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要重返「華南文化圈」。

【文章推介@香港革新論】

「華南文化圈」一詞，最先由《Disappearing Hong Kong/ 消失中的香港》Blogger吳勁憲提出，描述了香港流行文化産品在澳門、台灣、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等地的受歡迎地位；《香港革新論》作者之一鄺健銘，將「華南文化圈」一詞加以擴充，寫成<華南文化圈 — 重建被遺忘的區域腹地>一文，論述香港的海洋城市性格和與南洋等地的傳統聯繫，提倡重建「華南文化圈」作為香港腹地的區域發展戰略。

最新一期香港大學學生會學苑 Undergrad, H.K.U.S.U.，特別收錄了黃國強導演的專訪，進一步探討香港流行文化重返「華南文化圈」的可行性，值得香港人細閱。

伸延閱讀：
《學苑》八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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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華南文化圈——與黃國強導演談香港電視業】

文／陳凱螢

受訪者簡介：黃國強自八九年從香港浸會大學社會學系畢業後，就加入了無線電視（TVB）工作，及後轉到香港電視（港視）成為總導演。黃導演過去參與多套電視劇製作，包括無線電視的《天與地》、《巾幗梟雄之義海豪情》，以及香港電視的《歲月樓情》、《選戰》等。

「香港人，係值得一人一票，去決定佢哋心目中嘅特首。」葉晴在《選戰》中字字鏗鏘地說出的一句話，似乎曾為雨傘革命的抗爭者燃起一絲希望。在《選戰》中，港人雖能一人一票選特首，卻遭少數人掌控提名權，跟香港現實中的「假普選」方案如出一轍。《選戰》的對白言猶在耳，但港人實現普選的願望卻不了了之。《學苑》訪問了《選戰》的總導演黃國強，談香港電視業與香港人主體塑造的關係，分析香港電視業的限制，以及香港流行文化聚焦於華南文化圈的重要。

從電視劇中尋找「香港人」

自七十年代起，以本土導向的流行文化迅速興起，當中包括粵語流行曲及港產粵語片，而電視文化的影響則最為廣泛。英國殖民地政府對本土文化發展採取不干預政策，以致當時香港的媒體擁有較大的自主空間。香港學者如馬傑偉、吳俊雄及曾仲堅指，七十年代電視的普及化，造就電視節目成為文化搖籃，以及確立身分舉足輕重的影像來源，香港人得以藉此建立共同想像及確立群體。黃導演微笑點頭，他說：「以前沒有其他娛樂，大家又很少出夜街，因此觀眾會鎖定電視機。《網中人》中的程緯（周潤發飾）讀香港中文大學工商管理，而劇中描述的香港大學是『精英學校』及『有錢人讀』的。我會想：我跟程緯一樣住公屋，因此不可能入讀香港大學。當時很多電視劇男主角都從商，更令我相信男生長大後一定是做生意。」可見普羅大眾會將電視劇角色的生活與自身經驗扣連，久而久之有助塑造香港人的價值觀。

英格蘭作家Baker Hugh指香港人的生活習慣及生活經驗，與深圳河另一邊的相去甚遠，故香港普羅大眾會視香港人為獨特的命運共同體。在建構身分的過程中，往往預設了「他者」的存在，透過排斥他者以確立自己的身分。若將這邏輯套用至香港的電視業，亦不難發現中國新移民被視為「他者」。

不論是無線電視《網中人》的阿燦，還是今天港視《來生不做香港人》的梁美田，中國新移民與香港人的價值觀均出現衝突。早於七十年代，當新移民來到現代化的香港後，更因難以融入本地文化而顯得格格不入。隨著主權移交，電視節目對中國人的負面描述相對減少，主流媒介傾向「再國族化」，開始逐步與中國整合文化。黃導演在訪問中點頭而笑說，若觀察過去二十多年電視劇所刻劃的中國人，將是十分有趣的對比。在七十、八十年代期間，中國人常以反派的形象出現，但在九十年代初起媒體不再強調「他者」與香港人的對立關係（如《真情》的好姨）。我們追問黃導演，港視的《來生不做香港人》又有否從七十年代的電視劇借鑑，將香港人塑造成別樹一格的群體呢？他坦言《來》沒有刻意作此安排，但港視的創作空間較大，容許他們拍攝這些較具爭議的題材。

電視業界的限制

步入九十年代，中英兩國就香港前途談判，政治辯論此起彼落。在六四事件後，香港人抗共心態日益高漲，進一步視中國人為外來者。當時的商營電視進行自我審查，加上媒體容易受政治及和經濟權力所籠絡，令反抗中國的觀點備受壓抑。然而，當時抗衡中共的文化想像，仍可見於電視業之中。早前重播的《大時代》，不少人大讚演員的演技及故事編排出色。雖然《大時代》看似沒有政治論述，但觀眾卻有另一番政治化的解讀。例如有觀眾認為丁蟹像共產黨，橫蠻地入侵香港。該劇隱晦地表達當時在社會廣泛的反共意識，對劇情的想像亦反映了香港人的自我觀感。

民間史家徐承恩指出，即使當時有不少以中國為題材的電視劇，但只是描述虛擬的中國（如古裝的武俠片），甚少涉及一九四九年中共竊政後的事，對英國殖民時期的香港描述更是少之又少。黃導演不畏言解釋，在七十年代時，大多投身電視業的都是大學畢業生；到了九十年代，已經甚少大學生願意加入，因此昔日電視劇的題材相對較有內涵。他以無線電視《巾幗梟雄之義海豪情》為例，即使劇中談到民國時期、抗日戰爭及中國現代化，但不少情節只是輕描淡寫。「TVB當時用『新政府』和『舊政府』來代替國民黨及共產黨的字眼，雖然我有參與拍攝，但仍然覺得那時的製作很畏首畏尾。」

電視劇創作上的限制，跟無線電視的管理不無關係。在以商業利益為先的框架下，創作團隊只能避免爭議的題材，選擇較能掌握觀眾反應的內容，結果拍出多套「師奶劇」。黃導演嘴角上揚諷刺說：「在TVB工作時，我們拍節目不是給觀眾看的，而是給老闆及管理層看的。但在港視，編劇、導演覺得好看的內容就可以開拍，這裏的創作空間比較大。」黃導演多次強調港視的創作空間比無線電視多，原因是老闆王維基在中國大陸沒有投資，即使拍攝如《警界線》、《選戰》等較敏感的題材，他也沒有任何包袱。

電視劇中的「獅子山下精神」

香港電台曾製作《獅子山下》處境劇，描述草根階層逆境自強及拼搏精神，及後更被港人歌頌為反映「同舟共濟、刻苦耐勞」的「獅子山下精神」。「獅子山下精神」多年來與「香港精神」劃上等號，巧妙地，黃導演加入港視後其中一套的作品－《歲月樓情》，同樣以香港人的「獅子山下精神」為軸心。

《歲月樓情》以公共屋邨為背景，描寫跨越三十多年的家庭故事。黃導演莞爾而笑，自豪地說出他很欣賞自己成長的歲月，這套劇正是他成長背景的寫照。聽起來，他的確跟許多上一代人一樣，懷緬昔日的港英時代。「我覺得香港人、香港社會和政府都有很多問題、很多缺點。但是，不知道為甚麼，我總覺得港英時代的香港的確不錯。那時候雖然有左右派，但大家從來不會打架。在讀書的時候，我會為了不同福利而到左派和右派的學校玩耍。雖然我知道去左派學校要聽《毛語錄》，去右派學校要唱梅花國歌，唱完還要分享對中國未來的看法，但當時十分open-minded（開放）。現在總有人逼迫你選擇黃絲或藍絲，如果要表露身分，似乎很尷尬，但以前沒有所謂。」他笑言。

然而，在黃導演眼中，即使上一代人為「獅子山下精神」感到自豪，也不應將自己的價值觀套在下一代人身上，甚至批評年輕人破壞香港的繁榮穩定。雨傘革命過後，有人稱新獅子山下精神是對民主的渴求，黃導演沒有為此下定義，但他在年輕人身上看到尋根究柢的精神。「不論年輕人的政治取向是甚麼，他們會主動問為甚麼事情會這樣發生。但我們這一代，很多事情不會過問，只懂得人云亦云，讀書、買樓才是人生的目標。」

「香港製造」的電視劇

在八十年代，無線電視每年製作二千到三千小時的節目中，當中有一千小時的節目向二十五個國家輸出。然而，近年香港的文化軟實力下降，不論是音樂、電影或電視劇對外輸出的產量均大幅減少，逐漸失去其影響力。香港與中國合資拍攝電視或電影非近年的事，兩地合作跨境取材亦為大勢所趨。若要找到全以本土資金為主，又富有香港特色的及迎合港人口味的作品，更是難上加難。我不禁質疑，在現時缺競爭的市場之下，香港電視業會走向沒落嗎？黃導演沉默地思考良久，未敢肯定香港電視業日後的出路。「香港電視不獲發牌的時候我曾經這樣想過，但後來又覺得未必。一來其他電視台發牌後亦要製作節目，二來有傳樂視（Letv）及美國福斯廣播公司（Fox）會大舉投資收購香港的電視節目，因此未必會沒落。」

然而，黃導演對電視業另一方面的發展卻不樂觀，臉上顯露擔憂神色。他以雙指作出括號的手勢，指「香港」電視業將會衰落，並嘆道：「主要原因不在投資，而是整個市場傾向中國。電視節目內容和口味不再以本土為基礎，遑論拍攝政治題材。日後可能沒有香港劇集，只有中國電視劇。假如在國內投資，回報一定比在香港高，因此不少商家傾向在內地投資。雖然那些電視劇是『香港製造』，但內容已經不再關於香港了。」

世界的香港 重返華南文化圈

昔日香港流行文化發展蓬勃時，香港一度成為東南流行文化的主要輸出地，香港電視劇、粵語片及粵語流行曲在華南文化圈更是大受歡迎。這龐大的外銷市場有助推廣香港的文化，將香港的本土特色及價值觀輸出至世界各地。

香港學者鄺健銘分析，若論文化及社會經濟的連繫，香港理應靠近南方海洋，而非北方大陸。華南文化圈由香港、台灣、新加坡、馬來西亞和澳門形成，它的構成可追溯至十六世紀。新加坡、馬來西亞和澳門亦深受粵語文化影響，粵語在馬來西亞的吉隆坡、霹靂州和雪州更是主要語言。香港向來有其海洋文化的特性，亦如日本漢學家濱下武志所指橫跨東南亞八大腹地，因此更應向南望，放眼世界。香港電視業重返華南文化圈正是以主動姿態擴展海外市場，無須委曲求全寄望獲得中國投資者的青睞，更不必因政治考慮而自我設限。

那麼，香港重新聚焦華南文化圈，又應否與中國市場切割？香港的本土文化又有機會透過影視業向中國輸出嗎？黃導演堅定地回應：「要視乎投資者自己本身的理念。以古天樂為例，他的電影公司『天下一電影製作』十分支持港產片，甚至有演員願意為拍港產片而減片酬，可見仍然有人有心做。同樣道理，如果想拍攝香港本土劇集，就必先有人堅守理念。另外，由於港產片以廣東話拍攝，廣東省一帶較容易接受香港的文化。也許不談政治，只談文化，輸入中國是有可能的。」

國際關係學者沈旭暉在《信報》的專訪中曾說：「我們不應為『中國的香港』而遺忘或捨棄『世界的香港』這個身分，而且香港本來就是個國際城市。在21世紀現實環境中，亞洲近年也吹區域整合風，促使香港有必要積極面對和處理跟區內其他國家、城市的互動。香港要重拾國際城市這個身分，再次適應和活躍於國際生態，軟實力是重要的裝備和本錢。」

香港不但要對外輸出本地文化，鞏固在華南文化圈的地位，更要擴大在世界中的影響力。在商言商，中國座擁龐大的影視市場及資金，香港要與中國切割合作並不可取。然而，如果香港只求迎合中國市場，放棄香港的特色與價值觀，最終只會削弱香港電視業的主體性，甚至被中國市場吞併。全球以粵語為母語的人數接近七千萬，在中國市場以外，香港電視業仍有如星、馬等地的市場，故商家不必大舉投資在單一市場之中。此外，香港電視業可從電影業借鑒，發揮香港在華南文化圈的優勢。二零一四年，香港演員杜汶澤與跟馬來西亞導演鄭建國合作，在當地開設名為Dream Moon的電影公司，力攻星馬市場。學者鄺健銘及何偉倫均認為此舉為香港流行文化提出新想像，證明了香港影視業在東南亞粵語區內具備優勢。

香港人除了要如香港電視、天下一電影製作等支持本地影視文化，更應積極拓展國際市場，透過電視劇集將香港的文化軟實力－－廣東話、香港歷史、飲食文化、香港精神等傳開去。香港的本義正是多元化，既聚居了不同國籍的人，又包含了各種族的文化及語言。香港不必再將視野局限於北方，更不應拋棄國際身分。若只將目光投放於中國市場，他日香港電視劇將會換上中國演員，播放不屬於香港人的故事情節，變成不折不扣的中國電視劇。

法國社會學家Frédéric Martel曾提醒港人：「香港，保留你的軟實力，你仍然有機會。」他指香港要保持軟實力，要堅守五大特質：自由、保護知識產權、法治、平等，以及一國兩制中的「兩制」。這裏指的不單是中國和香港體制上的差異，更是兩地推行文化軟實力的分別：中國以為軟實力等於硬實力，以為可以透過審查、控制去經營中國，卻忘了軟實力的核心不是允許（consent），而是權力下放（descent）。香港要面對世界，應保留文化多元性，對外推銷香港電視劇、粵語片、粵語流行曲等流行文化，而非卑躬屈膝放棄自身的優勢。若不想香港變成中國，不想港劇淪為品味低俗的中國劇，一如黃導演的精神 — 香港人，堅守你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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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常常會說，有錢能使鬼推磨。意思就是有錢連鬼都可以收買啦。有錢可以買的東西真的太多了，我可能買不到青春，但至少可以去拉皮少兩條皺紋吧？我現在還沒去喔，我存起來過十年再用。
　
但這次肺炎疫情，我真的看到一個金錢沒法收買的，那就是COVID-19 。
　
紐約時報在前幾天就在頭版頭，刊登了這次在疫情中過世的人的人名，因為美國的死亡人數已經跨過了十萬人，結果整個頭版頭整頁塞滿了人名。要知道現在確診人數跟死亡人數，飆到讓大家車尾燈都看不到的，就是號稱世界上醫療資源最完善、財富淹腳目的全球第一大經濟體美國，而且這個數字還在繼續爆衝當中！我以前在美國住了快三十年，我真的滿頭問號，到底是在幹嘛？最有錢的是你、做最爛的也是你，就好像富二代成績竟然吊車尾一樣，現在想想，富二代吊車尾的還不少，總之這就讓我忍不住開始思考，有錢真的是防疫必需品嗎？
　
最近就有個小地方抓住了國際媒體目光，還被拿來跟美國做比較，就是印度西南方的「喀拉拉邦」。
　
喀拉拉邦面積3萬8,863平方公里，比台灣大了一些，卻塞了3500萬人口；印度1月27日首個確診就是出現在喀拉拉邦，不過4個月過去，印度全國病例不斷爆增，至今已有超過14萬人確診，四千多人死亡，喀拉拉邦卻只有896例確診，7人喪命，情勢整個大逆轉，被稱作全印度唯一成功控制疫情的省分。
　
再拿來跟美國比一比，美國人均GDP達6.5萬美元，但Covid-19死亡率卻出奇高，達到5.8%；反觀以服務業為主的喀拉拉邦，人均GDP只有2900美元，失業率高達11.4%，但在這波疫情中，死亡率只有0.7%，怎麼看都狠狠打臉美國以及其他資源充足的大國。
　
包括英國BBC、衛報，美國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以及經濟學人，都大篇幅報導這個「喀拉拉現象」，以及他們採用的「喀拉拉模式」。
　
其實喀拉拉邦政府長期投入大量經費，加強公共衛生基礎建設，當地有2700多家政府醫療機構，平均每10萬人有330張床位，是全國最高，但要比醫療資源，美國更多啊，也沒比較厲害，我們就幫大家歸納出三項喀拉拉防疫秘訣。那第一項，就是跟台灣一樣的「超前部署」。
　
台灣17年前有SARS教訓，17年的萬全準備就等這一仗，喀拉拉邦在2018年也有「立百病毒」的前車之鑑，這個病毒也是由「果蝠」傳染的，當時一個月就奪走17條性命。
　
所以這次中國武漢傳出病情的時候，喀拉拉邦就立刻拉響防疫警報。1月就開始在四個國際機場對旅客進行體溫篩檢，追蹤並且隔離疑似個案；2月成立一個24人的防疫小組，3月10日就宣布關閉所有教育機構和娛樂中心，禁止大規模聚會，呼籲民眾不要前往宗教場館，兩天後進一步宣布封城令，比中央政府的全國封鎖令（3/24）早了將近兩週。
　
不僅如此他們還在每一區都設立負責處理Covid-19的專門醫院，連飯店也變成隔離病房；曾經擔任過中學教師的喀拉拉邦衛生部長「夏拉賈」，兩年前就靠防疫一戰成名，故事還被翻拍成寶萊塢電影。這回更是專訪接不完，還被封為「Covid-19殺手」、「巨星衛生部長」。這次的防疫模範生，怎麼那麼剛好都是女性領導人呀！
　
我們再看到第二點，同時也是非常具有印度style的「人海戰術」。
　
大家對印度的第一印象，應該就是人怎麼那～麼多，印度是目前世界上人口第二多的國家，僅次於中國，雖然人口密集往往會造成防疫困難，但喀拉拉邦反而把這項劣勢轉為優勢，號召民眾擔任防疫志工，結果短短一個月內就有30萬人加入！
　
喀拉拉邦把人海戰術運用在病例追蹤上，分為電訪和親訪，電訪中心運用地理標籤技術定位，志工再一一打電話詢問被監測的對象有沒有出現症狀，還有專門用來防疫的20萬個WhatsApp群組；當地還成立一支「追蹤部隊」，2萬6千名經過認證的社會衛生工作者和稽查員，挨家挨戶訪查隔離檢疫者，同時出動好幾千名警察，嚴格執行封鎖令，騎機車到處巡視，看民眾有沒有乖乖待在家。
　
但是喀拉拉邦的經濟，靠外邦和外國的日薪移工支撐，封城沒飯吃怎麼辦？當局也有完善的福利制度，把對人民的衝擊降到最低。
　
原來喀拉拉邦是由左派的共產政府當家，主張人人有飯吃，和印度中央和其他地區的右派種姓色彩大不同。相較其他省份的民眾因為封城挨餓，喀拉拉當局靠2萬個「社區廚房」，填飽30萬移工的肚子，有志工幫忙煮大鍋飯，民眾甚至能依據飲食喜好點餐，至今送出800萬份餐點；地方政府還免費向每個家庭發放15公斤白米、豆類和調味料，而且送貨到府，就算學校關閉，也會送營養午餐給學童，並且提供醫療和個人衛生用品給需要的民眾。
　
雖然「喀拉拉模式」目前看來很成功，但專家警告，仍然不能掉以輕心。例如印度泰姬瑪哈陵的所在地，北部城市阿格拉（Agra），先前防疫模式被大力讚揚，結果4月初案例暴增，神話破滅！不過喀拉拉邦的表現，依然可以證明財富並不是政府防疫的絕對條件。
　
西方資本主義的理念向來是：財富能讓民主政府，在承平時期為公眾提供服務，並且在危難當頭時，保護公眾免於傷害，不過看看美國這次的表現，或許就是因為資源太多反而掉以輕心，螺絲不知道鬆了幾百顆，反觀喀拉拉邦這樣相對不寬裕的地方，或許正明白自己沒那個本錢，也就不敢去冒險。錢多有錢多的優勢，但沒錢也有沒錢的做法，你認為資源多寡跟防疫表現成正比嗎？
　
這周琪斐大放送的關鍵字是　#喀拉拉模式　#窮無損防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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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琪斐的寰宇漫遊很少將發生在台灣的事件拿來做主新聞，主要是台灣講國際新聞的版面己經夠少了，我們再衝進去講，失去了當初做這個節目的初衷。但這次台大政大有學生發起要抵制台灣一家新聞台，以及NCC對其開罰引發的爭議，我覺得寰宇漫遊應該要討論，因為這是目前很多民主國家都面臨的難題，就是如何面對躲在言論自由這個大招牌後面的假新聞。

這次假新聞討論，我採廣義的假新聞定義，很假的假新聞，把事實灌水後的似是而非新聞，查證品質很差的劣質新聞都在內。假新聞對社會最大的傷害，是造成一個社會對事實有不同的認知，明明是隻貓熊，但有些人說它是貓，有些人說它是熊，結果到後來就是大家不但對貓熊的定義很困惑，連貓跟熊到底應該長怎樣都要爭論不休。因為連簡單的事實都無法達成共識，就很難進一步就複雜的議題來做進一步討論，民主制度最需要的異中求同就沒有機會了。

民主國家打擊假新聞最困難的地方，就是你很難又要打假，又不損害言論自由。

不是只有台灣政府有這個問題，連有長久以來保護言論自由的傳統，但對仇恨言論卻採重罰的歐盟都有這個問題。歐洲人權法庭定義:任何表達形式是用來散播，挑撥，宣揚仇恨，或將仇恨正當化的做法，都應與處罰。德國在2017年通過的社交網路強制法，就規定累犯仇恨語言跟假新聞是可以被罰到五千萬歐元的。但德國這個法律也被批評，比如媒體因為怕被罰就把合法言論也刪了，還有人認為判定言論是否合法應該是法官的事，怎麼可以交給社群媒體的小編來決定?在英國有個YouTuber因為開玩笑教女朋友的小狗做納粹式致敬，加上反猶太言論就被判刑了，很多人也覺得太過火。

在美國，由於社會的極端對立，政府想要用任何形式管制言論幾乎己經不可能了。只能靠民眾自己來。在川普上台後，美國自由派學生也曾發起在校園裡抵制右派人士到校園裡來演講，說這些極右派的言論是種族岐視，散布仇恨語言，極右派人士只要一上台，自由派學生就用各種噪音，讓他不能開口講話，把他轟下台。右派就是用妨礙言論自由來反擊這些自由派學生。效果好極了，不但右派講的振振有辭，連自由派裡也有很多人呼籲，校園應該要鼓勵多元聲音，維護學術自由。美國總統川普上個月才宣布他打算要用行政命令，來要求美國各大學要保障不同言論的學生，都要有言論自由，如果有大學做不到的，就有可能因此失去聯邦政府的經費。表面上說是各種言論，但用肚臍想也知道他想保護誰的言論自由。本來抵制右派，但現在右派在校園聲浪比以前更大。

美國經驗告訴我們，你不喜歡他的言論，就叫他閉嘴的方式，只是讓他轉往地下，在暗地裡越燒越激烈，有一天一找到缺口就像火山爆發，不可收拾。就像我們這些美國的自由派，罵福斯電視台做假新聞，罵了幾十年，但越罵它收視率越好，最後選了個川普出來。

你抵制這個電視台，甚至關掉這個電視台，並不會讓看它的觀眾消失。

老實說，我在進入這個題目之前，我並不是這個結論。我也是採戰鬥立場，要嚴懲，要抵制。但是當我看了Foreign Policy 一篇以:“聯合國恨假新聞超過愛言論自由”這篇文章之後，我嘆了氣，改變了想法，因為我愛言論自由超過我恨假新聞，因為文中說的：和平的社會關係跟開放的言論自由是手牽手並存的。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9/02/28/the-u-n-hates-hate-speech-more-than-it-loves-free-speech/#


但我懂，你看這些新聞，讓你吃不下飯。那就用具體的行動支持優質媒體。把你的收視率，點閱率，訂閱金給優質媒體，唯有讓優質媒體健康起來，才有能力去跟劣質新聞打仗。

我在打仗，打很久了。有時跟敵人打，有時跟長官打，有時跟同事打，有時跟觀眾打，最痛苦的戰場是跟自己打。

這次的琪斐大放送是我跟收視率大神的對話。我相信我的同業們，每一個人都做過同樣的對話。
我希望你看了之後，也來跟我們對話。

我們的新聞，不會對不起你，更重要的是，我不會對不起我自己。

Wong Wai Man
法國人選出他們歷史上最年輕的總統，馬克龍那中間偏右派的政治主張，面目模糊，但他帶來了樂觀、喜悅的社會氣氛，還有，他那段為人津津樂道的愛情故事。

他的太太是他少年時的學校老師，和前夫生下的子女比馬克龍大，他們顛覆了傳統觀念，開了我們眼界。

法國人在進歩，香港卻在倒退。

政府大事打壓工廠大廈音樂會。

活化工廈，特區政府做不來的事，民間搞得生機勃勃，但一如北京政府，羣眾熱愛的，政府都恐懼。

鼓勵街頭大媽舞，趕絕小衆音樂會，這就是九七後的香港文化政策。

還有，今日是許仕仁案的上訴終審庭判決。

張子強縛架郭炳湘，董建華腳痛下台，廖暉直接參與香港特區政府人事⋯⋯⋯都影響到這案的前因後果。

一個人的命運，看不到的牽連，千絲萬縷，任許仕仁自恃聰明，都想不到吧。

2017年5月9日星期二下午5: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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