出版社審稿，還當著幾千人學校的校長，這都佔去相當的精力。以前的幾十年，他每天凌晨四時起床讀書寫作，晚上九時就寢，生活很有規律。但解放之後，因為不斷參加各種會議，午夜才入睡也成了常事。

羊城晚報：也就是說，二陳在解放後的身份迥異，所以他們承擔的職責也是很不一樣的？

陳智超：對。陳寅恪先生應該說是比較純粹的、學院式的學者，陳垣先生有相當的社會活動，而且還是一位教育家，這個區別客觀存在。

羊城晚報：二人原先在學術上經常交流，新中國成立以後，這種交情還在嗎？

陳智超：這種交往一直沒有斷。過去兩人通信很頻繁，後來因為陳寅恪眼睛失明，沒有直接通信的可能，但還是互相關心的。1953年12月，陳垣給冼玉清先生的信中寫道：「中古史研究所事情當汪君未南行前，曾到舍間商酌，同人意見以為所長一席，寅恪先生最為合適。今聞寅恪先生不就，大家頗為失望，奈何！」而在1955年的信中，陳垣問冼：「寅恪先生起居佳否？聞其女公子調粵工作，可以照顧，甚善。」可見其關心。

七、參加曹錕賄選是一生當中一個污點

羊城晚報：最近您主持編輯的《陳垣全集》出版了，人們發現書中收入了他生前寫的一個內部檢討材料，裡面交待了有關「曹錕賄選」的情況。

陳智超：我始終不把祖父看做一個完人，更不是把他看做聖人。他就是一位傑出的史學家、教育家、愛國者。他參加曹錕賄選是在1923年，我在全集裡面特別收了他寫的一個內部檢討，當時領導並不要求、也不希望他公開檢討，是他自己寫的。我把這篇文章也發表了。我覺得，既然是全集，就要反映全面。他自己一直認為，參加曹錕賄選是一生當中一個污點，我也不能給它抹掉了，我保留這封檢討，是讓人家全面了解他，他不是完人，也曾走過彎路。

但是，評價一個人的一生，看他的全部，要看他的晚節。就在參加賄選的同年，他寫了被蔡元培先生稱為「石破天驚之作」的《元西域人華化考》，後來又被推舉為清室善後委員會委員和故宮博物院理事，為保護故宮及故宮文物，與北洋軍閥進行了堅決鬥爭，一度還被捕並遭軟禁。上面提到的陳寅恪先生稱他「德才兼優」，也是在「賄選事件」之後。從這些也可看出當時社會對他的評價。

羊城晚報：那麼這件事到底當時是個怎麼回事？

陳智超：當時陳垣是國會議員，是拿薪水的，而且這個是他主要的收入來源。但由於連年戰爭，薪水已多時未發，後來得到通知說要補發欠薪了，也同時要求他們參加選舉。這是他終身的憾事。

八、三次婚姻與感情生活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出生在一個大家庭，有兩位母親，先後有三個妻子、十一個子女。在感情方面，他處於一種什麼樣的狀態？

陳智超：陳垣5歲時，父親把他過繼給了去世而沒有子嗣的三伯父。陳垣後來回憶說，雖然與過繼母親李氏生活在一起，她對自己也百般關愛，但畢竟是在生母周氏的懷抱中長大，對她還是很依戀的。每次吃飯，他總是在過繼母親處吃一點，然後又偷偷跑回生母那裡去吃飯。五六歲他就離開家鄉到廣州求學，除了有限的幾次回鄉省親外，很少有與母親見面的機會。他常因不能親自侍奉母親而內疚。

年輕時陳垣聰明博學，又長得一表人才，在廣州時被稱為「靚仔垣」。還有人提到這麼一件事：由於經常在報刊上發表文章，又擅長演講，陳垣的名氣與日俱增，招來了不少開放女性的追求。陳垣有段時間用筆名發表文章，其中一個筆名是「豔」，友人問他何意，他坦言是他最喜歡的一個女朋友。

羊城晚報：他為什麼會有三次婚姻呢？

陳智超：1913年因赴北京從政，陳垣跟以前的生活切斷了聯繫，包括「父母之命」的原配妻子鄧照圓，也就是我的祖母。祖母原名「珍安」，識字不多，裹過小腳，因為祖父又字「圓庵」，所以祖母后來將自己的名字改為「照圓」，但他們兩人終究因為彼此思想的巨大隔閡，祖父來京後兩人就沒有再生活在一起。但是祖母知道祖父喜歡吃家鄉的鯪魚，就常讓子女買來曬乾，寄到北京。因為祖父過繼時是「兼祧兩房」，所以又娶了二房吳淑媛，比他小四歲，但也沒有隨他去北京，不久因意外失足落水而亡，年僅28歲。

後來追隨祖父去北京的徐蕙齡，是他在光華醫學專門學校的師妹和學生。他們在北京共同生活了近40年，但到了晚年感情不和，出現巨大矛盾而分居了，後來徐夫人跟隨所生的兒子陳容到了天津生活。

對於身在天津、廣東的兩位妻子，祖父一直寄生活費。直到1966年5月，她們兩位在相隔不到一週的時間內先後去世，祖父這時已經是86歲的老人了。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晚年，他的女弟子劉乃和成為了得力助手和忘年知己，長期相隨。二人之間的關係到底如何？

陳智超：這個問題不是幾句話就可以說清。我的妻子曾慶瑛教授曾在《陳垣和家人》一書中，用了專門一節全面談到這個問題，有興趣的讀者可參閱相關內容。



大師陳垣

陳垣，字援庵，廣東新會人。當代著名的歷史學家、教育家，曾被毛澤東稱為「國家的國寶」，與陳寅恪並稱「史學二陳」。

陳垣先生於1880年出生，六歲至廣州讀書。早年曾考科舉而名落孫山。在博濟醫學堂學過西醫，後創辦並入讀光華醫學堂，並留校任教。

1905年，與潘達微、高劍父創辦《時事畫報》，反對滿清專制、外國侵略，以觀點立場激進而著稱。辛亥革命後，當選民國眾議員，從此定居北京，後曾任教育部副部長。

1917年，38歲的他發表第一篇學術著作《元也里可溫考》，開闢了宗教史研究領域，當即震動學界，一鳴驚人，由此開始學術生涯。

抗戰淪陷期間，他閉門研究，堅決不與日本人合作。1949年，他選擇留在大陸，晚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病逝於1971年。

作為史學大師，他在宗教史、元史、中外交通史、考據學、校勘學、歷史文獻學上獨創甚多，學術建樹影響至今。

作為教育家，他從教74年，從傳統私塾老師到現代大學校長，前後執掌輔仁大學、北京師範大學46年。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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