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來普渡招待到處都有人情之美】#解密中元祭冷知識

因為早期基隆有許多移民，械鬥造成了許多死傷，還發生過無數次的海難、礦坑災難等等，為了安撫這些孤魂野鬼，基隆人特別重視中元普渡。

走進普渡現場，會發現許多有含義的小細節：為什麼要用半生不熟的菜做菜湯？桌底下擺的麻油雞湯有什麼用途？供品還分葷食桌、素食桌和西洋桌？

文章來源： 微笑台灣319鄉+

4月2日 #台鐵太魯閣號 發生出軌事件，當時我正在南榮公墓協勤消防局每年固定的供水服務，適巧總隊長帶領許多義消弟兄們來探班，他們告訴我們太魯閣號發生意外，局長及許多打火兄弟臨時趕回局裡整裝準備出發到花蓮協助救災工作，這就是我一直以來認識的消防弟兄，有災難發生的時候，一定立刻放下手邊的工作趕赴救災現場。

幾天後從新聞媒體上看到法院讓包商 #義祥工業社 負責人 #李義祥 交保，當時我心中碎念著讓這個人交保後，是不是就正好讓他去脫產呢?隔天從媒體上得知檢察官抗告成功，順利讓李義祥收押，當時我還在想著地檢署能夠以這樣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補強證據，維護正義的精神，確實令人感動。至於花檢的檢察長 #俞秀端 雖說在我20多年的執業生涯中，不時會聽聞到他的名字，但老實講印象也僅止於認真辦案，勿枉勿縱而已。

這幾天看到作家 #須文蔚 撰文對她的描述，著實讓我打從心底佩服她，我想這樣勵志的故事是值得讓我們大家多多認識這位 #霹靂女檢座，因為我深信相較於政治口水我們的社會會更愛這樣的感人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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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引用作家須文蔚的文章

▍焦炭能熔融黑金──霹靂女檢座俞秀端
須文蔚 撰寫

[前言]這幾日看見花蓮地檢署檢察長俞秀端堅毅的身影，拖著傷痛的腳處理太魯閣列車事故。特別是堅持抗告，讓花蓮高分院撤銷交保裁定發回重裁，花蓮地方法院裁定李義祥羈押禁見。這就是我心目中的英雄！

請傳閱分享俞秀端的故事。

我們要真相！請大家支持俞秀端檢察長！

▎崩塌的青春礦坑

一九九二年冬天，俞秀端在台大醫院十二樓的病房看著窗外，夜色像散戲時舞台大幕匆匆遮蔽一切，不遠處的汽車、路樹、建築一瞬間都塌陷在黑暗中。才二十六歲的她，罹患紅斑性狼瘡已經十六年，數不清的急診、住院、化療，別人的青春是充盈著戀愛、事業與歡笑的礦藏，而她的青春礦坑裡不但空空如也，更不斷發生災變，把她埋進了暗無天日的地層深處。

她剛剛做完關節固定術，把關節裡損壞的組織切除。骨科醫生安慰她：「手術後，走路會較不方便，以後能站就不要走，能坐就不要站，能躺就不要坐。」她完全不知道還有什麼幸福可言？化療讓她掉光了頭髮，長期服用類固醇，使得一張臉臃腫不堪。動過手術後可以拄著柺杖走路，但是免疫力過低，無法癒合的傷口，彷彿呲裂的大嘴，嘲笑著她。

十歲發病後，生活裡總是充斥著血色。她因為血小板過低，經常流鼻血，鮮紅的鼻血繼續淌著，一、兩個小時都停不下來。好幾次，老師只能匆匆忙忙去叫媽媽，要媽媽趕快送她到大醫院。

病房從此成為看守所。她沒有犯錯，循規蹈矩過日子，但每隔一陣子總是會「再犯」。有位醫生看過驗血報告後，憂心忡忡地告誡：「要小心，如果自發性出血在腦部，那就是中風。」在沒有全民健保的年代，要維護她懸絲般的性命，父母只能舉債來付醫藥費。雪上加霜的是，一九七八年礦場倒閉了，十三歲就當礦工的父親讓老闆倒了好幾個月薪水，母親為了生活只得去找親戚借錢，父親覺得沒面子，於是經常爭吵。國一的她決定休學，早上跟父親去市場賣菜，下午到工廠做工，裁縫、平車、高周波……什麼工作都不拒絕。到國中補校復學，考上北一女夜補校，從中興法商法律系前五名畢業，卻完全沒有體力考高考。她咀嚼苦澀到二十六歲，從樂天知命，到全然絕望。

俞秀端望著已經黑暗下來的街景，窗戶上、病房裡，慘白的燈光映照出她憎恨的自己──乾枯的假髮，浮腫的臉龐，沒有表情的面孔。她問影中人：「如果是這種毫無品質、看不見未來的生活周而復始，那麼生命該不該繼續？」無助的她，接連好幾天都想著：「該不該打開窗，往下跳？」

▎溫情打開心內的門窗

妹妹俞秀美調皮的笑容突然出現在鏡子一樣的窗上，這個也想當律師的妹妹，始終陪伴在身邊，在她不良於行的時候，當她的雙腳。
俞秀端望著妹妹北一女的制服，想起自己也穿過一樣的綠衣黑裙，只是學號不是金黃色，而是白色的。日間部早上八點上課，下午四點下課。她則是準時結束工讀，下午五點上課，晚上九點半下課。就在北一女夜補校，她遇見了簡易老師。

高三的三民主義，本以為是一門八股的課程，沒想到簡易卻火力四射，又有深刻的內涵。不管是民主、憲政制度的講解，或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差異，簡易把政治哲學的精要條陳縷析；舉的例子，多半都是時事的、批判的政治衝突事件，尤其是民主戰車朱高正。

對乖乖牌俞秀端而言，實在很難忍受有人可以搶麥克風，拉扯其他的民意代表，但是簡易總愛質問她們：「如果有一個人，他打了你一巴掌，又踹了你好幾下；結果盛怒之下的你回了一巴掌。可是媒體偏偏只報導你打人，你們覺得公平嗎？」

「公平嗎？」這句話好像一巴掌，敲在她不經世事的心靈，讓她隱隱作疼的覺得：正義不是那麼單純，事情不能夠只看片面。簡易更經常鼓勵選擇社會組的學生讀法律和政治，因為台灣要民主，要多一些青年去投身新秩序的建立，本來就想當律師的她，自然更認同了這條道路。

秀美要離開病房前，從帆布書包裡，拿出一張卡片，晃啊晃在她眼前：「誰寄來的？是情書嗎？」

她一把搶過來，從方正而陽剛的字跡上，判斷應當是簡易老師。其實同學們並不知道，簡老師和她同病相憐，私底下總不斷為她打氣。知道她住院，特別叮嚀：「秀端，你一定要讓自己覺得，你會跟別人不一樣。不要覺得別人生病了會衰弱、癱瘓或死亡，你就一定也會步上同樣的路。記得，你、我都是獨一無二的。」

俞秀端望著妹妹離開病房的背影，突然好想和她一起闖進司法界。父母、家人和老師們的關愛，就是治癒她絕望的藥方。

她決定從坍塌的礦坑中打開一個出口，讓陽光照進來。

▎窮人也應該得到公平的待遇

二○○一年冬天，俞秀端在台北地檢署的辦公室裡，斟酌一個竊盜案件，究竟還要不要調查下去，還是乾脆起訴算了呢？

案情很簡單，一個有竊盜前科的嫌疑人，偷了一台速利車的車牌，遭到逮捕後，辯稱是車主要他去拆解的，可是車主卻向警方表示，並不認識嫌疑犯。像這樣的案子，對任何一個檢察官來說，不過是一個月上百件新收案件中的其中一件，辦大案讓人亢奮，小案件總難獲得關注。這個案子已經開很多次庭，嫌疑犯沒有錢和解，沒有錢繳交罰金，但又找不到他口中的車主「阿雪」。或許是嫌疑犯很誠懇，讓她覺得事有蹊蹺，讓案件淹沒的心告訴她：「應該趕快起訴結案，這樣的證據一定會判有罪！」但她不打算聽話。

她也沒有聽爸爸、媽媽的話去當律師，賺大錢，改善家計，而是選擇了累人的司法官。一九九五年她切除了脾臟，從此讓脾臟不再去破壞血球。病情穩定後，定下心準備考試，先後通過土地專業代理人、公務員高等考試、律師高考及司法人員特考，隨後接受第三十五期司法官訓練；一九九七年底分發到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擔任檢察官。究竟一個竊盜前科犯偷了一張車牌的小案子，為什麼會讓她斟酌這麼久？

辦公室裡同事走動著，成堆的卷宗上面傳來彷彿市集的喧囂聲。她想起國中休學後和爸爸在板橋賣菜，有一個地痞流氓經過攤子，順手拿起一把菠菜問道：「一把多少錢？」
「一斤三十塊。」
「拜託，怎麼會這麼貴！」
「你看！」秀端爸爸得意拿起新鮮的菠菜：「尚青的！一點也不貴。」
「幹，你賣菜為什麼要幹譙人？」他拿起攤位上用來切冬瓜用的長刀，作勢要砍父親。
「冤枉啊！我沒講啊……」父親忙著解釋，旁邊的鄰居也趕緊過來阻止這個挑釁者。俞秀端躲在父親的身後，用手貼著他的背，由於緊張，可以感受到平日堅毅的父親在刀光下，還是忍不住顫抖著。
流氓看到父女倆蒼白著臉，看看四周趕來助陣的攤販，冷笑一下，放下刀，就揚長而去。俞秀端心裡感覺莫名的屈辱，她吶喊著：「為什麼善良的人，竟然要無端接受挑釁與欺負？難道只能束手無策，就因為我們只是個小老百姓？窮人也應該得到公平的待遇啊！」

回過神，她重新分析速利車牌失竊的案子。

速利是裕隆汽車在一九七四年推出的國民車，到了九○年代末早就在道路上絕跡了。嫌疑人一再強調，是一位快搬家的女性車主阿雪，要報廢汽車，於是交給他一把起子，要他在三重市的某個街角取下車牌。當他拔起車牌，卻讓一個男性車主扭送警局，警察完全不採信嫌犯的供詞。開了很多次偵查庭，就是沒有定論。俞秀端靈機一動，從嫌犯的供詞中整理出幾條線索：那個區域有沒有一位叫阿雪的中年婦人剛搬走？阿雪的名下有沒有一台速利轎車？

三重管區的警察並沒有因為這件案子小，就怠忽職守。經過挨家挨戶的訪查，真的找到阿雪，也證明嫌犯所說的都是真的，一切都是誤會。在偵查庭上，俞秀端看著阿雪，心裡想著：「好險，檢察官真的是人，不是神。」隨即做成不起訴處分書，避免了一場冤獄。

她把速利車牌竊盜案的不起訴處分書寫好，蓋了章，掩起卷宗。走出地檢署時，打算快步回家，抱抱孩子，講一個醜小鴨變天鵝的故事給他聽。

▎焦炭也能熔融黑金

三十五歲的俞秀端並沒有料到，還有更多的重大案件與風暴等著她。在司法改革的風潮下，她成為最先實踐交互詰問制度的檢察官，幫司法院拍過交互詰問的示範影片。她在北投纜車案，成為第一個偵訊馬英九的檢察官。她也沒有想到，日後會起訴內政部次長，甚至當選十大傑出青年，備受媒體注目。

二○○七年初爆發震撼社會的力霸案，當時在台北地檢署忠組的俞秀端專辦黑金貪瀆。她很快就發現王又曾的兒子王令麟不但是力霸案共犯，同時也有掏空東森集團的嫌疑，於是積極展開偵辦。
一個女子擔任檢察官，除了要有福爾摩斯的精明，更需要有不畏強權的勇氣。六月十四日，俞秀端和其他幾位檢察官合作，一共發出二十九張搜索票，上午八點帶領檢察事務官、調查員兩百人同時分頭進擊，在東森集團的關係企業辦公室、王令麟的住家等地進行搜索。

俞秀端很快從複雜的企業會計資料中抽絲剝繭，認定這位擔任過立委的富商確實涉嫌掏空企業，於是連夜向法院聲請羈押。經歷一個晚上的辯論，王令麟幾度落淚，爭取法官的同情，沒想到在十六號的清晨八點，地院做出准許王令麟以新台幣一億元保釋金交保的裁定。既失望又憤怒的俞秀端回家簡單梳洗一下，急忙又進了辦公室，在不知裁定書內容的狀況下，寫抗告書。

抗告書在十六日中午前就寫好，送進高等法院，她繼續找證據、傳證人。沒多久，收到地方法院的裁定書，於是繼續寫抗告補充理由。寫到一半，已經擔任法官的俞秀美很貼心地送晚餐來，給姊姊打氣。一路加班到晚上十點鐘，疲倦不堪的俞秀端在卷堆中接到先生打來的電話：「弟弟發燒，快要三十九度了。」

忙著手邊案件的她無神地問：「那怎麼辦？」

先生淡淡說：「我已經帶他去看醫生了，你去忙吧。」

掛下電話，俞秀端的眼淚止不住掉下來。

十七日一早傳來好消息，台灣高等法院撤銷地院准予交保的裁定。俞秀端創下司法史上「即時抗告」的紀錄，在二十四小時內逆轉了法院的裁定，讓台北地院必須再開庭審理，把已經步出看守所的王令麟，以犯罪嫌疑重大且有串證及湮滅證據之虞，諭令羈押禁見。
由於能夠順利收押王令麟，東森案的偵辦就勢如破竹，最後證實王令麟、王又曾、其親屬與集團幹部涉嫌重大，共同掏空力霸集團與東森國際資產新台幣四一二億元。

在八月十三日下午台北地檢署的記者會上，台北地檢署襄閱主任檢察官林錦村面對閃個不停的照相機，和十幾台即時轉播的攝影機，向全國關心本案的民眾朗朗宣讀起訴書的重點，痛批王又曾父子是一丘之貉，視國家法律如敝屣，對東森集團總裁王令麟具體求刑二十八年，併科罰金十億元。

林錦村對記者說，承辦這個案子的俞秀端檢察官嫉惡如仇、辦案嚴謹，聲押被告的獲准率很高。他指了指堆滿記者會現場卷宗的資料，提醒大家，別忘了俞檢座是一個孩子的母親，從一月到八月，從力霸案到東森案，她帶領的團隊一直沒有休息過。為了趕辦東森案，俞秀端曾經五天睡不到二十個小時，三歲的兒子有次凌晨醒來，看見突然回家的媽媽就撒嬌說：「媽媽都不陪我，是不是不疼我了？」

坐在一旁的俞秀端彎下腰，不想讓攝影機和照相機拍到她的眼淚。現場的記者受到感動，紛紛放下手中的筆和相機，報以熱烈的掌聲，向這位從沒落的煤礦山區走向台北的「霹靂女檢座」致敬。
在掌聲中低調躲開鏡頭，這位貌似研究生、清秀與溫婉的女檢座，其實像煤炭一樣，給地熱煎熬了漫長時光，雖然貌不驚人，但燃燒起來，卻能夠熔融鋼鐵。面對黑金，她更有著無比的堅毅與細緻，讓世人見識到：正義有著無堅不摧的力量。

▍人物小傳
俞秀端（一九六六年～），出生在台北縣雙溪鄉的礦工家庭。一九七五年罹患紅斑性狼瘡，國一就因健康因素休學，陪父親賣菜，到工廠做工。積穗國中補校、北一女中補校、中興大學法律系畢業。沒有因為病痛而放棄她的理想，一九九五年先後通過土地專業代理人、公務員高等考試、律師高考及司法人員特考。通過第三十五期司法官訓練後，一九九七年底分發到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擔任檢察官。先後擔任過婦幼專組、檢肅黑金及重大經濟犯罪專組檢察官、基隆地檢署主任檢察官、台北地檢署主任檢察官，法務部長辦公室主任檢察官，現擔任花蓮地檢署檢察長。曾偵辦信義區電梯之狼案、國華人壽違法貸款案、中興銀行王玉雲父子違法放貸案、力霸弊案、台北市道路維護工程官商勾結弊案、北投纜車弊案，都以無比魄力，深獲社會矚目，二○○五年榮膺中華民國十大傑出青年。

2020年7月30日，李登輝先生過世。———————————————-
......「我們是叫化子軍，」他說，「但是，你有沒有想過，七十軍，在到達基隆港之前的八年，是從血河裡爬出來的？你知不知道，我們從寧波出發前，才在戰火中急行軍了好幾百公里，穿著磨破了的草鞋？」
　　我是沒想過，但是，我知道，確實有一個人想過。
　　一九四六年春天，二十三歲的台灣青年岩里政男因為日本戰敗，恢復學生身分，決定從東京回台北進入台灣大學繼續讀書。
　　他搭上了一艘又老又舊的美軍貨輪「自由輪」，大船抵達基隆港，卻不能馬上登岸，因為船上所有的人，必須隔離檢疫。在等候上岸時，大批從日本回來的台灣人，很多是跟他一樣的大學生，從甲板上就可以清楚看見，成批成批的中國軍人，在碼頭的地上吃飯，蹲著、坐著。在這些看慣了日軍的台灣人眼中，這些國軍看起來裝備破舊，疲累不堪，儀態和體格看起來都特別差。甲板上的台灣人你一句我一句地開始批評，露出大失所望、瞧不起的神色。
　　這個時候，老是單獨在一旁，話很少、自己看書的岩里政男，突然插進來說話了，而且是對大家說。
　　「為了我們的國家，」這年輕人說，「國軍在這樣差的裝備條件下能打贏日本人，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我們要用敬佩的眼光來看他們才是啊。」（99）
　　岩里政男，後來恢復他的漢名，李登輝。
　　在那樣的情境裡，會說出這話的二十三歲的人，我想，同情的能力和包容的胸懷，應該不同尋常才是？......（《大江大海》（2009）龍應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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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七　草鞋

　　我終於找到了一個七十軍的老兵，在台北溫州街的巷子裡，就是林精武。

　　所謂「老兵」，才剛滿十八歲，一九四五年一月才入伍，十月就已經飄洋過海成為接收台灣的七十軍的一員。

　　「在登陸艦上，你也暈船嗎？」我問。

　　他說，豈止暈船。

　　他們的七十軍一○七師從寧波上了美國登陸艦，他注意到，美國人的軍艦，連甲板都乾乾淨淨。甲板上有大桶大桶的咖啡，熱情的美國大兵請中國士兵免費用，儘量喝。

　　我瞪大眼睛看著林精武，心想，太神奇了，十八歲的林精武分明和十八歲來自密西根的小鮑布，在甲板上碰了面，一起喝了咖啡，在駛向福爾摩沙基隆港的一艘船上。

　　林精武看那「黑烏烏的怪物」，淺嘗了幾口，美兵大聲叫好。

　　兵艦在海上沉浮，七十軍的士兵開始翻天覆地嘔吐：

　　「頭上腳下，足起頭落，鐵鏽的臭味自外而入，咖啡的苦甜由內而外，天翻地覆，船動神搖－－吐到肝膽瀝盡猶不能止，吐的死去活來，滿臉金星，污物吐落滿艙，還把人家潔淨的甲板弄得骯髒，惡臭，真是慘不忍睹。」

　　這個福建來的青年人，一面吐得肝腸寸斷，一面還恨自己吐，把美國人乾淨的甲板吐成滿地污穢，他覺得「有辱軍人的榮譽，敗壞中華民國的國格」。

　　打了八年抗日戰爭的七十軍士兵，在軍艦上個個東歪西倒，暈成一團。林精武兩天兩夜一粒米沒吃，一滴水沒喝，肚子嘔空，頭眼暈眩，「我在想，這樣的部隊，還有能力打仗嗎？然後有人大叫：『前面有山』，快到了。」

　　擴音器大聲傳來命令：「基隆已經到了，準備登陸，為了防備日軍的反抗，各單位隨時準備作戰。」

　　全船的士兵動起來，暈船的人全身虛脫，背起背包和裝備，勉強行走，陸續下船，美軍在甲板上列隊送別。林精武邊走下碼頭，邊覺得慚愧：留給人家這麼髒的船艙，怎對得起人家！

　　基隆碼頭上，七十軍的士兵看見一堆小山一樣的雪白結晶鹽。福建海邊，白鹽也是這樣堆成山的。有人好奇地用手指一沾，湊到嘴裡嘗了一下，失聲大叫，「是白糖！」大陸見到的都是黑糖，這些士兵，第一次見到白糖，驚奇萬分。一個班長拿了個臉盆，挖了一盆白糖過來，給每個暈頭轉向的士兵嘗嘗「台灣的味道」。

　　在基隆碼頭上，七十軍的士兵看見的，很意外，是成群成群的日本人，露宿在車站附近；日本僑民，在苦等遣返的船隻送他們回家鄉。

　　七十軍的老兵－大多是湖南子弟，八年抗戰中自己出生入死，故鄉則家破人亡，一下船看見日本人，有些人一下子激動起來，在碼頭上就無法遏止心中的痛，大罵出聲：姦淫擄掠我們的婦女，刀槍刺殺我們的同胞，現在就這樣讓他們平平安安回家去，這算什麼！

　　「我還聽說，」林精武說，「有兩個兵，氣不過，晚上就去強暴了一個日本女人。」

　　「就在那碼頭上？」我問。

　　「是的，」林精武說，「但我只是聽說，沒看見。」

　　林精武離開故鄉時，腳上穿著一雙迴力鞋，讓很多人羨慕。穿著那雙父母買的鞋，此後千里行軍靠它、跑步出操靠它，到達基隆港時，鞋子已經破底，腳，被路面磨得發燒、起泡、腫痛。

　　軍隊，窮到沒法給軍人買鞋。有名的七十軍腳上的草鞋，還是士兵自己編的。打草鞋，在那個時代，是軍人的基本技藝，好像你必須會拿筷子吃飯一樣。

　　麻絲搓成繩，稻草和破布揉在一起，五條繩子要拉得緊。下雨不能出操的時候，多出來的時間就是打草鞋。七十軍的士兵坐在一起，五條麻繩，一條綁在柱子上，一條繫在自己腰間，一邊談天，一邊搓破布和稻草，手快速地穿來穿去，一會兒就打好一隻鞋。

　　只懂福建話的新兵林精武，不會打草鞋。來自湖南湘鄉的班長，從怎麼拿繩子開始教他，但是班長的湖南話他又聽不懂，於是一個來自湘潭的老兵，自告奮勇，站在一旁，把湘鄉的湖南話認認真真地翻譯成湘潭的湖南話，林精武聽得滿頭大汗，還是打不好。他編的草鞋，因為鬆，走不到十里路，腳就皮破血流，腳指頭之間，長出一粒粒水泡，椎心的疼痛。最後只好交換：十八歲讀過書的福建新兵林精武為那些不識字的湖南老兵讀報紙、寫家書，湖南的老兵，則為他打草鞋。

　　「林先生，」我問，「台灣現在一提到七十軍，就說他們穿草鞋、背雨傘、破爛不堪，是乞丐軍－－您怎麼說？」

　　「我完全同意，」林精武抬頭挺胸，眼睛坦蕩蕩地看著我，「我們看起來就是叫化子。到基隆港的時候，我們的棉衣裡還滿滿是蝨子，頭髮裡也是。」

　　我也看著他，這個十八歲的福建青年，今年已經八十三歲，他的聲音裡，有一種特別直率的「正氣」。

　　「我們是叫化子軍，」他說，「但是，你有沒有想過，七十軍，在到達基隆港之前的八年，是從血河裡爬出來的？你知不知道，我們從寧波出發前，才在戰火中急行軍了好幾百公里，穿著磨破了的草鞋？」

　　我是沒想過，但是，我知道，確實有一個人想過。

　　一九四六年春天，二十三歲的台灣青年岩里政男因為日本戰敗，恢復學生身分，決定從東京回台北進入台灣大學繼續讀書。

　　他搭上了一艘又老又舊的美軍貨輪「自由輪」，大船抵達基隆港，卻不能馬上登岸，因為船上所有的人，必須隔離檢疫。在等候上岸時，大批從日本回來的台灣人，很多是跟他一樣的大學生，從甲板上就可以清楚看見，成批成批的中國軍人，在碼頭的地上吃飯，蹲著、坐著。在這些看慣了日軍的台灣人眼中，這些國軍看起來裝備破舊，疲累不堪，儀態和體格看起來都特別差。甲板上的台灣人你一句我一句地開始批評，露出大失所望、瞧不起的神色。

　　這個時候，老是單獨在一旁，話很少、自己看書的岩里政男，突然插進來說話了，而且是對大家說。

　　「為了我們的國家，」這年輕人說，「國軍在這樣差的裝備條件下能打贏日本人，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我們要用敬佩的眼光來看他們才是啊。」

　　岩里政男，後來恢復他的漢名，李登輝。

　　在那樣的情境裡，會說出這話的二十三歲的人，我想，同情的能力和包容的胸懷，應該不同尋常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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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梵竹「一張高爾夫球場會員證的故事：訪何既明先生」，引自《共產青年李登輝》，藍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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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讀下去：

反共不能凌駕「人」的立場
——對李登輝史觀的質疑

龍應台 《新新聞週報》1999

李登輝在今年1月接受了日本作家深田佑介的專訪（1月31日《自由時報》），專訪全文刊在《文藝春秋》社出版的政論月刊《諸君》2月號。李登輝是日本媒體的寵兒，談話廣受日本讀者注意。而身為中華民國的總統，他的言論不可避免地被視為代表台灣人民的聲音。深田佑介說，有些日本評論家稱李登輝為「哲人政治家」，對他推崇備至。不論是「哲人」還是「政治家」，前瞻的能力是一個必要條件，而前瞻的能力植根於對歷史的深刻的認識。李登輝在訪談中提出的史觀，既涉及中國人的過去，也論及台灣人的未來。台灣正處於一個摸索著尋找自我的歷史關鍵─ ─與中國大陸、與日本的關係如何界定，對於重新翻出的歷史如何做出價值判斷，做出的判斷又將如何影響自己未來的定位和格局，都是茲事體大的考慮。以李登輝的政治強勢，他個人的想法很可能就把一個社會推向某一個特定的方向，儘管那個方向不見得是正確的方向。對他的史觀提出質疑，我認為，是一個公民不得不盡的義務。

「深田：去年11月江澤民訪問日本時，猛烈地抨擊過去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有關日本的「過去」，並且要日本「認識歷史」，在所到之處一共說了11次，反而造成日本人的反感，我認為現在正是加強日台友好關係的最佳機會，因此特別來傾聽總統的看法。

李總統：50年前的舊事沒有必要反覆重提。我倒覺得在認識歷史上，江澤民比日本更有問題。為什麼呢？日本在戰後五十年間遵守和平憲法建設民主國家，很努力地向亞洲擴散和平民主主義，對這點不加以正視而不斷地反覆提舊事，絕非正確的歷史認識。

……外面說是因為江澤民小時候親戚被日軍殺害，而且他被強迫學習日語，身為國家領導人，以個人的恩怨和經歷對日本的過去加以斷罪最是很危險的。如果要說「過去」，50年前和五百年前都是一樣的……

……台灣本來有原住民，然後有為了追求自由而由中國大陸來的，就是我們這些台灣人，我們的祖先在四百年前因逃避明朝的暴政而來到台灣，現在我們所稱「外省人」，也是在50年前因逃避共產黨而到台灣的。最重要的是到台灣的這些人不是來台灣做統治者，而是要一直有建設新國家的精神，來建築我們的社會，追求自由和民主……」

舊事不必重提？

江澤民要來日本為戰爭侵略向中國人民道歉，李登輝把這個舉動稱為江澤民的「個人恩怨」。日本的侵略造成三千多萬個中國老百姓的死亡，在那三千多萬個死者身後還有數目更大的妻離子散、家破人亡。這樣深沈巨大、史無前例的人類災難被輕蔑地貶為「個人恩怨」，實在令人駭異。以色列總理要求德國人道歉，或者波蘭總統要求蘇聯人道歉，我們都體認到：在每一個「要求」背後有多少慘痛的犧牲得不到彌補和安慰。對這樣的慘痛，我們只能垂首肅穆。李登輝是個學識廣博的人，他會以如此輕浮的態度來看待中日曆史，不會是由於缺乏知識，而有更深沈的歷史因素。

至於「50年前的舊事沒有必要反覆重提」，這所謂「沒有必要」，究竟是因為「舊事」已經經過徹底的爬梳整理，歷史的責任與是非已經交代清楚，還是因為舊事重提可能傷害到眼前的政治權宜？為什麼「沒有必要」？

非常湊巧，2月份西方世界最引人注目的重大新聞之一正是50年前的舊事重提：德國財團企業界開始對二次大戰中強征的奴工進行賠償。從50年代以來，德國政府已經對受過納粹迫害的個人付出了大約七百億美元的賠償金，但是德國企業，當年獲利於強征奴工的勞力，卻儼然置身事外。近一千萬名來自各國的奴工曾經在極不人道的情況下為德國的武器工廠、機械和汽車工廠夜以繼日地免費勞動；這些人絕大多數來自東歐國家，戰後又受到東西冷戰的懲罰，得不到任何補償。50年過去了，奴工凋零殆盡，為他們爭取權益的律師和人權組織終於有了突破。

去年夏天，德國大眾汽車公司（VW）在二十多個國家刊登全版廣告，通知當年的奴工前來申請賠償；大眾公司設立了一個兩千萬馬克的賠償基金準備發放。一方面想免於訴訟，一方面想對歷史的債做最後的結算，德國政府集結了當年曾剝削過奴工的各大行業，籌足大約20億美元作為賠償金，預備在99年9月1日正式執行賠償。所有的行政環節都以最速件打通處理，因為倖存的奴工皆已老邁，去日無多；選在9月1日則因為在60年前的9月1日，德軍侵入波蘭，掀起了二次大戰。選擇這樣的日子進行賠償，德國人再度向受侵略的民族表示他們的道歉和對歷史的擔當。

在歐洲，顯然不管是侵略者還是被害者都認為「舊事重提」不但必要，而且迫切地必要。歷史的罪責與是非不僅只是抽像空洞的哲學概念，它可以落實到有血有肉的個人身上。侵略者不但要對受害人道歉，還要對他做實質的補償；不但要做實質的補償，還要趕在受害人有生之年完成補償。舊事的重提，歷史的清理，必要，而且迫切。正義如果有任何意義，就得趕在這一整代人含冤死亡之前得到實現。所以50年前和五百年前是不一樣的；50年前造成的傷害，人們還有道歉和彌補的機會，歷史仍是活生生跳動著的此刻，良心逼著你正視它。

花岡事件

歐洲的奴工重新發出聲音不能不讓人想起花岡事件。

大戰爆發，日本的企業馬上感覺到人力資源的嚴重缺乏，於是與日本軍部取得默契：軍部從佔領國家強征奴工交與企業，企業以金錢回饋。日本從中國運來大約四萬多名奴工──多數是在東北擄來的俘虜和莊稼農民。在花岡的中國奴工為DOWA礦業公司下的鹿島組做最艱辛危險的地下採礦粗工。借用荷蘭歷史學者Ian Buruma的敘述：

中國奴工們即使在嚴寒飄雪的季節，仍舊穿著一襲軍衣，在地下的礦坑中挖掘堅硬的石塊，或是站在水深及腰、幾將冰凍的河溝中疏浚污泥；而他們每天所賴以維生的，僅是一顆即將腐爛的蘋果當作中飯，以及一碗稀飯當晚餐。

1945年7月30日，大約八百名中國奴工因為不堪虐待，集體逃亡，藏身在附近的山區。日本警方號召居民出來獵捕奴工；日本居民遂個個手持刀棍，圍捕奴工。

這些瘦骨嶙峋的奴工，本來就營養不良，再加上對當地環境不熟悉，絕大部份都在很短時間內被追捕回來。他們陸續被押到小鎮廣場上，一一強迫脫去了僅存內褲的襤褸衣衫，五花大綁地將雙手捆於背後……他們在如此又餓又渴的情形之下，在現場罰坐了三天三夜，當場就有50餘人暈死過去；他們無糧無水，聽說有不少的犯人相互飲用彼此的尿水維生，真是駭人聽聞、最為殘酷的暴行。

悠悠50年，這些中國奴工得到什麼樣的補償？

1945年9月，倖存的花岡奴工被當地的秋田郡地方法院以危害地方治安的罪名判以「無期徒刑」，終身監禁。後來被盟軍解放。

1948年，鹿島組的八名主管受軍事審判，坐了八年監牢之後釋放。其中之一叫岸信介，作了日本首相，鹿島組一轉身變成鹿島建設，日本首屈一指的重工業財團，戰後在中國大量承包工程，成為中國市場的大投資家。

1972年，周恩來與日本簽訂中日和約，放棄所有對日本索賠權利。

中國的奴工──當然還有韓國的、澳洲、美國、英國的戰俘奴工，在東方的歷史洪流裡，人，像蟲子一樣被衝進遺忘的黑暗中，轉瞬不見蹤影，連喊叫的聲音都發不出。他們只能在風燭殘年的破碎的夢裡看見；有一天，鹿島建設在世界各國刊登全版廣告，請當年的奴工前來索取賠償，日期還在7月7日，因為在62年前的這一天，日本士兵的皮靴與刺刀跨上了盧溝橋。

這一天還很遙遠，由於許多極其複雜的文化以及政治因素，日本人對歷史的認識還沒有走到這一步，他們還需要時間。白髮蒼蒼的慰安婦現在四處奔走，就是為了在死前能見到正義的實現，但是在日本人有一天終於有能力面對歷史的時候，那千百萬的受害者已經化為無聲無息的塵土。

舊事怎麼能不反覆重提呢？就是日本境內也有不少諤諤之士，譬如大江健三郎就在1990年法蘭克福書展上猛烈抨擊過日本對歷史罪責的自欺心態，稱日本人為最缺乏反省能力的「種族主義者」。江澤民訪日，身上背負著最沈重的債券，怎麼還也還不完的人性債券；李登輝有什麼權利、什麼立場，說，「舊事沒有必要反覆重提」？

如果人性價值也必須劃分疆界，中國人的死難都只是他江澤民的事，與李登輝毫不相干；好的，那麼，從1937年到1945年總共有20萬7千多個台灣青年被徵調投入戰爭。其中將近六萬人或戰死、或失蹤，為日本天皇做了炮灰。還有那受了皇民思想號召而肆行屠殺，戰後被當做國際戰犯而處死刑的26人，處10年以上徒刑的147人。這些台灣人的犧牲──日本表示過歉意嗎？對台灣的慰安婦，日本表示過歉意嗎？更何況，在今天的所謂「台灣人」裡，畢竟有百分之十幾二十的外省人在大陸親身面對過日軍的刺刀，李登輝可曾考慮過他們的情感和創傷？誰 對他們道過歉？即使吝嗇地只談「台灣人」，李登輝，身為總統，又哪裡有權利、有立場，去對至今不認錯的日本說，「舊事沒有必要重提」？

台灣人的面對歷史

我不認為李登輝有失立場的談話是他有意取悅於日本媒體。他曾經公開批評過李光耀所鼓吹的「亞洲價值」而強調他信仰普遍的自由和人權。但是他對中國共產黨政權的憎惡、他對日本的源遠流長的好感，以及海峽兩岸的緊張對峙關係，扭曲了他對普遍人權的判斷。

李登輝說江澤民比日本人「更有問題」。是的，江澤民代表的是一個對自己人民開槍的政權，這個政權統治中國50年，手上所沾中國人的血可能比日本人還要濃腥。但是，甲殺了人，不能說因為「乙也殺了人」或「乙殺了更多的人」而使甲的罪行得到豁免。這個邏輯是荒唐的。中國共產黨有一天也必得站上歷史的審判台接受審判，但是共產黨再不義也不能拿來為日本的不義作辯護。

李登輝說，日本「在戰後50年間遵守和平憲法建設民主國家」，因此「過去」不必再談。這個邏輯也是奇怪的。就被害者而言，日本今天貧或富，獨裁或民主，對已經造成的傷害有什麼影響？就日本人自己而言，正因為日本是一個民主國家，它更有理由誠實而勇敢地面對陰暗的過去。戰後的德國難道不是一個「遵守和平憲法的民主國家」，為什麼在那裡，「過去」的討論和整理如此重要？

對日本的好感是李登輝這一整代人的歷史情愫。以中國民族主義為出發點的人很容易對這種情愫義正辭嚴地口誅筆伐，而這樣單向思維的批判很可能是錯置的。就如同在今天的香港有許多人對英國殖民所帶來的體制和文化認同超過對自己民族──中國的認同，李登輝這一代人對日本的認同也有它的「正當性」，必須放在時代的背景中去理解和尊重。問題的癥結在於：認同日本的什麼？大江健三郎、東史郎、家永三郎都是日本人，卻對日本政府和主流社會處理歷史的態度絕不苟同。這些人代表了日本文化中最珍貴的良心和勇氣。曾經是日本國民的台灣人，譬如李登輝，是否 在模糊的、浪漫的日本情愫之外，認真地思索過更深刻的問題：

在侵略戰爭的大浩劫中，屬於日本國的台灣人究竟是純粹的被害者還是身不由己的迫害者，或者兩者都是？界線怎麼劃分？如果民族主義的立場被拋棄，那麼他是否通得過「人」的立場的檢驗？對於自己，他是否能在日本人的歷史罪責裡看見自己的角色？對日本的歷史，他又是否能撇開自己的情感糾纏，做客觀的評斷？

這些問題，90年代以來紛紛在歐洲各國浮出。法國、比利時、荷蘭，長久以來把自己描繪成被德國壓迫的無罪的羔羊同時又是抵抗侵略的勇敢的英雄。歷史學家現在把現在把材料徹底翻出來，讓人們看見；羔羊英雄只是事實的一面，另一面是和侵略者權勢結合、狼狽為奸的懦弱與卑下。

把歷史的石頭翻開，露出長久不經日照的蟲豸，不是為了族群間的政治清算，而是為了更瞭解自己的存在地位。尤其台灣人正在尋找全新的未來航程，釐清自己的過去是不可或缺的羅盤。

李登輝公開說自己在22歲以前是日本國民，被民族主義者視為大逆不道，我認為是後者的立場偏執。但是李登輝對日本主流價值的全盤接受──全盤到罔顧歷史、罔顧正義的程度，我覺得非常可憂。如果他是一般學者，談話代表他個人，也就罷了，偏偏他是中華民國總統，在外代表全部台灣人說話，而所說的話比日本右翼還要右翼，實在使我這個台灣國民惴惴不安。

不是民族主義，是人權主義

我相信日本的過去是必須深掘、必須探究、不可遺忘的，而這個立場，不是因為我是中國人台灣人，屬於被侵略被殖民的族群，因此尋求報復、洩憤。有這個立場，是因為，做為人類的一份子，希冀看見和平的實現，而20世紀兩次大戰給了我們一個極重要的教訓：如果歷史的是非曲直、怨怒疑忌不經過梳理就被草草掩蓋，它就變成一個數著秒鐘的定時炸彈，踢踢踏踏走向爆發。沒有對歷史的共識就沒有和平的基礎，而共識的達成唯有透過對「過去」的鍥而不捨的深掘與追究，最有責任研究日本過去的應該是日本本身的器識宏大的知識份子，就如同對文革史絕不放鬆的應 該是中國本身的知識先進，因為最深的批判來自最深的關切。令人憂心的是，中國與日本讓眼前的政治權宜將歷史的傷口暫時遮住，但是傷口在暗地裡潰爛惡化，有一天，傷者，或那自視受到不公待遇的，又以復仇者的猙獰面目再起。這樣的惡性循環，難道是日本人、中國人、台灣人所樂於見到的嗎？為了避免這樣可怕的前景而要求德國或日本切實地面對歷史，不是「哪國人」的立場，是「人」的立場。

要求日本道歉，因此不是一個狹隘的民族主義的問題，而是一個普遍的歷史罪責的問題。江澤民本人是否有這樣的認識，很值得懷疑。毛澤東和周恩來與日本人簽約時，從不曾問過老百姓的意願。但是那死於戰亂的三千萬人、那飽受凌虐的奴工和慰安婦，有權利要求精神與物質的彌補，只因為他們是「人」就足夠的理直氣壯，與民族主義扯不上關係，與人權主義卻大有關係。李登輝對人權價值的尊重我相信是真誠的，但是在他反中共和親日本的架構裡，人權價值卻不自覺地被壓縮得看不見了，三千萬人的犧牲變成「個人恩怨」，未經整理的重大歷史變成「不必再提」的舊事。

不，就是對距離我們極遙遠的盧安達或科索沃或阿富汗的屠殺，我們都不忍，也沒有權利這麼說的。

「新台灣人」來自「舊台灣人」

深田佑介的問題充滿投機主義的惡味──趁著中國與日本為歷史罪責起矛盾的時候，趕快發展台日關係！李登輝的回答也果真與他一拍即合。不能不問的是，建築在這樣一個基礎的台日關係，能為台灣帶來什麼利益？機會主義的結合能持久嗎？或者說，以扭曲歷史、蔑視人權為基礎建立起來的政治關係，是我們台灣人所渴望的嗎？

我不同意。

就如同我不能同意李登輝所描繪的美麗的台灣人圖像是符合歷史的。在他的描繪下，台灣人就是一個追求自由民主的族群。哪有這回事呢？李登輝說四百年前來的台灣人是為了「逃避明朝的暴政」而來到台灣，但是鄭成功的旗子上不是明明寫著「永明」嗎？「到台灣的這些人不是來台灣做統治者」的，李登輝說，但是他怎麼解釋來台的漢人是如何壓迫原住民的？五十年前的「外省人」是逃避共產黨而來，但是他們來了之後就建立了自由民主嗎？

台灣人受日本統治50年，受國民黨高壓控制50年，現在又受共產黨的武力威脅，在自我意識上就逐漸投射成一個羔羊似的被壓迫者，而羔羊在道德上都是純潔無瑕的。這真是一個美麗的自我圖像，但是，我們既然要求別人正視歷史，自己又何能例外，四百年來的台灣人既是羔羊，也是惡狼，被別人壓迫過，也壓迫過別人。對自由民主的認識絕不是台灣人的天生麗質，高人一等，而是經過不斷的墮落和奮起才獲得的一點淺淺的成就。這點成就我們可以珍惜，但是不必把它誇大成一個一以貫之的台灣人傳統。

解嚴12年來，台灣一步一步的在遠離老國民黨時代的中國意識，發展出以自己為主體的台灣意識。李登輝的史觀標誌著12年的距離；12年前，台灣的「中國人」和大陸人一樣談日本人的「血債」。黃春明的「沙喲那啦再見」對死不道歉的日本充滿義憤，是那個時期的經典作品。到了1999年，台灣總統對日本人公開說，要日本人對侵略戰爭道歉是江澤民的「個人恩怨」，日本現在是和平主義的使者，中國反覆對日本提起過去「絕非正確的歷史認識」。這個距離實在是驚人的。

這樣的史觀，就是李登輝所鼓吹的所謂「新台灣人」的史觀嗎？我看見其中蘊藏著非常大的危險。我想我們之所以反對中共政權，是因為這個政權與我們所信仰的人權價值有嚴重牴觸；信仰人權價值是因，反對共產政權是果。但是如果說，為了與中共爭取政治資源，為了與中國意識割離以凸顯台灣意識，而把歷史扭曲，而把人的災難渺小化、兒戲化──因為這些人恰巧是「中國」人；也就是說，反共倒果為因，成了最高指導原則，台灣人豈不是在1999年又退回到意識型態僵化的1949年，只是蔣介石版的教條換成了李登輝版的教條？不以人權價值為基礎的台灣意識 值不值得我們追求？我們可不可以讓反中共的目標無限放大，大到使我們對更普遍的恆久價值變得盲目？

「新台灣人」不是從石頭裡蹦出來的猴子，他必定得從「舊台灣人」蛻化而來，帶著他所有的歷史，所有的回憶，所有溫存的情感。對這些千絲萬縷的歷史回憶和情感，他必須沈思、梳理、衡量、選擇；每一番沈思梳理，每一個衡量選擇，都一點一點決定了他未來的面貌。「新台灣人」最後的成熟──不論他屬於哪一個族群，一定是在他給自己的歷史記憶和情感重新找到了安身之處以後，絕不在於把自己的過去粗暴地斬斷。而每一個族群的歷史記憶和情感，在台灣人重新凝聚的過程中，都是必須受到尊重的。

原載《新新聞週報》1999

攝影：龍應台，屏東大鵬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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