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在學校會講髒話，我們知道了，該如何回應呢?】

有場實體的講座，有位媽媽問我:「我兒子(小六)在學校會講髒話，我該怎麼教，才能讓他不講呢?」

「妳是怎麼知道的呢?」我問。
「因為他被老師處罰，回來跟我說。」這位媽媽說。
「妳知道了，是怎麼跟他說的呢?」
「先問他幹嘛講髒話，然後，就跟他說講髒話不好聽，希望他改。」
「效果如何呢?」我猜想，這位媽媽會特地來詢問，應該是發生過好幾次了。
「當然不好啊，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於是，我邀請這位媽媽與我模擬對話。他扮演自己的兒子，而我扮演成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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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子，怎麼啦？」我扮演成媽媽率先發問。
「今天被老師處罰了。」媽媽扮演的兒子，帶有生氣的樣子。
「發生什麼事被老師處罰啊？」我先詢問事件。
「因為我講髒話。」
「講髒話喔，老師怎麼會聽到呢？」好奇著事件的細節。
「是A同學先說的，我只是在旁附和，然後，別的同學就跑去跟老師告狀。」
「你氣什麼呢？」
「我又不是故意說的，而且是A先講的，但是，我們的處罰卻都一樣。」
「所以，你覺得不公平，感到委屈，是嗎？」我試著理解他的感受。
「對。」
「你希望老師要怎麼做呢？」我想知道他感到委屈背後的期待。
「提醒我一下，或是比較輕一點的處罰，都好。」

講到這裡，有感受到他原本生氣與沮喪的情緒，因為我的理解之下，而漸漸地緩和了。在«引導孩子說出內心話»中有提及，下層情緒腦在運作時，是聽不進任何話的。所以，『先處理情緒，再處理事情』的原因，就是要讓下層情緒腦感到安全，才會換成上層理智腦來與我們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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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跟老師解釋嗎？」我問。
「有啊，我講了。」
「老師怎麼說呢？」
「老師認為我也是有說髒話，所以，一視同仁。」
「了解。媽媽能夠明白你的委屈。只是，老師的觀念，很難去改變。」我稍稍地停頓一下，想確認一下孩子他這次找我對話的目的，接著詢問:「你跟媽媽說這些，是單純向我抱怨呢？還是希望我去老師說什麼嗎？」
「你聽我抱怨就好。」

明白了孩子的目的，對話的方向就可以朝向孩子感受與想法為主。至於，是否需要找老師討論的部分，則可以緩一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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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我知道了。你剛剛抱怨了一下，心情有沒有好一點啊?」我關心著他。
「有。」
「那就好，不過，如果下次在學校又發生了類似的狀況，是別人先講了髒話，你只是附和，但是，老師卻是一起處罰，你又會感到委屈的話，怎麼辦呢？」
「唉～我就試著忍住囉。」孩子輕聲地嘆了口氣。
「你認為自己能辦到嗎？」
「不知道。」
「媽媽有個提議，你想不想聽聽看呢？」他會回答不知道，也表示是帶有願意的成分。
「好啊。」
「可以試著換成其他不是髒話的詞，來表達相同的感覺，這樣就可以避免囉，像是，原本你說的是“X的!”，可以換成“真的很可惡耶!”。」不是只有要求孩子不能說，而是引導他可以怎麼說。
「好，我試試看。」
「兒子，謝謝你願意嘗試。」我肯定他的意願，因為這是一個好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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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了，兒子。媽媽好奇喔，你平時在家是不會說髒話的，你也知道媽媽注重這類的事情，是什麼原因，讓你在學校還是會有一些髒話的語助詞出現呢？」我問。

會如此地詢問，因為通常孩子在家裡與學校有著不同的行為表現，內心深處肯定有著否種的原因與動機，讓他在明知不好的情況下，還是想要去做。

「嗯，不知道。」兒子回。
「是跟學習(課業壓力)有關？還是跟同學(同儕認同)有關呢？」我試著用『有範圍的選擇題』的對話技巧，來幫助他釐清思緒。
「跟同學有關吧！」
「跟同學有關的意思，是因為別人說，你也想跟著說嗎？」我核對他的想法。
「嗯。」
「是什麼原因別人說了，你會認為自己也必須要跟著說呢?」
「想要展現跟他們是同一夥的吧！」
「你跟這些朋友的關係好嗎?」我問。
「有的時候會覺得格格不入。」

因為這位媽媽所知道的狀況，也只到這邊，所以，我們的模擬對話也停在這裡了。

雖然並沒有深入到她的兒子在學校人際關係的狀況，但是，也明白到，原來，孩子會在學校講髒話的原因，是為了要融入同儕。

知道了孩子的背後動機，假使能再使用«引導孩子說出內心話»裡的對話方法，相信就能夠慢慢地讓孩子明白，不用說髒話，也是可以交到真心朋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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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更加了解孩子的對話，都在《引導孩子說出內心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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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這一兩天，最大的一條奧運新聞，是體操巨星西蒙．拜爾斯（Simone Biles）自承「身心無法負荷接下來的競賽」，而在女子體操團體項目決賽前夕，無預警宣布退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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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爾斯是2016里約奧運四金得主，競技體操世錦賽與全美競技體操資格賽的金牌三連莊、也拿過三面全美自由體操大賽金牌。獎牌無數，而且她現在才24歲，假以時日，她會成為全美歷史最高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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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就在東奧賽事正熾的時候，她在社群網站上寫下：「我覺得全世界的重量都在我的肩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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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選擇聆聽自己的身體與內心，做出這個痛苦，但重要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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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來講個古。眾所皆知地，體操賽場上為了保護選手的生命安全，有一些動作被禁止使用（或取消計點以達到實質禁止的效果）。其中一個叫做「#托馬斯空翻（Thomas Sal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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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馬斯空翻源自於庫特．托馬斯（Kurt Thomas），巔峰於1970年代的美國男子體操史傳奇人物。然而，因為托馬斯空翻的難度實在太高，一個不小心很容易造成死傷事故，是以包括起源國美國在內，民主國家，在1980年代就逐漸把這個高難度動作給淡出。即使有人練，也是處於自我挑戰的邊界，點到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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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是基於「輸人不輸陣」的心理，一直到1990年代在國際賽場上被禁為止，托馬斯空翻在前蘇聯和中國，一直是尖子選手的必備能力，幾乎可說是國家硬性要求他們得練這個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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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難於焉發生。1980年，當年才20歲的蘇聯女子體操天才選手，埃琳娜．穆希娜（Elena Mukhina）就栽在了托馬斯空翻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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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79競技體操世錦賽（於美國德州達拉斯舉行）前夕的訓練中，穆希娜腳部骨折，使她錯過了這次世錦賽。我們知道，骨折雖然是重傷，但只要處置得當，多給幾個月到一年的時間，完全康復不是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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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教練團等不及了。1980年的奧運，是莫斯科主場，而穆希娜如果缺席或表現不佳，黨和國家一個觀感不好，很容易就被其他激烈競爭上位的選手們踩下去。穆希娜的職涯榮譽、還有隨之而來的國家待遇，都會搖搖欲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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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希娜很清楚自己的傷勢，也再三跟教練抗議。但胳膊拗不過大腿，二十歲的年輕女生，又怎麼扛得住來自黨、國家、師長和同儕選手的壓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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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等穆希娜的腳好好痊癒，教練就急著讓她拆石膏、提早回到訓練場上。眾所皆知地，共產國家的所謂「訓練」，其實是幾乎與比賽強度無異的艱苦折磨，而像托馬斯空翻這樣的高難度動作，更是訓練菜單中的頭道大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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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大家都不難猜到了。都還沒等到1980莫斯科奧運正賽，穆希娜就在訓練場上，一次失敗的托馬斯空翻，下巴重重著地、拗斷了脖子－最後，頸部以下全身癱瘓。而黨國意思意思地，頒給她一枚國家榮譽勳章，作為對她事故的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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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國體育的巨輪並沒有因為穆希娜的事故而停下。事實上，1980年莫斯科奧運，蘇聯在體操項目大殺四方、摘金無數－不過那有點灌水，因為稍早蘇聯入侵阿富汗，致使民主國家集體杯葛退出該屆奧運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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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希娜在病床上折磨了二十幾年，於2006年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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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油管上搜尋了一下Thomas Salto，看到一支影片，標題是「女子體操賽場上最後一次托馬斯空翻（Last time a Thomas Salto performed in female gymnastics compet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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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1992年巴塞隆納奧運。畫面中的主角，是後來成為中國女子體操隊長的和雪梅。那年，她十五歲，嬌小的身材，恐怕還比不上一些台灣國小學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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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雪梅是個幸運的人，平平安安地渡過她的體操生涯，至今健在。不過，她現在已經不是中國人；在幾次赴日短期留學與技術交流以後，她對日本的生活產生了興趣。2006年，她嫁給了一位日本的上班族，依照日本的入籍要求改冠夫姓，現在正名高堰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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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嫁人移民以後，高堰雪梅在日本的賽場上拼搏了好一段時間，現在則繼續以教練的身份活躍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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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去中國的搜尋引擎上查找「和雪梅」三個字，得到的恐怕都不是什麼好話。「處心積慮改變國籍」已經是最溫和的評論了，也不少網民直截了當給了她一個「叛徒」的考語。而黨媒官媒對於她這號人物的存在似乎有點諱莫如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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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和雪梅移民日本最大的理由是什麼。中國的奧運獎牌選手，抱著體育專業移民海外的案例可不少。只能籠統地說，這是他們對於更美好的人生的一種嚮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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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心想想，1992年，才十五歲，遠從雲南縱谷裡離鄉背井來到國際賽場的納西族少女和雪梅，身心都未臻成熟。但這樣一個不成熟的身心，卻已經被黨和國家押著，練成了托馬斯空翻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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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能代替和雪梅說什麼，但如果是我，再多的榮譽與國家待遇，也很難掩蓋養成過程中的殘酷摧折吧！午夜夢迴之際，會萌生出遠走海外的念頭，恐怕也是自然而然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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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歸正傳，實力日正當中的拜爾斯，選擇聆聽自己的身體與內心，而毅然退出賽場。在我來看，這非但不是一個污點，反而是一種勇敢，更是來自民主國家、一個富有人性的決定。更可貴的，是美國大眾，即使少不了一些網路酸民，但總普遍表現出一種「雖然惋惜，但完全可以理解，甚至給她鼓勵」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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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今天拜爾斯是中國人，又會怎麼樣呢？恐怕黨和國家，還有民族情緒爆棚的十四億人民，都不會給她一點退路吧！如果她真的傷退或失常，不消等黨國的處份下來，中國網民就會血洗她的微博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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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選手在賽場上「操」來「操」去的下流喊聲、與金牌失之交臂後的僵硬表情與毫無必要的道歉，在我看來，他們並不可恨，而是可憐。我知道，黨和國家和十四億人民，把他們逼到沒有退路，使得他們必須這樣做，來給快要爆炸的壓力桶消消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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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應該說，奧運賽場上的人性與示弱，終究是民主國家才有的奢侈品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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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oneBiles
#ThomasSalto
#ElenaMukhina
#HeXuemei
#Tokyo2020
（圖片來源：ABC News, sourced from Mike Blake/Reuters）

今天是楊德昌導演逝世十四週年，對於他，已無須談論太多，最好的方式就是直接去看那些電影，去看他鏡頭下的臺灣，以及臺灣的種種具象的、抽象的、冰冷的、紛亂的人事物，推一本書《再見楊德昌》，然後，推他所有的作品 ——「我們何其幸運地生長在這個不幸的時代。（We are luckily unluc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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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非建議順序，單純列出幾部，先來看《#青梅竹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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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念真說：「其實楊德昌有一核心主題：時代變革中，人在其中的生存到底適不適合？孝賢扮演的角色是在迪化街賣布的，正尋求一種轉變，思索要不要到國外做生意，但受限於個人認知或本身的性格，註定會受到挫折。有一場在 Pub 的戲，那些知識份子在講些無聊的笑話，對方聽到他是賣布的，不屑的態度溢於言表。阿欽也是被時代所犧牲，他年輕時候是打少棒的，後來少棒沒了，他也就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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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我去天水路找朋友，看到一個傢伙在賣甘蔗汁，他竟把攤子整個推到路上來賣，警察前來驅逐，他不肯挪動，警察無計可施便走了。那個攤子上掛了三張照片，都是他跟蔣經國握手的畫面。出於編劇本能，我就去跟他聊天。他說，他從中學時代就被抓去練拳擊，成為國手，有一年，準備赴加拿大參加奧運，但那年加拿大已經和中國建交了，竟拒絕台灣代表團入境。台灣大隊人馬在日本等簽證，等到最後仍然沒能參加。回來後，他就去當兵了，退伍之後，什麼都不會。他說：『我要生活啊！我為了國家這樣練拳擊，練到最後也沒有機會！』那張照片就是他參賽前受蔣經國召見所拍下的。他覺得國家沒有照顧他，他這一輩子都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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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這個故事講給楊德昌聽，他覺得很有意思，後來還很高興打電話給我，說：『我們應該把這個弄出來，我已經想到題目了！』他常這樣，劇本還沒想之前，想題目、想海報、想工作人員要穿的 T 恤想得很高興，像小孩子一樣。他講了一個題目我覺得很棒 ───《業餘生命》。亦即三十歲之後的生命全是業餘的，因為生命在此之前已經過完了。以演藝界的人為例，可能三十歲之前所有掌聲就已經得光了。《青梅竹馬》裡，阿欽那個開計程車的角色基本上就是業餘生命，是一個挫敗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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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吞不吞的下那口氣？會否覺得自己被虧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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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看《#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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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德昌導演刻劃著純真的失落、道德的崩毀與理想主義者的殞逝，那時候的人們極其壓抑絕望、迷惘挫敗，無力改變現狀的父母將一切希望放在孩子們身上，用功讀書成為唯一一條出路，不安瀰漫的社會氛圍似乎一觸即發，族群對立，械鬥滋事，然而始終沒有人死的像個英雄，只能活著見證自己變成一個惡人，變成一個被大時代殺死的恐怖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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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一則撼動社會的情殺案件背後，不只關注著 1960 年代的日常生活，同時掀開存在於社會新聞裡的人之價值，透過鏡頭探問著究竟是什麼樣的環境、是什麼樣的因素，導致一個毫無前科的高中生成為滿身血污的殺人兇手？帶有史詩氣勢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英文喚作「A Brighter Summer Day」，重點就在「Brighter」，有比明亮更明亮之處，周遭就有比黑暗更黑暗之處，手電筒光線所及成為光明與希望，也因太過刺眼只能看見一半的真相，其他陰影滿布的地方則彷彿更加混沌不清，潛伏一旁的暴力蠢蠢欲動，價值觀不停偏斜擺盪，無論大人或是孩子都難以在顛沛流離中想像未來的自己的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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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四澄澈而直接的雙眼於卡奇色制服堆裡顯得格外與眾不同，比起同齡的朋友他略顯沉默壓抑，臉上讀不出任何情緒，沒辦法真正融入不良少年的幫派核心，也沒辦法過著完全遠離紛擾的學生生活，不上不下的成績只能考上建中夜校，就如生於公務員外省家庭的狀況。張家的父母無可挑剔，媽媽勤儉持家，爸爸有自己不容動搖的原則，不但適時傾聽孩子的想法，為孩子據理力爭，也身體力行教導下一代做人必須光明磊落問心無愧，自己的未來要憑著自己的雙手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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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警備總部的人登門將父親帶走的那一天，直到白色恐怖真正在張家掀起驚濤駭浪的那一天，一顆又一顆的大型冰塊靜置走廊，一疊又一疊的空白稿紙擺在眼前，以失去時間感的精神壓力呈現人們漸漸產生斷裂的過程，原來國家比任何人都更清楚我們的人生，原來個體的命運從來不掌握在自己手中，原來過去深信不疑的公理正義都是滿紙荒唐言，比起貧窮，絕望才會真正讓人變得滄桑、憔悴、黯淡與不堪，只見他茫然盯著桌上的食物，卑微請求老師網開一面，再也抬不起頭面對如此踐踏人性的國家與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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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凡善良、公平、正義等擲地有聲的名詞，並非有錢人的餘裕或底層者的嘲諷，也不是崇高空泛的道德標準，那些拚命守護的，就是為了下一代的目光與希望，往往等到事情發生了，才會知道父母對孩子造成的影響有多麼深遠。Honey 不惜代價對抗、維繫小四最後一線理智的，都是小明，是純真與救贖的象徵，然而一句當頭棒喝「我和這個世界都是一樣不可改變的」，意志的斷裂巨大到再也無法挽回，不可以被人瞧不起，不可以被世界的醜陋吞噬，那一把短刀殺死了愛，殺死了過去的小四，也殺死了一切理想中的美好期許，時代將青春、信念摔得粉身碎骨，只留下了選擇在風中搖擺的草，殘破地隨波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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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後看《#恐怖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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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安、疏離、壓抑、暴力、無解，交疊在楊德昌質樸且暖色調的台北日常恐怖之中，鏡頭下這群人困在無限循環、一成不變的日子裡，他們以為人生應該要有另外一種模樣，不缺物質的執意追求虛幻的精神生活，手頭不寬裕的以為擁有金錢便能迎來新的起點，是每位理想主義者不偏不倚走向憤世嫉俗，也就是恐怖份子的過渡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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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鏡頭下的台北是一個很雜亂的、拼湊的城市，沒有統一的建築與美學。楊德昌有句名言：『我們何其幸運地生長在這個不幸的時代。』身為戰後這一代，我們經歷過台灣非常破落而貧窮的階段，早期又面臨戒嚴，必須反抗威權、反抗貧窮、反抗這個破敗的城市，由此給我們帶來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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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念真認為，臺灣最好的電影有兩部，一是楊德昌《恐怖份子》，二是侯孝賢《童年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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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似平靜的舊時台北，參差不齊的老舊公寓比鄰錯落，以槍聲劃破天際，也以槍聲劃下句點，三條故事線有條不紊地穿插、糾纏，慢慢收攏成一個故事，巧妙透過後設手法導向亦真亦假的結局。李立中和周郁芬一對中產階級夫妻，有潔癖的先生雖然收入足以餬口，但自私自利的他職場始終不順遂；婚後求子不得，足不出戶的妻子專注於撰寫小說，卻因生活百無聊賴而坐困愁城，無法突破寫作瓶頸，一日，一通匿名來電，讓她下定決心為自己的生活做出改變。來電的就是位混血少女，也是楊德昌開始構思《恐怖份子》的契機，如實反應台灣當年美軍駐紮的時代背景，母親活在逝去的西洋老歌之中，年紀輕輕的淑安則與不良少年為伍，為了金錢成為行竊慣犯，長期遊走在法律邊緣。因一條故事線再衍生另一條故事線，又因另一條故事線而發展出另一個完整的世界，家庭寬裕的少年攝影師小強愛上內心虛構的神秘少女形象，拼拼湊湊出看似合理的故事，每個人看見了部分的真相，每個人也同時被蒙在鼓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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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虛構？什麼是真實？風一吹，照片中的人就變得零碎，彷彿她是拼湊而來的。整個城市也是一樣，這是一個拼湊的世界，每個人看到的都只是一部分，並非真實的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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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孩凝視著自己的照片，照片裡的眼神斜斜盯著男孩的位置，男孩從那處望向了女孩，三個畫面在短短幾秒的剎那建構出抽象而立體的空間，似乎時而行走於夢境，恍惚置身於現實，台北就宛若一個庸俗沉悶、乏善可陳的夢，彼時是，現在仍是，人人嚮往自由，人人求而不得，無論你腳踏實地過日子，或是企圖與眼前困境對峙，都無可避免一步一步靠近背後的深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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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中，大台北瓦斯球代表的是一個快要爆炸的東西，暗示著危險，楊德昌鏡頭下的城市好像都走在邊緣上，隨時會發生狀況，跟他的個性很像，因為他事一個很敏感、細膩的人，看什麼事情都覺得不太對勁。就像《一一》裡頭，洋洋喜愛拍人家背部，這其實貫穿了他所有創作，楊德昌在看人的時候，總看到別人沒看到的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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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我們看的是《#一一》，最喜歡的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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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婚禮開始，以葬禮作結，這些都是平凡無奇隨處可見的生活，也會發生在我們成長過程中的事，卻以溫柔的電影語言交織成文化背景之下的共同回憶與課題，在多年後依舊發人深省。簡家的主要收入來源是撐起台灣經濟奇蹟的代表性族群之一，也就是中產階級與中小企業，無須終日為錢勞心傷神，但人生不會因此而少些煩惱。爸爸 NJ 和幾名同儕合夥開創一間電腦公司，妻子敏敏是標準的家庭事業兩頭燒的職業婦女，兩夫妻膝下育有正在就讀北一女的女兒婷婷，和八歲的兒子洋洋，這一家人面對小舅阿弟的婚禮的同時也面臨長輩的腦溢血昏迷，NJ 甚至在圓山飯店巧遇了初戀情人阿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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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壓抑的中年男子，幾乎可以說是吳念真的化身，NJ 的父親形象，也可於李安「父親三部曲」中清楚察覺，傳統定義中一家之主的特質，如此衝突而缺乏溝通的家庭樣貌，從不同時代、不同年齡層都能窺見父親威權角色與早期家庭結構的瓦解。努力撐起一個家的背後，也有我們未曾發覺的浪漫餘暉，是不是人總有一天都需要在現實生活與理想愛情之間擇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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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NJ 與阿瑞的日本、婷婷與胖子的台北交織成了愛情詩篇，此端是自己久別重逢的年輕歲月，彼端則是女兒摸索愛情的未知期待，彷彿換了一個時空，婷婷也經歷了爸爸曾經走過的路，只是可能在愛與不愛之間就這麼毫不留情地一分為二。生活在台北，任誰都曾去西門町看電影，任誰都曾踏過無數次的武昌街，任誰都曾獨自佇立在車燈閃爍的路邊拼湊破碎的心，任誰都曾在吵雜壅擠的世界裡備感孤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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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是時代的縮影，從街道、天橋、紅綠燈平凡的日常畫面裡我們看到光陰流逝的證據，也感受著台北獨特的城市韻味。《一一》更是社會的縮影，每個角色在我們生活中都不陌生，有先上車後補票，也有發乎情止乎禮，有看似美滿的家庭，也有複雜紊亂的鄰居，有為求利益不擇手段的嘴臉，也有盼以真誠待人的無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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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意可以裝，老實可以裝，交朋友可以裝，做生意可以裝，那這個世界上還有什麼是真的？」短視近利、投機取巧，許多企業奉行利益擺第一的宗旨，公司需要賺錢是天經地義，卻非以長久經營的角度思考，於現在的食安危機、黑心食品、詐騙猖獗、缺乏國際競爭力等層出不窮的問題上浮現，畢竟有所得的同時都必須付出代價，這些代價都將落在下一輩的肩頭上。NJ 憤而掛上電話，拒絕接觸公司決策，也許惱怒的不只其他人的反反覆覆，而是此類罔顧未來和台灣商譽行為，如此成就經濟起飛錢淹腳目的共業，之後則必須由洋洋這個世代的年輕人慢慢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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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人尋味的名稱「一一 A One And A Two」，無論指的是兩個人、人與人，還是存在於每個角落的二元對立，也就是洋洋始終想捕捉的「後腦勺／看不見的後面」，都給人異常豐富的留白與思考空間，好與壞、對與錯、愛與不愛、真誠與偽裝、年輕與遺憾、喜宴與喪禮、送往與迎來，從楊德昌的鏡頭之下感受到的，是每個人看似互動密切又形影疏離的灰色地帶，更隱約透露出了一種反璞歸真的成熟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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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述的文字除電影台詞外皆出自王昀燕《#再見楊德昌》一書。）

同性婚姻的家庭若想要建立親子關係，按《司法院釋字第748號解釋施行法》第20條立法理由說明：「為保障同性關係之一方親生子女之權益，應許他方得為繼親收養，由社工專業評估及法院之認可」。法院會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十七條第一項之規定，委託專業人員進行訪視，法院將參考訪視人員提出的訪視報告及建議決定是否認可收養。因此社工、法官都是影響成敗的因素。

所謂的繼親收養，以女同志為例（男同志以生父類推），它的組成通常是一個生母，及一個伴侶，而這個伴侶要收養生母的小孩。

現代社會，通常有共識，撫養孩子的責任在雙親，而非單由生育的那方獨立負擔。女性主義平權運動以來，一直強調的就是反對所謂的「母職說（Motherhood）」，這個意思是有關照顧家庭、照顧小孩等等這些家務責任，過去被視為生母天職，也就是把照顧小孩的責任，全部推給生小孩的那一方。但事實上，照顧小孩應該不只是生育方的責任，也是其同居人、伴侶的責任。這在一般的異性戀婚姻中，因為婚生推定的關係，所以丈夫在小孩生下來那一刻，就肩負了撫養小孩的法律責任，沒辦法逃走。但同志家庭在法律上只有血緣關係的生育方要負擔撫養責任，另外一個伴侶可以看自己決定要不要收養，一定要走至少三個月的收養流程，且收養流程要經過社工、法官，還不一定會過。

我認為在這之中比起異性婚姻，不管是社工或法官，都應該更需要特別照顧平等權及小孩最佳利益問題。通常我們會認為，對小孩利益來說，一個生母和伴侶都有責任要一起撫養小孩，絕對是比只有生母一個人肩負撫養小孩的責任，前者優於後者。

然而收養訪視的報告格式中，「家人對收養人的態度」以及「親子關係的描述」在收養評估占了非常重要的篇幅，都是需要由訪視人員來觀察和書寫完成。過去在同婚未通過時，曾有社工因認為小孩太小無法面對同儕壓力，所以給出不適合收養的建議，但當時好在法官有考量和體察，所以最後有收養成功。

因此訪視人員在調查時，我認為社會局必須注意第一線人員的訓練，要特別注意同志家庭與異性婚姻的社會結構性問題不同，也就是不能因為原生家庭長輩並不一定認同同志，甚至可能有不友善或歧視問題，而成為阻礙孩童受雙親最大照顧的最佳利益。

亦即訪視人員在面對同志家庭時需注意下面三個原則：
1. 不應讓生育方獨自承擔撫養小孩的責任。
2.不應讓原生家庭對同志的不友善，而影響繼親收養的認定，導致小孩高風險面臨法律只有一位血親有責任照顧他/她，這是本末倒置。
3.應重視社會結構性的問題，更加同理同志家庭。

我認為，這不只是同志的問題，還是有關母職的性別平權問題，更是兒童權益問題。我身邊就有掌握，至少五對同志伴侶因為這個收養流程而卻步，最直接影響就是孩子的受照顧撫養權利及未來的繼承權利。

因此我在今天的民政部門質詢中要求社會局：
1. 定期舉辦全台北市訪視人員同志收養工作坊，並提供結案報告以供未來施政參考。
2. 促進社工與同志團體交流，建立聯繫窗口，協助輔導同志收養相關議題
3. 建立社會局同婚收養申訴管道

面對社會的進步，行政機關就要有帶頭的作用，把體制完善，成為同志家庭的後盾，讓這些孩子能生活在一個可以完全獲得最大照顧及友善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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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本段內容文稿：

歡迎來到「一天聽一點」，我們每週一到週五晚上7點準時更新，結合心理學跟生活的真實運用，陪伴你每天進步一點點，如果你也想要每天都有所進步的話，那就一定要訂閱我們的頻道～

在我們面對人際相處的時候，是不是常常會因為同儕之間有一點壓力，覺得呢，不能跟大家不一樣，這樣的一個想法或心情哦，造成彼此的感情，或者是你的情緒都被很大的消磨，

那關於這樣的人際議題，其實我在先前有跟大家分享過一本小書，為什麼說是小書呢？因為它的篇幅不多，這本書呢是一位日本的社會學家，他所寫的書名叫做「朋友這種幻想」，副書名是「社會學家教你不被人際關係困擾的8堂課」，

我猜這本書在台灣並沒有賣得很好，但是我真的覺得蠻值得看的，特別是你在人際裡面有遇到一些困擾，

這位作者是一位日本的社會學家，我們知道在人我關係之間，有文化上的差異，日本人跟台灣，在某些層面上是比較相近的，對比於我們去讀一些西方學者，或者是西方的專家寫的人際關係的書，我覺得這本書更實用，

那今天呢，呼應我開頭說的，因為同儕的壓力，而造成彼此之間感情的消磨這件事情，我就引用了裡面的一篇文章，來跟你做分享，

這篇文章叫做「從同質性轉為共存性」，其實我們常常為了自己，是否要跟朋友同步而感覺到煩惱，朋友認同的事情，我也要跟著認同嗎，其實呢，我們常會不免想到要怎麼樣脫離這樣的同儕壓力，就算只是拉開一點點距離也是蠻好的，

但具體該怎麼做，就要依照不同的情況去找到合適的方法，但基本的觀念也就是重新界定雙方的關係，這樣的原則是不會變的，

深入一點來看噢，就是我們要從關注於「同質性」，轉變為關注於「共存性」，就像是我們極度注重大家都要一樣，這樣的觀念跟想法，這就是一種同質性的心態，

同質性的心態，常會讓我們覺得自己，必須要服膺於大家都認同的價值，大家都接受的事情，或者是都要去做那些，可能社會潛規則裡面應該要去做的事情，

那你說這樣的同質性，在人際裡面往往是痛苦的來源，所以它就沒有存在的必要嗎？其實也不是的，因為在人類的文明運作裡，如果沒有這種同質性，沒有一個共同的認同，有很多事情也沒有辦法繼續進行，

就像是我們使用金錢、我們使用貨幣，它就是一個共同認定的價值，他才能夠造成我們之間的交易跟交流啊，

只是如果回到人性跟人際，如果每個家庭或個人的活動，是在越來越自由、多樣化的背景底下，我們還強求大家都要一樣這樣的同質性，就會產生有很多的矛盾跟困擾，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個性，也都能夠自由的提升自己的能力，和追求自己的慾望，但是又被強迫放在一個必須跟他人一樣的同儕壓力底下，這就會造成人的內在有很多的撕裂，

所以呢，這本書裡面提到的共存性，它的意思就是，不同性質的事物，同時存在的可能，

在人類的文明進入近代社會之後，我們已經逐漸擺脫了村落式的共同性的直接束縛，我們開始有能力去追求都市化的自由跟個性，在過去的人，就算想要有自己的特色，卻可能沒有辦法在社會裡面找到適合實踐的場所跟機會，

相對比較起來進入現代社會的我們，不但能夠憑自己的喜好去決定自己想要成為什麼樣的人，也能夠去追求自己的慾望，

在這樣的環境底下，雖然我們跟身邊的人這麼樣的親近，但是要說大家都是一樣，這是不太可能的，

在大部分的時間裡面，我們必須跟言行、舉止、想法、感受都跟自己截然不同的人相處在一起，我想有出來工作的人就會知道，在職場的生態裡面，不管你喜不喜歡，你都必須跟各種不一樣的人進行集體的協作，

所以說的露骨一點，活在現代社會的你我，都會有更多的機會，必須要跟合不來的人，置身於相同的時空裡，正因為如此哦，現代人必須要好好的思考，如何跟合不來的人相處，這也正是這位作者想要藉由「共存性」這個關鍵詞，所表達的重點，

然而談到共存性，這就讓我一直想到我的一門實體課程，叫做高難度對話的望聞問切，這一門課呢，它從來就不是要教大家，怎麼樣把你變得跟他人一樣，或者是把他人變得跟你一樣，而是在於理解到彼此的不同之下，我們還是能夠去找到我們的共識，去能夠做到彼此協作的結果，

而且進一步來想，現代的社會之所以多元，我們的資源跟選項之所以會越來越多，正是因為不是要把每個人都揉成一模一樣，而是在容納彼此的差異底下，怎麼樣達成，在每個任務的前提裡，去找到彼此可以合作的方法，

這也是我在高難度對話這門課一直強調，然而也有很多的同學在經過這門課的學習之後，得到相對應的能力跟他們想要的結果，

然而我想不管你有沒有機會進我的教室，今天提到的這本書「朋友這種幻想」，還有提到的共存性的觀念，或許能夠幫你創造出一個起點，讓你開始能夠更自在的活出你自己，

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夠帶給你一些幫助，我是凱宇，如果你喜歡我製作的內容，除了YouTube之外，我們也有podcast頻道，你只要在podcast的應用裡面滿搜尋啟點文化，一天聽一點，歡迎你的訂閱，也希望你能夠給我們五顆星評價，我們需要你用最具體的行為來支持我們，

然而如果你對於啟文化的商品或課程有興趣的話，如同今天提到的高難度對話課程，近期的課程是在7月４號開課，在我錄音的這個時候，這門課的名額也在倒數了，然而我知道有很多朋友想要參與，可是呢，會擔心疫情的影響，

在這邊特別跟你說明一下，啟點文化的所有實體課程，我們都會落實全程戴口罩、消毒量體溫，除此之外，座位的安排和設計，也都會拉開社交的距離跟設定保護的隔離機制，

不止如此哦，如果你因故缺課，在未來我們持續開這門課的過程當中，你都可以回來補課，並且還可以回來申請成為學長姐，你不用付出額外的費用，但是都可以回來持續的進行學習，

也就是說高難度對話這一門課，是提供給你終身保固的，說了這麼多，無非是想要喚醒你那一個想要成長的心，希望我能夠跟你一起學習，一起前進，那麼今天就跟你聊這邊，謝謝你的收聽，我們再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