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知史 武則天顛覆古代政治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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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子之爭
　　
武皇后終於如願以償，成為了武天後，而且從幕後走到台前，成功打造了「二聖臨朝」的局面。但武後想要在宮廷權力鬥爭中走得更遠，就必然和當朝太子發生矛盾衝突。故太子李弘突然病死，武則天的二兒子李賢接受了冊立，成為新的太子。沒有想到的李賢後來竟然因為企圖謀反，被廢為庶人。人們都說，是武則天安排導演了這一切。這背後發生了什麼事情，讓她能夠如此狠心呢？
　　
高宗想遜位給武則天，遭到群臣反對。這件事使武則天產生了我也可以做皇帝的念頭。而一旦有了這個念頭之後，武則天看待自己的兒子的角度就不一樣了。如果說他們母子之間原先還只是權力之爭的話，那麼這個時候就已經演變成為皇位之爭了。
　　
太子李弘暴薨
　　
太子李弘是在武則天入宮兩年以後在昭儀位置上生的。他是武則天坐穩位置的重要的一個砝碼。武則天對他寄予厚望。後來李弘成為太子，武則天又成為天後，這母子兩個人，他們的地位是可以互相保障的，大權不可能旁落。為什麼武則天這個時候會轉過頭來對付她的親生兒子呢？
　　
因為有一件事發生了，致使母子之間產生了裂痕。武則天幫助唐高宗打理朝政，那個時候宮中稱為二聖，和高宗比肩而立，很多國家政事是武則天來處理的。武則天希望這個兒子成為她的助手，但李弘卻開始有一些和母后不和諧的行為。
　　
咸亨二年，高宗帶著天後武氏，他們一班君臣到洛陽去了，李弘就以太子的身份進行監國，代理朝政。
　　
有一天李弘走到了掖庭宮。在那裡，李弘見到了他的兩個姐姐，蕭淑妃為唐高宗生的兩個女兒，義陽公主，宣城公主。這兩位公主被幽閉在宮中十幾年之久，不讓見人，後來連話都不會說了。李弘看到她們，惻隱之心油然而生了。李弘給唐高宗打了一份報告，希望能夠可憐這兩位姐姐，把她們放出來許配給人家。武則天是氣不打一處來。本來這個事情，十幾年過去了，可能人們都已經忘掉了這件事，現在太子弘又把這個事情給提出來，而且把我武則天作惡人的一面也給放大了。所以這對武則天的心裡是一個很大的衝擊。這是一個比較集中的導火線。

上元二年，高宗和武則天帶著太子一起去洛州巡幸，突然太子暴薨於宮中的綺雲殿。關於李弘之死，《新唐書·武則天皇后傳》中說「蕭妃女義陽、宣城公主幽掖庭，幾四十不嫁，太子弘言於帝，後怒，鴆殺弘」。《新唐書·高宗本紀》也是非常明確記載，武則天殺了太子弘，一點都不含糊。
　　
在674年前後，高宗身體情況更加糟糕，動過念頭，要把皇位禪讓給這個太子李弘。而恰恰在高宗有了這個念頭的時候，李弘就莫名其妙地去世了，暴薨，所以給後人的想象空間是非常大。
　　
但我認為，李弘之死是武則天下的手這結論有問題。不，他是病死的。首先我們根據《舊唐書》的記載，李弘的身體一直就不好，他得了一種病，當時就叫做「癆瘵」，用今天的話就是肺結核病，那在當時是很難治療的。其次太子李弘和武則天之間的矛盾，並不足以讓武則天要下決心把兒子給殺了。說武則天想當皇帝，急急忙忙把太子李弘給害死了，這是宋朝人的思維，《舊唐書》和《新唐書》上面的記載不太一樣。
　　
司馬光在《資治通鑒》里採取的說法比較籠統，「時人以為天後鴆之也」。也就是說，司馬光沒有自己做結論，我想這是比較慎重的說法。一千多年後，我們在敦煌的殘卷中，發現了武則天為孝敬皇帝寫的七萬多卷的《一切道經》。所以史學家們認為武則天的這種悲痛是真實的。
　　
廢黜太子李賢
　　
太子李弘死了以後，很快第二個太子就被確立下來了，那就是武則天的二兒子李賢。李賢在武則天的兒子當中，是一個文武雙全，天分極高的人。在被立為太子之後，還做了一件很有文化品位的事情，那就是注了《後漢書》。清朝學者王先謙認為李賢召集的人對《後漢書》的注，不亞於大學者顏師古對班固《漢書》作的注。
　　
李賢注《後漢書》背後貫穿著很重要的政治意圖。他們大量地羅列兩漢歷史上女主幹政的事情，說當初呂后把戚夫人做成人彘。這很讓人容易聯想起武則天對待王皇后、蕭淑妃骨醉之刑。尤其是這班文人在評論東漢女主干政的時候，專門強調了一句話，「外言不入於閫，內言不出於閫。」這就讓人想起武則天，當初褚遂良不同意她做皇后的時候，她居然直接跳出來開罵了，內外言不相干的這個規矩完全破壞掉了。
　　
更讓武則天受不了的事情，就是那個時候高宗的身體狀況是越來越惡化了，實在是干不動了，就想遜位給武則天。把權力交給武則天跟交給兒子是不一樣的，我想，高宗還沒有完全死心就此退出歷史舞台。但是太子背後有一種力量，這批人堅決反對，直截了當地對高宗說，「陛下奈何不傳子孫，而委之天後乎？」這件事情，後來就在眾大臣的反對當中不了了之了。

但這事對她有一個很深刻的影響，就是讓她從此萌生了我也可以做皇帝直接執掌皇權的念頭。說武則天想當皇帝的念頭什麼時候開始有，我寧願把它放在這個時候。而一旦有了這個念頭之後，就像魔鬼(被)放出了瓶子以後，收回來很困難，所以武則天看待自己的兒子的時候，她的角度就不一樣了。如果說他們母子之間原先還只是權力之爭的話，那麼這個時候就已經演變成為皇位之爭了。
　　
武則天親自操刀寫了兩本書給他，一本《少陽政範》說，你處於太子之位的人，該如何找準你自己的位置。還編一部書《孝子傳》給他，你應該做一個孝子，其實是嚴重地告誡他。
　　
您瞧瞧，武則天和李賢雙方對抗的時候，都是用寫書來打仗。這個李賢畢竟沒有經過太大的政治風浪，在武則天這種威權之下，他的表現就有點失常，開始放縱自己，縱情聲色。據說當時李賢有一個男寵趙道生，李賢賞賜了很多的金銀財寶給他。武則天當然不能放過這個機會，就上報給唐高宗。趙道生就是一個缺口。武則天就讓趙道生來承認，太子要謀反，太子的東宮藏了很多武器。
　　
唐高宗下令成立一個專案組對李賢進行了調查。後來這個專案組在武則天授意之下果然就在太子宮中的馬房中搜出來幾百領的皂甲，這個謀反的罪證就坐實了。
　　
公元680年，李賢被廢庶人，幽閉宮中，政治生涯徹底終止。武則天還不甘就此罷休。她又把太子私藏的那些甲冑搬出來，搬到洛陽城郊的天津橋南當眾燒燬，把這個太子的謀反的罪行曝光於天下。最後，李賢被安排到巴州重慶地方禁閉了起來，文明元年，就是武則天臨朝稱制的時候，武則天派將軍丘神績到巴州去，逼令李賢自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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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國運動史，那些有趣的古代體育運動（二）| 長知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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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陸棄
　　
射箭、賽馬，歷史最悠久的體育運動
　　
射箭與賽馬，是古代歷史最悠久的運動之一。至少在兩萬八千年前，中國人就發明瞭弓箭，當然那個時候還是石器時代，發明的是石箭頭。弓箭的發明，可以遠距離對付野獸，也可以遠距離對敵人造成殺傷。所以從遠古時候起，弓箭都是不可或少的攻擊武器。
　　
到了夏朝時，中國進入奴隸社會，國家有了專門教習射箭的機構，名叫「序」，商周時期關於教習射箭的機構得到延續，儒家有「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其中的射就是指射箭。儒家鼻祖孔夫子，其實還是一位射箭高手和駕車高手，文武全才的人物，不然他如何教育他的學生們。周朝時還發明瞭射禮，分為大射、賓射、燕射、鄉射等，使射箭成為一種帶有文化氣息的表演藝術。弓箭從遠古一直到清朝，都是戰場上最重要的武器，不曾斷絕。關於射箭還形成了理論，比如「李將軍射法」、「魏氏射法」等，神射手更是曾出不窮，比如先秦時的養由基、紀昌、逢蒙，漢朝的李廣，三國的黃忠，隋唐裡的王伯當，水滸傳中的花榮等。傳說中的后羿還能射太陽，神的離譜。

賽馬也是一種古老的體育運動，早在一萬五千年前古人類的壁畫中就出現了馬的形象。不過，馬最早是用來吃的，後來才經馴化用來馱東西、耕種、騎行。馬在古代交通運輸上佔有重要的地位，在軍事上的作用更為明顯。一匹好馬，可幫助戰士戰勝敵人，三國時的關羽就因為騎術高明，騎的馬快，速斬了袁紹的大將顏良、文醜。戰國時的趙國，靠了「胡服騎射」改革，才成為七雄之一。善於相馬的孫伯陽，被稱為伯樂。因為馬的重要性，賽馬成為古代最受重視的體育運動，最著名的賽馬故事，是在春秋戰國時期孫臏幫助田忌賽馬的故事。馬還被廣泛應用於古代驛站，日行千里或是幾百里的馬匹，被成為寶馬良駒。
　　
舉重運動，秦武王為弘揚該項運動而死
　　
舉重運動的歷史也非常悠久，在冷兵器時代，力量非常重要，所謂「一力降十會」，擁有強大的力量，在戰場上戰勝敵人將發揮巨大作用。為了練習力量，古代發明瞭舉重運動。古代的舉重，舉的重物不同，有的舉鼎，有的舉石鎖，秦朝的秦武王是最重視舉重的諸侯王，他重用的大臣，多是力量型的舉重高手，比如任鄙、烏獲、孟說等，秦武王本人也是一位大力士，不過在一次舉重比賽中，他失手將自己砸傷而死。

歷史的舉重大力士數不勝數，除了秦國的大力士們外，孔子的父親叔梁紇便是一位舉重大力士，曾經力舉千斤閘，秦末的項羽便是一位力大可拔山兮的大力士，力能扛鼎便是他的傑作。三國中的呂布、典韋、許褚、關羽，隋唐時的雄闊海、李元霸、羅士信，水滸中的武松、魯智深等，都是力量型的高手。古代考武舉人，力量是最重要的一項比試本領，最重的巨石，有三百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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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朝代的建立者：夏啟｜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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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史稱夏啟，生卒年不詳，大禹子。禹病死後繼位，成為中國歷史上由「禪讓制」變為「世襲制」的第一人。在位9年，病死，葬於安邑附近。

屈原的《天問》中說，禹巡治洪水，走遍四方，一次，偶然與塗山氏相遇於台桑，旋即分別。懷孕的塗山氏女在傷念中生下啟後就死了。所以，啟生下來就失去了母親，是個苦孩子。禹死後，啟破壞了禪讓制，自行襲位，建立了我國歷史上第一個朝代-----夏。從此，原始社會宣告結束，開始了奴隸社會，啟也成為我國歷史上第一個帝王（有的史學家認為禹是第一個帝王）。他放棄陽翟，西遷到大夏（今汾澮流域），建都安邑（今山西省夏縣西）。

「夏啟」身份新說

許風申

一、從對「夏啟」評價的分歧說起
夏啟作為我國歷史上第一個朝代的建立者，無論是從歷史文獻記載還是從學者研究的角度來看，啟為禹之子似乎已成定論。但就是這樣的一個傳說中的人物，歷史評價卻褒貶不一。

《孟子·萬章上》說：「丹朱（堯之子）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啟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與不肖，皆天地也。非人之所能為也。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孟子·萬章上》還提到，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啟，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啟，曰：「吾君之子也。」《呂氏春秋·先己篇》中也說，夏後啟與有扈氏戰於甘澤而不勝，六卿請復之，夏後伯啟曰：「不可，吾地不淺，吾民不寡，戰而不勝，是吾德薄而教不善也。」於是處不重席，食不貳味，琴瑟不張，鐘鼓不修，子女不飭，親親長長，尊賢使能，期年而有扈氏服。

上述啟賢的說法，經過司馬遷《史記·夏本紀》固定下來，在大多數人看來，啟稟承天命，贊繼大禹之道，順利地實現從禪讓走向世襲，實在是眾望所歸，啟無疑是歷史一個重德修賢的聖明君主。

即使在神話傳述中，啟也是一個神通廣大，能與天帝交通的聖賢之神。《山海經·大荒西經》中說：「西南海之外，赤水之南，流沙之西，有人珥兩青蛇，乘兩龍，名曰夏後開。開上三嬪於天，得《九辯》與《九歌》以下。此天穆之野，高二千仞。開焉得始歌《九招》。」《楚辭補註》對此解釋說：「九辨九歌，禹樂也。言禹能平治水土，以有天下。啟能承先志，贊敘其業，育養品族，故九州之物皆可辨數，九故之德皆有次序而可歌也。」

但我們同樣注意到歷史文獻與傳說中對啟的評價卻有截然相反的一面。《戰國策·燕策一》說：「禹授益而以啟為吏。及老，而以為啟為不足任天下，傳之益也。啟與支黨攻益而奪之天下。」《墨子·非樂上》說：「啟乃淫溢康樂，野於飲食，將將銘，莧磬以力。湛濁於酒，渝食於野，萬舞翼翼，章聞於大，天用弗式。」《淮南子·齊俗篇》中說：「昔有扈氏為義而亡。」高誘注曰：「有扈，夏啟之庶兄也。以堯舜舉賢，禹獨與子，故伐啟，啟亡之。」總之，夏啟似乎又成了一個不足以任天下的德薄之人，他破壞了原有的禪讓制度，將天下變成私有，繼位後又淫逸無度，黨同伐異，實在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無恥之徒。

為什麼歷史上的啟為什麼會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評價呢？除了古史辨學者顧頡剛先生所指出的先秦諸家為了宣傳自己的學說思想而「競奇鬥巧」的因素外，是不是還有另外一種可能呢？



二、「杜宇、鱉靈」神話的啟示
古代蜀地，同樣流傳著一個「鱉靈」治水的故事。

《太平御覽》卷八八八引漢時揚雄所著《蜀王本紀》說：

蜀王之先名蠶叢，……後有一男子名曰杜宇，從天墮止朱提，有一女子名利，從江源地井中出，為杜宇妻。宇自立為蜀王，號曰望帝，治汶山下，邑郫，化民往往復出。望帝積百餘歲，荊有一人名鰲靈，其屍亡去，荊人求之不得，鱉靈屍至蜀復生，蜀王以為相。時玉山出水，若堯之洪水，望帝不能治水，使鰲靈決玉山，民得陸處。鱉靈治水去後，望帝與其妻通，帝自以薄德，不如鱉靈，委國授鱉靈而去，如堯之禪舜。鱉靈即位，號曰開明。

關於這則神話，早有學者懷疑它和堯舜禪讓、大禹治水等傳說之間的關係。童書業先生認為這段故事顯然就是雜採中原神話編造而成，所謂杜宇就是禹，而鱉靈就是鯀。近來又有學者懷疑鯀、禹、啟就是該神話中的鱉靈，並判定鯀、禹治水和鱉靈治水的神話是同一神話分化的結果。

探討兩則神話間的相互影響關係，顯然已超出了本文的範圍。真正引起我們注意的是此則神話中提到的杜宇、鱉靈禪讓的原因：鱉靈治水，望帝卻乘機與其妻私通，自以為薄德，於是委國授鱉靈而去。其它歷史文獻上也有相大致相同的記載，《說文解字·四上》說：「蜀王望帝淫其相妻，慚亡去，為子巂（規）鳥，故蜀人聞子巂鳴，皆起雲望帝。」《華陽國志·蜀志》也說：「望帝使鱉冷（靈）治水，而淫其妻。冷還，帝慚……。法堯舜禪授之義，遂禪位於開明。」

杜宇與鱉靈作為蜀人的祖先，同為後世人們所敬重。至今在郫縣西南一里多路，還可見到望業地祠的遺蹟。有望帝陵和業帝陵，兩陵相對，以前人們在這裡祭祀望帝（杜宇）和業帝（鱉靈），祀典極為隆崇。但兩人關係實在曖昧難辨，上所引《蜀王本紀》說：「望帝去時，子歸鳴，故蜀人悲子歸鳴而思望帝」。《說郛合刊》卷六十輯《寰宇記》說：「望帝自逃之後，欲復位不得，死化為鵑。每春月間，晝夜悲鳴。蜀人聞之，曰‘我帝魂也’。」後人多疑杜鵑有冤，恐怕杜宇、鱉靈禪讓故事背後隱藏著一場嚴重的政治鬥爭。所謂杜宇和鱉靈妻私通的說法，難道是承繼杜宇的鱉靈或其開明王朝為貶低杜宇而偽造出來的，還是真有其事？古史渺遠，我們不得而知。但無疑，禪讓傳說並非像我們以前想像的那麼簡單。

再回到我們先前的話題，結合我們大家所熟知的堯舜禹禪讓傳說來看，如果說《蜀王本紀》中所記載的鱉靈就是禹的原型，那麼故事中的另一個重要人物杜宇又會是誰呢？我們不妨假定他就是舜，看看接下來會有什麼情況發生。



三、舜禹「禪讓」傳說的推原
舜在承繼堯的帝位以後，首先借治水無功、不用帝命的名義除掉了意欲造反的鯀，將其殛之於羽山。這也就是《書·洪範》所說的，「昔鯀堙洪水，汩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敘。」鯀則殛死，禹乃嗣興。關於禹興的原因，《淮南子·原道篇》說：「昔者夏鯀作三仞之城，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禹之天下之叛也，乃壞城平池，散財物焚甲兵，施之以德。海外賓伏，四海納職。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由此可見，禹通過思父之非，修德保民，又重新獲得了民眾的擁戴。這使舜又重新感受到了來自禹復興對自己權勢所帶來的嚴重威脅，為了根絕後患，舜於是精心策劃了一場「借雞生蛋」的好戲。

舜命禹繼續治水，《書·皋陶謨》大禹曾這樣說：「予創若時，娶於塗山，辛壬癸甲，啟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關於其中「辛壬癸甲」四字，孔安國解釋為：「辛日娶妻，至於甲四日，復往治水。」後來學者多從此論。表面看來，似乎是大禹為了完成治水任務，新婚三天便捨棄婚妻子，急急忙忙踏上治水的徵程。而後，啟十月而生。世上難道竟然有這樣的巧合？

我們推測，實際上可能是禹難違帝命，間不容髮。《史記·夏本紀》說：「禹傷先人父鯀功之不成受誅，乃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舜借治水之故，將禹支開，乘此機會機與禹的妻子塗山氏私通，生下了後來的啟。原來所謂的「啟」竟然是舜帝之子！

重新明確了啟的身份，那麼以後的諸多迷團也就迎刃而解了。《楚辭·天問》洪興祖補註引《淮南子》說：「禹治鴻水，通轘轅山，化為熊，謂塗山氏曰：‘欲餉，聞鼓聲乃來。’禹跳石，誤中鼓。塗山氏往，見禹方作熊，慚而去。至嵩高山下化為石。禹曰：‘歸我子！’石破北方而生啟。」清代學者馬驌《繹史》卷十二引《隨巢子》也說：「禹娶塗山，治鴻水，通轅轘轅山，化為熊，塗山氏見之，慚而去，至嵩高山下化為石。禹曰：‘歸我子！’石破北方而生啟。」實際上，這則母死子出的神話核心並不是啟的出生，而在於禹妻的化石而死。塗山氏見到自己的夫君，羞愧於自己的行徑，觸山而死，這才是事情的真相。

接下來的事情就順理成章了，舜帝因為其子商均不肖，又以禹治水功高，且能平定三苗之亂，所以便作個順水人情，「薦禹於天，為嗣。」這樣既滿足了禹的要求，又達到了自己的目的。但世上沒有不透風的牆，舜帝這一看似完美的計畫不幸被禹的同姓諸侯有扈氏所知，所以他極力反對禹傳位於啟。這時的禹進退兩難，雖然懷疑啟的出身，但遠古時代不像現在可以有條件作個親子鑑定，況且自己只有啟這一個名義上兒子，只得盡力平息這一謠傳。所以《莊子·人間世》說：「禹攻有扈，國為虛厲，身為刑戮。」至於啟是否真為自己所生，只能憑由天命了，如上引《戰國策·燕策一》所說：「禹授益而以啟為吏。及老，而以為啟為不足任天下，傳之益也。啟與支黨攻益而奪之天下。」啟由於得雙方的共同支持，所以「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啟，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啟，曰：「吾君之子也。」於是，夏啟作為「兩君之子」便順利地繼承了王位。

可是那個有扈氏仍然不知好歹，繼續散佈啟為舜的所謂「謠言」。這是夏啟絕不能容忍的，這也就是《書·甘誓》所說的有扈氏不服，啟伐之。（啟）大戰於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事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剿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左不故於左，汝不恭命；右不故於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予則孥戮汝！」《淮南子·齊俗篇》說：「昔有扈氏為義而亡。」高誘注曰：有扈，夏啟之庶兄也。以堯舜舉賢，禹獨與子，故伐啟，啟亡之。其實有扈氏也有自己的打算，無非是想借此證明自己才是禹的真正後代，從而獲得對整個部族的控制權，但由於實力不濟，最終被夏啟所滅。

說到這裡，我們同樣可以明白，歷史上夏朝初期「太康失國」以後，為什麼少康最終借助舜的後代姚姓有虞氏國的力量來實現復國的願望，其中的原因恐怕也得追溯到他的曾祖啟的特殊身份上罷了。

必須聲明，啟為舜之子只不過是我們根據古史傳說材料所提出的一個假說，雖然有擺弄古史材料之嫌，但這樣的一個假說對於我們理解傳說時代的歷史是不是毫無意義呢？



四、「夏啟」身份假說的意義
舜是神話中的帝嚳和殷民族祭典中的高祖俊，這一點已被郭沫若等學者通過甲骨文研究所證實，大多數學者認為舜就是東夷殷民族傳說中的祖先。鯀禹是西羌夏民族傳說中的祖先，也被許多學者通過禹的出生地與巴蜀關係所證明。從歷史發展的角度來看，兩個民族的交合融匯以及相互勢力的此消彼長無疑是「禪讓」制度源起的重要因素，治理水患與共同對付南方三苗集團則是他們聯合的基礎。我個人認為，所謂「禪讓」制無非是兩個民族輪流執掌權力的形式。

其實，這一看似「和平」的禪讓形式背後隱藏著卻是雙方民族勢力的對比。即使堯舜禪讓的傳說，也並不是像先前儒家所宣傳的那樣充滿道德化的色彩。史載堯帝統治時期，「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逼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堯帝實在沒有辦法來安定天下，只得讓位於舜。而舜也決非一般平民，《史記·夏本紀》說：「舜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漁雷澤，雷澤上人皆讓居；陶河濱，河濱器皆不苦窳。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根據《史記·正義》引周禮郊野法云「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如果我們按一夫一家四口來計算，舜儼然是一個擁有萬人之眾的部落首領，這在當時實在是一個龐大的新興勢力集團，所以《屍子》上說：「舜一徙成邑，再徙察國。堯聞其賢，徵之草茅之中，與之語禮樂而不逆，與之語政至簡而易行，與之語道廣大而不親信。於是妻之以媓，媵之以娥，九子事之而托天下焉。」堯舜之間正是通過聯姻這種方式順利地實現了權力的轉接與過渡，至於後來的舜逼堯之說，可能只是出於堯邦頑固分子的一種藉口罷了。

而在東夷民族首領舜即將執掌權力的時候，這種情況發生了變化，夏民族的首領鯀企圖憑藉自己的實力打破這種平衡局面，如《呂氏春秋·行論》所言：「堯以天下讓舜，鯀為諸侯，怒於堯曰：「得天下之道者為帝，得帝之道者為三公。今我得帝之道，而不以我為三公。「以堯為失論，欲得三公，怒甚猛獸，欲以為亂。比獸之角能以為城，舉其尾能以為旌，召之不來，仿佯於野以患帝。舜於是殛之羽山，副之以吳刀。」舜帝在平息鯀的叛亂之後，又利用自己的地位和權勢，成功地自己的親生兒子嫁接到夏禹民族之中，最後通過禪位與禹的方式，從而確立了啟作為天下共主的地位。夷夏兩個民族皆歌「吾君之子」，共同生活在一個貌似合理的統一體系之中，進一步加快了民族融合的腳步。同時，也順利地實現了從「禪讓」到「世襲」的轉變，為中國早期第一個國家的建立創造了條件。

至於，我們前面提到的關於啟的不同評價，現在也許有了一比較明確的答案，那就是後來夷夏民族對早期歷史的不同陳述。在理解古史傳說方面，不同的民族背景是不是我們應該可以考慮的一個重要因素呢？

要之，正是舜帝的不光採行徑完成了夷夏兩個民族的真正意義上的第一次融合。從長遠角度來看，有點「小眚不掩大德」的意味，畢竟這種所謂的「和平」演變比血腥的民族爭鬥和互相屠戮更為可取一些。本文所謂「夏啟」身份新說雖然難免紕漏，但對於我們理解古史中「禪讓制」向「世襲」的轉變以及早期的民族融合進程，無疑提供了一條可能借鑑與重新思考的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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