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生也做賊：剃頭梳髻的明朝倭寇多半是中國人｜知史百家

歷史春秋網

亂了一百多年的日本戰國時代，無處不燃戰火，無人能得安寧，田園荒蕪，屍骨遍野。喪家野犬般的浪人、無糧可種無魚可打的流民、爛命一條的無賴，把目光投向了大海彼岸富裕而軟弱的中國，一艘艘倭船出發了！

明朝軍民對這些「髡頭鳥音，赤體提三尺刀」的剽悍倭寇大為恐懼，而在異國他鄉幹壞事，來自日本的倭寇也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喝口水都怕老百姓下毒。

1.亂世日本太難混了！

看過黑澤明《七武士》的人想必都對電影中的日本浪人印象深刻：在紛亂的日本戰國時代，喪失了家主的武士們猶如喪家的野犬，徘徊在山野荒村，為了飯糰就可以用生命戰鬥。

嘉靖年間，日本國內的情況正是《七武士》的背景年代，就像被搗翻的螞蟻窩一般混亂不堪。

名義上，日本有天皇，但天皇的實權早已旁落，吃穿用靠幕府養著，完全是寄人籬下的傀儡。幕府也好不到哪去，足利氏建立的室町幕府從足利義滿後，一直處於風雨飄搖中，1467年連綿十一年的應仁之亂結束後，征夷大將軍已經空有名號毫無實權，聽任有實力的權臣擺佈。

日本全國分為六十八國（國類似中國的州縣），其中的五十三個藩國，由大大小小一百四十二個大名佔據著。大名們強弱分明，強的佔據幾國率眾數萬，弱的佔據幾個村子率眾數百，為了達到權力的頂峰，整天你爭我殺，兒子殺老子、弟弟殺哥哥都不算稀奇。當時的情況往往是：今天家臣們造反殺了主子，明天卻被鄰居的大名殺死，後天當勝利的大名回家一看，兒子已經取代了他的位置。

日本進入了毫無綱常道德可言的所謂「下克上」的諸侯爭霸時代，整整亂了一百多年。戰亂中，屍骨遍野，無數人流離失所，農民無法安心下田耕種，饑荒當然隨之而來。老百姓無路可生，強壯點的當盜賊或者參加宗教組織「一揆」造反，羸弱的只有等死。

在倭寇的發源地，日本九州的情況怎樣呢？

九州是日本南部的最大島，有肥前、肥後、平戶、大隅和薩摩等諸多藩國。如同日本各地一樣，九州島也是諸雄並立，空前混亂。北邊，豐前與築前的大內氏原本是九州最強的大名，但是遭到家臣陶晴賢的政變滅亡了，而陶晴賢不久被九州之外強大的大名毛利元就所殺。毛利元就順勢進入北九州，這就和另一個強藩—豐後的大友氏碰上了。南邊，薩摩的島津氏和大隅的肝付氏在火拚。西邊，肥前的龍造寺氏則和少貳氏內亂不休。

有戰爭就有失敗者，在戰爭中失敗、喪失家主的武士成了無米下鍋的浪人，怎麼辦？因戰爭無法謀生的漁民、流民，怎麼辦？下海！做海賊！與其在陸地上飢寒而死，不如到海上去撞撞運氣。

除了死裡求生，發財夢也是下海的另一個重要理由。當時明朝斷絕了官方的朝貢交易，導致海盜走私團夥日漸猖獗，中國的生絲、棉布、陶瓷、藥品等，都是日本的搶手貨，日本不少富商、無賴也打起了做海賊賺取厚利的算盤。不僅僅如此，海賊的背後還有大名的資助和庇護。日本歷史學家井上清這樣定義「倭寇」：「從十三世紀初開始，九州和瀨戶內海沿岸富於冒險精神的武士和名主攜帶同夥，一方面到中國和朝鮮（高麗）進行和平貿易，同時也伺機變為海盜，掠奪沿岸居民。對方稱此為倭寇，大為恐怖。」

日本十九世紀著名學者佐藤信淵總結日本海賊的出處說：「從永正、大永時起，伊寧國因島、久留島、大島地方人士，飯田、大島、河野、脅屋、松島、村上、北浦各地人士，相繼渡海到海外，從事海賊勾當以富家室；並以野島領主村上圖書頭為議事之主，各集其所屬之浮浪人共三四百人，分乘大小十餘艘船，航行大海……剽掠近海諸邑，奪取種種財物器械，以富其家……致四國、九州濱海之諸浪人、漁夫、船夫、無賴等逐漸加入其行列，因而人數日多。後來，其眾竟有八九百人或超逾千人者。」

在明日朝貢貿易正常的百餘年內，倭寇到中國劫掠的次數並不很多，因為日本的將軍、大名為了保護航路也進行嚴打。在嘉靖中期明日朝貢貿易中斷以後，情況才為之大變。

明代，從日本到中國的船，一般都是在三月到五月從平戶的「五島」或薩摩出發，經過大小琉球（沖繩島和台灣），到達浙江、福建、廣東。當年日本遣唐使的船隻到中國，在海上要航行幾十天甚至數月，旅途之艱難駭人聽聞，我們在中學課本熟悉的著名遣唐留學生晁衡（阿倍仲麻呂），就是因遭遇風暴死於回國的路上。

而到了明代，人們對季風的知識已經日漸豐富，加上船隻的製造技術有了發展，從日本出發，如果掌握好風向，只要幾天就能順利到達中國。

《日本圖纂》上這樣描寫當時的日本船：「日本造船與中國異……其船底尖，能破浪，不畏橫風、鬥風，行使便易，數日即至也。」至於船的大小，從能載二三十人至六七十人不等，也有能載二百餘人的大船。

就這樣，一群又一群的日本海賊，滿懷對財富的渴望，乘風破浪地向大海彼岸進發—富裕而軟弱的中國，就是他們的目標。

2.真倭的姓名哪裡去了？

第一次看到倭寇的明代江浙沿海居民，沒有絲毫警惕性，像看動物園猴子一樣。

嘉靖三十二年夏，一個普通的早晨，浙江嘉興鹽邑縣早起趕海的老百姓驚奇地發現，一艘長八九丈的海船停泊在海灘，船上有六十幾個「髡頭鳥音」的怪人，還帶著槍刀弓矢。當地的巡海官軍百餘名圍了上去，問他們為何而來，無奈語言不通，只好搬出一張小木櫃鋪上紙，用筆交談，船上一個懂漢字的人寫道：「我們是日本人，從本國而來，停船是因為舵壞了，想問你們借點糧食，等修好舵就走。我們不是壞人，不要逼迫我們，不然我們就和你們拚命。」

海邊來了好多外國人！整個縣城的人都轟動了，扶老攜幼地趕去看稀罕，當時承平已久，老百姓都指指點點嘻嘻哈哈，沒有一個知道害怕。到了黃昏，突然之間，船上的日本人一起站起來，張弓射出燕尾利箭，把周圍的官軍全部射死。旁觀者這才知道是海賊，發一聲喊，哭爹喊娘地奔入城，趕緊關上城門開始防禦。

上述描寫出自嘉靖年間明人採九德的筆記《倭變事略》，採九德是浙江海寧人，耳聞目睹了許多倭寇之事並記錄成書。對於倭寇的侵擾，除了朝廷官方的記載，明代地方上不少文人都在私家著作中有所涉獵。

但是，倭寇雖來自日本，日本人的姓名卻很少在明朝史料上出現，大多為「二大王」、「倭酋」、「船主」之類模糊稱謂。筆者手上的資料中，能確定是「真倭」的只有「門多郎次郎」、「四助四郎」、「稽天新四郎」、「辛五郎」、「日向彥太郎」、「和泉細屋」、「善妙」、「莊公」等寥寥數人，而且這些名字不一定確切。

真倭姓名少見，除了後面要提到的有中國人假冒外，還有兩個原因。

在近代以前，大多數日本人只有名沒有姓，有姓的只有士族以上的階層，而且全日本也沒幾個姓，如著名的源氏、平氏等皇族姓氏。一直到明治八年（1875年），政府頒布了強制性的《苗字必稱令》，規定了「凡國民，必須起姓」，否則受罰。說來有趣，這一下，造成了日本姓氏天馬行空般地海量發展。據統計，現代日本的姓氏數目超過了十萬，而中國十三億人，加上少數民族的姓氏，才不過一萬出頭。

日本的姓氏複雜，即使是日本人自己也不能非常透徹地弄明白。不過，他們的名卻簡單得多。拿日本男子來說，名多以郎、夫、雄、男等字結尾，以表示威武、英俊、忠信。而且多有表示排行的標誌，長子叫太郎，二子叫次郎、二郎，排在第十一位的就叫余一郎。上面所說的幾個知名倭寇，日向彥太郎肯定是老大，辛五郎則是老五，善妙則是和尚的法號。

除了日本人姓名複雜怪異外，明代人對日本也了解太少，沒有語言翻譯。抓到真倭後，「赴官司訊問，言如鳥語，莫能辨也」。當時，分辨是否真倭的方法主要是看穿著、語言以及長相。如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倭寇侵擾上海地區，市民自發組織敢死隊數百人守城。當時正好漲潮水，倭寇不知深淺，輓著手在濠水中行動，準備連夜攻城，被潮水一夜之間淹死不少。第二天早晨，剩下的倭寇丟棄營壘從南浦逃走了。地方誌記載：「城中人見衣裾浮在水面，得六十七屍，皆受重創，頭顱腫大如鬥，口圓而小，色黝黑，知道都是真倭。」

千萬不要以為「髡頭跣足」的倭寇都是日本人，事實上，多半是假扮日本人的中國流賊。嘉靖年間危害最大的倭寇首領清一色是衣冠楚楚的中國冒險家。嘉靖一朝，前線報捷奏章往往有「斬獲真倭首級若干顆，從賊若干顆」的文字，真倭就是貨真價實的日本人，從賊則是沿海地區三教九流的中國人。

真倭和從賊比例是多少？《明史》稱：「大抵真倭十之三，從者十之七。」而萬曆年間編寫《虔台倭纂》的官員謝傑甚至發出絕望的驚呼：「海濱人人皆賊，誅之不可勝誅！」

3.剃頭梳髻的就是日本人？錯了。

當時一個崑山人被倭寇擄走五十幾天後逃生歸來，他向官府描述自己的所見所聞：「船上大概兩百個倭寇，有福建、溫州、台灣、寧波人，也有幾個安徽人。其中福建人最多，佔十之六七。梳著髻的日本人只有十幾個。」兩百個倭寇中，只有十幾個真倭，明史說的「十之三」看來還誇大了。

元末明初的倭寇以日本人為主，但到了嘉靖年間，倭寇的主力就是中國人了。

對假倭的身份問題，明人鄭曉是這樣總結的：「小民迫於貪酷，困於飢寒，相率入海從之。兇徒、逸囚、罷吏、黠僧，及衣冠失職、書生不得志、群不逞者，為之奸細，為之鄉道。弱者圖飽暖旦夕，強者忿臂欲洩其怒。」一句話：三教九流，無所不包。

拿當時最有名的幾個倭寇首領來說：王直和徐惟學原先是私鹽販子；王直的義子王滶（毛海峰）是走私犯；徐海原是杭州虎跑寺的和尚；許棟是逃跑的犯人；蕭顯、陳東則是不得志的書生。

書生也做賊？沒錯。看看下面這首詩：

「海霧曉開合，海風森復寒。衰顏歡薄酒，老眼傲驚湍。叢市人家近，平沙客路寬。明朝睛更好，飛翠潑征鞍。」

這首五言律詩詞句清麗，意境恬淡，大得唐詩三昧，作者就是一個不知名的書生倭寇。採九德在《倭變事略》中記載，他曾親眼見到一夥四十餘人的倭寇中，有個善卜筮的書生，專門出謀劃策，這首詩就是倭寇撤退後他題在廟壁上的。如此文採令採九德大為感慨：「觀此四十餘賊，亦有能題詠者，則倡亂者豈真倭黨哉？」

對中國人冒充真倭的問題，明代史料上的記載比比皆是。比如嘉靖壬子年，倭寇初犯漳州、泉州，僅有二百人，真倭佔十分之一，其餘都是福建浙江無賴之眾，頭頂剪髮而椎髻向後，「髮型」和真倭並不一樣。真倭和假倭打仗的時候一同作戰，打完仗則分開吃飯睡覺。《籌海圖編》直截了當地稱：「今之海寇，動計數萬，皆託言倭奴，而其實出於日本者不下數千，其餘皆中國之赤子無賴，孑入而附之耳。」

明代著名小說家馮夢龍在《喻世明言》裡有篇關於倭寇的故事，把假倭刻畫得惟妙惟肖：「原來倭寇逢著中國之人，也不盡數殺戮。其男子但是老弱，便加殺害；若是強壯的，就把來剃了頭髮，抹上油漆，假充倭子。每遇廝殺，便推他去當頭陣。官軍只要殺得一顆首級，便好領賞，平昔百姓中禿髮瘌痢，尚然被他割頭請功，況且見在戰陣上拿住，哪管真假，定然不饒的。這些剃頭的假倭子，自知左右是死，索性靠著倭勢，還有捱過幾日之理，所以一般行兇出力。那些真倭子，只等假倭擋過頭陣，自己都尾其後而出，所以官軍屢墮其計，不能取勝。」

4.海濱人人皆賊，誅之不可勝誅！

我們都知道狐假虎威的故事，假倭模仿日本人「髡頭跣足」，穿著日本服裝，連船都打造成日本船，除了扯大旗作虎皮外，還有個更重要的原因—掩蓋身份。生物學上叫做「模仿色」。

洪武三十年所頒的《大明律》對海外經商限制得很嚴格，它規定凡私自攜帶鐵貨、銅錢、緞匹、絲綿等違禁物下海，及與外番交易者一律處斬，而且禁止私人製造具有二桅以上的出海大船。而對於勾結外族的「謀反大逆」更是異常嚴厲：凡「謀反大逆」，一律首從皆凌遲處死，本宗親族祖父、父、子、孫、伯叔、兄弟、侄、堂兄，同居的異姓親族外祖父、岳父、女婿、家中奴僕，凡年滿十六歲以上皆斬。

為了不被誅九族，倭寇必須千方百計掩飾自己的出身。有明一代，造反起義者往往以綽號來掩飾真實姓名，像廣為人知的崇禎時期農民起義，起義領袖都用綽號：紫金梁、八大王、曹操、闖塌天、不沾泥、掃地王等等，包括著名的「闖王」。在東南沿海，就直接可以假扮日本人來掩飾身份。而對於地方官來說，自己轄區的人起來造反大大拖累政績，因此也樂於統統以「倭情」上報。

嘉靖年間持續到隆慶、萬曆年間的四十年，是明朝倭寇為害最烈的時期，史學界稱「嘉靖大倭寇」。在這一階段裡，從賊中「迫於貪酷，困於飢寒」的沿海小民才真正是倭寇的主體，而飢寒貧困的根源在於「片板不許下海」的海禁政策。

反過來說，嘉靖前期為什麼要實行嚴厲的禁海令呢？是因為正德年間少數葡萄牙走私販兼海盜對沿海城鎮、島嶼肆無忌憚地燒殺搶掠，加上中國海商和日本倭寇在浙江沿海進行的走私貿易，讓明政府感覺貿易會帶來「南方之禍」，才變本加厲地實施禁海，最嚴厲的時刻連捕魚都不允許。禁海令是標準的因噎廢食，雖然並不是禁海招來了日本倭寇，但可以肯定的是，是禁海令刺激出了更多的中國倭寇。

俗話說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東南濱海地區地瘠民貧，從宋元以來，當地居民一直將出海貿易視為衣食之源，海商、水手、造船、修理、搬運加上種種服務，可以說大海養活了起碼百萬計的沿海居民。在福建，有句話叫做：「海者，閩人之田。」一紙海禁令無情地把當地居民的「田」給剝奪了，飯碗跟著也砸了。在廣東，潮州、漳州地區一向是通商出海的發舶口，「潮漳以番舶為利」，不許貿易等於斷了他們的生計。對茫然失所的沿海居民來說，眼前擺著兩條路：要麼忍饑挨餓，要麼鋌而走險進行海上走私。

潑洗澡水連孩子一起潑了—禁海的弊端明擺著，當時有不少有見識的人都很擔憂。抗倭名將譚綸用了一個「老鼠洞」的比喻，說：「禁海越嚴，則獲利越厚，而趨之者愈眾。比如發現家裡有老鼠，一定要留一個洞，若是都堵上，連好的地方都能被老鼠穿破。」

禁海，罷日本朝貢，明朝這兩大舉措看似是不得已而為之，但是帶來的結果，反而是賠了夫人又折兵。

因為本鄉本土，所以倭寇在東南沿海地區擁有令人難以相信的支持。作戰時，屢屢發生看似荒唐的一幕：倭寇天時地利無所不佔，如魚得水。而代表正義之師的官軍，反而不受歡迎，舉步維艱。一些平民百姓甚至直接支援倭寇，參加過抗倭戰爭的明人萬表記錄道：「杭州城歇客的店家，明知是海賊，但貪圖其厚利，任其堆貨，且為打點護送。銅錢用以鑄火銑，用鉛制子彈，用硝造火藥，用鐵製刀槍……大船護送，關津不查不問，明送資賊。」「近地人民或送鮮貨，或饋酒米，或獻子女，絡繹不絕；邊衛之官，有獻紅被玉帶者……（與）五峰（即王直）素有交情，相逢則拜伏叩頭，甘心為其臣僕，為其送貨，一呼即往，自以為榮，矜上挾下，順逆不分，良惡莫辨。」

所以也難怪謝傑發出這樣的驚呼：「海濱人人皆賊，有誅之不可勝誅者，是則閩浙及廣之所同也。」曾任南京刑部尚書的王世貞則對潮州、漳州、惠州地區的「民寇一家」斷言為：「自節帥而有司，一身之外皆寇也！」除了總督巡撫等高級官員外，其他的人全是倭寇—這真是一幅令人絕望的場景。

對愈禁愈烈的海上走私，時人形象地諷刺道：「片板不許入海，艨瞳巨艦反蔽江而來；寸貨不許人番，子女玉帛恆滿載而去。」

全民皆寇，問題爛在自己根子上，難怪防不勝防誅不勝誅。倭寇就是一顆消耗元氣的腫瘤，一直伴隨著明王朝走向衰落。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網站簡介：
歷史春秋網（www.lishichunqiu.com）成立於2010年6月，是一個以歷史為核心的文化資訊門戶網站，提供中國古代歷史、政治軍事、經濟文化、中醫養生、書畫藝術、古董收藏、宗教哲學等內容。致力於傳承國學經典，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漢文帝雖未開疆拓土，卻是行仁政，養民生的好皇帝｜知史百家

歷史春秋網

漢文帝劉恆，西漢第三代皇帝，是漢高祖劉邦的第四子；母親薄姬，雖然在宮中地位不高，但處事淡泊，為人謹慎；劉恆七歲被封為代王，就國於偏遠的代地(今山西境)，薄氏也隨子就國，從此遠離宮幃是非之地。劉邦去世，呂后專權，劉邦諸子多為呂后所害。至呂后去世，劉邦諸子只剩下了淮南王劉長和代王劉恆。這也算是劉恆的避禍得福吧!

呂后八年(公元前180年)七月，呂后駕崩。九月，諸呂被太尉周勃、丞相陳平等諸臣誅除。因惠帝劉盈無子，而呂后所立少帝非惠帝之子，故被廢黜，經諸臣權衡，遂擁立代王劉恆繼承皇帝位，是為漢文帝。

漢文帝在位二十三年，其基本國策就是：休養生息。他在位其間，勵精圖治，從諫如流，把國家帶入了「文景之治」的繁榮時期。司馬遷在《史記.孝文本紀》中，是這樣評論漢文帝的：「漢興，至孝文四十有餘載，德至盛也。」就是說，漢朝立國至文帝己有四十餘年了，文帝治國，德行最好。一個有作為的皇帝，除了有符合實際的治國方略和用人之道外，必定還會有精闢的言論流傳於世。現從《史記.孝文本紀》中，選出部分可以古為今用劉恆語錄來，以資借鑑。

劉恆說法制：漢文帝前元元年(前179年)十二月，文帝在與大臣們討論司法問題時說：「法者，治之正也，所以禁暴而率善人也。今犯法已論，而使毋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為收帑，朕甚不取。其議之。」用今天的話說就是：「法令是治理國家的準繩，是用來制止暴行，引導人們向善的工具。如今犯罪的人已經被治罪，卻還要讓他們無罪的父母、妻兒和兄弟連坐並罰款，我認為這種做法很不可取。請討論。」他還說：「朕聞法正則民愨，罪當則民從。且夫牧民而導之善者，吏也。其既不能導，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反害於民為暴者也。何以禁之?」翻譯過來就是：「我聽說法令公正，百姓就忠；判罪得當，百姓就服。而管理百姓，並引導百姓向善的是官吏。如果官吏既不能引導百姓向善，又不能以法令為準繩公正地判罪，那就是在殆害百姓，並使之犯罪呀。還怎麼能談得上禁止犯罪?」

在討論時，對劉恆的這兩段語錄，司法大臣們也提出了不同看法，經過一番激烈的爭論，最終廢除了民怨極大的連坐罪以及向罪人收繳罰款的條文。遺憾的是，這只限於劉恆時代，以後仍連坐如初。到了明、清，連坐罪更是令人髮指了，朱棣在處死方孝孺時，還創造出一個株連十族的罪名。由此可知，在專制時代，百姓的命運完全繫於皇帝個人德行的好壞。

劉恆說自己：漢文帝前元二年十二月，在兩個月內連續出現兩次日食後，文帝即詔告各地官員：「…。令至，其悉思朕之過失，及知見思之所不及，匄以告朕。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因各飭其任職，務省繇費以便民。」直譯就是：「…。接到詔令後，你們都要認真想想我的過失，包括你們知道的、見到的、想到的，所有我做得不夠的地方，懇請你們告訴我。還要推舉賢良公正，能直言敢諫的人，來補正我的疏漏。因此，官員要履行各自的職責，減輕百姓的繇役，節省官府的費用，做利於民眾的事。」

古人認為：兩個月內連續出現兩次日食的異常天象，是上天在向天子示警，警告天子必需糾正過失。此時的漢文帝並沒有把責任推諉到別人身上，而是自責自糾並下詔讓官員幫助自己糾錯。這與後世那種文過飾非，把人禍歸罪於天災的作法相比較，簡直判若雲泥。

劉恆說批評：漢文帝前元三年三月，文帝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眾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用今天的話說是：「古代君王治理天下，在宮庭外設有進善言的旗幟和批評朝政的木牌，用來打通建言治國方略的途徑和招徠進諫的人。可是，現在的法令中，有誹謗領袖罪、妖言惑眾罪和顛覆政權罪，這就使得大臣們不敢完全說真話了，而做皇上的也就無法知道自己的過失了。這樣下去，又怎能招攬到天下賢良之士呢?政府應廢除這些阻礙言論自由的法律條文。……從今以後，都不能以任何言論來治罪。」

終文帝一朝，不以言論獲罪，始終堅持了下來。一個皇帝能倡導言論自由，並懂得言論自由對天子，對政府的好處，懂得「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堵，則氾濫，疏，則通暢。」的道理。這在封建王朝殊為可貴。可惜的是，這種言論自由在專制時代的存在都是短暫的。好的政策會因一人的存在而興盛，也會因一人的故去而廢止，即「人亡政息」。所以，言論自由在專制時代，從來都是曇花一現的(後重現於唐太宗朝)。沒有民主的社會制度作保證，哪裡會有言論的自由。

劉恆說農業：在漢文帝前元三年元月和前元十三年五月，文帝分別說過：「農，天下之本，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米。」「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勤身而有租稅之賦，是為本末者毋以異，其於勸農之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稅。」前一段語錄的意思是：「農業是天下的根本，我要開闢籍田(皇家的耕田)，親自帶頭耕種，生產供應宗廟祭祀用的穀物。」後一段語錄的意思是：「農業是天下的根本，沒有什麼比這更重要的了。現在農民辛勤地從事農業生產卻還要交納租稅，這就使務農和從商沒有區別了，這樣是不利於發展農業生產的。我們應當免除農田稅賦。」

在農耕文明時代，一個皇帝如果不重視農業，無異於動搖國家的根本。漢文帝能親自耕種籍田，瞭解農民之需求，提出減免農田之稅賦，作為一個高高在上的皇帝，實屬不易。難怪文帝一朝能夠五穀豐登，六畜興旺。

劉恆說生死：漢文帝後元七年(公元前157年)六月，文帝崩於未央宮，終年四十六歲。其遺詔曰：「朕聞蓋天下萬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者，奚可甚哀。當今之時，世咸嘉生而惡死，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甚不取。」「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毋禁取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者。」「毋發民男女哭臨宮殿。」「歸夫人以下至少使。」將以上遺詔合併解釋為：「我知道天下萬物的萌芽生長，最終沒有不死的。死是天地間的常理，是萬物間的自然規律，沒有必要過分悲哀。當今之時，社會上都是喜生而怕死，為了厚葬死者而不惜損家破業，為了服重孝而不惜傷及身體，這是我最不讚成的。我死之後，詔令天下官吏和百姓，從令到之日算起，服喪三日就可以除去喪服。三日後，恢復人們的正常生活，婚慶娛樂，飲酒吃肉，概不禁止。我的喪禮從簡，不要組織男女群眾到宮殿前來哭靈哀悼，以免影響他們的生活。下葬以後，後宮夫人以下的嬪妃一律遣散回各自的娘家。」多好的臨終囑咐啊!漢文帝至死都在提倡節儉，施行仁政。可惜他的兒子，也就是漢景帝劉啟，沒有聽得進去。劉恆死後，劉啟徵調了京城附近各縣的士卒一萬六千人，內史所統轄的京城士卒一萬五千人，去做安葬棺槨的挖土，填土等活計，辜負了他老子節儉辦喪事的一片苦心。

漢文帝劉恆在位二十三年，雖未開疆拓土，卻能倡節儉，薄徭賦，行仁政，養民生。漢初的社會經濟之所以能夠得以迅速恢復，百姓能夠安居樂業，漢文帝功莫大焉。劉恆確實是個好皇帝，尤其是兩千多年前那些充滿了仁愛和智慧的語錄，就是放在時下，也是值得執政者們認真研究研究的。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網站簡介：
歷史春秋網（www.lishichunqiu.com）成立於2010年6月，是一個以歷史為核心的文化資訊門戶網站，提供中國古代歷史、政治軍事、經濟文化、中醫養生、書畫藝術、古董收藏、宗教哲學等內容。致力於傳承國學經典，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大明皇帝與海盜合作　維持海洋控制權（一）
｜　知史百家

歷史春秋網

這是中華民族海權史上空前絕後的一頁。在國家公權力的支持下，「海盜」鄭芝龍終於成為中華帝國伸向海洋的矯健臂膀，200年來，中國人第一次重新奪回了海洋的發言權。已經與大海隔絕太久的黃土中國，終於迎來了一絲藍色的希望。

公元1633年10月22日，大明崇禎六年九月二十。

隆隆的砲聲劃破了金門的清晨。

這是這個島嶼有史以來所見過的最為猛烈的砲火。正在廝殺的60艘大型軍艦和近200艘小船，將料羅灣的海面變成了一片火海。

防守的一方，主力是9艘西洋式戰艦，懸掛著紅、白、藍三色旗。這是荷蘭王國剛剛改用的新國旗。除了西洋式主力戰艦外，這一方還有50多艘中國式帆船，這種船被稱為「戎克船」（Junk），據說是「船」字的閩南口音（jong）輾轉傳到西方而得，船上懸掛的卻是色彩鮮豔的媽祖旗，這是閩粵一帶海盜們的旗號。

進攻的一方，主力戰艦則是清一色的「戎克船」，足有50艘之多，船上飄揚著巨大的纛旗，大書大明帝國的國號。這50艘主力戰艦之外，是將近100條小船，滿載著硫磺硝石和稻草等物，居然全是火船。

這就是鄭芝龍率領的大明帝國海軍。

帝國海軍分為兩隊，包抄了灣內荷蘭人與海盜的混合艦隊。帝國海軍的主力艦兩舷，裝備著嶄新的英吉利進口大砲，這都是艦隊指揮官、五虎游擊鄭芝龍自費添置的。無論在數量上還是火力上，帝國海軍都佔據了絕對上風。100多艘火船則冒著炮火，順風飛槳，靠上敵方戰船，搭鉤放火。

不一會兒，荷艦Brounersheaven號起火焚毀，Slooterdijck號被俘獲，其餘荷艦均遭受重創。那些中國海盜船，則已經全部成為熊熊的火炬。荷軍司令、派駐福爾摩沙長官（台灣總督）普特曼斯（Hans　Putmans）無奈，下令能動的戰艦立即撤退。

此次戰役，史稱「金門料羅灣海戰」。這一戰，是荷蘭人東來後的第一大挫折，也奠定了鄭芝龍、鄭成功父子稱雄大洋的基礎。

入夥下海

年輕的鄭芝龍來到日本，投奔大海商兼大海盜李旦。不久，鄭芝龍娶了當地女子田川氏為妻，田川氏為鄭芝龍生下一子，取名福松，這就是日後大名鼎鼎的鄭成功。

鄭芝龍是福建泉州府南安石井鄉人。作為17世紀最具國際知名度的少數中國人之一，他的小名「一官」（Iquan，或Quon、Iquon、Iquam、Equan），頻繁地出現在歐洲文獻中。

鄭芝龍年少時為人豪放，「性情逸盪，不喜讀書，有膂力，好拳棒」，以勇力聞名鄉里。而且，他還是個帥哥，清人張遴白在《難遊錄》中說他「少年姣好」。

17歲左右，鄭芝龍離開泉州，到澳門投奔了舅舅黃程，學習經商，經常往來於澳門、日本、呂宋（今菲律賓）等地。這段時間裡，鄭芝龍不僅見了世面，而且學會了葡萄牙、荷蘭等語言，還接受了天主教洗禮，教名叫做尼古拉斯•加斯巴德（Nicholas　Gaspard）。這段時間，他除了學習經商之外，也兼職做翻譯，賺錢糊口。

不久，舅舅黃程有批貨需搭乘大海商李旦的船，送到日本平戶，便派鄭芝龍押送，這令鄭芝龍有機會結識了李旦。

李旦也是泉州人，是當時著名的海商，擁有自己的武裝船隊，因此也被明政府稱為海盜。

鄭芝龍很快就加入了李旦的海商集團。鄭芝龍還結識了顏思齊，這兩人都對他的一生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從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檔案分析，顏思齊是李旦的重要助手，負責李旦集團的軍事行動及在台灣的經營活動。顏思齊曾率領3000多漳州、泉州的貧民，到台灣的魍港（嘉義）拓殖，這是繼林道乾以來的首次大規模開發台灣。

在日本，年輕的鄭芝龍認識了一位當地女子田川氏，並結了婚。關於田川氏的出身，至今仍是個謎。有的資料說她是日本長崎王族的女兒，有的說是日本肥前平戶士人田川氏之女，也有的說是歸化日籍的泉州治匠翁翌皇從日本人田川氏領來的養女。總之，她被稱為田川氏，有時也被稱為翁氏。1624年，田川氏為鄭芝龍生下一子，取名福松，這就是日後大名鼎鼎的鄭成功。因為母系的日本血統，鄭成功在日本至今仍被看做民族英雄。

嶄露頭角

在收復澎湖的保衛戰背後，多方利益角逐，年輕的鄭芝龍為李旦擔任翻譯，周旋於明政府和荷蘭人之間，逐漸地成為集團內部引人注目的新星。

鄭芝龍入夥不久，就遇到了一次展現他語言才華的機會：李旦捲入了明政府收復澎湖的戰鬥，而鄭芝龍則成為這次軍事和外交衝突中的翻譯官。

1579年，荷蘭從西班牙的統治下獨立後，實行一邊倒的外交政策，緊緊依靠英國，兩國在1619年訂立了軍事同盟，聯手爭奪葡萄牙與西班牙的海上霸主地位。在遠東，英、荷兩國先後在1600年和1602年組建各自的東印度公司，積極拓張。1622年，雙方組成聯合艦隊，荷蘭海軍軍官雷爾生（Cornelis　Reyrsz）率領荷艦12艘、英艦4艘，共1024人，遠征東方。6月份，英荷聯軍與澳門的葡萄牙守軍爆發激戰，結果，兵力佔絕對優勢的英荷聯軍卻在水陸兩戰中均大敗。陸戰中，聯軍陣亡136人，受傷126人，被俘40人；而海戰中，1艘荷蘭軍艦被澳門砲台擊沉。英國人認為如此奇恥大辱，都是因為荷方洩漏軍情，憤怒之下，英軍將自己的4艘軍艦撤離。

澳門之戰雖敗，但英荷兩國依然在別的地方合作，以「海盜」式的作戰方式，到處襲擊葡、西兩國的殖民據點和海上航線，除了葡、西兩國商船被攻擊外，前往菲律賓的中國商船也遭襲擊，船上貨物均被英荷艦隊作為戰利品轉賣去日本。不久，葡萄牙手上只剩下澳門、西班牙手上則只剩下馬尼拉。

雷爾生率荷蘭艦隊在澳門戰敗後，聽從副將高文律（Kobenloet）的建議，於1622年7月11日占據了不設防的澎湖群島，乾脆當起了穿制服的海盜，在附近各島上燒殺擄掠。在這一地區有著巨大商業利益的李旦，也損失慘重。他開始了穿梭外交，在明政府和荷蘭人之間進行斡旋，而年輕的鄭芝龍便以助手和翻譯的身份，參與了這次談判。這應該是鄭芝龍第一次如此親歷複雜的多邊利益整合。

談判的結果是，如果荷蘭人能夠撤離並拆除要塞，明政府將不干涉他們佔領「大員」（台南，後來泛指台灣），同時默許荷蘭商船到福建貿易。

佔領台灣，這是荷蘭人朝思暮想的利益。他們立即自行拆毀了澎湖城塞和砲台，在1624年8月26日，登陸鹿耳門，在台南的安平（今安平古堡，鄭芝龍在福建晉江的據點也稱安平，易混淆）建立了據點，開始了在台灣長達38年的盤踞。而李旦也因此成為荷蘭人比較信任的貿易夥伴。嶄露頭角的鄭芝龍在李旦、顏思齊集團中的地位日益重要。

迅速崛起

鄭芝龍接替了顏思齊的地位後，其行為卻完全有別於別的海盜，「所到地方，但令報水，而未嘗殺人」，一時聲望大著，人心思歸……
（三之一，待續）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網站簡介：
歷史春秋網（www.lishichunqiu.com）成立於2010年6月，是一個以歷史為核心的文化資訊門戶網站，提供中國古代歷史、政治軍事、經濟文化、中醫養生、書畫藝術、古董收藏、宗教哲學等內容。致力於傳承國學經典，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