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候選歷史人物知多少 ｜ 李時珍】🔺

🔸年度中國歷史人物選舉2020
🔸主辦單位：國史教育中心（香港）

李時珍，湖北蘄州人，明朝時期醫學家、藥學家、博物學家，著有《本草綱目》，與扁鵲，華佗，張仲景並稱為中國四大名醫，人稱「藥聖」。

李時珍一家是醫藥世家：祖父是一名鈴醫；父親李言聞，是當地名醫，在蘄州及附近州縣頗有名氣，曾擔任過「太醫吏目」的職務（一種御醫官）；哥哥李思珍，同樣學醫於父親。

李時珍自幼體弱多病，但性格活潑好動，喜愛讀書，自幼便觀察父親診症。父親醫術高明，鄉人云能治百病。耳濡目染下，李時珍的醫術有很大提升。由於李時珍天資較聰慧，李言聞本打算讓李思珍繼承家業，全力供養李時珍考取功名。父命為重，李時珍雖然熱愛醫學，也只好聽從父親的安排，專心考取功名。他天資聰穎，在十四歲時便已考中秀才。早早考中秀才，但李時珍其後連續兩次參加鄉試均未能考中舉人。李時珍22歲時，第三次，也是最後一次進武昌考試。他不幸在此之前感染了風寒，狀態極差之下，不但沒有考中，差點把小命都丟了。從此，他決心棄儒從醫，拜其父為師。父親早就看出他才能都在醫學上，加上仕途尚未開始便已如此不順，萬般無奈之下，還是讓他踏上了醫學之路。在其後的十年內，李時珍除了伴隨父親診症外，更是全心全意攻讀古醫藥書。他在這段時間精研的書籍典故包括：《內經》、《本草經》、《傷寒論》、《金匱要略》，歷代名家所作的著述和有關花草樹木的書籍，幾乎所有與自然有關的領域均被其研究透徹，可謂涉獵廣泛。

明世宗嘉靖三十年（1551），李時珍當時33歲。他治好了富順王朱厚焜的兒子困擾多年的怪病，聲名大顯。後來又治好了楚王兒子的病，楚王朱英襝十分欣賞李時珍的才能，騁用他為楚王府的「奉祠正」，兼管良醫所事務。嘉靖三十五年（1556），楚王推薦李時珍到太醫院工作。

三年後，他又被推薦擔任「太醫院判」的職務。在太醫院工作的年間，李時珍積極地從事藥物研究工作。由於「太醫院判」的身份，他得以飽覽王府和皇家珍藏的豐富書籍，其中便包括了《本草品匯精要》這本將會成為《本草綱目》重要參考對象的書籍。太醫的身份使他能獲得接觸各類珍稀藥材的機會，他看到了不少聞所未聞及珍稀貴重的藥物標本。李時珍很早以前便立志要糾正古醫藥書籍的謬誤。他在太醫院逗留期間，曾多次向太醫院建議編寫新的本草注解，結果他遭到了嘲笑和打壓。李時珍明白到無法依靠朝廷，關鍵時刻還是只能靠自己，便辭官回鄉。

據《明外史本傳》 記載，李時珍發現當時草本書籍的描述「品數既煩，名稱多雜。或一物析為二三，或二物混為一品。」，許多毒性藥品，竟被方士吹捧為可以「延年益壽」。明世宗朱厚熜迷信仙道，命方士為其研製仙丹。所謂「仙丹」竟用水銀、鉛、丹砂、硫磺、錫等有毒物質，有人更相信古書記載的：食黃金能成神仙等內容。李時珍決心扭轉被歪曲的社會風氣，下定決心以科學的態度解決問題。

李時珍想著述的思想十分明確：糾正古代草本的謬誤；修改古代草本不合時宜的內容；補充新發現的草本藥物；補充最新研究的療法和製藥成果；總結歷代所有藥材的資料。一篇成功的論文，需要一手和二手資料輔助，才能顯得有內涵和說服力，這在古代也是如此。李時珍深入實際生活，特別注重從民間收集資料，總結他們的醫學經驗，這使他從遊學於各地的經歷中獲益良多。從文獻中記載李時珍的足跡至少遍及十餘個省份，苖傜少數民族地區，各種窮鄉僻壤，荒山野嶺等等。自1565年起，李時珍先後到訪武當山、廬山、茅山、牛首山，湖廣、安徽、河南河北等地。他先後拜過漁人，樵夫，車夫，農民，藥工，捕蛇者為師，學習各種知識。

1552年，李時珍在參考了大量的著作後，正式動筆寫書。他會為了弄清一個藥材的本質而徹夜不眠，甚至翻閱數十本書籍，直到找到正確的答案方才滿意。他為每味藥都排出了十個項目：正名、釋名、集解、辨疑、正誤、修制、氣味、主治、發明、附方等。在發明的部分，他除了搜羅歷代驗方、驗案和醫論外，更加入了不少自己的發現和心得。李時珍尋找資料的方式可歸類為「通考據」，「詢野人」。「通考據」的意思就是，通過對文獻的校正、考據、整理，糾正過去的錯誤，尋求正確的知識。「詢野人」則包括了：社會調查、實地實物考察、以及自身的經驗所得等。對於從古書中得來的資料，他均會進行仔細甄別，「復者芟之，闕者緝之，訛者繩之」，既不兼收並蓄，又不輕率否定。經過去粗存精，去偽存真的反復考證後，才把正確的結論收入書中。在批判中繼承，在繼承中發展。他追求之真切、治學之嚴謹、態度之虔誠、文風之純正可見一斑。可謂是點點滴滴涂肝腦，字字行行淌心血。

花費二十七年，明朝萬歷六年（1578)，《本草綱目》初稿完成，全書分為五十二卷，列為十六部，部各分類，類凡六十，標名為綱，列事為目（這就是綱目二字的由來）。全書共收錄藥物1892種，新藥物374種，附方11096首，插圖1109幅。

雖然《本草綱目》已經完成了，但如果沒能出版，世人並不會有機會享受到他的努力成果。成書後，李時珍馬上為了聯繫出版事宜，拖着老病之軀四處奔波。他首先去到離蘄州較近的黃州，武昌等地，嘗試借助官府或出版商的支持出版此書，卻因經費問題遭到無情的拒絕。他只好舍近求遠，去到當時全國最大的刻印中心——南京，尋找新的機會。當時南京在刻印書本的技術和經驗上領先全國。不論是雕版刻印還是活字印刷，南京都無疑是最好的選擇。萬曆七年（1579），李時珍帶着他的畢生心血結晶，直赴南京。然而，並沒有書商對他的醫書感興趣。李時珍在南京周折了一年，依然毫無結果。後來，在王世貞的幫助下，金陵書商胡承龍決定出版《本草綱目》這本書。萬曆二十一年（1593），這本未來將會震驚全球的醫學鉅著啟動了雕刻工序。三年後，萬曆二十四年（1596），第一個版本的《本草綱目》正式在南京出版，這也是《本草綱目》的第一個版本———金陵本。此時75歲的李時珍已經再無遺憾，同年十一月，他在他的家鄉故土———蘄州，含笑離開了人世，終年75歲。

李時珍離開人世後，他的兒子李建元，帶著這本鉅作以及父親留下的遺表，覲見了明神宗。他相當重視這本醫學作品，批下了「書留覽，禮部知道，欽此」的聖旨，意思就是《本草綱目》可以在皇室書府中保留下來。至此，《本草綱目》的流傳已成水到渠成之勢。首版金陵本到底出版了多少冊，至今已難以考究。但保存至今並得到官方承認的金陵本本則是有所記錄的：中國2部（中國中醫研究院圖書館，上海圖書館）、日本3部、德國1部、美國1部（美國國會圖書館）。

李時珍所創的自然分類法，體現了藥物分類的先進性。他創造的科學分類法與傳統方法相比有了質的飛躍。傳統方法採用上、中、下三種品質作分類，許多學者將其稱為「古代最完美的分類法」。時至今日，《本草綱目》仍然是研究中國文化中各大科學史的重要知識泉源。它集歷代本草之大成，體現了本草知識的全面性；它準確地歸納總結，體現了藥性理論的系統性；它細膩的分析描述，體現了草藥內容的科學性；它清晰的綱目結構，體現了本草文獻的邏輯性；它豐富多采的筆法，體現了本草學說的廣博性；它創造的自然分類法，體現了藥物分類的先進性。

李時珍的貢獻受到了世人的認可。1953年，莫斯科大學新校舍落成時，把李時珍的畫像作為世界著名科學家，鑲嵌在大禮堂的走廊上。蘇聯時期《醫務工作者時報》曾專門刊登關於李時珍的文章。著名中國科技史研究學家李約瑟博士這樣評價李時珍：李時珍作為科學家，達到了同伽利略，維薩里的科學活動隔絕的任何人所能達到的最高水平；毫無疑問，明代最偉大的科學成就，是李時珍那部本草書中登峰造極的著作《本草綱目》。

時至今日，《本草綱目》仍然是研究中國文化中各大科學史的重要知識泉源。而你怎麼評價它的作者李時珍呢？快來和我們說一說吧！如果你支持他，記得給他頭上寶貴的一票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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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確定大家有沒有留意最近的一則新聞，裡面說著一個清大化工博士在去台積電面試的前夕，卻選在新竹的陸橋懸樑尋短的事情。

從客觀條件看起來，我們會覺得這麼一個人才選擇這樣的方式離開，是一件相當令人惋惜的事情；但從媒體揭露的事情來看，一個四十歲卻還在做博士後研究，"可能"才準備開始找工作的男人--這是個背負社會期待的性別，那怕那個期待不盡正確--來說，他的近況或許真的嚴苛了點。

更別說，我們無法知道他在這之前在多少面試的場合中被洗臉、質疑、挑戰，遇到了甚麼樣的挫折?

(雖然，也要衡量的是抗壓性、自我調適或是體況等因素，畢竟困難人人有，但選擇讓結果大不同)

社會很殘酷。

你是學霸，只表示你在出社會之前在學校萬人矚目、呼風喚雨；但在你出來社會之後，學霸成績只是讓人對你的履歷多一點矚目，其他的，還在於你們能不能習慣這個社會的運作又或是能不能找到規則，並且超前部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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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每每看到這類消息，我總會想到那個人人有功練....阿不是，是"人人有大學念"的年代。

2000年初期，大批的技術學院被升格成科技大學。升格跟廣設大學增加了許許多多的額度，給那些學生......跟老師們。

很多其實不適任的學生(不是去念書，是去玩的；不是因為想念，而是因為同學們都去唸了，自己不念好像很奇怪)；還有很多不適任的老師們(如果教職只是求職，很難期待有風骨跟品質)，都在大環境變好的情況下得到了老師跟大學生的頭銜。

(十多年後，開始一批一批倒閉......)

現代大學的原身要推溯到中古歐洲，只是要在這裡講完大概大家也受不了；但要強調的是，在我國官方說法中的定義裡面，大學的定位在於 : "開展教學活動、科學研究、技術開發和社會服務，提供強且有力的人才保證和智力支撐，促進改革創新，推進文化傳承創新。"

從各種社會觀感跟媒體回饋中，各位認為呢?

遠的不說。在我小的時候"大學生"是一個非常讓人另眼青睞的頭銜，因為它承擔了社會的期待，以及社會會因此變好的遠景。

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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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中國人對學歷的迷戀，其來有自的。

最遠可以推到戰國時期引發百家爭鳴的"學宮"，漢朝時出現，影響後世上兩千年的"太學"；然後到後期各朝代出現的不同等級的官學，而跟考試-做官做出連結的操作，更直接讓中國人用上一千年的時間苦讀以做官。

學而優則仕，變成巨大的理想；修、齊、治、平更幾乎成為讀書唯一的出路與目的。

甚至有一些經濟(史)學者認為，中國之所以無法在商業發達的南宋、晚明期間發展出資本主義的一大關鍵在於 : 那些從商致富取得成功的商人們，最終目的還是因為能因此做官，來取得更大的財富與勢力(然後相輔相成)，因而商業沒有辦法在制度上出現突破。

在這樣的綁標下，明清時代的人們傾全家(族)之力供養一個最會念書的，然後希望他能一路考上舉人，然後得到官缺，之後光大門楣、造福鄉里。

就算沒這麼順利，在就學率極低的情況下，就算有個低中皆功名，就能成為庄里中的領頭人物；更別說那些退休官員回鄉後，能夠成為極具影響力的仕紳，他們有資歷、有錢、有關係，所以有權，堪稱人生最強歸宿。

這樣觀念，從明朝到清朝，再傳到現代，將近七百年的洗腦，讓華人文化中"書讀的好就會有出息"的觀念被烙印在許多人的基因裡。

所以，許多家長都砸進了許多資源讓孩子們不要輸在起跑點上，希望他們什麼都會、什麼都超前部屬的贏過同儕；卻忽略了他們忘了交給孩子什麼?

教他們面對失敗挫折?面對失落?自我調適?.......最後他們甚至不懂得怎麼跟自己相處......

但好像也不能怪。因為那些家長們自己也不會。

畢竟辛苦賺錢後，砸錢叫小孩去學才藝，去做那些自己做不到的事，是相對簡單的；自己要以身作則，當然千難萬難。

小孩辛苦，大人們快樂嗎?

我們被這些不健康的氛圍所養成。追求頂標，然後卻吞不下那些落差之下的挫折。

再回頭將這些病態，混雜著自己的期待，逼下一代吞下。

美其名曰 : 望子成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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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我談過好幾次的"學歷貶值議題"後，

大家依然很熱中的追求大學學歷，卻沒想過在我們小時候大學生之所以值錢，是因為量少，所以可以期待品質；而在應屆畢業生16萬，大學生缺額二十幾萬的現在，我們還能對這個頭銜跟制度寄予多少期待?

而大學生氾濫了，研究生跟博士生也氾濫了。

他們也同樣面對品質下降的問題。

當到處都是博士碩士時，他們是否能表現出相對的品質呢?

我想，碩士貶值了、博士也貶值了，這是逼死這些用三十年時間追尋學歷、用學霸天份追逐頭銜的資優生的一大主因。

因為，他們可能從沒想過自己在學校中稱霸了三十年後，出了社會卻會面對這種窘境。

這位化工博士不是第一個，也不會是最後一個。

#嗚呼哀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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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贏了世界卻輸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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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伯溫的「謀臣」悲劇：一廂情願想做帝王師｜知史百家

歷史春秋網

智謀文化的早熟和發達，是中國一個特有的現象。在這種文化的催生下，中國人特別崇拜智慧人物。而在智慧人物的系列中，有兩大偶像，一個是三國時期的諸葛亮，另一個就是元明之際的劉伯溫。歷代人們給這兩位附會了很多神異的傳說，傳說中，他們不僅神機妙算，而且還能呼風喚雨。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批評神化諸葛亮的《三國演義》時說，孔明先生被描寫得不大像一個正常人了，「多智而近妖」，而劉伯溫也被後世的許多傳說扭曲得厲害，即使不「近妖」，也是「多智而近怪」。

歷史上真實的劉伯溫究竟是一個怎樣的人呢？

神異傳說之外的劉伯溫

劉基，字伯溫。元武宗至大四年（1311年）生，他的家鄉青田縣南田山武陽村（今屬浙江文成），按元朝當時的行政區劃，屬於江浙行省的處州路。

江浙地區向為人文淵藪，劉伯溫的家鄉武陽村雖然是個偏僻的小山村，距青田縣城有150多里之遙，但讀書的風氣不衰。劉基的曾祖還曾在宋朝為官，傳到劉基父親這一代，雖非顯第，但無疑是一個中國傳統農村典型的小門小戶的讀書家庭。在這種背景下，劉伯溫從小受到了良好的儒家傳統教育。《明史》上說，劉伯溫「幼穎異」，特別聰明，他的老師即對其父親說，劉伯溫不是池中物，長大後必然光宗耀祖。《明史》還記載，「基博通經史，於書無不窺，尤精象緯之學」。所謂象緯之學，就是通過觀察天象和占卜來預測人事的一套神秘的學問。在科學不發達的古代，這種學問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如果輔之於縝密的思維和明晰的判斷，其所謂預測往往也有應驗的時候，這就更給這門學問披上了奇異的面紗。

《明史》的這兩點記載非常重要，因為它基本勾畫出了劉伯溫的兩條人生軌跡：一個是深受傳統儒家教育，作為「儒者」的劉伯溫；一個是搖鵝毛扇，作為「謀臣」的劉伯溫。兩者不可偏廢，毋寧說前者還更為重要，但可惜經過野史和民間的渲染，也許還包括劉伯溫後人有意無意的「改造」，作為「謀臣」的劉伯溫「壓倒」了作為「儒者」的劉伯溫。於是乎，本來是一個不無悲劇色彩的傳統知識分子，在各種離奇怪誕的傳說中，成為一個滑稽多智的怪物，差不多等於是江湖術士之流了。

作為儒者的劉伯溫，照例要重走前輩讀書人循環往復的那條道路。至順四年（1333年），23歲的劉伯溫參加元王朝的科舉考試，考中進士。值得一提的是，按照元朝的制度，年滿25歲的成年男子才能應考，據當代學者楊訥考證，劉伯溫虛報年齡為26歲，終於矇混過關。不過，只要是憑真才實學，在舊時，這倒是讀書人的一段佳話。

元順帝至元二年（1336年），已中進士的劉伯溫正式踏入仕途，到江西瑞州路的高安縣任縣丞。所謂縣丞，就是縣令的屬官，官階還不夠「七品芝麻官」，屬於正八品，略相當於今日之副縣長。

官階低倒沒有什麼，按照元朝制度，名列第三甲的進士就只能授予正八品，一個有才華的年輕人，終究是抑制不住的，問題的關鍵在於，劉伯溫運氣差了一點，他此刻所置身的，完完全全是一個衰世。

作為一個少數民族政權，元王朝最大的問題就是迷信武力，不尚文治，故以馬上得天下，仍然「以馬上治之」，加上元朝對漢民族的猜忌，因此始終沒有建立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制度。到了元朝末代皇帝元順帝的時候，元王朝的統治機器更加遲鈍和衰朽。大凡衰世，都具備兩個重要表徵：其一就是吏治大壞，單靠一兩個志士仁人已無法改良，上層階級貪圖享樂，文恬武嬉，空前的社會危機迫在眉睫，他們卻有意無意視而不見，徬彿「清歌於漏舟之中，痛飲於焚屋之內」；其二，在草野中已經萌動著很多不安定的因素。元順帝當政時期，自然災害不斷，而吏治不良。

飽讀詩書，從書齋昂昂然走出的劉伯溫，儒家知識分子那種「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抱負幾乎與生俱來，但他在江西做了五年的小官，最後只能抑鬱求退。按照史書的記載，他在江西，「政嚴而有惠愛，小民自以為得慈父」，想來頗有政績，但「豪右數欲陷之」，意思是地方上的豪強貴族處處和他作對，最後只好離去，於1340年回到家鄉。江西短暫的五年仕宦經歷，並未使劉伯溫對元政權完全失望，這之後，他又謀到了一個江浙儒學副提舉的官職，這是負責地方教育事務的一個崗位，僅比縣丞的正八品高一等，屬於從七品。志大才高的劉基對此當然也無法滿意，好歹幹到至正十二年（1352年），他辭職了。辭職的理由是身體不好，後人於此有所爭論，不過不論劉伯溫當時是否真在患病，他對元政權的灰心，卻是越來越明顯地表露了出來。這從他辭職後所著的那本名著《郁離子》中即可看出。

「儒者」與「謀臣」的悲劇

元至正十九年十一月，朱元璋的部隊攻佔了浙江處州（今浙江麗水），因為在故鄉的聲望，劉伯溫和另外三個當地著名知識分子—葉琛、宋濂、章溢，一起被朱的兵士送到應天（今南京）去見朱元璋。《明史》記載了這四人與朱元璋見面的場景：「太祖勞基等曰：『我為天下屈四先生，今天下紛紛，何時定乎？』」朱元璋表現出了禮賢下士的態度，向他們請教如何統一和安定天下，章溢回答說：「天道無常，惟德是輔，惟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耳。」意思是只要朱元璋保民安民，就能收拾人心，完成霸業。


劉伯溫從此開始了為朱元璋充當謀臣的人生新路。

作為深受儒家文化洗禮的劉伯溫，這麼快就倒向一個傳統觀念中的「亂臣賊子」，其中當然有多層因素的作用。史籍中流傳一個「西湖望雲」的故事，說劉伯溫早在投朱之前就發現金陵（即南京）有所謂「天子氣」，所以決心「輔之」。這無疑是無稽之談。劉伯溫之投效朱元璋，首先自然緣於對元政權的失望；其次，此時朱元璋的一些作為契合劉伯溫的期待—朱元璋部隊的軍紀相對較好，朱元璋本人比較能夠禮賢下士，朱元璋表現出了強烈的統一天下的願望，這些都是他區別於其他群雄，而對劉基這樣知識分子具備吸引力的地方。除此之外，還有兩點非常重要：一是朱元璋打出了民族牌，以驅除異族政權為號召；二是此時的朱元璋已經意識到，要想統一天下，一味的大破壞是不行的，還必須著手於建設，而要進行建設的工作，又必須依靠縉紳階層，儘可能維護他們的利益。

早在劉伯溫辭官隱居期間，他就在《郁離子》中說，要「稽考先王之典，商度救時之政，明法度，肄禮樂，以待王者之興」。而此時的朱元璋，頗有一些「明法度，肄禮樂」的氣象，他成為劉伯溫心目中正在興起的「王者」，不是一種很自然的事情嗎？

關於劉伯溫在朱元璋打天下過程中的作用，雖然不像傳說中那樣神奇，但他和其他知識分子一起，幫助朱元璋在亂世中恢復秩序，是值得歷史肯定的。

朱元璋統一天下，劉伯溫和其他開國功臣一樣得到了封賞，這似乎實現了他的人生抱負，但作為儒家知識分子，新朝的肇建又使劉伯溫自覺背負了一種新的使命，這就是「導君於正」，使新皇帝符合儒家的政治文化傳統。而就是在這方面，劉伯溫開始品嚐苦澀的滋味，因為在朱元璋這樣的雄主手下討生活，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劉伯溫入明後活了七年有半，在這不算長的時間裡，他先後幾次受封，又幾次被打發回鄉。從他第一次被斥退的經歷中，可以看出「伴君」確實是一件危險係數極高的工作。當時南京從夏天到秋天一直沒有下雨，求雨也沒有效果，劉伯溫藉機指出了三條弊政：一是陣亡將士的妻子數萬人都被迫住在「寡婦營」，不許外出；二是為營建工程的工人死亡，屍體暴露不收；三是敵方頭目既然已經歸誠投降，就不適宜充軍。古人認為天象由人事決定，劉伯溫借求雨的機會進諫，使朱元璋只好同意其請，可過了十來天仍未降雨，朱元璋立即作出了「劉基還鄉為民」的處罰。但劉伯溫被免職僅三個月，朱元璋又想起了他，令他火速從家鄉赴南京，恢復了其官職。而到了洪武四年（1371年），他在得到封爵之後，再一次被賜歸。

如果說第一次被貶，劉伯溫由於功名之心未滅還滿懷惆悵，那麼他後來的被放歸，則更像是一種自我放逐。這不僅因為明初同僚的傾軋十分激烈，不同派系之間的權力鬥爭已到白熱化的程度，更因為他對「聖意難測」有了更深的理解，對在雄主手下討生活充滿了憂懼，深知只有韜光養晦才是自我保全之道。

然而劉伯溫到底是讀書人，儘管他感覺面前這個曾經與自己共過患難的人越來越難以捉摸，但在反覆放歸、召還的過程中還是要戰戰兢兢地盡儒者的本分。他勸朱元璋，「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宜少濟以寬大」，要朱元璋保存臣子的體面，不應動輒羞辱，都是非常有針對性的；他又提醒朱元璋，對遁逃北漠的元朝大將王保保不能輕敵妄進，結果也被他不幸言中了—名將徐達在追擊王保保的一戰中，幾乎全軍覆沒。

憂讒畏譏的劉伯溫準備在家鄉終老，但善於占卜的他卻不知道，自己的命運並不在自己手中。很快，他就出事了。又使天災進一步演變成人禍，中國大地，一時飢民、流民、盜匪四起。

死因成謎

隱居的劉伯溫，竭力洗盡鉛華，表現得像一個不識字的老農，也不和地方官吏來往。他知道，有一雙天眼在盯著他的一舉一動。《明史》上這樣繪聲繪色地描述他的謹慎：「還隱山中，惟飲酒弈棋，口不言功。邑令求見不得，微服為野人謁基。基方濯足，令從子引入茅舍，炊黍飯令。令告曰：『某青田知縣也。』基驚起，稱民謝去，終不復見。」家鄉的父母官因為始終見不到劉伯溫，所以換上便服求見，正在洗腳的劉伯溫對上門的客人當然不好拒絕，升火做飯以待客，但當縣令以實相告時，劉伯溫馬上變色，自稱小民，便立即退避。

如此小心的劉伯溫還是出事了。

在浙江福建交界處有一個叫談洋的地方，此地偏僻而險要，所以成為奸人躲藏之所，劉伯溫便派兒子劉漣入朝反映這一情況，建議在此設立一個機構負責巡查，但劉漣繞過了中書省（當時明王朝政府的中樞機構），直接向皇帝奏陳，引起了執政大臣的嫉恨，他們誣陷劉伯溫看中了談洋這塊地方，準備作身後之墓地，只是由於談洋的百姓不同意，所以才希望朝廷在那兒設立機構，以此驅逐百姓。中書省準備借此興起大獄，這時的劉伯溫雖然患病，但仍然不得不扶疾入朝，向皇帝和朝廷說個明白。

劉伯溫面對朱元璋，「惟引疚自責而已」，意思是什麼辯解的話都不說，只承認「我錯了我錯了」，朱元璋沒有再窮追下去。但不久，在一件小事上，朱元璋還是給了劉伯溫一個下馬威。朝廷祭奠孔子，儀式結束後，祭祀用的肉分給重臣算是一種榮譽。劉伯溫沒有參加祭奠儀式，卻接受了肉。朱元璋說：劉伯溫是學聖人之道的嘛，怎能不參加祭奠卻享受祭品？學禮學到哪裡去了？下令停發其一個月俸祿。是否接受祭品是小事，停發一個月俸祿也是小事，關鍵是皇帝行動中透露的信息是意味深長的：他就是想讓劉伯溫沒面子。由此可見最後一次入朝的劉伯溫，其處境之尷尬。

處境和心情都惡劣，劉伯溫的病情加重了，洪武七年，朱元璋知其病重，賜歸田裡，這一年的四月十六日，劉伯溫卒於家中。

劉伯溫的死因，歷來有三種不同的說法：一說被丞相胡惟庸毒死；二說朱元璋是毒死劉伯溫的主謀；三說是病死。其實從情理上思考，劉伯溫當時已經患病，而且又不是當權派，朱元璋和胡惟庸又何必要多此一舉？胡惟庸毒死了劉伯溫的傳聞之所以流行，完全是後來朱元璋為除掉胡惟庸，有意給其羅織了一條新罪名。但他沒有想到，後世同情劉伯溫遭遇的人，不以揪出胡惟庸為滿足，又懷疑到他自己頭上，這真是一種諷刺。

與劉伯溫的死因相比，朱元璋在劉伯溫死的前後表現出來的態度，更耐人尋味。

劉伯溫還在朝的時候，朱元璋的文集刻成，他賜給了李善長、胡惟庸、宋濂三人，卻偏偏沒有給劉伯溫，這反映出朱、劉君臣關係在劉伯溫死前，已比較冷淡。劉伯溫病重被賜歸，朱元璋頒發了一紙詔書，對二人君臣一場進行了一次總結，其中既責備劉伯溫當年不早早歸附，也稱揚其功績，最重要的，是表示自己當皇帝後，對劉伯溫的安排和處置都是符合「國之大體」的。對劉伯溫來說，得到這樣一份詔書，肯定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

朱元璋和劉伯溫君臣二人，在身份認識上大概是有一些偏差的。劉伯溫雖被人們看成「謀臣」甚至「術士」，但他更自居為「儒者」，然而讓他沮喪的是，朱元璋也更多願意把他當成「謀臣」和「術士」。在一次誰是當今大儒的討論中，朱元璋就曾經輕蔑地說，像宋濂、劉伯溫這樣的人哪配稱「大儒」？

朱元璋為什麼不願意承認劉伯溫為「儒者」？原因很簡單，儒者都有「導君於正」的使命，真正的大儒，在傳統觀念中，應該是帝王師。做「帝王師」，這堪稱千百年來中國文人的最高理想，劉伯溫也不會例外。問題是，這種理想很多時候只是文人的一廂情願。自信心太強的雄主們是不承認有什麼「帝王師」的，否則那豈非意味著這個世界上還有什麼人比他更高明嗎？朱元璋是這樣，清朝的乾隆皇帝也是這樣。一個迂腐的讀書人尹嘉銓寫了篇文章，其中引用了《漢書·張良傳》中的一句話：「學此則為帝者師矣。」雖然他一再說明「不敢以此自居」，卻在一場文字獄中被乾隆抓住了把柄，乾隆憤憤地責問：「你要做帝王師，那把我往哪兒擺？」這就是雄主們從心底裡討厭帝王師的關鍵要害了。乾隆還有一句痛斥紀曉嵐時脫口而出的名言：「朕以汝文學尚優，故使領四庫書館，實不過倡優畜之，汝何敢妄談國事！」意思更為透徹，原來在帝王眼裡，所謂國事其實不過是他家事、是他一人之事，文人之流，哪怕是名義上的老師，都不過是他養著好玩罷了。至此，「帝王師」這頂紙糊的桂冠被乾隆輕蔑地吹了口氣便破碎了。

在現實的無情打擊下，劉伯溫的「儒者」、「帝王師」之夢最後破滅了沒有？不知道。我們清楚的是，他臨終前留下遺命，告誡子孫不得為官。

本文原載於《百家講壇》2009年第8期藍版，原題為「在雄主手下討生活不易——真實的劉伯溫與朱元璋」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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