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殺了湯德章：二二八事件中的「巴士底獄」

之前曾經預告過，要給大家講一下二二八事件中的「#攻陷巴士底獄」，今天就是來兌現承諾的。

如果看過我前一篇所寫的，關於 #湯德章 的死與學生之間的關係，那今天就是在上一篇的基礎之上深入湯德章的死因。

對於這一段歷史已經很熟的朋友，可能會發現我寫的不太一樣，這完全是正常現象，因為我的敘事裡面，是要將一段當年被台南仕紳硬是摳掉的經過，重新還原到歷史上面。

既然是被摳掉的，又怎麼被我找到了呢？當然是因為沒摳乾淨。

這段被摳掉的歷史，是台南市在二二八事件中，曾經有一個名為「#臨時治安協助委員會」的組織，發起時間是3月3日凌晨2點，發起者是台南市市長本人，在場的還有警察局長、高雄要塞一位總台長、憲兵營長、數名參議員、中等以上學校校長、各區區長、民間仕紳等。

湯德章之所以出來負責治安，是黃百祿力邀他出來的。為什麼是黃百祿？就算他是議長，治安不關他的事啊，而且後來3月5日成立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主委是韓石泉，也輪不到黃百祿負責。

為什麼是黃百祿？因為黃百祿就是這個「臨時治安協助委員會」的主委。

事實上湯德章做得很好，和那些打殺外省人的力量針鋒相對。只是既然做得很好，又是光明正大受官方委託協助維持治安，有什麼見不得人非得摳掉？

因為發生了兩件意外。

第一件，就是我們前面提到的，拿了槍的學生跑去衝憲兵隊和水上機場；第二件，就是本文的主題，有人拿了槍去衝了台灣第三監獄，也就是日本時代的「台南刑務所」。

法國大革命攻陷巴士底獄，好像是一場攻破了舊時代封建勢力的偉大行動，但實際上攻佔之後只放出來7個人，包括4名造假販子、2名精神有些異常的人。當年攻破第三監獄又放出了誰呢？

放出了一名走私疑犯。

這個人名叫黃離，是台南市政府財政科科長，日本時代就在總督府任官，陳儀時代繼續留用，因為他經辦的日產船舶出租出現了弊案，4艘大船裡的3艘都因為走私被中華民國海關或盟軍扣留，徹查之下，才發現尚未核准航行的最後1艘，也被他擅自允許出港，此人就在二二八前夕遭到羈押，關在第三監獄附設的看守所。

租船的是誰呢？表面上是醫師葉南輝和包商許全，只是當時媒體報導，台南市參議員有四名都是租約的保證人。

關於 #超買，我們多說幾句。盛行在戰後初期的這一波，它的源頭可以上溯至一戰。

一戰為日本帶來了戰爭景氣，但戰爭結束後，日本經濟陷入了長期低迷。

美國大蕭條往全球擴散後，各國為了壓低幣值以便傾銷生產過剩的貨物，陸續放棄了金本位。再加上美國推動〈#購銀法案〉，在國際大肆收購白銀，銀價飛漲，對於銀本位的中國來說，銀價上漲就等於幣值上漲，大家都在競貶貨幣，只有中華民國的貨幣被逆勢推高，中華民國就成為各國輸出大蕭條最好的目的地。

日本也如法泡製，但很快就發現卡關，本來離他最近的中國市場，從中日山東問題以來就持續有激烈抵制日貨的風潮，九一八事變後，不但抵制日貨更烈，中華民國還針對日本實質提高了進口稅負，日貨要傾銷至中國，就在日本政府與軍部的鼓勵與主導下，透過武裝走私的方式進行，大宗就是從東北到華北、台灣到福建。

七七事變之後，中國沿海城市陸續被日本佔領，許多台灣商人也直接進駐了上海、廈門等地。除了一般貨品（特別是人造絲）之外，當時還有「黑金」、「白金」之說。黑金就是 #鴉片，由於戰亂導致正稅收不上來，鴉片是許多武裝勢力經費來源的大宗，也包括西安事變後，無法再以打土豪分田地的方式獲取經費的中國共產黨。而一些位於內陸的武裝力量，由於對食鹽的實際需求，走私食鹽也是有著豐厚巨利。

戰後走私，就是這個超買模式繼續運轉。只是這個時候，台灣出口的東西，換成了 #米糖。

一些台南人透過留用的原總督府官員搞到了日本人的4艘大船，就這麼幹了幾票，前前後後大概幹了半年，直到二二八事件前一週，他們在市政府裡的白手套突然被收押禁見。

要從第三監獄把人放出來，如果用挖的，#那可能要挖很久，但靠著警局的槍，大家一進一出，輕易得手。

就因為發生了學生和巴士底獄的事件，「臨時治安協助委員會」才變成大家諱莫如深的一段經過，沒有人願意承認它的存在。

民間的罪，後來推給了湯德章，他們隱瞞了「臨時治安協助委員會」的存在，說這是湯德章自任主委的「台南市人權保障委員會」幹的；官方的罪，本來是要推給 #陳達儒，就是〈青春嶺〉的作詞者，當時叫陳發生，日本時代就當警察、陳儀時代繼續當，當時警局就推給他一個小小的辦事員，說都是他和湯德章兩個人合作，繳了警局的槍發給大家。只是後來審理，陳達儒不但無罪還復了原職，但陳直接棄職逃跑了，根本不敢再回到台南市警局。其實如果陳達儒就是主謀，以當時 #抓大放小 的狀況，根本不可能放過他一個小小的警察，也還好他跑了，我們現在才能聽到他1950年那膾炙人口的〈安平追想曲〉。

現在看二二八歷史，論者往往把外省人的政治鬥爭、派系恩怨描述得複雜無比，而把台灣人這一邊，形容成天真又單純、外省人叫他怎樣就怎樣。真實歷史哪是這樣呢？別說台灣與大陸源遠流長的文化脈絡，就說二二八事件之前的二十年左右，台灣民間早就深度地捲入了兩岸的走私貿易，這批人在戰後短暫滯留在當地，被當地官民算了總帳，回到台灣後，繼續重操舊業，並成為二二八時期最仇恨外省人的那些人。

而外省人之間的政治鬥爭，也不是戰後才傳入台灣，早在九一八事變之後，總督府壓制反日份子的力量逐漸加大（這中間也包括幫著日本人壓制台灣人的那些台灣人），一大堆反日份子渡海到了大陸參與了國民黨或共產黨，二二八時期所謂的外省人的政治鬥爭，往往只是台灣人殺回台灣之後向過去復仇的障眼法。

說二二八事件是陳儀的政學系和cc系的派系鬥爭，在當時的脈絡，其實更像是部分台灣人藉著事件把像是湯德章、陳達儒這種在日本時代就幹警察、又被親日的陳儀繼續重用的「日本餘孽」給清掉。陳儀大規模沿用日本時代就在總督府工作的人，特別是警察，在當時是引發民間強烈不滿的，除了民間與日本的恩恩怨怨外，也阻擋了民眾的公職之階。

這種台灣民間激烈反日的戰後日常，是在什麼時候突然被解釋為台日親善一團和氣的樣子？

攻陷第三監獄的事情，後來找到了真正的犯人，這罪名也從湯德章的身上拿掉，只是此時湯已被槍決。這個案子的「主謀」，最後推到了一名22歲的年輕人身上，他被判了死刑。

黃離在二二八事件後回到了市政府的工作崗位，事件前的風風雨雨，毫無痕跡，但他的任命案，省方就是不核定，最後他是以生病為由，自請辭職，進入了合作金庫服務。

#四大船走私案，這個台南仕紳搞出來的案子，最後通過中國共產黨的刊物，改頭換面，將涉案者換成了花蓮縣長張文成，發表在上海。

（全文完）

（附圖為1947年2月25日《民報》報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