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_Kelly全面有罪 🇺🇸
「MeToo事件裡的非裔加害人與被害者，司法正義終於伸張？」以〈I Believe I Can Fly〉一曲走紅的美國歌手R. Kelly，20多年來針對多名未成年人進行性虐待而在27日被判9項罪名有罪，包括1項敲詐勒索、8項與人口性販運有關的罪名。本次審判中共有11名指控者，包括9名女性和2名男性，出面描述他們遭受的精神控制、羞辱與性暴力。經過兩天的審判，陪審團最終裁定有罪。當宣讀判決書時，R. Kelly身穿深藍色西裝，戴著眼鏡，一動不動地坐在法庭上，因為戴著口罩而難以看出真實表情。法院將於明年5月4日宣判刑期，R. Kelly最長恐面臨數十年刑期，乃至於終身監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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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於1967年的R. Kelly，成名曲包括〈I Believe I Can Fly〉、〈Bump N' Grind〉、〈Your Body's Callin〉等，並在1998年以〈I Believe I Can Fly〉獲得了三項葛萊美獎，而有「R&B 之王」、「流行靈魂樂之王」之稱。除了是知名R&B歌手之外，他也以詞曲創作、唱片製作而聞名。1996年，他替麥可傑克森寫了〈You Are Not Alone〉一曲，被提名葛萊美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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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儘管嶄露高度的音樂才華，R. Kelly在私生活方面則是出現大量的爭議事件。在此次宣判之前，R. Kelly曾因一起持有兒童色情影像的案件在芝加哥受審，但在2008年被無罪釋放。不過這次審判，已有多家媒體報導過R. Kelly如何利用「邪教式」的手段控制、性侵這些年輕受害者。他們之中有許多都曾是他的粉絲、或者事業才剛起步的年輕音樂人。其中包括將這些受害人囚禁在自家與錄音室、強迫錄製性愛影片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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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律文件中，還揭示了R. Kelly讓受害者遭受大量的精神折磨。例如這些未成年人會被要求遵守「規定」，他們要稱呼R. Kelly為「爹地」、當他一進到房間裡就必須跳起來親吻他、另外沒有經過R. Kelly的允許，他們不能吃飯和上廁所，甚至連穿什麼衣服都受到控制。而如果不從，則會遭受到處罰。其中一些人也指出，R. Kelly亦曾經暗示如果不願意服從他的控制，他可能會使用這些性愛錄影帶來威脅受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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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聯社》報導在種種指控中，還包括許多讓人不安的場景。有人提到R. Kelly曾經在自己位於洛杉磯的錄音室裡面，旁邊放著一把槍，強迫當事人替他進行口交。另外也在未告知自己有傳染性性病（STD）的情況下，與他們發生關係。以及R. Kelly亦曾經拍攝過一段羞辱影片，其中一名女孩臉上塗了糞便，被當成是「違反規定的處罰」。許多相關指控也都在Netflix於2019年拍攝的紀錄片《Surviving R Kelly》中可以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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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擔任其中幾名受害者辯護律師的知名女權律師阿爾里德（Gloria Allred）也表示：「在我所有追捕過的掠食者中...R. Kelly是我看過最糟的。」阿爾里德並指出他是刻意利用名人光環和事業的力量來孤立、恐嚇、懲罰、羞辱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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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證詞集中在凱利與已故的前妻艾莉婭（Aaliyah）的關係上。艾莉婭也曾是知名R&B歌手，15歲便發行了第一張專輯，2001年因為飛機事故而過世。她和R. Kelly於 1992 年被介紹認識，當時她只有13歲。1994年 8 月，兩人結婚時艾莉婭只有15歲，儘管雙方都否認這種說法，並聲稱當時艾莉婭已滿18歲，不過兩人婚姻也僅維持不到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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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根據調查，之所以結婚的原因，是當時R. Kelly以為艾莉婭懷上了他的孩子，他的解決方案是與她結婚以逃避起訴，因此他需要有人協助他賄賂伊利諾州政府員工，為艾莉婭製作假身份證。這也成了他在本次審判中敲詐勒索（racketeering ）的罪名之一（美國敲詐勒索罪包括賄賂、賭博犯罪、洗錢等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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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的判決，除了也是延續2017年「#MeToo」運動被起底的幾名重要名流——溫斯坦、艾普斯坦等人之外——更重要的意義是，過去多起#MeToo圍繞著的核心，大都仍是白人男性與女性間的指控，再加上前陣子「天才老爹」寇斯比（Bill Cosby）案因程序問題而「無罪逆轉」，對許多有色人種的性侵受害者來說，這讓她們認為自己被排除在司法體系之外，無法得到伸張正義的管道。因此這次判刑的重要性也在於，R. Kelly案的受害者幾乎都是黑人（包括未成年女孩與男孩），也象徵了一次非裔性別議題支持者的重要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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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判當日，紐約法院外也聚集許多民眾，除部分是R. Kelly的支持者外，也有在網路上發起要求抵制R. Kelly歌曲的「#MuteRKelly」 成員。發起人奧德萊（Oronike Odeleye） 就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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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黑人女性），我們從沒有完全擁有自己的身體。今天我們正處一個轉捩點，證明黑人女性終於可以不用再因為『誰叫你是黑人女性』而付出慘痛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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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１）路透社／本次的法庭素描
（２）美聯社／《Surviving R Kelly》出面的受害者們
（３）美聯社／2013年的全美音樂獎Lady Gaga和R. Kelly表演〈Do What U Want〉
（４）美聯社／#muterkelly 在2019年的抗議
#rkelly #udnglobal #轉角國際

[國際學海迷津44－重貼] 公元2016年：政治正確之死

*編按：這篇文章分享後半天突然失蹤，原因不明，並非團隊刪除，亦沒有任何警示，希望只是人為失誤。因內容重要，今特重貼，謝謝大家關注，希望能再次分享。

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特朗普異軍突起，這現象本身，比誰最終當選美國總統重要得多，因為那宣示了盲目服從「政治正確」（Political Correctness）的年代已告終結。正如他競選時公開表示，美國目前最大的問題是「政治正確」，而他本人「沒有時間去政治正確」，這句話得到普羅大眾的普遍掌聲，完全出乎傳統精英意料之外。

根據Philip Bump在《華盛頓郵報》對這詞彙的追溯，「政治正確」一詞最早出現於1934年《紐約時報》，指納粹德國要求新聞報道立場必須與政府一致；隨後在1950至70年代，「政治正確」被用於描述蘇聯政府對人民思想言論的管制。這些使用，都和今天截然不同：「政治正確」在媒體的頻繁出現始於80年代、尤其在蘇聯解體後，被左翼人士注入新活力，成了「反歧視」民權運動的標誌。

目前公認將「政治正確」一詞以「反歧視」語義使用的第一人，當屬美國新左翼社會運動家Toni Cade Bambara。她在《The Black Woman: An Anthology》一書中，批評男性自認為比女性更優越的觀念「政治不正確」，開啟了女性主義、社會運動將「政治正確」視為必要的先聲。冷戰結束後， 左翼人士提倡的性別、性取向、宗教信仰、少數族裔等平權運動，皆成為佔領「政治正確」高地的表現；與之立場相對的保守派則指責，左翼號召的「政治正確」實則壓迫了言論自由。儘管雙方大打口水仗，但在左翼精英主導的傳統學界、媒體、文化界，反對「政治正確」的聲音極難發聲，而「政治正確」的概念隨著民權運動在美國社會發展，深刻影響了日常用語規範。例如今天在美國正式場合講話中，對第三人稱表述通常都用「 he or she」，就是左翼女權運動的「政治正確」遺產。

特朗普的人氣暴漲，卻反映美國社會對「政治正確」充滿反彈，不少特朗普的支持者直接表示：他說出了長久壓抑於心、卻不敢挑明的話。

為甚麼美國人越來越對「政治正確」反感？

首先，「政治正確」這一概念，本身就缺乏清晰定義。根據一般左翼人士觀點，「政治正確」意味著言論、行為不冒犯社會中任何特定群體之利益；然而對「冒犯」這核心概念的理解，卻是不可能有客觀標準的。在美國歷史及當下社會，女性、少數族裔、非基督徒和同性戀者等，一度處於弱勢地位，他們要求免受歧視，自可理解；但「政治正確」的輿論壓力，卻不致力於在社會達成對某一共同規則的認同，反而日益將男性、白人等作為「結果」式參照。也就是說，一旦女性、少數族裔等在社會競爭中相對失利，就被認為是受到歧視。當「政治正確」的邊界在社會無限蔓延，以至於學校、公司錄取時，無論申請者能力高低，都傾向優先照顧女性、少數族裔等，「政治正確」就成了「逆向歧視」了。

人類的天性，從來存在追求優越、排斥他者的因子，而人性不是崇高的理念能改變的。由於社會永遠有相對的小眾，而對他們是否「政治正確」的待遇、乃至稱呼，都是主觀的，昨天的歧視用語、可以是今天的「潮語」。因此，「政治不正確」的爭議，只會永遠在人類社會存續下去。也就是說，假如有組織以「消除政治不正確」為己任，幾乎可以肯定與人類共存亡，這種「可持續抗爭」，很容易越來越小圈子化，不知不覺間脫離群眾。

當前「政治正確」在美國學術、媒體界的話語霸權，就讓大量美國人不勝其煩。例如早在1990年，德州大學將文學寫作課程作業題目從傳統文學經典換成「反歧視」、「平權」等政治色彩濃厚的話題，迅速引發教員間的爭議，不少教員認為教學內容和評判標準不應以「政治正確」為原則。然而，「政治正確」之風依舊席捲全美高校，在加州柏克萊大學這樣的傳統左翼重鎮尤甚，「女權」、「少數族裔權益」等話題，常年成為熱門研究課題，乃至教師課上言論一旦與「政治正確」理念不契合，都被批判。在媒體領域，對「政治正確」的輿論追求，導致了變相「自我審查」，任何「可能」讓弱勢群體「覺得」被冒犯的表述，都成為禁忌。如「殘疾人」這一稱呼被認為「政治不正確」，要改為「體能受挑戰者」，這類似乎是多此一舉的例子，讓不少美國人愈發認為「政治正確」，已成了象牙塔自我感覺良好的離地遊戲。

當「政治正確」的霸權地位蔓延至互聯網，而又有專業律師專門承接、乃至鼓動「政治不正確」官司，不少主流社交媒體和網絡平台為免麻煩，都不歡迎任何可能「政治不正確」的言論表達，甚至採取「刪帖」等手段對其噤聲，讓網民認為「言論自由」的底線，已受到根本挑戰。但網絡社群是由下而上的，不可能杜絕任何聲音，「反政治正確革命」，就是從互聯網興起，而他們的出發點，恰恰是保障自己的「言論自由」。從特朗普的六百萬網軍可見，群眾的反彈，原來已一呼百應。

「政治正確」在國際政治上的影響力，同樣不可小覷，以美國為首的國際社會對 ISIS 的觀感即是一例。自 ISIS 興起以來，美國輿論反復強調「ISIS 不是伊斯蘭教」，無論媒體還是網絡平台上，都不將「伊斯蘭教」與 ISIS 聯繫。然而不少分析人士、乃至伊斯蘭研究專家都指出，ISIS 與傳統恐怖主義不同，本身與伊斯蘭教甚有淵源；如果一味追求「政治正確」、而忽視其宗教極端化的號召力，國際社會就不能制定出消滅 ISIS 的良方。當然，以上分析並不代表特朗普的「禁止穆斯林入境」一類反智言論合理，但ISIS 確是憑藉「哈里發」的宗教號召力呼風喚雨，影響力才得以席捲全球、才得以達到蓋達沒有的效果。假如連這也不敢談，卻是更不合理。至於研究非洲時，連「部落」、「酋長」也不敢說，更是左翼幼稚病人常犯的笑話。

在這情況下，一旦極右人士、或草根右翼群眾掌握了社會資源，必然會對左翼思潮進行更激烈的批判；而這一批判，肯定得到長期自覺遭受「逆向歧視」、又苦於不敢單獨發聲的民眾支持。特朗普自參選以來，幾乎打破了美國社會所有的「政治正確」禁忌，支持度卻一路躥升，共和黨乃至整個美國社會都因此陷於撕裂，這一點其實並不意外；真正意外的是他單靠「政治不正確」這一招，就能彌補自己一百種明顯缺憾，乃至掩蓋了其他國家裂痕，這對美國面對的種種真正挑戰，實在不是佳音。但這與其說是特朗普的責任，實在不如說是過去二十年左翼霸權的責任。變革發生了，就不能走回頭，類似場景，又何止於美國呢？

小詞典：平權法案（Affirmative Action）

1965年美國總統約翰遜簽署的行政命令，要求政府機構招聘、大學收生等情況時，保障女性、少數族裔等弱勢群體申請人的機會，並要求各機構增加弱勢社群的從業人數。法案在美國勞工部和司法部監督下施行，然而一直有批評認為這一政策是對男性、白人等社群「逆向歧視」。

沈旭暉 信報財經新聞 hkej.com 2016年3月15日

#國際學海迷津 #政治正確 #特朗普 #伊斯蘭國 #部落 #常春藤

[國際學海迷津44] 政治正確之死

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特朗普異軍突起，這現象本身，比誰最終當選美國總統重要得多，因為那宣示了盲目服從「政治正確」（Political Correctness）的年代已告終結。正如他競選時公開表示，美國目前最大的問題是「政治正確」，而他本人「沒有時間去政治正確」，這句話得到普羅大眾的普遍掌聲，完全出乎傳統精英意料之外。

根據Philip Bump在《華盛頓郵報》對這詞彙的追溯，「政治正確」一詞最早出現於1934年《紐約時報》，指納粹德國要求新聞報道立場必須與政府一致；隨後在1950至70年代，「政治正確」被用於描述蘇聯政府對人民思想言論的管制。這些使用，都和今天截然不同：「政治正確」在媒體的頻繁出現始於80年代、尤其在蘇聯解體後，被左翼人士注入新活力，成了「反歧視」民權運動的標誌。

目前公認將「政治正確」一詞以「反歧視」語義使用的第一人，當屬美國新左翼社會運動家Toni Cade Bambara。她在《The Black Woman: An Anthology》一書中，批評男性自認為比女性更優越的觀念「政治不正確」，開啟了女性主義、社會運動將「政治正確」視為必要的先聲。冷戰結束後， 左翼人士提倡的性別、性取向、宗教信仰、少數族裔等平權運動，皆成為佔領「政治正確」高地的表現；與之立場相對的保守派則指責，左翼號召的「政治正確」實則壓迫了言論自由。儘管雙方大打口水仗，但在左翼精英主導的傳統學界、媒體、文化界，反對「政治正確」的聲音極難發聲，而「政治正確」的概念隨著民權運動在美國社會發展，深刻影響了日常用語規範。例如今天在美國正式場合講話中，對第三人稱表述通常都用「 he or she」，就是左翼女權運動的「政治正確」遺產。

特朗普的人氣暴漲，卻反映美國社會對「政治正確」充滿反彈，不少特朗普的支持者直接表示：他說出了長久壓抑於心、卻不敢挑明的話。

為甚麼美國人越來越對「政治正確」反感？

首先，「政治正確」這一概念，本身就缺乏清晰定義。根據一般左翼人士觀點，「政治正確」意味著言論、行為不冒犯社會中任何特定群體之利益；然而對「冒犯」這核心概念的理解，卻是不可能有客觀標準的。在美國歷史及當下社會，女性、少數族裔、非基督徒和同性戀者等，一度處於弱勢地位，他們要求免受歧視，自可理解；但「政治正確」的輿論壓力，卻不致力於在社會達成對某一共同規則的認同，反而日益將男性、白人等作為「結果」式參照。也就是說，一旦女性、少數族裔等在社會競爭中相對失利，就被認為是受到歧視。當「政治正確」的邊界在社會無限蔓延，以至於學校、公司錄取時，無論申請者能力高低，都傾向優先照顧女性、少數族裔等，「政治正確」就成了「逆向歧視」了。

人類的天性，從來存在追求優越、排斥他者的因子，而人性不是崇高的理念能改變的。由於社會永遠有相對的小眾，而對他們是否「政治正確」的待遇、乃至稱呼，都是主觀的，昨天的歧視用語、可以是今天的「潮語」。因此，「政治不正確」的爭議，只會永遠在人類社會存續下去。也就是說，假如有組織以「消除政治不正確」為己任，幾乎可以肯定與人類共存亡，這種「可持續抗爭」，很容易越來越小圈子化，不知不覺間脫離群眾。

當前「政治正確」在美國學術、媒體界的話語霸權，就讓大量美國人不勝其煩。例如早在1990年，德州大學將文學寫作課程作業題目從傳統文學經典換成「反歧視」、「平權」等政治色彩濃厚的話題，迅速引發教員間的爭議，不少教員認為教學內容和評判標準不應以「政治正確」為原則。然而，「政治正確」之風依舊席捲全美高校，在加州柏克萊大學這樣的傳統左翼重鎮尤甚，「女權」、「少數族裔權益」等話題，常年成為熱門研究課題，乃至教師課上言論一旦與「政治正確」理念不契合，都被批判。在媒體領域，對「政治正確」的輿論追求，導致了變相「自我審查」，任何「可能」讓弱勢群體「覺得」被冒犯的表述，都成為禁忌。如「殘疾人」這一稱呼被認為「政治不正確」，要改為「體能受挑戰者」，這類似乎是多此一舉的例子，讓不少美國人愈發認為「政治正確」，已成了象牙塔自我感覺良好的離地遊戲。

當「政治正確」的霸權地位蔓延至互聯網，而又有專業律師專門承接、乃至鼓動「政治不正確」官司，不少主流社交媒體和網絡平台為免麻煩，都不歡迎任何可能「政治不正確」的言論表達，甚至採取「刪帖」等手段對其噤聲，讓網民認為「言論自由」的底線，已受到根本挑戰。但網絡社群是由下而上的，不可能杜絕任何聲音，「反政治正確革命」，就是從互聯網興起，而他們的出發點，恰恰是保障自己的「言論自由」。從特朗普的六百萬網軍可見，群眾的反彈，原來已一呼百應。

「政治正確」在國際政治上的影響力，同樣不可小覷，以美國為首的國際社會對 ISIS 的觀感即是一例。自 ISIS 興起以來，美國輿論反復強調「ISIS 不是伊斯蘭教」，無論媒體還是網絡平台上，都不將「伊斯蘭教」與 ISIS 聯繫。然而不少分析人士、乃至伊斯蘭研究專家都指出，ISIS 與傳統恐怖主義不同，本身與伊斯蘭教甚有淵源；如果一味追求「政治正確」、而忽視其宗教極端化的號召力，國際社會就不能制定出消滅 ISIS 的良方。當然，以上分析並不代表特朗普的「禁止穆斯林入境」一類反智言論合理，但ISIS 確是憑藉「哈里發」的宗教號召力呼風喚雨，影響力才得以席捲全球、才得以達到蓋達沒有的效果。假如連這也不敢談，卻是更不合理。至於研究非洲時，連「部落」、「酋長」也不敢說，更是左翼幼稚病人常犯的笑話。

在這情況下，一旦極右人士、或草根右翼群眾掌握了社會資源，必然會對左翼思潮進行更激烈的批判；而這一批判，肯定得到長期自覺遭受「逆向歧視」、又苦於不敢單獨發聲的民眾支持。特朗普自參選以來，幾乎打破了美國社會所有的「政治正確」禁忌，支持度卻一路躥升，共和黨乃至整個美國社會都因此陷於撕裂，這一點其實並不意外；真正意外的是他單靠「政治不正確」這一招，就能彌補自己一百種明顯缺憾，乃至掩蓋了其他國家裂痕，這對美國面對的種種真正挑戰，實在不是佳音。但這與其說是特朗普的責任，實在不如說是過去二十年左翼霸權的責任。變革發生了，就不能走回頭，類似場景，又何止於美國呢？

小詞典：平權法案（Affirmative Action）

1965年美國總統約翰遜簽署的行政命令，要求政府機構招聘、大學收生等情況時，保障女性、少數族裔等弱勢群體申請人的機會，並要求各機構增加弱勢社群的從業人數。法案在美國勞工部和司法部監督下施行，然而一直有批評認為這一政策是對男性、白人等社群「逆向歧視」。

沈旭暉 信報財經新聞 hkej.com 2016年3月15日

#國際學海迷津 #政治正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