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環街市裝修後重開，人頭湧湧好不熱鬧。

第一代的中環街市，最早建於1842年。旁邊的砵典乍街紀念第一位香港總督——砵甸乍爵士。這個教科書上讀到的名字，今天還變成了酒店的名字（石板街酒店英文名就是Pottinger Hotel）。

19世紀英國所向披靡，鴉片戰爭與南京條約象徵清朝敲起喪鐘。當耆英與砵甸乍於1843年6月26日在香港就《南京條約》換約，砵甸乍遂正式成為香港首任總督。

鴉片戰爭爆發後不久，日本也遇上跟清朝一樣的麻煩。1853年，美國艦隊司令Perry率領四首軍艦駛入江戶灣（東京灣），在日本引起的騷動不亞於13年前英國軍艦到達大沽口。

當時手日本民間流傳這首歌謠：

「泰平の眠りを覚ます上喜撰、たった四杯で夜も眠れず」

歌謠中的「上喜撰」，本來是一種京都宇治出產高級綠茶的名稱。由於跟「蒸氣船」的讀音「じょうきせん」一模一樣，用諧音諷刺幕府必須面對現實，不能再裝睡。

歌謠表面說喝四杯「上喜撰」會徹夜難眠，實際上是諷刺四條蒸氣船的到來，從此將令德川幕府不得繼續安眠。

德川幕府面對Perry送來的國書，神態猶如清道光帝手持巴麥尊致中國宰相書。第二年，德川幕府在武力的威逼下終於接受美方條件，簽訂條約被迫開國。

缺口打開後，禍患洶湧而至。至1858年，日本與多國簽定不平等條約。西方國家由此獲得領事裁判權、片面最惠國待遇、協定關稅、設定租界等不平等權益，除了割地賠款，日本跟中國「享受」同等待遇。

一個民族在歷史或者會經歷多次失敗。失敗並不可怕，日本的失敗雖然帶來各種災難，但以時間為主軸的歷史，給世界上任何民族東山再起的機會。

日本證明避免交戰減少損失，也是明智選擇。即使定立不平等條約，也不變得一直沉淪下去。

假如清朝迎戰必敗，盡早與英國締結相對有利的和約是否方為上策？

如果根據這一判斷，清朝早就不應抵抗，英國軍艦開到中國海馬上就應該投降。再根據這一個邏輯，戰場上曾經英勇抵抗的將領的血都是白流。

失敗的民族仍有機會再度輝煌，關鍵在於戰後的奮發。

歷史系舊同學指出，北京大學歷史系的茅海建教授《天朝的崩潰》是當年中文大學歷史系劉義章教授力推的好書，是研究近代中外關係的必備讀物。好多讀歷史的同學、研習近代中國歷史的網友都讀過了。

雖然這是他80年代的論文結集，並早於1995年成書，並不影響40年後的今天重新閱讀的價值。

以前讀高中，「政治腐敗」四個字概括了清朝當時的環境。到底道光皇帝、林則徐、琦善、奕山、耆英對世界認知如何？他們當時立場如何？他們的醒覺與反應，是否能跟上時局變化？關於這些深入的內容，這些年來，我都沒有仔細思考過。

冷兵器對熱兵器，不是士氣問題，不是軍心問題。落伍守舊又迷信無知的民族，在文明利器的摧殘下，根本不可能翻身。每一場戰役的仔細描寫，看到的是驚心動魄血流成河、一次又一次注定速亡。

大量資料佐證目不暇給，好睇過偵探小說。

我自己做功課，節錄了幾千字茅海建式歷史觀。謹摘錄其中一段關於「條約平等」之語，分享各位：

//若從具體條款來看，南京條約之所以不平等，主要是三項內容：割地、賠款、赦免漢奸。其中釋放英國囚犯合乎當時和現在的國際慣例，至於平等國交，其實是不平等條約中的平等條款。

另外還有三項規定：五口通商、廢除行商、新定稅制，這些關於經濟貿易條款也比較難界定平等或不平等。從社會經濟發展歷史角度來看，一口通商，行商制度束縛中國貿易發展，不理中國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轉向市場交換的工商經濟；廣州的關稅由官吏和行商操縱，使每一次關稅都成為討價還價灰色交易，外商受害國家無利，這些還要保留？

理論上來說最佳方案是清朝政府自身改革，作好內部準備主動開放，並在具體做法與國際接軌。但在歷史現實中，這種可能性等於零。

後來歷史證明，西方衝擊了中國舊有模式，民眾的物產和生活為之大受損害，當中有出現前所未有的種種社會經濟現象。表面上作為英國戰爭目的，卻反映了把中國納入世界貿易體系的企圖，令中國在毫無準備和放被情況下開放。這對中國有不利一面，但在客觀上為中國提供擺脫循環新途徑。從短期上觀察，負面作用大於正面效應，以從長期來看，負面再用不斷退隱，正面效應逐漸生長。

到了20世紀，正面效應遠遠超過負面作用。如果中國開放不是上世紀中葉而是更晚，中國現狀又會怎樣？//

圖：Pottinger hotel，又一間吃環境的餐廳，曾跟歷史系學妹去過打卡。望出去就是石板街，砵典乍街。

這個砵甸乍爵士手段高明，成功履行英國政府的吩咐。比起之前的Elliot要有能多了。至於有幾高明，書本都好詳細。

餘下那些耳熟能詳的清朝大臣名字也不是曇花一現，他們在鴉片戰爭往後的人生至死，都可在《天朝的崩潰》中找到答案。

「衙門」上的猛獸的利牙︱長知史

所謂「官衙」，亦即古代官員辦公場所，但更為人熟知的其實是「衙門」一詞。但又有多少人知道「衙門」一詞是由「牙門」這個詞語演變而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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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期間已經出現就已經出現「牙門」一詞，按《北史·宋世良傳》：「郡無一囚，每日牙門虛設，無復訴訟者」

但是為什麼叫「牙門」？卻有著很多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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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種說法是，在古代的時候，衙門的別稱是「六扇門」。古代官署的大門有六扇，這六扇門上有猛獸的利牙的圖案，猛獸的利牙在古代是常用來像徵武力的，因此，官署的這六扇門最初被稱為「牙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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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一種說法是，牙門是古代的軍事用語，指的是軍旅的營門。鄭氏註解《周禮》一書時，在「司常」後面註釋說，在古代巡狩兵車聚集的地方，都建有兵營，這個地方的旗幟的兩邊畫有像牙狀的圖案，因此這種旗幟被稱為「牙旗」。尤其是在漢朝末年的時候，戰事頻繁，打天下和守江山完全憑藉的是武力，因此就特別器重軍事將領。那些軍事將領往往將猛獸的爪、牙置於辦公處，以顯示自己的榮耀和威武。後來為了省事，就在軍營門外以木頭刻畫成大型的獸牙作裝飾，營中還出現了旗杆頂端飾有獸牙、邊緣剪裁成齒形的牙旗。於是，營門也被形象地稱作「牙門」。《後漢書‧袁紹傳》中說：「拔其牙門。牙門之名始此。」後來，官署的六扇大門上也有猛獸利牙的圖案，官署也被稱為「牙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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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種說法是，軍中將士聽令和官署中的官吏聽令是一樣的，因此，就把軍隊的牙門拿來用在了官署中。唐朝封演在《封氏聞見記》中寫道：「軍中聽令，必至牙門之下，與府廷無異。近俗尚武，故稱公府為『公牙』，府門為『牙門』。然則初第稱之於軍旅，後漸移於朝署耳。然移於朝署亦第作牙，而無所謂衙者。」意思是說，軍中將士聽令的時候，必須到牙門之下，這與官府的官吏聽令是一樣的，因此把公府稱為「公牙」，把府門稱為「牙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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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衙門」一詞的「衙」字源流久遠，在《春秋》一書中有「彭衙」，《楚辭》中有「飛廉之衙衙」。《說文》和《集韻》中都把「衙」字讀作「語」。鄭康成注《儀禮》「綏澤」一詞時說：「取其香且衙濕」，其中也有「衙」字。北宋時期，「衙」字的讀音讀作「迓」。北宋賈昌朝在《群經音辨》中說：「『衙』音『迓』。於是始有『迓』音，然猶未作平聲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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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史》中說：「侯景將帥謀臣朝，必集行列門外，以次引進，謂之衙門。」由此可知，六朝時就已將「牙門」演變為「衙門」了。因此，李濟翁在《資暇錄》寫道：「武職押衙，本押牙旗者。」也就是說，武職的官員鎮守衙門，原本是在看守官署裡的牙旗。《資治通鑑》一書採納了《資暇錄》的說法，以唐朝官制的「正衙奏事」改為「正牙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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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以後，「衙門」一詞廣為流行開來。在《舊唐書》中，凡是正衙和衙門，俱寫作「衙」字，《新唐書》中，則把衙門都寫為「牙門」，是在追本求源。然而，牙、衙兩個字在衙門和牙門的運用中相混固已久矣。唐朝時，皇帝頒布聖旨的宣政殿，稱為「正衙」，皇帝居住的紫宸殿，稱為「內衙」。唐朝封演在《封氏聞見錄》中寫道：「困以公門外刻木為牙，立於門外，故稱『牙門』，後『牙』訛為『衙』也。」到了北宋以後，「牙門」一詞似乎銷聲匿跡了，人們幾乎只知道「衙門」而不知有「牙門」了。

最近蕭若元生與我的公開討論 ，使我不得不正視這個本以為識之以久的問題，故今重翻古籍，撰文如下:

趙善軒 漢制官二千石讀音考

趙案: 漢代的石有兩種不同意義，一是重量單位，重量時讀石，容量時讀儋。(見馬彪: 量詞“石”究竟讀 SHI 還是讀 DAN )

現在，我們且看看漢代重量和容量單位的內涵:

漢書 律曆志第一上 (P.969) [底本：王先謙漢書補注本]

權者(重量)，銖、兩、斤、鈞、石也……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

漢書 律曆志第一上 (P.967) [底本：王先謙漢書補注本]

量者，龠、合、升、斗、斛也……合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而五量嘉矣。

那麼二千石到底是重量還是容量單位?

後漢書 本紀第一下 (P.77) [底本：宋紹興本]

詔有司增百官奉。 [一]續漢志曰：「大將軍、三公奉月三百五十斛 ，秩中二千石奉月百八十 斛 ，二千石月百二十 斛 ……。凡諸受奉，錢穀各半。」

後漢書 卷三　肅宗孝章帝　劉炟　紀第三 建初元年(P.132) [底本：宋紹興本]

長吏親躬，無使貧弱遺脫，小吏豪右得容姦妄。 [三]前書曰，百石已下有斗食佐史之秩，言小吏也。

趙案: 上文可見二千石官的實際折算是用斛計算，故肯定為容量單位，又:

《居延漢簡》148•15簡：“凡出谷小石十五石為大石九石。”
《居延漢簡》148•41簡：“入糜小石十二石為大石七石二斗。”

從出土漢簡及上引史書所見，官祿中的石與斗並用，而斗又是容量無異，故可證明官祿的石是容量的石，而非重量的石。

趙案: 許多學者誤以為二千石為重量，故讀石，是與歷史上的實際情況不符。然史書上又有無儋石之儲的成語:

史記 卷一百二十九　貨殖列傳第六十九(P.3253) [底本：金陵書局本]

通邑大都，酤一歲千 釀，醯醬千瓨，漿千甔， [三]【集解】徐廣曰：「大罌缶。」　【索隱】醬千檐。下都甘反。漢書作「儋」。孟康曰「儋，石甖」。石甖受一石，故云儋石。

三國志／魏書二十五　辛毗楊阜高堂隆傳第二十五 (P.708)[底本：宋紹興本]

況今天下彫弊，民無儋石之儲……

趙案: 此時儋石並用，顯然這個石是指重量，故音為碩，因不同場合發音不同，故不能用儋石否定二千石為儋的客量單位。

明其乎，二千石既為容量單位，漢代人為避免讀二千石令人誤會為重量，故不讀石的正音，乃以儋音代之，史學家重視歷史事實，故每讀史書多呼為二千石(儋)而非二千石(碩)。

至於唐宋語音受佛教西來，語音巨變，與上古自有不同，欲以中古音正上古音在方法學上甚為不妥。明清漢學復興，治史者又開始正視古音，(此與國語與廣府語無關)，儋便被視之為俗音，即日常生活的讀音，而碩則為正音，即本來的讀音可是不為古時人接受的讀音，當然讀碩並沒有錯，只是漢代古人多數不讀而已。

(蕭若元先生: 我又要講讀音問題，去到明末清初，所有人都是認為雅音為「石」，而俗音為「擔」。其實¬那是兩個不同意義，不同意義的時候便不同的讀音。官祿是用重量單位，所以我認為應該讀¬「石」。-見讀「石」還是讀「擔」？〈最新蕭析〉2015-06-02)

上次講成語「陟罰臧否」，大家應記得「陟」是指升職的意思，而「黜陟」一詞的「黜」則相反，解作降職或罷免；賞罰黜陟，即指官吏的賞賜、懲罰和官職升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