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在宮廷》
對於研究清代的宮廷飲食乃至於部份的傳統魯菜，這本《食在宮廷》是舉足輕重的一本著作。不過，這本書的原作者卻並非中國人，而是一位日本女子。

原名嵯峨浩的愛新覺羅浩，原是日本藤原北家閑院流嫡傳三條家嵯峨實勝侯爵之女，曾祖父正親町三條實愛是明治维新初期的功臣(明治維新後改姓嵯峨)，祖父嵯峨公勝是貴族院議員和侯爵。嵯峨浩的祖母中山南加，則是明治天皇的生母中山慶子的妹妹。

嵯峨浩於1914年誕生於日本東京府，1937年4月3日，與末代皇帝溥儀之弟溥傑在東京千代田區的九段軍人會館（現九段會館）結婚。

而溥傑當時是在1928年到日本的學習院高中留學。在此之前，他與後來成了張學良情婦，後來成為畫家，逝世前捐贈多件現存於台北中國文化大學華岡博物館作品的唐怡瑩有過一段婚姻。1933年三月，溥傑從學習院高中畢業後的那年九月進入了日本陸軍士官學校本科，並在1935年七月畢業，進入日本步兵第五十九連隊做為實習士官。而嵯峨浩正是日本關東軍為了強化「日滿一體」，而為溥傑精挑細選的妻子。

嵯峨浩與溥傑結婚後，於1937年九月回到滿洲。由於當時的「滿洲宮廷」還是沿用著清朝舊制，連廚師也是清宮出來的。因此，愛好烹飪的她，就是向宮廷廚師長常榮氏等人學習烹調的。《食在宮廷》這本書原本是用日文寫的，1961年由東京ハースト婦人画報社出版。中文版則由曾任中國食品報社副總編輯與北京市食品研究所副研究員的王仁興教授翻譯，並於於2012年由北京三聯書店出版。

這本書分成介紹清朝的宮廷、清朝宮廷的食事、清朝的歷史、皇帝的日常生活、皇帝的食事、承德離宮等的第一部份，以及介紹了包括松鼠黃魚、燒明蝦、瓦塊魚、紅燒肚當、紅燒鯉魚、糟熘魚片、清炒蝦仁、抓炒魚、炒魷魚、乾燒鯽魚、拌蝦腰、燻魚、清蒸比目魚、蟹肉海參、紅燒魚翅、奶汁二白、燴蟹肉、清蒸鯉魚、酥魚，豆瓣鯽魚、燴兩雞絲、白斬雞、燴雞蓉、清蒸口蘑鴨、肥雞火燻白菜、豆絲鍋燒雞、叫化雞、炸八塊、雞片燒豆腐、雞丁蝦仁、炒木樨肉、荷葉肉、紅燜肘子、燒羊肉、扒羊肉、酥肉、蘇灶肘子、腰丁腐皮、炸丸子、炒肉末、紅燒獅子頭、焦熘裡脊、爆三樣、扣肉、白肉、紅燒肉、熘肉片、糖醋櫻桃肉、蔥椒羊肉、鍋肉蘿蔔、齋菜、冷菜、花果類菜、鍋子菜、湯菜、宮廷點心、宮廷小菜等166種宮廷菜餚的來歷、用料、做法、注意事項及食用方式等的第二部份。

其實清宮飲食要一直到了乾隆的時代才開始逐漸重視起來，而其風味特色，根據嵯峨浩的說法，則有山東烹調、滿族固有烹調、以及蘇杭烹調等三種。

由於明朝時，宮廷廚師多為山東人，因此山東烹飪在清朝宮廷中也原封不動地留了下來；滿族固有飲食，則源於其遊牧生活所承襲的以羊、雞等獸禽肉，尤其是羊肉菜為日常飲食原料的烹調方式；至於蘇杭烹調，則是因為乾隆前後兩次巡視江南都到蘇、杭二州，因此特別喜愛當地美食，還命蘇州廚師張東官為御廚。

1945年日本戰敗後，溥傑、溥儀在奉天機場被蘇聯紅軍逮捕。 而嵯峨浩則和末代皇后婉容一起，作為戰犯隨部隊輾轉東北。婉容死後，嵯峨浩和女兒愛新覺羅・慧生被釋放，並經過一年多的輾轉回到日本。

1955年的時候，嵯峨浩的大女兒愛新覺羅・慧生寫信給周恩來，希望與能讓自己與母親與失聯多年的父親取得聯繫。1960年，溥傑獲得特赦後，嵯峨浩終於自東京經香港，於1961年5月12日到達廣州與溥傑團聚。

只不過，他們的大女兒慧生，卻在1957年她19歲時，因為與同為學習院大學二年級的青森縣出生的男同學大久保武道相戀，被身為貴族的母親強烈反對，而在該年12月10日，被發現與大久保武道頭上有彈孔地一同陳屍於伊豆半島的天城山，被判定為一起殉情事件，成了當時轟動一時的「天城山心中」（あまぎさん しんじゅう）。

然而，在慧生的母親嵯峨浩看來，卻是種種跡象都顯示慧生並不喜歡大久保，甚至還對大久保的追求感到困擾，因此認為應該是大久保脅迫慧生與他同死的單方面情殺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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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敗者回憶錄0702）

確立左傾價值觀

1948年來香港在培正讀了兩年後，父親1950年讓我轉校到中共領導的愛國學校香島中學。記得剛踏足這學校時，真是耳目一新，與在培正時同學間的嬉鬧、冷漠、孤單完全不同，這裡的同學老師的親切友愛，就像大家庭一樣。在那裡四年，是我青少年成長和確立左傾價值觀與人生觀的關鍵時期。老師真心相信「只有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可以救中國」，這信念推動他們的教學熱誠，而整個校風就洋溢互愛互助精神。我認識了許多好同學，包括後來成為妻子的梁麗儀。

那時的左派機構，在香港居次等地位。愛國學校的老師薪資低，畢業生的社會出路狹窄，而且缺乏向上流動的機會。在這樣的機構工作、學習，所依恃的就是政治信念。

儘管教育的目的，是要學生「愛社會主義祖國」，但不是用硬銷的、不可違背的「洗腦」方式，而是循循善誘，老師和「幫助」你的同學都真誠相信他們說的一切，他們是希望你也「覺醒」「進步」，走上他們認為的光明大道。

當時閱讀的幾本書，對我政治信念的形成，起了關鍵作用。

一本是我早前提及的艾思奇的《大眾哲學》。顯淺、生動，通俗的語言，通過許多具體故事和形象來講唯物論、辯證法、社會發展規律等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大道理，我讀時十四五歲，讀後認為自己已經認識了這些哲學道理。艾思奇，原名李生萱，筆名是愛（艾）、馬克思（思）、伊理奇·列寧（奇）的意思。《大眾哲學》1934年至1935年在《讀書生活》半月刊連載，1936年出版單行本。從抗戰到中共建政的整個時期，在宣傳中共的思想意識上起了很大推動作用，許多年輕人不會看馬列的原著譯本，只看《大眾哲學》就認為自己已經掌握了真理，並以此成為他們的思想武器，引導他們走上追隨中共革命的道路。在國共鬥爭中，國民黨有學問的人很多，但沒有人以通俗語言、通過講哲學的方式寫出這樣的書。國民黨的對策是將此書列為禁書。現在看來，《大眾哲學》根本不是哲學，而是政治宣傳，是為達到當時中共的政治目的而寫的。

一本是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寫的《紅星照耀中國》（Red Star Over China），英文本在1937年出版。中譯本有許多名稱，為了逃避國府的查禁，用得最多的書名是《西行漫記》。我少年時購入的版本，書名是《長征25000里》，是1938年出版，1949年重印的版本。美國記者斯諾，在1936年通過一些人的介紹、聯絡，進入中共西北根據地延安，進行了三四個月的採訪後，寫成這本巨著。通過對毛澤東和中共高級領導人周恩來、彭德懷、朱德等的採訪，生動地講述了中共紅軍在國民黨圍剿中大逃亡的「25000里長征」，建立西北根據地的「民主政府」的面貌，其中最突出和生動的，是由毛澤東自述的「一個共產黨員的來歷」。後世有關毛澤東早年的成長和活動的資料，許多都來自這裡。

斯諾不是共產黨的信徒，他以自由記者的身份，帶著當時無法理解的關於革命、紅色政權、蘇區的文化政治經濟、共產黨人的信仰等疑問，如實報道他的所見所聞。在當時來說，在中國大部分地區，以至全世界，都彷彿撥開了中共的神秘面紗，展現了斯諾筆下的中國共產黨的面貌。這本書迅速被譯成多國文字，並由暢銷書而成為經典著作。在中國廣大地區，影響力尤其驚人。當時許多年輕人都是因為讀了這本書而奔赴紅色根據地，或直接間接為中共奪取政權效力。

在中共建政之初，我讀到這本書，也禁不住對中共革命者為建立新中國的努力無限敬佩，亦嚮往這種革命生涯。

斯諾所寫，是不是中共紅色根據地的真貌？毛澤東和其他幾位領導人的事跡是否真實？

我想到的是，在美國作家Barbara W. Tuchman所寫的《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1911-45》一書中，記載了抗戰期間，有幾位記者訪問延安回到重慶，向蔣介石夫人宋美齡讚揚共產黨人廉潔奉公、富於理想和獻身精神。宋美齡感觸良深，默默地凝視長江幾分鐘後回身，說出了這樣一句話：「如果你們講的有關他們的話是真的，那我只能說他們還沒有嘗到權力的真正滋味。」

已經嘗到權力滋味的蔣夫人這句睿智而感傷的話，可惜當時沒有被傳播。而在斯諾訪問延安後幾年，紅色政權在西北較為穩固，就開展了鬥爭運動，而我那16歲的小姑姐也在那次的所謂「搶救運動」中被批鬥，並抑鬱而死。

在中共建政後，好長的一段時間，這本當年鼓舞了無數青年投奔延安的《西行漫記》，居然沒有再重版，後來重版也只是因應斯諾再訪華而作「內部發行」。我對此未有深究，但相信必有中共認為不適宜在掌權後公諸於眾的原因。中共的政策此一時彼一時，沒有真正要堅持的理念，一切都以有利於掌權者權力為依歸。

《大眾哲學》和《西行漫記》兩本書，對中共在國共鬥爭中佔取社會意識的上風，大有幫助。
對我年輕時的價值觀和人生觀有影響另一本書，是一本蘇聯小說。下一篇再談。（31）

圖1，中學一次郊遊與同學們合照，後排左一是我，前蹲者右一是梁麗儀。
圖2，1938年初版、1949年重印的《長征25000里》（西行漫記）。

失敗者回憶錄：殺氣騰騰（李怡）

坐在深圳的離境大堂上，前一天的景象歷歷在目。

我通常會先到公安局報戶口，然後走回家。那時深圳地小人少，鎮上只有一條大街和一些小巷。我家住的小巷叫鴨仔街。在公安局被要求回原籍報戶口後，我忐忑不安地走回家。路上見有幾個十歲左右的孩子，舉着一根上面掛着衣服和帽子的竹竿，哼着進行曲，見到我就嚷：「香港客，倒屎塔，倒完一塔又一塔。」

離遠見到小女兒和幾個同學，我喊「小培」，她回頭看看我，卻沒有迎來，反而箭似的奔跑回家。她不想在同學前顯示有一個「香港客」爸爸。

1970年是文革的中期，激烈的紅衞兵運動已經過去，香港的左派暴動也平靜下來。1969年中共九大後政局表面和緩。但實際上毛澤東與林彪的權力鬥爭，也在九大確定林彪為接班人後立即展開。文革派和周恩來的官僚系統鬥爭，兩派都爭着推出「極左」政策來爭取毛和各地革命派的支持。1970年初，中共中央發出經周恩來主持起草的《關於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的指示》，這就是牽連全中國，在各地製造了大量冤假錯案的「一打三反」運動。打擊反革命是「一打」，「三反」是反對「貪污盜竊」、「投機倒把」、「鋪張浪費」。重點是「一打」。文件提出要殺一批人，要「在短期內殺人夠多，產生震懾效果」。一些老「右派」、已成賤民的地主富農，再拿出來槍斃。香港回鄉探親者，面臨殺氣騰騰的社會環境。

妻子梁麗儀，出身於紅色家庭，父親是在香港曾經參加過1929年省港大罷工的中共地下黨員，哥哥是香港海員工會的地下黨員幹部。麗儀中學畢業到廣州升讀大學時，一直受到中共黨組織的特殊照料，她很快參加了共青團。在歷次政治運動中，她都沒有受到衝擊，被黨組織認為是一個跟黨走的好學生、好教師。

1966年文革狂潮掀起，麗儀是不參加造反運動的「逍遙派」。她有被大字報攻擊，但沒有被揪鬥。中共黨組織對每一個幹部都設有秘密檔案。她的檔案中，大概有一個香港紅色家庭的背景護持，這對無知的造反派帶有不敢輕易觸動的神秘感。但是，當文革的極左思潮發展到中國之外包括香港全是敵人的地步，她的背景也保她不住了。

1970年3月21日星期六這一天，我走進家門，麗儀在等我，第一句話就是：「我今晚不能留在家。」「為甚麼？」「要對我隔離審查。」「為甚麼？」「因為你。」「我怎麼了？」「有文件下來，說香港回來的人有70%是特務。今天剛槍斃了一個。」我想起那些小孩的竹竿和衣帽大概就是被槍斃者的。她接着說：「你明天一早就走吧。」「那你要審查多久？」「我怎麼知道？」「那我甚麼時候回來？我們甚麼時候見面？」她無語。九歲的大女兒一直在我們身邊，看着我們講話。麗儀說：「她要跟着我去學校住。」

門外雜沓人聲，一個女聲高叫：「梁老師，李主任叫你現在回學校。」麗儀：「我知道了，等我收拾一下。」「快點！」他們來押她走。

來不及道別，拿了衣物被鋪，牽着大女兒就往門外走。小女兒從保母身邊走過來坐在我膝上。

我被恐怖感籠罩，躺在床上眼睜睜地想着不可知的未來，朦朦朧朧一會兒，小女兒到床邊把我叫醒。她抱着我好久，彷彿隱隱覺得會有滿長時間見不到爸爸了。

在深圳離境大堂上，我認識的那邊防人員來到我身前，說，「你可以走，不過下次回來要照公安局的規定做。」我如釋重負，幾乎半跑地回到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