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先感謝一路照顧的山路同伴,以及借我各種道具的同事室友、同事,你們都39公分好棒棒,大恩只能含謝
(正文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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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路都是落葉,掩去來時徑,我走在山道中,時而天朗雲清可見萬里河山,時而霧鎖重林,行步蹉跎,深怕踏差便是萬丈深底。我拄著登山杖喘息,腦海突然想起前些日子讀到得禪詩:「白雲深處擁雷峰...
首先先感謝一路照顧的山路同伴,以及借我各種道具的同事室友、同事,你們都39公分好棒棒,大恩只能含謝
(正文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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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路都是落葉,掩去來時徑,我走在山道中,時而天朗雲清可見萬里河山,時而霧鎖重林,行步蹉跎,深怕踏差便是萬丈深底。我拄著登山杖喘息,腦海突然想起前些日子讀到得禪詩:「白雲深處擁雷峰,幾樹寒梅帶雪紅。」雖然沒有應景的寒梅,但雲擁群峰的壯闊,是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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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走了多久喘不過氣而駐步,就在我又想要放下登山包,慨然長休的時候,夕色落在一隻已經褪去殼覆的空蟬,不偏不移就在我的眼前。
空蟬(うつせみ)一詞最早從源氏物語看到,再後來是因為高梨康治的一首抒情曲也叫空蟬,所以一直記得。夏蟲就算熬完整個夏天,也看不見冬雪,但牠乘載了整個夏天的熱情,所以死也無悔,而我不一樣,如果放棄了,就趕不及吃晚餐了,不吃晚餐對我來說比看不見冬雪可怕,所以我還是提起腳步往前爬了。
彼時起霧了,要趕在夕陽下山前,抵達山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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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夜了,我昏沉的大腦已經不能擠出任何話語,應該是高山症發作了,透支的我坐在山莊廊下,身體好像散架一樣,以為自己久經重訓必能克服登山,殊不知心肺才是這條山路的唯一致勝之道,什麼肌力真的是不堪一擊,我托著下巴一動不想動,只要站起身子,或者稍稍傾斜,我頭痛的感覺就會提醒我,不要有多餘的動作,而這時候,靜靜的躺在草原上,看著滿天的星光真的就好了,不用望遠鏡,憑藉著肉眼也可以看到整個銀河的模樣,還有無數高掛的星星,以前覺得古人說「星羅棋布」這個成語有點意思,畢竟眼前便是紫夜為布,繁星為子,我從星體的掛列,尋覓指引,靜靜地看大地下的這盤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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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老師都說天上的星星跟硬幣一樣大顆,其實也沒有到特別大顆,只是更閃更亮,而且沒有光害,跟地面上的滿天都是星星是完全不同維度的感覺,月光也特別清澈,說到這邊其實是有點憎恨愛迪生,沒事幹嘛發明什麼電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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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時候大家就會不免俗的哼起「克卜勒」什麼的,聽山友說傍晚時分的銀河比凌晨時分的明顯,這大概也是詩人所說的李商隱詩句「長河漸落曉星沉」之意,抬頭看著那些星星也不知道什麼意思,久盯著天空,有時候會有幾顆星星在視覺上「消失」了,偶然眨個眼,那些「消失」的星星又會出現。偶然身邊發出嘆息驚破黑夜沉謐,如雪亮的絲線在夜空撕開小小的縫隙,一閃而逝,聽大家說看到這個東西要趕緊許願,我不知道旁邊的人會許什麼願,但如果是我,我只求可以替我解除此刻的高山症,並讓我睡滿8小時再攻頂,事在人為往往是事與願違,等用完餐點已經快半夜九點,我的沈甸甸的頭痛也不見好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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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行山友送上了半顆威而鋼,有助克服高山症,叫我吃了再睡,果然睡了一覺,高山症已不復,但我後半夜下半身一直處在高能狀態,這樣真的是睡得很煎熬,幸好帳篷內的人都平安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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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頂時分的壓力跟上山要去吃晚餐的壓力有點像,偏偏只要有時間壓力,我就會想慢慢來,偏偏上南華山的險道全是上陡,攻頂的路那麼黑那麼長,每一秒是怎麼走過來的我都不願再回想,有好幾刻內心都是放棄的聲音,我的同行友人還替我揹著行囊,我才真的有餘力可以往上爬,嗟乎肌肉,竟無用武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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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到南華山的那段山路,窄小只得一人通行,且一面是草山,一面是緩坡,稍有不慎就會連人帶包滾回南投,而我的頭燈亮度不足,加上前晚沒睡好,好幾次我走在那條路上都覺得自己會跌下去,以前看那些山難新聞或者需要勞動直升機救援的那些山友,我只會用鼻息嘆氣,但情境一換,換成自己走在這條危險的路上,突然能同理了,果然彼此理解,是需要設身處地的,嗚嗚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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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於到了南華山頂,凌晨的雲海只有盡頭處,透出一點光的色澤,紫的、橘的還有一點點海藍色的各種漸層,極目只有雲擁幾座山峰,我發現我內心有很大的悸動,但我到現在還擠不出什麼字句來形容,這大概是大美無言。等到太陽從雲海徹底升起的瞬間,眼角是有點淚光的,但也哭不出來,旁邊的人好多,想自我放生大哭簡直超恥,所以哭不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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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自己以為那些內心爬山快死掉的陰霾,就會照自己設想的一樣被這冉冉升起的晨曦淨化,然後就可以內心正能量滿滿好好的完成這趟旅程,但其實也沒有,下山才完全是腳底板跟膝蓋的悲歌,每走一步幹聲罵得比上山還狠嗚嗚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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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於爬完了這座山,寫完這篇看似抱怨文其實是滿滿回憶的長文,我想,我雖然嘴巴會說不再嘗試,但回到平地會好好訓練心肺,以備來日,對,我就是這樣,典型口嫌體正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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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我可以自豪的說,我上過百岳。
吃威而鋼死掉 在 許榮哲 × 小說課 Facebook 的最讚貼文
【莫言:成為作家的理由】
一直有個說法是,一位作家最常探討的議題、他的文字所表達的主軸,很多時候會深受他童年時的成長境遇所影響。
也許並不是所有作家,都有這樣的情形。但莫言肯定是。在底下這篇文章中,他分享了他成為作家的理由,就和出身底層、有個困乏的童年有關(甚至他的筆名也取自童年經歷的事)。
一起來看看這位中國作家的自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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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作家的理由 / 莫言
每個作家都有他成為作家的理由,我自然也不能例外,但我為什麼成了一個這樣的作家,而沒有成為像海明威、福克納那樣的作家,我想這與我獨特的童年經歷有關。我認為這是我的幸運,也是我在今後的歲月裡還可以繼續從事寫作這個職業的理由。
從現在退回去大約四十年,也就是20世紀的60年代初期,正是中國近代歷史上一個古怪而狂熱的時期。那時候一方面是物質極度貧乏,人民吃不飽穿不暖,幾乎可以說是在死亡線上掙扎;但另一方面卻是人民有高度的政治熱情,饑餓的人民勒緊腰帶跟著共產黨進行共產主義實驗。那時候我們雖然餓得半死,但我們卻認為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而世界上還有三分之二的人——包括美國人——都還生活在「水深火熱」的苦難生活之中。而我們這些餓得半死的人還肩負著把你們從苦海裡拯救出來的神聖責任。當然,到了八十年代,中國對外敞開了大門之後,我們才恍然大悟、如夢初醒。
在我的童年時期,根本就不知道世界上還有照相這碼事,知道了也照不起。所以我只能根據後來看到過的一些歷史照片,再加上自己的回憶,來想像出自己的童年形象。我敢擔保我想像出來的形象是真實的。
那時,我們這些五六歲的孩子,在春、夏、秋三個季節裡,基本上是赤身裸體的,只是到了嚴寒的冬季,才胡亂地穿上一件衣服。那些衣服的破爛程度是今天的中國孩子想像不到的。我相信我奶奶經常教導我的一句話,她說人只有享不了的福,但是沒有受不了的罪。我也相信達爾文的適者生存學說,人在險惡的環境裡,也許會煥發出驚人的生命力。
不能適應的都死掉了,能夠活過來的,就是優良的品種。所以,我大概也是一個優良的品種。那時候我們都有驚人的抗寒能力,連渾身羽毛的小鳥都凍得唧唧亂叫時,我們光著屁股,也沒有感到冷得受不了。我對當時的我充滿了敬佩之情,那時我真的不簡單,比現在的我優秀許多倍。
那時候我們這些孩子的思想非常單純,每天想的就是食物和如何才能搞到食物。我們就像一群饑餓的小狗,在村子中的大街小巷裡嗅來嗅去,尋找可以果腹的食物。許多在今天看來根本不能入口的東西,在當時卻成了我們的美味。我們吃樹上的葉子,樹上的葉子吃光後,我們就吃樹的皮,樹皮吃光後,我們就啃樹幹。
那時候我們村的樹是地球上最倒楣的樹,它們被我們啃得遍體鱗傷。那時候我們都練出了一口鋒利的牙齒,世界上大概沒有我們咬不動的東西。我的一個小夥伴後來當了電工,他的工具袋裡既沒有鉗子也沒有刀子,像鉛筆那樣粗的鋼絲他毫不費力地就可以咬斷,別的電工用刀子和鉗子才能完成的工作,他用牙齒就可以完成了。那時我的牙齒也很好,但不如我那個當了電工的朋友的牙齒好,否則我很可能是一個優秀的電工而不是一個作家。1961年的春天,我們村子裡的小學校里拉來了一車亮晶晶的煤塊,我們孤陋寡聞,不知道這是什麼東西。一個聰明的孩子拿起一塊煤,咯嘣咯嘣地吃起來,看他吃得香甜的樣子,味道肯定很好,於是我們一擁而上,每人搶了一塊煤,咯嘣咯嘣吃起來。
我感到那煤塊愈嚼愈香,味道的確是好極了。看到我們吃得香甜,村子裡的大人們也撲上來吃,學校裡的校長出來阻止,於是人們就開始哄搶。至於煤塊吃到肚子裡的感覺,我已經忘記了,但吃煤時口腔裡的感覺和煤的味道,至今還牢記在心。不要以為那時候我們就沒有歡樂,其實那時候我們仍有許多歡樂,我們為發現了一種可以食用的物品而歡欣鼓舞。
這樣的饑餓歲月大概延續了兩年多,到了六十年代中期,我們的生活好了起來,雖然還是吃不飽,但每人每年可以分到兩百斤糧食,再加上到田野裡去挖一點野菜,基本上可以維持人的生命,餓死人的事愈來愈少了。
當然,僅僅有饑餓的體驗,並不一定就能成為作家,但饑餓使我成為一個對生命的體驗特別深刻的作家。長期的饑餓使我知道,食物對於人是多麼的重要。什麼光榮、事業、理想、愛情,都是吃飽肚子之後才有的事情。因為吃我曾經喪失過自尊,因為吃我曾經被人像狗一樣地凌辱,因為吃我才發奮走上了創作之路。
當我成為作家之後,我開始回憶我童年時的孤獨,就像面對著滿桌子美食回憶饑餓一樣。我的家鄉高密東北鄉是三個縣交界的地區,交通閉塞,地廣人稀。村子外邊是一望無際的窪地,野草繁茂,野花很多,我每天都要到窪地裡放牛,因為我很小的時候已經輟學,所以當別人家的孩子在學校裡讀書時,我就在田野裡與牛為伴。
我對牛的瞭解甚至勝過了我對人的瞭解。我知道牛的喜怒哀樂,懂得牛的表情,知道它們心裡想什麼。在那樣一片在一個孩子眼裡幾乎是無邊無際的原野裡,只有我和幾頭牛在一起。牛安詳地吃草,眼睛藍得好像大海裡的海水。我想跟牛談談,但是牛只顧吃草,根本不理我。我仰面朝天躺在草地上,看著天上的白雲緩慢地移動,好像它們是一些懶洋洋的大漢。我想跟白雲說話,白雲也不理我。天上有許多鳥兒,有雲雀,有百靈,還有一些我認識它們但叫不出它們的名字。它們叫得實在是太動人了。
我經常被鳥兒的叫聲感動得熱淚盈眶。我想與鳥兒們交流,但是它們也很忙,它們也不理睬我。我躺在草地上,心中充滿了悲傷的感情。在這樣的環境裡,我首先學會了想入非非。這是一種半夢半醒的狀態。許多美妙的念頭紛至沓來。我躺在草地上理解了什麼叫愛情,也理解什麼叫善良。然後我學會了自言自語。那時候我真是才華橫溢,出口成章,滔滔不絕,而且合轍押韻。有一次我對著一棵樹自言自語,我的母親聽到後大吃一驚,她對我的父親說:「他爹,咱這孩子是不是有毛病了?」
後來我長大了一些,參加了生產隊的集體勞動,進入了成人社會,我在放牛時養成的喜歡說話的毛病給家人帶來了許多麻煩。我母親痛苦地勸告我:「孩子,你能不能不說話?」我當時被母親的表情感動得鼻酸眼熱,發誓再也不說話,但一到了人前,肚子裡的話就像一窩老鼠似的奔突而出。話說過之後又後悔無比,感到自己辜負了母親的教導。所以當我開始我的作家生涯時,我為自己起了一個筆名:莫言。但就像我的母親經常罵我的那樣,「狗改不了吃屎,狼改不了吃肉」,我改不了喜歡說話的毛病。為此我把文壇上的許多人都得罪了,因為我最喜歡說的是真話。現在,隨著年齡增長,我的話說得愈來愈少,我母親的在天之靈一定可以感到一些欣慰了吧?
我的作家夢想是很早就發生了的,那時候,我的鄰居是一個大學中文系的被打成右派、開除學籍、下放回家的學生。我與他在一起勞動,起初他還忘不了自己曾經是一個大學生,說起話來文縐縐的。但是嚴酷的農村生活和艱苦的勞動很快就把他那點知識份子的酸氣改造得乾乾淨淨,他變成了一個與我一樣的農民。在勞動的間隙裡,我們饑腸轆轆,胃裡泛著酸水。我們最大的樂趣就是聚集在一起談論食物。大家把自己曾經吃過的或者是聽說過的美食講出來讓大家享受,這是真正的精神會餐。
說者津津有味,聽者直咽口水。大學生說他認識一個作家,寫了一本書,得了成千上萬的稿費。他每天吃三頓餃子,而且還是肥肉餡的,咬一口,那些肥油就唧唧地往外冒。我們不相信竟然有富貴到每天都可以吃三次餃子的人,但大學生用蔑視的口吻對我們說,人家是作家!懂不懂?作家!從此我就知道了,只要當了作家,就可以每天吃三次餃子,而且是肥肉餡的。每天吃三次肥肉餡餃子,那是多麼幸福的生活!天上的神仙也不過如此了。從那時起,我就下定了決心,長大後一定要當一個作家。
我開始創作時,的確沒有那麼崇高的理想,動機也很低俗。我可不敢像許多中國作家那樣把自己想像成「人類靈魂工程師」,更沒有想到要用小說來改造社會。前邊我已經說過,我創作的最原始的動力就是對於美食的渴望。當然在我成了名之後,我也學著說了一些冠冕堂皇的話,但那些話連我自己也不相信。
我是一個出身底層的人,所以我的作品中充滿了世俗的觀點,誰如果想從我的作品中讀出高雅和優美,他多半會失望。這是沒有辦法的事,什麼人說什麼話,什麼藤結什麼瓜,什麼鳥叫什麼調,什麼作家寫什麼作品。我是一個在饑餓和孤獨中成長的人,我見多了人間的苦難和不公平,我的心中充滿了對人類的同情和對不平等社會的憤怒,所以我只能寫出這樣的小說。
當然,隨著我的肚子漸漸吃飽,我的文學也發生了一些變化。我漸漸地知道,人即便每天吃三次餃子,也還是有痛苦的,而這種精神上的痛苦其程度並不亞於饑餓。表現這種精神上的痛苦同樣是一個作家的神聖職責。但我在描寫人的精神痛苦時,也總忘不了饑餓帶給人的肉體痛苦。我不知道這是我的優點還是缺點,但我知道這是我的宿命。
我最早的創作是不值一提的,但也是不能不提的,因為那是屬於我的歷史,也是屬於中國當代文學的歷史。我記得我最早的作品是寫一篇挖河的小說,寫一個民兵連長早晨起來,站在我們的毛主席像前,向他祈禱,祝願他萬壽無疆、萬壽無疆、萬壽無疆。然後那人就起身去村裡開會,決定要他帶隊到外邊去挖一條很大的河流。
他的女朋友為了支持他去挖河,決定將婚期往後推遲三年。而一個老地主聽說了這個消息,深夜裡潛進生產隊的飼養室,用鐵鍬把一匹即將到挖河的工地上拉車的黑騾子的腿給鏟斷了。這就是階級鬥爭,而且非常激烈。大家都如臨大敵,紛紛動員起來,與階級敵人展開了激烈的鬥爭,最後河挖好了,老地主也被抓起來了。這樣的故事今天是沒人要的,但當時中國的文壇上全是這樣的東西。如果你不這樣寫,就不可能發表。儘管我這樣寫了,也還是沒有發表。因為我寫得還不夠革命。
到了七十年代末,中國的局面發生了變化,中國的文學也開始發生變化。但變化是微弱而緩慢的,當時還有許多禁區,譬如不許寫愛情,不許寫共產黨的錯誤,但文學渴望自由的激情是壓抑不住的,作家們挖空心思,轉彎抹角地想突破禁區。這個時期就是中國的傷痕文學。
我是八十年代初期開始寫作的,那時中國的文學已經有了很大的發展,所有的禁區幾乎都突破了,西方的許多作家都介紹了過來,大家都在近乎發瘋地模仿他們。我是一個躺在草地上長大的孩子,沒上幾天學,文學的理論幾乎是一竅不通,但我憑著直感認識到,我不能學那些正在文壇上走紅的人的樣子,把西方作家的東西改頭換面當成自己的。
我認為那是二流貨色,成不了大氣候。我想我必須寫出屬於我自己的、跟別人不一樣的東西,不但跟外國的作家不一樣,而且跟中國的作家也不一樣。這樣說並不是要否定外國文學對我的影響,恰恰相反,我是一個深受外國作家影響並且敢於坦率地承認自己受了外國作家影響的中國作家,這個問題我想應該作為一個專門的題目來講。
但我比很多中國作家高明的是,我並不刻意地去模仿外國作家的敘事方式和他們講述的故事,而是深入地去研究他們作品的內涵,去理解他們觀察生活的方式,以及他們對人生、對世界的看法。我想一個作家讀另一個作家的書,實際上是一次對話,甚至是一次戀愛,如果談得投機,有可能成為終生伴侶,如果話不投機,然後就各奔前程。
截至目前,在美國已經出版了我三本書,一本是《紅高粱家族》,一本是《天堂蒜薹之歌》,還有一本就是剛剛面世的《酒國》。《紅高粱家族》表現了我對歷史和愛情的看法,《天堂蒜薹之歌》表現了我對政治的批判和對農民的同情,《酒國》表現了我對人類墮落的惋惜和我對腐敗官僚的痛恨。這三本書看起來迥然有別,但最深層裡的東西還是一樣的,那就是一個被餓怕了的孩子對美好生活的嚮往。
吃威而鋼死掉 在 記者陳曉蕾 Facebook 的最佳貼文
【當病人想自殺】
主持:謝建泉醫生
撰文:陳曉蕾
生死教育學會創會會長謝建泉請來心目中最尊重和最信任的醫生:杜雁碧Dr. Anne Thorsen。她是挪威人,退休前在靈實醫院擔任紓緩治療科副顧問醫生 。
謝建泉問:曾否試過有病人說:「杜醫生,一針打死我吧。」
杜雁碧:一定有。許多年前有一位四十多歲的女病人,胃癌擴散,不能走路,進到醫院就問醫生:「可以立即打針嗎?我無用,甚麼都做不了,讓我死吧。」我跟她談,慢慢問她家裡有甚麼人。她有兩個女兒,一個八歲一個七歲:「但我沒有用,不可以幫她們。」我反問:「你覺得做媽媽甚麼是最重要的?是洗碗嗎?我自己就不喜歡洗碗。是不是有其他事?」
她就說:「我病了,還有許多事沒有跟她們談。」她本身是老闆,公司請了幾個人,她開始思考有甚麼想做,就想到請員工吃東西。當晚醫院同事幫她安排司機和汽車,讓她跟同事去西貢吃飯,回來後她開心很多,一直說話。她又說女兒想學鋼琴,我們就找來一座鋼琴。
這個病人後來對我說:「我唔會再問你做那些事(打針死掉)了。」能夠和同事吃飯,讓女兒接受她生病,她覺得自己「贏咗」。
謝建泉:很多時病人要求安樂死,我們最好不要回答反對安樂死的理由,變成辯論,不要跟病人講理,而是講情。病人把死當作出路,看不見其他的事。如果有安樂死,和同事吃飯、讓女兒學琴這些都不會發生。
杜雁碧: 我也有病人真的自殺,好痛,我覺得很難受,每次都會想為甚麼?那是一名三十多歲的男人,和他談天時很安靜,問一句答一句,沒提過想自殺,但一離開醫院,馬上找地方跳樓死了。
謝建泉: 有時我們最傷心,就是病人不出聲。早上才來覆診,第二天打開報紙就見到他自殺。「死喇!他覆診時我沒看到先兆?」我的心很不安樂。
杜雁碧: 我記得有一位病人,姑娘覺得不妥,請我去他家裡看看。病人七十三歲,看起來也很開心,甚麼都答好的。我和他談了二十多分鐘,才問:「這陣子情緒如何?會不開心嗎?」「都有一點點。」他坦白說有點難過。「有無想過自 殺?」我問。「你知道嗎?我昨晚打算自殺, 我住在三十七樓,這裡最高的,還可以走上樓梯。但昨晚起身時,老婆醒了,所以我做不到,我在等。但我今日見了你,不會死了。」
我馬上叫十字車,並坐在他身旁守住,他太太和女兒都跟著,到了醫院立即找精神科醫生。他有抑鬱。 一個月之後,他是真的開心了,每天跟太太飲茶,再過 了七個多月才過身。想想,如果他選擇跳樓,太太會怎樣 呢?女兒會怎樣呢?
。
撮自《生死學堂》
最後100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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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病人想自殺】
主持:謝建泉醫生
撰文:陳曉蕾
生死教育學會創會會長謝建泉請來心目中最尊重和最信任的醫生:杜雁碧Dr. Anne Thorsen。她是挪威人,退休前在靈實醫院擔任紓緩治療科副顧問醫生 。
謝建泉問:曾否試過有病人說:「杜醫生,一針打死我吧。」
杜雁碧:一定有。許多年前有一位四十多歲的女病人,胃癌擴散,不能走路,進到醫院就問醫生:「可以立即打針嗎?我無用,甚麼都做不了,讓我死吧。」我跟她談,慢慢問她家裡有甚麼人。她有兩個女兒,一個八歲一個七歲:「但我沒有用,不可以幫她們。」我反問:「你覺得做媽媽甚麼是最重要的?是洗碗嗎?我自己就不喜歡洗碗。是不是有其他事?」
她就說:「我病了,還有許多事沒有跟她們談。」她本身是老闆,公司請了幾個人,她開始思考有甚麼想做,就想到請員工吃東西。當晚醫院同事幫她安排司機和汽車,讓她跟同事去西貢吃飯,回來後她開心很多,一直說話。她又說女兒想學鋼琴,我們就找來一座鋼琴。
這個病人後來對我說:「我唔會再問你做那些事(打針死掉)了。」能夠和同事吃飯,讓女兒接受她生病,她覺得自己「贏咗」。
謝建泉:很多時病人要求安樂死,我們最好不要回答反對安樂死的理由,變成辯論,不要跟病人講理,而是講情。病人把死當作出路,看不見其他的事。如果有安樂死,和同事吃飯、讓女兒學琴這些都不會發生。
杜雁碧: 我也有病人真的自殺,好痛,我覺得很難受,每次都會想為甚麼?那是一名三十多歲的男人,和他談天時很安靜,問一句答一句,沒提過想自殺,但一離開醫院,馬上找地方跳樓死了。
謝建泉: 有時我們最傷心,就是病人不出聲。早上才來覆診,第二天打開報紙就見到他自殺。「死喇!他覆診時我沒看到先兆?」我的心很不安樂。
杜雁碧: 我記得有一位病人,姑娘覺得不妥,請我去他家裡看看。病人七十三歲,看起來也很開心,甚麼都答好的。我和他談了二十多分鐘,才問:「這陣子情緒如何?會不開心嗎?」「都有一點點。」他坦白說有點難過。「有無想過自 殺?」我問。「你知道嗎?我昨晚打算自殺, 我住在三十七樓,這裡最高的,還可以走上樓梯。但昨晚起身時,老婆醒了,所以我做不到,我在等。但我今日見了你,不會死了。」
我馬上叫十字車,並坐在他身旁守住,他太太和女兒都跟著,到了醫院立即找精神科醫生。他有抑鬱。 一個月之後,他是真的開心了,每天跟太太飲茶,再過 了七個多月才過身。想想,如果他選擇跳樓,太太會怎樣 呢?女兒會怎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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撮自《生死學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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