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疫情時代中國面對的經濟環境】

本文嘗試用一個廣角、簡略但直入重點的方式分析中國在疫情之後所面對的全球經濟環境。

國家競爭力的經濟學概念與中國縣競爭制度

根據經濟學比較優勢定理，國家之間的競爭始終被比較成本所局限。而在分析國家競爭力上，我摒棄華而不實的哈佛商學院Michael Poter的鑽石競爭理論，回歸最基本但正確的經濟學成本概念，其中尤受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R. Coase的「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s」鴻文啓發：

國家競爭成本 = 直接生產成本 + 間接生產成本 + 制度費用

特別說明我所謂的「間接生產成本」更接近上頭成本，本身除了牽涉到整體租值外也會涉及到產業乃至於社會國家的路徑依賴。

在相同供應層面，某國是否可以用更低成本下滿足同樣的需求，以及是否可以善用比較優勢定理。後者包含了前者的同時，也是國家與國家之間的角色不單純只是競爭關係，而是有更多供需關係。後者之所以尤為重要在於「買方與賣方永遠不存在競爭關係」。因此在供應鏈上彼此依賴的買賣雙方國家，依賴程度越深入越廣泛，則敵對的成本將等比級數增加。

換個角度來說，Covid-19疫情本身帶來上述三種成本的同步增加。這也意味著在疫苗逐漸普及的後疫情時代，能夠以更快速地降低上述三種成本的國家將在新一輪全球經濟重新平衡的過程中取得更佳的競爭優勢地位。

在張五常「The Economic Structure of China」一書闡述的中國曾有的1990年代末到2010年間之縣競爭制度下，中國借此享受人類近代少有的超低制度費用與間接生產成本，佐以原本享有的人口紅利帶來的在中低階工廠流水線上較低直接生產成本，中國製造橫掃全世界九成以上的中低階工業領域。

但隨著中國中央政府出台勞動法與加強反托拉斯管制與大大小小的管制措施，上述獨有的縣競爭制度似乎已不復存在。這也為疫情後面對全世界新的經濟環境中國是否還具有經濟學謂「低制度費用」的高彈性與快速適應力埋下變數。

瞭解這個重要局限條件改變後，我們來看看疫情後中國所面對的全球經濟挑戰有哪些。

1 全球通貨膨脹可能帶給中國輸入性通膨

美國建國以來90%以上的M0貨幣發行量是在最近15年內產生，尤其疫情後Fed諸多舉措都可說是「瘋狂印鈔」，在世界多數原物料與貿易均以美元定價與結算的前提下，世界性通貨膨脹必然來到。

站在2021年5月這個時間點看，美國股市、房市、債市與全世界的大宗期貨、能源價格都受到局部性通膨影響，尤其主要農產品、金屬期貨價格多在52周以來新高。（見圖）

（美國M0通貨）

（美國股市）

（美國房市）

（美國債市）

（石油價格）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相當長一段時間貨幣匯率政策緊盯美元。2010年代以後雖然改盯一籃子貨幣，但明眼人都看得出美元的比重。故，在美元瘋狂印鈔的環境下，人民幣相應的輸入性通膨也必然發生。

這一塊我們可以預測，在貨幣學 Impossible trinity law的局限，以及中國對人民幣國際化的追求下，中國人民銀行應將在近年內逐步脫鈎對美元匯率的政策，同時部分放寬外匯管制，以得到更多貨幣主權。

同時取消或降低部分關稅，以及放寬戶口管制，都可以是中國政府提高國家競爭力可能採取的措施。

二、 全球局部地區將因疫情影響出現糧食危機

很明顯Covid-19疫情影響了糧食生產與輸布，全球局部地區的糧食危機已經開始出現。根據聯合國2020年糧食安全報告估計到2020年底全球因疫情而陷入經濟衰退與飢餓的人口數達8300萬～1.32億人。其引發的糧食價格增長將加重中國輸入性通膨下，百姓生活的負擔

中國家戶支出30%花費在食物品項，又中國國內大豆需求90%依賴進口滿足，因此可預見中國的飼料與肉品市場價格恐將上揚且吃緊。

（中國主要糧食供需狀況）

全球能源市場也會因疫情與之前負油價事件影響一段時間內失去部分供給彈性，意味著能源市場價格伴隨通膨因素影響的上揚也是可以預期，這一塊同樣也會加重中國未來將面對的輸入性通膨壓力。

因此我們會看到中國在人民幣國際化推廣上會施以更大力道，例如與更多國家簽訂貨幣清算與貨幣交換協議，嘗試在糧食/能源品項上更多地採人民幣定價結算。如此方可在不過度犧牲中國世界供應煉地位的前提下，減少輸入性通膨對人民的衝擊，尤其是輸入性通膨下中國國內資本投資的資源錯置現象將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約束。當然這部分中國政府應該還會採取價格管制或其他市場管制措施相佐之，但政府干預與介入本身又會帶來更多訊息費用、交易費用，甚至政府本身就成為資源錯置的問題根本，也是極為可能。這些都是身為投資人的我們值得持續觀察與因應。

三、 中美衝突與戰爭風險提高

如前述，國家邊際競爭成本，尤其邊際間接生產成本與邊際制度費用，增加速率大過他國之速率，則一國之國力衰退，或更精准地說，國家相對競爭優勢衰退。反之則可視為國家相對競爭優勢增加。

在人民幣國際化過程將直接與美元產生競爭關係且削弱美國對全球徵收「美元稅」的能力，經濟邏輯上的效果是：2008年金融危機後的QE之所以沒有在美國發生嚴重通膨，正是因為美元在國際貿易與國際金融的霸主地位可以對全球抽取美元稅，意味著美國可以將貨幣濫發帶來的經濟成本移轉給全世界承擔，其中以世界貿易額佔比越高者承擔越多，故身為世界第一大商品出口國的中國自然也承擔大部分苦果，這也是為何我長時間以來主張美元的地位相當程度是由中國支撐。

而在人民幣競爭之下（我們假設人民幣國際化真取得成效），美國不再能輕易移轉自身國家競爭成本給全世界時，通貨膨脹將回歸隨著貨幣發行量增長而提高，這對美國而言代表聯邦政府與州政府等一系列債券、連動債務的利息支出成本將提高，未來借貸成本也將提高。在一定程度上，美國政府或州政府可能因此停擺，甚或我們會看到州政府、市政府因此破產。

因此美國必然會嘗試在各方面阻止之。

提高上述中國的國家邊際競爭成本也無可避免會是美國未來數十年的整體戰略目標。

所以我們看到美國從President Trump任期開始，嘗試尋找各種可以提高中國國家邊際競爭成本的手段。

然而在當今真實世界供應煉、服務煉、金流、資訊流高度分工交雜的局限條件下，我推斷任何一任美國政府、智庫都難以清楚釐清自身採取的任何競爭戰略是否會帶來意料之外的後果（unintentional consequences）。

a 舉例來說，比如美國政客錯誤判斷關稅手段制裁中國會有效，於是我們看到Trump任期貿易戰初期就是違背WTO規範，片面無理對中國出口商品加重關稅或其他非關稅貿易手段。

然而真正懂經濟學邏輯者看法多如我當時寫下的預判一樣 — 如果美國以關稅手段要抑制中國出口經濟，但關稅提高幅度不夠大不夠全面的話，則中美之間的貿易逆差狀況不但不會縮減，反而在某些不同彈性系數之下會增加。（見圖）

（中國出口美國統計圖）

反之，美國經濟將因自身對中國的片面關稅障礙而受創。

更進一步，若美國政客傻到真的將制裁關稅提到夠高，足以發生抑制中國出口額的效果，則美國經濟將必須付出重大代價，其中包括美元地位將大幅動搖。如前述貨幣政策問題，不但聯邦政府利息支出將壓垮政府財政，州政府乃至市政府破產潮亦不遠。故，我們看到即便是Trump也被迫停止更瘋狂的關稅壁壘措施。

b 再以半導體產業的光刻機為例，美國施壓荷蘭ASML禁止出貨中國廠商已經付費採購的光刻機，其結果反而是給中國光刻機或EDA廠商創造市場，協助排除了原本ASML強力的競爭。從經濟學角度來看這是一件很諷刺事情。

這是因為全球光刻機市場是一個高度技術集成的天然寡頭壟斷市場，除非有類似當年ASML與日本佳能之間的技術彎道超車（浸潤式UV光刻技術）特殊情況發生，否則後來者都會因為技術認證與攻克的巨大前期投資成本而被排除於競爭之外。

然而，從經濟學競爭的角度看，美國禁止ASML對中國出口，結果反而是讓中國半導體製造廠被迫轉向投資與採購其他中國光刻機供應商，使得原本在市場上幾乎無競爭力的後者，因美國的禁令創造的「競爭真空」環境而有了成長空間。

因此我們放大時間尺度來看，20年、30年後如果中國半導體設備商有了長足的進展，肯定要回過頭感謝美國政府政府的錯誤干預所創造的商機。

說到商機身為投資人的我們可以注意，在上述政客的錯誤決策中，一些轉瞬即逝的投資機會也會因政府干預而起。例如下一點。

c. Super Micro 間諜晶片事件，2018年10月美國知名商業性雜誌Bloomberg刊登新聞「The Big Hack: How China Used a Tiny Chip to Infiltrate U.S. Companies」聲稱Super Micro這家公司利用一顆米粒大小的間諜晶片替中國政府竊取資訊。

姑且不提一顆米粒大小，本身毫無無線射頻天線的晶片在當時技術上幾乎不可能竊取什麼資訊，2年多後海潮退去，不但美國政府或Bloomberg都未提出更進一步有力證據，整件事甚至根本就被遺忘。

當年我不但寫了幾篇文章駁斥這種謬論栽贓。還親自動手買入這家粉紅單公司，短短三天就賺了台轎車。

香港2019年暴動事件、2021年新疆奴隸棉花事件、最近新冠病毒向中國求償事件...等，我們都可以看到美國政客在試圖提高中國競爭成本的過程，會創造大大小小系統性或個體性的災難風險，例如前述Super Micro因栽贓性假消息股價從$20.61美元在一兩日內崩跌至$13左右，但隨著栽贓者無力提供更多證據，市場回歸均衡的過程，截至2021年5月28日，Super Micro股價已經來到$35。

這是說，某些因政治干預造成的個體性或系統性風險，雖然屬於不可預測的風落（windfall），但其中不乏類似Super Micro的例子，在隨後回到正常的價值位置。如W. Buffett所言：市場短期是投票機，但長期是磅秤。

d. 美國知名橋水基金創辦人Ray Dalio在其將於2021年11月初版的書籍」The Changing World Order」 已提前公開的第七章」US-China Relations and Wars」提出綜合國力歷史計算與國力表（見圖）

提出美國正處於信用擴張後期的大國階段，而歷史上處於此階段與新興國力上生階段的國家一旦發生國力曲線交叉時，多半發生大規模戰爭以重新均衡雙方與整體國際關係。

依其推論，中美兩國發生戰爭的風險來到史上最高點。

但這部分我持較保留態度，特別是新任President Biden政府的高達$6 triilion美元的聯邦預算案出台，我們注意到一者，美國聯邦政府支出繼續維持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GDP高佔比--達25%，二者，預算增幅最大均在健康醫療（成長23.1%）、商務（27.7％）與環保（21.3％），然在國防（1.6％）與國家安全（0.2％）幾乎未有成長，甚至計入通貨膨脹因素，後二部門的預算是實質減少的。因此可推估此任政府對發生大型戰爭的預期心理。

四、 變種病毒的不確定性

這是最後最難評估的風險，在現階段的資產配置決策中不可忽略卻又幾乎難以估計。拔高到國家決策層面來看，這也是中國面對的最棘手風險之一。

結論：

以上是我從經濟學角度出發，非常簡略地預測中國在疫情後將面對的國內外經濟環境與挑戰。其中任何一項單獨提出要深入探討都會是長篇大論。還有一些我認為相對重要性較低的現象與局限條件轉變，本文也尚未涵蓋。

BTW，最後多提一句台灣獨有的風險：後疫情時代是否接種過疫苗有可能在相當時間內成為國際旅遊的必要條件。然如果台灣政府真的壓寶在台灣國產疫苗上，則在現今環境下有沒有可能不被世界多數國家組織承認？會是一個額外的成本。

參考文獻：

* 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Biden is the $6 Trillion Man」 (May 28, 2021), https://www.wsj.com/articles/biden-is-the-6-trillion-man-11622241749
*  The Financial Times, 「The summer of inflation: will central banks and investors hold their nerve?」 (May 15, 2021), https://www.ft.com/content/414e8e47-e904-42ac-80ea-5d6c38282cac
*  Ronald Coase, 「The Problems of Social Cost」 (1960)
*  Ray Dalio, 「The Changing World Order: Why Nations Succeed and Fail」 (2021)
*  Irving Fisher, 「The Money Illusion」 (1928)
*  Mundell, Robert A. (1963). "Capital mobility and stabilization policy under fixed and flexible exchange rates".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29 (4)
*  Milton Friedman and Anna Schwartz, 「A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S, 1867-1960」 (1963)
*  Milton Friedman, 「Money and the Stock Market」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96, No. 2 (Apr., 1988), pp. 221-245 「
*  Allan Meltzer, 「Learning about Policy from Federal Reserve History」 (Spring 2010)
*  Armen A. Alchian, 「Effects of Inflation Upon Stock Prices" (1965)
*  張五常, 「Will China Go Capitalist?」 (1982)
*  張五常, 「The Economic Structure of China」 (2007)
*  Ronald Coase and Ning Wang, 「How China Became Capitalist」 (2012)
*  Alfred Marshall,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8th ed.)」 (1920)

文章連結：

https://bit.ly/3vD1B2o

#年度回顧
〔#8張圖超渡2020？#2020ciao 〕

政經八百跟大家一起走完了2020，我們選出了8個主軸，看完就一起超渡這一年吧....

❶ How to zoom? 2020的勝利組

爛到有剩的一年，還是有一票人生勝利組 — 遠程辦公軟體、半導體、資訊科技、海運...

疫情加速電子化的趨勢，科技業因而受惠，標普500中，IT產業以超過40%的成長推高指數。

企業客戶增加，Zoom第一季使用量暴增20倍，第三季營收也比去年同期成長近四倍，下半年則可以看到微軟的Team成長幅度趕上腳步。線下產業則被迫趕上潮流，公部門、傳統媒體、零售業都得找到網路發展的策略，造福系統承包商～

台灣最有感的莫過於半導體業盈收成長，雲端、數據處理等都依賴晶片發展，除了促成臺灣GDP成長，想必工程師朋友們分紅也多一袋？今年半導體業更貢獻了三樁大型收購案，是本世紀最佳成績！

❷ 脫歐協議出爐：金融城換人做？

花了四年，英國和歐盟終於在聖誕前夕達成史上最大的自由貿易協議。雙方貿易可以減少繁雜的程序、商品幾乎都能免於關稅與配額。爭議不斷的漁產與水域上，兩邊折衷同意了五年的過渡期與配額縮減。

然而倫敦金融城的前景不明朗！早在疫情開始前，倫敦的大型投行就計畫大規模減少辦公室租賃面積。如巴克萊銀行考慮退出金融區的大樓，減少脫歐、景氣波動的風險。

歐盟執委會有權利隨時取消非會員國的「金融市場准入」，讓在英國的銀行不能繼續在歐洲提供服務，導致許多銀行漸漸把各部門人頭移到巴黎、法蘭克福與阿姆斯特丹了:c

❸ 台幣連破防線：該換了嗎？

新台幣兌美元進逼28元的關卡，這波升值已經持續十個月了，但好像還沒到盡頭？

升值不利外銷，大立光、晶圓廠、外銷傳產等的毛利率都得承受匯率損失。台積電更改以美元出財測來避免失真。

隨之而來，台灣被美國列入《匯率操縱國觀察名單》。然而，因為疫情影響，美國短期內會持續寬鬆的財政與貨幣政策，美元供給過剩必然會繼續弱化、壓迫台幣升值。接下來央行會如何執行貨幣政策避免被列入操縱國呢？

❹ 大到不能倒？反壟斷當道

2021年對幾家公司可能不好過：谷歌、臉書、蘋果、亞馬遜、阿里巴巴。

美國國會歷時一年多進行四大科技巨頭的反壟斷調查，7月眾議院更召開了聽證會。公佈了超厚的調查報告後，各州與政府部會首先對谷歌與臉書提告，討論反壟斷法是否需要與時俱進。

四大巨頭與微軟過去都依靠收併購與研發資本擴大存在感，自疫情爆發，線上產業大搶市佔率，電子廣告、通訊、電商等都讓它們市值水漲船高，蘋果與亞馬遜市值將近翻倍，利潤也有所成長。

中國監管單位不知道是否被美國啟發到？在聖誕節前夕以「二選一」為題對阿里巴巴立案反壟斷調查，加上螞蟻集團上市被喊卡的風波，讓人摸不清中國最大公司的未來如何。


❺ 美中拉鋸？大選完的觀望

這一年來美中關係持續惡化，川普讓挺台法案通過、官員訪台就已經捅中國好幾刀。雙向投資額繼續減緩，如果沒有騰訊對環球音樂的投資，中國在美直接投資將會創向十年來新低。

不能不提的還有華為與TikTok的波折。商務部今年大力封鎖華為，不讓華為拿到晶片，造成麒麟晶片停產。原本可能被迫出售的TikTok官司告捷，商務部目前暫停制裁。共患難的還有中芯等數十家中國企業都在年底被納入實體清單。

另外第一階段美中貿易協議今年2月生效，不過截至11月採購目標達成率只有大概六成。

❻ 致我們：疫情下的市井小民

上半年疫情爆發讓各地失業率一度飆上歷史新高，然而拆解來看，還有社會與勞動市場結構造成的問題。

在美國每四位20-24歲的人就有一位因疫情失業，這也是因為基層員工、自由業與餐飲零售業首當其衝。要如何讓失業人口能進入後疫情職場成為一大難題～

另外，高教育背景的人口中，更多人能以遠程辦公應對疫情，相對於此許多服務業職缺可能就此消失。另一方面，新加坡的案例更是高度集中在衛生環境比較差的移工宿舍，裡外如同兩個世界。

❼ 美股最震盪的一年：熔斷與新高

「還沒到底啦！」

玩股票的壯士還在等到底嗎？都說2008後的美股熱度是量化寬鬆（QE）的成果，一路漲到今年疫情大恐慌，兩週內四次觸發熔斷。

然而，當時我們肯定沒想到市場這麼樂觀。在美國財政政策、大選明朗、以及大型科技股的支持下，V字型回升，道瓊更站上三萬點。科技股其實只佔美國 GDP 8%，市值卻佔超過35%，美股持續邁向新高～

❽ 繼續過日子：後疫情生活

有些工作成為舊時代的回憶，新的可能浮現，2021年我們得投身於變化。

疫情除了加速零售業電子化、辦公模式改變，還重塑了財金行業的樣貌。電子支付的發展趨勢本來就很清晰，而這場疫情更讓金融科技以倍速成長～

在美國，4月的網銀新用戶就成長了200%。年初以來，傳統銀行的市場佔額減少了近10%，防疫更大力帶動非接觸式支付系統的應用，金融界市值成長最多的Visa、Mastercard、PayPal等全是支付科技大戶。

回到台灣，法規要如何因應全球趨勢？今年我們看到樂天拿下第一張純網銀牌照，傳統銀行得積極發展網銀服務應戰，競爭激烈令人期待。

小結：2020快走開～

值得多閱讀幾次

一文論破習總書記跟底下那幫子義和團，給中國人帶來的困境，　＃中國內部還是不少明白人的，＃實現民主法治才是強國唯一的路

（幫各位轉繁體了）

魏加寧教授，現任國務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觀部研究員和國務院參事室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員，同時還兼任著西南財經大學博導，長江商學院兼職教授等多項職務，長期從事宏觀經濟領域的研究，近年來還承擔了國務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基礎課題《國際經濟金融治理研究》。下面就請魏老師介紹一下他們的研究成果，以及他對中美貿易戰的一些看法。

1、有關中美貿易戰的幾個謬論

謬論一：“中美關系回不去了?”
對於這個觀點，我們需要反思兩點。
第一，中美關系是如何走到今天這一步的?首先需要反思我們自己出了哪些問題。因為我們決定不了美國應該怎麽做，但是卻能夠改進自己的不足。
第二，中美關系究竟是回不去了，還是不想回去?這完全是兩回事。如果你根本就不想回去，那就怎麽做也回不去了，就像你永遠也叫不醒一個裝睡的人一樣。

謬論二：“脫鉤無所謂，中國有巨大的市場”
需要不等於需求，有效需求是指“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最近一個時期，一些官媒的論點都是：“脫鉤無所謂”，“我們有14億人的巨大市場，我們怕誰?”。但這種觀點實際上犯了一個常識性錯誤。經濟學講的不是你想要什麽，需要什麽，而是指“有效需求”，也就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如果中美真的脫鉤了，出口下來了，生產下來了，收入下來了，老百姓都沒錢了，那麽“巨大的市場”從何而來?

謬論三：“特朗普是個商人，是現實主義者，沒有什麽了不起的”

我們說，特朗普是商人，是現實主義者，並不是說就可以小看他。正因為他是商人，說明我們過去用來對付那些政治家出身的美國總統的辦法不靈了。說他是現實主義者，就是說他已經轉移陣地了，把以往的意識形態之上變成了國家利益之上，所謂“美國第一”、“美國優先”，就是要把美國的國家利益放在第一位。於是提出的問題是我們該怎麽辦?
這些年伴隨著中國的崛起，美國競爭力的下降，美國的霸權地位受到了挑戰，原來的“平衡狀態”被打破了。那麽，按照現實主義的邏輯，特朗普的做法就一定是來挖我們的墻角，強化它的陣營，以便重新達成新的“平衡”，實際上就是繼續維持美國的霸權地位。所以特朗普首先就去拉北朝鮮，其次是拉台灣，最近又是香港。面對這種變化，如果我們不及時調整戰略，繼續堅持意識形態至上，那麽這些陣地就都會丟掉。

謬論四：“特朗普是最難對付的美國總統”

其實，特朗普雖然是過去40年最難對付的美國總統，但很可能是今後40年最容易對付的美國總統。因為現在在美國，在對華問題上，已經形成了兩黨共識、政企共識和官民共識。盡管特朗普剛上來時，並沒有想跟中國打貿易戰，但是經過一番火力偵察後发現，只有在對中國經貿關系上，能夠有所作為，能夠得到美國國內各界的廣泛支持。
當然，這其中也有我們應對不當的原因。采取“硬碰硬”策略的結果，必然會刺激美國人民，而美國是一個民主國家，沒有民意的話，政府是什麽事情也做不成的。

2、中美之間的三個層次博弈

中美博弈，表層是貿易之爭，中層是老大之爭，深層是體制之爭。

表層博弈：貿易之爭

中美貿易戰直接影響到預期，影響到進出口貿易。日本專家曾經說過，打貿易戰就是一種美國病，美國的慢性病。因為美國的競爭力在下降，但又要維持他的霸權地位，所以一定是誰露頭就打誰。當年日本露頭就打日本，現在日本縮下去了，中國露頭了，所以就打中國。所以，在中美貿易戰方面，我們一定要做好打持續戰的思想準備，正確應對。其中有以下幾個點值得參考：

(1)要拉美國的朋友來對付美國。

拉他的朋友畢竟還屬於朋友之間的“內部矛盾”，拉他的敵人就變成“敵我矛盾”了，於是我們自己也成了他的敵人。中美之間打貿易戰會嚴重影響到日本經濟，因為我們的一部國產手機中有60%的零部件是從日本進口的。所以，如果我們拉日本、拉歐盟、拉加拿大等合作，他們也會有積極性，對美國影響也更大。

(2)要用美國的方式來對付美國。

案例一，1985年簽訂《廣場協議》時，美國曾經向日本、西德等5個主要发達國家施壓，要他們減少對美國的出口，實行寬松的貨幣政策，下調利率來擴大內需。
當美國壓日本的時候，由於日本的中央銀行沒有獨立性，所以美國一壓日本政府，日本政府就壓中央銀行，日本中央銀行不得不把利率下調到2.5%的歷史最低水平，於是出現了巨大的房地產泡沫和股市泡沫。等到1990年日本中央銀行因物價開始上漲而不得不提高利率時，連續5次上調利率，結果導致房地產泡沫破裂，股市泡沫破裂，形成一大堆不良資產，金融機構紛紛倒閉，90年代末爆发金融危機，日本“失去了十年、二十年”。

但當美國用同樣的方法壓德國的時候，德國的政府官員對美國人說，不行，我德國中央銀行是獨立的，貨幣政策是由貨幣政策委員會投票表決，政府官員不能幹預，最重要的是：這套做法是你美國教我的!結果用一個“軟釘子”把美國人給頂回去了。德國中央銀行於1988年果斷上調利率。結果，雖然同樣是本幣大幅升值，但是德國就沒有出現泡沫經濟。

第二個案例就是日本的農產品市場

戰後日本，連國防都交給了美國，但是農產品市場卻寸步不讓。每一輪日美貿易談判，美國一定卡在汽車上，而日本一定卡在農產品市場上。

日本為了保護農產品市場可以說是無所不用其極，神學、科學、政治學一起上，就是要保護日本的農產品市場。但是國際輿論壓力太大時，他也要做做樣子，於是就把各國的糧食參展商請來舉辦糧食博覽會。但是，就在開幕式的頭一天，在電視鏡頭下，日本衛生部門的政府官員就找到美國的2個參展商，跟他們說，你們的展品不符合我日本的衛生標準，迫使美國的2個參展商夾著展品氣哼哼地走出展廳，據說回去就去找美國總統，但是，找誰也沒有用，這是美國人認可的國際規則。

再有，競爭政策是一把“雙刃劍”，對內可以推動改革，對外就可以用來對付美國人。你看歐洲人，從來都是用反壟斷來對付美國人;日本當年在應對日美貿易戰時，一邊弱化產業政策，一邊強化競爭政策;台灣80年代面臨的情況跟我們現在一樣，也是美國人要求他貨幣升值，減少對美出口，台灣人也是一邊弱化產業政策，一邊制定《公平交易法》，成立“公平交易委員會”，以此來對付美國人，並倒逼自己的產業結構升級，淘汰落後產能，发展IT產業。
所以，一定要用美國人的辦法來對付美國人。

(3)日本對美關系的經驗教訓。

戰前教訓：千萬不要刺激美國人民
美國是一個民主國家，沒有民意什麽事都做不了。二戰時，日本偷襲珍珠港之前，日本人要偷襲珍珠港的情報就在羅斯福總統的桌上。但是為什麽羅斯福總統按兵不動呢?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當時美國國內盛行的是孤立主義情緒，美國人民既不想參加歐洲戰場也不想參加亞洲戰場，羅斯福總統看到了日本的威脅想對日本宣戰但沒有借口，於是就按兵不動，等著日本人“偷襲”珍珠港，等日本人偷襲珍珠港之後，炸死那麽多美國人，把美國人民徹底激怒了，於是羅斯福總統乘機對日宣戰，一個一個法案在國會上迅速獲得通過。戰爭的最終結果是日本慘敗。

戰後經驗：用“線”換“繩子”

70年代初，日本以犧牲整個纖維產業(“線”)為代價，換來了沖繩島(“繩子”)的回歸，所以稱之為“用線換繩子”。因為當時日本的纖維產品物美價廉，出口到美國以後，美國的企業破產了，工人失業了，所以要求日本政府自主限制對美國的纖維產品出口。於是，日本放棄了整個纖維產業，不僅換來了沖繩島的“回歸”，而且還倒逼國內的產業結構升級，倒逼出電子產業、汽車產業。現在，美國最害怕的就是開放汽車市場，如果放開汽車市場，美國的汽車根本沒有辦法和日本的汽車業抗衡。

(4)＃80年代台灣的經驗

20世紀80年代，台灣面臨的情況和我們今天一模一樣，也是美國要求台灣匯率升值，減少對美產品出口。＃台灣人的做法也是以退為進，＃順勢推進自由化、＃市場化、＃國際化、＃制度化，＃匯率自由浮動，＃利率自由浮動，＃用市場化的辦法來倒逼島內的產業結構升級，＃淘汰落後產業，＃倒逼出一個具有高度競爭力的IT產業。

所以，＃對美貿易戰的正確對策應當是以退為進，＃倒逼自己產業結構升級，＃並把中美博弈盡可能地拖在貿易博弈的層面上。

這是我想澄清的幾個謬論。

中層博弈：老大之爭
所謂“老大之爭”，就是指中國的崛起是否會挑戰美國的霸權地位?如果我們在貿易之爭層面上應對不利，就會過早地把“老大之爭”提到美國的議事日程上來。美國就會想方設法來抑制中國的发展，這對我們會非常不利。
究竟應對如何對待中美關系，我認為，無論是左派，右派，還是中間派，我們都必須理性地思考問題，在對美關系上，無非是三種境界。

(1)保守境界

所謂“保守境界”就是指，1979年1月鄧小平到美國訪問時，在飛機上社科副院長李慎之問鄧小平：我們為什麽要這麽重視和美國的關系?鄧小平的答覆是：回顧一下二戰後的歷史，凡是和美國搞好關系的都富起來了。
鄧小平搞定了中美關系之後，我們得到了中國國家利益的最大化。比如香港能夠不費一槍一彈順利回歸，就是得益於當時的中美關系。

(2)中間境界

有人說，中國現在已經是第二大經濟體了，我們要和美國平起平坐。平起平坐沒有問題，問題是如何平起平坐?是對抗，還是合作?對抗的話，是打熱戰還是冷戰?
打熱戰?當初美蘇之間為什麽要打冷戰?就是因為有了核武器以後，熱戰打不起了。如果兩個核大國之間爆发核戰爭，現有的核武器足以把地球毀滅幾遍，誰能夠承擔得起這個責任?!

打冷戰?如果打冷戰，那麽新的冷戰和上次冷戰最大的區別就是中蘇(俄)換位了，打冷戰明顯不合算。

熱戰打不起，冷戰不划算，那麽就只有合作。

上一屆政府時期，在美國，無論是學術理論界還是政府官員，都提出“G2”的概念，也就是所謂“中美共治”。

現實主義認為世界最大的問題就是無政府狀態，於是就會不斷地打仗，弱肉強食。如果有兩個大國願意攜手合作，共同維持世界秩序，而這兩個大國的特點又是互補的，一陰一陽，一文一武。如果能實現這個構想，那恐怕將是世界的福音。可以少打多少仗?!少死多少人?!

(3)激進境界
所謂最激進的想法，無非是：美國在衰落，中國在崛起，我們要取代美國成為世界霸主。

問題是，迄今為止，在世界歷史上，老二取代老大成為世界霸主的，成功的有幾個?——只有一例，就是美國取代英國成為世界霸主。問題是美國是怎麽做到的?

按照劉勁副院長的說法，早在1905年，美國的人均GDP就已經超過了英國，可是，美國人做了什麽?美國人是幫著英國去打仗。等二戰結束時，英國的工業一敗塗地，美國的工業世界第一;英國的經濟慘不忍睹，美國的經濟世界第一;英國的國庫都空了，黃金都跑到了美國的國庫里;英國成為最大的債務國，美國成為最大的債權國。等到布雷頓森林會議上，在討論戰後國際貨幣體系時，最佳方案實際上是英國的著名經濟學家凱恩斯提出的，叫作“班克方案”，就是根據各國的貿易狀況來決定國際貨幣。但是會議就是沒有接受凱恩斯的最佳方案，而是接受了美國財政部的“懷特方案”，也就是以美元為霸權的不合理方案。為什麽會是這樣?就是因為到二戰快結束時，英國已經沒有話語權了。

道理很簡單，如果你在企業里是二把手，想要接一把手的班，你是挑戰他的勝算大呢?還是跟他搞好關系的勝算大?道理其實都是一樣的。

更何況，中國當前最需要的，不是什麽爭老大，而是如何確保國泰民安，＃實現民主法治。

深層博弈：體制之爭

國家之間比拼的是什麽?——歸根到底是體制之爭，是體制效率之爭。體制中最重要的是什麽?——是決策機制，決策效率，看誰的決策錯誤少。而決策機制中最重要的是什麽?——是糾錯機制，能否及時糾錯;而糾錯機制中最重要的是什麽?——是信息機制，看信息渠道是否通暢，決策者能否聽到真話，能否把握真實情況。

現在看來，特朗普有一個扁平化、短平快的決策團隊，參加決策的人有很多都是出過書的，出過書就意味著他對中美關系的某一領域做過系統性研究，所以決策效率非常高。而我們中國則是縱向決策體制，決策鏈條非常長，最熟悉情況的往往是下面的處長，但是決策時這些處長根本說不上話。所以，當務之急是如何盡快改革我們的體制，包括決策機制，糾錯機制，信息機制，讓參與決策的人，能夠聽到真話，掌握真實情況，否則的話，我們就沒有辦法做出正確的決策，也不可能做到及時糾錯。

3、反思與出路：對方的失誤≠自己的實力
日本當年為什麽敢偷襲珍珠港?主要是因為經過了前面兩次僥幸勝利之後出現了自我膨脹：一次是甲午海戰意外地打敗了大清的北洋水師;第二次是意外地打敗了俄羅斯的艦隊。於是，在許多高層軍官明明知道跟美國開戰是打不贏的，但在舉國狂熱的氛圍下，只有去偷襲珍珠港，結果導致慘敗。

90年代以來，日本和美國先後都发生了金融危機，於是我們一些人開始瞧不起日本，瞧不起美國，以為自己很了不起了，認為中國不會爆发金融危機，等等。但是，對方的失誤並不等於我們的實力，並不意味著中國不會发生金融危機。其實，我們的財政風險、金融風險都不小，現在消費在降級、服務在降級，經濟下行的風險已經越來越明顯了。所以我們一定要保持清醒頭腦，要認真吸取別人的教訓，把我們自己的事情做好。

對國際金融危機成因的反思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发時，許多專家分析原因時，都認為是由於中美經濟之間的“鏡像關系”導致了這場危機，於是就提出所謂的“脫鉤論”。記得有一位外國專家就提醒過，說中美脫鉤的結果，很可能將會導致戰爭。當時沒有人能夠理解。現在看來這種風險在增大。

決策者首先要防止最惡情形——中美脫鉤

作為決策者，首要任務不是追求最優，然後追求次優。而是應當首先防止最惡，防止最惡事態的发生。從中國國家利益的角度來講，當前最要防止的就是中美脫鉤。中美一旦脫鉤，早晚都會打起來。一旦打起來，中國的“和平紅利”就會消失。
過去40年，中國經濟實現了高速增長，不僅得益於“人口紅利”，“改革紅利”，更重要的是得益於“和平紅利”——40年沒有打仗，這是多大的“和平紅利”啊!可是，如果我們把今天的和平生活當作理所當然的東西，你就很容易失去它。一旦失去了和平紅利，就意味著我們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將再次被戰爭中斷。這才是我們中國最大的國家利益所在，也是老百姓的最大利益所在。

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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