予阮阿母一个讚

伊是阮媽媽陳金利，
這回參加南投縣的閩南語朗讀比賽，真正讚！

舊年我得到閩南語朗讀比賽全國第一名，
佇去年我咧比賽的期間，
伊都三不五時會拿我的稿，念咧、讀咧。

我就想講，今年鼓勵伊去參加
南投縣閩南語朗讀比賽，
自一个台語文完全無熟悉的人，
我先錄予好錄音檔，伊綴咧念，
有時用著LINE，語音指導，
自安呢逐工練、逐工讀，
到會使徛起去台仔頂，
氣勢、台風、聲情攏有，
比賽，有用心去準備！
我佮阿母講，有勇氣徛起去台仔頂，
就是第一名啊！

想著自國小開始，
一路到出社會，
攏參加閩南語朗讀演講比賽，
國校時，頭一擺參加比賽，
阿爸開車，載阮阿公、阿媽，
厝內的人攏來幫我加油，
彼時擱上電視（南投地方台），
舊年參加比賽得到全國第一名，
不過，這不是結束的時陣，
推捒（thui-sak）台語就趁現此時！

明年換阮阿爸，參加臺語唱歌比賽！

據說會被檢舉ㄝ
那就分享再分享吧

(Facebook 原文疑因被檢舉而消失，但作者說過歡迎轉載)

李秉憲：

打烊後，幫女兒洗完澡，有點時間就來寫些雜談。先說好，這是一篇很長很長很長很長的文章；有時間的朋友就加減看吧！

我打出生至今，就是一個道地的台北人。
沒在其他的地方長住過，從小到大，就只待在台北這座城市。
讀書在台北，當兵在台北，工作在台北，
就連現在開店也是在台北。
三十五個年頭，全都獻給了這座城市。

在這座城市裡生活，從小就必須浸淫在一種望鄉的氛圍之中。
我的家住在復興北路附近，靠長春路邊的巷子。
念的是吉林國小，逛的是遼寧夜市；
活動的範圍是龍江街一帶到合江街左右。
當兵在中華路上，常去西藏路出公差，
或去重慶北路上採購軍用品；總部在東吳大學附近；
要趕路的話可以飆車走延平北路轉敦煌路過去。

細看這些生活過的軌跡，到了時過境遷的現在，我才了解；
原來這整座城市瀰漫著一股濃到化不開的鄉愁。
在外省籍濃度高達80%的城市裡，
這種鄉愁是一種必須，也是一種唯一。
我居住的城市，用著路名去勾畫著一個我不認識的國度。
而這個國度，是我從小到大被教育的「祖國」。
唯有如此的望鄉，才能讓這裡的人們有著希望。
每個人都習慣了這種沉醉。
而兒時的我，從未懷疑過這種沉醉，也跟著浸淫在這種鄉愁中。
在每年的雙十國慶與元旦升旗，處處旗海飛揚，
將所有街道與橋樑染成了紅藍一片，
時時提醒著我們切莫忘記「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初衷。

因此我國小唱的歌曲是中華民國頌、萬里長城與四海都有中國人；
隨著國小四五年級時爆發天安門事件，
我們更是滿腔熱血的唱著「歷史的傷口」與「龍的傳人」。
每每唱到「黑眼睛黑頭髮黃皮膚，永永遠遠是中國人」時，
更是彭湃洶湧到熱淚盈眶。
我從未懷疑過我是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
即便我困惑著我的爺爺奶奶外公外婆總說著我聽不懂的方言；
我仍努力的學習著字正腔圓的北京話，
甚至還反覆練習著日常生活中不曾出現過的腔調去參加過演講比賽。
這一切只因為我的教育、我的環境、我的背景如此的教導著我。
所以在國小五年級蔣經國去世的時候，
每個小學生與老師都哭的如喪考妣，(可能老爸死了也沒哭成這樣)
因為我們喪失了反攻大陸的明燈，因為我們無法承受這種哀痛。
因為我們失去了一個中國的明君與偉人。

因為我以為我是中國人。

直到我升上大學為止。

在大學剛放榜，重考聯考完的那個暑假，我在家裡翻閱我哥的教材。
當時在念台大的他正在修台灣通識，
我順手就拿起了「寒夜」、「荒村」、
「植有木瓜的小鎮」等書籍來看。
一看，就不知不覺看了一整個暑假。
然後翻閱了呂赫若、七等生、吳濁流、葉石濤、楊逵、李喬等人的作品；
到閱讀他們的生平簡介，再以此為經緯，慢慢著往下摸著，
赫然摸到了一個當時從不曾出現在課本上的數字 - 228。
才突然重新認識起了自己居住的這個城市。
「國民黨的軍隊從基隆港登入後一路不分青紅皂白地開槍射殺百姓，
一路殺到了植物園，當時在裡面約會的男女被擊斃的粗估有60餘人；
而後清除完台北的抵抗份子...
國民黨軍將屍體堆放在北門口與鐵路總局邊；
據當時國外記者描述，屍體堆疊的高度足有超過兩層樓。」
「圓山橋下也成了行刑的地點，
當時處刑完的屍體丟棄在河邊任水流，連河水亦染成了鮮紅色...」

我到現在仍記得看到這段文字的自己情緒有多激動。
激動的不只是這個政府隱瞞了這段歷史，
而更是自己原來是活在一個巨大的謊言之中。
我過去所學的一切跟我所生活的一切全無關聯；
而這些寫在教科書中的更跟真實的世界毫無關聯。

原來真正推翻滿清的叫袁世凱，
原來第一個起義革命的叫孫武，
原來當時國際承認的中國代表是北洋軍，
原來當時最有希望拯救中國的明星是汪精衛，
原來當時為了打勝共產黨，
國民黨炸了黃河花園口造成89萬人喪生，
原來當時打中國的日本兵有20萬人來自台灣，
原來當時轟炸台北的是中國與美國，
原來當時日本並非將台灣歸還給中國，而是由聯合國代管，
原來當時中國強佔了台灣，並引起英美抗議；
原來曾有個叫陳智雄的知道一切而試圖揭露，直到死前都在喊台灣獨立。
原來當時美國總統曾怒罵我們的總統夫人私吞了美國的援助金，
原來當時全台灣85%以上的人使用的語言叫做方言，會國語的人不到15%。
原來當時下令禁說台語的新聞局長後來當了省長，直到今日仍出來選總統，原來當時曾有四萬萬元換一元，造成一堆百姓自殺發瘋；
原來當時全世界60%的蔗糖產自台灣，而這些產值幾被國民政府給私吞。
原來當時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搶走了許多人的土地，造成一堆氏族破碎。
原來當時美國金援台灣，將輕工業交由台灣製作，
才間接創造出了經濟奇蹟。
原來我的課本教育我的從來都是一個虛假的神話。

一個令我深深著迷不已的神話。這些神話很美。
只是，不存在於真實之中。
我們精美的秋海棠地圖只存在於課本裡，
闔上書本，走回台北市的街頭，
台北人只能一遍又一遍的在這些道路上找尋著身為中國人的慰藉。

曾有個笑話這麼說：
駱駝寶寶問： 媽媽～為什麼我們的眼睫毛那麼長呢？
駱駝媽媽回答： 因為我們要在沙漠中行走，長睫毛可以檔風沙啊
寶寶又問： 那為什麼我們的背上為什麼要有兩坨東西？
媽媽回答： 那是用來儲備體力的，這樣我們才能在沙漠旅行～
寶寶最後又問： 說的是啊，可是，既然如此～
媽媽，那我們現在在動物園裡做什麼？

是啊，既然我們身為中國人，那麼我們現在在台灣做什麼呢？

又或者該問的問題是：中國創立於1911年，
那麼，在此之前，活在台灣的又是什麼人呢？
還是，在1911年前，就不存在著台灣人？

說來可笑。我到大學前畫不出一張台灣地圖。
我不知道雲林彰化嘉義台中哪個在哪個的上面。
可是我知道中國的煤都是遼寧，鐵都是四川。
我知道烏魯木齊在哪裡，可是我不知道崙背在哪邊。
(環島的時候我曾在那邊跟陌生的基督教友借住一晚，感謝他們的熱情)

不懂台灣歷史，不懂台灣地理，不會說爺爺奶奶的台語，
原來身為一個中國人，不懂台灣是很合乎邏輯的。
於是，在大學到研究所的那段時間，
自己慢慢看了很多屬於台灣這塊土地的書籍。
才慢慢地將這個城市與自己生活的軌跡重新做了一個連結。

原來當時日治時期之初曾有個台灣民主國；
可惜在教科書上被稱作「抗日英雄」的丘逢甲烙跑，唐景崧也龜縮，
只得靠地方仕紳代表辜家去開台北城，迎接日軍與日商代表進城。
這個日商代表叫三井船務，至今台北總公司仍在南京東路上，
恰巧也是我媽工作的地方。

原來當時清治時期桃園曾有個李騰芳高中舉人，
門前立了兩根舉人柱，是當時台灣唯一看到巡撫不用下跪的象徵，
李家也成了桃園的望族；而其家宅後來翻修整新，叫做「李金興宅」。
恰巧也是我爸的名字。
( 我堂哥堅信這就是我們的祖先。不過因該是亂扯的，人家是客家人..)

原來劉銘傳當時建構的鐵路並不像教科書裡寫的那樣豐功偉業；
反而是粗枝濫造，且不堪使用，距離更短短的僅只從台北到新竹；
直到之後在日治時期全數拆除，日人重新建構，
從1895年到1906年打通了全台縱貫線，藉以展示日本的高科技水平，
將台北打造為大東亞共榮圈的現代化城市樣板；
並且也開設了當時第一間百貨公司新光三越在台北車站對面；
恰巧也是我們針線球的成立後的第一個寄賣點位置。

原來二十六年前有個民主鬥士曾在民權東路三段上，
將自己鎖在一間名為「時代雜誌社」的出版社內，
為了表達對當時言論自由的禁錮而以自焚手段作為抗議。
而當時警方攻堅前的據點就是在該雜誌社對面的中山國中。
恰巧也是我就讀的國中。(恰巧攻堅的兩位隊長如今成了副市長與局長)

原來這城市在過去與現在存在著好多好多的故事。
而這些教科書中從未提及到的故事，
在歷史的軌跡中藉由血脈與建築埋下了現在的樣貌。
在時過境遷後逐一堆疊成了現在的這座城市。

原來我生活的台北，在教科書教教導的「中國」之外，
有著太多太多我不曾聽聞過的故事。
真實而又有血有肉，穿古貫今的故事。
我很喜歡這些故事，因為這跟我的生長背景有所關聯；

因為我是台灣人。

你說義務教育重要嗎？他其實可以很不重要。
因為我到現在早已忘了那些國高中教的地理與歷史。
而我現在累積的所有對這塊土地的知識與情感，
都來自義務教育結束之後，出於興趣使然的自我研讀。
大學看的是一些台灣的歷史；而研究所看的是台灣的習俗。
與一些些的原住民文化與南島語系文明。
這些知識並非來自義務教育，但我仍能自學而知。

你說義務教育不重要嗎？他其實還真的蠻重要的。
因為時到今日，我的許多同輩朋友們，
仍然堅信著教科書的那個「中國」。
仍然堅信著中國有五千年的歷史，而忽略了被外族滅國的元朝與清朝。
仍然堅信著憲法寫的我國的領土包含了中國蒙古新疆與西藏，
而忽略了外蒙早已獨立，西藏從古至今都未納入漢文化的版圖中。
仍然高唱著「中國一定強」、「四海都有中國人」，
而忽略了自己出國時會不自覺地說自己來自 Taiwan而非China.

我曾受的教育賜給了我一個叫做「中國人」的板模。
這個板模讓我在成長的過程中背負著一個看不見也摸不著的鄉愁。
瀰漫在我成長的城市之中。
這讓我在成長的過程之中充滿了許多的矛盾與困惑。
到18歲那年，我很慶幸自己突然地轉身將他脫去，
從此不再背負這個沉重的「祖國」。開始用自己的眼與腳，
去找尋自己到底是誰、從哪裡來，要往哪去。

我很慶幸這裡的人仍有多數人記得真實的歷史。
我更慶幸這裡的人曾群起反抗過一個威權，將真實逐一歸還給百姓。
之前我曾看過姪女的國中課本，訝異到裡面居然清楚寫著台灣各地的產物。
那是過去我國中高職課本不曾出現過的知識。
我很想告訴他，這些知識並不是平白無故出現在義務教育裡的。
而是不知道背後淌過多少的血淚，才換到課本上短短的一行。

我很高興，因為我知道我的下一代會比我更早認識到自己的這塊土地。
而不用像我們這代一樣，得靠自己努力才能學到，
或者更多的同輩就乾脆放棄了解，就這麼吃著義務教育豢養的飼料，
努力捍衛著一個叫做「中國」的神話美夢。

在受過了這些教育後的現在，我總算知道了我不是中國人而是台灣人。
過去不是，現在不是，希望以後也不要是。
然而這並不代表著我就得要痛恨與否定中國。
在研究所的時候，我的一位老師胡澤民教授說了很有意思的話：
「台灣不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但中國的歷史反倒是台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更精確地說：我喜愛漢族從古至今的文化，因為那裏有著我們的根源。
我們的八家將可追朔到蘭陵王時期的儺；(是的，就是那個連續劇蘭陵王)
我們的台語可追朔至漢朝的雅言，
我們就是整個漢民族文化的結晶。
我們必須知道自己來自於漢族；然而，這一切都與「中國」無關。

我很喜歡高行健在【一個人的聖經】裡寫的那些，
特別是
「你不再活在別人的陰影裡，也不再把他人的陰影當成假想敵。
走出陰影就是了，不再去製造妄想和幻象。」這段。
中國並非是我的敵人，我亦希望能成為他們的朋友。
只是我清楚知道，我從來就不是他的人。
走出了義務教育，走出了中國，
我腳下的土地，我居住的城市，才是生我養我的文化。

整個台灣的歷史教育從解嚴走到現在不過短短的35年，
好不容易我們漸漸地解開了一個「中國」的禁錮；
能真正以這塊土地作為出發點，
用同心圓的方式往外推，去看看與自己相關的歷史與地理。
即便從未有人為過去錯誤的教育向我們這輩的人道歉，
我仍為今日教育的演變感到欣喜。

我希望我的女兒能夠比我更了解這塊土地上所發生的每一件事情。
不用再像我一樣，用著12年的時間去背負著一個從不屬於自己的鄉愁。
我希望我的女兒能夠選擇用任何的視角去觀看整個歷史，
甚至用中國單一的視角去看我都能接受。
只要他高興，
他可以成為台灣人、中國人、日本人或美國人；
但必須出於他的自由意識選擇。
若在民智已開的現代，
仍有人試圖再將某些制式框架貫在他的腦中，
仍有人試圖將「一個中國」這樣的枷鎖靠在他的腳上，
我絕對會跟他拼命到底。

這就是為什麼在前些日子，我又重新回到街頭。
我有我信仰的價值，我也願意為這樣的價值付出。
用自己的眼與腳，去見證這個世代，是我們的運氣，
也是我們的義務。

我沒浪費我的運氣，我亦盡了我的義務。

很慶幸我居住在台北，有著比別人更多的機會去見證歷史。
這是個最差的時代，卻也是個最好的時代。
我喜愛我的城市，我以身為台北人為榮。

過去我的鄉愁在中國；而今我已不再有鄉愁。
因為我住在我的家鄉，不再憂愁。

謹記於8/1，新舊課綱交替之時。
我是秉憲，祝大家都能找尋到自己的根源。

感謝您的收看，下次閒聊再會。
若有親友真的看完，我由衷感謝。歡迎任何討論與轉載。

想當leader，you must take the risk。

交大新任校長-張懋中院士 (交大電子所博士68級,師承陳茂傑教授.)

本土博士揚名國際的傳奇 UCLA 張懋中教授專訪
張懋中院士於交通大學電子研究所陳茂傑教授從事研究，1979年經交大及教育部口試合格獲頒國家工學博士。
張院士目前擔任美國洛杉磯加州大學(UCLA)電機工程系系主任暨講座教授，曾獲多項國際級獎項及榮譽。
1996年以“Ultra-High Speed HBT Integrated Circuit Development” 優異研發成果榮膺國際電機電子
工程學會(IEEE)會士(Fellow)；2006年更榮獲IEEE David Sarnoff獎項，以表彰其研發砷化鎵(GaAs) HBT異質雙
極電晶體功率放大器，由理論製成實物，成為手機及無線上網裝置的關鍵性元件，引領無線通訊的發展。
由於其研究成果蜚聲國際，張院士於2008年獲頒美國國家工程學院(National Academy of Engineering)院士，
2012年時更獲得中央研究院院士。
交大友聲專訪 文‧彭琡靜

交大電子研究所，培育了兩位世界級的本土博士，這兩位都姓張，一是台灣半導體之父的前校長張俊彥教授，另一位是今天要介紹的主角─UCLA教授張懋中學長。台灣土博士跑到美國人的地盤搶飯碗聽起來已經是個天方夜譚，但張學長還能受邀當起名校UCLA的tenured full professor，聽到這樣的奇蹟般的經歷，不禁讓人對他在美國奮鬥史產生莫大的好奇。

六月廿四日，張學長回國接受電機學院所頒發的榮譽教授，隔日則到工研院接受2008年潘文淵研究傑出獎項。除了傑出的研究成果，張學長為人幽默風趣，廣結善緣，這次回國，行程滿滿，而我們就在這滿檔的行程中專訪到張學長。以下是張學長的精采分享。

五項大能力站上國際舞台：Value、Passion、 Selection、 Latitude、Depth

問：談談您童年，父母對您是什麼樣的教育方式？

張：讓孩子有機會express自己，從小就鼓勵他們多 present。我國小和初中經常參加演講比賽，雖然師長幫忙潤飾內容，聽起來會有點肉麻（笑），不過，這讓我有許多public speech經驗，對於日後的表達能力的助益很大。因為research需要下真功夫，但如何把結果用清楚簡單的文字語言呈現出來，同時讓人家認同跟你一起做研究會有開闊的前景，表達的能力與技巧在這個時候是最重要的。

問：您對學生的訓練也是如此嗎？

張：我平常在學校訓練學生也是非常注重presentation。我認為學生出去，就是代表學校的規格，要能講話不拖泥帶水，要能hit the point。很可惜我們台灣的孩子不被鼓勵這個能力，造成台灣學生的邏輯思考不是「交通」型，是「反交通」的，也就是說自己滿清楚了解的，但是怎麼讓別人欣賞與接受，我們的教育有很大的改進空間。

我一直強調value-centered or value-pursued，我這些年在美國，近距離觀察大師，發現他們都有正確的value。做任何事，第一件事一定要思考那個價值是高的，那個對社會的價值是大的。第二就是passion，你不喜歡那個東西，勉強做是做不來的。另外要be selective，在我的觀察裡，能成為大師者都很selective，他們花很多時間在思考right things to do。再來是latitude，要具備橫向的反應，舉一隅要以三隅反。最後才是depth，就是學問的深度。

跟美國孩子比起來，台灣孩子的長處很多，短處就是思想不structured。零碎的、片面的反應很好，整體的反應不一定最好，自己思想沒有組織，沒有辦法build a structured system。但是，你在一個area要成為真正的大師，你必須要能organize，自己digest之後，重新能把框框搭起來。你有一 structured個體，站的空間就大，零碎的話，就看不見你。所以我們的問題就是，資源雖多，但每樣東西都做一點，沒有辦法一拉就全起來，所以在國際社會不容易得到認同。

問：您剛剛講不organize，會不會是美國的教育比較 creative？

張：美式教育很注重creative writing，每個禮拜都要寫，還要能present，老師也花很多時間在上面。我們這邊比較制式化，好像哪個逗點沒逗好，句點沒句好，就是太注重枝節，最重要的是看這個小孩是不是把心裡的話，有組織有系統的present出來。

我常開玩笑，我們應該回到古代去寫八股文，因為八股文本身有個structure，但是我們現代人缺乏structure，整個thinking沒有 structure。我們寫論文也是八股文，內容可以creative，但是structure是八股。因此，在生活的愈早期訓練，對孩子愈有利。

問：您的英語講得很好，是如何訓練的？

張：我是南投竹山人，我的父母是外省籍，但我是講台語長大的，一直講到高中，政府規定講台語會被罰錢，在我們那兒是不work的。我們鄉下有很多日本移民，很多日本籍的太太，講得一口非常優雅的日語，我很後悔當時沒有學日語。我覺得多學一個語言就多一個mind，因為想法就會不一樣；語言雖說是後天灌進去的，但是上帝create語言是很奇妙的。

語言的東西愈早學愈好，耳朵聽力比較好。一個人沒辦法有正確的音準，就是聽到的東西不是非常的精確。很多同仁問我什麼時候來美國的，我跟他說大概是29歲來美國，他們就很驚訝，說我雖然這個年紀才來美國，但聽不出有台灣的口音。

「台清交」養成「廣度兼具深度」的本土博士

問：您從小就對科學產生興趣嗎？

張：我很喜歡物理，所以第一志願就填台大物理系。那個年代有個好處，開課開得不多，也許是教授沒那麼多，學得比較深入。我總覺得現在的學生唸的科目太多了，課一多，平均每個科目花的時間相對減少。

我在台大物理系時，學校課開得不多，但是課都很難。我記得有一年上古典動力學，一個學期只教了四個章節，教科書叫《Classical Mechanics by Goldstein》，我們的順口溜就叫他狗屎蛋（笑）。讀也讀不懂，但一遍一遍的讀，最終也讀通了，這是值得的，因為以後也沒時間K這樣一本天書。

後來我到清華唸材料，又到交大來唸電子，這給了我一個好處，就是階段性讀的深刻，走過這十年間，無形又把廣度built起來。唸電子的人，尤其像我這樣做電路系統的人，通常缺乏對材料的了解，更缺乏對基本物理的了解，但對我而言，好像就很自由的把很多東西放在一起，變成一個新的東西，這就是 latitude。譬如說我做電路設計時，就常常拿物理觀念來做。一般人不會如此，他們是從傳統電路設計的角度過來，不會像我這樣繞道，所以都很驚訝，不知道原來可以這樣做。

問：您當年台大物理系畢業之後，沒有選擇出國唸書？

張：這中間有個小插曲，就是當年物理領域開始走下坡，尤其是 1968、69年有很大的crash。有人先出國鍍金，回來說物理已經完了，還說材料科學當道，為此，我還找了盧超群，我大四時當過他的助教，他哥哥盧志遠是我同班同學，陪我半夜跑去請教施敏教授。後來我沒出國，選擇到清華唸材料，學到不少東西，尤其是唸到thermodynamics in solid，發現它最精采的部份就是在material science。

畢業之後也很巧，有天我就在清大材料系晃著晃著遇到陳茂傑老師，陳老師跟我說要換學校，要到交大去，記得他還問我說：「你怎麼樣？」我當時就想：「陳老師怎麼問我怎麼樣，不就是到交大去教書嗎？交大不就是隔壁那個小學校嗎！」後來我發現我是學校愈唸愈小。（笑）

受到陳老師的鼓勵，我就來交大參加入學考試。交大考試非常別出心裁，特別是oral exam，我一走進考場，裡面坐著廿幾位老師，正中央聲音最大的是祁甡教授，三堂會審。後來放榜，我發現交大跟清華真的沒有情結，我竟然考上榜首，第二名就是溫清章，不過他比較沒耐心，虛晃一下就到U. Penn.（賓州大學）拿Ph.D.。

問：您在碩士畢業之後開過公司，可以談一談嗎？

張：對對！我跟許根玉老師搞過一個公司，在新竹市南大路，叫新域電子。在1975年，我的博士班剛開始，碰到許根玉、王遵義兩位學弟。我們是做掌上型遊戲機，是全世界第一個做hand held game的公司。

這就是交大的強項，橫向非常強。我們當時需要一個加減乘除的four functions calculator chip，當時李進洋學長在GI（General Instruments）的高雄廠（GIMT）當業務。GIMT位於高雄進出口加工區，貨艙裡剛好一些過時沒有人要的全功能計算機的chip。我們就跑去請李學長把這些chip當破銅爛鐵秤斤賣給我們。李學長很樂意幫忙，不過事情沒有想像中簡單，這些在加工出口區的chip，必須先出口再進口才可使用。後來李學長只要我們支付shipping的費用，先把chip出口到香港，拿到進關證明後再出關運回來，費了一番功夫。南港IC育成中心 勝華科技

我們拿到這個chip之後做成一個玩具叫「小教授」，它的功能是例如一加一等於二的題目，答對了綠色的LED就亮了，答錯的話，紅色的LED就亮，而且還會叭叭地響，我們那個紅色和綠色LED就是請光寶幫我們做，就是宋恭源董事長。

至於那個小教授本身的機殼得要做模子，我們也沒錢，就去宏碁找黃少華學長，到他們南京東路，那時候宏碁買了公寓，有兩個門面，一間還算是office，另外一間是庫房，堆了一堆東西。宏碁當時是賣calculator，我們就選了一個他們不用的calculator模子，想要跟他們買，結果黃學長說不用付錢，要我們有需要就趕快拿去用！所以說在創業時期，受到交大學長們很多的幫忙。

幾年後我到美國做Post-Dr，看到美國的商店 Toy-are-Us還在賣小教授（笑）。說起這個小教授，五塊錢一個，成本大概是一塊半。生產線一條變兩條，兩條變三條，當時我們滿有名的，新竹的銀行搶著要借錢給我們哩。

問：做得不錯怎麼會想要離開？

張：這事情講起來很有意思。大家都知道，郭南宏校長的性格很兢兢業業，有人告訴他說，不得了了，我們交大的研究生都在外面做生意。後來一查發現是我們（笑），郭校長就把我們叫去勸告一番之後，給我兩個choices，一是好好唸書，一是結束博士班的課業，好好去做生意。我想這也很fair，於是就答應郭校長，不做生意了，好好回來唸書。

問：會不會後悔？

張：也無從後悔起。而且主要還是帳務的問題把我們搞得暈頭轉向，我們會計還嚇我，說我還是比較適合回交大唸書，所以郭校長一提，我就乖乖回來了。

問：您提到受陳茂傑老師很大的影響，可否請問您是哪方面的影響？

張：陳老師做人做事做學問都很實在，他很重視價值觀，從來不變，他很清楚他要做什麼。他認為很多東西可以改變，但價值不能改變。他在學校從來是對事，不會對人，我所認識的人裡面，他是最一致的，所謂吾道一以貫之，陳老師就是最佳典範。

我覺得這很重要，一個人不能因為外在環境改變自己的方向，所以我一直強調value-centered，價值一定要擺在最前面，否則可能就做白工，甚至會有不良影響。我深受陳老師的影響，所以後來去美國，也能夠說服美國人，我想就是緊抱正確的價值觀。人種雖不一樣，但普世的價值觀是一樣的。

問：那陳老師怎麼會允許你同時去創業？

張：這個純粹是我們時間充分靈活運用的關係。學校的功課照做，研究 paper照寫啊！（笑）

問：那交大對您是否有影響？

張：當然影響非常大。交大做事情就是腳踏實地，交大人當官可能不是很好，不過實實在在做事情的能力是一流的。你看張俊彥校長他當年做實驗，爐子都是他自己圈起來的。我覺得要講本土，這才是本土精神。

什麼叫做本土化？我認為本土化是在你侷限的環境底下，創造出普世的價值，那才是真正的本土化。本土化如果只能創造本土價值，就沒有價值。

你可以很本土，但是創造出來的value是普世的。像托爾斯泰，他寫的是俄國小說，是他們俄國人的故事，但是他touch到的common value，是你和我同樣都appreciate，所以他才會成為大作家。
本土博士在美三十年：從砷化鎵專家到UCLA教授
※在UCLA櫃檯遇見到M/A-Com的貴人

問：很令人好奇，您在美國三十年的傳奇經歷？可以請您談一談嗎？

張：我在1978年離開交大去當兵，之前也在交大當講師，因此服完兵役想回來當老師。結果，我跟陳茂傑老師商量之後，陳老師對我說：「我看你最好還是出去走走吧！」我問老師去哪裡走走，老師說：「去美國做Post- Dr，去外面開拓眼界也不錯。」

後來我申請到UCLA，做太陽能電池photovoltaic solar cell。本來計畫稍微遊學一下，我1979年去，但到1980年就有很大的改變，當年卡特總統輸給雷根，共和黨並不支持solar cell的研究，我的計畫被迫停止。由此可見美國的科技發展跟兩黨政治息息相關，這也很有趣。我遠渡重洋要鍍金，結果只鍍了一半金，出門又向各位師長道別，又只混了一年也沒混到什麼，不好意思就這樣回台灣。於是我開始動動腦筋，想到美國的industry走走，也許有人要我。

我先跑到UCLA的Placement Center告訴櫃檯小姐說我想要被應徵，對方就問我綠卡的ID number，我愣了一下，心想糟糕我沒有綠卡。這時候，後面就有一個人搭腔說：「What旧 the number for? I would interview him.」我一看是一個大鬍子老外，笑瞇瞇的，我想我們素不相識，他怎麼會知道我想應徵什麼工作。他問我打哪兒來的，我說我是台灣來的，他說他太太是台灣來的；又問我，你哪裡畢業的，我說我國立交通大學畢業的，他說他太太是清華大學畢業的；他又問我，認不認識他太太，我心想，我怎麼會認識你太太，結果，一聊起來，我還真認識他太太。（笑）就這麼巧，人生地不熟的地方遇到這麼個貴人。

所以interview通過以後，我就在M/A-Com (Microwave Associat)做microwave power transistors，當時還在冷戰時期，我做這個東西是大power的transistor。接下來的兩年，M/A-Com也給我相當多的空間發揮，整個實驗室我愛做什麼就做什麼，但是，我不想待在這麼matured環境中，我想做一點新的東西，value比較大，影響比較大。加上我當時被 Gallium Arsenide III-V compound Transistor（砷化鎵三五電晶體）所吸引，心裡頭萌生去意。

※一通電話又碰上在Rockwell的台大學長貴人--李建平教授

M/A-Com想留我，本來想派我到東岸一個新的 Gallium Arsenide實驗室當經理，但我對研究工作比較有興趣，於是我太太建議我打個電話給台大物理系的學長李建平教授，李教授當時在Rockwell科學中心擔任研究員，我問他的意見，結果他回答說：「你還是踏實一點做研究吧，Manager是人幹的事嗎？」還說：「沈義德剛好quit，你趕快來 interview吧！」就這樣，我又遇到貴人，這次是我台大的學長。

我在Rockwell科學中心一待就是十五年，主要是做砷化鎵的研究。Rockwell是一家航太公司，也一直想要build up像Bell Lab那樣很具影響力的實驗室。所以我在那個實驗室，我就白天做Rockwell需要我做的東西，晚上和CP（李建平）一起做自己的實驗。

印象很深刻是有次CP發現一個現象，還用圖示給我看，如果plot整個 threshold voltages of GaAs MESFET在wafer上，明顯看到，水平跟垂直方向，完全不一樣。這時候，另外一個同事Peter Asbeck（現為UC San Diego教授）走過來，我們三個人就一起討論。

Peter Asbeck是學Laser的，他把Laser的理論用在這裡，看法不盡相同。於是三人各持理論，我看爭辯下去也無益，提議他們等我一下，我就捲起袖子進去實驗室，馬上可以得答案。當時已經晚上七點鐘，還沒吃晚餐，我們一面做一面討論，做到半夜，後來三人一致同意，找到新的東西，就是「Stress Induced Piezoelectric Effect on GaAs MESFET」。這是第一次知道Local Stress對Field Effect Transistor有很大的影響。晚上做完，第二天就寫論文，花不到一天的時間。

這給我很大的信心，但也曾有過另外一次實驗，因為信心不夠，認為自己焊接有問題，而白白讓一個新發現從手邊溜走。所以，我在這邊要強調，信心要足夠，要 be alert，要保持敏銳的觀察力，這對事業的幫助很大。

※受UCLA邀請時，葉文恭教授相挺協助將研究成果寫成一本書

問：怎麼會到UCLA教書？

張：早期華人當教授比例低，我1980年Post-Dr計畫停止第一次要離開UCLA時，我的導師說我很可惜，沒有US Ph.D. degree，要我好好珍重，意思是這輩子大概回不了UCLA了。

我自己也知道滿難的，因為到了一九八幾年，我做出一點小成績，東岸的一家長春藤名校想邀請我去教書，最後要詢問我的背景時，問我是不是從MIT畢業，我直接跟他說，「No, but I am Made-In-Taiwan.」我是從台灣國立交通大學來的。結果他們要我先拿另一家學校的offer，再聘用我。我心想真是太瞧不起我中華民國的學歷了，就沒有再談（笑）。今天提到交通大學，大家會肅然起敬，不過當年還是不太有名氣。

直到1996年，有一天，UCLA打電話來，問我想不想到他們學校教書，我還以為他們有什麼附帶條件，自己馬上招供說，我是國立交通大學畢業的！結果這回他們說：「交通大學很好，是個好學校！」（笑）

後來他們依照我的經歷直接要升我為第六級的full professor（按：UCLA的教授分級為：助理教授四級，副教授兩級，教授則分為九級；要升到第六級的教授必須由來自世界各地的教授評審。）但是需要國際審查，結果他們去準備和通過審查，又是九個月後的事。在這之間，我又遇到另外一個貴人葉文恭教授。在UCLA final 審查時，有位莎士比亞文學教授，認為我的資料只有12頁不夠厚，於是葉教授自告奮勇將這12頁資料拿回去重整成一本厚厚的磚塊書。後來就在UCLA待到現在，一直在做integrated circuit and system的研究。

「要想當leader，you must take the risk！」

問：您在UCLA時，如何排解挫折感？

張：做任何事都會有frustration，是要看你怎麼看事情。分享一個經驗，我有一個teaching assistant，我對他的performance很不滿意，有天他進辦公室，想找我抗辯。事前我就思索如果繼續把他罵一頓就會有效果嗎？好像不然，於是我就換個方法，他一進來，我請他坐下說想跟他談一件事，第一句話我就說：「我很擔心你的學習和前途。」還告訴他為什麼這樣做是一個bad damage。我發現這樣下來效果很大，他本來找了很多理由要抗辯，結果聽完我的話，馬上跟我道歉：「教授，我錯了，你是對的。我很感激你這樣子關心我。」

所以，身為一個Educator，我們站在一個很好的位置，是可以對學生產生很大的影響力，是滿unique的。

問：如何平衡您的時間跟壓力？

張：我想是passion吧！保養年輕的秘訣就是be passionate，做了以後滿足你的curiosity。

問：如何找到passion？

張：給孩子多一點空間胡思亂想吧！我認為以前的學校自由度比較大，所以好像培養出來的孩子做的事情大些吧。我以前念台中一中，哇，那真是個好學校。我們那時候的黃金鰲校長是北師大的訓導長，他真把我們當北師大的學生在教。我們上課下課沒人管，學校像市場一樣，每一節上課下課，有人走進校門，有人走出校門，上課上兩節不高興，就回家了。我的同學趙少康還幫他取個綽號叫「金龜」（台語發音）。

那時候真是台灣教育的黃金時代，我發現教育好像愈改愈不怎麼樣。拿我們竹山來說吧，當年真是地靈人傑。張俊彥校長的父親就是竹山人，GARMIN（全球最大衛星定位系統）的創辦人之一--高民環，全世界三百大富豪，也是竹山人，劉增豐院長也是竹山人，他哥哥就是我同學。這麼偏遠的鄉下，出這麼多人才，但是，現在竹山好落寞，所以我說這個台灣不知道出了什麼事情。

問：科學家說做學問很孤寂，您同意嗎？如果是，您如何面對？

張：可能可以從兩方面來講。第一，你不能跟著人家走，每一個人都在做的題材，你可能要想想如何跟別人不同。億萬富豪洛克斐勒有一天在紐約街上給鞋童擦皮鞋，這位鞋童對他說：「洛克斐勒先生，我也買了你的股票也！」本來是一句好話，但是他想到的是，不行，這股票過熱了，連一個辛苦擦鞋的鞋童都要來買你的股票，表示你的股票過頭了。所以回家之後，他馬上把所有的股票都清掉，結果他就survive了。同樣的道理，如果全世界都在做同樣的東西，就表示這研究沒什麼好做的。

我個人也是如此，我不喜歡走人家走過的路，所以我常跟我的學生講，你以為你到我這裡來是在做晶片設計嗎？No，如果你這樣想，那你最好離開這裡。我們做 engineer沒有說來學一個技術的，我們是problem solver，是訓練你如何思考，去抓住那個價值。什麼東西有價值，什麼東西沒價值，如何去選擇有價值的東西，這是一個哲學的訓練，不是一個技術的訓練。

問：您看現在的學生與過去的學生？

張：大的環境變了，電腦使用太普遍，學生變得interactive。也就是說，電腦出現什麼樣的需要，學生就response to電腦的需要，沒有像早一輩的學生，是直接跟自然的接觸。所以，現在的孩子，may be garbage-in and garbage-out這是比較可慮的。但反過來說，現在的孩子可以做到以前我們不能做到的程度，孩子如果latitude好的話，也可以解決很多事情，所以盡量要給孩子一些空間，他坐在那邊胡思亂想時，也不要說他是白吃飯。

問：您對台灣的科技研發有什麼建言？

張：台灣已經做得滿好的，台灣的程度應該是一流，但是限在執行面上，開創面則是不夠，真正要做到世界第一，憑良心講，做老大還不行，做老二、老三綽綽有餘。

其實，閉起門來算點數，說我們的paper數量超過Stanford，超過MIT，我覺得不如打開他們的網頁，看看教授們的博士學位是從哪得來的，這才是最直接的訊息。

現在的question是拿到五年五百億以後，能不能拿到世界第一名？做老大你得要猜前面什麼地方有寶藏。大家聽過「哥倫布和雞蛋」的故事嗎？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回西班牙，國王慶功宴上有人challenge他：你只要一直往那邊開不就到了嗎？這時候，哥倫布拿一個雞蛋，要求對方把它立起來，結果那個人表示沒辦法。這時只見哥倫布把蛋底打碎就站起來。道理是一樣的，知道這樣可以站起來，你為什麼不這樣做？所以要想當leader，you must take the risk。

註：感謝電機學院羅珮馨小姐，以及IC之音主持人謝美芳小姐參與並協助本次採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