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綠能遇上濕地：衝突中協商，「環社檢核」的倡議哲學（09/29/2020 聯合報、當代思潮）

文：吳宗蓉，動物當代思潮特約記者。

本文改寫自「台灣動保青年論壇——2020動保政策分析及倡議策略營」地球公民基金會主任李翰林之「政策分析的社會倡議應用」講座。

近年來光電衝突愈來愈浮上檯面，雖然光電是國家發展綠色能源的重要政策，但各開發案卻屢屢遭受民間批評破壞生態與影響農漁業生存。生態保護與綠能政策都追求永續發展，理應同一陣線，為何卻持續產生衝突？而在綠色衝突下，台灣又為何非得繼續推動能源轉型？

再生能源背負期待

台灣目前的發電來源中，以佔比約81%的火力發電為主，其次是佔比近12%的核能發電[1]。然而火力發電造成空氣汙染，國際早有共識減碳，我國也訂下2030年台灣溫室氣體減量50%的目標[2]；而老舊核電廠2025年全部屆齡除役，核四是否運轉也尚在未定之天[3]。在用電需求與火力核能都須退場的雙重壓力下，再生能源背負著社會各界的期待。

此外，台灣目前主要的能源燃料，包含石油、煤、天然氣、鈾等，都依賴國外進口，國內自產能源比例僅2%，這個潛在隱憂也迫使台灣須積極發展自有再生能源[4]。蔡英文總統執政後，訂下2025年再生能源自6%增至20%的目標[5]，其中風力發電目標可望順利完成，屋頂型光電也提前達標，唯獨地面型光電屢遭抗爭阻力[6]。

光電與生態兩難的解方——布袋鹽田案例

地面型光電發展以來，引發許多民間反對的聲浪，例如抗議光電衝擊生態環境、造成農漁地租金高漲、影響居民生計、造成環境汙染等，其中嘉義布袋廢鹽田的開發計畫，正是光電與生態衝突的著名案例。

2018年經濟部能源局規劃在布袋鹽場施作374公頃的光電示範區，該地點雖然不是禁止或限制開發區域，但卻包含國際鳥盟指定的「重要野鳥棲地」，鳥類生態豐富性更勝國家重要濕地，因此引發環團與鳥類保育團體的反彈。

在抗爭與協商的過程中，政府、保育團體、地方居民、業者一起參與討論，最後依據長期記錄的科學佐證資料，排除了國家級重要濕地、生態敏感區域、野鳥熱區，將開發面積由原本的374公頃縮減至102公頃[7]。業者更承諾，在102公頃的面積中只開發70%，另外30%將保留作生態保育區，提供水鳥利用及作為生態棲地復育濕地，並在前20年的營運期間持續進行生態調查，定期監測與揭露資訊。

在中央與地方政府協力下，當地人士與民間團體也共組「布袋鹽田濕地保育工作平台」，並與國產署簽下合約，認養91公頃的布袋鹽田濕地，進行保育工作。能源局則承諾提撥五年的保育經費，投注於棲地維護，以補償光電發展造成的棲地減損，降低對生態的衝擊。

深入參與布袋案例的綠色公民基金會主任李翰林博士認為，「布袋模式」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也帶來重要啟示：光電開發必須在選址階段就考量生態因素，並納入在地居民與民間團體的智慧與經驗。但如何讓布袋模式能擴大適用於其他案場？關鍵是必須透過法制化，建構出可操作的環境生態檢核與社會參與機制。

解開爭議的新嘗試——環社檢核機制

李翰林分析，光電衝突有兩個主因，一是缺乏選址機制，政府只規範法定保護區不可設置，其他地點卻缺乏評判標準，業者靠叢林法則自行競爭發展，只要簽到土地就可開發。第二個原因則是光電設置地點若非國家重要濕地，就不需要經過環境評估程序。然而資訊公開、區位選擇、民眾參與等制度都架構在環境評估上，如未進行環評，也就避開了這些重要過程，自然容易引發後續執行時的對立抗爭。

為解決光電開發與生態保育間不斷發生的衝突，地球公民基金會從布袋案例中吸取經驗，並參考國內相關機制及既有研究後，結合綠色公民行動聯盟、中華鳥會等13個環境與生態保育團體，共同倡議推動「環境與社會檢核」機制，在今年2月提出「環境與社會檢核之委員會及程序、審查要件」及「環境與社會檢核草案」，供政府參考。

在民間團體的倡議推動下，今年7月「環境與社會檢核」機制已有重大進展，包括經濟部能源局公告「漁電共生推動策略」，納入環社檢核機制；農委會修改「養殖漁業經營結合綠能設施專案計畫審查作業要點」，使環社檢核成為審查先行程序；經濟部也在7月13日的太陽光電公聽會上宣示，今年至少會挑選一到兩個南部縣市的漁電共生專區，開始示範執行環社檢核機制[8]。

「環境與社會檢核」機制中，主要包括「民眾參與和資訊公開」、「環境衝擊檢核」、「社會影響檢核」三大面向。業者在申請開發前，必須依據環社檢核的要求，先檢視案場的物種與棲地情形、對周邊可能造成的潛在生態衝擊，以及對地方產業結構、工作權益、鄰近文化景觀的影響等，並納入民眾參與的過程[9]。藉此檢核過程可篩選出適當的設置地點，減少對環境的衝擊，也符合社區居民的期待。

環社檢核雖然不是真正的環評，但可幫助業者在進行開發前，先以類似快篩的方式避開爭議區位，並透過前端的評估及討論，讓各個立場不同的利害關係人，在科學資訊基礎上進行對話，便可避免業者在投入成本執行後，才發生民間抗爭的極端對立處境。

不只是反對——抗爭與建設並行的倡議哲學

「建設比反對難！我以前常覺得倡議團體反對很簡單，但這幾年真的要去創造一個制度，才知道真的很麻煩！」

李翰林分享這幾年參與倡議環社檢核機制的心得。他認為「倡議」不只是反對行動，更重要的是如何促成衝突的各方協商合作，以及提出具體可行的解決方式。過程中除了凝聚立場相近的民間團體間的共識及共同行動外，更必須與角色對立的利害關係人溝通，設想對方的資源與目的，才有辦法思索應對策略，找出對方也能接受的方案。

以公部門為例，李翰林指出，各機關由於權責劃分細瑣，加上業務量沉重，因此在政策研究方面的反應速度較慢。如果倡議團體能先自己做足功課，深入研究核心議題和實務運作的困難點，並提出具體可行的政策方案給公部門參考，那麼機關就愈容易採用，未來出爐的政策也就會和倡議團體所提出的制度愈像。

環社檢核機制今年即將上路，李翰林提醒，環社檢核就像是健康檢查，健檢發現可能的問題後，仍需由政府、企業、社會共同討論應採取的醫療行為。「環社檢核實施後也可能發現新的問題，只能在下一個場域再繼續解決了！」

環社檢核能否成功，尚待執行試驗及後續的檢討修改；而確定的是，未來必然還會發生新的困難。如何在嘗試與衝突的過程中持續溝通協商，找到出路，才是倡議行動的最終目標，也才能讓台灣的能源轉型政策繼續前行。

附註：
[1] - 根據經濟部能源局2019年統計年報，2019年台灣發電結構中，主要發電來源為火力發電佔比81.47%（燃煤46.13%、燃油2.08%、燃氣33.26%），其次為核能發電佔11.79%、再生能源佔5.56%、抽蓄水力1.17%。

[2] - 2019年聯合國氣候行動峰會中，66國領袖承諾在2050年前達成碳中和（二氧化碳淨零排放，即碳的釋放量與吸收回地球量達到平衡）。台灣方面，依照我國經濟及人口現況預估，2030年溫室氣體排放量將達4.28億公噸，而溫室氣體減量「國家自定預期貢獻」（Intended 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 INDC）目標則設定為減半至2.14億公噸，也就是必須減量50%。

[3] - 核能發電廠執照期限均為40年，核一廠已於2019年7月15日到期，目前正在除役過程中；核二廠及核三廠分別在2023年3月14日及2025年5月17日到期，因此2025年老舊核電廠將全部面臨屆齡除役的處境。核四目前處於封存狀態，未來是否要重啟使用，將於2021年8月28日舉辦公投（此案為2021年第17案全國性公民投票案）。

[4] - 根據經濟部能源局2019年統計年報——能源供需概況分析報告，若從2019台灣能源供給結構來看，台灣97.94%的能源燃料（包括煤、石油、天然氣、鈾等化石燃料）均依賴國外進口，僅2.06%為台灣自產能源。

[5] - 2025年能源轉型目標為：燃煤減少19%（46降至27）、核能減少11%（12降至1）、燃氣增加17%（33增至50）、再生能源增加14%（6增至20）。其中再生能源的2025年設置目標為：風力發電達6.2GW（離岸風力5.5GW、陸域風力1.2GW），光電需達20GW（屋頂型3GW、地面型17GW）。由於屋頂型已於2019年提前達標，因此目標調整為屋頂型6GW、地面型14GW。

[6] - 為推動太陽光電，經濟部能源局於2016年9月公告之太陽光電2年推動計畫中，盤點鹽業用地、掩埋場及已受汙染土地、 嚴重地層下陷區域、水域空間等，2017年行政院公布太陽光電地面型用地盤點情形，共盤點25,124公頃可用土地。但實際執行裝設時，卻遭受地方及民間團體抗爭，造成地面型裝置量遠低於目標。

[7] - 傳統的布袋鹽場依管理需要分為十區。五到十區位在南布袋，六、七區已被納入國家重要濕地，五、八、九、十區雖非重要濕地，但卻是國際鳥盟（Bird Life International）指定的「重要野鳥棲地（IBA, Important Bird Area）」。經過民間、政府、業者間的衝突與協調後，最後選出八區80公頃及九區南側22公頃，合計102公頃，作為濕地光電示範區。

[8] -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2020年7月31日公告修正「行政院農業委員會養殖漁業經營結合綠能設施專案計畫審查作業要點」，在附件可行性評估表中，將環境及社會檢核機制納入評估項目中。經濟部次長曾文生7月13日，也在立法院舉辦的太陽光電推動爭議檢討改善公聽會中，承諾今年一定會啟動試辦環社檢核機制。

[9] - 經濟部能源局今年7月1日公告之「漁電共生推動策略」中，將環社檢核機制納入業者申請前的必要程序，並具體規範環社檢核項目。凡設置規模達2MWp以上之太陽光電開發均須依環社檢核自評表辦理檢核，並由經濟部邀請地方政府共同參與成立環社檢核委員會，聚焦審查環社檢核結果及因應對策。

完整內容請見：
https://opinion.udn.com/opinion/story/11870/4897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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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今日忍不住熄電視的同時，嘆我城越見走樣而鬱悶之際，不妨趁機沉澱一下，反思一下雨傘下如何從食物及空間爭取尊嚴生活。農業及農地，香港沒有再放任不理的本錢。

【荷鋤撐傘 尊嚴自主】
文：劉海龍
http://goo.gl/KLdZT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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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近年經濟欣欣向榮，但奇怪地，香港人的生活並沒有因此變得快樂，反而怨氣日深。這十年來香港變化得最大的，未必是董曾梁三者施政的分別。對於普羅大眾來說，相信是一個字──逼。火車已變得半日時間擠得透不過氣，繁忙時間可能比非繁忙時間長；彌敦道廣東道等大街上不能停下，否則就會被拉著行李箱的遊客撞個正著；從年少吃到成年的街坊小店，一間一間的被金舖藥房逼走。我們每日過著被逼著走的生活，換到了本地生產總值(GDP)衝破二萬億港元的成績；但失去的，不單是生活回憶，而是叫我們抬起頭做人的尊嚴。

為了迎合大得吃不消的大陸市場，香港人變得越來越身不由己。在欠缺本土產業支撐下，發展旅遊業賺取的外匯只能停留於三處：

1. 銷路大增的跨國名牌時裝及奶粉藥劑生產商；
2. 面對源源不絕的顧客，不愁滯銷的本地連鎖藥房及金舖 (1) ；
3. 因為新租戶承租能力大增，透過不斷加租賺到笑逐顏開的業主。

售貨員也許能透過旅遊業賺多一點，但相對以上三者絕對是小巫見大巫。這也解釋了在外向型經濟下，香港貧富懸殊日益嚴重，堅尼系數創下0.537的歷史新高。在如此撕裂的生活背景下，怨氣固然日漸加深。面對著「月薪一萬四千港幣以下無權提名特首」的管治思維，香港人不再甘於認命，無懼催淚彈走上街頭撐傘，爭取不受權貴篩選的真普選。同時間更有一股能量在民間作動，於水泥森林中遍地開花，甚至被視為解決香港當下困局的良藥──本土農業。

香港農業興衰

「讀書不成，就要去耕田啦！」相信不少香港人都聽過父母這一句訓誡，叫我們要好好讀書，否則就要做農夫受苦。但筆者早前到一間中學講解農業時，驚覺現今中學生竟沒有聽過這番說話，也許是我們今日讀書不好就連農夫都沒機會做吧！在香港主流教育中，一向有關農業都不是好東西，什麼「香港農業已成夕陽行業」等等都深印我們腦海。農業，好像離香港很遠。究竟香港何德何能復興農業？這群人在痴人說夢嗎？

今日香港農業的確處於低谷，蔬菜生產量由七十年代年產近二十萬噸跌至近年不足二萬噸；農地面積由六十年代的一萬三千多公頃跌至近年不足六千公頃；這變化過程其實跟香港社會發展及政治轉向息息相關。我在此以哲學碩士論文 (2) 的研究發現，向各位訴說一下香港及農業的緣份。

香港的農業地帶主要在新界，在二戰前都以稻米種植為主，直至戰後經歷一次人口及農業模式的大換血：港英殖民地政府在六十年代初大量入口泰國米糧及大力鼓勵種植蔬菜等經濟作物，加上旱災及修建食水水塘等影響農地水文系統，令米農越來越難維生；在歐洲戰後百廢待興、渴求外勞的情況下，不少男性原居民離港打工。同一時間，在國共內戰及中共掌權的天翻地覆下，大量大陸難民湧入香港，補充了新界農業的勞動力，並將不少稻田轉為種菜──他們在華南地區的看家本領。根據Potter (1968)有關香港農業的研究，以同一面積相比，六十年代時種菜的純利的比種米高逾二十倍 (3)！

除新界之外，香港島及九龍半島在韓戰禁運打擊轉口貿易下，改以勞動密集的輕工業急速發展。市民開始富起來，也就更有能力購買新界菜、雞、魚及豬等副食品。在政策推動及社會變遷下，香港農業由新界糧食自給 (4) 為主，轉變成供應副食品給全港市民的都市農業模式。

香港農業在政治動盪中亦有舉足輕重的位置。港英殖民地政府積極培育蔬菜生產合作社及統銷制度，在保障農民生計之餘亦有留意合作社成員背景，防止左派滲透組織。這個措施成功阻止多數新界農民組織加入一九六七年的左派暴動。連同充裕的米糧儲備及本地食物生產，香港市民成功捱過了左派欄商於六月二十九日至七月二日發動的四日大罷市。港英政府農業部門的年報也提出，六七暴動印證了本土食物生產的重要性。這歷史事件不單是香港政治發展的分水嶺，也提醒了我們糧食自主是達致社會穩定的關鍵。

也許是有見大陸文化大革命的內鬥如火如荼，暫時無力再左右香港政局，新界大量農地在七十年逐漸被劃成新市鎮，再在八十年代開始熾熱的鄉郊房產市場底下變成丁屋及豪宅。除了土地，本土農業的另一致命傷在於大陸改革開放，港農北上以低成本開設大型農場，再輸港反攻本地副食品市場。這令當時農產價格大跌，很多本地農夫難以維生就唯有出城市打工了；各大地產商就乘虛而入，低價買地囤積居奇，丟荒待政府規劃建屋發財。本土農業自此就一落千丈，香港也好像不再需要農業了。時至今日，荒廢農地的面積已超過常耕農地五倍！戰後六十年的農業興衰，在此以官方數據中的農地使用變化作個小結：由最初鄉村自給的稻田逐漸變成菜田魚塘，再退化成今日荒田遍野的慘況。

香港農業復興運動的演進

理解過香港戰後農業的興衰後，我們就能更深入了解復興的聲音。八十年代湧現殘餘農藥毒菜事件及禽畜養殖廢水污染河流的事件，引發環保及健康的訴求，希望由常規農業（即慣行農業）走向有機農業。這一波思潮可說是由一九八九年香港第一間大型有機農場──綠田園農場成立開始。但遺憾地，早期的有機耕種班的學生不少為地理科老師，只為應付課程需要；甚至是希望學成後移民美國加拿大，於當地後園耕種的中產人士……要到九十年代末，政府從制度上鼓勵全職農夫轉型為有機耕種，運動才漸見成果。然而當時的有機耕種班，也啟蒙了不少回鄉農夫，成為日後農業運動的中堅份子 (5) 。

其後另一個推動農業運動的，竟是引起全城恐慌的非典型肺炎（SARS）。二零零三年是香港人難以忘懷的一年，我們連看Beyond 演唱會都要戴著口罩去大合唱「海闊天空」；在市區內更人心惶惶，難以喘息。因此有不少港人就決心走出樊籠，到郊野呼吸新鮮空氣。我們在途中發現香港仍有不少農田風光，在注重健康衛生的思潮下也就更珍惜本地有機食物，其中一間有機農場表示當年訪客人數上升了一倍！這場人心的轉變，造就了日後休閒農業的興起，特別是政府成功研發將草莓種植在地化後，香港出現數十間農場都提供草莓自摘的盛況。不容忽視的是當時經濟低迷及地價回落（或回復較正常水平），令不少港人務農，開設有機農場，令本土農業有復興的轉機。可惜同時政府選擇吃止痛藥，跟大陸簽定開放自由行忽視本土經濟，種下今日港人逼得透不過氣的惡果。

這些農業運動都主要宣揚在報章的「生活版」或「健康版」等比較個人的層面，尚未發展成主力批判社會發展模式的運動。同時有關農業的新聞放在頭版都不是什麼好東西，主要是大陸毒菜等等觸目驚心的食物安全問題。但在二零零八年開始的「反高鐵，護菜園」運動，不單是反抗不民主的高鐵規劃以及保衛鄉郊自主生活；更令到「菜園」二字登上報章頭條，重塑港人（尤其是少去郊外的）失卻二十多年，對新界鄉村的想像。儘管菜園村內實際耕種面積不大，但都有不少農夫在運動幕後出謀獻策，希望重申農業的多方面價值，再說服官員以及公眾，不應再以推土機盲目地發展鄉村。縱使高鐵最後都成功上馬，菜園村要拆遷重建；但是次保育運動將復興農業的論述注入城鄉共生的元素，支持農業不止個人生活的追求，更關係土地如何規劃活用，香港應當如何發展。

經過多年的醞釀，農業運動終於面臨一個重大挑戰：新界東北發展計劃。相信各位台灣朋友都不會陌生，尤其是二零一四年六月時示威者佔領立法會的衝擊場面。平日不問世事，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村民及農夫，為何會跟社運活躍份子一同以身犯險呢？大家要先明白這個大興土木的計劃，會影響全香港近四份之一的活躍蔬菜農地 (6) ；更將源自市區土地豪宅酒店化的房屋問題，交由的在港落地生根數代人，一直為港人保留鄉郊生活空間的過萬名東北村民承擔，以拆毀他們辛苦建立的家園解決。

不論農夫或村民為香港貢獻過多少，現在都被逼向地產霸權及官商勾結下跪，黯然成為代罪羔羊。無論是出於追求社會公義、保留生活可能、抵擋中港盲目融合或捍衛本土農業工業等等理由，很多不直接受害的城市人都毅然放下浮華享樂，跟東北村民一起抗爭到底。在全城關注之際，馬寶寶社區農場及香港永續栽培學苑等農業組織，再於香港不同空間實踐樸門（permaculture）。農夫們悉心栽培數十年的種子，正在鄉郊及市區，甚至是雨傘下佔領區的土壤及心田中茁壯成長！

（圖一）相傳警察於金鐘發射的催淚彈令花槽植物全部枯萎，一個月後有心人就再此開耕，創立民主農場，除了香草花卉外，也種植綠豆護養泥土。

香港農業的多元功能

理解香港農業興衰，今昔農運演進之後，究竟復興農業跟香港人的鬱悶有何關連？接下來會嘗試於環保、社會及經濟三個面向，簡述一下農業在香港發揮的多元功能。

環保方面，香港近年不斷受廚餘等廢物問題困擾……等等！廚餘是廢物嗎？新界東北有農夫每日走入鄰近社區，收集豆品店等食肆的廚餘。我們的豆腐渣不是用來蓋房子，好好堆肥 (7) 不但減省肥料的支出，更能糾正本土農業使用進口肥料的碳里程問題。由新界東北的塱原至米埔及后海灣一帶的稻田及魚塘（魚塭），更是東亞季候鳥的重要補給站。

農作物用來保育生態，聽來對以務農為生的農民有點矛盾，筆者在此引述早前訪問一位漁夫的說話：「若沒有季候鳥到訪，這些魚塘一早變成了豪宅。牠們吃的兩成魚穫，就當作交保護費吧！」面對官商貪得無厭的掠地蓋房，曾經對立的漁農及環保團體現在並肩作戰，以生態農業捍衛這一片生態天堂。

社會方面，農業正正能補足香港不斷被自由行經濟蠶食的一環──社區經濟。共同購買及農墟等社區支持農業（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已在香港發展超過十年。近年更有社區組織跟新界農夫合作，購買蓮子及蘿蔔等土產帶入城市；讓平日被主流經濟視為負擔的老弱婦孺，可以憑一雙巧手精製有機月餅和蘿蔔糕。不但讓香港人一嘗久違的本土風味，本土消費更將資本流轉於社區，令基層市民憑勞動換購從前高攀不起的健康用品，改善生活之餘更建立尊嚴。

經濟方面，單純計算賣農作物的產值的確有限；但正如前文提及由本土農業所帶動的社區經濟，本土農業正能針對目前香港經濟一大問題──產業單一化。當我們完全依賴金融房產炒賣及自由行經濟，外圍的政治經濟變動隨時可令香港風光不再。習李新政大力肅貪已令奢侈品銷路下滑，遍佈旺角彌敦道的金舖將會首當其衝；在中東局勢不穩，美國計劃加息等消息，令投資環境烏雲密佈。若我們能力挽狂瀾，將經濟基礎分散於農業，再帶起第二第三產業，也許短期內未能帶來龐大帳面收益；但至少我們不會跌得太痛，在風高浪急之中乘一艘慢而穩的船。

復興農業的本錢及責任

常言道「香港地少人多，山多平地少」，我們還有本錢發展農業嗎？憑官方數據去分析，香港絕對有！根據漁農自然護理署的年報，香港在2012年時，於294公頃的農地上生產了16,300噸蔬菜，如果以此產能去推算，3,843公頃的荒置農地全面復耕後的蔬菜產量，我們將能生產接近二十三萬噸的蔬菜，將其自給率由1.9%推升至超過27%。當然這個推算相當粗略，農業人才也要經年培訓；但我們至少還有空間做到！

我們除了認清潛能，不再妄自菲薄，自斷雙臂放棄農業之外，更要明白在地生產、減少進口依賴已成為超越政治角力的責任。為地球，香港不應再將進口來源越推越遠，目前供港菜場遠至寧夏山東等地，接近二千公里的運輸路程及冷藏帶來的碳排放絕對不容小覤。對環境的破壞還未將當地生態計算在內，寧夏省被荒漠包圍，此地的水源氣候真能應付密集式華南葉菜種植嗎？我們不但加劇了全球氣候危機，更可能為產地帶來生態災難。

為中國，我們要明白大陸正面對過度城市化及水土污染所帶來的農業危機，中國環境與發展國際合作委員會更在2007年發表的《氣候變化國家評估報告》指出，全國種植業可能於2030年將因氣候變化減產一成；近年更有新聞報導中國在烏克蘭投資超過26億美金，以確保300萬公頃的農地產出以優惠價賣回中國，這是27個香港，幾乎等於一個台灣面積的農地！但大家都知道烏克蘭最近的政變及烽火滿天，如此依賴外國食物進口，大陸長遠真的有能力供應香港大多數食物嗎？縱使我們未能完全自給，但減少依賴及中國的出口負擔，對大家都是件美事。

為香港，我們已被大陸的有毒食物醜聞轟炸到麻木了，本地菜已成為信心保證，大受歡迎。同時超過四份之一的蔬菜自給，亦能讓港人渡過短期因大陸供應不穩的菜價波動。2008年冬天的華中及華南的大雪災導致交通癱瘓，港人最愛的菜心（即菜苔）批發價比當年平均值上升了三分之一。但禍不單行，2012年春天的雲南大旱災就令菜心批發價飆升至超出當年平均值的兩倍多，市場內的大陸常規菜心價錢達每斤28港幣，叫主婦咋舌！復興農業增加自給，我們在食物質素及價格方面都能加倍安心。

荷鋤撐傘　尊嚴自主

回望香港往昔，農業在戰後時期對政治經濟層面貢獻良多，保障民生穩定社會。當香港走向金融主導，紙醉金迷的時代；農業淪為落後的象徵，阻礙蓋房炒賣的絆腳石。但時移勢易，農業運動亦跟隨香港大事演進，復興理據從個人健康推廣至城鄉發展及社會公義，聲勢日隆。復興本土農業，我們絕對有空間去達成；放眼世界現況，香港更是責無旁貸。

這一個多月來我們無懼催淚彈，披星帶月地撐傘抗爭，叫我深思為何爭取民主及復興農業：說穿了，就是「尊嚴」二字。

爭取民主，就是要令政策不再只為權貴服務；就算不是地產商或天龍人，都能透過民主政制去爭取公眾支持，而不是向弄權的官商搖尾乞憐。我們追求命運自主，再以和平理性的方法去塑造更美好的世界。

復興農業，就是要重拾不靠自由行及炒賣去生活的方法，從本土食物生產開始，以社區經濟去將發展成果分享給社會不同階層的人。更何況「民以食為天」，當我們連一條菜都怕污染有激素，又怕當地天災人禍令價格飛漲，如此日夜擔憂的生活，又談何尊嚴？

最後我以首次踏足寶島的經歷作結：2014年6月要飛往台灣南部渡蜜月時，其實當時和妻子都很忐忑不安，放不下守衛新界東北的戰友，無心欣賞幽美的台灣漁村農村。想不到台灣的農友都相當關注香港的事態發展，用心理解我們衝擊立法會的原由，更提示我們回港後記得在622公投投票。頓覺一海之遙，阻隔不了台港兩地同為尊嚴自主抗爭！

我們也許沒有才能做專業農夫，但誓死捍衛大家及後世歸園荷鋤的空間及權利！在此以我倆口子cosplay農夫的婚照作證，很多朋友問這是台灣什麼地方拍的，但其實良田就在香港的新界東北。

（圖二）很高興我們的婚事可以協助守衛新界東北，希望婚禮不只留下難忘回憶，更能爭取美好將來。［攝影師：戴毅龍先生］

(1) 香港的叫金舖比珠寶店貼切，因為陸客到港主要買純金飾物，作保值投資之用。當然，消費行為背後反映的，正是陸客對大陸奢侈品以及日用品真假難辨的不信任。

(2) Lau, H.L. (2013) Evolution of Urban Agriculture in Hong Kong: Stepping Towards Multifunctionality. Unpublished MPhil Thesi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各位有興趣請電郵給我: johnnylhl615@gmail.com，望大家不吝賜教。

(3) 出自Potter, J.M. (1968) Capitalism and the Chinese Peasant: Social and Economic Change in Hong Kong Villag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p85-86. 當時研究比較一斗種的耕地上種菜及種米的生產分別。一斗種為香港農地常用面積單位，即7260平方英呎，約為一甲地的十五份之一。

(4) 其實香港曾經亦有食品出口到海外華人社會，包括早期的元朗絲苗米、薑、話梅及臘鴨等。後期在面對台灣等地的強勁競爭下，逐漸式微轉型。

(5) 有關香港的有機農業運動及組織，於鄭肇祺先生（2009）的哲學碩士論文 “Adopting a New Lifestyle: Formation of a Local Organic Food Community in Hong Kong” 有深入的探討。小鄭（Eric）現於加拿大卡爾加里大學攻讀人類學博士，研究台灣漁業，大家會常在嘉義等西南沿海的魚塭遇見他！

(6) 官方強調新界東北發展計劃對農業影響輕微，說法不同的原因詳見《劉海龍：用漁護署數據與局長商榷》　

(7) 當然餵飼禽畜會更有效率處理廚餘，可惜香港近年因禽流感禁止農家散養走地雞；諷刺的是禽流感的源頭──中國大陸從未禁止。

（原文載於台灣新社會專題叢刊III「反抗＆台港共鳴」，謹此鳴謝台灣新社會智庫邀請及允許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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