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猶太人死也不會去考公務員？

美國70%的財富都掌握在3%猶太人的手裡，在每個人財產都縮水的年代，只有猶太人能繼續創造財富，你只有學會猶太富豪的不景氣生財術，才有可能擺脫一輩子窮忙到老死的命運！

面對不景氣，猶太人和你想得不一樣

《塔木德》是1000多年來由2000多位猶太學者集體編撰而成的，是一部集宗教、律法、處世和經商法則的偉大經典。猶太人的致富聖經《塔木德》中有句格言：「上帝把錢作為禮物送給我們，目的是讓我們購買這世間的歡樂，而不是讓我們攢起來還給祂。」

猶太人認為光靠勞務報酬，做一輩子的守財奴，永遠不可能成為大富翁。他們不做死命存錢的事，因為鈔票對他們來說，不僅僅是「錢」，它的價值也不僅止於面額上的數字，他們將鈔票作為一種工具，一種能讓錢持續源源不絕流進口袋的生財器具，因此他們仔細權衡每一筆支出，他們用錢買的不會是當下的需求，而是買進未來、買進可以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財富。

很多人討厭猶太人，說他們是一個視錢如命的民族，為了賺錢，什麼事都做得出來，不過，與其說他們喜歡錢，不如說他們是「喜歡賺錢」，他們靠自己深謀遠慮的精明腦袋，逆轉了自己的命運，賺進令你瞠目結舌、多到數不清的財富權勢，並且樂此不疲。

猶太人擅長從困苦的日子中翻身致富，回頭看看台灣薪貧族的處境，不僅經濟市場哀鴻遍野，還要面對高失業率和高物價指數的衝擊，我們擁有的資產總額卻只比零多一點點。若是能從猶太人那兒擷取一些與眾不同的「賺錢」智慧，仿效他們「喜歡賺錢」的心態，轉換思維，或許就會發現經濟不景氣，其實沒有那麼糟糕，畢竟有人的地方就有消費，只要懂得敏銳觀察、逆勢操作，賺錢的機會仍然無所不在。

為何猶太富翁死也不會去考公務員？

當經濟不景氣的時候，很多人都會為了追求穩定的生活和福利而去考公務員，為什麼猶太人死都不會去考公務員？猶太人雖然是全球最富有的民族，卻也是一直在流浪沒有自己國家的民族，這樣的危機感使他們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在一個警覺而奮進的狀態，也使得他們掌握了更多方式來抵禦風險。

對於猶太人來說，考公務員依然無法達到真正的財務自由，這是另一種當螺絲釘的選擇，只不過這台機器從私人公司換成國家，然而，國家這台機器真的有如此穩固而萬無一失嗎？在歐債危機爆發之後，希臘和西班牙首先削減了公務員的薪水和福利，而加拿大和古巴各國紛紛裁減了數萬名的公務員，大環境的不景氣影響下，公務員優厚的福利會拖垮一個國家的財政，當這把隨時會開鍘的刀有可能伸往你的脖子，你還會往公務員這個坑裡跳嗎？

精明的猶太人認為，公務員的存在是為了節省交易費用，而無法創造出真正的價值，私人的財富可以透過更多的投資行為創造更多未來的財富，一個公務員所提供的服務，實際上並沒有那麼高的價值獲得如此高的收入。他們也不會浪費時間和精力在通過公務考試上，這對猶太人來說反而是生產力低下的行為。

公務員的職涯向上發展性和向外發展性差，環境安逸會讓人缺乏危機意識，也無法培養能力，在目前的經濟環境體制之下，就算是穩定收入的公務員，同樣逃不過高通膨把資產吃掉的命運，卻會因為政府財政日益困難，現有福利逐漸削減，當人力精簡，公務人員的工作量也會有越來越大的趨勢，當景氣越來越差，政府財政收入降低，公職環境更是看不到任何未來發展的機會。

猶太人會怎麼選擇？

猶太人的思惟受到宗教影響非常深遠，猶太教向來鼓勵人應該全力發展自己的能力，拒絕抹殺個性，他們主張用自己的力量去改變他們認為不合理的東西，甚至認為個人的力量是可以影響世界的。

《塔木德》裡會勸告猶太人應該擁有抱負和雄心：「凡是胸懷大志的人，最後總是會有所成就的。」從猶太教的觀點來說，猶太人是上帝的特選之民，是上帝挑選出來的，因而具有極高的素質，擁有一般人所不具有的能力，他們對自己打從心底有很高的期望，希望自己能夠超越其他民族的人，在這樣的民族性之下，他們不會選擇當一顆安逸被動等待命運的螺絲釘，景氣越糟，他們越要在危機中創造屬於自己的財富。

英國猶太人詹姆士年輕時把父親給他的一筆財產花光，他才覺醒要努力奮鬥，決心從頭做起。他從哥哥那裡借來一點錢，自己開辦一間小藥廠。他親自在廠裡組織生產和銷售工作，從早到晚每天工作十八個小時，把工廠賺到的一點錢積蓄下來擴大再生產。幾年後，他的藥廠辦得有點規模了，每年有幾十萬美元的盈利。

但靈敏的詹姆士經過市場調查和分析研究後，覺得當時藥物市場的發展前景不大，又了解到食品市場前途光明。世界上有幾十億人口，每天要消耗大量的各式各樣的食物。經過深思熟慮後，他毅然出讓了自己的藥廠，又向銀行貸得一些錢，買下「加雲食品公司」的控股權。

這家公司專門製造糖果、餅乾及各種零食，同時經營煙草，雖然規模不大，但經營類別不少。詹姆士掌控該公司後，在經營管理和行銷策略上進行了一番改革。他首先將產品的規格和式樣進行了擴展延伸，如把糖果延伸到巧克力等多個品種；餅乾除了增加品種，細分兒童、成人、老人餅乾外，還向蛋糕、蛋捲等發展。這樣就使公司的銷售額迅速增長。接著，詹姆士在市場領域上下功夫，他除了在法國巴黎經營外，還在其他城市設立分店，後來還在歐洲眾多國家開設分店，形成了廣闊的連鎖銷售網。隨著業務的增多，資金變得雄厚起來，詹姆士又隨機應變，把英國、荷蘭的一些食品公司收購下來，使其形成大集團，名聲鵲起。詹姆士的成功，正是得益於他當初對小藥廠經營前途不佳的理智分析，及時捨棄，從而轉向食品行業。可見，適時放棄也是商業經營中的一種高級智慧。

這就是猶太人。他們思想開放，崇尚自由，反對一切守舊的東西，更不會為一些僵化的觀念和傳統的做法所拘束。猶太人的性格不會被傳統的背景和勢力所嚇住，年老的拉比總是鼓勵年輕人按自己的意願去做事，不要害怕去嘗試新鮮的事物，即使是冒險也是值得的。

他相信的是自己的能力，相信自己可以改變自己的不利處境，他要做的就是推翻前人帶給後人的影響，而創建一個由自己主宰的國度。猶太人的思想是開放的，他們甚至沒有國家、種族和地域等等的限制。他們為了自己能夠生存和發展，走遍了世界的各個角落，這些便是現代商人的原型。

當機運到來的時候，猶太人就利用自己的技能，在沒有資本，沒有工具，也沒有錢的情況下，沿著社會階梯向上攀登。不考薪資優渥的公務員是暫時地放棄眼前的利益，但是猶太人著眼的永遠是為了未來得到更多的利益。當機會來臨時，不敢冒險的人永遠只是平庸之輩。

即使只能領死薪水，還是要先買房？

每個月固定領死薪水的上班族，心中都有一個疑問：「現在景氣這麼差，老闆不賺錢，我也沒錢賺，物價又那麼高，薪水都不夠用，不負債就偷笑了，怎麼可能擠出第一桶金？」

當你這麼質疑的時候，翻翻報紙、看看商業雜誌，就會發現，事實上，和你條件相當，卻成功賺到第一桶金的也是大有人在，但是為什麼那個人不是你？

因為你一直嚷嚷著不可能，同時卻不去檢討自己的收支和資產分配狀況，不改變消費習慣，不肯花精力做功課學習投資，還是讓每個月的薪水四處流散，你當然一輩子都不可能擁有第一桶金。

猶太人相當重視理財的概念，猶太父母在孩子很小的時候，就透過各種方式來教育他們要謹慎使用自己的資源；例如，每個孩子都會有一個自己專屬的糖罐子，每個禮拜一，父母會發給他們固定、每個人都相同的糖，做為一個禮拜的用量，要怎麼分配使用，由孩子自己決定，如果一下子就吃完了，那別人在喝著加了糖的咖啡時，你就只能喝苦咖啡，別人有甜食當零嘴時，你就只能舔手指乾瞪眼，不然就要向父母或其他兄弟姊妹提出協議，用自己的勞力或任何東西去換取更多的糖。

猶太人常說：「賺錢不難，用錢不易。」意思是說，每一筆花費都要仔細衡量，如果花出去的一塊錢，不能幫你賺進兩塊錢，那你就不該花這筆錢，這就是為什麼他們總是能把小錢變成大錢的原因。對於金錢的使用，要積極的規畫，徹底執行，才有可能迎接第一桶金，然後生出第二桶金，甚至變成不斷有金錢冒出匯集的聚寶盆。

擁有保值商品，才能對抗通貨膨脹

現在全球經濟處於頹勢，各個國家為了刺激經濟，會採取「量化貨幣寬鬆」政策（Quantitative Easing，QE），中央銀行開始狂印鈔票注入市場，使得你我手上的現金開始貶值，資產大縮水，連帶消費者物價指數（Consumer Price Index，CPI）年年飆升，開始通貨膨脹，薪資卻一直沒有跟著成長，換句話說，就是用你的薪水，可以買到的東西愈來愈少，手裡雖然捧著鈔票，但是你將會愈來愈窮。

面對眼前的經濟局勢，感覺投資什麼都會慘賠，所以多數人無可奈何地選擇安份的守住現金，認為至少還有利息可以賺，但是不要忘記了，這同時也是「負利率」愈來愈嚴重的時期，通貨膨脹率高過銀行存款利率，錢只會愈存愈薄，你的資產可能放著放著就蒸發掉了。

所以，要把現金換成可以保值的商品，像是土地、房產、黃金、鑽石，或是古董等等，其中，猶太人認為土地又比房子來得有價值，因為買了一間房子，只是和別人共同擁有房屋所在的土地，而且土地不會變動，屋子則會變舊損毀。黃金、鑽石雖然也有買賣價差的波動，但是幅度相對來說還是小的，而古董商品，因為藝術層面的價值，當然是時間愈久愈珍貴。

猶太富翁在經濟蕭條時，仍然可以繼續累積財富，就是因為他們讓資產彈性流動，從長遠來看，全球的景氣有一個循環週期，現在的景氣確實很低迷，但是將來反彈回來，中間仍有利潤，而且即使現在的企業普遍表現不佳，卻有在不景氣中依然火紅的產業，也就是說，如果你很認真地把現在的兩塊錢放在對的標的上，就有機會變成三塊錢，但是如果你把這兩塊錢緊緊的縮死在保險箱裡，那它就是兩塊錢，以後甚至變成不到一塊錢，當你驚覺自己居然一毛錢都沒享受到，就變窮了，到時候想後悔也來不及了。

猶太人會選擇到到國外打工嗎？

當景氣寒冬到來，失業率節節高升，每個人的所得薪資倒退回十多年前的水準時，越來越多年輕人選擇到國外打工，以當屠夫或是到農場採草莓付出勞力的方式賺取他們人生的「第一桶金」。對他們來說，在國外一個星期同樣是工作五天，每天可以朝九晚五準時下班，一個星期就可以賺到兩萬二，為什麼還要留在台灣領一個月兩萬二這樣讓人無法生存的低薪？

在台灣，很多年輕人一畢業以後就失業，經歷一段時間好不容易才找到工作，找到的工作，也未必是符合自己興趣的工作，大家都在為了五斗米折腰，「上班打卡、下班責任，假日做到死」，一個月才領兩萬二，這是目前「窮忙族」的生活寫照，就像是一部巨大機器裡的一顆卑微螺絲釘，無法支配自己的命運，只能勞勞碌碌混日子，當零件老舊破損，只能等著被汰換。

在這種普遍悲觀的氛圍底下，國外的自由悠閒生活和較高的待遇變成了年輕人心中一個美麗的憧憬，有些人是為了夢想而去國外，有些人是為了賺更多的錢，但是到異鄉討生活，不見得比台灣輕鬆。以到澳洲打工為例，景氣不好，澳洲的狀況也一樣差，尤其在歐債危機爆發之後，各國的失業率變高，許多年輕人也成為背包客到澳洲打工。當地規定，外來打工者不可以在同一個雇主下工作超過六個月，所以一段時間之後就要找新工作，若沒辦法找到，就只是從在台灣的失業族，變成在澳洲的失業族而已。

飛往國外打工一邊度假一邊賺錢的夢想就像是十九世紀中葉美國的淘金夢，當時發現金礦的消息從美國加州傳來，許多人認為這個機會千載難逢，於是紛紛奔赴加州。淘金夢的確很美，做這種夢的人也比比皆是，有越來越多的人湧進這座城市，當時加州遍地都是淘金者，而金子自然不能盡如淘金者的意願，變得越來越難淘。不但金子難淘，因為僧多粥少，生活也變得越來越艱苦。當地氣候乾燥，水源奇缺，許多不幸的淘金者不但沒有一圓致富夢，反而喪身此處。

目前會選擇到國外打工的年輕人分成兩種，一種是憑藉著自己的勞力，瘋狂賺錢，只想要存錢帶回台灣；另一種是打工度假的背包客，存了一筆旅費就去旅行，認識不同的朋友，體會當地的異國文化。每個人固然有權利選擇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但是對於想要靠著到國外打工度假同時存到第一桶金就此翻身致富的人，擅長創造財富猶太人的想法顯然和你不同。

猶太人如何致富？

美國作家索爾貝婁曾經說過一句名言：「對猶太人來說金錢是唯一的陽光，它照到哪裡，哪裡就亮。」最開始的時候，猶太人跟每個人都一樣，沒有金錢、沒有地位，甚至沒有國家。在這個世界上流浪的猶太商人是怎樣成為有錢人的呢？他們會用行動積極創造出自己的財富。

被譽為這個世界上最精明的猶太人會選擇到國外去打工嗎？他們不會。對於精明的猶太人來說，到國外打工只是賺錢的其中一種方式，絕對不是他們致富的選項。在他們的想法裡面，會認為到國外出賣勞力打工只不過是讓自己從一顆螺絲釘換到另一個地方當螺絲釘而已，他們不會只重視眼前微小的利益，因為一個人不可能一輩子都靠勞力賺錢。

有一個台灣的留學生在國外大學畢業後到澳洲工作，進入金融業從普通文書開始做起，他的第一份薪水大約是十萬台幣，後來他考到當地的金融證照，作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加薪二萬，每個月是業績而定還有一至二萬不等的分紅，年終獎金另計，年假二十天。做了三年之後，他卻決定回台灣發展。

每個人都認為他做了一個錯誤的選擇，台灣的薪資環境比澳洲低那麼多，福利也有差，不繼續留在澳洲過著愜意的白領生活真是個笨蛋！但是他卻認為自己在澳洲頂多只是一個高薪勞工，雖然目前台灣大部分企業所提供的薪資、福利缺乏競爭力，但是為了累積經驗，他還是選擇回台灣充電，在台灣本土的金融業他可以學到好幾倍的經驗。

尤其是當金融風暴來襲，台灣政策更是鎖國封閉，種種不利的因素，會成為他發展的良機。他決定在台灣邊工作邊考國際金融證照，之後去新加坡或香港，而不會選擇再回到澳洲，因為他了解在同樣都是亞洲背景之下，在國外工作過的外語能力和經驗就變成他的優勢，這就是運用了猶太人的思惟，在最糟糕的環境中乘勢向上發展。

當初那個留學生繼續留在澳洲，也許會有不錯的發展，但是卻不會有亞洲金融業的經驗，能夠提供給公司的附加價值就少了一些。如果再過十年，他對公司來說依然只是一個外國人，沒有什麼發展空間，也不具有競爭力，只是住在國外的一顆螺絲釘，和一般時下的窮忙族本質上沒有不同。

猶太人雖然是視錢如命的一個民族，但是真正讓他們致富的思惟，不是你能夠在短時間之內掙了多少錢，不是靠著打工去賺人生的「第一桶金」，而是要看你能留下多少錢，把錢留住多久，以及你的「第一桶金」是否能夠幫助你生出未來的「一百桶金」。

Quote：
雖然這個過程實際上是由一個「沒有」黃金準備的貨幣轉換為「有」黃金準備的，#幣值換算本身也基本沒有影響到購買力，但不要說是現在，就連當時都有人信誓旦旦說四萬塊換一塊的過程使得他或他的長輩財產大幅縮水。

其實我是相信某些人的財產會大幅縮水的真實性，這就是理論和現實的差距，不要說七十幾年前，就是近幾年印度政府的換鈔政策，也是害慘了了一堆人，那些存了私房錢又不識字不能去銀行換鈔的印度家庭主婦，被迫在拋棄財產或曝光財產中二選一，許多 #賺黑錢或有洗錢需要的人，#由於他們真正的財富狀況不能曝光，也選擇直接作廢舊鈔。當年的老台灣當然也有同樣的問題。

簡單來說，雙方講的都對，#幣制的轉換沒有造成貨幣本身的購買力下降，但的確會造成某些人的財富縮水，只是造成財富直接縮水的，不是幣制轉換這個政策本身，而是有許許多多的人，基於他們各自不同的實際狀況，不能或不願參與到官方的貨幣轉換機制上來。

台幣「四萬塊換一塊」往事

所謂「四萬塊換一塊」，是指1949年6月15日，台灣省政府下令將舊台幣以40000比1的比率折算為新台幣。

雖然這個過程實際上是由一個「沒有」黃金準備的貨幣轉換為「有」黃金準備的，幣值換算本身也基本沒有影響到購買力，但不要說是現在，就連當時都有人信誓旦旦說四萬塊換一塊的過程使得他或他的長輩財產大幅縮水。

其實我是相信某些人的財產會大幅縮水的真實性，這就是理論和現實的差距，不要說七十幾年前，就是近幾年印度政府的換鈔政策，也是害慘了了一堆人，那些存了私房錢又不識字不能去銀行換鈔的印度家庭主婦，被迫在拋棄財產或曝光財產中二選一，許多賺黑錢或有洗錢需要的人，由於他們真正的財富狀況不能曝光，也選擇直接作廢舊鈔。當年的老台灣當然也有同樣的問題。

簡單來說，雙方講的都對，幣制的轉換沒有造成貨幣本身的購買力下降，但的確會造成某些人的財富縮水，只是造成財富直接縮水的，不是幣制轉換這個政策本身，而是有許許多多的人，基於他們各自不同的實際狀況，不能或不願參與到官方的貨幣轉換機制上來。

長期的、間接的財富縮水，其脈絡就必須要上溯到戰爭末期。

戰爭還沒結束，各國其實已經在討論戰後怎麼整理貨幣的問題，對於當時人來說，他們主要參考的，就是一次世界大戰戰後的慘痛經驗。

由於一戰後，世界各國陸續陷入長期的經濟蕭條，各國為了消化國內過剩的生產，紛紛採取了貨幣貶值（脫離金本位）的方式增加其產品的競爭力，傾銷到世界各地，但與此同時，又在同一貨幣區域內（特別是殖民地與殖民宗主國），築起關稅壁壘。這個大家有志一同的作法，最終經過複雜的演化，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最重要的導火線。

例如日本，一戰為日本帶來戰爭景氣，但一戰後，日本經濟就陷入了長期低迷，他們也學著歐美列強將貨幣與黃金脫鉤，試圖以超貶的貨幣將貨物傾銷到世界各地，但日本人馬上遭遇困難，傾銷到歐洲或東南亞的貨物，遇上了關稅壁壘，傾銷到中國的貨物，則遇上了從五四運動以來的抵制日貨風潮。日本的菁英想來想去，找到了問題的癥結，認為之所以卡關，是因為他們沒有像英國的印度這樣廣大的原料來源與市場作為殖民地，於是盯上了中國東北，後來東北的腹地還是遠遠不夠，又再盯上華北。

這就是貿易保護主義演化成戰爭的邏輯鏈條。

二戰的侵略國，像是日本或是德國，在他們內部都有類似的「爭取生存空間」的聲浪，用來正當化他們侵略鄰國的行為，而且至少在他們內部輿論的語境下，都非常受到大眾乃至於菁英的認同。二戰末期，許多有識之士就非常擔心這樣的狀況會再度重演，於是催生了現在的WTO的前身GATT（關稅及貿易總協定），以及以美元與黃金掛鉤、各國貨幣與美元掛鉤的布列頓森林體系，至少在表面上，就是為了防止各國在戰後再度競貶貨幣、高築關稅壁壘。

二戰結束時，各國都處於嚴重的通貨膨脹，由於戰爭時期大量印鈔，戰後怎麼整理貨幣，就成為最重要的課題。對當時的人來說，能夠參考的，就只有一戰後整理的經驗，基本上就是兩條路線，一種德國式的、一種英國式的。

德國的方法，說穿了就是「抵賴法」。當時的德國發行了以地產為擔保的臨時貨幣（Rentenmark），以「一兆比一」的比率回收戰時濫發的馬克，幾乎是等於將原先的貨幣直接作廢了，經過抵賴之後，最後再回到老辦法，以黃金作為保證發行新貨幣，再以一比一的比率收回Rentenmark，才算完成了戰後的貨幣整理。

相較之下，英國的方法，就是立刻回歸金本位制，實行通貨緊縮。依照當時的討論，如果通膨還算合理，則實行通貨緊縮來整理貨幣即可，但面對惡性通貨膨脹，不得已還是要採取抵賴法。

二戰敗戰後的日本，基本就是採取和一戰戰敗國德國一樣的抵賴法，有興趣的可以查一下「新円切替」、「預金封鎖」這些當時金融緊急措置令的關鍵字，由於舊台幣是直接承接日本時代的台灣銀行券，有人以為如果不拿舊台幣以四萬比一的比率換新台幣，還可以拿去一比一換回日圓，算一算賺翻了，殊不知，早在戰後第一時間，日本就已經使用抵賴法整理了通貨，在整理過程中，台日基本上是斷絕往來的，如果不是陳儀以舊台幣一比一承接了台灣銀行券，不用等到新台幣發行，這些舊幣在更早的1946年3月3日後就已經全部作廢。

陳儀承接日本人濫發的貨幣，大致上有兩個計畫。

一是當時中華民國的國幣「法幣」，正要進入戰後的貨幣整理階段，效果還未可知，陳儀希望等法幣整理完成、發行新幣時，再讓台幣回歸與中央一致。

二是陳儀打算用接收自日本的日產，作為整理台灣通貨的子彈，以當時的預想，基本可以扛下日本在戰爭中與戰後接管空窗期所濫發的貨幣，當然，在這個過程中，陳儀也使用了類似日本政府「預金封鎖」的手法，把日本在最後期所濫發的武尊千圓券鎖死在銀行裡，限制持有者所能動用的比例。

但陳儀沒有想到的是，戰爭最後期，盟軍對於台灣的轟炸所造成的破壞，遠遠超乎他的想像，這個轟炸是戰略性的，可以生產戰略物資酒精的糖廠，承受了毀滅性的破壞。陳儀以出售日產所得來整理貨幣，但後來為修復炸毀的工廠，又大肆舉債，僅僅台糖一家，1946年所獲得的貸款就相當於當年台灣省整年政府總預算的一半這樣的規模，在這段時期，對公營事業的放款正是台幣膨脹的最大因素。

但要說中華民國政府拿走了台糖的存糖，導致台糖不能正常盈利，所以才需要貸款進行修復，這是把當時真實的狀況顛倒了講。實際的情況是，早在中華民國尚未接管的空窗期間，這些存糖就已經被大規模掠奪至民間，而台灣糖業由於長期有日本作為保證市場，導致生產成本過高，欠缺國際競爭力，台糖送去上海賣的食糖，最後是在面對批發價僅一半的爪哇糖的競爭之下，大敗虧輸。當時的輿論還分為兩派，一是希望台糖趕緊轉型增加競爭力，二是希望中華民國政府實行關稅保護，讓中國大陸取代日本成為台糖的保證市場，台灣本地的輿論還是傾向於後者。

但糖業畢竟還是台灣經濟的命脈，在此情況下，修復糖廠勢在必行，也因為修復所需的資金實在太龐大，也排擠了其他產業修復，這中間的取捨，也導致現在台灣人對於官方「台灣的產業不必全都恢復」一說的誤解。

對於修復台糖所需的資金，這裡的「資金」，光是有台幣並不夠，向國外購買機器設備是要用美元的，而當年的台灣基本沒有什麼賺取美元的手段，要重建台糖，所需要的舊台幣廿多億是台灣銀行印的，但美元的部分，則是中華民國中央銀行先行墊支的，一共是500萬（時約舊台幣五億）。這也就是為什麼台糖的生產成本雖然過高，甚至早在日本時代，日本本土從爪哇進口食糖都還比從台灣便宜，但日本人還是選擇向台灣購買，因為這還是可以幫日本節省珍貴的外匯。

順帶一提，在台糖重建的過程中，美國是有表達願意提供技術和貸款，至今仍有不少人對於當年政府沒有接受美國的計畫感到不解，因為依照美國的計畫，顯然修復成本更低、時間更短，因此他們認為政府不接受，這中間必有貪瀆。但我不知道為什麼，這些人並不去提，當年美國人提出的要約，是以大比例的股權移轉給美國做為條件的。接受這樣的條件，實為賣國行為。

從美國在當時國際所扮演的角色，我們就可以拉回「四萬塊換一塊」的事情上。我們先談當年的中華民國在戰後整理貨幣時，所遇到的具體問題。

首先，雖然你的國家作為戰場，殘破不堪，甚至比某些戰敗國還慘，但你畢竟是戰勝國，你可以接收敵國在本國的資產、可以主張戰爭賠款，把復興的成本轉嫁給侵略國的國民，直接抵賴這大家心理上難以接受，且對經濟衝擊太大，不利於國共內戰的局勢，在此前提下，中華民國政府也承接了台灣銀行券、汪精衛政權的中儲券，並在戰後初期就開始以庫存黃金回收市場上過量的法幣，試圖穩定區域情勢。

第二是更大的問題。當時的中華民國和各國都面臨一個共同的難題，就是隨著戰爭的進行，世界上絕大部分的黃金都集中到了美國手上，貿然採行金本位緊縮貨幣，金融必受美國支配，幣制也失去獨立性。為此，英國提出了凱因斯所設計的超國家貨幣「班科（Bancor）」作為國際貿易的清算工具，只是最終美國所主導的美元中心模式還是勝出，各國貨幣與美元掛鉤、美元與黃金掛鉤。這是戰後美元中心架構的開始，也由於美元直接與黃金掛鉤，各國就很難避免國內資本大量出逃到美元的狀況，這一點連英鎊都扛不住，這也是大英帝國解體的經濟上脈絡。

為了遏止資金出逃，各國政府祭出更強硬的外匯管制措施，但這一方面限制了檯面上的正常經濟活動，另一方面也使得繞過管制的檯面下經濟活動收益更大。

1946年3月，中華民國政府頒布外匯管制辦法，規定凡申請結購外匯者，限於三個月內可以進口的物品。這個辦法的初衷，本來只是杜絕投機、防止資本逃避，但實際上除了讓檯面下的經濟活動更加蓬勃，在檯面上，也使得隨時隨地可以裝船輸入的民生消費物品大舉輸入，需要較長時間製造的生產設備反而難以順利取得外匯購進。

另一方面，美國所鼓吹的、表面上十分中性的禁止競貶貨幣、禁止關稅壁壘的國際自由貿易原則，實際上起到的作用，則是獨厚當時沒有受到戰火波及的美國本土產品，這一來一往，就是一個美國貨把本地的產業摧毀殆盡的局面。

本地產業被摧毀，除了國內生產不足，也更難輸出賺取外匯，外匯不足，就更難穩定本國貨幣匯率，本國貨幣不穩定，又加速資本出逃，為了遏止資本出逃所祭出的管制又進一步扼殺了本有競爭力的本國產業，這是死循環。這些討論，都見於當時的政府資料與報紙。

再來看舊台幣與法幣。

舊台幣兌法幣的官價一直都是被低估的，一個很奇怪的現象是，現在居然所有關於這件事的討論，都是說這是便於國民政府掠奪台灣的物資，這也是把實際的情況說顛倒了。

匯率政策一定都是雙面刃，貶值有利於出口，這對於當時的台灣商人來說是巴不得的事。戰後初期，台灣的出口還是以米糖為主，在陳儀政權嚴令禁止米糖出口後，米糖仍然以走私的方式繼續外流至大陸換取相對被高估的法幣，並利用中華民國政府在戰後初期回收法幣的機制，將法幣兌為黃金。在當時，國民政府打算檢討舊台幣對法幣匯率的市場消息，還曾經直接造成金價下跌，而走私的目的地福建省的福州，也成為戰後初期全中國唯一一個居然米價會下跌的地方。台灣海峽走私有其季節性，在東北季風強勁、不利於渡海走私的冬季，就以囤積的方式暫時存放，這就是在二二八事件之前，陳儀政權大規模查獲包括板橋林家在內的台灣巨商囤積米穀的歷史背景，只是這段「走私白米換取一箱箱黃金」的往事不知道從何時開始，走私的主角從台灣商人改寫成了陳儀政府的官員。

光從貨幣發行量來看法幣與後來金圓券的崩潰，只能看到這個現象本身，卻不能窮盡這個現象背後的脈絡。除了貨幣發行量之外，市場對於法幣的信心，除了上述的幾個因素之外，當然還有戰爭的因素。

由於戰爭時期中華民國作為戰場，許多國土相繼被佔領，此時有多少法幣在國民政府控制區域內流通，是說不準的。事實上，在日本佔領區中，日本人也發行軍票、或以傀儡政權發行貨幣與法幣競爭，並以包含硬搶在內的各種方法將法幣強制集中，作為傀儡政權貨幣的發行準備、套買外匯，或轉過來向國民政府控制區域搜刮物資之用。而戰時國土支離破碎，法幣並沒有辦法有一個統一的發行，這也使得偽造相對來說更容易，偽鈔充斥市面，也是一個頭痛的問題。

戰後，國共內戰繼續開打，同樣的經濟戰一樣存在於國共之間，我們現在說國民黨以金圓券搜刮人民的黃金，事實上，早在1946年，內戰的另一方中國共產黨就已經開始在其控制的區域內，以其發行的貨幣強制收購區域內的黃金現貨。而同一時期，國民政府正在釋出庫存黃金回收法幣安定通貨膨脹。在這整個回收法幣的過程中（1946年3月至1947年2月），央行釋出了庫存黃金589萬盎司中的352萬盎司（即約167公噸中的100公噸；334萬市兩中的200萬市兩）。

轉折點發生在1947年1月底，國共雙方結束了一年多以來的打打談談，撤回談判代表，這被視為可能是內戰即將全面開打的信號，引發了資本瘋狂逃亡。由於外匯有所管制，除了美元、港幣黑市之外，資本要逃，當然就集中在政府還在釋出的黃金，物價劇烈波動，也引來了米糧棉紗等實物的短期炒作，甚至借錢來炒，這就是1947年2月，也就是二二八事件的同一個月，上海的「黃金風潮」。

當時不只是民間，就連軍餉、公務人員的薪餉也都被各級主管挪用去兌換黃金，但你站在他們的立場，薪水發下來馬上因為黃金上漲貨幣貶值而縮水，那還不如跳下去跟著炒高黃金，沒準還能賺，他們也沒辦法。事實上也因為這樣的問題，有些地方政府乾脆不發薪資、改發實物。

黃金風潮所引發的物價上漲實在太過劇烈，國民政府於是頒布了經濟緊急措施方案，期間內禁止一切黃金外匯買賣、嚴打囤積走私，此時是1947年2月18日，也就是二二八事件爆發的前十天。經濟緊急措施對於防止資本逃逸效果有限（一說黃金是大規模經由陸路運至廣州再轉香港），但經濟緊急措施對於舉債炒作、囤積居奇的商人是有立竿見影的效果，除了台灣，廣州乃至於各地都有投機與囤積商人破產、血本無歸的報導出現，這也就是二二八事件中，圓環緝私煙事件之所以引發民間如此巨大反彈的歷史脈絡。

順帶一提，即使是在此時，國民政府還批准了陳儀向中央申請的490億法幣的「肥料借款」，以解決台灣本地肥料短缺的問題。之前是有國際援助台灣的肥料，但援助的肥料根本不符台灣本地的使用種類，要轉售去中國本土，中國本土農民又尚未建立使用肥料的習慣，這個問題最終還是中央解決的。

無論是當時或現在，都有研究把法幣的崩潰原因簡單歸結為鉅額的軍費支出，只是我們現在隔了七十幾年回頭看，應該看得更清楚。戰後初期開始的布列頓森林體系，它最後崩潰是在1970年初期，崩潰的原因是美國黃金儲備不足、開始拒絕讓美元自由兌換為黃金。但這個體系，其實在更早的戰後初期，它也差點崩潰。

我們先來看崩潰背後的機制。

布列頓森林體系是一個以美元為國際貿易清算標準的系統，它是建立在美國巨量的黃金儲備以及承諾美元與黃金可自由兌換之上。只是這個黃金美元雙本位的系統，其邏輯缺陷（Triffin dilemma）也是非常明顯的：

簡單的說，就是美元的流動性與對美元的信心無法兼得。

其一，如果美國對他國出現逆差，他國將賺得的美元兌換為黃金，美國所持有的黃金減少，長此以往就會威脅到各國對美元的信心，這其實就是1970年代布列頓森林體系崩潰背後的機制；

其二，如果美國對他國出現順差，則他國的美元儲備就會不足，進一步對該他國對外貿易與通貨穩定造成嚴重問題。如果美國對所有的國家都是大幅順差呢？這個整體美元流動性不足的系統性問題，實際上就是戰後初期所遭遇的狀況。

此現象立刻對世界的局勢帶來了巨變。第一個出來大聲疾呼的是英國的首相邱吉爾，即著名的「鐵幕演說」，一般咸認這是冷戰即將展開的序幕。

戰後初期，美國或美國貨在區域利益上的絕對優勢地位，事實上不斷為共產主義者所謂「美國帝國主義」的宣傳提供素材，特別是在既有的反共政權被摧毀的國家，像是日本，更是迅速赤化。在此階段，布列頓森林體系的缺陷、美國在二戰後生產能力獨存的事實，都被當做了自由貿易本身的缺陷。看到這個現象的大家，特別是年輕人，想到的根本解決之道，自然也就是直接取消自由貿易。

要維持這樣一種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貿易系統不至於崩潰，擺在眼前的明路，事實上只有一條，那就是美國對各國的直接援助，容忍美國在國際收支上的赤字來換取美元的流動性，這就是美援的基本脈絡。

由於美援在美蘇軍事對抗脈絡上的強烈連結，我們很容易忽略美援在經濟上的脈絡，乃至於將美援簡單當作一國能在戰後復興的唯一因素，而忽略了美元體系在更早的階段對他國的復興所造成的嚴重阻礙。

相較於美國的馬歇爾計畫在1947年就開始對歐洲的土耳其、希臘提供實質性的援助，美國對亞洲國家的援助則遲得多，要等到1950年韓戰爆發之後，這不是只有中華民國如此，日、韓亦然。這中間的時間差，正是本文「四萬塊換一塊」的事情所發生的舞台。

這個時間差的由來，還是要回到美國國內一直以來的孤立主義氛圍，即不干涉、不捲入他國衝突的基本態度。這個孤立主義傳統，使得美國政府，相較於干預歐洲事務，更難以說服國會去干預亞洲事務。甚至美國在二戰參戰之前對英國的援助，都尚且必須小心繞過國內孤立主義的反彈聲浪。當時美國總統羅斯福曾經提過「四大自由」的說法，我們今天常常誤用其中所謂「免於恐懼的自由」，拿來要求政府積極與造成人民恐懼的事物戰鬥，殊不知當時這個詞的意思，實際上是呼籲各國裁減軍備：「不要再打了」。

還有一點容易被忽略的，就是美國政府也必須面對國內非常巨大的同情、甚至支持共產黨的聲浪。這些同情、支持共產黨的聲音，是在盛行於1950年代美國的麥卡錫主義的肅清之下，才逐漸消失。

順帶一提，二二八事件的討論中，經常有人引用的《密勒氏評論報》關於國民黨血洗台灣的報導，這則報導的撰寫者John W. Powell，實際上是原為美國戰時情報局（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 (OWI)）的運用人員，他後來因為引述中共官員的說法指控美國於韓戰中使用細菌戰而被控叛國罪。

二戰後期，美國政府雖然在檯面上支持國民政府，但也以美軍觀察團（Dixie Mission）與中國共產黨的延安方面建立官方關係，這個觀察團是在1947年的3月11日結束，隔天3月12日，美國總統杜魯門發表國情咨文，要求國會撥款4億美元支援土耳其與希臘，使兩國不至於落入共產黨手中，一般咸認這是美國支持反共政權的開端。

現在台灣流行一個說法，認為是韓戰的爆發救了國民黨。這個說法並不確切，因為韓戰爆發和中國內戰，同樣都不構成美國干預亞洲事務的正當理由。實際上使輿論翻盤的分水嶺，應該是1949年8月29日蘇聯的核子試爆，這才是普通美國人民真正有感的因素，民間輿論開始歇斯底里，也造成所謂「紅色恐慌」、麥卡錫主義等現象。哪怕這些行為客觀上救了誰，本質上都是美國人的自救。

1949年6月15日，台灣省政府下令將舊台幣以40000比1的比率折算為新台幣，有黃金作為保證的新台幣暫時穩定了下來，但事實上美元系統性的問題當然還是存在，長期下來新台幣的幣值還是不可能安定，這個系統性的問題的確是美援來解決的。但當時人並不知道，當各國復興之後，開始將賺得的美元兌換為黃金，最終一樣也導致這個系統的崩潰。

布列頓森林體系崩潰後，美國是以石油以美元計價來繼續維持美元的中心地位，這就是2001年宮崎駿導演的動畫《神隱少女》中，故事所發生的舞台「油屋」所影射的自由市場經濟體系。動畫中，大家以為自己追逐的是黃金，但實際上卻是以魔法障眼的廢土。

但那就是另一故事了。

那批美金債券 怎與台灣無關？

沈呂巡／前任駐美代表（台北市）

國民黨行管會主委邱大展舉行記者會，表示國民黨清查黨產，找到市值385億元美金債券。 記者林俊良／攝影

國民黨自查黨產發現有一批民國卅六年政府發行的美金公債。如以發行時的辦法轉兌黃金兌現，現值約三八五億台幣，該黨並未要求政府兌現，只將之視為史料而呼籲正視國民黨對國家的貢獻。

不過消息一出，相關政府單位及執政黨籍民代非但未正面看待此事，反而語多嘲諷，說是好笑、兌得到才有鬼、與台灣人民何干等等，令人遺憾。

最令人不解的一句評論是「與台灣人民何干」。事實上，政府當年以債券大量收購大陸人民的黃金美鈔（應也包括這次國民黨發現的債券），大部分後來均用於保台的內戰軍費，或運來台灣作新台幣的發行準備及台灣經濟發展的基礎。

即以黃金一項而言，現據可靠的史料，民國卅八年之際，運來台灣及用於台灣的黃金即達三四四萬兩，以現值計約達一千三百億台幣，還不算銀元、美金等外幣。同理，這大筆金額也可以說是「與台灣人民何干」，而且本來也是「搜括」自大陸人民，那我們今天是不是準備連本帶利還給人家？

同理，當年政府帶來台灣的約六十萬件故宮國寶，也「與台灣人民何干」，是否也要還給對岸，那可是每件都價值連城。又近年我們外交強力維護的象徵之一、華府雙橡園今年慶祝使用八十年，而八十年前台灣仍在日本統治之下，準此該園真是「與台灣人民何干」？故而今天如果只談台灣，沒有中華民國，台灣人民怎麼主張對雙橡園的產權？

尤有甚者，當初政府帶來台的，更有無價的文件史料。例如外交部就帶來了六十箱中國近代最重要的外交史料，包括清末自南京條約以至辛丑和約、馬關條約的原件一百餘件與六百餘幅界圖。民國史料包括自中日廿一條，以至與各國為廢除不平等條約而締結的十幾個平等新約原件等等。這是我們民族百餘年來對外血淚史最具體的紀錄，喜歡用民族主義來自誇的中共手中可是一件都沒有，那我們是不是也可以說這些文件「與台灣人民何干」，乾脆送給對岸呢？

而這些文件的後面，更代表著我們一代代外交前賢以弱搏強、力爭國權的優良傳承。例如清末爭取美國退還庚子賠款以建清華大學的梁誠，自巴黎和會蜚聲國際直至參與聯合國創建的顧維鈞，在聯合國以控蘇案一役之勝而保我會籍廿年的蔣廷黻，主辦攸關國運的中日和約與中美協防條約的葉公超，抗戰時在舊金山出奇謀、以一總領事而徵用可能資敵的廣源輪的台籍先賢黃朝琴…，他們奮鬥的精神及專業的素養，正是我們今天需要以弱搏強的外交同仁所要效法的。

當然有人又可以說這些「與台灣人民何干」，但我們外交專業一脈相傳，近年可以廿三個邦交國，辦出一六四個免落簽國（地），正可視為這種以弱搏強傳承的延續，而造福台灣人民。如我們要捨此另立傳承，恐也非一朝一夕，而先賢典範，又在何處？去年在ＷＨＡ大會上我代表發言卻不提台灣的作法，可以列入嗎？

但對主張釣魚台是日本的，而「這個國家」是上承自日本殖民政府的人來說，台灣人民應該尊崇的外交先賢難道是珍珠港事變前的日本駐美大使野村吉三郎，或在密蘇里艦上代表日本投降的重光葵之類人士？還是滿洲國首任外長、台灣新竹人的謝介石？