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新強：中國如何防範四個封閉
文章日期：2021年9月10日

【明報專訊】近日我有兩個家人，從加拿大往上海探親，聽到他們千辛萬苦的經歷，才深深體會到中國的治疫有多麼認真。出發前，當然先需要安裝健康碼，且要拿到綠色認證，所以他們就預先去當地一間化驗所做抗體測試。因為他們已接種兩針Pfizer/BioNTech疫苗，所以驗血報告就當然顯示有抗體。但當他們去到機場辦理登機手續時，卻因為健康碼仍然紅色，而竟然被拒絕登機。他們馬上感到彷徨，不明白為何被拒，就到處問人，結果一位來自內地的年輕女生，好心解釋他們去錯了地方，做錯了測試。

原來必須去一家中國人開的化驗所，做一個特別抗體測試，能辨認出抗體來源，是來自接種疫苗，還是來自自然感染，中國的要求是抗體必須來自疫苗，健康碼才可變為綠色。我的這兩個家人，一個是專科醫生，他太太是化驗師，都可算是行內人士，但竟然他們之前從未聽過有如此精準的測試，他們也佩服中國的化驗技術，非常先進。無論如何，結果他們就去了這間中國人開的化驗所，再做測試，證明抗體來自疫苗，健康碼轉綠，就第二次登機成功，到了上海後經過兩周隔離，現在與家人團聚，非常開心。

我絕對相信只有如此嚴謹政策，才可帶來如此清潔和安全的內地環境，每十萬人的COVID感染和死亡率，都是美國和整個西方的百分之一以下，的確值得被表揚！但我有兩個疑問，這個至今非常成功的零容忍政策，可否長期延續下去？另外，如要零容忍，中國幾乎必須長期維持封關狀態，此政策將帶來什麼後果，除預期內的，會否亦帶來一些意料之外的後果？

內地嚴謹封關料維持至明年底
中國當然不承認封關，仍不停說歡迎外國朋友來中國自己親眼看看情况，數天前更擴大前海面積7倍，繼續鼓勵香港融入大灣區云云，但事實仍是中國封關已近兩年，當然不會永遠，但如再封一年，已是一段很長時間，全球局勢已可出現風起雲湧變化。

從我家人親身經驗，除發現中國醫學化驗科技，一日千里外，另一更重要啟示是原來現在中國，是不容許和不歡迎任何曾經感染過COVID的人進入，其實這是一個頗為驚人和極端的政策！須知道，除抗體測試外，登機前、入境前後，當然亦要求每名旅客做多次核酸測試，確認即時沒有帶菌，所以抗體測試的重點並非找出帶菌者，而是真的拒絕任何曾經感染過COVID的人入境，包括已復原的人！

官方統計，全球測試出感染者數目已超過2.2億人，估計真實數字可能超出10億人，即是說，中國可能拒絕多達全球七分之一人口進入！再想一下，既然中國這麽用心設計出一套這麼精密的測試，加上健康碼和一系列隔離，以及索源追踪系統，更令我更相信這些嚴謹、接近封關的政策，必將維持一段頗長時間。再加上明年冬奧，和中國的政治時間表，不少人已意會到中國的嚴謹封關，大概率最快都將維持至明年底或2023年初。

有些人說，中國不會長期封關，只需全國約七成至八成人接種兩針後，即可馬上全面通關。我也希望是這樣，但我認為機會不大。首先現在全球最流行的Delta variant，傳染度比之前的高很多，R0可能高達8至9，所以Herd Immunity（群體免疫）的臨界點可能高達90%，再加上COVID的變異速度也超高，大大影響疫苗的有效度，亦需不停調校成分，所以整個Herd Immunity概念已沒甚意思。加上中國至今以傳統滅活技術疫苗有它的好處，較安全和較清楚長期副作用，但無法否認全新mRNA技術的疫苗，有效率確高於傳統滅活。所以如果開關，即使接近全民接種疫苗，還是極大可能將見到感染個案大幅上升。當然如打了兩針或更好的三針，死亡率必將大跌，但至今中國的零容忍政策不止是零死亡，是更強勢的零感染！

零容忍政策不止零死亡 更要零感染
當然其實大家最渴望的是全球疫情早日過去，所有人生活回復「正常」。我也希望如此，但我一早已預計COVID將由pandemic（大流行）演變為更麻煩的endemic（風土病），且某程度上，人類歷史將可分為B.C.（Before Coronavirus）和 A.C.（After Coronavirus），不幸似乎已應驗了。Endemic的意思是COVID將揮之不去，永久流傳，且不斷變異，確跟flu（流感）有點類似，但即使經過多次變異，疫苗發展和療法的進步，CFR（Case Fatality Rate）仍徘徊在1.5%，仍是流感的10倍以上，絕不可完全不管。

數天前跟一位外國的頂級策略師通話，他指出全球只剩下中國內地、香港（可能加台灣？）和新西蘭，仍堅持零容忍政策，連日本、新加坡和澳洲等地，都已不幸失守，或逐漸放棄嚴控疫情政策。他悲觀地認為Delta浪是無法抵擋的，北半球夏季已如此厲害，到了進入秋冬將更嚴重，擔心連中國也將失守。他更認為接種疫苗也只不過是權宜之計，真正感染過COVID後的抗體才最有效，但我認為此說法並不科學，看到研究報告，打完任何技術的booster第三針後，抗體量都比兩針或感染COVID後的高很多。

港人未能無隔離進內地 令人費解
習慣了香港的安全環境，當然希望他的預測是錯的。但秋冬確可能是高峰期，所以連香港的嚴謹旅遊政策，亦必將繼續。早前歐洲商會警告如香港繼續封關，他們很多會員將無法忍受，更將傷害香港營商環境和國際中心地位。但港府已作出回應，現在香港和內地的治疫成功，得來不易，但至今香港仍未能與內地通關。如香港疫情失守，更將無望與內地通關。其實香港早已本地清零，近日逐漸開放單向來港通關，是好事，但仍未能讓港人自由無隔離進入內地，實在令人費解。固然可能跟香港未行使健康碼有關，但相信亦有其他因素，包括冬奧前不願冒任何風險，擔心部分香港人更可怕的思想病毒，和一改從前過於遷就香港人的呵護政策。

更重要的問題是，長期封關對中國內政以及外交關係有何影響？我觀察是要慎防四個封閉：

1. 封關後，似乎中國就認為這就是做「大掃除」的最好時機。近月中國明顯加速各方面改革步伐，包括教育、地產、醫療、互聯網、資本市場、文化、外交、軍事，和更核心的意識形態。中國過去40年，最成功有兩點，就是和平崛起和拋開意識形態，以實務發展為先。我仍希望中國能保持和平崛起，但當然在台灣、南海以至阿富汗等面對各種挑戰。我早已指出中國未來發展將需要一套較完整但仍務實的經濟甚至政治理論基礎。拉倒大家都知道大有問題的西方發展模式容易，尤其美國企圖以QE解決所有問題，導致社會分裂，但如何發展一套全新模式需要很長時間。中國各政策，分開個別來看，都有一定道理，亦大受內部歡迎，但加起來，就有點快速豪賭一舖的感覺。中國是一個大國，行事應否較慎重和穩定，值得討論和反思，亦當然需要考慮對外交，軍事，和世界和平的影響。即使各政策對治疫、氣候變化、貧富懸殊等問題有幫助，但無意中反加深外國人對中國的誤解和偏見（不止投資者），從而增加了戰爭的風險，這就要非常小心了。

加快改革如豪賭 反加深外國人對中國偏見
2. 數據年代中，既然中國封了旅遊的關，其實更需要開闊互聯網和傳媒等的資訊流通關，但不幸在最關鍵的過去一年多，雖說要講好中國的故事，但事實絕不見得在這方面有任何努力過。如中國與美國為首的西方繼續加深，像近日索羅斯這老人家竟公開批評Blackrock增加在華投資，警告將危害美國和西方的國家利益，其實情况已有點危險。

3. Blackrock確拿到中國第一張全資公募基金牌照，但其實中國金融市場和資本帳仍然非常封閉，尤其仍嚴控資金外流，形成人民幣地位與中國經濟規模極不匹配的危險情况。中國PPP GDP已是第一，佔全球的23%，但名義GDP仍是第二，佔全球只16%，且今年中國貿易順差急速擴大。從西方角度看，這就是故意操控貨幣，壓低人民幣匯率，採取不公平貿易政策，其實情况有點似清代早期，中國出售大量茶葉、瓷器和絲綢給英國，但拒絕購買英國貨，形成龐大以白銀為本位的貿易順差，英國才想出以鴉片來毒害中國人民的邪惡計劃，以此扭轉貿易平衡，最後導致戰爭。今天中國已非吳下阿蒙，不會受列強欺壓，但當然仍該避免戰爭！

4. 最後，中國人勤奮好學，素質愈來愈好，平均中國年輕人，對世界的認知，毫無疑問，肯定比平均的美國人，甚至大部分西方人都要好。但如封關太久，加上資訊開放亦不足夠，資本帳更不流通，實在有需要提醒國人，切記千萬不可連重中之重的思想，都逐漸封閉起來！

（中環資產擁有Pfizer財務權益）
中環資產投資行政總裁
[譚新強 中環新譚]

《推薦閲讀：如果丘吉爾領導當下的美國，美國能避免衰落嗎？》
Niall Furgeson /英國歷史學家，哈佛大學歷史系教授. 原文刊載於英國《經濟學人雜誌》8/21

當美國於一片混亂中撤離阿富汗時，它的衰落令人回想起一個世紀前大英帝國的殞落。

一位歷史學家警告：阿富汗只是開始，未來可能會因此導致更大的衝突。

「許多人仍沈浸在無知之中……而他們的領導人為了獲取選票，不敢點醒他們。」

在《集結風暴》（即丘吉爾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的第一卷）一書中，丘吉爾如此描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勝利者：英國。

他痛苦地回憶：「拒絕面對令人不愉快的問題，渴求人民的擁護和選舉勝利，不顧國家的重大利益。」

美國讀者看著他們的政府「丟臉的」離開阿富汗，聽著拜登總統緊張而努力地為他造成的不光彩撤離辯護，可能會發現：丘吉爾戰前針對英國的批評，有一些會令他們心裡不舒服、但卻似曾相識。

借用耶魯大學的歷史學家Paul Kennedy 的一句話，當時英國的精神狀態是整個國家的疲憊和「帝國過度擴張」的產物。

自1914年以來，英國經歷了一次世界大戰和1929年大蕭條，並且在1918至1919年經歷可怕的大流行病——西班牙流感。

財政被堆積如山的債務，壓得喘不過氣來。

儘管英國仍然是全球主要貨幣發行國，但在貨幣方面，它已經不再是當年無可匹敵的角色。高度不平等的英國社會，促使左派政治家要求即使不實行徹底的社會主義，也要進行社會財富和權力的重新分配。

一部分知識分子在這方面走得更遠，他們選擇擁護共產主義甚或法西斯主義。

與此同時，凝固而無法變通的統治階層，傾向於忽略不斷惡化的國際形勢。英國的全球主導地位在歐洲、亞洲和中東都受到威脅。集體安全體系——當時建立在國際聯盟的基礎上，它是1920年戰後和平解決方案成立的國際組織，也正在崩潰，只留下了一個鬆散的聯盟，勉強補足業已離散的帝國影響力。

但結果卻是另一場更大的災難式的失敗：英國人既沒有認識到極權主義威脅規模之大，也沒有積累出阻嚇獨裁者的手段。

英國的教訓，是否有助於我們理解當下美國權力的未來？

美國人更喜歡從美國自己的歷史中吸取教訓，他們很少從他國歷史，看待世界。但將美國與上一任大英帝國的全球霸主對比，或許會為我們帶來更多啓發。因為今天的美國與戰時的英國，在許多方面都很相似。

與任何歷史類比一樣，這樣的類比當然也有缺陷。英國在20世紀30年代統治了廣闊的殖民地和其他附屬國，今天的美國卻沒有相同的統治區域。

這一點使得美國人在自我認知上認為美國並非一個帝國，即使他們的士兵和公民在阿富汗駐紮了20年才撤退：他們依舊如此認為。

儘管美國的新冠病毒死亡率很高，但也並沒有嚴重到英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所經歷的那種受創傷的程度。當時英國有大量的年輕人被流感屠殺（近90萬人死亡，15至49歲的男性中，佔了大約6%，至少170萬感染者）。美國如今面臨的威脅也不像納粹德國對英國造成的威脅那樣明顯而迫切。

不過，某些相似之處還是很驚人，而且這兩個國家在阿富汗強行建立自己相信的價值秩序，都相繼失敗了。

早在1930年2月，在「過早的」現代化改革引發了一場叛亂之後，《經濟學人》雜誌已指出：「很明顯，阿富汗不會採用西方的東西。」

近幾十年來，預測美國衰落的書和文章已經太多了，以至於「衰落主義」已經成為一種陳腔濫調。

但英國在20世紀30年代和50年代之間的經歷提醒我們，還有比溫和的、漸進式的衰退更糟糕的命運。

《以金錢為導向的價值觀》

我們從堆積如山的債務開始談起。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英國的公共債務從1918年佔GDP的109%，上升到1934年略低於200%。而美國的聯邦債務與英國雖有所不同，但在規模上是可以比較的。如今她的債務達到國內生產總值GDP近110%，甚至高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不久前一個高峰。

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估計，到2051年，它可能超過200%。

當今的美國與大約一個世紀前的英國有一個重要區別，美國聯邦債務的平均期限相當短（65個月），而英國超過40%的公共債務採取的是永久債券或年金的形式。這意味著，今天的美國債務對利率的變化，要比當初的英國危險且敏感得多。

另一個關鍵差異是財政和貨幣理論的巨大轉變，這很大程度上正是凱恩斯對英國戰時政策的建議。

1925年，英國決定以戰前過高的價格將英鎊回歸金本位，這使英國陷入了長達八年的通貨緊縮。工會權力的增加意味著大蕭條期間，工資的削減落後於物價的削減，這導致了就業機會減少。

在1932年的低谷期，英國失業率為15%。然而，英國的大蕭條主要還是因為英國在1931年放棄了金本位制，這使得貨幣政策得以放寬。實際利率的下降意味著償債負擔的減輕，為英國財政創造了新的迴旋餘地。

在未來幾年，美國似乎不太可能出現這種償債成本的下降。以美國前任財政部長勞倫斯·薩默斯Lawrence Summmers為首的經濟學家預測，當前美國的財政和貨政策，將導致通貨膨脹的危險。

英國的實際利率在20世紀30年代普遍下降，而美國的實際利率預計將從2027年開始轉為正數，並穩步上升，到本世紀中期達到2.5%。當然對利率上升的預測，往往是錯誤的，而且美國聯準不急於收緊貨幣政策。但是，如果利率真的上升，美國的債務將需要更多的成本來償還，擠壓聯邦預算的其他支出，特別是國防等可容易調整的支出。

這將問題的關鍵，擺在我們面前了。

丘吉爾在20世紀30年代最關心的問題是：政府在拖延時間——這是英國綏靖政策的基本原理——而不是積極地重新武裝英國軍隊，以應對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帝國主義政府越來越多的侵略行為。丘吉爾反對英國綏靖主義者另一個關鍵論點是，財政和經濟方面的限制——特別是管理一個覆蓋斐濟、岡比亞、圭亞那、溫哥華的帝國，其高額成本使得快速重新武裝英國，變得不再可能。

稱美國今天面臨著類似的威脅——不僅是來自中國，還有來自俄羅斯、伊朗和朝鮮的威脅——這可能顯得異想天開。

然而，僅僅是這一事實，就說明問題所在。

大多數美國人，就像二戰之前的大多數英國人一樣，根本不想考慮在國家已有大量債務下，如何面對希特勒正在發動一場重大戰爭。

如今的美國也正在走向相同的道路。預計美國國防開支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將從2020年的3.4%下降到2031年的2.5%。

這會引起丘吉爾主義者的驚愕。他們也將會經歷相同的敵意和指責——如同當年譴責丘吉爾在煽動戰爭一樣。

《力量是相對的》

美國與其他國家相比的相對衰退，和當初的英國另一個相似點：經濟史學家安格斯·麥迪遜估計，到20世紀30年代，英國經濟產值不僅被美國（早在1872年）超越，而且還被德國（第一次在1898年，在經歷了災難性的戰爭、惡性通貨膨脹和不景氣的年代後，於1935年再次被超越）和蘇聯（1930年）超越。

大英帝國作為一個整體，其經濟規模比英國大，特別是如果把各殖民地包括在內的話，也許是其兩倍大。但美國的經濟規模更大，儘管大蕭條對美國的影響更嚴重，美國的經濟體量，仍然是英國的兩倍多。

今天的美國也面臨著類似的經濟產值相對下降的問題。按照購買力平價法，考慮許多中國國內商品的價格更低，中國GDP在2014年已趕上了美國。按當前美元計算，美國經濟體量仍然更大，但預計兩國的差距將會縮小。今年，中國的美元GDP會是美國的75%左右，到了2026年，則將達到89%。

中國給美國帶來的經濟挑戰比蘇聯曾經帶來的更大。這不是什麼秘密，因為蘇聯的經濟規模在冷戰期間從未超過美國的44%。

在許多運用於國家安全應用的技術領域，從人工智能到量子計算，中國正在努力追趕美國，這也不是什麼機密消息了。中國領導人的雄心壯志也是眾所周知的。

這五年來，美國對中國政府的好感明顯轉變為負面。即便如此，公眾對於應對來自中國的軍事威脅也沒有多大的熱情。如果中國攻打台灣，大多數美國人可能會與英國首相張伯倫的觀點一致，他曾臭名昭地將德國在1938年分割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動描述為「遙遠國家的爭吵，而我們對爭吵的雙方都一無所知」。

在兩次大戰之間，英國態度軟弱的一個關鍵原因是知識分子對帝國的反抗，以及更普遍的對英國傳統價值觀的反抗。

丘吉爾厭惡地回憶起1933年牛津大學辯論社在辯論中提出的動議：「我們拒絕為國王和國家而戰」。他指出：「在英國，人們一般會對這樣一個插曲一笑置之，但在德國、俄羅斯、義大利和日本，他們會有英國已經變得腐朽墮落了的根深蒂固的想法，這種想法也動搖了許多人的盤算。」

當然，這也正是如今中國新一代「戰狼」外交官和民族主義知識分子對美國的看法。

納粹、法西斯和共產主義者都認為英國人對自己充滿了憎惡。「我甚至不知道大英帝國正在消亡，」喬治·奧威爾在他的文章《獵象記》中記錄了他作為殖民地警察的時光。沒有多少知識分子能有奧威爾這樣的洞見，認為英國仍然是「瘦死的駱駝比馬大」。許多人——不像奧威爾——他們選擇了信仰蘇聯共產主義，他們為西方國家的情報部門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與此同時，令人震驚的是，大量上流社會的貴族精英還被希特勒吸引。甚至《每日快報》的讀者，也樂於取笑而非讚頌大英帝國。

《帝國的終結》

美利堅帝國不像曾經的大英帝國一樣有英聯邦自治領地、殖民地和受保護國，但它現在所處的國際主導地位，以及過度擴張帶來的代價，完全與大英帝國相似。

現在美國的左翼和右翼都習慣性地嘲笑或謾罵美國帝國主義的計劃。《國家》雜誌的記者湯姆·恩格爾哈特（Tom Engelhardt）幸災樂禍地說：「美利堅帝國正在崩潰。」

對於右翼來說，經濟學家泰勒·考恩（Tyler Cowen）譏諷地想像著「美利堅帝國的衰落會是什麼樣子」。：

與此同時，進步的非裔美國哲學家康奈爾·韋斯特（Cornel West）認為「‘黑人的命也是命’與反對美利堅帝國的抗爭殊途同歸」，還有兩位支持川普的共和黨人瑞安·詹姆斯·吉爾·杜斯基（Ryan James Gir dusky）和哈倫·希爾（Harlan Hill）認為最近的新冠疫情揭露了「美國其實穿著皇帝的新裝」。

右翼仍然捍衛著美利堅共和國建國的傳統：與此相反，「覺醒」的左翼則試圖將美國歷史改寫為充斥著奴隸制和種族隔離的血淚史。但政治光譜中的任何一方都沒有多少人渴望回到上世紀40年代開始，美國扮演全球霸權時代。

簡而言之，就像20世紀30年代的英國人一樣，21世紀20年代的美國人已不熱衷於帝國主義——中國的觀察人士注意到了這一現象，並對此津津樂道。

然而，帝國仍然存在。

美國幾乎沒有多少真正意義上的的殖民地：只有加勒比海的波多黎各和美屬維爾京群島、北太平洋的關島和北馬里亞納群島，以及南太平洋的美屬薩摩亞。按照英國人的標準，這些殖民地根本不值一提。然而，美國與曾經的大英帝國一樣，軍隊遍布全球，無處不在。美國的武裝部隊人員在150多個國家都有部署，駐外軍隊總人數約為20萬人。

承擔如此廣泛的全球責任並非易事。但是，要想擺脫他們同樣不容易。

英國人為此吃過苦頭，美國人則要吸取英國人的教訓。

拜登決定從阿富汗進行「最後的撤軍」被認為是不明智的，這說明了美國想要減少其在海外所承擔的責任，並不容易。

歐巴馬曾經也做出了類似的從伊拉克撤退的決定，並於2013年宣佈「美國不是世界警察」。

川普的「美國優先」（American First）原則只是同一種衝動的民粹主義的版本：他太渴望離開阿富汗，並以關稅取代「反恐支出」。

在阿富汗發生的撤軍災難完美的說明，想要放棄對全球的主導權，這個過程是不太可能和平度過的。不管用何種措辭，宣佈放棄這場歷時最長的戰爭，就是承認失敗。

這不僅僅對塔利班，是他們的勝利。

中國也在密切關注，畢竟中國與阿富汗也有一段狹小的接壤土地。俄羅斯也在幸災樂禍的作壁上觀。

就在歐巴馬宣佈放棄做世界警察的幾個月後，俄羅斯立刻就對烏克蘭和敘利亞進行了軍事干預。

這並非巧合。

拜登相信美國可以像之前從越南撤軍、擺脫越南這個泥淖一樣從阿富汗撤軍。

越戰是段不光彩的歷史，美國在越南受到的屈辱確實產生了後果。它為蘇聯及其盟國以可趁之機，在其他地方製造了麻煩——包括非洲南部和東部、中美洲以及蘇聯於1979年入侵了阿富汗。

於是我們可以推論在喀布爾重演西貢當年的淪陷，未來也將產生類似的不良影響。

即便新保守主義在2003年入侵伊拉克後抬頭，狂妄自大到了頂峰的時候，美利堅帝國的終結也不難預見。

我在《巨人：美利堅帝國的興衰》一書中首次提出，當時美國的全球地位至少存在四個根本性的弱點：一是人力赤字（很少有美國人願意在像阿富汗和伊拉克這樣的地方長時間工作）；二是財政赤字（見上文）；三是關注度不夠（選民在大約四年後就對任何大規模干預失去了興趣）；四是歷史視角的缺失（決策者不願從前任那裡汲取經驗教訓，更不願意從其他國家吸取經驗教訓）。

但是曾經的大英帝國從來沒有這些事件。

另一個不同之處在於——這比財政赤字要深刻得多——是美國的負國際投資（NIIP），它佔GDP的比例是-70 %。

負的國際投資本質上意味著外國人對美國資產的所有權，超過了美國人對外國資產的所有權。相比之下，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儘管有大量的海外資產被清算以資助一次世界大戰，但它仍然有著龐大的正國際投資。從1922年到1936年，它一直保持在GDP的100%以上：到1947年才下降到3%。

拋售剩餘的帝國白銀（準確的說，是迫使英國投資者拋售海外資產，交出美元）是英國為二戰買單的一種方式。

但是美國作為一個債務大國，並沒有與之對等的儲備金。只有通過更多的公債出售給外國人，美國才能負擔得起維持其世界霸主地位的成本。

這對於維持其超級大國的地位而言，實在太不穩定了。

《丘吉爾：「我當首相不是為了主持大英帝國的葬禮」》

丘吉爾在《集結風暴》中的論點並不是在借德國、義大利和日本的崛起這一不可阻擋的進程來譴責英國的衰落。相反，他堅持認為，如果西方民主國家在1930年代早些時候採取更果斷的行動，戰爭本來可以避免。

當小羅斯福總統問丘吉爾這場戰爭應該叫什麼時，丘吉爾立刻回答說：「不必要的戰爭。」

同樣的道理，中國的崛起也並非不可阻擋，更不用說俄羅斯了。從朝鮮到委內瑞拉，所有與他們結盟的小國都是經濟上的弱國。中國人口老齡化的速度比預期的還要快，勞動力正在萎縮。

居高不下的公營及私營部門債務正在拖累經濟增長。它也可能在氣候危機中，首當其衝，因為它無法輕易改掉依賴煤炭，作為工業能源的現象。

然而，一系列事件的發展又很容易導致另一場不必要的戰爭。

最有可能是在台灣問題上爆發。

中國要統一台灣，而美國模糊地承諾要防禦中國——隨著東亞地區軍事力量平衡的轉變，這種承諾越來越缺乏可信度。

美國航母越來越難招架中國的東風-21D等反艦彈道導彈，而這還只是美國國防部無法解決的問題之一。

如果美國的威懾失敗，習近平發動突然襲擊，美國將面臨更嚴峻的選擇，要不然打一場漫長而艱苦的戰爭——就像英國在1914年和1939年所做的那樣——要不然就像1956年蘇伊士運河事件那樣，直接認輸。

丘吉爾說他寫《集結風暴》是為了表明：

邪惡者的惡意如何因善良者的軟弱而愈發猖狂；民主國家的結構和習慣為何——除非與更大的有機體結合在一起——會缺乏為卑微大眾提供安全感的毅力和信念；甚至在自我保護的問題上……謹慎和克制的忠告反而會帶來致命的危險……以及因為渴望安全和平靜的生活，而採取的中庸之道，可能會直接導向災難的中心。

他用一句精辟的格言作為這卷書的結束語：「事實勝於幻想。」

近年來，美國領導人過度熱衷於幻想了，譬如小布希領導下新保守主義者「全面統治」的幻想，還有川普想像出的美國「大屠殺」的黑暗噩夢。

隨著另一場集結風暴的到來，也許是時候面對現實了。

丘吉爾看透了這一點：帝國的終結很難不伴隨著陣痛。

——圖片：美國運輸機撤離阿富汗難民、美國最後離開的軍事領袖、拜登在白宮發表演說

歧視經濟不好的省，就好像我們歧視台灣一樣???

我特別去百度找了台灣GDP數據，節錄重點

【1】台灣人均GDP約為全(中)國人均的2.8倍
【2】2020年全國人均GDP最高的北京，還比台灣低了2.82萬元(人民幣)
【3】其他經濟強省，廣東、江蘇、上海、浙江，和台灣均有不小的差距

【少子化的敵人在那裡?人口政策目標在那裡?20171016】

因應少子化危機，衛生福利部半年前成立「少子化辦公室」，但其成效卻受質疑，立委鍾佳濱要求衛福部應釐清生育率低的敵人及我們的目標在那裡？才能對症下藥，否則將事倍功半。

　鍾佳濱質詢衛部長陳時中，你現在就像打一場對抗少子化的戰爭，應該要了解我們的敵人在那裡?他問，我們生育率低的敵人在那裡?陳時中想了一下說是「經濟」，鍾佳濱說「我覺得是觀念。」鍾佳濱提出台灣總生育率與人均GDP趨勢圖為證，說明3０年來台灣國民所得逐漸增加，生育率卻持續下降，在華人社會中，農業社會階段的價值是勤儉致富，多子多孫多生產力，但進入工業社會後就不再要求多子多孫，多子多孫是成本而非資產。

　鍾佳濱又播放一段新加坡的宣導短片，說明高所得的醫生、律師不生孩子，但不一定幸福。他說，新加坡在2０１０年後，華人所佔比例下降至7４％以下，這是他們相當在意的，因此在提升生育率的同時也積極爭取從其他華人地區移民，因為中國人民法制觀念薄弱，所以將目標看凖台灣、香港。

　鍾佳濱批評衛福部標舉少子化辦公室大旗，口口聲聲說要提高生育率，卻不清楚目標在那裡？他認為在提高生育率的同時，上位之人口政策更為重要，他要求衛福部詢問總統、行政院我們的人口政策目標何在?出生率的目標為何？目前總人口數是2３００萬人，若要成長到2５００萬人，成長的2００萬人是透過生育或移民？

　鍾佳濱要求衛福部提供新加坡、港澳、北京、上海、深圳、雙北等以華人為主的大城市人口生育率的變化與經濟、所得成長的關聯性如何？所採取的對策為何？結果又如何？衞福部應先進行跨國跨城市的比較研究，作為人口政策的參考，才能對症下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