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我有些機會看到大陸出版的期刊，很可以確定，從出版時間和資料排比上，有些大陸
學者在兩岸尚未開放之時，曾經抄襲過杜正勝的周人「武裝殖民」說。你可以問，杜正勝
怎麼會有大陸的考古資料可以看？我忘記在那篇文章裡看過杜正勝說他學史經過。杜正勝
曾經留英倫敦政經學院，有一天在街上看到老的古董店丟出一批大陸期刊「考古」與「文
物」，讓他大驚，撿回家細細閱讀。這兩本期刊開啟他從考古資料入手的研究。我想，這
兩本期刊一直到九十年代，（九十年代以後的我不清楚。）都是大陸考古研究報告的權威
期刊。過去，兩岸未開放之時，中研院一直有收錄。杜正勝的中國上古史研究成績，特別
是社會制度史研究這一路徑，讓後來上古史學者若要超越要推翻，都必須下更大的功夫。

除非哪一天，考古挖出完全不一樣的資料，否則，現在年輕一代上古史研究者都必須面對
杜正勝研究成果留下來的挑戰，既是史料詮釋的解析能力，也是史觀和問題意識的挑戰。
相較於同樣是上古史研究的許倬雲，他的《西周史》，這也是他中文出版較正式的學術著
作，他講古代「士」階級流動，所運用的史料和切問題的視野，基本上已經可以束之不觀
，講階級流動，卻沒有社會結構性的穿透力。說句難聽的話，那樣的成績，媒體捧成大師
也未免太輕易。而我在1997年認識台灣教科書事件後，看到、聽到太多對於杜正勝的學術
成績一日間轉變的評價，台灣社會太容易因為政治立場左右學術評價。

現在很多媒體評論夾槍帶棍的罵杜正勝「去中國」意識型態，甚至李氏兄妹封杜正勝為「
御用學者」，常常讓我覺得可笑。可笑復可鄙的理由不是因為杜正勝的中國上古史研究成
績。而是，這些抹黑潑糞的人，從來沒有真正瞭解過一個本土人文學者與身處社會環境不
斷努力與之對話的發展演化過程。那種植根於社會下層庶民生活的人文關懷，發問於，何
以如此統治？更具體的說，「我們」何以被如此的統治？是相對於統治者而問。整個人群
鍊結的結構因素在哪裡？在國家和個人之間，那一層社會力在哪裡？如果再把杜正勝研究
生涯的時間點放進台灣民主政治進程裡看，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台灣國際國內政治局勢的
發展，獨裁高壓統治在此不需多所贅言。相對應於那種政治氣氛，人文學術、文化界流行
存在主義、現代主義，等等，不停進口消費各式各樣洋派思維。杜正勝的選擇那樣的研究
領域，以那樣的問題意識入手，事實上是一個對時代問題外冷內熱的回應。

面對時代問題，史學界也一樣消費進口理論，如果對歷史研究不陌生的話，比之於八十年
代人文科學界的韋伯熱，從余英時以降，以韋伯理論來論辯中國歷史發展何以如此，何以
不是那樣，種種錯置的提問卻也生產不少學術論文。相較之下，杜正勝的研究相當務實，
或者可以說，除了史學內部的問題脈絡之外，他的問題意識絕非來自進口理論的提問，更
大的因素是出於真實的切身關懷，絕非在「中國象牙塔」裡做虛渺的功夫。如果不是出於
對現代「民主」政治的理想投射，杜正勝不會在年輕時候，致意耙梳於「國人」這樣一個
具有積極參與政治活動、富於創造力的階級。如果不是對統治底層人民的生活有那樣的關
懷，不會從制度變遷的細縫中去透顯個人身份如何被納入一個人際、政治社會的網絡裡，
期望找出傳統中國的統治型態。如果不是對台灣社會裡家族凝聚力量的敏感，不會回溯追
蹤傳統家族結構。最後，如果不是對「人」何以如此存在，對生死兩端的困惑體悟，不會
轉向發問於生命醫療，乃及禮俗信仰的文化面向。也只有在這個面向上，看到杜正勝如何
把文化上的中華圈和政治上的「中國」，清楚地斷開，也在這個層面上，杜正勝從來不曾
否認傳統中國文化對台灣社會的影響。從年輕到現在的學術研究中，看得到杜正勝的核心
關懷，是底層的庶民。這個核心關懷，不是統獨，不是政治上大中國、去中國的意識型態
，這些簡單的二分可以切入掌握。

在杜正勝尚未跨足於政治論述裡，他的上古史研究在開放後的大陸也一樣是必讀，北大曾
經要頒發榮譽教授給他，時間都安排好了，結果因為1997年「認識台灣」教科書事件，緊
急取消。這個消息不是秘密。大眾媒體「認識」杜正勝拜李慶華之賜，但是，他以歷史學
者身份進入政治圈，真正的分水嶺應該是1995年。1995年二二八事件紀念日他寫〈歷史悲
劇的代價〉，登載聯合報，講統獨兩邊的歷史因素和感情，字字入骨髓。根據傳聞，李登
輝拿著這篇文在國民黨中央黨部會議上逐字唸，不知真假。直到這年，從媒體資料來看，
他的文章，還不時會出現在聯合、中央日報上，但也只於文字涉入政治。

而杜正勝在媒體上有名的「同心圓」理論，並不發軔於九七年認識台灣教科書事件，而是
在更早的一篇文章裡，『本土、中國、世界』，1994年5月25日登載中國時報時論廣場，這
是他第一次寫三環概念。整個短文主要回應中研院人文副院長的出爐，而短文所論的背景
，我放在李登輝當年「立足台灣，南進南洋」的呼籲下看。他在文章裡，討論台灣文史學
者的視野和研究問題取徑。問題很簡單，台灣從中國的正統變為不願「為」中國，台灣文
史學者的研究的根基在那裡？優勢在那裡？如果，不立足於台灣，台灣學者侈談南洋研究
，即便是中國史領域也一樣，不立足台灣，沒有台灣本身的問題意識，中國史研究也一樣
會貧血蒼白。而否認中國漢文化的為台灣傳統文化為基盤，也是缺乏承認事實的勇氣，中
國文化是解答本土問題的鑰匙。他在文中提到第三環世界性架構的時候，提到，台灣缺乏
認識世界的傳統，我們很多國外的知識只停留在新聞層次。這是他身為在台灣上古史研究
者的反省。同一年，一個月後，杜正勝在〈古史鑽研二十年〉（收於《古典與現實之間》
，三民書局，1996年）一文裡回顧他的研究，對他自己的古史研究作了摘要性的自剖。值
得注意的是本文的最後一段，杜正勝在文章中表示，台灣的中國史研究與社會脫節，個人
的學術知音僻在天涯。文中對他二十年研究回顧的報告，最後竟然一反慣常的文字氣勢，
透露出惘然。現在回頭審視這段心情的流露，卻是極端重要的線索，去追索杜正勝何以從
一個安於也甘於自處研究室中的研究員，轉向於政治參與。沒有一個文史研究者可以自外
於所處的社會，不論成績多麼精緻，一旦研究喪失與社會對話的能力，終究難以為繼。杜
正勝那時「率彼曠野」的惘然不是單一現象，也是近十年來，台灣中國史研究者不斷迴向
自問之嘆。

認識台灣教科書事件

1997年，不論從任何角度來看，都將會是台灣歷史教育上的一個重要標誌。也是台灣媒體
第一次對歷史教育投以關注。身處風暴中心的杜正勝，在自由時報寫了一個長文〈大家終
於重視歷史教育了〉(1997, 04, 05)。標題的感慨，卻在事後變成一個殘留的諷刺，媒體
何嘗真正重視歷史教育？杜正勝在那篇文中點出來的問題，到2004年杜正勝當了教育部長
，媒體的理解都還是停留在「同心圓」、「去中國化」兩個抽乾的標語。

在那篇文章中，杜正勝批評過去歷史教育幾大缺陷：1. 幾乎沒有台灣史，也沒有原住民
的歷史。2. 沒有亞洲史，更無東南亞史。3. 世界文化史等於西洋近代史。既無視於中國
各地的特色，也簡化中國史，遺漏中國疆域之外其他民族文化，呈現獨斷的大漢沙文主義
和偏狹的民族觀。套句現在流行的說法，那是看不到「他者」的「我們」中心歷史觀，根
本忽視「中國」是隨著時間和地理空間不斷擴大，內涵複雜的「概念」。讓我有切身之感
的是：他寫，我們的歷史教育只知中國不知亞洲，只知漢人不知少數民族，不但，影響國
人世界觀，也造成歷史人才的偏枯，我們歷史學者往往無法進入其他國家民族的領域。證
諸於台灣現在的歷史界，並非聳言。

而杜正勝對歷史教育的反省，並不是從1997認識台灣教科書事件開始。1989-1992他曾經
擔任教育部審議委員會委員，1994-1995接聘教育部顧問室顧問。95-96年間，教育部委託
杜正勝當高中教科書修改的召集人。差不多同期，杜正勝在媒體上發表他對歷史教育的批
評和反省。我蒐集到最早一篇的是1995『歷史教育要如何鬆綁』（聯合報，民意論壇，民
84年1月23日）。1997年還有一篇針對高中課程設計具有代表性的答辯文章〈我們要教給
孩子甚麼樣的歷史〉（聯合報民意論壇，民國86年， 3月28日）。他對歷史教育的整體構
想，可以說是一步一步建立起來的，也陸續發表於報紙上。很明顯，杜正勝在教育部裡並
非只顧不問，只審不議，他透過媒體呼籲改革歷史教育，但是那幾年間何嘗有人對話？有
人重視？

要討論他的「同心圓」理論，至少得先把他的論述脈絡搞清楚再說話。他的同心圓理論，
第一次較完整的表達是『鄉土史與歷史意識的建立』這篇文章(中央副刊，民86年5月1日
）。他在文中持一個教育原則，「由近及遠」，出自於英國鄉土歷史教學的影響。而「由
近及遠」何以是杜正勝建構同心圓三環架構的核心？我個人的解讀，由近及遠，多少契合
了「傳統中國家族結構」，那種親親等差格序的人際系統，這也是建立個人認同的起點。
而認識台灣教科書事件前後，媒體找來對話的對手，沒有一個合格！不是眛於問題意識，
就是欠缺相關背景認識，作秀表態的多。唯一一場有內容的對話，是《當代》雜誌辦的座
談會，收在《歷史教育與歷史意識專輯，120期》，在這場對話裡，與會的歷史學者與杜正
勝對問題有較實際的討論，有歷史時間，歷史敘述種種問題，雖然沒有甚麼具體結果。在
這一期裡，杜正勝在〈一個新史觀的誕生〉詳述他同心圓史觀的形成過程。他在文中自陳
，同心圓史觀並非宏論，只是專題史之外，對所處時代社會的觀察，對所投入學問的反省
，以及對自己生涯如何安頓的抉擇而已。他的同心圓史觀有論述背景和脈絡，但也留下很
多歷史理論上的困難。不過，不是我在這裡的討論主題。

1997年，我得說，歷史教育問題又太快泛政治化，台灣社會根本來不及沈澱思考，就陷入
統獨漩渦，失去一次可以正式面對歷史記憶，超越聯考分數來思考歷史教育的契機。那是
兩股不同集體歷史記憶的磨和，甚至是競和過程，任一邊也不能抹殺取代對方的記憶。一
直以來，我們政治太快吸納所有的能量，也太把其他領域裡的工作當成統治工具，歷史教
育是最明顯的一個領域。我當年還看到一條新聞，在一場教育部內部會議中，有個督學直
接說，歷史教育就是政策宣導！徒負何言！？

認識台灣教科書事件，我想，對杜正勝這樣一個剛硬帶著霸氣的學者，是個非常大的轉折
點，不論是他的學術生涯或是他的政治關懷。我不知道，這樣的轉折對整個學術研究的發
展傳承是好或是損失，我也不能判斷，這樣的轉折，對杜正勝私人生涯來說是正數或是負
數。不過，對於一個學者跨足進入公共領域裡，進行政治對話，甚至，成為政治人物，自
有另外的標準去評判。在這裡，杜正勝過去學術的光環也一樣不能替他的政治行動加分。
而以過去杜正勝的研究成績，相較於頂著歷史「博士」的李慶華，這種博士頭銜也未免太
侮辱那些真正的歷史工作者。

1997年以後，杜正勝在報紙雜文變多，最主要的一批文字是自由時報的專欄「台灣的心」
，那個專欄幾乎可以視為杜正勝台灣史讀書心得摘要。認識台灣教科書事件新聞報導裡，
可以看到，杜正勝對台灣史的掌握並非嫻熟。事件過後，隨著這個專欄，一方面反映出杜
正勝大量閱讀台灣史料的過程，另一方面也反映他台灣意識日趨成熟和堅定。相較於早年
政論文章，這批專欄文章不若過去細膩，甚至也有不少急就章，但是，裡面有激憤也有深
情。

四年前，他當上故宮院長，或許有很多政治考量，不會是我這般小民可以知悉。但是，我
一點也不訝異這樣的任命，別的我不清楚，至少，很多在史語所工作的朋友曾經說過，杜
正勝在他史語所所長任內作了很多很基礎的工作。要不是杜正勝，史語所還是一片孤芳自
賞，史語所集刊仍是機關同仁刊物，不會有較開放的《新史學》雜誌創刊。很多工作都是
看不見的，也不是媒體的焦點，更不是統獨立場可以看得到的行政成績。杜正勝和青銅器
研究之間的關係，以及中研院史語所長期與故宮的研究合作交流，這些背景條件相加，故
宮院長的任命，並非意外，也非苦中求得來的。我只在乎，坐上那個位置，可不可能把台
灣長期以來功能不彰的博物館帶起來。不是像兩大報系最熱愛的方式，搶熱潮辦個大展，
寫個錯誤百出的文字介紹，賣賣文藝複製品，弄幾個可笑的小朋友有獎徵答，賺大錢了事
。而是，博物館可不可以真正做到歷史文化教育中的一環，與日常生活可以結合，與集體
歷史記憶可以呼應？四年後，杜正勝離開故宮，證明了他的行政能力，雖然還有很多努力
的空間，但是，故宮的變化，明眼人看得到，只有大多數的媒體色盲。

教育部是個地雷區，教育改革是個燙手芋。對教育改革，我當然有自己的期待和某些理想
的投射。不過，那是四年後，我們繼續討論的議題。八、九年來，媒體上講杜正勝，形象
已經定型。最近，宣布教育部長任命案之後，有多一點關於杜正勝個人的專訪報導，在媒
體上的多了一點血肉。如果只是這樣，文教記者還是討巧而已。未來教育部，教育改革的
問題只會更複雜更多，不會少。認識一個教育部長並不能就因此穿透教育改革種種困境，
那部分是要對問題下真功夫。杜正勝用功出名，他讀書不是名流姿態，是那種賣命型的，
未來挑戰教育部長，我期待的是，掌握問題的比賽，而不是那些可笑而無效的人身攻擊。
要給杜正勝好看，拿出真正拳擊精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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